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即使从执政者的角度来看，这一定义也有问题。比如，在西方社会，虽然破坏性的骚乱和旨在颠覆政权的革命永远为执政者所不容，但像工会等以前处于体制外的政治组织，以及罢工、示威、静坐等以前为体制所不容的政治活动，几乎都已被合法化，或者说，被全面或部分地纳入了体制轨道。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被全面或部分体制化的集体性政治行为是否依然可以称为社会运动，并运用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来解释呢？对此，西方大多数学者并没有作出肯定的回答，但这似乎并没有妨碍西方学者继续在社会运动理论的指导下对其进行研究。目前，西方社会中的大多数抗议方式都被体制化（至少是部分体制化）了，社会各个阶层，从左派到右派，也越来越娴熟地运用抗议性手段为自己牟取利益，因此，有些学者把当代西方社会称为社会运动社会（Meyer & Tarrow，1998；Tarrow，1994）。有鉴于此，为了避免体制化这个概念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西方一些学者把社会运动、抗议和革命称为对抗性政治，以区别于一般的非对抗性政治（参看McAdam et al.，2001：5）。
为了解释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学家提出了各种宏观理论。这些理论虽然观点各异，却有共同的一点，即认为社会运动是由多种社会因素共同决定的，并且这些社会因素之间存在着较为固定的逻辑联系。比如，斯梅尔塞（Smelser，1962）认为，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由以下六个因素共同决定的：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因（structural conductiveness），由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structural strain），概化信念的产生（generalized beliefs），触发社会运动的因素或事件（precipitation factors），有效的运动动员（mobilization for action），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operation of social control）。他认为，这六个因素都是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随着上述因素自上而下形成，发生集体行为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一旦全部具备了六个因素，集体行为就必然会发生。
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对社会运动和革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话，那么这一思想无疑源自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学说博大精深，很难用几句话加以总结。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社会运动或革命进行的学者，其视角均可称为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mode of production Marxism）。他们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结成的不同的生产关系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矛盾，进而影响到社会运动或革命的产生和发展。上文提到的佩杰（Paige，1975）的分析，就是一个经典范例。
勒庞整个理论的核心就是所谓的心智归一法则（the law of mental unity）。他认为，个体的人是理性的、有教养的、有文化的，但随着集群（crowd）密度增大，其中的个体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趋于一致，变得越来越野蛮和非理性，其行为也越来越受到脑下垂体控制。这些人同时具有双重道德，既能做出英雄般的献身之举，同时也残暴无情。他们拜倒在英雄和权威的脚下，同时在弱者的面前耀武扬威。因此，在勒庞眼中，任何集体行为（包括社会运动和革命）能够得到的肯定很少，因为它们都是非理性的产物。
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了许多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等等。后来，一些同情这些运动的年轻教授在研究时发现，既有的社会运动理论几乎都具有很强的保守倾向，不但过分强调社会运动的负面效应，而且把发动和参与社会运动看作是非理性行为。于是，他们开始对传统理论进行清理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出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和至今依然在美国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政治过程理论（political process model）。
梯利对亨廷顿的批判也很成问题。的确，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所有带有涂尔干视角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社会变迁为起点，指明这些变迁的某种后果以及伴随这种后果而出现的某种心理学（如格尔）或社会学机制（如康豪瑟和亨廷顿），然后从这一机制出发一步到位来解释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他们对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或革命真正发生之间的许多其他机制（像反抗者的组织能力、国家对反抗运动的镇压能力或制度化能力，等等）往往忽略了。所以，坚持涂尔干视角的学者所写的文章读起来会有大而空的感觉。目前中国的许多社会学家在分析问题时往往用的是涂尔干视角。他们对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失衡、失范、危机、断裂、迷惘等现象有着很好的感觉，但其论证过程往往以偏概全，抓住一个机制而忽视了其他机制的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社会变迁虽然不是导致社会运动发生的惟一条件，却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坚持政治过程理论的学者（Goldstone，1991；McAdam，1982；Tarrow，1998），包括梯利本人最近的著作（见McAdam et al.，2001：17），仍把社会变迁置于其模型中的重要位置的原因。问题是，为什么梯利在1973年的那篇文章中没有在欧洲近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之间找出任何直接关系呢？这很好理解：社会变迁是导致社会运动或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或革命之间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在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强的国家，社会运动或革命就会推迟甚至避免发生。而在化解能力弱的国家，发生某种社会变迁后，社会运动或革命很可能会接踵而至。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不但会影响社会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和规模，而且会影响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之间的间隔时间。这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或革命之间不可能呈现出任何简单的关系。
尽管政治过程理论和资源动员理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不无偏颇之处，但毕竟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一样。在自然科学中，偏执的批判一般只会导致错误的理论。而在社会科学中，由于研究对象高度复杂，批判的前提往往不是对既有理论的错误的全面把握，而是对复杂对象中受到忽视的方面的强调，因此，偏执的批判往往能够导出很有意义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向。正是对传统理论中关于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假设的批判，我们现在才能看到各种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数学方法和形式模型（formal models）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一些有意义的成果（如Lichbach，1995；Marwell et al.，1988；Olson，1965）。正是由于对康豪瑟的批判，人们才开始关注社会运动动员的微观机制，网络和组织社会学的理论也因此才能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Gould，1991；Klandermans & Oegema，1987；Marwell et al.，1988；McAdam，1986；McAdam & Paulsen，1993；McCarthy，1987；Opp & Gem，1993；Snow et al.，1980；Walsh & Warland，1983）。也正是对像格尔和亨廷顿理论的批判，我们才充分认识到资源和机会在运动中的重要性。公正地说，自政治过程理论创立以来，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研究方向也从早期的宏观理论拓展到对中观和微观机制的研究。但另一方面，早期政治过程理论由于其出发点的偏颇，也为研究带来了一些理论盲区。其中一部分已在别的理论的冲击下得到弥补，另一些则仍然影响着今天的社会运动研究。在下一节，我将讨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欧洲社会运动理论传入美国，以及国家理论的兴起对政治过程理论发展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始终强调集体行为，特别是社会运动和革命之间的共同点，并认为它们之间虽然有重大差别，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加以讨论。我的这种做法目前在美国已有一定的市场（特别是在梯利等人提出对抗性政治概念后）。但是，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美国学者往往把社会运动与革命区分开来，并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加以研究。在社会运动研究方面，70年代以后主要是政治过程理论，而在革命研究方面，最重要的理论则是在摩尔（Moore，1966）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在托克维尔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理论（见图3）。在前面，我已经讨论过梯利对社会运动的定义（见图4）。在梯利的定义中，既然政体（这里主要是指国家）是社会运动的一个主要对象，那么，作为一个政治过程，社会运动的发展过程理应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既然如此，我们也许会认为，从革命研究而来的国家理论会对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事实上，由于社会运动研究和革命研究在美国80年代和90年代仍是各自为政，所以，直到今天，国家理论虽然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开始受到重视（Goldstone，2003；Meyer et al.，2002；Zhao，2001），但仍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因此，尽管政治过程理论的核心是政体或国家，却一直未得到国家理论的支持。在政治过程理论中，国家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被简化为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然而，我马上就会谈到，政治机会结构这个概念在学理上是有很大问题的。在本文末尾部分，我还将进一步强调，国家以及国家-社会关系往往是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形式的关键。因此，在讨论9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之前，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国家理论在美国的发展。
国家理论得以发展的第二个动力来自对社会革命的研究。1979年，摩尔的学生斯考契波（Skocpol，1979）发表了《国家与社会革命》（如今已经成为经典作品）。在此书中，斯考契波认为，导致法国、俄国和中国发生革命的最大原因是传统国家的崩溃（state breakdown）。崩溃主要源于国家在国际战争中的失败。为了弥补战争失败，国家不得不实施改革和提高税收，结果势必对传统农业社会造成破坏并激起地方势力的抵制，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即农民的组织力量较强的情况下）引发革命。斯考契波在书中忽略了领袖人物和意识形态在革命中的作用。此外，她的历史社会学解释是没有时间维度的，也就是说，她可能会用满清时的社会结构来分析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从而放弃对整个历史过程的分析和考察。因此，此书发表后，她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所做的具体分析，一直受到各个方面的批判（如McDaniel，1988、1991；Sewell，1985）。但是，在该书中，斯考契波明确指出国家既不完全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也不完全是保证社会公平竞争的裁判，国家集团有着独立的利益，国家有着独立的结构和性质以及与此相应的行为方式。因此，我们必须把国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来看待和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经济发展研究中成长起来的国家理论与从革命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国家理论渐渐合一（Evans et al.，1985），在国家理论上升的过程中，斯考契波的著作也获得了稳固的地位。
五、美国和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
如前所述，美国社会运动研究在欧洲理论的冲击下重新发现了文化、认同感、话语和意识形态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但同时期在革命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国家理论却未能对社会运动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西方的社会运动研究在政治过程理论这个大框架下产生了四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关联的研究方向或领域，分别是：政治机会结构、运动动员结构、运动文化和运动话语的形成以及运动与新闻的关系（McAdam et al.，1996）。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集中于这些视角。在社会运动研究中，人们还关心警察行为与运动的关系（Della Porta & Reiter，1998），社会运动的周期性特征（Tarrow，1998），国际性社会运动（Castells，1997；Guidry et al.，2000；Keek & Sikkink，1998）和西方社会运动社会的出现（Meyer & Tarrow，1998）。这里的社会运动社会是指西方在80年代以来，各类抗议活动被合法化和制度化，并且社会的全体成员，从贫民到富翁和精英，都学会了运用运动方式去谋取利益，因此，社会运动在整个社会中明显增多。与此同时，研究者的兴趣也从早期对运动产生原因的研究逐渐转向对运动发展动态的研究，从宏观理论的建构转向对中观和微观机制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发表的有关社会运动的绝大多数论文和相当一部分书籍，已不再针对整个社会运动进行分析和描述，而是只关注运动的某个侧面，比如新闻与运动的关系、运动的策略（或话语框架的形成）过程、运动的动员方式，等等。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运动，往往被分割成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下面，我将对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四个主要的社会运动研究视角做一批判性介绍。首先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开始。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由主义的增强，西方社会科学家对人类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能力显得越来越有信心，从而越来越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布迪厄的习惯理论就是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作为这一趋势的极端例子，就是这里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以及我们经常见到的形形色色的资本理论（如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等）。这类理论的最大问题，就是把社会结构彻底主观化了。在这些理论中，社会结构就像一个工具箱，完全理性的人们在其中寻找机会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然而，社会结构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不管一个人对他所处的社会结构是否了解，社会结构同样会对其产生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六七岁的小孩无论是否想读书，父母都会把他们送到学校去的原因。不过，这些机会理论和资本理论倒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们用起来很方便。由于任何结构因素都可以贴上机会或资本的标签，一个学者，即使对所研究的问题的性质都没有搞清楚，但把现象背后的结构逻辑贴上机会或资本的标签总是不会错的。作为懒人的温床，这类理论很有市场。我这里批评的主要是一些把各类资本作为自变量对其他现象进行解释的研究。其实，目前的大量研究实际上往往是把某一类资本（比如社会资本）在社会上的总量当作一个综合指标或者因变量，并对这一资本在社会上的总量和增减进行分析。在这类工作中，资本概念仅仅是一个指标，如果这一指标设置得好，这类工作是有其意义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指出，尽管政治机会理论不足取，但政治机会理论旗下的许多工作还是非常出色和有意义的（特别是一些欧洲学者的研究，比如Kitschelt，1986；Kriesi et al.，1995；Rucht，1996）。这些工作基本上集中于比较欧洲各个国家的不同结构对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影响，实际上应该归入国家理论。正是由于国家理论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因此政治机会在这些工作中就成了国家结构和性质的代名词。
美国社会运动研究的第二个重点是围绕运动参与者是怎样被动员起来的这一问题而展开的。这个研究领域起源于对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的批判。自从斯诺及其同事们在1980年从实证角度讨论了人际网络和组织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关键作用后（Snow et al.，1980），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发表了大量探讨人际网络和组织在运动动员中的作用的文章（见Gould，1991；McAdam，1986；McAdam & Paulsen，1993）。随着研究的发展，组织学方法和网络研究方法也被大量地引入社会运动动员研究。学者关注的重点也从早期社会运动背后的组织和网络转移到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动员形态以及运动组织间的联系与社会运动发展之间的关系（Polletta，2002；Rosenthal et al.，1985），这些因素后来被统称为动员结构（mobilization structure）（McCarthy，1996）。随着这一系列研究的开展，组织和人际网络是运动动员的关键几乎成了一种传统智慧。
这方面的研究又可细分为三大块。（1）第一块强调政治文化在塑造运动话语和符号性行为中的作用（如Furet，1981；Hunt，1984；Pye，1990；Sewell，1985）。这一传统中一些比较极端的学者甚至坚持历史即剧本（History is scripts）的观点，意谓历史就是舞台，社会行动者就是演员，而文化则是剧本（script）。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和话语都是由文化文本决定的。（2）1986年，斯诺及其同事提出了框架整合（flame alignment）的概念（Snow et al.，1986），其核心思想是，一场社会运动背后的目标或意识形态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不为动员目标群体所理解或接受。为此，运动的组织者会创造出一些更容易被接受的话语以达到有效动员的目的。在斯诺等人看来，社会运动中的话语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运动组织者为了成功地动员参与者而建立策略性框架（strategic framing）的过程。这些学者也强调文化在框架整合中的作用，但对他们来说，文化不过是一个工具包（tool kit），或是人们理性地选择最佳策略的基础（Swidler，1986）。（3）第三类工作则是旧事重提，即把传统社会运动理论所强调的、但被政治过程理论抛弃了的情感因素重新引入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Goodwin，1997，Goodwin & Jasper，2004；Jasper，1997、1998）。
这三类工作各有其价值，也各有其弱点。关于文化理论，我想，很少有人会否定文化在社会行动中的重要性。但一旦用文化来解释某一具体社会现象，我们就会碰到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社会的文化内容包罗万象，对于一个已然发生的社会行动，我们总能找到一些文化因素来解释这一行动背后的文化内涵。因此，真正有意义的工作不是简单地指出文化在塑造运动话语和符号性中的作用，而是要解释为什么一种特定的社会运动表现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的某一部分而不是另外一部分（很少有一种社会运动的行动能够一揽无遗地体现所处文化背景的方方面面），以及体现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的社会运动的行动库（repertoire of collective action）是怎样变化的（Tilly，1978、1986）。
策略框架理论没有文化理论所面临的困境。对于他们来说，一个运动之所以表现文化的某一部分而不是另一部分，是因为运动的组织者觉得那一部分比较有效，一个社会中社会运动行动库的变化来自无效文化行为的淘汰和有效行为的引入。但这种解释也面临一些问题：第一，对大多数社会学家来说，文化力量肯定会作为习惯和本能在情感和潜意识层面上发生作用，因此不能接受策略框架理论背后隐含的理性选择假设。第二，策略框架理论背后隐含的理性选择假设倾向于把一个运动中的所有话语和符号性行为都看作是组织者的策略。诚如一位策略框架理论学者所说的（Benford，1997：421、412），该领域的大部分研究要么局限于对概念的理论思辨，要么就是讲一个话语故事（如Evans，1997；Hank，1995；Ryan，1991；Snow et al.，1986，Snow & Benford，1988、1992；Williams & Williams，1995，以及Zou & Benford，1995）。在这些研究者笔下，社会运动动员仿佛不过是运动积极分子在摁一个个修辞按钮；其推理倾向于把成功的动员过程还原为运动积极分子所提供的一系列框架，并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第三，一旦把一个运动的话语过程看作是社会运动组织者的策略行为，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假设该运动是在极其有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假设对美国这样一个社会中层组织高度发达、大量运动已被制度化了的社会来说倒也说得过去，但对研究威权国家中的社会运动就有问题了。在威权国家中，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中层组织力量薄弱，社会运动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大量竞争性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往往同时并存于一个运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哪种话语最终成为主导性话语的往往是处于同情者位置的广大受众，而不是一些临时凑成的运动组织的领袖。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不应是运动组织者的话语或符号性行为，而是为什么受众会被某些话语或符号性行为所打动。这就需要我们把注意力从运动的组织者转移到作为动员目标的普通大众，并重点阐释普通大众之所以被或不被某些话语所打动的结构性机制。
值此世纪之交，30年前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倡导者已俨然成为学术权威。但与此同时，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也使他们一直在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反思（Meyer，1999；Koopmans，1999；Tilly，2002），为寻找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在新世纪的新发展方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麦克亚当、泰罗和梯利三人合著的《对抗性政治的动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MeAdam et al.，2001）。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提倡打破社会运动研究、革命研究、民主化过程研究之间的界限，将其融入统一的对抗性政治框架下进行研究。第二，提倡在研究中引入时间，即把对抗性政治的态势看作有关各方在一定社会结构下互动的结果。第三，也是该书中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提出，研究对抗性政治应从社会机制出发并以找出社会机制为核心。事实上，该书的主要章节都在致力于展示某些社会机制是怎样在各类对抗性政治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发表于 2015-4-15 09:3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