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仕林：漫话沈如槐和蒯大富的文革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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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沈如槐和蒯大富的文革回忆录

李仕林





近几年，民间悄然兴起一股回忆与研究文革史的潮流。留下史实和教训，给后人以警示，本属功德无量。但屡屡出现与常识和记忆相反的东西，不禁渐生疑窦。

文革的深刻教训孕育了改革开放。这恐怕是天下的共识。当然，当前遇到的各种问题如何解决，中国还在探索。任何历史研究都是以史鉴今的，想来文革史的研究也不会例外。那么，那些与天下人记忆相左的“文革历史”，究竟想告诉人们什么，就不能不认真看待了。

清华大学是文革风暴的中心之一。许多重要的事件，甚至文革历程中一些重要转折点都发生在那里。这些事件是文革的重要见证。不可否认，即便同为“亲历者”，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感受，回忆出来的“历史”，真实程度很可能大不一样。人们往往相信当年那些头面人物叙述的“历史”，以为这可能是最真实的。我则不以为然。

沈如槐和蒯大富近几年相继回忆了清华两大派的内战历史。其细节的真实，我不否认。但总体的失实，则值得讨论。



一个新天方夜谭

2004年沈如槐在香港出版了《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全书主调是论述414派同团派内战的正义性。2007年，沈如槐、陈楚三又连署发表文章《回忆与思考——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从理论上进一步总结“414思潮”的正确性、正义性。

最核心的论点是“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更有趣者，蒯大富口述历史《岁月流沙》也间接地“证实”了沈如槐的这一立论。

在“团派和四一四的分野”一节，蒯大富讲述了清华内战的原因。他说，清华形成两派可以分成“浅层”和“深层”两大原因。

而深层原因，蒯大富回忆说：“四一四的基本立场，是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

这样，蒯大富作为当年414对立派的领袖，证实了沈如槐、陈楚三前述说法的“真实性”。

难道“历史”真是如此吗？

非也。



内战需要理由

沈如槐、陈楚三的立论至少违背了两个起码常识。

其一，当年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众人皆知，414是从最初的“八八串联会”演变而来的，是货真价实的造反派群众组织。造反派都是拥护和支持文革的。414只是在对毛泽东文革思想的理解上与团派有不同的看法。沈如槐回忆录说，414最高峰时有7000人。那麽，这7000人怎么都不知道“414在实质上是否定文革”的呢？

其二，如果414真是一个“在实质上否定文革”的组织，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它不可能存在下去。

蒯大富的回忆录也说了，毛泽东肯定看过《414思潮必胜》，并且多次批评过414。他老人家那么锐利的目光，还看不出“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可以想象，如果真是如此，不论是整个派别，还是高层领导，毛泽东决不会允许它的存在。连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高层领袖，连“王、关、戚”这样的中央文革内部的人，甚至像武汉“百万雄师”这样庞大的群众组织，毛泽东都毫不手软。毛泽东何惜、何惧一个清华414！

内战需要一个理由。“414否定文革”，是蒯大富当年向414发动内战的理由。四十年前，团派的宣传机器为此开足了马力，企图将414头头们送上“公安六条”。当年这个帽子并没有被毛泽东所接受，蒯大富未能借毛泽东或中央文革之手消灭414。如果这个理由成立，那清华两派打的就不是“内战”了，毛泽东一定会支持蒯大富消灭414。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才有了“727”。这说明了什么？

414向团派发动内战的理由，众人皆知，不必细说了。

正因为清华414并非文革的敌对力量，毛泽东尽管不喜欢414，不赞成《414思潮必胜》，但毛泽东并没有对414下手。从十年文革历程来看，尽管毛泽东曾经非常喜欢蒯大富，但毛泽东最终却对蒯大富下了手。

沈如槐编造这么一个新天方夜谭，应该有他新的述求。至于他的述求是什么，我孤陋寡闻，无从知晓。据说414成立四十周年，还搞了个人数众多的庆典，不知确否。如果只是因为人性和真情，无可厚非。但新的述求值得关注。



文革的“两个错误”

毛泽东逝世前不久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文革至少已经九年了。这说明，他也在反思文革，尤其是文革的缺陷。但他的着重点是肯定文革。这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对文革最早最公开的反思。

当然，文革不止这两个错误。而且正如邓小平所说，即使就这两个错误，也不能说文革是七分成绩。但从毛泽东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否定态度。这是文革中非常重要的历史真实。研究文革史，如果有意忽略这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有意让人陷入迷雾。遗憾的是，我看到不少回忆录和文革史专家正是这样做的。

考察文革的全过程，毛泽东的讲话从来没有支持过“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发生这种情况不是毛泽东的本意。但在不同的场合，毛泽东又不同程度地包容过“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这是文革时期一种比较复杂的历史现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为了迅速将文革打个结，停止无休止的争论，把中国引向改革开放，提出了“宜粗不宜细”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方针。回过头去看，这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很有远见的。他的“彻底否定文革”的粗结论经得起历史考验。我理解，他并没有否定将来在时间比较充裕、气氛比较合适的时机，再来细致地总结文革，以及文革以前的各种历史经验和教训。当初，如果“宜细不宜粗”地来讨论文革，那就糟了，整个国家就会停止在无休止的争论中，改革开放就不会是今天的模样了。

正是因为这个历史原因，文革中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以及它同毛泽东的关系，一直没有被细致地研究过。而当今的许多回忆录和文革史研究都与此有关。如果这个问题失真，许多回忆录和文革史研究就难免失真。



文革一开始，中共中央发布的《十六条》就明确提出：“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并且强调文革采取的方式是“文斗”而不是“武斗”。从整个十年文革全过程毛泽东的讲话与做法来看，他的言行是基本一致的。从毛泽东处于最高掌权地位来看，从他发动文革的目的来看，他也没有违反这些原则的必要。

但是，由于文革的主要打倒对象是毛泽东想象的党内“走资派”，而“走资派”又分布在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形成为“党内的资产阶级”。他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基层的广大群众组织，冲锋陷阵的是红卫兵造反派。他进行文革的主要方式是踢开各级党组织，他赋予造反派自由行事的权力。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对造反派直接发出指令和进行约束。这就实际上形成了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全国的无政府主义，形成了毛泽东认为好得很的“天下大乱”。在这种背景下，“打倒一切”就再正常不过了。在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活动，除了中央一级和军队外，基本上都停止了。造反派实际上取代了党组织的职能。

造反运动出现的过激行为，例如残酷的斗争方式、打死人、“破四旧”、血统论等等，公正地说，当时的中央是表态反对的。但为了不伤害造反热情，这种反对是一种很“软”的反对。一部分造反派将这种“软反对”理解为真反对，从而停止这类过激行为；但另一些造反派将其理解为真支持，继续并升级了这类过激行为。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文革后八年，解放了大批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老干部。毛泽东为了打倒他心目中的走资派，他包容了文革初期的“打倒一切”。

所以，他也说过：“……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这说明，他没有号召“打倒一切”，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包容了“打倒一切”。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文革初期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几乎所有老干部都被打倒，文革后期包括邓小平在内又有大批老干部被“解放”。这种现象，用毛泽东怂恿“打倒一切”无法解释，用毛泽东不包容“打倒一切”，也无法解释。

其实，造反派心里很清楚，他们要打倒的老干部，最终能不能打倒，关键还要上面表态。

文革时期四川有一个故事。文革前，四川省农机厅副厅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首席代表邓华将军，在北京参加一个中央的会议。毛主席问：“邓华来了没有？”邓华立即起身答：“到！”毛主席说（大意）：你有什么错误？为什么造反派把你弄得那么厉害？邓华无言以对。毛主席挥手示意：“坐下，坐下。”邓华就这样被“解放”了。



“全面内战”违背毛泽东的意志

毛泽东对“全面内战”与对“打倒一切”的态度有所区别。“打倒一切”同毛泽东要打倒“走资派”的本意，在方向上有重叠，所以他对“打倒一切”是非常谅解的。甚至可以说，有某种程度的支持。但“全面内战”则不同了。

考察文革全过程，他对“全面内战”一开始就不赞同。道理很简单，“全面内战”是与走资派作战的“革命”阵营内部的战争，与文革的目的完全不同向。

人们还应该记得，全国性的两大派大体形成于1967年的“一月夺权”前后，随即开始了“全面内战”。“一月夺权”是造反派地位的转折点：即将从“在野”转变为“在朝”。造反派分裂的主因是权力争夺，遮羞布是“观点不同”。毛泽东一开始就看出了个中端倪，他警告红卫兵造反派：“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1967年年中，他看到“全面内战”愈演愈烈，阻碍文革继续推进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他提出：“必须善于将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问题。”紧接着，他又号召造反派：“要斗私批修”。

1967年年底，他更明确地对两大派讲：“两派要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等，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对各省市、各部门的两大派做工作，要求停止内战，实现联合，建立革委会。并且派出军队对严重地区的武斗进行隔离，或直接干预制止武斗。必要时，对需要保护的单位实行军管。那时候，“全面内战”给中国造成的方方面面的巨大损失无法计算。

从上述讲话和工作能够看到，毛泽东反对内战的立场是前后一致的，态度是鲜明的。还可以看到，他爱护红卫兵造反派这支文革的中坚力量，不愿意一开始就出以重手，希望通过批评、帮助、引导的方式，解决“全面内战”。从另一个角度讲，他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容忍了“全面内战”。在“全面内战”拖的时间太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极大伤害，民众已经普遍怨恨，而造反派却始终不听招呼的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出以重手。

1968年“727”，他通过结束清华内战，结束了全国的红卫兵运动，进而结束了整个国家的“全面内战”。

给江青当过一年秘书的阎长贵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有“事实”证明，毛泽东发动了全国的“全面内战”。其“事实”之牵强、用心之险恶，一目了然。





什么叫“头脑发胀，全身浮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毛泽东不是在1968年7月28日，第一次这样批评蒯大富。早在1967年，他就曾通过江青之口提出过类似的批评。江青还说，有人真不害臊，连党员都不是，就想当中央委员。指的就是蒯大富吧。按照一般常理，如此之重的批评，足应使蒯大富悬崖勒马。不妨假设毛泽东如果用这么重的话批评林彪、陈伯达、江青，或者任何中央一级的领导人，那会是什么后果？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这其实也是对全国造反派头头的批评。但蒯大富和全国的造反派头头们都当成了耳旁风。就蒯大富当时发胀的头脑来讲，一个中央委员的位置未必就打得住。

今天我们知道，金钱能使人疯狂。当年，权力也曾使人疯狂。

最近，我听到一个故事，很有些震撼。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华国锋召开了各省负责人的“打招呼”会。其中一个内容是贯彻毛泽东主席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的讲话精神。四川当时的省委书记召开了省委全委会，提出各级党的领导干部要用土改时对待贫下中农那样的感情对待造反派。在此背景下，当年9月2日，他找重庆市两派的一位主要头头谈话，准备给他安排一个重要职位。能够被重新启用，令这位头头感激涕零。但还没来得及兑现，9月9日毛泽东主席过世了，不久“四人帮”倒台了。政治风云突变，省委书记的承诺成了永远的过去。

几十年过去了。但在这位头头心目中，时钟却永久停留在了1976年9月2日。听说此君至今仍念念不忘这个职位。但凡朋友去看望，必说此事。其痴迷状，使我猛然想起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此君文革后判监15年，出狱后自然没有饭碗。当年的朋友纷纷伸出援手，帮助其度过经济难关。但此君心思完全在从政，思想感情顽固地停留在遥远的过去，不善百姓日子，穷困潦倒，让人嘘唏不已。



当年人们用脚投了票

文革前清华的在校生总数，我记得校方公布是一万另四百人。加上各类教职员工，清华园内总计大约两万人。1967年底到1968年初，六字班分配离校。那么，武斗前清华园内尚有一万八、九。

1968年4月23日“百日大武斗”前几天，清华园已经显现大规模武斗即将开始的迹象，人们纷纷收拾行李逃离清华园，形成蔚为壮观的“难民潮”。据笔者日记，当时估计留在校内参加武斗的两派总人数不超过一千人。这与蒯大富《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历史》中的回忆基本一致。那么，这一千人与清华园内一万八、九的总人数相比，仅占5%。假设留下来参加武斗的全部都是学生，以未毕业学生总数9000人计，参加武斗的学生只占在校生总数的九分之一弱，即10%左右。笔者当时仍然留在原住的2号楼，继续观察清华局势的发展。我清楚地记得，这座清华最大的学生宿舍楼，几乎成为一座空楼。也就是说，清华园内90%以上的人不参加，甚至反对武斗。这其中，大部分人没有用文字或口头方式表达反对意见，但他们却用脚投了反对票。

武斗以前长达一年多的文斗期间，清华园内用脚投票反对内战的人数也是逐渐增加的。

如前所述，当时清华的一般民众，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在拥护并参加文革的

前提下，对如何正确理解毛主席的文革思想产生了分歧。在众多人的参与下，清华内战初期，出现过对干部问题、十七年“红线”“黑线”问题、左和右的问题、教育战线斗批改等等问题的大辩论、大争论，并从而分裂成两大派。但这种争论并不同于百花齐放，更不是民主条件下的思想自由。这些争论最后都服从于对清华大学权力的争夺，目标指向是拟于1967年5月30日成立的清华大学革委会的两派名额分配。5月30日革委会流产后，争论逐渐变成了大喇叭上的各说各话，又很快转换成大喇叭、大字报上的相互谩骂。

在我的记忆中，两大派形成开初的大辩论、大争论时期，是清华两派的高峰期，也是两大派各自人数最多的时期。估计两派加起来总数在一万五左右。两派各说各话和相互谩骂局面形成以后，两大派事实上的人数逐渐减少，中间派和逍遥派队伍逐渐变大。1967年9月，在各方面做工作予以促进和两派群众的要求下，两派头头不情愿地商量成立“联合总部”，准备合并两大派组织。但“联合总部”虽然表面上达成了协议，但实际上一天也没存在过。“联合总部”失败的原因仍然是名称、名额、谁吃掉谁的问题。两派争论的实质再一次显现在群众面前，退出内战的人数进一步增多。

到1968年4月武斗开始，退出或停止参加派别活动的队伍变成了清华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这是清华当年的历史真实。参加武斗的人，无论以清华园的总人数计算，还是以在校学生的总人数计算，都是极少数。

在这个过程中，清华有一批人公开表达了停止内战、结束分裂、实现联合的强烈愿望。1968年2月29日，“清华大学革命群众促头头掀起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新高潮大会”在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大专院校两派头头学习班所在地）大礼堂召开。北京市委党校大礼堂被来自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坐满。据了解，该大礼堂座位在1400个左右。参加这次大会的，两大派、中间派、逍遥派的人都有。参加学习班的清华两派头头被悉数请到现场。大会发言踊跃，群情激昂。北京市革委会的领导人也到会表示支持。当时进驻清华大学的海军宣传队从旁进行了协助。据我所知，一千多普通民众向两大派头头面对面地表达反对内战的强烈愿望，这在当时的北京，甚至在全国，都是不多见的。但几十年来，类似这样的历史真实，也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内战和武斗是违背清华多数人意志的。今天写回忆录的人，几乎都是当年对内战或武斗比较积极的人。而当年用脚投票的多数人，几乎都不愿意再去回顾那段令人厌恶的历史。众多的回忆录和文革史专家，对这个最重要的历史事实却视而不见。



结束清华内战不需要额外的理由

蒯大富的《岁月流沙》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有许多反思和悔恨，情真意切。这是值得肯定的。沈如槐的回忆录却基本没有。但蒯大富对毛泽东发动“727”，看来至今没有想通。他的主要逻辑是，制止武斗是可以的，但毛泽东应该事先给他打个招呼。

蒯大富回忆录说，1968年“727”数万工宣队开进清华强行制止武斗，他之所以下令对工宣队大打出手，是因为他不知道这是毛主席派来的。如果有人告诉他这是毛主席派来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如果蒯大富还有记忆的话，“全面内战”时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发出了那么多制止武斗的官方布告，派出了那么多解放军战士隔离武斗中的两大派，这些全天下人都知道。难道还要由毛主席亲自署名给清华大学发一个专门的公告，才能表明毛主席对清华武斗的态度？这种可笑的狡辩居然在一些团派校友那里流行了几十年。我真不知道这究竟是聪明还是愚蠢！现在，居然还有人在研究为什么“727”进入清华的工宣队，不特别声明是毛主席派来的，其背后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这种所谓的研究历史，这种所谓的“历史真相”，不知道要把文革史的研究带到哪个泥潭去！

固然，当年带领和指挥清华工宣队的人，例如迟群、谢静宜等，后来都是“四人帮”的人，他们统治清华期间同样给清华带来过数不清的灾难。但这并不改变毛泽东委派他们制止清华武斗的正义性。至于蒯大富说，是“右派”给予毛泽东巨大的压力，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抛弃了他，否则历史将会是另外的样子。这更是毫无根据的自欺欺人。

这种狡辩里还隐藏着一个可怕的逻辑：如果不是毛主席发动“727”，谁想制止清华的武斗，打死活该！

这使我想起清华武斗刚开始时，一些反对两派武斗的人曾经想组织几百人的师生员工，在校内举行呼吁停止武斗的大游行。但当时的情况太艰难，敢于参加游行的人数远远达不到期望的规模，最终作罢。幸好这次游行没有搞起来。由于它没有任何高层支持的背景，不然，清华园早在“727”之前，就血流成河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看来蒯大富在这一点上毫无进步。



结束“全面内战”，代价沉重

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角度讲，结束“全面内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北大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源地。清华则是全国造反派红卫兵的发源地，文革地位举足轻重。毛泽东选中清华发动“727”，实施了文革的一个大转折。

回望历史，我们今天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不结束红卫兵运动，就不可能结束“全面内战”，就不可能继续推进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从文革的角度，毛泽东选择清华下手，显然抓住了牛鼻子。

红卫兵运动最终未能按照毛泽东的“引导”，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应该令毛泽东非常遗憾，而且很可能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结束红卫兵运动，虽然结束了“全面内战”，同时也给文革自身沉重的打击。这应该是毛泽东不得已而为之。这就可以解释，“728”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时对蒯大富的亲密情感，不久后又将蒯大富彻底抛弃的矛盾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最终走向毁灭，首先源于文革自身。“全面内战”是红卫兵运动自掘的坟墓。埋葬文革，最早的掘墓人是毛泽东自己。

邓小平及其一大批老干部复出，进一步加大了对红卫兵运动的清算，大大加重了文革的颓势。



“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据说，这是邓小平当年拒绝毛泽东，要他主持做一个拥护文革决定时的托词。这一方面显现了邓小平的睿智，另一方面也确是实情，而且是那一代老干部共同的实情。

后来，邓小平主持做出否定文革的决定时，提出了“宜粗不宜细”的方针。近来的各种文革回忆录，对此颇有微词。

从桃花源中人的角度讲，当年即使有充裕的时间与合适的氛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那一批老干部，由于文革中的特殊经历，他们也确实说不细致。即使到了文革早已冷却的今天，那些当年并不在桃花源中的人，能否正确地说出当年的“细”，恐怕还需要打个大问号。

正是由于当年对文革的认识上无法“细”，所以在对文革遗留问题的处理上，也就只能“粗”。“粗”，只要大体正确，还是能经受历史考验的。但太“粗”，就会留下一些问题。

例如文革的责任问题。显然，文革有毛泽东的责任，有“四人帮”的责任，也有造反派的责任，另外还有其它方面的责任。如果混在一起，就太粗了。如果能将其大致分清，那对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无疑大有好处。我以为，一些清华校友对那一阶段至今不能释怀，从而难以真正走出文革，这恐怕是一重要原因。而文革的责任问题，又同文革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有关，同对这些过程的认识和分析有关。当然，要细致地总结文革，还不止这些。

对文革认识太“粗”，还容易使文革妖魔化。科学地总结和研究文革史，以及文革以前建国以后党的若干次左倾错误的历史，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的需求。

粗线条地总结文革，是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特殊需要。但不能永远只有粗线条。粗线条不能回答人民群众对历史可能提出的若干问题，不能解释重要的历史现象。当这些疑问不能得到解决的时候，其它答案就会趁虚而入。这就容易导致文革的妖魔化。

事实上，文学艺术作品中，对文革的妖魔化已经很长时间了。对文革的妖魔化，必然对毛泽东妖魔化，对中国共产党妖魔化，对那个时代的人民群众妖魔化。其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但无论如何，在那个从文革转向改革开放的紧要关头，只能快刀斩乱麻。过多地指谪“宜粗不宜细”是不对的。

今天，我们能用科学发展观来研究、解决当前和今后中国的发展问题。我们也有可能用科学的历史观去研究和解决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共和国历史的认识问题。两者可以相辅相成。



关于对文革的反思

文革给中国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太多的感受，太多的教训。所以，对文革的回忆与论述，至今连绵不断。不过，由于文革中的经历不同，所处位置不同，记忆和感受常常大不一样。　　　　　　　　　　　

叶志江学长向我们这些文革中毕业的校友们发出了“走出文革”的呼声。我深深地赞同。但要彻底走出文革，必须在内心彻底否定文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有利于我们对文革的反思。

文革与解决腐败毫无关系。中国解决腐败问题需要探寻新的路子，而不是回头去看文革。

如果造反派掌权，或许更腐败。从造反派的文革思维出发，找不到解决当前腐败的药方。说文革不能“全面否定”，因为它有监督官吏的积极作用，是不能成立的。

防止文革或者类似于文革的事情再次发生，应该是最重要的反思。

有校友提出了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人的最后历史责任问题，主张大家把“文革的事实”留下来。但从不同的眼球看出去，“文革的事实”差异是很大的，甚至于完全不同。照相似的文革，恐怕留不下来了，而且也没有必要把什么事实都留下来。所以，还是有一个观点、角度的问题。写回忆录，或者研究文革史，如果方向不对，它的作用就是负面的。我们这些奔七的人，的确有一个“最后的历史责任”。怎样才是对历史负责，恐怕应该三思。

蒯大富的回忆录有一个问题说得很好。他说：“在没有法制约束下的大民主，它肯定要变成暴民政治”。“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痛苦记忆，充分说明，民主必须置于法制之下，民主必须有序。否则，只会导致“暴民政治”。大民主其实就是专制下的“暴民政治”，丝毫不是人民“当家作主”。

想到那里，说到那里。错了的责任由我自负。欢迎校友们批评、指正。



本文引用的一些内容，请参考以下目录

一，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二版。

二，沈如槐、陈楚三《回忆与思考——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

三，许爱晶《清华蒯大富》，香港出版。

四，《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



本文2011.3.8贴于清华校友网1964年级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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