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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京生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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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0 09:11: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9.K字楼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刘京生

    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的建筑是一座K字形建筑,所以,人们习惯的称呼它为K字楼。K字楼是北京市罪犯的最高学府,进到过这里的人,可以自豪地混迹江湖。只是,首要的条件是要保住脑袋,没有脑袋也许会留下一段“佳话”,却再也享用不了众兄弟的前呼后拥,再也享用不了美女的浪漫与温馨。这里是道坎儿,这里是道关,英雄狗熊,上天入地,皆在一线间。人总想把握命运,把握自己,可进到这个地方,自我把握的余地就少了许多,能靠坚强的意志或绝顶的智慧有幸逃脱制裁的更是寥寥无几,多数把希望寄托在神灵上,时时梦想着奇迹的发生。

    在“炮局胡同”,我是侥幸的,侥幸的隐瞒了另外两辆车,侥幸的隐瞒了“台湾特务机关”的联系方式。这种侥幸似乎是苍天的眷顾,可我心里很清楚的知道:实质是,我沾了政治的光,“黑寡妇”对政治没兴趣。她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把我交给了对政治感兴趣的人。交接手续在K字楼外的传达室进行。也就在此时,我与同车的“西单小红”惜别。我们的目光撞到了一起,我微微笑笑,她却笑的很甜美:她冲我摆摆手,重复了一句在车上说过的话:“出去找我玩儿。”我没敢说话,只是坚定的木木的点点头,我想,我会的!人生最难解的就是个“情”字,她会在不知不觉中突然闪现,在孤寂与恐惧中,一个美女的微笑会动摇你所有的一切,幸好,她没有目的。

    人们总习惯性的相信什么“进步”是必然的,相信明天会比今天好。可是,我亲身的感触是:中国的司法今不如昔。七九年所有罪犯都睡在“板儿”上,到了九二年,二十平米的面积要睡上四十人,水泥地上也挤满了人;七九年,市局没有被褥的罪犯在传达室可以借到一床崭新的被子,九二年,同样的地方,我却要与别人同枕共眠;七九年,可以由于我没有“反革命故意”的主观动机而被定为其它罪释放;九二年,许冬令仅仅为了挣些抄信封的钱而被定为“反革命罪”……还有许多,让我无不感叹司法制度没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同步增长,而是,随着财富的增长一步步趋于倒退,进入所谓的市场经济后,犯人的钱也不失时机的进入公检法囊中,完全没有了公正的底线。

    我被关押在K字楼的二筒,那里当年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筒道。都是“小号”,两三个人一个房间,也有单独监禁的。蒯大富当时也在那个筒,我还学着共党当年故事中经常描绘的情节,也写了几句话,悄悄的通过门缝传给了蒯大富,内容都是些恭维的话,什么久闻大名,难得一见之类,落款是:邻居(我住中科院,与清华只一墙之隔)。蒯大富当年与劳动号关在一个监室,我由于吃不饱饭,还得到过他秘密放在厕所内的窝头。当然,新来的我,不可能做到这一切,得以实现,完全是一个老号在进行操作。“人权同盟”的陈旅,为上访人员奔走相告的张文和,及“四人帮”的笔杆子也被关在了二筒。在二筒厕所的白墙上还看到这样一首小诗,上面写道:山外青山楼外楼,坐牢何时能到头,喜闻海瑞平冤狱,切齿昏君报私仇。作者不知,有些字迹也不是很清楚,比如“喜闻”的“喜”字就怎么也看不出来,“切齿”也是模模糊糊,只是我的揣度。作者有知,不要见怪。

    张文和与陈旅是条汉子,在静静的筒道,时不时会听到他们的问责声与抗议声。张文和如今秉性依旧,陈旅却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虱子多了不咬”似乎谁都能解其义,只是很少有人亲自体验如此感受。我也是进了K字楼,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上养了多少虱子。一进监室,老号就问:“从何处转来?”我答:“炮局。”老号马上让我脱光衣服,要来一桶开水,把衣服放在开水中。不多时,水面浮出一片黑黑的小动物。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身上会养了这么多异物。我是最怕蚊虫叮咬的人,可是这次我似乎没有多少感觉。

    正在我赤身裸体的做着美梦,号门开启的重重响声将我唤醒,看守还是已经习惯的喊叫:“刘京生,提审。”我忙着爬起来,忘记自己的裸体,见此情景,看守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却马上怒道:“睡觉为何不穿衣服?”我急忙解释缘由,他无奈的摇摇头,让我披上了老号的一件大衣,随着他走进预审楼。

    预审是个男的,岁数显得很大,很消瘦,略略有些驼背,衣着朴素到近似寒酸,走在大街上你绝对不会把他与大名鼎鼎的市局提审联系到一起。他抽着烟,悠闲的与我问寒问暖,特意强调:今天只是作为朋友随便聊天。那份亲切,那份温柔,那份体贴,像一股暖流涌动在无助的心灵之中。瞬间,我几乎要流泪了。多情懦弱的我,此刻最需要朋友。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令人恐怖的K字楼竟有这份“理解”与“尊重”。有人会说:“这样的小把戏也会让你感动?你是不是愚的可以?”是呀,不久,我也许会明白,可是,对于第一次进监狱的我,对于习惯于依赖的我,对于涉世不深的我,怎么可能如此准确的判断出真实与虚伪,怎么能如此准确的判断出手段与目的的区别?怎么可能理性的战胜情感?再则,喜欢感动的人何止我一个,面对无数的事实,不一样有那么多人在虚假的承诺面前满怀激情的三呼万岁?!多情的人大多摆脱不了一个宿命,就是对嘴上的美有着无限的期待与热情。

    第二次提审,消瘦温馨的老头变了脸,他威严的问道:“知道为什么把你送到这里?”我说:“知道,偷了两辆车。”他拍着桌子大喊:“刘京生,你要老实点,那几两破车也值得我找你谈?你的问题大了。明确告诉你,魏京生已经进来了,你的朋友也都进来了,你在‘炮局’隐瞒了许多事实,你到这里别再想蒙混过关!”听到这话,我心里反倒踏实了,他不关心车的事,我就可以不必为另外两辆而编织谎言,政治上的事对我来说就是那个“台湾特务机关”的事,那种事是查无实证的事,没有谁可以证明我与他们联系过,我实际上也没有联系,那我怕什么?

    想到此,我答道:“我就是偷车的事,别的事,我就是发泄不满,我真的不知道发泄不满能有多大的罪。”提审显然有些情绪激动:“刘京生,我告诉你,你不是不满的问题。好了,我先问你第一件事,日本、香港的地址是哪里来的?”“我说过,是在西单墙交换来的。”“与什么人的交换?”“我不记得,人很多,当时也没有来得及看,回家抄到日记本上的。”“什么时间,男性还是女性,有什么特征?”“我真的不记得了,没有什么印象。”“你好好想想,告诉你,这事我们已经很清楚,你不说一样可以定你的罪。”我心想,清楚了还问什么时间,男女,特征?骗傻子去吧。转念又想,我是否可以假装的“入一下套”,也给他一个台阶?“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能否回去想想,想起来再交代?”提审答应了,答应的很不情愿“你可别想耍什么花活,你不老实,会加重你的罪行。”我依旧哆哆嗦嗦的回答:“我什么都不想隐瞒,我什么都会主动交代。他看了我许久,一言不发,我始终低着头,暗自盘算。

    我不会比提审狡猾,也不会精确的预知一切,逢场作戏是工作中学来的,多情懦弱的外表正好隐藏我不想说出的事实。我不坚定,但我清楚,什么是我不能说的,什么是底线。我最终守住了这个底线。

    我做不得魏京生,做不得张文和,也做不得陈旅,但是,我问心无愧。

    如今英雄辈出,令人欣慰,只是很想说上一句:“做不得魏京生不必自责,只要守住良心,守住底线,你的一生一样绚丽多彩!”

    刘京生2007,8,26。

http://blog.boxun.com/hero/2007/ljs/9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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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4-20 09:11:44 | 显示全部楼层
10.周旋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刘京生

   阳光对于看守所的人来讲显得格外珍贵,可对于不同心境下的人来讲,她的出现也会是那样的不合时宜。蓝天阳光与牢内阴森恐怖形成鲜明对照,折磨着自己那颗孤寂的心。阳光固然美,故然让人浮想联翩,可是,你在牢房中会真切的感觉到:她不属于你。你会在没有阳光雨露的情况下度过你的青春。我不知道明天会是怎样,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未来。相约明天,相约未来,对于此刻的我是一种奢望,我只有在梦中去想。梦也有意志?梦也会“想”?我的梦是我的精神世界,在那个世界,我自由自在,放纵自己的情感,筹谋自己的未来。那是一个白日梦,几乎每天都在作,用她补充勇气,补充智慧,用她支撑渐渐无力的身躯。

   提审可不那么善良,他可不会给你那么多的时间去享受梦境,他首先要摧毁的就是你的精神,让你的精神、思维完全依附于他,不管你是否愿意,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多数人最终依附了他,细细品来原因只有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比死亡更让人难以承受。一个坐过十几年牢且明知说出来就会死的人,在禁闭室关押一个月后,再也承受不住巨大的心理压力,选择了说,说的结果就是,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多少人说他傻,可是,那些聪明人,有多少因为隐瞒了罪责而逃脱制裁?问起这个问题,聪明人选择沉默,不是不想说,真的没有任何东西可说,有的话,哪怕捕风捉影也会说。

   消瘦温馨的老头没有给我更多的时间考虑如何应付“台湾特务机关地址”的事,也许他后悔自己没有一鼓作气拿下这个关键的罪证。我还没有来的及为自己赢得的这点周旋的时间而欢喜,他又把我传到了预审楼。开口就问:“想的如何?实际上我们清楚,你不是想不起来,而是权衡说不说,刘京生,你千万不要抱什么侥幸心理,这件事你是过不去的。”我心里也很明白,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任何事,坦然的很,我不说,唯一的目的就是保护一个无辜的人,即便从利益角度考虑,我也不会损失什么,我不说,他无法定我的罪,可我说了,他就可以认定有“反革命的企图”,有了这个“企图”下面一系列的事,我可就择不出来了。

   我在计算着,权衡着,沉默着,提审急了,他不停的警告,不停的说,他以为把我的精神击溃了,他以为再施加一些压力就可以完全把我拿下,他的轻蔑的表情,一览无遗的露在脸上,看着瑟瑟发抖的我,他似乎已经感觉到胜利的曙光。我一直在想,对于一些不严重的虚伪给于些宽容,不必揭穿,或许对人对己都是不错的选择。我完全可以告诉他:“你他妈瞎掰,你什么也搞不到,别那么自负,我可不是吃醋的!”这需要勇气吗?我没有与台湾联系,我怕什么?!提审不就是想满足一下征服的快感,给他算什么?当然,这不是英雄的选择,是市侩的选择,是最能有力保护自己的选择,一方面,我没有精力应付除提审以外的各种麻烦,另一方面,给提审一个错觉,让他真的认为我:就他妈这个德行,还真的没有任何秘密了,有什么不好?

   就为这点事,连续三天,白天黑夜的提,提的自己真的有些感到无力承受了。可是,我还是没有选择说实话,我的选择是:可怜巴巴的诉说自己的无辜,发狠的说:“如果你们从任何渠道得知我与‘特务机关’联系过,你们杀了我!你们那边也有自己人,可以核实嘛。”提审还真不要脸,对我说:“这还用你提醒?我们是希望你争取主动,完全是为你好。”我心里暗道:我要真有这事,你们饶得了我?还说什么为我好?书记员把我送回监室,在路上我一直在不断的重复着:我真的不知道,你们逼我说假话?书记员的话让我惊奇:没人让你说假话,没有你就别说呀。相同的话,在“炮局”出现过,如今再次出现,这样的话只能向我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他们没有掌握任何详情并且基本上不再追究此事了。言多必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不免出错。这事给我的启迪是:实话与谎话是相对的,说实话不一定对,说谎话不一定错,要看语境,看对象。

   果然,那夜过后,台湾特务机关的事基本不提了,他们自以为聪明,设计了一个更大的阴谋,想放长线钓大鱼,也为他们无功而返找到一个最好的借口,可惜,我的确是清白的。白白的放了我,却没有钓到他们梦寐以求的“大鱼”。我真为自己而得意,如果我说了,即便政治上没有问题,就凭那几辆车也要判上三年,更何况,为他们省去了多少时间瞎忙活。我有什么义务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吗?让他们瞎忙去吧,瞎忙只会有利于我。也许,他们同样看穿我的小把戏,只是为了顺利实施他们的阴谋而假装上当了。谁知道那,人与人之间的较量就是这样,不太在乎你的“聪明智慧”,只在乎结果。

   很自然,接下来的提审他们有些心不在焉,常常任我瞎编,只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提醒我一下明显的“记忆误差”,我还想兑现对老魏承诺,可是,人家总会明确的说出事实真相,我知道,两人以上的事没有秘密可言。比不得“台湾特务机关”的事,在看守所,那件事只有我一人知道。我真的对不起魏京生,对不起萍尼,在最初,多次提审问道这一问题时,我都说地点是在魏京生家,可有一天面对相同的问题作出相同的回答后,人家气得都笑了:“刘京生,你很老实,就是记忆太差了,萍尼你也不认识?”我忙答道:“认识,是老魏的女友。”“没问你这个,问你创刊号在什么地方印的?”我说……“行了,别编了,我们已经点到这里了,你还想编吗?”是呀,人家怎么知道萍尼,人家怎么会关心萍尼的朋友是谁?我再装下去,就真的不是愚蠢而是有些无聊了。(做英雄的人自然不会感到无聊,可我既不想做英雄,又不想说出人家已知的事实岂不很无聊?)于是,我纠正了以前的说法,恢复了事实的本来面目。当然,谁都会为了推卸责任而拒绝说是“自己先交代”的,在目前情况下,也无法证实真伪,其实,我到认为,先说与后说没有多大区别,既然说了,就别再假充“圣人”。我说这些,只是表达一份歉意,说明一下没有兑现承诺的理由,不管这个理由是否成立,我都认为有必要说清楚这些。

   大概三个月后的一天,消瘦温馨的提审大人亲切的问道:“刘京生,你现在还认为,你仅仅是偷车的问题吗?”我略加迟疑就回答道:“经过您们的帮助教育,我认识到,我的行为是反革命行为,且情节严重,我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他淡淡笑笑:“不管你是真心话,还是假话,你这样的表态对你会很有利,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这是我善意的提醒。”这次,我可没那么感动,可是,我的确是很认真的答复他:“谢谢,真的很感谢您。”他随口跟了一句,像是无意识的,也似乎很真诚:“嘿,谢什么呀,工作而已。”听到这话,我扫了他一眼,他也正好目视着我,他露出一丝笑容,惨惨的,略带忧伤。我想,这是真的吗?如此狡诈的他,也有真实,也会伤感?他为什么伤感?那张脸,留在了我的记忆中,黑黑的,瘦瘦的,布满皱纹,每当这张脸在我脑海重现时,我没有感到它的残酷,而是隐隐为他伤感,我一厢情愿的猜测,最后见到他那惨惨的略带忧伤的笑,是在怀疑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职业是否真的那么崇高,是否真的值得?他真的老了,干不了几天了,而我还年轻,即便我在监狱度过十年,我还是比他年轻,这就是资本,更重要的或许是,他那么老了,却没有自由,而我,年轻的我,却享有了自由并为之奋斗着。我,也许的确是个“狗熊”,可狗熊有“狗道”,我力所能及的沿着我的“狗道”追求自己的理想。

   刘京生2007,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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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4-20 09:12:00 | 显示全部楼层
11.政治的恐怖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十一)

刘京生

   中国的政治是最恐怖的,不小心做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就要人头落地。毛泽东延续了这种恐怖,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在中国,想要平安的度过一生,最好的选择就是远离政治。不仅如此,还要象狗一样的去追随大大小小的“主人”,领袖不敢惹,就连基层的小小党支部书记也要言听计从,否则,扣上一顶帽子就把你打进十八层地狱,永世别想翻身。

   小时营养不良,缺钙,脑后落下一个“反骨”,《三国》中的话:久后必反。正好言中了,胆小怕事的我,竟然义无反顾的选择了“政治”,选择了最危险的“游戏”。有人问我:“如果有来生,你是否还会做这样的选择?”我回答道:“人生更多的时候是没有选择,可以说是命,也可以说是性格使然。如果来生,我还是这样的性格秉性,我还要面对如此的现实,我想,我还是要反!”对方点点头,沉默的离去。

   毛泽东的去世结束了一段历史。中国的政治史从来是以领袖为轴心而撰写并划分的,他的去世,带给民众希望,带来了思考的空间。政治上的恐怖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人们尽情的释放压抑已久的情绪。只是,太多的经验告诉人们:百姓就是百姓,唯一值得百姓关注的就是“柴米油盐”。年轻人不信这个理,我也不信。年轻人不信是源于“真理”与“信念”,我却是源于:毛泽东是人,我也是人,毛泽东可以做的事,我为什么不可以做哪?

   姑姑对母亲讲:“家里人没出一个小生(我的小名)这样的人,全是老实人。”听到这话,我暗道:四九年以前你们全是“不老实”的人,四九年以后你们大大小小的都做了官,自然做了“老实人”。为什么你们当年可以“不老实”,就不许我如今也“不老实”一回?在他们看来,他们当年的不老实是被迫的,抗日,反蒋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原本就对政治没有兴趣。而如今他们衣食无忧,保护好自己的现状,唯一的可能就是依附于最高权力。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与他们血肉相连的我却偏偏走到了他们的反面,做了一个“不老实”人?我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时间的转换就可以对同一种行为作出如此天壤之别的解释?也许,真的是我的错,什么概念都可以由于时间而改变。

   北京我有个亲叔,当年是“K字楼”的大夫,能在牢中看到亲人对于备受折磨的心灵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宽慰。当时,由于怕牵连他,我没有与任何人提起过他。一天,我的鼻窦炎犯了,咯出的痰都是黑血,半边脸都胀痛,难受到了极点。我想起了他,想到了有个亲叔在这里做大夫,想到他会温馨的安抚我,给我最好的药,可是,当我“求医”与他相见时,他——我的亲叔就像不认识我一样转身离去。他并不是为了避嫌,他没有与任何大夫交代一声就迅速离去,面部显得有些尴尬,有些恐惧。我知道,他唯一恐惧的就是我喊出:“叔叔!”我没有喊,我只是看着他的背影流泪,我多么孤独,多么思念亲人,多么需要帮助,多么需要心灵的抚慰,可是,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认,我伤感,我不解,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呆呆的站在那里,忘记了我为何而来。“你他妈瞎看什么,进去呀!”看守的喊叫,使我清醒过来,我默默的走进一间小屋,一位大夫粗暴的问道:“黑痰是咯出来的还是咳嗽出来的?”问这个问题,大夫想判断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咯出来的问题出在鼻腔,而咳嗽出来的问题就会出在肺部。我说了瞎话,说是咳嗽出来的。说瞎话的目的有两个:一,希望得到大夫的重视,二,是想通过更多的检查使我有机会见到我的叔叔——虽然他是那样的不想见我,可我还是按捺不住想看看他。我的第一个目的实现了,我得到了药(只给我一顿的,剩下的放在医务室,定时由大夫送)。我的第二个目的没有实现,我没有看到我的叔叔。晚上送药的大夫打开了一个小窗口,叫了一声:“刘京生,吃药。”虽然送药的大夫带着口罩,我也能从口音与眼睛中清楚的知道那就是我的叔叔,他把药递给我迅速离去,没有留下任何悄悄话。在医务室,他担心同事,在这么一个小窗口,他还担心什么?同号问我:“你哭了,为何?”我真想告知,送药的大夫是我的亲叔,可他却不敢理我,我真的有些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想把心中的伤感,悲痛大声的呼喊出来,让全筒道的人与我一起“分享”。然而,我没有,我只是哭了出来,哭出了声。同号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久久的,久久的,以为我疯了,却怎么也不知为何而疯。他要叫看守,我紧紧的拉住了他,对他说:“什么事没有,一会儿就好。”

   出狱后,叔叔第一个来看我,表达了两个意思:其一:对没有给我帮助表示歉意;其二,对我的“追求”表示欣赏。尤其第二点,是任何其他家庭成员没有做过的表示,我听了真的感到很欣慰。十几年后,我再一次进了看守所,那时叔叔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可他帮了我很多忙,甚至还找到法院的朋友,只是,谁也无力帮助我。公安与法院的口径是一致的:“刘京生,不要怪我们,你要是刑事犯罪,我们也许帮的上忙,可你是政治犯,我们谁也做不了主。”

   我虽然不断的抱怨生命的艰难,但我也同时认为,我是幸运的。我很感性,一个很感性的人很容易在情感的摧残下彻底崩溃,而我没有,我经历了这么多情感的折磨,还能留有理想,留有理性,留有一份孜孜以求的爱。这倒不是我刻意努力的结果,而是,我天生就具有应付这种打击的能力,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摆脱出来。我知道,我指望不上近在咫尺的叔叔,也指望不上任何人,我虽然真的不想独自承受,但是,我对此没有选择——不管我有没有能力,都要独自面对。我没有让悲伤过于长久,我很快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星期天借晒衣的机会,捡个烟屁,不失时机的偷偷的看看女警、女犯。其实,无聊是调整心态的最有力武器,只要你还有这份无聊的心思,你就没有被烦恼击溃。

   我抱怨过叔叔,可细细想来,这不能怪他。他不过是对政治感到有些恐惧。在这种恐惧面前,多数人都会选择退缩,我何尝没有过退缩?这种恐惧由来已久,经过几千年仍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茁壮的生长着,深入骨髓,深入人心。叔叔是懦弱的,可是,没有恐惧他为何懦弱?我不该抱怨叔叔,就像别人不该把我钉在“耻辱柱”上一样,我们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寻找恐惧的源头上。

   几十年后,我依然感觉到这种无所不在的恐怖——虽然有更多的人来挑战这种恐怖。可是,情况似乎并没有多大改观,我分明看到:言论依然可以治罪,可以判刑,可以送进精神病院,可以让你倾家荡产,流落街头。我真的不知,中国的政治什么时候可以纯洁起来,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这种恐怖?

   刘京生200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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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4-20 09:12:16 | 显示全部楼层
12.提起公诉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十二)

刘京生

   我欣赏卢梭。不仅是因为《契约论》,也不仅是源于他的贫民情结,而是我格外欣赏他说实话的勇气。如今中国,谁的话都要加些水分,为掩饰自己的缺陷,不惜颠覆常理。统治者利用超强的舆论优势,肆无忌惮地编织谎言。而一些“英雄人物”,在正义的光环下,也习惯性地将真实与自身缺陷掩盖。人们越来越远地偏离真实,使实话成为稀缺,成为珍品,想之不易,获之不易。一段时间内,我几乎要否定道德的现实意义,连实话都不能保证,道德底线从何而言?没有底线的“道德”是什么意义上的“道德”?民主也由于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被解读得面目全非,此论与彼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人们似乎更多关注的是“真理”,是“正义”,而全然忽略了谎言所产生的巨大伤害。我无法想像,偏离真实后的“民主”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敢相信,建立在普遍谎言基础上的“民主”会带给人们公正与幸福。

   可以理解为:以上看法是为自己的懦弱辩解。也早有人善意地告诫:见好就收,不要继续丑化自己,毕竟你也是有些身份的人,毕竟你代表了某些东西。在这些善意的人看来:真实显然不具有积极意义。真是高抬我了,我的“反意”仅仅源于中共的欺骗,我的理想也仅仅是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真实一些。我令一些人很失望,但愿这种失望不要影响到追求信仰的年轻人。

   检察院在毛泽东去世后,在一片呼唤法制的氛围中,重新恢复职能。在中国,多一个部门,多一项法律,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程序上的变化,并不会必然地产生公正,只是多了一些吃“官饭”的人。平反冤假错案,人们自然地想到法律,以为只要有了健全的法律体系,国家主席、右派就可以免遭恶运。可是,现实又一次无情地证实:检察院、律师在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后,冤假错案一样大量地存在。七九年不算,仅八三年的“严打”就错杀了许多人。在中国,只要权大于法的现状不得到彻底的改观,法制的春天就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

   在“炮局”,我的主审官是个女的,在检察院,检察员也是一个女的。女人给人的感觉总会好些,至少她们多些情感,多些善良。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女人要选择公检法司这个职业,干上这个职业的女人都很难从表面上看到她们柔弱、多情、善良、美丽的一面,这本是她们的优势所在,可她们却偏偏放弃长处,与男人论长短。我可不是“大男子主义”,我只是为她们感到很可惜。

   坐在我面前的检察员叫吉霞云,四十岁左右,岁月的遗痕掩饰不住曾经的貌美,语音也很甜,甜得有些醉人。只可惜,我们的身份不同,一个代表国家,一个是国家就将审判的敌人,而且,人家一定有个温馨的家,观赏可以,却绝对不敢有分享之念。

   “刘京生,我是检察院北京分院的,你的案子已由公安局审理终结移交到我院。我要核实一下你的全部案情。在这里你可以推翻在公安机关说过的话,只要是事实,我们会为你纠正的,希望你能如实陈述,配合我们的工作。”说话时,她的音量很低,面部表情却很严肃,我想,可能是职业性的。她的话,我感到有些意外,尤其是那句“可以推翻在公安局说过的话”让我有些动心。我是否可以推翻?推翻可以弥补没有做成英雄的遗憾,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一旦错过,将会永远的背负“叛徒”的罪名。我差点就激动起来,看了看检察员,我实在感觉到自己缺乏的不仅仅是勇气,还缺乏足够的精力与时间去应付许许多多的问题和未知的事件。我真地感到有些累了,渴望早些结束这一切。

   检察员并不急于进入正题,她关切地问道:“在公安局是否挨过打,是否有逼供的情节?”我想到了在押送过程中挨的那一脚,可是我没有说出来。人家也不是审讯,只怪自己多话,开车追不上你,有什么可自豪的,还非要说上一句“我是开公共车的,整天在人堆里跑”,不踢你踢谁,纯粹自找。我回答检察员的是:“公安对我不错,没有人打我,也没有逼供的情节。”听到此,检察员道:“那你就重新将案情叙述一遍。”

   这个过程只进行了两天,我没有翻供。检察员也没有提出任何疑问。我们合作得很好,很愉快。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事后我才得知:我遇到的是一个执意想要制裁我的人。我没有得罪她,我很配合她的工作,我也很自信自己的表现近似完美,我博得了炮局、公安、法院诸多人员的同情,可就是没有得到检察员的理解。我想,也许不是她的错,是她过于钟情于自己的事业,在她眼里,只有罪与非罪,没有法外情。在中国,最需要的其实是这样的检察官,不被个人的认识,个人的情感所左右。

   我被提起公诉,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罪”。当年由于没有《刑法》,起诉的法律依据是五十年代初制定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根据此条例,结合我的偷车与印刷、张贴、传播反动刊物的事实,检察院建议判处我十五年徒刑(当年检察院有这种匪夷所思的建议权)。可后来的情况发生戏剧性变化,诸多原因使我免受牢狱之灾。其一,刚刚遭到灭顶之灾打击的左倾势力复活,指责邓小平、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造就了右倾势力与反革命的猖獗。邓小平在权衡利弊后,果断决定严厉打击左倾势力,毕竟这种势力是针对他个人的,而右倾势力针对的是制度,对他个人的威胁相对小些。其二,《刑法》草案出台,虽然没有正式实施,也对当时的定罪量刑产生巨大影响,尤其对政治案件的审理,他们显然谨慎了许多。其三,我没有反革命的故意,即不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我没有文章,没有成型的理论,没有多少文化知识,更多的只是牢骚、抱怨。其四,我遇到一个有同情心的法官。她驳回了检察院的起诉,认为我的行为不足以构成反革命罪。其五,就是那个“特务机关地址”的事,在他们看来,背后一定有文章,不像我说的那么简单。

   法院驳回了检察院的公诉,检察院又以“盗窃罪”提起公诉。可是,开庭时检察院却没有出庭。在没有公诉人的情况下一样可以开庭,可以判决,在法制史上也闻所未闻。

   我在记忆数字与人名上是个弱智。电话号码一定要存在手机上,有过多次交往的人只要一两个月不见,就想不起姓名。我也有影视歌坛的偶像,可就是不能随口说出她们的名字。可是,相见不过两次的吉霞云,我却牢牢地记住了,也许是因为她身上那种相貌与内心的巨大反差给我留下影响深刻,也许是因为我有些恨她,也许……总之,一个能让人记忆几十年的名字,自然有她的特殊之处。有人会说“不对,是因为她是你的检察官”。如果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我该记住更多的名字。然而,我没有。

   善意的告诫实际上就是希望我终止这段“抹不去的记忆”,停下手中的笔。我选择继续。我做不得英雄已经明确地表达很多次了。不做英雄的好处是:我不代表任何别人,只代表自己。至于我自己的形象与未来,无须别人操心。

   刘京生20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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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4-20 09:12:41 | 显示全部楼层
13.法提路上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十三)

刘京生

   社会飞速发展,道路变的宽而拥挤,楼房变的高大而密集,女人变的漂亮而云集,男人变的潇洒而自信,唯独我等老朽,目不暇接这番美景,倍感无法汇入“现代化”潮流之中。无奈的,自顾自的,回味着往事,往事也许值得回味。

   有心脏病的人,可千万别执意的要体验一番监狱的滋味,那不是人待的地方,狱卒们从干上这一行儿的那天起,就已经被严格的训练成为没有良知的人。即便有良知,也要被埋没,被压制,否则就要离开这个行当。开启牢门总要发出重重的声响,我一直不解,难道不能轻一点,温柔些吗?不能,原因在于:开启牢门这项平凡的工作,彰显的是荣耀,是正义。荣耀岂能轻轻的柔柔的?正义岂能不让“反动派”心惊肉跳?所以,想做“坏人”的心脏一定要好,否则,吓也吓死你!

   狱卒玩笑道:动物凶猛,请勿靠近。进了监狱的人,都被同类的看守认定为“凶猛的动物”,不再是人。对付这种动物,不需要情感,不需要理性,只需强制驯化,行为,思想要不折不扣的依附于“人”。

   享受驯化的“乐趣”,机械的过着每一天,定点起床,定点放毛,定点吃饭,定点思考,定点休息,单调而乏味。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可是,在那种地方,没有限度。折磨是无限的,持久的,要么去死,要么选择尽早离开。只要在那里一天,你就必须忍耐,不要幻想慈悲与怜悯。

   号里三人,都已结案,等待法院的判决。为此已经有一段时间,牢门只会定点的开启。一天清晨,牢门不合时宜的打开了,老号的目光转移到我的身上,准确的告知我:今天的牢门是为你开启的。果然,狱卒叫到我的名字,说了声:法提。法警在大厅等候,见到我问道:“叫什么名字?”回答:“刘京生。”“什么罪?”回答:“反革命。”法警给我戴上手铐,让我在此稍等片刻,自己走向女筒,提出一人。这人是付月华。我们三人还去了一趟伙房,领取了几个窝头,几块咸菜,领的时候,法警告知,要多领一份,解释其原因时说道:“给魏京生领的。”当年的“中法”在正义路,领窝头,咸菜意味着中午这顿饭是要在那里吃了。

   我和付月华先上了车,121后开门。这种车当时主要有两种用途,单位用作拉货,公安用作押解犯人。车上有两排木制座位,座位是给押解人士预备的,嫌犯只能坐在地上。地上油污,湿润,肮脏。嫌犯所坐的方向与行车方向正好相反,坐下后,目光直视的是一扇紧锁的铁门。铁门上有两扇小而污浊的玻璃,外面的一切变成雾茫茫。稍等片刻,魏京生也上了车,坐在我的旁边。见到我,他微微笑笑。在此情此景下,这种微笑蕴含太多内容,无法用几句词汇准确表达。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他的微笑中没有向我传递“要坚持到底,做个堂堂男儿”的信息。魏京生与我挨的很近,近到能嗅到对方身上的气息——一种看守所特有的气息,潮湿,阴冷中夹杂着的淡淡烟草味——不管你是否抽烟,都会具有这种特定的气息。

   魏京生让我坐到他的双脚上,以抵御潮湿,抵御油污,抵御肮脏。我拒绝了。谁都会拒绝,没有哪个人会忍心坐在把一切“罪过”都揽在自己身上的人的脚上。法警在上车时严厉警告不要说话,面对此景,他们也保持沉默。我用余光扫了一下高高在上的法警,严肃面孔的背后,掩饰不住在他们内心涌动的丝丝敬重。

   魏京生在我拒绝后目视了我很久,开始是执意的希望我坐在他的双脚上,后来有些失望,再后来的目光似乎传递了对我的不解:或许他在想:你怕接近我吗?我不怕!多少年来,我一直想告知你:我的拒绝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我愧对你!这种愧疚一直伴随我,折磨着我,我总想报答。我喜欢生活在梦境中,在梦境中,我一万次的计划搞一次完美,成功的劫狱——让你脱离苦海,尽享“荣华”!…… 直到我与你享受了相同的十五年待遇后,愧疚的压力才稍稍得到些缓解,这也许就是命吧——一次侥幸,不会次次侥幸,该承受的,迟早要承受,逃不掉。

   法警要求被押解的嫌犯低下头,不要四处张望,这倒不是他们刻意的侮辱,更深层次的理由是:一怕嫌犯借机窥视逃跑路线,二怕在自由世界强大的诱惑力下,嫌犯失去理智,铤而走险。其实,透过一小块污浊的玻璃能看到什么?经过繁华地带,你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路口的红绿灯,在污浊的背后,红绿灯留在我心中的是:自由的象征,色彩的斑斓!看到她,我激情涌动。

   同行的付月华是因“反饥饿,反迫害”游行被提起公诉的,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罪“,起诉书列举的事实是,堵塞交通达二十分钟之久。她进去的时间比我们早。她被抓后,《探索》还为此发表文章,谴责崇文分局的非法绑架行为。大号标语甚至张贴到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上。我们的行为引来了不少记者,大都是国外的。贴上的标语很快被有选择的撕掉,只剩下:强烈…崇文分局…付月华,被撕掉的字句是:谴责,非法绑架。像是在做文字游戏,加上几个字就会变为:强烈要求崇文分局拘捕付月华。现在,言论是’自由”了,却只限定在网络上,想在天安门做点文章,非得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早知付月华大名,却是第一次见面。想必付月华也不知我们是谁。听到她对法警讲:“我要是坏人,为什么那么多人为我呼吁?”听到这话,我暗自一笑:是呀,替你呼吁的人也都进来了,也成了“坏人”。这真是:穷帮穷,富帮富,“坏人”帮“坏人”。可惜,都帮进了监狱。法警看了看我们,笑了笑,心里一定在想:这个付月华幼稚的很。

   魏京生服了十五年刑还要自找进去第二回,可谓:痴心不改。付月华,服完刑后,艰难度日,如今孤身一人。岁月流逝他们的青春已不在,而理想的实现依旧无期。

   “理”总是相对的,绝对的“理”只能存在于无限的宇宙中。概念也是,“进步”、“发展”如不严格的限定在一个特定的范畴,也无从谈起。道路变宽了,只能说明资金的铺垫,不能由此免去拥挤带来的祸端,楼变高了,只能说明一个大都市有了形象,不能由此忘去强拆户的哀鸣,女人变美了,只能说明人性的回归,但从另一个角度考量,不难发现,美女大多向金钱靠拢,男人潇洒与自信的背后,无法掩饰辛苦劳作的无奈与艰辛。

   中国的繁荣,不属于多数人,莺歌燕舞为时尚早。让我们先否定吧,置否定而后生!


民主中国2008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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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4-20 09:12:54 | 显示全部楼层
14.法院提审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十四)

刘京生

   我一直相信人心是善的。只不过现实的残酷使人的善良被隐藏了起来。人们不敢善良,不敢真实,皆是因为,善良与真实是会动摇专制体制,动摇以谎言起家的政权的。

   自然界有春天,法制也有春天,只是在专制下,法制的春天转瞬即逝,匆忙而短暂。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唤醒了公检法人员的良知,他们谨慎的履行自己职责,不想成为历史罪人。

   被法警领进法院后(没有使用“押进法院”的确是由于当时的法警颇有怜悯之心,可惜,“领进法院”成为永远的记忆)看到的第一幕被永久的定格在脑海。一位披着军用黑色雨衣的高挑男人在楼梯上回头看了我许久,我感到奇怪,我不认识这位,他为何看我那?答案很快就有了,他叫焦志刚,是提审我的书记员。主审法官叫张笑先,又是一位女性,四十多岁,有慈母般的面容,也有职业的威严,生气的时候,也会职业性的拍桌子,不过,她的几次生气皆是要提醒我:别自己给自己定罪。

   法提在现在看来不过是走一个程序,不翻供最多一个小时解决问题。可当年我被提审了六,七次,每次都要不断的重复一些细节问题。我当时真的很不理解,心中暗想,莫非这个主审法官还要弄出些我没有交代的问题?

   张主审问我:“你犯了什么罪?”我答:“反革命。”我听了预审的真心劝告,相信好的态度会换取从宽。张主审继续问道:“你的思想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我们查阅了你的卷宗,你们全家都是党员,唯独你不是,可我们不理解,你为何要反党那?”我稍稍考虑片刻,就对她讲述了一段当兵时亲眼看到过的穷人的孩子掏猪食的真实故事,讲到动情处,我都流泪了,言语也变的断断续续,这可绝对不是装的,我可不是天生的演员。回味到此刻,猛然间想起刘荻对我的一番评价:感性之人的慷慨之言大都不可信。我却以为:感性之人的慷慨之言在说话时是可信的,是一种真实心境的表露。感性之人大都不会掩饰,如果会掩饰,也就不是真实意义上的感性之人了。只是,换了一个场景,换了一份心境,感性之人也会说出完全相反的慷慨之言。

   女人喜欢流泪,男人不太喜欢。但是,男人的眼泪要比女人的更有穿透力,尤其在面对女人的情况下,男人的眼泪更珍贵。我不知道,我的眼泪是否左右了最终结果,但我确定,主审法官对我的好印象,绝不会来源于法律。

   主审法官问道:“你为什么哭,为了那群掏猪食的孩子,还是想到了患病的母亲?”这句话问的有些无厘头,我们不是正在谈那些孩子吗,转念一想,我又何必那么高尚,就算是为母亲吧——为了母亲也会流泪。我看了看她,回答道:“我母亲五十多了,又有病,怕见不到了。”主审法官安慰道:“怎么会,五十岁,很年轻,人生还长那。”可我却在想:十五年后,她老人家还年轻吗?

   主审官又问:“你为何反马克思?”我答道:“我没有反,我只是不了解,中国人有多少翻看过马克思的书,连看都没有看过,为什么要他们信?”主审官说道:“不信可以,但不能反呀。”要的就是这句话,我马上答道:“我从来没有说过反马克思呀,我只是说过,我不信,我不了解怎么信呀?”主审法官无语,转移话题道:“你反华国锋,邓小平吗?”我答道:“不反呀。”她又问:“那你反谁?”我答:“汪东兴呀。”(感谢看守所提供的唯一一份《人民日报》,从那里我看不到汪东兴的名字,他似乎在一夜之间从政坛上消失了)她不解道:“为何?”我答道:“叶剑英说,中国经济现在是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就是说比三年‘自然灾害’还困难,我经历过自然灾害,是要饿死人的,可就是在如此困难的时期,汪东兴却要大兴土木,在中南海盖副总理楼,他这样做,是为国家,为百姓吗?”“你怎么知道的?是道听途说?”“不是,有确切消息……”话到此,我马上打住——又走嘴了。正在担心她追究,她却不再问了。其实,那是公开的秘密。一系列与案件无关的问话结束之时,主审法官突然拍桌子大声问道:“那你反什么革命了?”我被惊呆了,惊的大脑一片混乱——对于这么明显的提示,我却误以为她是在告诫老实点,别找出这么多借口为自己的反革命行为辩解。我私下抱怨,女人怎么这么喜欢莫名其妙的翻脸——刚才还谈的好好的为何突然就要发脾气?

   现在的主审法官在如此正式的场合还有这种闲情逸致吗?还问你的主观动机:为何反党,为何反马克思,为何反政府吗?没有了,不是他们真的认为你就该是个罪人,而是,专制的铁幕下,容不得“吃里扒外”之人——想跟老大混,就要死心塌地。

   后来得知,主审法官之所以问这些与案情无关的事和突然之间的拍桌子就是要推翻检察院的结论并告诉我:你傻呀,没有做反革命的事,却偏偏要自己承认。法院认为:刘京生只是一叶障目(法官说道一叶障目时还问道,知道什么叫一叶障目吗,就是一片叶子挡住你的眼睛使得你看东西片面),属错误认识问题。当然,法院的这个结论张笑先法官是不敢一人做主的。

   那是最后一次法提,提审的人也不再是张笑先与焦志刚两个人。正面依旧端坐着主审法官与书记员,两侧加了两排桌子,两排桌子的后面多了五个人,男女都有,目光威严。主审法官严肃的说道:“刘京生,我们今天再重新捋一下你的案子,希望你要实话实说,不要有丝毫隐瞒。”事实部分一蹴而就,到了为何“反党”为何“反马克思”,为何“反政府”时我出言谨慎,生怕再引来法官的怒发冲天。我想弄个好态度,得了,别再为自己找那么多借口了,反就反吧。可是,主审法官却一再引导我,引导我重复那些曾经与她说过的话,引导我说出最初的思想变化来自于当兵时看到的那一幕——孩子掏猪食。我说了,但是,这次我没有流泪。整个过程,多余的五人一言不发,就像是个旁观者,可就是这些旁观者,做出一个重要决定:驳回检察院起诉,理由是:刘京生没有反革命的主观动机。

   不久检察院的吉霞云来到看守所,从监室提出我后,对我说道:“经过法院认真审理,我们(这里的我们使用的有些别扭)决定撤销对你的反革命起诉书,而以盗窃罪起诉你,你有什么意见吗?”“没有,没有,谢谢,谢谢。”这太令我感到意外,我都自己认了,人家却要给我翻过来。也只有在此刻,我才最终理解了,张笑先法官为什么要对我拍桌子——哪有你这么傻的,老实的有些过分。

   如果定我反革命罪,要判上十五年,最初他们是想那么判的,杨光也要判上十五年,魏京生在死刑与无期徒刑之间摇摆不定。这个说法是准确的,也得到公安、法院一些人士的证实。我真的不敢想像,十五年后,我会怎样,家人会怎样,朋友会怎样,社会会怎样,总之,十五年是个恐惧,是个未知,是个不敢面对的数字。当我在电视银幕上看到对魏京生十五年的判决时,我的腿真的哆嗦了——魏京生怎么选了我这样一个同案,他坦然面对,已经获得自由的我,却在胆怯。幸好,我不是反革命了,检察院的起诉书已改为了盗窃罪,我清楚的知道,依照此罪,我最多服三年刑。

   九二年我又一次面对法官,我不认为我遇到了一个坏法官,可结果却截然不同——我终于被判了十五年。我以为:我没有理由指责任何个人,只要有条件,所有的法官都会善良的将爱撒向人间。

   2008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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