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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 2015-03-15
周末在上海社科院旁听了周锡瑞教授（Prof. Joseph W. Esherick）的讲座《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1943: China at the Crossroads）。从这个选题看，似乎是年已73岁的周先生向自己早年学术关怀的一次回归——他1971年在列文森和魏斐德的指导下获得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一度关注谢伟思有关的史料，并于1975年出版Lost Chance in China，但之后他似乎更关注的是辛亥革命、义和团运动等，也以此成名，或许年轻时曾关怀过的问题终究会有一日又再浮现。
演讲为时约70分钟，除了幻灯片之外，全程中文——周先生的汉语相当流利。他开宗明义：“我一辈子的学术生涯都在关心革命、社会运动、起义、暴|乱这类的东西。博士论文和第一本书就关于辛亥革命，然后就转到写义和团。为什么平常安分乐业的老百姓会起来造|反，和政权较量，这是我一直关心的事。很难理解也是很难判断的是：那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前些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我思考到‘历史转折点’的问题。要解释辛亥革命，探讨革命的起源，不如探讨清朝政权的崩溃，一方面是革命力量起来了，一方面是旧政权的崩溃；革命力量本身往往相当薄弱，以至于事先很难预料到它会成功。2011年‘阿拉伯之|春’时，在一年前根本都想不到埃及的穆巴拉克会倒台。”
他由此想到1945年前后中国政局的大变化，正是这一变化奠定了至今的中国政治基本格局。“一方面我一直在关注陕甘宁边区政府，另一方面我觉得也应该考虑一下蒋政权为什么会崩溃。从这个题目来说，这是老题目、大题目，也不是个人能做出结论的，不过现在反正年纪大了，也可以随便抓个大题目。有些已经成为常识，众所周知，国共力量的消长就是在抗战时期。在抗战爆发时，红军大致就三万人，但不见得有三万条枪，当时的武装力量怎么样也比不上蒋介石。陕北根据地在长征之后，整个边区人口仅及百万，很穷，维持不了大量人口，更不用说现代工业了。但抗战后期，整个华北到处都是中|共的根据地，八路军等武装大致有100万，虽然武器装备还远远不如国民党，但能基本控制华北农村。另一方面，在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是唯一公认的全国领袖，连中|共、军阀等都承认这一点，在国外也得到公认，《时代周刊》将之作为年度人物，来自苏联的支援和承认也不缺乏。但到抗战快结束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中|共、自由知识分子、军阀、内部派系（孙科）等都有反对的声音，后期对蒋介石的意见特别多。”
“为什么我要写1943年呢？四十年前，我编过一本书，是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关于国共的报道（按即Lost Chance in China），谢伟思1943年就在报告国民党统治的弱点，以及中共的强大，也预见到战后一定会爆发内战，且多半以中共获胜告终。也是在1943年，日本人为了应对盟军的海运封锁，执行打通大陆通道的1号作战，结果将国民党政权的弱点暴露无遗，蒋失去了百万部队。当时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相处已面临危机，蒋介石长期对他不满，屡次要求撤换史迪威，最后他成功了，但也导致美国对蒋产生不满和失望；而1944年美国使团（按，迪克西使团）到延安的实地观察下来，对中|共的看法是比较乐观的。因此到了1944年，国内外都看到了国民党的问题和衰落。之后白修德的Thunder out of China（《中国的惊雷》）影响特别大，他和史迪威关系接近，Barbara Tuchman的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也是同情史迪威的。不过最近有不同的声音出来，Hans van de Ven（方德万）直接批评Stilwell and White Paradigm（史迪威与白修德范式），认为就是因为史迪威坚持要去打缅甸，才造成了一系列问题。我认为这是英国学者对美国学者的反击，因为史迪威也是很讨厌英国人的；我个人认为蒋政权的问题不是史迪威一个人能做出来的，这个说得有点过分了。不论如何，他们都是在关注1944年。但我觉得1944年时危机已经很清楚了，因此我在想，是否向前推一年去观察？应该更早一点，看看政权危机的起源在哪儿。”
“从研究方法来看，这个题目是我一直在考虑的。原来想写一本书，不过想想年纪大了，所以就组织我学生做一个研讨班，探讨一个历史的研究方法。我写过湖南（按：《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写过山东（按：《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经常限定在一个区域，来做微观的细致研究。但历史是关于时间的，我们或者可以试试，以时间为限制，抓住一个时间段来做探讨问题。这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要求学生尽量地看当时的资料，以历史发生的那个视角来探讨问题，这有点像柯文在《历史三调》中说的，后来历史怎么发展，我们不知道，把后来的历史忘掉，看他们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们那时认为将来会是怎么样，从他们的视角出发来考虑。这个课题研讨结集的书现在正在翻，可能中文版出得比英文版快——中国什么都是快的，美国什么都是慢的。”
“国外同行都说，你为什么搞1943年？1943年不重要。你能想起1943年发生什么事？在座各位也许都能想起不少。让我们来回顾一下，1943年时世界上是怎么一个环境：二战的欧洲战场（尤其是东欧战场）有一个基本转变，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德军的溃败投降告终；美英盟军在阿拉曼战役取胜后，北非战场大局已定，正在向意大利进军。同年，B29远程轰炸机开始生产，到秋季实现量产，每天能生产100架，开始轰炸德国（按此处周先生记忆有误，B29基本只在亚洲战场，恐应是每月量产100架）；潜水艇在大西洋基本为盟军控制。基本战况在向盟军好转，谁胜谁败已经不成问题，问题只是什么时候。再有国际上一个重要转变是共|产国际的解散，也是1943年，这使国民党对中|共政策有了一个转变，毛泽东被解放出来了，有了一定的自主。”
“中|共方面，1943年是整风运动的最后一阶段，‘抢救失足者’的最后一轮，惩罚了好多完全无辜的干部；另一方面，整风之后共|产|党毫无疑问地集中在毛的领导之下，而周围的高层干部也配合得很好。在国民党内部矛盾多了，而中共则权威集中在一个人手里。1943年还废除了不平等条约，美英宣布取消原来的条约，要Signing new 'equal treaties'（签平等新约），这标志百年国耻结束，蒋介石因此写了《中国之命运》，这书就是在之前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演讲的基础上写成的。看他的日记，他在废约上花费不少时间。他自己对出书的学术成就很得意，但结果在国内外到处受批评。孙科的话一针见血，说该书对共|产|主|义和英美民主都有所批评，但唯独法西斯主义没有批评。当时报纸上广告说‘英文版即将出版’，最后发现还是不翻译为好，直到1947年才出英文版。另外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汪伪和中|共对《中国之命运》的批评不无相似之处。1943年春，宋美龄访美，做了一个很轰动的演讲，算是特别成功的一次。1942-43年新|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盛世才之前基本上让新|疆成为苏联的殖民地，用苏联的货币，但1943年被收回来了，蒋介石认为是‘中华民国外交的最大胜利’，但他想干的各种各样的事，铁路、开矿等，都没办成。另外，尽管电影是说《1942》，但河南的大饥荒广为人知其实是从1943年2月《大公报》报道之后开始的，结果国民党封了报馆以作报复，三天不得出报。蒋介石真正认识到这个饥荒的情况，还是在美国记者白修德给他看照片之后才得知，他此前的日记里根本没提到饥荒，但见过白修德的第二天即决定施救。”
“最后，1943年的开罗会议。这个会议的重要性众所周知，中美英三巨头的照片大家也都看得习以为常，那么不妨这么考虑：如果是在抗战前，能想象蒋介石和罗斯福、丘吉尔这样在一起平起平坐吗？这不可能的。现在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它被承认为世界强国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蒋介石对和罗斯福会面很满意，但一直很讨厌丘吉尔；而丘吉尔也一直看不起中国，他是关注欧洲战场的。蒋介石觉得受委屈的一点是英文不够，完全要靠宋美龄翻译。英美军官则对中国军官不满意，他们很多事都要再请示。这次会议完全是罗斯福的提议，那罗斯福的意图是什么呢？我的理解，罗斯福最关心的，是中国还能继续抗战，而这不是为了中国，而是因为如果中国拖不住，日军就会腾出手来，不断涌入太平洋战场。但要让中国继续抗战，美国也给不了多少资源和武器，因为驼峰和滇缅线运输量有限。那么能给中国什么？——给他面子。让他受到鼓舞和勇气，这会议完全是为了这个合影而开的。为什么这么说？之后英美到德黑兰和斯大林开，德黑兰会议的记录特别详细，但开罗会议上英美和蒋介石的谈话没什么记录，美方没有记录，就是聊天嘛，英文资料还是从中文资料翻译过来的。从这一点也能看出，美方就觉得是给个面子见见面，谈什么不重要。会后罗斯福和儿子说，除蒋介石之外还有谁能领导中国？可见罗斯福对蒋也有不满。”
“当然也不能完全是为了面子，总要有点议程：主要是战后安排，要英美承认中国收复日本侵占的权益也很容易，这是日本人占的，又不是我们占的，中国要收回台湾和东北，可以！开罗军事方面的讨论主要针对缅甸战场，这需要海军陆战队打通，但英国放在欧洲战场，美国的兵力则集中在太平洋战场进行登陆战，都不肯分出兵力来打破日军在缅甸战场对中国战区的陆上封锁，丘吉尔对打缅甸一点兴趣都没有。开罗会议讨论这个就变成僵局了。然后英美就去德黑兰了，斯大林打破了这个僵局。英美对斯大林的战略看法佩服，认为蒋介石就只能看中国这一块，只关心中国战区。斯大林对英美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打德国，德国打败了，我就到东北去打日本。这样中国战场的问题就解决了，缅甸就不重要了。看德黑兰会议三巨头的合影，最不高兴的就是丘吉尔，最得意的是斯大林。斯大林一直在批评、讥讽帝国主义。”
“蒋介石为什么没有能够理解全球性战略形势？很重要的原因是：开罗会议没有宋子文。宋子文原本一直在华盛顿，跟罗斯福本人及其圈子都很熟悉，跟丘吉尔也有接触，他能理解英美政治和国际形势，英语又特别好，他跟手下基本上是说英文的，报告、档案也多半是英文写的，除非给蒋介石写报告。但为何没去？他1943年10月回到重庆，主要的任务是遵循蒋介石的嘱咐，设法说服罗斯福，把史迪威撤回去。蒋的原意是要求委婉地表达这个意思，但宋子文知道美国人的方式，你不说明白，他就不撤，蒋则觉得宋不会翻译传达自己的意思，讲得太硬了，怕损坏了中美关系，于是又180度转变了。宋子文很不快，大吵架，摔茶杯，就说不去开罗会议，让宋美龄去。”
“这事让我们觉得，对蒋政权的决策结构，到底应该如何考虑？历来的中国帝王、领导人，没有一个像蒋介石一样留下这么充分的材料可供研究的。他的日记也可看到当时此人的心理。毛没日记，且很多政治局会议当时就说明‘不做记录’。1943年蒋日记里的一句话，他解释他的领导方式，是要‘信其所私’。从日记里看，蒋介石平常见得最多的是：陈布雷、戴笠、何应钦、陈立夫、孔祥熙、宋霭龄，基本上就这几个人，其他人都不太会见。这是蒋介石做决策一个特别大的毛病：靠自己和亲信做决策。他做重要决策，经常在最后5分钟拍板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这也不是一个好的领导方式。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他曾做了周密的部署，准备打延安，但也是最后5分钟又决定不打了。他对周围的舆论也有封闭的倾向，比如河南大饥荒的事上，手下人根本不想报告这些坏消息。越来越集中权力，也越来越和社会隔绝了。”因此，后来的失败，在当时已有迹象，归结来说，“了解1943年时的状况，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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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就到此为止，然后是提问环节。先是上海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的主任马军，他说原本感觉有些困惑，为什么是1943年？但听下来的确觉得1943年是很关键的一年。此外他觉得中国能坚持抗战八年，蒋介石功不可没，他领导着这样一个衰弱的国家抵抗日军，如果不是他的坚强意志，恐怕中国早就投降了，只是他觉得，是否应拉得更长时段来评判国民党政权的衰弱，以及对蒋做出完整的评价？对此，周锡瑞的回答是：现在国内外对蒋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肯定为主，坚持八年的确不易，像英军、美军、荷兰军在东南亚都是迅速崩溃，但问题的重点是：抗战前后中|共力量的变化，为什么能扩充到那么多？为何内战时能壮大到和蒋介石抗衡？所以无论怎样肯定蒋介石，也得承认他最后是打败了。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认识的问题：中|共是否在抗战，是否得到百姓的拥护。国民党说否，所以美国人就说，那我们组织观察团去看看吧，看了就知道了。对蒋的评判也是如此。
【按：在我这样一个旁观者看来，这一番问答与其说是对话，倒不如说是呈现了双方观点的分歧。其实我来之前也误以为演讲主题是把1943年视为历史的转折点，但听到他讲方法论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理解错了。周锡瑞说得明白，他早先的研究方法以区域来观察中国，而现在则截取一个年份来观察——不管横切竖切，其用意都是从某一历史横断面入手，对当时的蒋政权进行深入的病理学研究。这其实是社会科学的个案研究方式，用意在于进行细致的分析。当然这种方法并不罕见，其用意也不是说这一年如何关键，只是说需要在1944年形势已非常明朗之前，看看此前有何迹象——这就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用意在于剖析明帝国衰亡的原因，但其英文书名的副标题是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平淡无奇的一年），那只是截取历史断面的一个方法论——事实上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这次演讲的主要价值。
就演讲内容所罗列的历史事实而言，多是众所周知的，结论坦白说也卑之无甚高论，但这种断面式的研究，以及从全球格局来考虑中国问题，这的确是欧美学者所擅长的；相比起来，中国学者似乎不习惯这种方法，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之所以轰动，大概也因中国学者多像周锡瑞说的蒋介石一样，缺乏国际视野而只盯着中国，就中国而论中国。概言之，讲1943年，这根本不是一个“历史转折点”的问题，也不是为了翻案说明这一年有如何重要；整个演讲更不是为了给蒋介石作盖棺论定或道德评判——这里面，两人的问答又体现出两种思维的差异，即传统中国纪传体思维影响下的中国人惯于去做这类评判（拉长时段，总体上看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往往由此变成周锡瑞含蓄批评的“认识问题”），但在西方那种个人主义传记的视野下，这一点恐怕并不那么重要。为历史人物作盖棺论定，这在西方史学界大概根本不能算是“学术抱负”或学术成就，但却是中国传统史学观念下特别关注的问题。过度肯定蒋是没有必要的，至少中国能抵抗八年不能完全归结于他的个人意志顽强，倒不如说是它的巨大；一个悖论是：对日本来说，中国之难以击败和统治，正在于它的落后。蒋最终的失败，是一套组织模式的失败，蒋只是其化身；这套组织模式不适于那种激烈竞争——如果把国共设想为两家各自试图控制中国市场的公司，就可明显地看出蒋的组织和领导都大有问题。蒋本人毫无疑问是应为最终的失败负责的，所以后来谢伟思才说了一个笑话（真是非常好笑）：有4个John应为lost China负责：John Service自己、John Davis, John Fairbank, John Kai-shek。不过值得深思的是，后来南越吴庭艳政权的覆灭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国民党政权的溃败有诸多相似之处，包括吴本人与蒋一样极其顽固和任人唯亲。二战中美英与顽固的戴高乐也相处得不快（似乎没什么人将美英与戴高乐、蒋介石的合作做比较研究？），但那其中自然又颇有差异。】
随后提问的是一位复旦历史系的学生，拉杂说了一堆，最后他的问题是：蒋是否轻视中|共？周锡瑞答：蒋一直认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绝对服从之，因此蒋的视野是一种传统正规军的视角，几次说他们是乌合之众，一打就打散了。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打了十年也没打散，他还是这么想。蒋认为他们在政治上、策略上，完全是苏联的产物，军事上是轻视的，对其认识是很不足的。《中国之命运》中说他们是“新军阀”，搞割据，认为是国家民族统一的分歧，政治上是忽略的。
又有人说：1943年时已抗战六年，的确出现了很多问题，我听后也觉得确实应该是1943年而非我原先想的1946年是转折点；但看欧洲在战争后期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比如恶性通货膨胀等，那么中国的有何不同？周锡瑞的回答是：蒋在面对这些社会问题时，什么都管，而集中权力的结果，使之成为众矢之的。权力垄断了，那什么事出问题，就是你的问题了。比如针对通货膨胀成立物价委员会，但失败了，本来你不管，这可能被认为是市场的问题。【按：这里面一个可能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通货膨胀之类的问题，蒋能否不管？大概不能。无动于衷同样是有政治风险的，这和中国政治传统有关。】此人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美军观察组去延安后，陈毅后来曾抱怨受骗，因为承诺的一些未能兑现，好像说话不算数，那么美军观察组是否欺骗延安？周锡瑞答：“我的理解是，毛很灵活，但他不理解民主国家内部的不同声音，谢伟思那一派的看法是真的，没有欺骗延安，但后来他们被击败了，看起来就显得美国人的政策态度不连贯了。”【按：同样的错误后来还时常发生，这仍然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分歧，人们潜意识中预期他人按自己的行为模式行事，这种无意识的自我中心主义恐怕在某种程度上是天朝意识的残余】
http://www.douban.com/note/4886342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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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31 22:5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