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焱金：从反击右倾翻案风到“粉碎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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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焱金

最后一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是多事之秋，是个大灾难的一年。那年是闰八月，老人们都说：“闰七不闰八，闰八用刀杀。”就在1976年来临之际，毛泽东主席对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发起了反击，邓小平复出前多次向毛主席作检讨，表示坚决和刘少奇划清界限，拥护文化大革命，并且保证“永不翻案”，可是一旦大权在握，就大搞翻案活动。1976年中共中央四号文件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毛主席痛心地说：“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毛主席还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邓小平还是白猫、黑猫，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帝国主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这时躺在病床上生命垂危的周恩来总理耐心地聆听着毛主席的指示以及毛主席新发表的词《重上井冈山》，他再也说不出话来，元月8日永远离开了我们。
　　说实话，我是非常崇敬周总理的，他的品德和风范无人能比，没有周总理的支持，文化大革命是不可想象的。他一生支持和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文革中夜以继日地操劳在斗争的第一线，经常几天几夜才睡几个小时，他是累死的。
　　1967年10月周总理来武汉，刚下飞机就派人到处找我。他凡事亲力亲为，十分注意每个细节。1969年5月在人民大会堂和我们谈话的四个通宵里，周总理始终端坐，偶尔接过服务员递给他的药，还要道谢，坐累了站起来活动一下，也保持良好形象。他说话和气，从不给人扣帽子。在四个通宵里，谁都会去洗手间，唯有周总理一次也没去过。我后来甚至怀疑，他的膀胱癌是长期憋尿给憋出来的。周总理在我心中是一个完美的人。
　　毛主席说邓小平“柔中寓钢，绵里藏针。”“是个钢铁公司，有人见了怕。”“我活着能治住他，我死后谁也管不住他了。”
　　1976年，原武汉市副市长王家吉与我闲谈中说他以前见过邓小平，是一种让人很害怕的感觉。
　　政治强人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主席当然不答应，于是有了1976年初华国锋传达中央四号文件（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打招呼”会议，号召紧跟邓小平的当权派“转好弯子”。
　　最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的，无疑是受邓小平压制的造反派。在武汉市组织领导批邓、反击右派翻案风当然又是胡厚民，他是个职业革命家，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每次运动。
　　这一年过春节的时候，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李想玉、潘宏斌、田学群、曹承义、彭勋、郑峰①和我等人在傅廉家聚会，傅廉夫妇用很丰盛的酒席招待我们。胡厚民、曹承义、潘宏斌、郑峰和我都较能喝酒，大家很久难得聚在一起，非常高兴，结果郑峰当场喝得大醉，吐了一地，连胆汁都吐出来了。乘着酒兴，大家边吃边谈，说得最多的是胡厚民和彭勋，大家决心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坚决反击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胡厚民提出要请沈复礼出山，曹承义自告奋勇接受任务。沈复礼是清华大学高材生，曾当过学生会主席，共产党员，和吴官正是校友，文革中是钢工总核心组成员，三结合时为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他为人沉稳低调，反对过激行为，新派对他特别有好感，称他为钢派中的新派。他在钢派的内部威信也极高，与胡厚民同一个厂的原工人总部发起人之一的李承弘一再声称自己是“沈派”。另一个重要头头顾建棠，只需沟通一下就行了。顾建棠，共产党员，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干部，长办联司一号头头，毛主席逝世前中央已决定他到水电部当副部长，也是沉稳冷静的人，在长办系统内有很高的威信。
　　①郑峰：1939 年生，文革前为市档案处干部、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市机关红司二号勤务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胡厚民提出：这次批邓，要请两位造反派中共中央委员举旗子。这两位一位是钢工总常委、省革委会常委、汉阳轧钢厂工人夏邦银，另一个是工造总司成员、武汉国棉三厂劳动模范谢望春。夏邦银是中共中央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谢望春是中共中央第九届、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
　　以后的会都是在工造总司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潘宏斌家开的。经过讨论，由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七人组成领导班子。这七个人，简称“夏、谢、朱、李、吴、胡、顾”，又被称作“夏、谢的旗子，朱、李、吴的牌子，胡、顾、彭（勋）的点子”。
　　除了领导小组，还有参谋班子。参谋长是胡厚民，成员有顾建棠、沈复礼、聂年生、彭勋、曹承义，其中聂年生仅参加一两次会就自动退出了。参谋班子又戏称为摇鹅毛扇的鹅头鹅毛班，胡厚民被称为鹅头，其余都是鹅毛，大家常以此互相取笑。
　　参谋班子经过研究，提出：为接受反复旧运动的教训，这次不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充分运用宪法保障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武器，以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1975年6月4日在省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为突破口，在“滚”字上做文章，要把通过两清一批从各级革委会“滚”出去的造反派代表再“请”回来。办法是：“上促下攻，内紧外松，立足基层，统一行动。”这个口号是顾建棠提出来的。这本不是什么新鲜货，也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而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夏邦银到中央开会听到的北京和上海经验，是夏邦银打电话告诉朱鸿霞和胡厚民的，当时也是这么做的。这句话竟成了篡党夺权的“基调”，连同严常提出的“目的不变，决心不变，基调不变，突破口不变，方法要善变，以不变应万变”的所谓反革命“策略”，在1982-1983年审判造反派头头时分别追究每个人的罪行，沈复礼也因此而坐了几年牢。
　　会后，由彭勋拟定十几条顺口溜作为大标语，由曹承义派人刷遍武汉三镇。大标语有：“湖北有个赵辛初，扩大会上来讲话，手舞邓记尚方剑，六月四日大砍杀”，“六四讲话大毒草，滚出去要请回来”，“两清一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等。其他几首记不得了，内容都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第一个在武汉市建工局礼堂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报告的也是彭勋。
　　彭勋、共产党员，原湖北大学青年教师，左派造反，新湖大造反派头头，武汉老资格的造反派，有很好的口才。一次在同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谈了五个小时的话以后，张体学很欣赏他的口才，说：“你真是个油嘴啊！搞得好前途无量，搞不好会成第二个梅白。”谈话时有其他新派头头在座，“彭油嘴”的绰号很快传开了。文革中，江城父老不一定知道彭勋的大名，但一定晓得“彭油嘴”。他不仅能说，也是造反派主要出点子的人之一。
　　1976年2月，以中央委员夏邦银、候补中央委员谢望春领头，省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共22人署名的《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信》在汉口水塔公开张贴出来了。由在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带头写大字报上街，在武汉文革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武汉三镇引起轰动，大字报很快被转抄、翻印。大字报是由参谋班子执笔写成的。
　　第一封公开信发表后，还张贴过第二封信。由于我没有参加公开信的起草，信的内容一点也记不得了。
　　夏、谢领头的两封公开信和彭勋的打油诗标语以及随后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彭勋、曹承义等人在各系统和单位的演讲，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火点起来了，基层的造反派群众也迅速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热潮。
　　与此同时，官方组织的批邓也如火如荼地进行。多半是由所谓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大会上对报上公开的邓小平右倾翻案言论进行批判，都是空话、套话，没有联系实际的内容。不过可以说明一点，当时似乎是人人都赞成批邓的，至少是口头上，公开跳出来反对批邓的人没有。湖北十堰有个第二汽车制造厂分厂书记，仅仅只是因为没有发动本厂群众批邓，后来被邓小平发现，如获至宝，一下子提拔到中央去了。可见当时的批邓是多么正统，多么合法。
　　不搞大型群众性运动怎么办？我们就小范围促省委“转弯子”，省委领导人当时不敢说不转弯子，相反“转弯子”喊得震天价响，只是具体怎么转、向哪里转的问题。为此胡厚民带领省、市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两次到省委常委会上去促省委。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能顺利地进入省委常委会会场呢？因为夏邦银和谢望春作为在汉中央委员，可以当然地列席省委常委会，省委常委会开会时，夏邦银打电话通知胡厚民，胡厚民就带队前去，自然一碰一个准。“冲击”省委常委会也是审判时量刑的一个罪名。当时根本没有冲，那么少的人想冲也冲不进去。我们本身都是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有证件，而且两次都是夏邦银出来接进去的，为的是面对面与省委领导人交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看法，我们平时与省委领导人十分熟悉，都是心平气和地谈，对这种方式的谈话，赵辛初等当时也是认可的。他们不愿看到的是在社会上闹得很乱，是1969年反复旧那种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省委领导人与我们达成了一些共识：一、省委是积极转弯子的，坚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造反派，“滚”下去的全部请回来。三、“两清一批”犯了扩大化错误（我们认为是方向、路线错误，是右倾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在涉及造反派头头入党、提干、补台的问题上意见未能统一，在湖北省委是否紧跟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问题上各执己见，其中省委书记韩宁夫对立情绪较严重。
　　街上的大标语依然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省革委会副主任朱鸿霞就在通往长江大桥的龟山山坡上用红油漆写了“打倒邓小平”五个大字，署名朱鸿霞。此处人来车往，流量极大，这幅大标语也算是深入人心了。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以悼念周总理为名，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的群体事件。毛主席、党中央认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目的、有后台的反革命事件。由华国锋亲自出面、吴德等人共同指挥的首都工人民兵平息了这场风波。由于毛主席、党中央认定邓小平是整个事件的后台，毛主席亲自提议，4月7日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两个决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正在一冶开会的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听到广播后，一片欢呼。我们紧急开会研究如何乘此东风促省委转弯子，曹承义则开了多辆广播车连夜到武汉三镇传达这激动人心的消息。广播车高音喇叭高呼：“坚决拥护中央两个决议，拥护中央正确处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打倒邓小平，消灭还乡团！”“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转好弯，快转弯，诚诚恳恳作检讨！”随后，曹承义又带人把大标语刷遍武汉三镇。曹承义是全市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第一线总指挥，他在这场决死斗争中不辞劳苦，非常卖力。当时，在一冶开会的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的吃、住都是一冶安排的。
　　4月8日，据说是武汉电信局的造反派知道了省委上午召开电话会议的消息，把这个信息报告了胡厚民，也有人说是正在省委开会的夏邦银给胡厚民透了风，胡厚民说要到省委，我们就跟着去了。到了省委门口，大门洞开，哨兵也不拦阻，因为一辆满载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的卡车正冲了进去，这显然是朱鸿霞、胡厚民派来的，全部是武重钢工总的战斗队员。我们紧随其后进入省委二楼会议室。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书记们正在开会，战斗队员们不管三七二十一 ，上去就拉赵辛初等人，待到要拉宋侃夫时，我挡在前面说：“不关他的事。”将他留了下来。此时我为什么要保宋侃夫呢？作为原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他在文革初期是重点批斗对象，既受到造反派的打压，也受到曾、刘、方、张等军队首长的排挤。批林批孔运动时，胡厚民和我曾去过宋侃夫家，我们谈得非常好，他对造反派并无怨言，长期靠边站的他不存在任何整造反派的问题。他虽参加省委开会，可他无职无权，把他抓去于事无补。于是，我们只同意带走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和赵修、韩宁夫，并临时决定在汉口闹市区武胜路新华书店门前开群众大会，请他们三人分别在会上表态。接到通知的钢工总武汉粮食局兵团的负责人黄礼寿立即组织人布置会场，等我们到达时，会场已经布置好。从武昌水果湖到汉口武胜路的途中，赵辛初等人内急，一时无法找到厕所，我们就让战斗队员看着他们，在僻静处解决问题。我们一行人到了武胜路新华书店，队员们扶着赵辛初等省委领导，从软软的竹梯爬上大会主席台。大会由我主持，赵辛初、赵修、韩宁夫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发言中他们都表态拥护党中央两个决议，表示坚决打倒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转好弯子，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朱鸿霞、胡厚民也在大会上讲了话，那次大会还录了音。参加大会的群众非常多。这一次活动又通了天，中央很快打来电话：抓走赵辛初等领导同志是错误的，应赶紧送回去。我们接到电话时，已将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省委领导安全地护送回去了。
　　这件事也是后来分别给参与这项活动的每个造反派头头判刑的“罪行”之一。对这件事，我一直觉得有点仓促和过分，但审判我时，我一口承担，既不推诿，也不辩护。这次行动以后，胡厚民等还商定了许多计划，有些我没有参加。因为1976年7月28日发生了震动中国和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当时有一批伤病员转移到武汉治疗。我作为市革委会副主任，参加多次安置和治疗伤病员的会议，我到火车站亲自接送伤员，还到医院一个个看望伤病员。有一次我看望一个青年，无意中问到他的家人，他大哭不止，原来全家只有他一个人幸存。得此教训，我再也不敢询问唐山地震伤病员家人的情况了。
　　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湖北、武汉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和战果，胡厚民的设想完全成为泡影。随着9月9日毛泽东的逝世，华国锋的背叛，毛泽东晚年倾全部心血干的一生中第二件大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失败。不仅全国造反派面临灭顶之灾，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崩溃。文革中的造反派成了建国以来被整时间最长、迫害最深的群体，共产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和替罪羊。作为社会底层的一个弱势群体，造反派一直在为人权、民主、自由、公正而抗争，他们的斗争矛头一直指向压迫人民、整群众的官僚阶层，是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给了他们反抗压迫的机会，也是刘少奇、邓小平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造反派逼上梁山。造反派始终是一群无辜的人。同走资派和他们操纵的保守派比较起来，造反派那点过激行动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有权整死人和杀人不负法律责任的是走资派和保守派头头，还有文革初期“破四旧”、斗黑帮和整地富反坏右的保守派红卫兵。这种极大的不公正一直被权力掩盖着，历史必将以铁的事实还造反派一个公道。
　　
襄樊会议，一次转弯子的会议

　　1976年7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在襄樊市召开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交流会”，推广学习襄樊经验：1.党委统一领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促进了团结，促进了生产。2.通过批邓，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3.学习襄樊棉织厂经验。省委领导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王克文等参加并主持了这次大会。
　　我是坐自己的小车去襄樊的。一路上，天气非常炎热，中途停车喝水休息时，碰到坐采访车赶来的湖北日报社刘素珍①等人，便一同直奔襄阳。到了襄阳，我住在襄阳饭店四楼。汉江从襄樊市中穿过，把襄阳、樊城分开。连接襄阳和樊城的有一座难看的铁桥，据说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领导修建的，当时没有设计图，孔庆德叫人把珠江大桥的图纸拿来，两头一砍，取中间一段，依样画葫芦建了襄阳大桥，叫人怎么看怎么不舒服。
　　①刘素珍：女，1934 年生，解放前为纱厂童工，1959 年到《湖北日报》当记者，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湖北日报捍卫毛泽东思想总部勤务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星期，襄樊市和襄樊棉织厂的负责人均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他们弯子转得快，转得好，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较能正确对待造反派，许多造反派头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入了党，是党员的进入了党委领导班子。我们在会下议论时认为襄樊经验很好，武汉和湖北各地也应参照执行。吴官正也和我们一起议论，说造反派头头进党的领导班子，正是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在襄樊会议上，按会议指定的座位，我始终和王群坐在一起。王群当时是部队首长而在地方任职，以后他当上了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由于我也当过兵，又与王群是湖北新洲县的老乡，天天坐在一起，谈了不少话，混得很熟。想不到若干年后，与王群原本不认识的彭祖龙在内蒙古得到王群的帮助，成就了一番事业，率先达到小康生活水平，而我却再也没见过王群。
　　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薛朴若的一次发言，他说：“毛主席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大的造反派，毛主席是造反派的总司令。他老人家一声令下，造反派总是冲锋在前，因此，造反派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保卫毛主席的坚强战士。造反派不入党谁入党，造反派不掌权谁掌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要联系实际，解决好领导班子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薛朴若的发言很长，我只记得这些，他的发言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记得赵辛初和赵修在大会上讲话的调子也是很高的，使参加会议的代表很受鼓舞。会议期间，还组织我们到隆中参观了诸葛亮故居。
　　回汉以后，省委决定夏邦银、谢望春进省委常委，并考虑尽快解决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等人的入党问题。夏邦银在省委常委会上还提出要胡厚民进省委组织部、沈复礼进市委组织部。王克文书记还专门找彭勋谈过话，有意让彭勋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水电部长钱正英到湖北省委要人，准备提拔顾建棠到水电部当副部长。据说夏邦银和胡厚民为省、市的人事安排问题很费了一番脑筋。襄樊会议是一次“转弯子”的会议，是一次落实造反派头头政策的会议。当时的形势发展是很好的。
　　
不甘受辱  纵身一跳

　　1976年10月，毛主席逝世不久，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被“一举粉碎”，国内政局发生根本变化。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几个人，也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但灭顶之灾很快就降临到我头上。     
　　我实在是一个在政治上太不敏感、反映太迟钝的人，我以为只要自己和中央那几个人毫无来往，文革中既无现实的犯罪问题 ，又无刑事问题，当局对我的处理充其量不过撤职受批判而已。和1967年6月24日被武装的百万雄师无端杀戮一样，这次我也没有做好挨整的精神准备。倒是一些经常挨整的同志事后告诉我，应该把他们想象得坏一些，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不管把他们想象得多么坏都毫不过分。
　　1976年11月，省市当权派纵容打着“工农兵”（改头换面的百万雄师）旗号的一些人到处抓人，游斗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我听说董明会、朱鸿霞、李想玉、沈复礼、王锦铭等人都被抓去，五花大绑地站在敞篷汽车上，颈项上挂着“四人帮的黑爪牙”的牌子，整天在武汉三镇大街上游街。我不愿受辱，于是妻子带着我到她的亲戚、朋友家，还有彭祖龙介绍的一位同事家，一家一家地躲藏，暂避风头。有一家人，家里还要照顾高位截瘫的病人，又要照顾我，我感到十分不安。在逃难期间，我什么人也不见，什么话也不说，除了吃饭，只是埋头看书、倒头睡觉而已。我尽量不在一个地方呆长了，尽可能少麻烦人家。我一共逃亡40余天，也给掩护我的每一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彭祖龙介绍的那位同事家的女儿因窝藏“现行反革命分子吴焱金”，并拒绝主动揭发交待，在“说清楚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抓纲治国”运动中被开除团籍。当年，开除团籍处分还是比较严重的处分，意味着永远失去当局的信任，在工作、学习、晋升等各方面都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市革委会通知我的家属，让我必须到市革委会去报到，我于1977年元月5日到了市革委会，立即进了市革委会专门为我举办的“学习班”。所谓学习班，类似于今天的“双规”，是强迫限制被办学习班对象人身自由的监狱，被办学习班的对象如果因文革问题判刑以后可以折抵刑期。我们所有因文革坐过牢的人们，经过比较都一致认为，学习班里除了吃饭、睡觉条件好过监狱，其它各方面比在监狱更难受。我的学习班场地就设在我和谢滋群的办公室里，这两个办公室分别有100多平方，这是原国民政府时期德国领事馆的红瓦斜顶三层楼房，外形类似现存的武汉市外办的楼房。文革后被拆掉，重建了现在的市长办公楼。学习班由某处长主持，我已记不得他姓甚名谁，副手是城建委干部吴青华，因此人整我最凶，故至今未忘其名。还有许多监督看管我的人则是由城建系统抽调的原百万雄师骨干，有干部也有普通工人。
　　学习班刚开始是走读，白天交待问题，还可以每天晚上回家。当时，我妻子胡瑞玲因大量吐血，正在医院住院，医生初步诊断怀疑是肺癌。不久，学习班改成隔离审查，我不仅不能回家，也不能会见亲友，我妻子的病情确诊是大叶性肺炎，已经排除了先前怀疑的肺癌，但与外界完全隔离的我并不知道。
　　在隔离审查期间，我并不害怕也毫不回避交待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所有问题。我跟办学习班的人讲，我一没有现行反革命言行，二同“四人帮”没有交往和组织联系，三没有任何刑事问题，四是我从没有搞过抢枪武斗，五是我十年来没有迫害任何一个老干部，相反很多市里的老干部曾受到过我的保护。因此我自认为这次过关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谁知这些人抓不到令我害怕的问题，便变着法子想要置我于死地。在召开了几次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以后，专案人员就开始从我逃走40天外出避难的问题开刀，逼着我交待这些天是和哪些人在一起串联的，是如何阴谋组织反革命暴乱，如何恶毒攻击党中央、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本来外出避难40天，啥事儿也没有干过，但我不能交待出来，我不能牵连拼命保护过我的无辜的人们，他们多是妻子的亲朋好友，我无端出卖他们我还是个人吗？今后还能面对社会和他们吗？我知道，只要我一开口，所有和我有牵连的人都会立即失去自由，和我一样被关押起来，被迫交代和我接触的点点滴滴。这件事虽然很小，但它在我心目中的分量很大，甚至超过我在文革中干过的每一件事，这是打死我也不能说出去的。于是，我以此事与本案无关为理由，拒绝回答外出避难40 天的问题。我越不肯交待，专案人员越发认为抓住了要害，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于是就死死揪住不放，搞车轮战，日夜逼供，直至我失眠，精神崩溃。
　　由于我失眠，有一天夜间起来上厕所，无意中听到在谢滋群办公室里专案人员在商议：“他的态度如此顽固，干脆把他丢进去算了……”下半夜我一刻未眠，在床上辗转反侧。“他们要把我丢到哪里去？还有比这里更恐怖的地方吗？”我想起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我为营救王锦铭去过的武汉市第一看守所，看到那里的可怕景象，难道是要我也去做丧失自由和尊严的阶下囚吗？士可杀，不可辱。不自由，毋宁死。这些中外名言在脑中盘旋。想到父亲身患癌症，妻子患绝症正在住院，想到我愧对的六二四死难烈士的冤魂……我决心不惜一死，抗议这非法的所谓学习班的“隔离审查”，保全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将文革的一切留待历史评说。第二天，1977年 5月 22日午睡时间，我照例睡不着觉，而看守我的人则全部进入了梦乡，我感觉机不可失，起身走出房间，翻爬到楼顶上。我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毫无眷念，从瓦上一阵助跑，纵身往下一跳， 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　吴焱金口述 钟逸整理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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