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莲 刘辉：文革中的上海市委机关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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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 彭小莲 刘辉  


徐景贤写了一本《十年一梦》。看完书，我才明白，他不会有任何反思，他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是在那样的意识形态中生活、成长起来的。他在书里甚至有一份炫耀，为自己曾经如此接近过伟人而沾沾自喜;他以为找到了真理，其实是失去了良知，失去了独立的人格。

坐落在常熟路上的瑞华公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上海市委的机关宿舍大院，有着独特的大院文化。《荒漠的旅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彭小莲与刘辉就曾经是这“大院”里的一分子。这本书以个体记忆的丰富肌理和感性的叙事方式回望历史，呈现出中国大时代、大历史的风雨烟云和中国伦理、情感的回归。

这是一部家史。作者之一刘辉即书中的小莺，她的父亲、作家刘溪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她以感性的双线叙事记录了当代几个家庭的兴衰变迁;这更是一部年代史。它被称为“延续性纪实短篇集”，采用纪实性短篇连作的方式写作，以个体记忆丰富客观历史，见微知著地见证中国大时代的变迁;这还是一部人生传奇。它还原四代女人的坎坷人生和风云际遇，向这些忧伤但美丽的传奇女人致敬。

　　开心的日子

　　欣星家是瑞华大院里最好的朝向，坐北朝南。我喜欢往那里跑，不仅是为了她们家的阳光，还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听徐景贤讲故事。那时候，我们都管他叫小徐叔叔。

　　欣星家的饭厅和瑞华很多人家一样，是两家合用的。她家和徐景贤家合用，欣星爸爸在那里放了一张香红木的饭桌;紧挨着墙壁的是欣星和保姆睡觉的大床。饭桌，把屋子一割两半，另外一半，靠着窗户的地方，是徐景贤的丈母娘睡觉的小床。我一直不知道，这间屋子的房钱由谁家支付。那时候，家具大多都是从市委机关里借来的。仔细看看那张饭桌，就会发现桌角上钉着一块小小的铅皮牌子，上面有编号。只要是向机关租借的家具，都有这块小牌子。家家都有这样的家具，所以等到“文革”抄家，这些家具被正当地拿走时，跑来跑去，进入任何一个门洞，看到的都是家徒四壁!

　　但是，在“文革”前，徐景贤还不是什么上海市革委会头头，只是在宣传部工作的年轻人，负责管创作。那时没有人叫他“徐老三”，大院里认识他的孩子，都管他叫小徐叔叔。欣星爸爸是他的上级，是理论处处长。但是，他们那时候似乎没有什么等级意识，大家都相处得不分上下级，说话争论都没有上下级别之分，像是自家人，随便得很。

　　徐景贤一回来，阿婆就给他端上热饭热菜，我和欣星已经双腿盘好，坐在欣星的大床上，面对着饭桌，等小徐叔叔讲故事。他会一边吃饭一边跟我们讲。

　　“文革”开始，小徐叔叔竟然成为了大人物，搬到康平路爱堂去住了。

　　“文革”中，宣传部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我和欣星已经意识到，离春天到来的日子将变得非常漫长。还是1968年初，妈妈已经失踪很久了，学校也关门了;除了《毛泽东选集》，没有一本书是可以正大光明地拿在手上阅读的。我们变得无所事事。

　　我们还会在院子里疯玩儿，只要还有小朋友能在一起玩，我们就是快乐的。那时候，院子的大楼里，几乎每家都有人出事，“文革”刚开始的日子里，只要有人家的门口贴上大字报，造反派来抄家的时候，大家都会很紧张地去打听，现在都成了家常便饭;当造反派敲错门来抄家，也没有人害怕。倒是哪家还没有出事，就会变得很奇怪。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们哭过、害怕过，但还是在那里肆无忌惮地大笑着，常常是在笑给别人看，有时也是笑给自己听的。

　　提心吊胆的日子

　　很快，徐景贤升到市革委会里，因为他排在中央的张春桥、姚文元后面，大家都开始叫他“徐老三”。这时，他就带着欣星家的保姆搬走了。当天下午，市委来人把电话也给拆掉了。现在，那里就剩下欣星和她爸爸两个人。三号楼里，有人是和欣星爸爸一个部门的，在单位里开始揭发欣星爸爸，说他参加过“三青团”，还曾经受训于蒋纬国的“三青团青年训练班”。特别丢人的是，还揭发出欣星爸爸在单位和另外一个女人有不正当的关系，于是又被戴上了生活作风腐败的帽子。

　　欣星爸爸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整日低头不语，空荡荡的54室，没有了人气，变得有点阴森森的。一天，吃过晚饭，我去看欣星，是她爸爸给我开门的，他问我：

　　小莺啊，你会用煤气吗?

　　欣星爸爸，你连煤气都不会用啊。

　　我们过去都是给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动手能力很差。

　　我教你。

　　我就是想烧点开水。

　　欣星爸爸，这个很简单的!

　　我示范给他看以后，就到欣星房间里去了。

　　欣星很早就躺在被窝里，她从那里伸出半个脸，对我说：

　　小莺，不要回家了，在这里陪我睡觉，好吗?

　　那恳求的声音，听上去却像是命令。回头望去，在对面的屋子里，欣星的爸爸还是像一个影子那样，贴在写字桌前，低头写交代，没完没了地写。欣星依然用那非常可怜、无望的眼神看着我，于是我答应了。

　　天冷就特别不容易憋尿，半夜的时候老想上厕所，但我使劲憋着，就是不去。最后实在不行了，我才把脚伸进冰冷的拖鞋里，踢趿着鞋皮，哆哆嗦嗦往厕所里冲。只看见走廊转弯处有微弱的灯光泻在地上，我吸着冷气，上完厕所，又拖着鞋皮朝灯光走去。灯光是从厨房的门缝隙里漏出来的，那门正虚掩着;我下意识地推了推门，好像里面有人用力把门顶着，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用尽力气推、推!一直推出一个小缝隙，可以钻进去的时候，我不禁尖叫起来，门背后是一个沙发，欣星爸爸正坐着，就在我教他怎么开的煤气灶边上。那煤气灶黑红的四个开关都大开着，但没有点火。欣星爸爸膝盖上放着报纸和书，两个手臂穿过沙发左右两边的空心扶手，双手手掌紧紧地合拢，手指已经僵化，纠缠着在一起，似乎怕被人拉开一样。他的头往下耷拉着，嘴里吐着白沫。我赶紧关上煤气，穿上衣服冲出大门，跑到隔壁人家，又冲下楼去，四处乱敲邻居家的门，像疯子一样，在楼道里大声呼叫着：

　　救命啊!救命啊!

　　几个善良的邻居来了，他们立刻把欣星爸爸和沙发一起拖到后阳台上去吹新鲜的空气，然后把厨房的门全部打开，让煤气味散去。很快，救护车呼叫着冲进了瑞华大院，大人们慌忙地把欣星爸爸抬下楼，又把他抬进救护车里。

　　欣星已经完全被吓傻了。等到阳光重新照在饭厅里的时候，机关里来人了，开始抄欣星的家。

　　一个造反派抓起一个信封，上面写着欣星的名字，他烦躁地把信封朝欣星头上砸过来。欣星吓得哇地大叫一声。没有人搭理她，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银行存折，上面有两千元人民币。那时候的两千元有多大啊，真是可以让人活上至少半辈子啊。我吓得赶紧和欣星拿着信封躲进厕所里，我们关紧了门，哆哆嗦嗦地翻着信封，发现里面还有一张信纸，上面是用楷体写的字：

　　欣星，这是你的生活费，爸爸对不起你!

　　瑞华成了“反革命”大本营

　　当有一天妈妈失踪的时候，我便听见机关里的人说，妈妈是“现行反革命”、“漏网右派”。怎么转眼她就成了“反革命”?当初，她是那么毅然决然地背叛了外公，背叛了她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连大学都放弃了，直奔着解放区去了。这不是“革命”吗?如果她是“反革命”，那解放区不就是隐蔽的“反革命”阵营?

　　所有的疑问再思考下去，我也要变成“反革命”了。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我们服从，就是不要思考，然后就是高呼“拥护”、“万岁”的口号，这断然就是革命的表现。但是，翻开字典的时候，“革命”的解释是：剧烈的变革，彻底的改革。我偷偷地问欣星：

　　我们天天只会“拥护”“服从”，革命不是失去它本质的意义了吗?

　　你好反动啊!
　　欣星提醒了我。怎么可以有自己的思想?我再也不敢往下想了，再想下去就真成了“反革命”!很多很多的问题，在报纸上，在公开的文字里，都是找不到答案的。我们就是跟着高音喇叭里的宣传，变来变去。这就是我们生活的逻辑。

　　原本我一直战战兢兢地生活在瑞华，就怕自己“反革命子女”的身份被人家发现，谁都可以欺负我。可是有一天，仔细算算，到了1968年的年初，瑞华大楼里的一百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出了“反革命”。原先这里是上海市委的机关宿舍大院，现在成了“反革命”的大本营，谁也不要再想歧视我们，大家彼此彼此。于是，我们这些“反革命”子女又开始在院子里奔跑、大喊大叫，蹦蹦跳跳地在那里玩耍。家里的大人因为是“反革命”，关的关，批斗的批斗，还有给整死的。于是，每家的孩子都在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独立生活。

　　大家都不再记得自己的父母被抓到哪里去了。那是一个充满着阴霾的冬天，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不再谈论革命了。

　　可是，在这之前，在“文革”之前，在我们还很小很小的时候，除了在学校听老师讲“革命”，回家也是自觉接受革命教育。在我们的瑞华，那时候似乎大家都生活在一个集体环境里，哪怕是家庭生活也不分你我。记不清楚，哪户人家有过奢侈的家具和摆设，每家或多或少都有家具是从机关租来的;最奇怪的是我们很多单元门户里面，都是两家合住在一起，大家合用一个厨房，合用一个厕所，更多时候连保姆都是合用的，于是，保姆就会把两家的饭一块儿做了，两家的孩子、大人到开饭的时候，都挤在一个大桌子前，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谈革命。就像当年常常说的，这是革命的大家庭。好热闹啊!妈妈那会儿干革命干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她常常站着吃饭，吃完就走。

　　欣星家也是和小徐叔叔家合住一个单元，合用一个保姆。

　　小徐叔叔——徐景贤，后来在“文革”中成了“四人帮”的帮凶、上海的市委书记。他当年搬进瑞华二号楼54室的时候，才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小青年;高中毕业时，他竟然把大学录取通知书给撕了，跑去参加了“上海市政建设干部培训班”。看来，他潜意识里就有着革命追求和向往。他一米八的个子，我们都是抬头仰望着他，追在他屁股后面，小徐叔叔、小徐叔叔地喊得起劲。只是当我在他的书里看到批斗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的照片的时候，那份亲切感就消失了。

　　我看见了残酷的摧残，而这摧残的过程是我们的“小徐叔叔”亲自参与设计的。批斗对象们屈辱地低着头，大木牌子用铁丝吊着，深深地勒进他们的脖子;当年的市委书记，双手被反扣着。“工总司”的造反派用一只大脚踩着人的脑袋。从书上的照片都能看到，木牌子那纤细却坚硬的铁丝已经勒进人的皮肉。人的尊严就被这粗糙的牌子撕裂了。在批斗对象们的身后，有人在麦克风前发言。那人一手捏着一张纸头，另一只手捏着拳，高高地举过头顶。那时候，没有基本的社会秩序，没有法律的制约，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这就是照片提示的全部记忆。

　　“文革”前的徐景贤还是我们的小徐叔叔。与瑞华大院里那些坐着小车上班的干部比，他就像是我们的孩子王，脸上甚至还带着年轻人的青涩，肩膀上常常挂着一台蔡司照相机。有时候他讲完故事，就会给我们拍照片。

　　我童年的业余生活，几乎就是和“革命”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那时候，小徐叔叔是我们革命的坐标。连爸爸回家都会说：

　　徐景贤这个年轻人，有才气，工作努力，革命意志也很向上。(宣传)部里很器重他。

　　五十年后的反思

　　等到2005年，我带着刚从大学毕业的晶晶回到上海时，朋友们请徐景贤一起出来吃饭。走进饭店，徐景贤一下子就认出晶晶。他弓着背，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拉着她的手说：

　　哎呀，你是小莺的女儿啊，这么大了!从美国来的?我是关了十八年大牢放出来的人，你妈妈对你说了吗?

　　徐景贤对晶晶说话的那个样子，让我回忆起在瑞华的童年。

　　饭桌上，徐景贤和我们说话聊天，像以往一样喜欢谈天说地，不分辈分，不计身份。临走时，他对晶晶说：

　　我还没有和你好好谈谈美国呢，下次谈好吗?

　　晶晶想说什么，可是她中文原本就不大流利，这个时候突然什么都说不出口。回家路上，晶晶用英文非常严肃地问我：

　　妈妈，他在“四人帮”手下害了很多很多人，怎么看不出他有负罪感?他对自己的罪行、对“文革”怎么一点反思都没有?你怎么能对这样的人这么好?

　　看着女儿的脸，似乎看见的是她对我的不能原谅，我说不出话。

　　可当你和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从小就认识的人在一起，他对你说：

　　你父亲当年非常不容易，这么年轻就出版好几本书。后来因为高血压多次中风，长期病假在家，还是那么努力地写作。他后来又出了些事，很多同志对他有看法，他老在瑞华院子里一个人转、踱步，很受冷落。我心里是敬重他的，见到他总主动招呼，对他的看法从不改变。

　　这些话，让我难以忘怀，特别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知道还有人在对缺席的父亲抱有这样一份怀念时，我甚至都想哭。可是当夜深人静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没有“文革”，父亲是不会在重病的时候被拉出去批斗的。为什么要批斗人?这是多么没有文明意识的行为，我们竟然无法拒绝这样没有法制、没有人权，连最基本做人的尊严都彻底丧失的日子，怎么会这样?爸爸什么错误都没有，只是因为外公的历史影响了他。我忘记了一个时代的残酷，而造成这样的残酷有“徐景贤”们的努力。不要说全国有多少人受难，就是我们家有多少人，瑞华大院里又有多少干部被整死……在那么多人受难的时候，徐景贤在干什么?他那么积极地紧跟“革命的需要”。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他需要的是观察，不能让自己跟错了革命队伍。

　　再也不是我们的小徐叔叔时，徐景贤不再惶惶不可终日，他得到了张春桥的指示，接到了姚文元直接打给他的电话。他蓦然想起了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在他造反以后送给他的一副对联：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

　　他开始在市委机关内部带头造反。

　　当这一切都成为历史时，徐景贤写了一本《十年一梦》。看完书，我才明白，他不会有任何反思，他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是在那样的意识形态中生活、成长起来的。他在书里甚至有一份炫耀，为自己曾经如此接近过伟人而沾沾自喜;他以为找到了真理，其实是失去了良知，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而与那些早年被他自己所批判、陷害的对象相比，他的结局甚至更加悲惨。这不是因果报应，不过是同一种意识形态所内含的必然逻辑。

　　反思?他不会!因为他压根就没有自己的思想，更不要说什么独立的思考能力。面对自己的罪行，他没有反思能力。

　　那个瑞华大院，那个在饭桌前跟我们讲故事的小徐叔叔，都已经成为非常久远的记忆，我也不再年轻。可是，有一个问题还在我的脑子里徘徊：我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我有多少独立的思想?我现在可以选择吗?为什么要重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