卸甲一书生：与李晓鹏谈关于毛泽东的谣言

tuffy05 · 发表于 2015-5-8 08:39:38

编者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关于毛泽东的谣言与真相》，作者李晓鹏

近些年来网上“扯蛋”已成为一种时尚。有语言上“扯蛋”的，有文章结构上“扯蛋”的，有内容上“扯蛋”的，更多的是全方位“通扯”。

　　语言上打趣、调侃乃至恶谑，只要不把“国骂”、“街骂”挂在嘴边，个人风格的差异乃至怪异，并不违法，网民或赞或否，也都是自己的事儿。当年鲁迅老先生不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吗?

　　结构上“扯蛋”，适应当今社会“快餐文化”的节奏，靠夸张的三言五语忽悠一下便“闪离”，几乎每小段就换个主题，令人目不暇接，脑筋急转弯，比卖拐的赵本山还能忽悠。时尚的高富帅小哥和白富美靓女可能非常喜欢，开车时不时看一下手机的司机可能也喜欢，偏偏笔者不喜欢，还联想到赵本山小品中那串用线穿起来的王八蛋。笔者总觉得这种叙述形式不利于摆事实，讲道理。寥寥几句话，又要有观点，又要有论据，真是难乎其难。

　　内容上“扯蛋”最流行，也最省事，可以由着性子来，随便立观点，论据如果有就举一个，没有就捏造一个，就算被揭穿了，顶多也是暇疵。这种叙述方式在互联网上泛滥成灾，甚至登堂入室，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不利。

　　钱钟书先生曾说过，做学问应是淡泊功名利禄的“荒郊野老”之事。笔者也以为在“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里，历史研究因本小利微，不受人“戴见”，还多少能保留点凄楚的“净土”。看了李晓鹏《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关于毛泽东的谣言与真相》(以下简称《红》文)，彻底粉碎了笔者仅存一缕的学术“中国梦”。

　　“扯蛋”已经扯到历史研究上了。

　　李晓鹏何许人也?不知。从文章看，内容上“扯蛋”处居多。但其叙述内容颇广，反驳起来必须长篇大论。本文只涉及一个方面，即竭力反对造谣的人自己的谣言。

　　仅举几个例子。

　　一、关于毛泽东住所的谣言

　　《红》文开篇即言：

　　关于毛泽东的谣言很多，有一些层次很低的，我们就不用细说了。比如说什么他在全国各地为自己修建了很多行宫别墅。其实呢，大部分都是建国以前蒋介石就修好的，还有一些是接待国内外贵宾的宾馆，毛泽东不过去住过几天，就被说成是他的行宫别墅了。

　　上述说法其实多年前就有了，笔者也曾多次撰文反驳。现在，作者不肯像自己所说的那样，“稍微认真的加以辨别一下”，又端了出来，不仅是信谣，还有传谣之嫌。

　　笔者并不赞同用“行宫别墅”来指代毛泽东在全国各地的住所。但《红》文作者深信它们“大部分都是建国以前蒋介石就修好的，还有一些是接待国内外贵宾的宾馆，毛泽东不过去住过几天，就被说成是他的行宫别墅了”，到让人怀疑该作者究竟对毛泽东日常生活有多少了解。

　　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在全国各地住过的房子有两种，一种是临时住房，比如：1，天津和平宾馆润园楼。1951年入住。2，石家庄白楼宾馆保育院平房。1952年2月4日至4月27日入住，在此修改“毛选”第一卷。3，北戴河章家楼别墅。1954年7月26日至8月20日入住。4，开封河南省军区司令部红楼一号房间。1952年10月30日入住。5，长沙何键旧宅。1953年2月入住。5，哈尔滨南岗区颐园街一号。1950年2月27日从苏联返回后入住。7，南京西康宾馆，1953年2月22日至24日入住。8，青岛迎宾馆。1957年7月12日至8月11日，携江青、李纳、李敏入住。9，江西茨坪宾馆(井冈山宾馆)。1965年5月22—29日入住115号房间。10，江西庐山美庐别墅。1959年6月29日入住。11，江西庐山175号别墅。1970年8月入住。12，上海兴国宾馆一号楼。1957年入住。13，上海瑞金宾馆太原别墅。1953年12月26日入住。14，无锡锦园(小箕山招待所)。1961年12月13日、1962年5月初两次入住。14，合肥稻香楼别墅。1958年9月16日入住。16，广西南宁明园饭店一号楼。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入住。17，安徽芜湖烟岚楼二号楼2101—2105房间。1958年9月19日入住。18，湖南荼陵县委常委办公室。1965年5月21日入住。19，浙江莫干山皇后饭店。1954年3月入住。20，长春松苑宾馆贵宾楼。从苏联返回视察长春时入住……。

　　上述举例并不全，但除了庐山美庐别墅是蒋夫人宋美龄从外国人手中买下的，其他都是资本家或军阀修的。非要说它是“蒋介石修好的”，一看就知道历史研究初学者的不严谨表述。蒋毕竟是与共产党为敌的政治、军事势力总头目，如果改行去盖房子，哪儿还够得上“人民公敌”的资格?

　　另一种是毛泽东的专用住所，即指毛在世时仅归其个人所用的(别人不能用，如果用了，一般要另建新居)房子。它们是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玉泉山一号楼、新六所一号楼、、中南海游泳池、、北京官园别墅、密云水库石骆驼别墅、人民大会堂118厅、、钓鱼台国宾馆12号楼、中南海202别墅、哈尔滨花园邨宾馆一号楼、长春南湖宾馆一号楼、天津第一招待所一号楼、济南南郊宾馆一号楼、郑州省委第三招待所(黄河迎宾馆)八号楼、南京依村1号别墅、上海西郊宾馆一号楼、杭州刘庄宾馆一号楼、杭州汪庄宾馆一号楼、南昌滨江宾馆别墅、武汉梅岭别墅、长沙蓉园一号楼、长沙九所三号楼、六号楼、广州小岛别墅一号楼和四号楼、广州鸡颈坑别墅、广州南湖别墅七号楼和松园、广州磨刀坑别墅、广西南宁西园饭店一号楼、成都金牛坝宾馆一号楼、贵州贵阳花溪宾馆、呼和浩特新城宾馆一号楼、西宁胜利宾馆一号楼、西安丈八沟宾馆一号楼、兰州宁卧庄宾馆一号楼、太原晋祠宾馆、金华“512工程”别墅、上海虹桥“一O一”住所(亦称“吴家花园专运站”)、南昌“八二八”宾馆一号别墅、庐山芦林一号别墅、大连棒槌岛别墅、青岛八大关小礼堂、海南鹿回头宾馆、北戴河别墅和小别墅、韶山松山一号别墅、滴水洞别墅、咸宁“131”工程特一号别墅一栋等。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统计并不全，比如沈阳、昆明、合肥等地省级国宾馆的情况就没有统计进来，一些非省会城市的毛专用别墅也没有算在内。其中，有的别墅毛本人居住次数较多;有的只住过一两次;有的根本就没有住过，却一直为其到来做准备;有的被弃用，如杭州刘庄宾馆一号楼、长沙蓉园一号楼、广州小岛别墅一号楼、广州鸡颈坑别墅、韶山松山一号别墅等，其他贵宾也可以入住。

　　至于这些专用住所修建的时间，说来让《红》文作者失望，除了中南海菊香书屋、杭州刘庄宾馆、汪庄宾馆3处(也都经过大规模翻修，不复原来旧观)外，大都是建于1950年代末、1970年代末的新房子。《红》文作者说它们“大部分都是建国以前蒋介石就修好的”，也是谣言。连这些“层次很低的”谣言都识别不了，何论其他?

　　二、关于毛岸英的谣言

　　1，毛泽东“完全没有要从党政军各方面来培养”毛岸英吗?

　　《红》文说：

　　比如说，这个，第一个，毛泽东把他的儿子毛岸英送到朝鲜战场上去，是为了让他去镀金的。增加点参加战争的资历，好为将来培养儿子接班做准备。但是想不到竟然牺牲了。有些人的话啊，还说的很难听，说什么要感谢美国飞行员，把未来的太子给炸死了。不然我们就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了，我们今天就是毛家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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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封建世袭制度被消灭以后啊，领袖人物要想培养儿子接班，就必须要一步一步的历练上来，不能直接封为“太子”就行了。不管你是真共和还是假共和，面子总要装的。要培养他在军队的势力，在党内的势力，还要逐步的把他提拔到一个很接近领袖的位置上，这样领袖死了以后才能够顺利的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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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老毛也想要让儿子接班，他也要按照这个程序来。军队里边的历练，那是必不可少的。等毛岸英从朝鲜战场回来，有了军功，就好进一步提拔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逻辑啊，看起来还是挺顺的。

　　但是呢，这里边确实有问题。因为这个毛岸英是1945年12月从苏联回国的，距离他去朝鲜啊，还有五年的时间。毛泽东在1943年延安整风之后已经成了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已经写进党章了。这个时候儿子从国外回来，培养接班人那可是恰逢其时啊。要知道蒋经国37年年底回国，仅仅过了几个月初就当上少将了。

　　1945年到1951年这六年里边是不是没仗可打呢?也不对呀，这几年正好是中共的军队打的仗最多，打的最为顺风顺水的六年。国共内战1945年9月全面爆发，东北、华北、华中、西北……哪儿都在打仗。还是跟国民党打，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因为国军的战斗力比较战五渣嘛，对不对?这个时候比如说，派毛岸英去东北给林彪当个参谋，那还不是很简单的事儿吗?对吧?当时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北满根据地，在司令部呆着还是比较安全的。

　　等到辽沈战役结束以后，师部也比较安全了，就可以去当个师政委嘛。再跟随东北野战军挥师南下，配一个能干的师长负责指挥，那个时候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肯定的不停的打胜仗嘛，一口气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不需要什么很强的军事才能，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几场胜仗一打，这不就可以提拔上来当个纵队政委了?然后占领某个地区，直接就从纵队政委改成地委书记，这不就党政军的资历都有了，一步一步上来了?

　　但是呢，在这五年里，毛泽东啥军事任务也没有交给毛岸英去干，而是让他去学种地，参加农村的劳动。后来又参加搞土地改革，也没什么实权，主要就是做宣传、文秘工作。建国以后，又去一家工厂当了党支部副书记。既不去军队，也不去政府。总之呢，就是完全没有要从党政军各方面来培养他的这个迹象。

　　《红》文作者在党史、军史方面知识有限，却无知无畏，什么话都敢讲，令人哭笑不得。

　　其一，说国民党军战斗力弱，派毛岸英去东北给林彪当个参谋，当时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北满根据地，在司令部呆着还是比较安全的。简直搞笑至极。东北什么时候才有了比较稳固的北满根据地?是四平之役后撤至松花江以北，通过清剿当地土匪，进行“三下江南”的艰苦作战之后。整天枪林弹雨的，毛岸英会“比较安全”吗?再说林彪本人的习惯是每次大的作战前都要亲临火线观察。给他当参谋，不随同出行，整天赖在司令部里，可以吗?与比较“五渣”的国民党打仗就安全吗?东野炮纵司令朱瑞就是在辽沈战役中牺牲的。可见战争年代，前线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在后方也有遭受土匪偷袭的危险。

　　其二，说毛岸英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可以当师政委，再打几次胜仗，可以当纵队政委，然后改行当地委书记。全是想当然。事实真相是，战争年代任命军事干部，尤其是高级指挥官，能力、资历和威望都是考虑的重点。毛岸英回国后，说自己在大同幼儿园解散后，被人收养，又流落街头，其间与国民党特务斗争，贴革命标语。但这些既不能证为真，也不能说其假的经历并不能让他一下子成为高级别干部的理由。江青说自己1930年代初入党，但直到建国初只担任电影处的副处长(也有说处长的)一职。毛岸英在上海时还小，也没有入党，通过特殊关系送到苏联上学;卫国战争中只是在斯大林的安排下，到东欧几国苏军占领的地区转了一下，没有实际参战经验;就算解放战争中在东野司令部呆上两三年，也绝不可能一下子安排到师里当政委。举两个例子：一是李作鹏，红军出身，长期在林彪手下当参谋处长，是东北很多重要战役的实际策划人，林彪爱将。他一开始到师里当师长，后来因战功和实际军事才能逐渐得到提拔。另一个是吴法宪，红军出身，新四军三师进军东北时为政治部主任。林彪在松花江北整编军队，任第二纵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们都经过近20年军旅生活的磨炼，有丰富的战争经验积累和很强的组织指挥能力。况且那时候军事指挥员与政治指挥员并没有很大的差别，许多将领都在两种岗位上分别任过职。战争年代，军事指挥员一旦缺位，政治指挥员马上要顶上去处置问题。毛岸英一个来自司令部毛头小参谋，没有战争经历和尺寸之功，骤然安排到师里当政委，成千上万人的性命攥在手心里，就算林彪愿意拿出个师由着他遭塌，全师官兵能信任他吗?据志愿军干部回忆，毛岸英很自负，一个俄文翻译，在志愿军总部的作战会议上夸夸其谈，连对部下极为严厉的彭总也忍着，不明背景的军长们大为惊讶。毛曾向军长梁兴初要求去当个主力团团长(也有说营长的。但我军很少有主力营的说法，因为不是独立战术单位)。梁就是听，没有任何表示。

　　《红》文作者的假说全不靠谱。

　　其三，《红》文说毛岸英回国后当过农民，参加过土改，1949年以后又当过北京一家工厂的“党支部副书记”。“既不去军队，也不去政府”,因此毛“完全没有要从党政军各方面来培养他”。说毛要儿子跟劳动模范吴满友学种地，跟康生去搞土改，并不错。到北京一家工厂当党支部副书记，错。是党总支副书记。而说他“不去政府”，暴露了作者对毛岸英经历的无知。毛岸英回国后除了谈恋爱，学农，当土改工作人员外，确实在政府干过，比如在延安时到中宣部工作，后来当社调部部长李克农的秘书。他自己不愿意呆在机关，到处活动，进了工厂。1950年，毛泽东曾答应让儿子去新疆工作，后来又说先到更艰苦的地方锻炼，从此没了下文。毛岸英随后到了北京机器总厂。这家工厂怎么会比新疆更艰苦?搞不清。

　　战争年代，干部变换工作，大都与斗争需要有关。毛岸英变换工作却没有这方面因素。他回国后最初为什么没有搞军事，当父亲的是怎么考虑的?无确凿史料，殊难断定。但毛泽东在儿子牺牲后，曾与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同学周世钊谈起：“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锻炼过，但他没有正式上过战场，没有打过仗，这是很不够的。”(《见证毛岸英》，第208页)毛岸英对当妈妈看待的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说，“下乡、土改都搞过，但没有搞过军事生活，没有真正打过仗”(同上书，第182页)。抗美援朝战争中，毛让儿子去当俄文翻译，恰是用其所长。在志愿军总部，一时没有多少适合他干的活(当时苏方与志愿军总部之间联系有限)，自己抢活干，反映了一个年轻人的进取心和工作热情。却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其尚缺乏军事参谋应有的军事素质，司令部工作一时很难插上手的实情(毛岸英入朝仅1个多月就牺牲了)。

　　一个人在短短6年间频繁调动，轮流到农村、机关、工厂和军队各个岗位工作，每处所呆时间都不长，如果不知道他的名字，很容易被人视为今天迅速提拔背景深厚的“火箭式”干部的惯用把戏。只要不傻，谁都会对这种调来调去的升迁“终南捷径”会心一笑。非要说毛“完全没有要从党政军各方面来培养他”，让人怎么相信?事实上，毛很快就表示要把儿子从志愿军司令部调回来。当时毛岸英已经牺牲，来不及了。

　　2，毛泽东派儿子上前线是要解决党内不团结的问题吗?

　　《红》文说：

　　所以当时毛泽东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做出这个决定的。自己关起门来想了七天，这才最后决定出兵朝鲜。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风险非常大的决定。当时想让林彪带兵去朝鲜，林彪说我去不了，我有病;然后又想让粟裕去，粟裕说，我也去不了，我也有病。当然他们是不是真的病到不能带兵，我们不去研究啊。反正两员大将都不去，这就让毛泽东更难办了。但他还是坚持要出兵，就做了两个决定，首先是让彭德怀挂帅，解决主帅问题。第二，就是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解决党内团结的问题。

　　说毛泽东让儿子上战场是为了解决党内团结问题，简直是奇谈怪论。

　　毛的抗美援朝主张确实在中央高层会议上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理由是内战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林、粟因病不能担任入朝作战统帅，也不是假话，毛泽东照准，并没有往别处想。把高层领导不同意出兵朝鲜，林、粟因病不能带兵等说成是党内闹不团结，只是《红》文作者的个人臆测，没有一份确凿史料可以证明。其实，就算党内真的出现了不团结，岂是派儿子上前线就可以解决的?

　　3,志愿军司令部是何时入朝的?

　　《红》文说：

　　根据聂荣臻的回忆，毛泽是10月6号告诉他让毛岸英去给彭德怀当俄语翻译。10月19号，彭德怀就带着一个秘书和两个警卫员秘密进入朝鲜;10月23号，彭德怀的第一批司令部成员进入朝鲜跟他回合。而毛岸英就在10月23号入朝的这第一批人中间。

　　聂荣臻当时在北京主持总参工作，对自己经历的描述无疑具有权威性。但对地处安东的志愿军总部(其实是第13兵团部)活动，还是当事人的说法更准确。说彭进入朝鲜时“就带着一个秘书和两个警卫员”，错。真相是，彭带了秘书杨凤安和4名警卫员与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同乘一车入朝，后面还跟着一辆卡车，通讯处长崔伦带着一部电台坐在上面(洪学智《抗美援朝回忆录》，第32页)。。司令部第一批成员入朝也不是晚至23日，邓华、洪学智和韩先楚当晚就分头跟随部队出发，洪于20日凌晨在朝鲜的平安北道与从长甸渡江的13兵团司令部(即后来的志愿军总部)人员会合(同上书，第37页)。《红》文作者自称以前搞经济学。但现在既然是在谈历史，就请按史学规矩来，把事实先搞准确再说。

　　三、关于延安整风的谣言

　　《红》文说：

　　王明、博古这些整风的主要对象被批判了以后，还保留了中央委员的位置。这说明，毛心胸宽广，政治斗争只是为了贯彻政治路线，不是为了整人。周恩来这样的人呢，以前跟王明博古他们一起犯过错误，但是已经改正了。所以只要做一下检讨，跟以前的错误划清界限，还要继续重用。这说明毛任人唯贤，不计前嫌，还是心胸宽广。反之，像康生这样的人，虽然对毛忠心耿耿、言听计从，但在整风过程中犯了很大的错误、制造了很多冤案，所以要坚决拿下。这说明毛泽东这个人公正无私，不姑息养奸，不包庇纵容自己的亲信。

　　以王明、博古在整风后保留中央委员的位置，来证明“毛心胸宽广，政治斗争只是为了贯彻政治路线，不是为了整人”，这话只能在中小学课堂上骗骗天真的学生。说周恩来“以前跟王明博古他们一起犯过错误，但是已经改正了。所以只要做一下检讨，跟以前的错误划清界限，还要继续重用”，这话完全没有反映延安整风的真实过程。王明且不说，博古在遵义会议以后难道没改正错误吗，延安整风时没有检讨吗，为什么不像周恩来一样得到重用，只给了个名义上的中央委员?周在整风时仅仅是“做一下检讨”吗?如果问题如此简单，怎么解释在延安整风中，重点“一是要整教条宗派，二是要整经验宗派”，而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王明，后者的代表人物是周恩来?当时毛写的9篇批判文章中都涉及到周，周甚至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被排名在王明之后，博古之前。周当时处境艰难，连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都以个人名义发电给中共中央缓颊：“像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不应该被开除出党，而应该保留他们，并为了党的事业充分地使用他们”。都到考虑开除党籍的地步了，还是“不计前嫌”，“心胸宽广”吗?

　　说康生虽然对毛忠心耿耿、言听计从，但在整风过程中制造了很多冤案，毛“所以要坚决拿下”，更是弥天大谎!康身为七大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亲自把刚刚回国的儿子交到他手里，委托其教导培养。1947年3月康生代表中央到晋绥分局指导土改，1948年初带队到山东渤海区进行土改复查(毛岸英都跟随前往)，1949年又任山东分局书记。天下有这么“坚决拿下”吗?

　　四、关于毛泽东参加长征的谣言

　　《红》文说：

　　(长征前)毛泽东当时有病，行动不太方便，他们就觉得这家伙反正不听话，带着还是个累赘，所以干脆把他留在江西，不带他去湖南了。

　　关键时刻，蒋介石帮了一个大忙。因为蒋介石这个人哪，比国际派那帮人识货，很早就看出来，上海那些马克思主义书呆子对他没有任何威胁，反倒是在江西农村闹革命的这些泥腿子威胁更大。所以天天在报纸上喊打喊杀，要坚决消灭朱毛红军。搞得包括全国各地的红军、地下党在内的大部分人，都以为朱德和毛泽东就是中共最高领袖。博古王明这些人大家都没听说过。这个时候，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间派就站了出来，坚决要求把毛泽东带上，因为要是留在江西，被国民党抓住了或者杀掉了，对士气影响太大。

　　其一，关于毛泽东参加长征的原因，伍修权曾有回忆，说博古、李德最初不想带毛一起走。“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但在《红》文作者的笔下，竟成了蒋介石帮忙的结果。蒋是如何帮忙的?仅仅因为他们天天在报纸上“要坚决消灭朱毛红军”。可这是几年来白区报刊上一直宣传的呀。难道几年前蒋介石就预测到红军要长征还准备不带毛泽东走，因此提前想到帮这个忙吗?那么，蒋介石也要“坚决消灭”其他根据地的红军，是想帮谁的忙?

　　其二，蒋介石“天天在报纸上喊打喊杀，要坚决消灭朱毛红军”就能够“搞得包括全国各地的红军、地下党在内的大部分人，都以为朱德和毛泽东就是中共最高领袖”吗?《红》文严重低估当时中共党组织的能力。事实上，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地下交通系统一直源源不断地送往各根据地，各级地下党成员也不断收到上级指示，谁会只受白区报纸的影响?红军官兵则很少有可能看到白区报刊，更不用说受影响了。

　　五、关于毛泽东“一个不杀”的谣言

　　《红》文说：

　　在党的七大上，毛已经完全掌权以后，他就说：“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他用了“极痛苦”这个词来描写当年的肃反，这是党和红军的痛苦，也是他自己的痛苦。他反思这种痛苦和错误的方式，就是下定决心，绝对不能再让滥杀人的肃反运动重现。《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里边说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里面忍着没有杀人，是因为苏联的干涉，是收到季米特洛夫反对整风扩大化的电报以后才被迫收敛的。但问题是毛泽东“一个不杀”的指示是在收到季米特洛夫电报之前就下达的。作者也承认这一点，只好说：毛泽东说这样的话，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宽大，实际上整风扩大化的势头根本没有终止，毛泽东也不想终止，是收到电报以后才被迫将假话变成实际行动的。

　　这种逻辑很难去辩驳它：反正好话都是虚伪的，好事都被被迫的。怎么反驳?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看一下，等中共统一中国、打赢了抗美援朝、斯大林都死了的情况下，谁也不用怕的毛泽东是不是继续这么说、这么做?还是说终于露出獠牙，老子要大开杀戒了，谁也管不住我了?

　　1956年4月26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里面专门提到了如何处置反革命：

　　“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能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毛泽东反省时提到的红军时期肃反问题，主要是指由他领导的总前委于1930年春处置与红20军矛盾时，具体执行人使用肉刑逼供的办法，导致被捕者乱咬一气，遂发生了将红20军班排级以上干部均视为反共的AB团份子，并全部处死一事，史称“富田事变”。其后，肃反运动扩及全中央苏区，因AB团罪名被害7万多人，因社会民主党罪名被害6352人，因改组派罪名被害2万多人。1983年，江西有238844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红》文作者说毛对此有深刻反省，并在1956年发表的《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话不错，却不符合事实。

　　这个原则从延安时代就开始执行了吗?显然没有。

　　以王实味为例。这个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写了一篇《野百合花》，对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特权供应有意见。文字登在《解放日报》上，毛泽东看到后大怒，要求严肃处理。后来组织上给他定性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于1943年4月1日正式逮捕。1947年4月，王被押送晋绥，因不承认罪名，又要求吃“鸡子白面”，经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批准，在山西兴县处死(参见李维民《档案中的王实味死因》)，尸体被剁碎埋于一口枯井之中。据说毛得知此事，曾说过还回一个王实味的话。李克农写了检讨，没有再追究，反到把儿子派去李身边当秘书。

　　1949年以后，“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原则也没有得以贯彻。

　　镇反运动中，他曾指示按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杀人。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报告，实际处决人数为71.2万(参见《“镇反”运动：按下达指标杀人》)。

　　1952年初，毛泽东发动了 “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对象是中国资产阶级。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及广泛采取的“逼供信”手段，不可避免会产生大量的冤假错案，运动过程中传递给毛泽东的许多错误信息却使其坚信党和政府工作人员与资本家们的勾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毛泽东从运动一开始，便把北京5万工商户划成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类，规定了他们的比例为百分之10、60、25、4、1。为了达到甚至超过这个比例，各地普遍采取了各种残酷手段清算资本家们的行贿、偷税漏税等罪行，一时间人人自危。短短几个月间，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全国其他许多城市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只是当地工商户较少，自杀规模没有上海那么大。最著名的自杀者是被毛泽东称为4个不能忘记的中国实业家之一的民生实业公司老板卢作孚。1952年2月8日，他在参加重庆市工会联合会和民生公司工会在民生公司联合召开了“五反”运动动员大会后自杀。

　　“五反”中除了那些自杀的，有没有被杀的?有，1953年2月28日以“贩卖假药、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的罪名枪决的上海“大康药房”店主王康年就是一个。《解放日报》公布他的罪行是用“带菌棉花旧纱布作‘急救包’用假药和旧次医疗器械等抵充定货，致使成千上万志愿军伤员用了王康年的‘急救包’而遭细菌感染身亡”。可“大康药房”只是卖药，并不生产药，“急救包”既有问题也应主要追究药厂责任;如果因遭细菌感染，成千上万志愿军伤员身亡，前线医护人员也有不及时察明的错误。但直到王康年被处死，药厂、志愿军伤员和相关医护人员都无人出面作证或提供证词，其后也没有任何药厂受到追究。据披露，王康年1952年4月被捕后，因缺少真凭实据，案子拖到第二年。直到毛对“三反、五反”运动发出指示：“一定要在运动中杀几个做样板，用来教育群众!”上海市人民法院才宣布“证据确凿、罪行成立”，立即执行死刑(《卖假药给志愿军的“奸商王康年”冤案真相》)。

　　反右运动确实没有杀一人。当时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1978年，除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名右派外，其余全部改正(参见闫桂勋《反右派斗争五十五年祭》)。对这些无端受难的人，不枪毙就能活命吗?显然不是。这些右派分子(假如是党员和干部的话，大多被开除党籍公职)被劳教劳改，受到降职、监督劳动等不同处分，承担重体力劳动，忍受人格污辱，在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中艰难挣扎，许多人悲惨死去。枪毙是死，换个办法也是死，而且死前更悲惨。至今甘肃夹边沟、东北北大荒等地还留着他们的集体坟场。

　　六、关于毛泽东与王佐、袁文才打交道的谣言

　　《红》文反驳余英时说毛上井冈山时,“满口仁义道德，哄得袁王两人贴贴服服”。理由是：

　　袁文才在见到毛泽东之前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和王佐在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几乎同时发动了宁冈农民暴动，从国民党监狱里面救出了一批在当地搞农民运动的共产党，然后退守井冈山。当时二人的身份是中共宁冈县委下面的军事干部。他们以前当过土匪，身上也有匪气，但早已被中共收编了，并不是等到毛泽东带队伍来井冈山的时候被毛的“满口仁义道德”忽悠的。

　　余英时的话对不对，笔者不想在这里讨论。但《红》文认为袁、王二人被中共收编了，就会一切按照党的要求来做肯定是错误的。据权威著作《毛泽东传》描述，当时袁、王对毛的队伍并没有多少了解，山寨意识很强，担心毛上山会不会“火并山寨”，于是请毛“另找高山”;有人提议武力解决袁、佐部，毛不同意，并提出送对方100支枪;毛与袁在宁岗大仓村见面时，袁预先埋伏下20多人、20条枪，后来看毛送他枪，便回赠600块银元，但让毛去井冈山周边打游击、筹款;上山后，毛又送了王佐70支枪吗。这一经历能证明“中共宁冈县委下面的军事干部”是在遵守党的纪律，对党的指示毫不讲价钱吗?只能说这两位刚加入革命队伍的人对指示党纪什么的并不买账。毛两次送枪，按江湖规矩显示了诚意，双方才有了进一步的合作。事实上，当时党组织内部就有人认为毛送枪与中共干部的身份不谐，太出格了，并向上级报告。《红》文否认毛在当时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使用江湖手段显然无视史实，也对显示出作者对当年革命斗争复杂环境的无知。

　　《红》文类似这种歪曲史实，片面叙述历史和靠个人异想天开假设历史的地方太多，如果一一揭出，恐怕几万字也容纳不下。就此打住。

　　《红》文中更多的问题还在于观点荒谬。如什么毛泽东“以斗争促团结”理论，中共本土派、国际派、中间派的分野以及如何平定山头等，都缺乏严肃论证，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比大排档“侃爷”高明不了多少。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红》文竟然高举“比恶思维”的大旗对付那些敢于批评毛泽东的人。一说，《红》文就会举出更坏的例子，斯大林如何，蒋介石如何，告诉读者杀人少比杀人多更仁慈，把人关进监狱，送去劳改比直接一枪毙了更友善，都是些什么歪理邪说!更值得警惕的是隐藏其后的排斥人类文明，漠视人的生命，嘲弄良善道德的无耻观念……。但这些并非本文议论范围，留待下篇再驳。

　　最后，摘一段《红》文：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很多人被冤枉了、受到了政治迫害。但是呢，大部分人，只要身体比较好、心理没有想不开自杀的，都成功熬过了文革，等到了平反昭雪的一天。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那么顺利，因为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只是被暂时打倒了，没有像斯大林的肃反一样直接从肉体上消灭。只要路线方针一走上正轨，这些人马上就可以出来工作，整个社会没有出现严重的人才断层。在各行各业，马上就涌现出一大批经验丰富的高级人才。

　　不知别人感觉如何，笔者是背脊上一阵冒冷气。都什么年月了，竟然还有这样的思维，为一场人类浩劫——文化大革命歌功颂德，理由竟然是做恶还不够。

作者:卸甲一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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