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兆森 一个小乡村的真实的文化大革命（附评论）

tuffy05

一个小乡村的真实的文化大革命

麻兆森

　　关于文化大革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应当是中国人乃至世界关心社会历史的人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材料，高层的已有师东兵等人的大批文章。中层和低层的多散见于一些片断回忆中，还有一些小说涉及到的一些内容，多是经过艺术加工过的东西。这儿提供的是一个小乡村在文化大革命中真实发生的一些事情。可以为文化大革命的拥护者反对者研究者提供一些真实的资料。虽然由于书写者本人的水平所限立场所限以及所受当时历史条件所限，叙述出来的东西可能不合某些人的胃口，但基本事实都是真实的。有兴趣的人是会从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的。作者本人始终认为，文化大革命的这段经历，对本人的一生是一个宝贵的财富。本人将把它分两部分发到网上，一部分基本是过程实录，一部分是一九七五年对这一过程的总结。或许能给各种各样关注文化大革命的人们一点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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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乡村的真实的文化大革命

（1975年4月）

战斗十二队的斗争
　　在整个老莱公社，战斗大队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前叫太平大队，所以人们都管它叫“穷太平”。战斗十二队更是它的一个典型缩影。在经济上、政治上较其它生产队更要落后一些。生产队欠的外债多，社员涨支多，干部占款多。生产队的经济极为空虚，社员的生活较其它生产队更要差一些。
　　十二队是需要改造的，需要把现在贫穷的面貌去掉，需要把一个旧十二队改造为一个新十二队。要想改造十二队，就首先必须认识到十二队存在着哪些问题，就要对十二队这个客观事物有一个真实的了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就叫认识世界。要真正的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充分的分析到十二队所存在的一切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尤其要认真的分析十二队所存在的主要矛盾，这就是十二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在这里要涉及到一些其它问题，但都是围绕阶级和阶级斗争展开的。

（一）十二队的人员的稳定性与流动性
　　战斗十二队现今二百多口人中，有百分之五十几的坐地户，即本地的老户。百分之三十几的外来户和百分之十几的知识青年，即十二队的新户。
　　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十几的知识青年是今年70年5月初才来到十二队的，百分之三十几的外来户大约是在60——90年代这一期间来到十二队的。在知识青年未来之前，战斗十二队的人员是极不稳定的，其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这百分之三十几的新户身上。自从1960年以来，十二队几乎年年收户，而年年又有部分新户（也有个别老户）走出十二队。
　　这样便产生了十二队人员的稳定性与流动性。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它的具体情况又是怎样呢？打开地图可以知道，战斗十二队的地理位置约是在北纬48.6度，东经125度的地方。正好在黑龙江省的西北边缘。它的左面不到二百米便是齐嫩铁路，右面紧靠着老莱河。老莱河是讷谟尔河的一条小支流。本县的政治中心讷河镇在它南面约三十华里。这个地方土地肥沃而广阔，但人口十分稀少，土地开垦的历史很短，整个村子的年令，也不过六十几年。这意味着，六十几年前，这儿还是一片杳无人烟的荒原。解放以来，由于在党的领导下，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胜利，工农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战斗十二队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开垦出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但是就在这大片土地开垦的同时，却随之而来的产生了另一个矛盾：劳动力不足。十二队的劳力和生产的发展要求相差悬殊。这个矛盾，如果光依靠黑龙江本地解决，是根本办不到的。1956年以后，国家陆续从关内的山东河南一带迁来了大批移民。十二队在当时也增加了这样一些人，但是这些人未能在十二队站住。因为那时的工矿都招收工人。没有多久，迁来十二队的移民户便都陆续的搬了出去。这样劳动力不足的矛盾还是没有解决。就是移民户不走，十二队的劳力也还是满足不了生产发展的需要。于是十二队便必须另找门路，这就是收户。劳力从哪儿来呢？多数还是山东河南。
　　众所周知，山东河南一带，开发历史悠久，地少人多，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这两个地方，灾情也比较多一些。所以，自从东北移民以后，又有大批的人口从这个地方流出，来到东北，成为整个东北的最重要的劳动力来源之一。这些外流人员，最初大都能够停落在工矿企业。但后来由于生产资料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胜利，整个社会主义新秩序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又由于60年以后的几次下放。所以，山东河南一代的外流人员落脚工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所以，他们便涌向农村。这样，作为整个东北农村一员的战斗十二队，便有了一个充足的劳动力来源，得以在60年以后，逐年的收留了大批的新户。这些新户，家庭人口多的是少数，单身和人口较少的占了多数。单身汉和人口少的是新户劳力的集中点。这些人，关里大多有一窝老小，他们巴望能在东北挣一部分钱，除自己的生活以外，还可以顾及家中老小。但就整个十二队的历史现状来说，是个落后单位。从政治上、经济上一直很落后，生产一直没有上去，分红率很低。这些外来的新户在十二队干了一年或几年，看看剩不了什么，尤其是单身汉和人口少的，他们除了顾及自己的生活外，所剩无几，有时甚至连自己的生活也维持不了，还背债涨支。顾及家中他人的可能性极小。所以，便要搬家，挪挪地方。历年来，搬出十二队的多数是新户，又多数是人口少的单身汉，是新户劳力的集中点。他们一走，十二队的劳力又会不足，便又得收户。就是说，十二队的主要劳动力的组成是呈周期性变化的。这就造成了十二队新户的流动性。
　　相反的，十二队将近一百多口人的老户，他们则是十二队的长期居住者。十二队是他们的家乡。这儿有他们的家业，有他们的亲邻近支。他们轻易是不会搬出十二队的。历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是能够在十二队长期居住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十二队人员的稳定性。
　　另外，新户中一些拖家带口的人家也要在十二队较长期居住下去。因为他们人口多，负担重，一般都欠队里的债务，是想出而无法出十二队的。他们搬家，比起单身汉和人口少的说来，要困难的多。因此这部分人也有相对的稳定性。

　　1970年5月初，从上海来了一批知识青年，共27名。他们的口号是：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知识青年的到来，使十二队产生了新因素。这些知识青年是新户。但是，他们却和别的新户不同。具有能够在十二队长期居住的稳定性（注：这一论述是依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得出的。后来国家大形势的改变，知青的返城，改变了这种稳定性。）。这个新因素的出现，将影响到这样一个方面：十二队人员的流动性将大大减弱，甚至将归于消失。
　　毛主席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毛主席又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我们看待事物分析事物，就必须看清事物的真实面貌，分析事物的根本矛盾。从真正的现实出发，才能做出合乎客观现实的结论。如上所述，十二队的人员具有稳定性与流动性，这是十二队的一个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必然要影响到十二队的其它方面。

二、战斗十二队的经济概况
1、十二队经济的落后性
　　战斗大队是全公社有名的落后队。因为过去叫太平大队，所以，人称“穷太平”。战斗十二队更是战斗大队的一个典型缩影，当然也就离不开一个穷字了。
　　首先表现在分红率上。历年来，十二队的分红率十分低下。自从十二队搞集体经济以来，它的分红率始终没有超出一元二角钱。尤其是64年以来，社员的劳动日值一直没有上去。65年0.4元/劳动日，66年0.8元/劳动日，一向被认为大丰收的1967年，分红率才达1.1元/劳动日，而1969年竟降到0.2元/劳动日，弄得社员家家涨支。
　　老莱公社地处东北的松嫩平原，土质肥沃而辽阔。自从农业合作化以来，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农业集体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农业集体经济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和加强，人民生活也不断提高。大部分生产队普通劳动日值都在2.0元/劳动日左右，高的可达3.0元/劳动日，而且为数不少。对比之下，分红率不超过去1.2元/劳动日，社员家家涨支的战斗十二队，反映在人们头脑中，当然就不能不表现为一个“穷”字。
　　目前，十二队社员涨支超过千元的有七、八家，高的竟达二千五百余元，少的也常在三百余元以上，甚至连单身汉也要欠款几十，甚至上百。据不完全统计，整个生产队的全体社员共欠公款在二万五千余元以上。弄得生产队手里很空，直接影响了生产的资金周转，用于生产方面的机动资金非常微弱。生产队年年都要向国家申请贷款或者从粮库领取粮食预购款。目前生产队欠的外债要近三万余元。这对于一个人口不过二百，土地不过一百五十公顷的生产队来说，负担不能算不大。
社员的涨支，集体经济的空虚。这是致使战斗十二队经济表现为落后的两个根本特点。

2、社员的涨支与干部的占款
　　在战斗十二队，社员欠集体的款项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这无疑是于集体经济的发展不利的。这里也包括一个干部占款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主要讲一下社员占款的原因，讲一下干部占款与社员涨支的根本区别。
　
　　什么原因形成了社员的普遍涨支呢？
　　首先在粮食的分配上，黑龙江和关内是不同的。在关内，那里的账是当年清。例如山东河南一带，那里的社员劳动了一年，所得的劳动分配总额，有的可以等于或者超过全家人当年的口粮总值，有的则少于当年的口粮总值。在这种情况下，那里的制度是，你的劳动报酬不足以领取你的口粮的，你就往生产队付现款领取。你拿不出现款，就把你暂时无力领回的那部分口粮卖于粮库，让你自己以后设法去买。因此，社员总欠不了生产队的什么债务。在黑龙江省却不然，每年不管你所挣得的劳动报酬是多少，都能把你的口粮分到你手。这样便在客观上给了社员能够欠生产队款项的一个机会。就是说，在这一点上，社员有欠生产队款的允许性和可能性。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这是极少数，特殊的现象。可是在分红率一向低下的战斗十二队，社员涨支在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多数的（甚至是全部的）普遍的现象 。即是说，社员的口粮款，当年或几年不付清也是正常的。这是社员涨支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因为社员涨支，他们在生产队根本分不到钱。但是，他们在生活上除了口粮不花现钱之外，吃的食盐、豆油，点的火柴、煤油，穿戴的衣帽鞋袜，用的小型生产工具以及看病吃药都要支付现款。这就要有一个经济来源。这个经济来源来自哪儿呢？一方面，它来自社员的小园田，小鸡、小猪；另一方面，来自生产队。就是说，社员除了口粮依靠生产队外，其它生活方面也要依靠生产队。这就是要向生产队借支的问题。这个借支包括两个方面：（1）预支；（2）其它借款。从预支来说，在老莱公社的每个生产队，大约到中秋节，即在秋冬相交之季，都要给社员支付一笔预支款，以解决社员的换季问题。这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表现吧。它的具体支付办法是：首先定出每个劳动日预支的款数，然后计算出每个劳动日至此出勤多少个劳动日，按劳动日支付社员应得的预支款。群众称为八月节借支（实际上是一次小分红）。作为十二队的社员，都十分关注这次借支。这次借支在十二队来说，实际上是年终分红。因为社员大部分甚至全部涨支，对于这些涨支户，年终只有账算，没有红分。但是，仅仅这点借支是不足以解决社员口粮之外的全年的其它的生活费用的。所以，社员平常时间也有向生产队借款的。它的手续是，经过正队长（革委会正主任）的批准，开出批款条，就可以到现金保管处领款了。现金保管员再将此条交于会计处走账。也有向生产队讲明困难，生产队无力解决，介绍到信贷社贷款的。而贷款到秋后实际上还是由生产队还给银行。社员只是欠账。就是说，贷款也是向生产队借支。所不同是贷款得拿利息。
　　总之，社员除了不付现款的领取口粮外，还要向生产预支、借款或者贷款，取得一部分款项以解决其它生活需要。这些款项的偿还也没规定任何期限。这是社员涨支的第二个原因。
　　关于涨支多少的问题，是与人口的多少，在十二队居住时间的长短所决定的。一般来讲，人口多的要比人口少的涨支多些，劳力少的要比劳力多的涨支多些。比较稳定的能够在十二队长期居住的老户比流动性较大后迁到十二队的新户要多些。
　　社员涨支，其中一部分包含了社员多用了生产队的钱。而就社员用生产队款的速度来讲，多数干部比群众要快些，有的超出了社员许多，老户比新户要快些。抛开群众的问题 不谈，这就产生了干部的占款问题。
　　所谓干部的占款，实际上也是涨支的一种，因为这些干部花的这些公款也全部记载在他本人的账面上。但是干部的占款与社员的涨支还是有区别的。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干部占款一般来讲，要比社员容易些、快些、多些。例如，十二队有一名党员叫张玉良的（30多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当过好几任队长，在他当干部的期间里，，花钱很多，尤其在一九六七年的上半年（这个期间他担任政治队长），几个月的时间就花掉生产队里现款近七百余元。（有些朋友可能认为七百元钱不算什么。我们不妨做个比较：那时，在农村，七百元可以说一个很好的媳妇，现在农村说一个媳妇要十万元。你说那时的七百元钱在农村来说是不是一个大问题呢？2008年3月注）从64年开始到69年年终结账，六年当中，张玉良就欠生产队的公款达二千四百余元。第二，干部在队里用款要比社员容易的多。因为现在的农村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对于集体财产的使用和分配权力，在实际上完全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在生产队甚至集中在正队长和会计一个人或二个人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尤其是掌握主权的正队长和会计，要想花用公款，是根本不费难的。随时随地就可以到现金保管员那儿去拿，花完走账完事。别人是无权过问的。社员就不同了。社员要想借点生产队里的钱，要向生产队长请求批准。队长批不批还是另一回事，有时会空谈而达不到借款的目的。如果生产队派你携款办事，你从中挪用，是要受到批评的。十二队的某些干部正是利用了他们手中的这部分权力，而大量占款的。还是那位张玉良，正象他手下的会计揭发的那样：“我们实际上是张玉良的一个管账的，他是掌柜的。他要花钱，要十元，我不能给九元。生产队不够或者没有，我还要以生产队的名义向别处借来给他用。”六九年以造反名义上来的一位队长也是利用了这个权力，而在六九年一年就花掉现款二百多元的。第三，干部用公款和社员的用项不同。前面讲过，社员借用公款主要是用于生活需要方面，而干部多有用在吃喝上的。十二队的某些干部就有这么个习惯，一上街（东北方言，指集市县城等地），就要进馆子，一进馆子就要大吃大喝，挥霍浪费。例如，到老莱公社只八里地，社员上街办事，一般办完就回来，多数回家吃饭。干部却不然，他们一上老莱，上午办完了也要进饭馆，也要等下午回来。此外，他们还经常抽香烟，而社员一般抽旱烟。干部也有用于生活方面的，例如买布等。但是，干部买的布一般是好布，干部的衣着，一般要比社员强的多。更有的干部利用公款赌博耍钱。上面讲过的张玉良就是一个用公款耍钱而又横行霸道的突出人物。
　　这些就是社员的涨支与干部的涨支在十二队的具体情况。

3、战斗十二队经济的积极因素
　　上面主要讲了十二队的经济上的落后因素与消极因素，那么十二队的经济中是不是就没有进步和积极因素呢？我们说，不是。十二队还是有进步的积极的因素的。
　　第一，战斗十二队的经济是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化的农业集体经济无疑问要比资本主义式的小私有者的个体经济优越得多，进步的多。首先，它较个体经济有秩序的多。由于土地、牲畜、车辆、犁耙等主要生产资料的集中，最有效率的把全屯的生产力集中起来，有组织的分配使用，步伐协调一致。由于整个集体的分配原则上的一致，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它对于避免农民的两极分化，始终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整个集体的农民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进而使他们的意志趋于一致。
　　第二，劳动力一向充足。尽管过去的几年里，很多劳力不断的走出十二队，但十二队又年年收户，始终保持了劳动力的一定平衡。所以，从某种方面来说，十二队的劳力是够用的充足的。现在又来了27名知识青年，再加上妇女劳力，我们当然可以说，十二队是一个劳动力充足的生产队了。
　　第三，社员有积极生产的一面。在十二队来讲，单身户不少，现在又来了一批知识青年，再加上欠款较少的带家户，构成了一股积极向上的生产力量。他们从生活的需要出发，是希望搞好生产，多分些钱，提高生活水平的。另一方面，尤其是因为社教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大部分人是有积极生产的一面的。
　　第四，十二队有充足的生产资料。现在，十二队共有157公顷土地，20多匹马和20多头牛，4 辆马车1辆钢轮车，这对于仅仅有200多口人的战斗十二队来说，是满够用的。是谈得上有充足的生产资料的。
　　鉴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因素，我们认为，十二队内部潜伏着极大的生产能量。十二队的群众中蕴藏着一股极大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积极性。这就是十二队集体经济的进步方面和积极因素。对比之下，十二队的进步方面和积极因素还没有发挥或充分的发挥出来。相对的十二队经济的落后面和消极因素表现的则特别突出，给人们的总的印象，十二队就是一个“穷”字。我们坚定的认为，目前十二队经济的落后面和消极因素虽然表现为主要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不断发展，十二队集体经济中的进步方面和积极因素必然会全部或最充分的发挥出来而成为主要的东西。十二队的“穷”字是一定会去掉的。现在有些人认为“十二队没个好了”，这种悲观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的。

三、战斗十二队的政治状况
1、战斗十二队人员思想上的复杂性与政治上的落后性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出十二队的经济在暂时的情况下，还是落后的。那么，作为反映经济基础的思想和政治，又是如何呢？可以肯定的说，是落后的。但它又是暂时的。
　　现在，我们先谈它的落后性。
　　逐年来，由于十二队收留了很大一部分的后来户，这就必然造成了十二队人们思想上的复杂性。十队接受新户的比率是很惊人的。最多的1967年和1969年，新户竟高到40%和50%以上。外来劳力最高的时候竟占全部劳力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正是十二队收留了这些大量的外来人员，而这些人员又不是来自一个地方，五湖四海，组成这些人员的成份又是十分复杂的，它就必然的带来了各种复杂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都想在十二队多挣一点钱，好回老家过上较好的生活较安定的生活，没有在十二队长期居住的打算。对于十二队的好坏，他们是关心的，但没有关心长远的未来的思想。这是这部分人头脑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是以私字为核心的自我观念的反映。
　　和这些后来户相对的，能够在十二队长期居住的坐地户，即十二队的老户，由于他们本身是要在十二队长期居住的，所以，他们对十二队的未来是关心较多的。他们也希望十二队的生产搞上去。但是由于这部分人家庭人口很多，从劳力上说，绝大多数是很少的，欠的债务又相当多。对于生产队的债务，在很短的时间内甚至五六年的时间内都还不完。因此，他们对于参加十二队的生产劳动是消极的。甚至有人有这种打算：反正生产队的债务怎么样还也还不上，干脆就这样过一天少一天。等到把孩子拉扯大，就走人搬家。扔下破房子顶债了事。具有这种思想的人不仅老户中有，就是新户中人口较多欠账较多的人也大同小异的有这种思想。这同样是一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许多劳动力在参加集体生产的劳动表现上是干一天算一天，干不干都可。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人，有时就找借口不去干活，一般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在他们身上根本就没发挥出来，或者说，发挥的很少。对于十二队的生产，新户是能积极参加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希望主要在十二队当年生产的好坏上，他们希望生产队的生产搞上去，等到年终就会多分一些钱。
　　在十二队还存在着一些其它的不良思想不良风气，比如赌博迷信等等。这些不良思想不良风气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因为十二队的生产搞不上去，经济落后。另一方面和旧社会遗留下的一些旧的风俗习惯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比如赌博耍钱。民间把赌博称为耍钱。耍钱这个东西，过去曾经在十二队形成过一种风气，男女老少几乎都耍，有时甚至连干部也裹进去了。而且干部的输赢更高，比如前面提到的张玉良，有时一个晚上就会输进去二三百元巨款。其它人耍钱是经常的，但输赢一般是不大的。有这种不良习惯的，多是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年人，但这种东西多少会影响到年轻人身上。现在这种大规模耍钱习惯在十二队已经消失。但是，小型的还有，有的也以另外的形式顽强的表现出来，例如赢糖、赢烟之类，仍然会在过年过节时表现出来。由这种坏习惯所造成的懒惰习气依然存在。
　　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信神信鬼的迷信思想，也有相当的市场。自从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宗派主义的思想在十二队也表现的特别明显。
　　如上所述的种种思想和现象，都是和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相对立的，都是极其错误的极其落后的。对这些东西，在十二队历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的纠正和清算，这必然会相当严重的影响到十二队的政治面貌。

四、战斗十二队的阶级斗争
1、战斗十二队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现在全公社，甚至县里地区里都知道战斗十二队的阶级斗争很复杂，并且很激烈。都知道十二队的阶级斗争很严重。这说明十二队的阶级斗争的现实给了上上下下的人们一个很深的印象。为什么十二队会给人这样一个极深的印象呢？这是因为战斗十二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两派激烈斗争的缘故。斗争的焦点就是政权问题。
　　还在一九六七年初的时候，十二队便有了一个以外来户杨万太、李禄祥为头头的东风造反团。在这个造反团的发动和影响下，一举改选了原来战斗十二队的队委会，把掌握基本权力的队长张玉良和会计刘文才选下了台。十二队换了新的领导班子，东风造反团的杨万太、李禄祥等人就是这个新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但是，这个新领导班子没撑两个月，到了六七年的三月份，新上台的政治队长杨万太又下了台，位置又让给了一月份下台的生产队长张玉良。
　　张玉良当上政治队长，重新获得十二队的大权后，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大量侵占公款。到了同年的七月份，仅仅四个月的时间，就花掉生产队的现款七百余元。当时十二队的社员群众在会计公布的账目中，得到了这个消息后，气愤异常。在当时东风造反团所召集的会议上，纷纷要求肃张玉良的流毒，批判张玉良的错误行为。当时，东风造反团的徐福银王笃玉又把这件事反映到了大队革委会那儿。于九月份，在十二队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撤消了张玉良的政治队长职务，而把六七年春季刚来到东风造反团的头头徐福银选进了领导班子，担任了政治队长。和徐福银一起从外地搬来的王笃玉被当选为十二队的现金保管员。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份杨万太当上政治队长，到九月份的徐福银王笃玉上台，这个阶段十二队的正队长始终是一月份上台的李禄祥。碰巧，他们都是外来户，都是在四清运动中或者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给十二队的掌权者提意见的最猛烈的造反派，而且掌了主权。这件事的发生，开辟了十二队历史的新阶段，这就是造反派掌权，或者是新户掌权，登上政治舞台的阶段。而在六七年二次失权的张玉良等人，对于他们权力的被剥夺，极其不满。于是，他便利用十二队的新掌权者是新户这一特点，在老户中大搞宗派主义之风。说什么：“要是新户掌了权，咱们明年吃粮，得砸锅卖铁，拿现钱。”又说什么：“他们新户掌了权，咱们连油盐钱也借不出来了。咱们得合他们干，干不过，我到外面调人去。”在张玉良等人的大力煽动下，许多老户纷纷退出了当时以王笃玉徐福银为首的东风造反团，而加入了张玉良一手策划下成立起来的破私战斗队。张玉良利用在自己掌握下的这个造反组织，在大队党支部书记冯勋等人的支持下，搞了徐福银王笃玉的黑材料。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大队党支部书记冯勋的策划下调集了战斗大队各个生产队的队长、政治队长、造反团长等30余人，以开粮食分配现场会议为名来到十二队搞起了一场大型武斗，当场把新上任的徐福银王笃玉以及反对张玉良的革命群众吴长山打成重伤。宣布撤消李禄祥徐福银王笃玉的一切职务。宣布东风造反团为黑团。十二队的权力实际上又回到了张玉良的手里。大队的冯勋和十二队的张玉良在十二队搞过这场武斗后，做贼心虚，把责任推在在会场上给王笃玉提意见的杨万太和公社身上。他们到处散布谣言：“在开会前和公社打了招呼”，“武斗是杨万太提意见引起的”。
　　冯勋张玉良在战斗十二队执行的是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散布的是歪曲事实的无耻谣言。东风造反团的革命群众没有屈服，他们接近十八次向公社反映了问题，并且在六九年的一月份用大字报的形式，以冯勋为目标发起了猛烈进攻，揭发了冯勋历年来的错误事实，特别着重的揭发了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策划武斗，镇压革命群众的这一罪恶事实。这个时期的东风造反团头头是以杨万太为首的。而杨万太在四清运动中以及在六七年的一月革命风暴中，又是积极给冯勋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主要人物之一，甚至使冯勋在社教运动中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因此，冯勋张玉良对杨万太恨之入骨，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半夜，冯勋又调集八队七队三队达八十人之多，手擎供销社的新镐把，伙同十二队的张玉良又搞起了一场大型武斗。他们的口号是，抓着杨万太就把他打死！但杨万太半夜听到大队方向有钟声响起就和麻兆森一同上公社去了。抓杨不到，就把东风造反团的团员李得义李其文打得死去活来。
　　革命群众还是没有屈服，他们继续用信的形式向县向公社反映了战斗十二队的情况。一九六八年八月份，发现战斗大队战斗十二队问题的地区宣传队，带着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和“七.二四”布告，进驻了战斗大队。宣传队的同志进驻战斗大队后就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泛的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大力支持了战斗大队战斗十二队的革命造反派，通过广大革命群众和造反派的大量揭发，艰苦战斗，终于打倒了大队的冯勋与十二队的张玉良。于六八年的十月份，夺了大队与小队的权。县工农宣传队坚决的支持了这一革命行动。十二队的造反派头头杨万太当选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李禄祥被选为十二队的队长，徐福银任政治队长，麻兆森任会计，王笃玉任现金。
　　12月份反了一次右倾，目标是对准在大队班子的老干部，这次反右倾是在公社宣传队的主持下进行的。在十二队，进行这次反右倾的主要对象是，武斗时站在张玉良一边的干部和群众。反右倾后，杨万太把家搬到了五队。
　　六九年的四月份，大队的冯勋和12 队的张玉良得到了解放。冯勋被解放以后，就把家搬到了本公社的东风大队。后来当了东风大队的副主任。
　　六九年的十二月份，张玉良由社教时的候补党员转为了正式党员。
　　六九年的十二月份，杨万太因为到农场拣粮和不抓工作，受到了批判，并且离开了大队的领导岗位。之后，他走向了极为错误的道路——跑盲流去了。
　　七○年的三月份，在大队的主持下，十二队又撤换了六八年十月份夺权的领导班子，重新选举了十二队的革委会。结果，在六八年十月份下台的张玉良等人重新上台。而在六八年十月份上台的主任李禄祥副主任徐福银会计麻兆森全部落选。
　　七○年的五月二十七日，在上海知识青年来到十二队之后，十二队的革委会又以挑动知识青年和干部之间的关系，打知识青年了为借口，把上届革委会会计麻兆森，于当天晚上的会场上绑缚送到了公社保卫组。麻兆森是六八年五月份老莱中学毕业的学生。是当时东风造反团团员麻长利的儿子。他参预了六八年一月份给冯勋写大字报的运动，在六八年十月份以后又是批判张玉良冯勋等人最猛烈的一个。这次送保卫组，实质上是张玉良的一个报复行为。
　　如上所述的大量事实，足以证明战斗十二队的阶级斗争是尖锐的严重的。

2、十二队斗争的根源与它的性质
　　如上所述，战斗十二队在短短的三年内发生了如此频繁的重大事件：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内，领导班子竟改选六次之多，可见战斗十二队的阶级斗争的确是尖锐的复杂的严重的。那么，对于十二队这样严重这样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究竟作一个什么结论呢？究竟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它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战斗十二队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了这样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这是由来已久的。战斗十二队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是新老户两派的斗争。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一派是老户，一派是新户。实际上，十二队的群众之间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战斗十二队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斗争，是多数人反对少数人的斗争。是以十二队的新户为主要动力，反对张玉良等极少数掌权者，并向他们进行了夺权，而后来新户一派归于失败的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造反派面貌出现的新户一派，始终如一的斗争目标就是战斗十二队的张玉良和大队的冯勋。这说明，战斗十队的新户群众和张玉良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产生的，自从十二队有了新户群众那一天起，便已经存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激烈斗争和夺权斗争，只不过是这个矛盾的明显化和激化罢了。这个矛盾早在六五年的社教运动中就暴发过一次，那时的主要特点，是猛烈的向张玉良等人提意见。不过那时的斗争没有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这样激烈，没有引起新老户之间的派别斗争。最根本的，就是没有发展到向张玉良等人进行夺权。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斗争之所以这么激烈，主要就是因为斗争中有了夺权这一根本问题才引起的。
　　张玉良这个人是一个好吃懒作的人。他有一张好嘴，能说会道，脑子又十分灵活，很能在暂时的情况下迷惑一部分人。难怪他在十二队几起几伏，当过好几任队长。现在又是革委会委员，一直是十二队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之一。多少年来，他利用自己所窃取的十二队的权力，吃喝玩乐，大肆占用公款达二千四百余元。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在他二次上台，取得政治队长的宝座后，短短的几个月就花掉公款七百余元。他长期以来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时出工也是早出晚归，拣轻躲重，可是他所挣的工分，比起大部分社员来却根本不少。一般的群众，一不合他的心意，就非打即骂，称王称霸。在他掌权的时期里，曾发生过这样两件事，一九六五年天旱，本来收成不好，分配方案报到公社里，上级批回来的劳动日值是0.7元。当天晚间，社员就要求分红。他们说：“左右批下来了，早一天晚一天分咋的？明天分吧。”可是第二天分红的时候，却是按0.4 元分给社员的。结果使许多社员涨支（据统计，那年的社员总工分约十五万多分。这样社员就少收入四千五百余元。）。一九六七年，收成很好，据当时的掌权者（积极拥护张玉良的）说，可以分到1.60元，上级批回来是1.40元。可是他们却按1.20元分给社员的，这还不算，后来每个劳动日又抽回去0.1元。实际上，每个劳动日社员才拿到1.10元。每个劳动日人为降低了0.3元。这是对十二队社员特别是单身汉的严重剥削行为。这年的劳动总工分总计十七万余分，社员又少收入五千一百余元。张玉良这样干是有理由的。他们说，这样干，是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多留少分。实际上，这是骗人的鬼话。既然是巩固集体经济，为什么十二队这样穷，欠这么多外债？既然是巩固集体经济，为什么张玉良占用公款达二千四百余元？我们说，这是违背毛主席关于统筹兼顾的方针的。现在十二队家家欠生产队的钱，怎么能体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呢？我们认为，最合理的就是按上级的规定分配，以逐渐提高社员的生活。据群众揭发，他们研究的时候是这样的目的：劳动日值高了，单身户把钱都分走了，我们就没钱花了。结果按着他们的分法，社员大部分涨支，单身户所得的也是廖廖无几，有的也要涨支。这些单身户大多数是关里过来的，他们家中都有一窝老小。他们盼望年终分到几个钱，顾及家口。但是在张玉良等人的盘剥下，他们顾及家口的能力很小，甚至没有了。大家知道，在万恶的旧社会，贫下中农给地主扛活卖力气，往往一到年终，地主就拔拉着算盘，左一扣右一扣，弄得穷光蛋更是光上加光，分文不剩。实际上，张玉良的这种作法是和地主阶级毫无异处的。难怪十二队的新户说，在十二队干活，和给地主扛活一样。
　　据群众揭发，张玉良经常大吃大喝，没有粮食的时候就向队里去约。约回来还千方百计的换白面吃。有时社员连粗粮都吃不上，他家还经常吃细粮。
　　据群众揭发，张玉良还好耍钱。他曾多次用公款耍钱。六四年，他带领群众上山拉木头，担任伙食长时，曾盗卖集体粮食达四百余斤，全部挥霍在吃喝玩乐和赌博上，啥活不干。
　　据群众揭发，张玉良好象十二队的东家，对于公款，他可以随花随拿。而群众有困难，想向生产队借点钱，却很难。尤其是新户，更是休想。
　　象这样的事情极多。
　　如上所述，张玉良等人一方面克扣群众的血汗。另一方面，他巧取豪夺，大肆占用公款，对于生产队的东西随用随拿。他和群众的关系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平等的干群关系了，他变成了群众中的特殊分子，他和群众的关系变得和旧社会的地主与穷人的关系差不多了。这就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他和群众之间的这个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在这一点上来说，十二队的群众（新户与老户）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正因为张玉良等人和群众之间有这样一个矛盾，那么他们之间就必然存在着斗争，这个斗争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十二队斗争的基本来源。
　　对于张玉良等人的错误行为，十二队的广大群众是反对的，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的。尤其是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斗争表现的最为激烈。在这场斗争中，十二队新户中的群众比老户中的群众要来得普遍来得坚决。新户中的单身汉要来得更坚决一些。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老户群众基本都站在了保张玉良的一边，而新户则是反张的主力。这是因为：1、新户所受张玉良的剥削要重些，新户中的单身汉受的剥削更重一些。2、张玉良为了维持自己在十二队的地位，他又必然得用某些手段拉拢一部分人。他拉拢的主要对象是带家的，尤其是带家户中的老户。这是因为十二队的老户能长期在十二队居住，而十二队中的带家户即使新户也比单身汉在十二队中的居住时间要长。相对来说，带农户有受张玉良的剥削较轻，但时间长的特点。那么，张玉良从他的本身利益出发，他必须用某种手段来蒙蔽能够长期在十二队居住的这部分人的眼睛，来掩盖自己剥削群众的实质。
　　上面谈到，战斗十二队的新户是不能在十二队长期居住的，他们都希望十二队的生产搞上去，能够在经济上有较好些的收入，多分一些钱。但是在张玉良等人的错误领导下，他们的愿望始终不能实现。他们在十二队所受的待遇和经济地位都是和别人不同的。他们之所以反对张玉良，实际上就是想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在社教运动时期，或者在那以前，他们所作的斗争不外是在会场上提提意见，或者是向上级向工作队诉诉苦，谈谈自己在十二队所受的不同的待遇。企图使领导者改变态度对自己好起来，企图使张玉良等人改正错误。但这样的斗争未能如愿，张玉良等人不但没有改变自己的错误，反而更变本加厉的继续其错误行为。久而久之，这件事反映到他们的头脑中，产生了一个理念：只提提意见，作一些平淡的斗争，不能解决问题，不能改变他们自身的地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使阶级斗争便必然进入政治斗争的高级阶段，这就产生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向张玉良等人夺权。这可不得了，夺权就等于夺他的命！他就要反夺权，就要想法子镇压你，就要想法子拉拢一部分群众，搞宗派主义。战斗十二队正是因为存在着夺权的斗争，存在着反夺权的斗争，才显得斗争的异常激烈。就是说，十二队的阶级斗争触到了“权”字这个根本问题，所以才显得如此激烈。
　　我们认为，战斗十二队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反映出来的以新户为主力反对张玉良等极少数人的斗争是一场正义的斗争，是一场反剥削的斗争。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群众反对新剥削者的斗争。

一个小乡村的真实的文化大革命（总结部分）
　　这是一九七五年作的总结。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这儿发表时仅作了个别文字上的处理。基本观点基本思想未作改动。大家如有兴趣，尽可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进行评说。
关于一个小村庄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结
一九七五年四月

69年笔者的反思

　　毛主席最近指出：要认真总结经验。据此，我们对东北地区一个叫做战斗十二队的小村庄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如下总结。
　　团结群众，依靠群众
　　由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所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到了现在已经接近整整的三个年头了。就在这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发出了关于认真总结经验的伟大号召。毛主席说：“要认真总结经验。到一个单位去，了解运动的全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领导是怎么搞的，群众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矛盾和斗争，后来这些矛盾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的认识有哪些发展。”在这三年的大革命中，自己是一个积极的参预者，首先在学校，后期在社会，曾经两次到达北京，这个道路是相当曲折和复杂的，因此有必要来一次详细的总结，这将会对今后的革命斗争以很大的影响。
　　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人们的思想也必须发展
　　回顾过去的经历，可以看出，自己在六七年春便已经接触了本生产队的阶级斗争了，从年终开始实际就已经参加于中去了。在这个期间中，自己经历过几次武斗，对走资派有着较猛烈的进攻。并且这个阶段的阶级斗争是相当尖锐，相当复杂的。今后的道路更是直接在社会中向着更加纵深的方面发展，因此这个总结，应是后一期为重点。

第一节革命队伍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战斗力
　　自从六七年十二月份的“一二.二0”武斗发生二、三天后，我算正式参于了这个大队的阶级斗争旋涡中。这主要表现在我实际上已经成为东风造反团的一名战斗员了（当然名义上是不然的）。我在这个团里做了很多事，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亲自主笔给冯勋写出了大字报、大字块。当时冯勋是战斗大队的土皇帝，说一不二，给他写出大字报，当然要担风险，正因为这样，所以对外界起了可说是很大的影响。在这个团的群众中，自己也算扎下了一定的根。当然还不是那么深的。
　　在这个时期中，实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点的主要表现就在于没有把打击面扩大，从始至终矛头就是指向有数的两个人——冯勋、张玉良。打击面没扩大到受蒙蔽的群众，甚至连罪行较大的张玉良都没有直接对准。只是在对上级的信中，才提到了他的名字。从整个斗争来看，双方的集中点无非就这么两个方面：一是要夺取政权，二是要争取群众，扩大自己的力量。双方一个正义，一个是非正义。我们是站在正义的方面的，在当时看来，权力是集中在对方手中的。这有利于他们的宣传，有利于他们的舆论工作。他们是蒙蔽了大部分群众的。而我方，力量可能有，但我们没有力量统一联合起来。主动部分只有二十来人，并且我们没权。整个形势来看，我们的确是处于劣势。按科学的情况来分析，这样的情况下，要取得胜利，必须要走以下三步：1、加强自己的战斗力。2、争取群众。3、依靠上级（实质争取群众是包括在加强战斗力内的，也有区别）。
　　在当时，争取群众的工作是作了，这只限于大字报造舆论。实际上，它还包括受蒙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一条。这样，作舆论工作和作受蒙蔽群众的思想工作结合起来，才算真正做了争取群众的工作。刚才说了，在当时作了一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作受蒙蔽群众的工作，这一个进行思想工作的想法在当时也是有的。例如，我曾让老徐沿家走，让自己的父亲上以前比较好的庄玉林家去等等都是，但是都没实行起来。同志们的理由是，合不来。还有的说，要合起来，得一年。一直到后来，地区宣传队进村后，权力已明显的属于我方后，这个工作还是没做。我们的力量始终变化无几，这是后来出现反复的重大原因之一。
　　出现反复的第二个原因，可以说是战斗力没太提高。战斗力的提高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高政治觉悟和斗争策略，二是加强团结。加强团结的工作做了，但是不很好。斗争策略的问题考虑过，但没有一步深入一步的实行。政治觉悟的提高，考虑的太少，也没实行。这三点，政治觉悟是最重要的一条。因为，它是一个关于向何方向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自己回去是抱着闹革命的思想回去的，就是企图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来改造一切这一目的回去的。干的就是革命，就是共产主义事业。没有任何个人企求。这就要求人们逐渐把自己的世界观变成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否则，还有什么正义？在当时，自己的同志中，非无产阶级思想是非常多的。可是，自己只注意对冯勋等人的斗争，自己内部的这种思想斗争是非常缺乏的。这是造成后来的分裂和反复的第二个重大原因。
　　依靠上级，这是当时的主要思想。这种思想表现的最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十八次上公社人访，三次上县和公社去信信访。（以上为提纲，较零散。69年3月24日）


72年笔者的几点思考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镇压那些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而这些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有些是掌权的。在资产阶级分子掌权的地方，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的推翻要靠那个地区的群众的觉悟和力量。群众只有在党的路线的指导下，才会完成这个任务。党中央的首长给群众制定了革命的路线，但不能代替群众来进行某些具体的斗争。群众的这些具体斗争能否取得胜利呢？实践证明，在一定的时间内，有的胜利了，有的失败了。胜利了是因为群众的行动是正确的，对当地的阶级斗争规律摸得清。失败了的则或是由于力量还小，或是由于没摸清规律。我们本文就是讨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劳动群众如何向资产阶级夺权的。而事实证明，在那些落后地区，权力正好就在资产阶级手里。这些人有可能转向无产阶级，但大多数是顽固的狡猾的阴险的，是不肯轻易向人民投降的。


关于十二队
　　有些人在十二队夺权只是单单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而没认识到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把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看成是私人之间的官司。这样即使他们夺得了权力，但也不会自觉的执行正确路线，执行党的政策。他们的夺权斗争没有上升到路线的高度来认识。这样，他们也不会完成向无产阶级方面的转化。那么，他们面前便只有两条路：一、失败，二、腐化堕落。4、15

群众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
　　群众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是错误路线的保护下产生的。由于资产阶级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那里的生产肯定搞不上去。集体经济肯定会遭到削弱。在这样的生产队里，社员的劳动日值很少，光靠工分是维持不了社员的基本生活的。为了生活，他们很可能搞些小买卖，赚一部分钱，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这样，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就产生了。而这些搞小买小卖的群众，为了不被限制（包括取得证明），就要寻求领导的支持。而这些群众也能从自发势力中，获得某些小利。因此，当人们起来向修正主义路线开火的时候，搞小买小卖的人是不愿意让支持自己的领导下台的。这样修正主义便有了自己的支柱。
　　在社会主义改造未完成之前，大批的小资产阶级是在小私有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又必然是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庇护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小私有者是极希望发财的，而升官就能发财的思想，在小私有者的头脑中广泛的存在着。于是他们便用请客送礼等办法，拉拢某些意志薄弱的上级领导，能引起对自己的好感。这样他们便会得到提拔。被提拔的人也如此受礼，也如此提拔和自己同思想同欲望的人物。这样，如此办理下去，他们便形成了一个以升官发财为主要目的的人组成的体系，我们可以把这个体系叫做复辟资本主义体系。
　　在小资产阶级未转化为无产阶级之前，绝不能让他们掌握主要权力。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能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就不能搞继续革命。战斗大队、战斗十二队的事例说明了这一点。
　　但在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整个阶段中，非无产阶级掌权的现象是一个普遍的、经常的现象。他们如果不继续革命，就会变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变成搞资本主义的人物。所以人民群众的不断革命不断造反，应当充满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
　　革命的新势力要想不断克服自己队伍中的缺点和错误，必须要由具有不断革命精神的真正的无私的无产者担任主要领导，并推行正确路线。如果相反，错误和缺点不但不能克服，反而会得到扩大。

（1972年4月15日）


简单的阶级分析

1975年4月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战斗十二队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这场斗争，形式上表现为新老户之间的派别斗争，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群众反对新剥削者的斗争。
　　张玉良等人在十二队推行的是一条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路线。这条路线首先表现在对集体经济的蚕食上。这样，他必然就要把自己置于和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位置上。未有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之前，群众是反对他的，那时反张等人的主力是群众中的老户。这些老户可以在会场向张提意见（爱护性的，也有权力之争性的），也有个别人可能以长辈的口吻有分寸的教训张等人的。新户群众只起附属的作用，在反张的斗争中在会场上提意见或当面顶撞的都很少。新户经常的表现是，或者是背后发发牢骚，或者向某些敢于批评的人或者领导（上级）诉诉苦，四清运动以后，尤其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反张的斗争中，新户才形成了一股主力。老户妥协了，新户才形成了一股主力。我们这里且不必谈老户为什么妥协和怎样妥协的，也不谈新户是怎样形成主力的。我们只对当时的力量作一些简单的阶级分析。
　　1、无论是在四清前的斗争还是在四清后的斗争中，地主富农和一些地富子弟都是靠近张玉良等掌权者的。敢于坚持反对的是大部分贫下中农和部分中农。
　　2、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两派后，新户中的一个富农子弟和一个写过反标的国民党兵全都站在保张的老户这一边。新户中涨支较多的人和部分中农也站在保张的一边，而老户中一户贫农也站在新户的一边。
　　3、战斗十二队的这场斗争是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这场斗争又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激化的。这场革命群众反对张玉良等人的斗争，是整个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复辟斗争的一部分。
　　4、战斗十二队的这场斗争，双方的基本群众都是农民，头脑中都有着许多旧的传统观念，都有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但是，造反派是当时的革命力量，是群众中的进步层。
　　5、要么是参加斗争的造反派不断的去掉自己头脑中的错误思想，把自己锻炼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并把保守派中的基本群众团结到自己的周围来，以便夺得胜利并使之巩固和扩大。要么是造反派不去掉自己身上的错误东西，甚至使它更加扩大，这样的结果，必然是有少数人退化变质，使战斗力削弱，最后导致斗争失败。

造反派胜利的前提和武器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战斗大队的主要领导成员和战斗十二队的张玉良等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坚决的支持了张玉良，以及张玉良一手拉起的破私战斗队。战斗十二队的两次大型武斗都是冯勋一手策划搞起来的。
文化大革命运动猛烈冲击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作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具有很多问题的冯勋张玉良等人是非常害怕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造他们的反的。那么，他们必然就会使用各种手段拉拢和蒙蔽全部群众或一部分群众，千方百计的削弱群众的革命斗志。当时他们为了分裂十二队的群众运动，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依靠老户，团结新户”。这个口号无论是从理论上从实践上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在理论上，它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相对抗；在实践上，它极大的欺骗了老户中的贫下中农‘团结’了新户中的国民党兵痞和表现极坏的富农子弟。而这一反动口号正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冯勋提出来的。
　　冯勋张玉良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前，推行的是削弱集体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经济的路线，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是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的口号又是如此的反动。可见，造反派向他们作斗争是满有道理的。向他们作斗争就是反资本主义复辟，就是正义的斗争。正义的东西必然要战胜非正义的东西，造反派必定要胜利。全体革命造反派必须坚定这样的一个信念。只有这样，他们在斗争中才能鼓足战斗的勇气，才能坚定斗争的意志。这是他们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胜利不是轻而易举的。冯勋张玉良是掌权者，是战斗大队的土皇帝。战斗大队十三个小队，有十二个小队表面上是风平浪静，而战斗十二队的造反派又只有二十几个人反对他们。双方的力量对比极为悬殊。这样的斗争怎么能轻而易举的取得胜利呢？其它生产队的群众和大队之间不是没有意见没有矛盾，只是还没有象十二队那样激化而已。群众的意见或者是不敢提，或者是不愿提，可能是多数人认为提也不解决问题吧。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敢于放心的镇压十二队的革命群众。造反派内部也有畏缩情绪，也有悲观情绪。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团结的和持久的斗争团体来坚持持久的斗争，胜利是根本不可想象的。那么，十二队的造反派是怎么样坚持战斗的呢？

　　那时，他们做了这样一些事情：
　　1、反复的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同时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和有关教导，也学习了当时报纸上的有关社论。
　　2、他们根据对上述材料的理解程度，对当时的形势和双方的思想情况和成员情况进行了一些中肯的分析。根据这些分析，他们得出了这样的几个结论：1、冯勋张玉良等人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是错误的，我们向他们作斗争，造他们的反是完全正确的；2、许多群众受了他们的蒙蔽，造反派内部战斗力不强。这种战斗力不强的原因主要是存在于自己队伍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3、作为大队上一级的公社领导对于十二队的阶级斗争没有真实的了解。因此，他们是十分倾向于冯张一边的；4、胜利是一定要到来，但要经过激烈的搏斗，要经过反复，要准备走不平坦的道路。
　　3、他们根据以上的认识，对自己队伍中的错误思想进行了纠正。比如，在武斗以后，有的人主张：“咱们也打他们。”经过学习，大家认识到：这样做不行。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政策。他打我们，他犯错误，我们打他们，同样也是错误。而如果打了受蒙蔽的群众，则与我们的斗争会更加不利。有的人看到保守派的许多人不参加劳动，就说，我们也不干。经过学习，大家认识到，不能这样办，应当抓革命，促生产。
　　4、他们做了争取受蒙蔽群众的工作。当然，这样做在当时是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效果的（这个问题要从造反派的工作方法和冯张等人的手段恶劣等两个方面得到说明。）。用大字报的形式向冯勋发动了进攻。这些大字报全都贴在了公社的大街上。大字报中进攻的矛头始终只是冯勋一个人。没有扩大化。
　　5、他们做了争取领导的工作。表现在连续18次向公社反映情况和用写信的形式向县反映了情况。
　　后来，他们把这些经验总结为三点，要取得胜利，必须做到1、加强团结，改正自己身上的各种缺点错误；2、争取群众，特别是受蒙蔽的群众；3、争取领导的支持，即争取党的领导。
　　尽管造反派从第一次武斗后就努力做了上述事情，但胜利并没有到来，反而招致了第二次更大型的武斗镇压。接着是团员被抓，造反派头头跑出躲避。造反团被解散。公社领导没有支持造反派。公社的治安指挥部反而也参预了镇压。斗争几乎中断失败。
　　后来，邮到县里的信件和冯勋等人的更加变本加厉的罪恶活动生了效。地区的巡视人员发现了讷河县老莱公社战斗大队和十二队的问题。地区宣传队的四名同志带着毛主席亲自批发的“7，3”“7，24”布告进驻了战斗大队，战斗十二队。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地区宣传队和造反派的共同努力下，受蒙蔽群众纷纷觉悟，冯张等人被批认罪服输。10月份，造反派便全部夺取了大队和小队的领导权。

造反派下台的原因
　　1968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的激烈斗争中，战斗大队战斗十二队的革命造反派破天荒第一次夺取了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他们夺得的权力并不巩固，并不长远。到了1970年的3月，十二队以及全大队的造反派都下了台。整个造反派掌权只存在了一年另四个月。造反派掌权时间为什么这么短呢？他们下台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造反派在十二队掌权的一年另四个月，不是风平浪静的。而且，在这一年另四个月当中，大队的领导权并不在造反派手中，而是在原来站在冯勋一边的老干部手中。地区宣传队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七日进入战斗大队战斗十二队，九月讷河县工农宣传队进入战斗大队。十一月，地区和县工农宣传队撤出，接手的是公社工人宣传队，这三个宣传队是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当地县两级宣传队走后，公社宣传队就组织群众进行了一次反右倾的斗争。这次反右倾主要反了大队领导班子内部那些老干部的错误倾向。但是，这次反右倾学习班进行到中途没得出任何结果，就被公社调回。年后，即一九六九年一月，公社全部调换了工宣队成员，由公社主任魏冒河王永年为首又开进了战斗大队。这个宣传队进入战斗大队后，根本不到各派群众中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而是一头扎进过去拥冯拥张的一些人中间，收集起新上台干部的错误材料来。他们的口号也是反右倾，不过是新老干部干部一起反，他们召开的学习班，不准许造反派中发言能力和说理能力较强的人参加。他们对造反派实行了一整二压三挤的策略。两个月仅仅两个月，就发生了这等事情。这不能不是一次反复。事实说明，公社领导实际上是不支持造反派的。

（附六九年的一个小总结：一月反复及其教训（提纲）69年3月24日

　　一月反复的引起。六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由公社副主任王树林为首的宣传队在战斗大队办了一期反复旧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原治安指挥部的负责人李井森，是这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重要主持人之一。现在他已是公社的常委了。

　　为什么说是一次反复呢？

　　因为，第一，李井森在以前是拥冯的。由李主持的治安指挥部完全是听众冯勋的指挥的。在冯勋亲自策划的68年的四.二八武斗事件中，李井森是以凶手的姿态出现的。在发生武斗的当时，我们把情况反映公社主任王秉芳那儿。王秉芳责成李井森等人到我处解决问题，可是李井森到了我处之后，对于冯勋等人的匪性活动并未触动半毫，相反的却和冯勋等人合起手来共同向造反派进攻。就是说，他加入了冯勋的对群众的镇压行动。这主要表现在，李井森亲自动手把李其文（革命群众）绑起来，押至治安指挥部，连续拷打了三个晚上。其目的是让李其文揭发造反派头头杨万太的错误材料。其间，李井森打的最凶。这样的一个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可恶之徒，到了现在竟然青云直上，摇身一变，变为堂堂的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并且真象煞有其事似的来到我处，成为了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成为合法的领导者，有权者。竟跃于全公社三万人口之上，成为人上之人。这样的一件事情，不能不叫反复。）
　　1968年8月17日以后，冯勋被打倒了，被定为漏网走资派，十二队的张玉良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后来，大队的副书记也被定为走资派。那时的受蒙蔽群众真是纷纷觉醒。从大队的老干部，到小队的队长会计，从武斗的策划者到最凶恶的打手，从冯张的亲属到一般的群众，都争先恐后的揭发问题。真是众叛亲离。但是，在这里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一点：有少数人是很顽固的，他们对造反派的胜利是根本不服气的，一有机会就会进行疯狂的反扑，而且大部分受蒙蔽的群众还会跟他们走。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一年另四个月当中，大部分老户极少参加劳动，即使参加也是消极怠工。他们仍然在剥削着新户和单身户，不过这种剥削只是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而且记账，和过去地主的剥削有区别，和张玉良等人挥霍性对集体经济破坏性的剥削，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是新户们能够容忍的。69年十二队的粮食产量不高，除了领导和天灾的因素外，和这些人的消极怠工也是有一定关系的。这说明，受蒙蔽群众也不是真正拥护造反派掌权的。从革命造反派来说，他们进行了但没完成继续革命的任务，或者说没有取得继续革命的显著成果。由于胜利，捧场者会出现，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现象也会出现。有些人放弃自己的思想改造，而增长起懒惰享受的思想和行动也会出现，腐化变质走走资派道路的现象也会出现。进入大队革委会的杨万太就犯了许多错误，十二队的革委会主任李禄祥也有贪图享乐的表现。造反派向他们的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诚恳的批评帮助和坚决的斗争。他们为了制止这些错误倾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大学习。其中学习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分析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以激发起这些领导同志的革命热情。尽管这样，这些错误倾向还是象铲不净的野草一样顽强的存在着。其本质原因就是因为这些领导同志其实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思想上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改造。这就是笔者在总结这次革命经验时得出“千万不能把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主要领导权交到小资产阶级手里”的主要根据。
　　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也存在着斗争。许多群众不参加劳动，有的人错误的认为：“不干活，不干拉倒。秋后分粮食不拿钱不给口粮。”造反派反对这种意见，他们说：“群众不干活，这说明群众有错误思想在作怪，说明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没做到家。抓革命，促生产，必须发动群众。”造反派内部的这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其掌权的后半期中，达到了很激烈的程度。这种斗争虽然没制止住某些同志犯了某些错误，但的确在使这些同志的错误没有向更加扩大更加危险的方向的发展，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对比看，战斗五队的一些以造反派名义上台的干部，则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受到了人民的专政。可见，对错误倾向有斗争有批评和没有斗争批评，其作用和结果是大不相同的。在十二队，由于造反派内部某些人的错误思想和行为的增长阻碍了他们把大多数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工作，这必然会对他们领导下的其它工作例如最重要的生产工作，产生绝大的阻碍作用。战斗十二队一九六九年的粮食没有丰收，也可以说造反派在领导生产的工作上是失败的。正因为这样，一九七○年三月公社和大队才有了理由拿掉十二队的造反派。你没搞好生产。造反派内有人感到委屈：在六九年没夺权之前，不是也没搞好生产吗？我们说，这种委屈是不必要的，怨天怨地是不解决问题的，是代替不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规律的。革命造反派是新生的力量，他们只有在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作出比别人更突出的成绩后，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已夺得的权力。否则，如果和别人作的一样，甚至比别人还差，还要你夺权干什么。
　　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由于造反派内部错误思想的限制，造反派对事物的认识也受到了限制。有些问题上，他们没有很自觉的认识到应有的高度和深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1、权力的斗争必须上升到路线的斗争。2、必须把生产搞好。
　　先谈第一个问题。权力掌握在那个阶级手里，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但夺取政权的人们决不能忘记路线问题或轻视路线问题。对于造反派来说，如果对资产阶级的罪恶活动没有路线上的本质认识，因而自觉或不自觉的执行了资产阶级执行过的路线，那么其结果就是腐败变质，就是导致革命的失败。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抛出了“政权万能”这一谬论，对造反派的认识是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的。那时，他们虽然在口头上，在文章上，对于象“路线斗争”了、“路线分析”了，这些名词术语也积累了一大堆，有时看起来也是头头是道。但是，从本质上看，他们其实不得要领，对这个问题没有真正的深刻的自觉的认识。也可以这样说，他们当时在口头上在文章中讲的大道理，只是来源于报纸和广播，而不是反复实践而产生的飞跃。当然报纸广播和实践之间也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不理解的道理，便决不会有理解的道理。
　　第二个问题，造反派没有认识到，搞好生产对执行正确路线，对巩固自己地位的重大作用。因而在领导生产上陷入盲目性，应当发挥出的革命领导艺术没有发挥出来，应当采用的科学性手段没有采用。实际上，这正是阶级斗争规律在显示它的巨大威力的一种表现。十二队人员的不稳定性这一基本矛盾也开始显示它的作用了。由前述可知，十二队的造反派主要是由新户组成的。一九七○年春，许多新户搬出了十二队。有的回了关里，有的搬到了其它生产队。三月，大队来到十二队就很容易通过串联的方法，用选票的形式把造反派搞下去。这种不稳定性是造反派的一大弱点，而这一弱点又是不易克服的。而克服这一弱点的最有力手段就是搞好生产。对这一点，在整个造反派的掌权期间，始终是认识不足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各派政治力量，各种思想顽强表现和激烈斗争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极“左”思潮也钻进了造反派内部。虽然在68年8月17日以前，他们打击的目标只限于冯勋张玉良两人，但随着胜利的到来，他们的打击面扩大了，对整个大队的所有领导者都进行了冲击。造反派内也有右的倾向。实际上，冯勋张玉良在战斗大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搞武斗镇压群众，和公社的某些人是有联系是有关系的。而造反派始终没有敢把战火烧到公社，把这个联系搞清楚。这可能是，地区宣传队一撤，公社就改变态度的一个根本原因吧。
　　领导和群众的不支持（这种支持包括善意的批评和帮助），造反派内部错误的滋生和发展，领导生产的失败，“左”和右的错误思潮的干扰，对事物认识上的不全面不深刻，人员不稳定性的不能克服性，就是造反派下台的主要原因。

造反派内部正确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以及他们的努力和斗争
　　战斗十二队的革命造反派虽然掌权只有一年另四个月，这是短暂的，但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尤其是发生在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和论述是必要的。
　　十二队的造反派掌权后，对旧领导班子进行了一个总结：1、光抓生产，忽视革命。（实际是不革命）。结果群众积极性起不来，生产革命两耽误。2、工作一人抓，委员是白搭。结果有的人忙忙碌碌，有的人自自在在。3、政治空气不高，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学习主席著作不好。结果使社员干部丧失警惕性，或者腐化堕落，或者让敌人钻了空子，篡夺了领导权。4、以开会工作为借口，好逸恶劳，不参加劳动。结果，增长了官架子，脱离了群众。5、当干部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是自己为了大伙服务，当群众的勤务员，而是群众为干部服务，干部成了老爷，把公家的财产当成了自己个人的财产。6、不是群众路线，遇事不和群众商量。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这里虽不是那么系统，而且显得有些杂乱无章，但对他们当时来讲，却的确是一个进步。）
　　他们又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新生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朝气蓬勃的权力机构组织。它的出现，表明了反动路线和一切腐朽旧事物的破产。它决不是在反动腐朽的东西上面蒙上一块新布，也决不是旧思想换了一个新名称。革命委员会的出现，非得伴随一场轰轰烈烈的破旧立新运动。这个轰轰烈烈的破旧立新运动是毛主席提出来的，确保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大批判。在这个大批判中，革命委员会要起带头模范作用，真正能站到运动前头起一个领导作用，使这次运动能切切实实的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为了达到此目的，必须使革命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提高到这样一个认识上来，即搞好这次大批判是巩固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关键，也是搞好其它工作的一个关键。
　　“为了达到此目的，革命委员会必须加强战斗力，一定要通过斗私批修，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整个革委会去掉软弱无能的思想，去掉一切包袱，使全体成员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为了达到此目的，必须在革委会空前团结的基础上，更广泛的发动人民群众。革命委员会的人员一定要深入群众中去，调查研究，随时随地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随时随地的抓住群众的活思想，分清性质对症下药。
　　“为了达到此目的，必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革委会的每个成员都能充分发表意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采纳正确意见，修正错误意见。把每个革委会成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让他们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力求把大批判运动开展的好上加好。”

　　必须坚决的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关于经济方面的政策。
　　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把广大群众紧密的团结起来。
　　他们在这些认识和想法的基础上，开始了他们的工作。在未掌权之前，也进行过学习，但那时的学习不集中不系统。掌权之后，他们几乎每天都要组织社员进行学习。六九年后半年，他们又针对某些干部身上存在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动，专门召开了有干部和党员参加的学习班。其中主要学习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
　　他们也注意了参加劳动的问题。六九年一年会议较多，有些同志在开会回来，马上就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他们改革了十二队的经济制度。以前，十二队花钱用粮，只要队长说一声，就先到保管和现金那儿拿走，之后再到会计那儿去报账。他们掌权之后，实行了队长批准，会计开条，之后再取钱取粮的手续。碰到不符合政策的开支，会计一律有权拒绝。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有助于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的。当然，这里是存在斗争的，有时会计和队长之间造得脸红脖子粗，闹得不可开交。原因是会计拒绝了队长的许多无理要求。后来，队长还是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的。
　　他们还着手建立了一个以原来造反派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他们的思想基础是这样：十二队为什么穷？为什么落后？这不是因为十二队的条件差。十二队之所以穷之所以落后，就是穷在一个思想上。头脑中缺少艰苦奋斗的思想，缺少革命的思想，缺少毛泽东思想，所以才穷才落后。但是，他们这个工作刚开始，就下台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在他们掌权的后期，对领导好生产的重要性也有了比较清醒的和自觉的认识。也认真的研究了生产领域中的革命问题。那时，他们很自信，七○年一定会大变。但这个愿望未来得及实现。

重新上台干部的路线
　　一九六九年未和一九七○年初，由于上大队当副主任的杨万太犯了严重的错误，因此被撤销了职务，而且受到了严肃的批判（此时杨万太已搬到五队居住，后来他搬进山里去了）。三月份，大队的一名副主任到了十二队。此人来到十二队，一不组织社员学习，二不和革委会商量生产革命的具体问题，而一头扎进了原来受蒙蔽的群众一边，进行了秘密串联。经过一番活动后，突然要革委会召开社员大会，要对十二队的领导班子进行改选。当时革委会的同志说，“你们这样办，我们不同意。你们为什么要改选班子？班子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讲出来。属于什么问题，谈什么问题。如果全体班子是不革命的可以改选，如果仅仅一个人二个人不称职，谁不称职可以换谁。”对于这样的质问，大队无言可对。但是他们羞恼成怒：“这是公社的意见。十二队的班子必须改选。”“你们改选，我们退场。”原革委会的主要成员和十几名群众当场退出。就这样，十二队的新班子产生了。这个新班子的人物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下台的部分老干部和该派的几个中间分子。革委会主任是张江生，张玉良是这个班子的主要成员。（张玉良反革命的罪名已被解除。）
　　抛开大队执行的“任人唯亲”的路线不提。十二队的这个班子在三月份以后执行了什么路线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
　　他们上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狠狠的打击“阶级敌人”。会是经常开，会上什么“阶级敌人”了，什么“黑干将”了，满天飞。但是，每一个在十二队生活的人们都知道，他们所说的“阶级敌人”是指谁。
　　70年的五月初，上海27名知识青年来到了战斗十二队。张玉良把持了管理知识青年的大权。知识青年一来到，他们便利用职权之便，在知识青年中介绍十二队的历史。他们是怎么样介绍的呢？他对知识青年说，“十二队以前分为两派。我们这派是革命派受压。他们那派从大队调人来把我们这派打的死去活来。”这充分表现了他善于颠倒黑白造谣生事的本质特性。又说，“上届会计麻兆森如何坏如何坏”等等。结果，在他们的挑动下，在知识青年刚刚来到十二队的5、6两个月中，知识青年和革命群众之间的确造成了很大的矛盾。知识青年和革命群众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应当团结起来。但是，在开始，这个团结受到了张玉良等人的破坏。但事实是无情的，纸是包不住火的。八月以后，知识青年终于和革命群众一步一步的团结起来了。他们认清了张玉良等人的面貌。这是对张玉良等人的最有力批判。也是对张玉良等人散布的流言的最好驳斥。
70年6月，地主子弟肖春林赶车压死一匹很好的大白马，而革委会对此却不闻不问。肖春林正是这个领导班子极力推荐当上车老板的。当时的条件下，能当上车老板的人也不是一般人物。
　　战斗十二队和医院挂了勾。即生产队拿出现款交给医院，医院给生产队处方。社员看病拿处方就不用花现金。原革命造反派的人去要处方说没有了，接下来，保守派的人去要就有。
　　同样的小孩有病，拥护他们的人去借钱，生产队就借给，造反派的人去借就不给。他们公开就说，我们有权，借给他，是因为我们是一派的。你说，这公平何在？
　　在评工分的时候，他们把造反派的工分全部压低，而把拥护自己的人的工分全部提高。最气人的一件事，把一个和造反派站在一边的群众田吉富（后来的和十二队原来的斗争一点关系也没有）的工分，压到一个半拉子的水平。

　　这不明明是报复是欺负人吗？
　　这一任的革委会成员三天两头不参加劳动，或者在劳动中晚去早归，躲重拣轻，是经常的事。他们可以三天五天不干活，而造反派因事耽误一天，就要进行批判。
　　由于派性的存在，他们在经济方面的保密工作是作得很好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经常发现他们大吃大喝。
　　上述诸种事实充分说明，他们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一九七○年未和一九七一年初和两个多月中，战斗十二队的全体革委会成员都参加了赌博活动，而这股妖风又遍及了整个大队。在赌博中，他们的输赢达几百余元以上。这些涨支几百元上千元的老爷们，钱是从哪来的还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
　　战斗大队和战斗十二队的领导者们究竟执行了什么路线，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这些客观事实也是促使知识青年转变态度的根本原因。
　　这一年的生产照样没有搞上去。而主要责任的生产队长还是调到了大队当了机耕队长。
　　附带说几句。这儿值得注意的是，造反派掌权时，公社大队没来帮助过一次，而造反派下台，保守派掌权的时候，当夏季铲地时，由于那些老户还是不干活，地里长满了草，公社竟能调来500多人支援。张玉良犯了那么多错误，却在解放后不到三个月，就转为正式党员，而革命造反派却无一人被吸收入党。张江生张玉良放下生产大刮了两个多月的赌博妖风，公社大队不闻不问，反而把他们提到了大队，而七○年初，根本没给造反派指出任何毛病，却要全部推翻。可见战斗十二队战斗大队的问题决不是孤立的简单的。战斗十二队战斗大队的阶级斗争也说明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很多时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势力往往是上下相连，盘根错节的。无产阶级的胜利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也要注意上层和下层的互相配合，各个地方之间也要互相支援，方能取得胜利巩固胜利。总之，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结束语
　　造反派掌权，这在十二队是史无前例的，在整个农村也是为数不多的。有些人对之恨之入骨，他们千方百计的要搞掉造反派。对于十二队的造反派特别是在十二队掌过权的造反派，他们恨不得用个什么理由，狠狠批斗一顿，甚至送入劳改而后快。但是他们的企图未能得逞，他们找不出造反派更多更严重的问题，他们唯一的方法，只能是利用自己的多数把造反派选下台而已。
　　造反派胜利之前，其内部存在着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斗争。造反派胜利之后，其内部也同样存在着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将会随着掌权时日的增加而日益明显和激化。这也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吧。随着胜利的到来，某些人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将会象冲破土表的野草幼芽在温度和湿度的适宜环境下迅速疯长起来，也会象解冻的流水一样迅速的泛滥起来。这些东西的滋生和泛滥，最终必使那些意志薄弱者陷入资产阶级的泥坑而不能自拔，而走向自己的反面。在战斗五队和其它一些地方，这种情形果真出现了。在战斗十二队，造反派内部也有错误的东西，但是十二队的造反派没有发展到更危险的境地。这是因为，战斗十二队造反派内部有健康的和错误倾向作着斗争的力量存在。
　　为什么某些人想整治造反派的企图未能如愿呢？为什么十二队造反派内部的错误思想和行动没有发展到更危险的程度呢？这就是因为十二队的造反派内部存在着正确的思想，存在着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斗争。在战斗十二队，随着造反派掌权时日的增加，随着错误思想的滋生和泛滥，正确思想也大大的发展起来，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斗争也逐渐的明显和激化起来。因而，保证了在他们掌权的一年另四个月当中，基本上是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的。这是十二队造反派虽然下台却能在十二队挺胸抬头傲视一切而令对手无可奈何的根本原因。造反派没有受到大队和公社两级领导的庇护，大队和公社的领导也没来帮助过造反派克服过缺点和错误，而相反的却是得到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和排挤。如果说，造反派受到了什么支持的话，那唯一的就是受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撑腰。战斗十二队的造反派是孤军作战。他们没有得到十二队以外群众的支持和配合，没有得到大队公社领导的支持。这些人中不是没有好人，而是他们受到了别人歪曲宣传的结果，因而对造反派印象很坏。只有二十几个人而天天参加生产劳动的造反派，是没有能力跑遍全公社去做宣传和串联的。如此说来，十二队的造反对派的遭遇也是有客观上的必然性在内的。
　　现在谈起这些东西来，足见当时的认识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还没有充分的提高到路线的高度来认识问题。同时也缺少系统性全面性。但无论如何，它还是很珍贵的。它能给我们一些很多有益的教训，有益的经验。这些东西基本能说明造反派不能较长期掌权的各种原因和因素。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还是有很多借鉴的。

成于1975年4月14日

http://www.workerdemo.org.hk/0004/cr00-0014S.htm

tuffy05

从一个文革案例看毛时代的农村
——读麻兆森《一个小乡村的真实的文化大革命》

鲍狄埃
2008-8-21

　　文革研究同时是意识形态的重要战场。由于埋没的材料被重新发掘出来（尤其是民间口述资料），视角的变迁（即“重新阐述”），国外的文革研究被引进并得到重视，在中国当前的左右派当中，文革研究的风头火势都愈来愈烈。当然，“中国特色道路”下社会危机与阶级矛盾的激流和暗流是更根本的原因。
　　大城市是文革的发源地和主要的斗争之地，小城镇及农村要平静得多，派别的形成和冲突，以及军队的介入，都比较少。麻兆森所写的《一个小乡村的真实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案例，就更让人感到饶有兴味。一方面，它小规模重演了文革在大城市中的进程；另一方面，跟其它农村地区相比，这里的斗争相对激烈，更有助于揭示毛时代中国农村的状况和根本矛盾。造反派如何分析“阶级矛盾”和看待“阶级斗争”，如何乞灵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文革的指示以反抗、推翻当权的官僚，而又如何在思想和行动上受其制约，造反运动的阶级基础、主观和客观局限在哪里……都值得探讨。
　　作者是造反派积极份子，当时是刚离校的年轻人，“首先在学校，后期在社会，曾经两次到达北京”，因此对文革的认识和“觉悟”较高。他渴望改造十二队的贫穷面貌，为此需要充分分析“一切矛盾和主要矛盾”，这些分析同时是很好的素材。

毛时代中国农村的缩影

　　战斗十二队位于黑龙江省的西北边缘，约为北纬48.6度，东经125度，在齐嫩铁路与老莱河之间，地广人稀，开垦历史短。大片大片的土地都是解放后开垦的，相形之下，劳动力颇为不足。“1956年以后，国家陆续从关内的山东河南一带迁来了大批移民。”50年代中，伴随着“生产资料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胜利……新秩序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严格的城乡分割制度随之确立。“山东河南一代的外流人员落脚工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于是涌向农村。“最多的1967年和1969年，新户竟高到40%和50%以上。外来劳力最高的时候竟占全部劳力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他们外流的动机跟今天的农民工一样：“在东北挣一部分钱，除自己的生活以外，还可以顾及家中老小”。
　　文革前，战斗大队叫太平大队，是老莱公社中一个贫穷、落后的大队，被称为“穷太平”。战斗十二队则是“典型缩影。在经济上、政治上较其它生产队更要落后一些”，“生产一直没有上去，分红率很低”；“生产队欠的外债多，社员涨支多，干部占款多。生产队的经济极为空虚，社员的生活较其它生产队更要差一些”；“生产队年年都要向国家申请贷款或者从粮库领取粮食预购款。目前生产队欠的外债要近三万余元。”
　　村民的生活到底有多差？作者写道：

　　“他们在生活上除了口粮不花现钱之外，吃的食盐、豆油，点的火柴、煤油，穿戴的衣帽鞋袜，用的小型生产工具以及看病吃药都要支付现款。……这个经济来源来自哪儿呢？一方面，它来自社员的小园田，小鸡、小猪；另一方面，来自生产队。……这就是要向生产队借支的问题（包括预支和借款）。……社员大部分甚至全部涨支。”“目前，十二队社员涨支超过千元的有七、八家，高的竟达二千五百余元，少的也常在三百余元以上，甚至连单身汉也要欠款几十，甚至上百。据不完全统计，整个生产队的全体社员共欠公款在二万五千余元以上。”

　　作者写道，黑龙江的农村还允许农民向生产队借支，也没有规定偿还期限，因此队员借款很多，大队的资金不足，用于生产方面的机动资金非常微弱。这无疑导致了生产力无法提高、农民生活无法改善的恶性循环。关内则不然，“你的劳动报酬不足以领取你的口粮的，你就往生产队付现款领取”，没钱就没法补足口粮——相形之下更严格，也更冷酷些。
　　为什么战斗十二队如此落后？
　　是土地不够吗？十二队共有157公顷土地，“肥沃而广阔”。
　　是生产工具缺乏吗？十二队共有“20多匹马和20多头牛，4 辆马车1辆钢轮车，这对于仅仅有200多口人的战斗十二队来说，是满够用的”。
　　是缺乏劳动力，或劳动力不稳定吗？十二队共有200人左右，包括将近一百多口人的老户、迁入迁出变动频繁的新户、1970年5月初来自上海的27名知青。“尽管过去的几年里，很多劳力不断的走出十二队，但十二队又年年收户，始终保持了劳动力的一定平衡。……现在又来了27名知识青年，再加上妇女劳力，我们当然可以说，十二队是一个劳动力充足的生产队了。”
　　文章里谈到“集体经济”的好处是：“土地、牲畜、车辆、犁耙等主要生产资料的集中，最有效率的把全屯的生产力集中起来，有组织的分配使用”，同时“避免农民的两极分化”。但是，“农业合作化以来，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表现在哪里呢？实现农业机械化了吗？显然没有。土地之外的生产资料就是“20多匹马和20多头牛，4 辆马车1辆钢轮车”，基本上相当原始。而没有农业机械化，那么从生产力来说，“集体经济”不过是小农经济简单的累加，甚至更糟，它导致农民消极怠工。就像斯大林被迫向由于强制集体化而激起的与农民的对抗作让步，恢复了“自留地”一样，老莱公社的农民也是在“集体经济”中领工分，获取口粮，再通过 “小园田，小鸡、小猪” ——大跃进之后恢复的农村家庭副业——来获取其它生活资料，不足部份向生产队借支。
　　总之，这样一个地广且肥、人口又少的地方，村民们竟然养不活自己。劳动力流动性这一“消极因素”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外来移民在一年或多年的劳动后手头所剩无几，甚至还要背债。“集体经济”的优越在村民眼中根本无从体现，甚至是讽刺画。干部之滥用公款——包括记在个人名下的大量占款，和“别人无权过问”的用款——进一步加剧了集体资金的亏空：

　　“干部在队里用款要比社员容易的多。因为现在的农村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对于集体财产的使用和分配权力，在实际上完全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在生产队甚至集中在正队长和会计一个人或二个人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尤其是掌握主权的正队长和会计，要想花用公款，是根本不费难的。随时随地就可以到现金保管员那儿去拿，花完走账完事。别人是无权过问的。社员就不同了。社员要想借点生产队里的钱，要向生产队长请求批准。队长批不批还是另一回事……”

　　但是，作者完全意识不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之下，“对于集体财产的使用和分配权力，在实际上完全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而不是应该由真正的集体——全体村民——来决定和行使？难道前者是“注定”的，后者则不可思议？难道“极少数人”等于“集体”？这岂不是在认定：生产资料公有制等于官僚（干部）专制，因而是“通往奴役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旧剥削阶级子弟跟这些干部走得很近：“1、无论是在四清前的斗争还是在四清后的斗争中，地主富农和一些地富子弟都是靠近张玉良等掌权者的。敢于坚持反对的是大部分贫下中农和部分中农。2、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两派后，新户中的一个富农子弟和一个写过反标的国民党兵全都站在保张的老户这一边。”
　　可惜文章没有提到：政府从农民的收获中拿走了多少？我们都知道，中国农民为49年后的工业积累做出极大贡献和牺牲。而这点对于了解战斗大队以至战斗十二队何以如此贫穷和落后，本来是非常重要的。

农村的“阶级状况分析”

　　战斗十二队的阶级状况并不复杂：农民群众（包括老户和新户）；干部。干部不像过去的地主那样占有土地，而是凭政治权力来鱼肉乡民：“一般的群众，一不合他的心意，就非打即骂，称王称霸”，“一方面克扣群众的血汗。另一方面，他巧取豪夺，大肆占用公款，对于生产队的东西随用随拿……他和群众的关系变得和旧社会的地主与穷人的关系差不多了。这就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他和群众之间的这个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
　　老户——“他们对十二队的未来是关心较多的。他们也希望十二队的生产搞上去。但是由于这部分人家庭人口很多，从劳力上说，绝大多数是很少的，欠的债务又相当多（甚至五六年时间都还不完）。因此，他们对于参加十二队的生产劳动是消极的。甚至有人有这种打算：干脆就这样过一天少一天。等到把孩子拉扯大，就走人搬家，扔下破房子顶债了事。……就是新户中人口较多欠账较多的人也大同小异的有这种思想。……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许多劳动力在参加集体生产的劳动表现上是干一天算一天，干不干都可。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人，有时就找借口不去干活，一般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新户——即主要从山东河南一带迁来的农民。他们“都想在十二队多挣一点钱，好回老家过上较好的生活较安定的生活，没有在十二队长期居住的打算。对于十二队的好坏，他们是关心的，但没有关心长远的未来的思想。这是这部分人头脑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是以私字为核心的自我观念的反映。……对于十二队的生产，新户是能积极参加的……他们希望生产队的生产搞上去，等到年终就会多分一些钱。”
　　干部——文章没有描述干部的来源、背景、任命方式，只是大量揭露了他们在十二队滥用公款、横行霸道的行为，尤其是当过好几任队长的、30多岁的党员张玉良[1]：
　　张玉良当干部期间，“花钱很多，尤其在1967年的上半年（这个期间他担任政治队长），几个月的时间就花掉生产队里现款近七百余元[2]。从64年开始到69年年终结账，六年当中，张玉良就欠生产队的公款达二千四百余元。第二，干部在队里用款要比社员容易的多。‘生产队不够或者没有，我（会计）还要以生产队的名义向别处借来给他用。’”
　　社员借款主要因生活需要，干部多用于吃喝，“一上街（东北方言，指集市县城等地），就要进馆子，一进馆子就要大吃大喝，挥霍浪费……此外，他们还经常抽香烟，而社员一般抽旱烟。…干部买的布一般是好布，干部的衣着，一般要比社员强的多。更有的干部利用公款赌博耍钱。”
　　张玉良还盗卖集体粮食，克扣社员的分红：1965年，上级批下的劳动日值是0.7元，他按0.4 元分给社员，结果使许多社员涨支，使得社员少收入4500余元。“这种作法是和地主阶级毫无异处的。难怪十二队的新户说，在十二队干活，和给地主扛活一样。”
　　十二队的赌博和迷信之风盛行。除了历史根源之外，“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因为十二队的生产搞不上去，经济落后。”干部不仅参与赌博，而且“输赢更高，比如前面提到的张玉良，有时一个晚上就会输进去二三百元巨款。其它人耍钱是经常的，但输赢一般是不大的。”

　　文章中有多处把干部之鱼肉人民、飞扬跋扈叫作“错误行为”、“错误事实”、“错误倾向”、“错误领导下”，等等。文革中才把这类干部称为“新剥削者”、“走资派”乃至“资产阶级”，把他们的行为称作“罪行”。但前一类评语也在作者那里保留着。
　　“在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整个阶段中，非无产阶级掌权的现象是一个普遍的、经常的现象”，“而事实证明，在那些落后地区，权力正好就在资产阶级手里。这些人……大多数是顽固的狡猾的阴险的，是不肯轻易向人民投降的”[3]……作者的上述总结，并不是简单地抄录公文，而是以文革语言写出自己的经验和认识。换言之就是：
　　在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里，官僚（干部）的贪污腐化是普遍和经常的现象，越是落后地区，越是如此；这些热衷于维护和利用特权的干部是与人民对立的，是顽固、狡猾和阴险的。

战斗十二队的“文革史”

　　“由群众大会来批判贪污腐化或暴虐的官员，这是毛泽东主义独特的政治手段，并最终成为所有运动的方法。”[4]早在文革之前的四清与社教中[5]，个别积极份子就给干部提过“猛烈”的意见。新户杨万太——文革中的造反派领袖——曾积极批判战斗大队党支部书记冯勋（“战斗大队的土皇帝”），使之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
　　社教是怎么进行的呢？作者写道：“在社教运动时期，或者在那以前，他们（新户）所作的斗争不外是在会场上提提意见，或者是向上级向工作队诉诉苦，谈谈自己在十二队所受的不同的待遇。企图使领导者改变态度对自己好起来，企图使张玉良等人改正错误。但这样的斗争未能如愿，张玉良等人不但没有改变自己的错误，反而更变本加厉的继续其错误行为。”
　　也就是说，战斗大队的社教是由上级、工作队主持，群众对领导“批评”、“提意见”，纠正干部行为的运动。惩罚措施基本上在“党纪”范围之内。之后，受处分的张玉良和冯勋两位干部都官复原职。战斗大队及战斗十二队一切照旧。用作者的话说：四清、社教只不过是一些“不能解决问题”的、“平淡的斗争”。
　　文革的“夺权”号召点燃了日益积聚的社会矛盾的干柴。在战斗十二队里，老户已变得消极怠工，对生产表现积极的反而是“以私字为核心”、渴望改善生活的新户，针对“当权派”的造反就是由他们发起，20多名积极份子主要是新户。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反对新剥削者的斗争”。

　　1967年初，出现了以外来户杨万太、李禄祥为头头的东风造反团，一举改选了原战斗十二队的队委会，把队长张玉良和会计刘文才选下了台。杨万太、李禄祥等人成了新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
　　不到两个月，即67年3月，政治队长杨万太又被张玉良赶下台（正队长仍为造反团的李禄祥）。
　　张玉良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量侵占公款。四个月里花掉生产队的现款七百余元。账目公布后，社员群众气愤异常。东风造反团召集会议，群众纷纷批判张玉良。造反团的徐福银、王笃玉——67年春季迁到十二队的新户——把事件反映到了大队革委会。9月份，张玉良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被撤职，徐福银被选为政治队长。王笃玉当选为现金保管员。
　　被“夺权”后的张玉良等人便在老户中煽动：“要是新户掌了权，咱们明年吃粮，得砸锅卖铁，拿现钱”，“他们新户掌了权，咱们连油盐钱也借不出来了。咱们得合他们干，干不过，我到外面调人去”，成功地促使许多老户退出东风造反团，加入了张玉良策划成立的破私战斗队（也名为“造反”组织），并得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冯勋等人的支持，搞了徐福银王笃玉的黑材料。
　　1967年12月20日，由冯勋策划，调集了战斗大队各个生产队的队长、政治队长、造反团长等30余人，以开粮食分配现场会议为名来到十二队，搞了一场大型武斗，把新上任的徐福银、王笃玉以及反对张玉良的群众吴长山打成重伤。李禄祥、徐福银、王笃玉被宣布撤消一切职务，东风造反团则被宣布为黑团。张玉良重新掌权，并伙同冯勋极力报复东风造反团，于1968年4月28日半夜派人把团员李得义、李其文打得死去活来。
　　东风造反团写信给县里和公社反映情况。此时，中央发布了《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并组织——通常由军队“指导”——工宣队 “制止武斗”，事实上就是压服、取缔底层造反派。有趣的是，在战斗十二队，这个由上级组织的“地区宣传队”发现了该队的情况并且进驻之后，“大力支持了……革命造反派，通过广大革命群众和造反派的大量揭发，艰苦战斗，终于打倒了大队的冯勋与十二队的张玉良。于68年的10月份，夺了大队与小队的权。县工农宣传队坚决的支持了这一革命行动。十二队的造反派头头杨万太当选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李禄祥被选为十二队的队长，徐福银任政治队长，麻兆森任会计，王笃玉任现金。”
　　12月份，公社宣传队主持了针对大队班子老干部的“反右倾”，在十二队则针对“武斗时站在张玉良一边的干部和群众”（之后，杨万太把家搬到了五队）。
　　69年4月，冯勋和张玉良被“解放”。
　　69年12月，张玉良由社教时的候补党员转为了正式党员。
　　70年3月，在大队的主持下，战斗十二队重新选举十二队的革委会。张玉良等人重新上台。原来“夺权”的东风造反团骨干全部落选。

　　从以上简述可以看到文革造反的一些基本特征：
　　● 底层造反派的“掌权”时期很短，由于力量不足和缺少准备，“上级”的帮助对他们就显得非常重要；
　　● 底层造反群众是带着自己阶级利益和反压迫吁求参加到“夺权”斗争中的，反映了49年后积累起来的、激烈的社会矛盾与官僚压迫之沉重；
　　● 武斗主要是由“当权派”和由他们组织、支持的“保守派”群众挑起的，在对待底层造反派时表现得极其凶残。
　　如果说毛发动学生和底层群众造反是为了利用他们，并且未必能够完全控制他们（也不能控制敌对派系），最后对造反派又采取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手法，那么，战斗十二队少数群众夺权斗争的自发性质就更鲜明了。

“夺权”失败的原因

　　东风造反团的夺权为什么会成功？是否仅凭藉中央文革路线，借助“夺权”号召，或“发动群众”而成功的？文中没有详谈。
　　为什么后来又失败了？既然张玉良、冯勋等干部不得人心，既然从四清以前到文革之中，群众都揭发过他们，说明群众是明白真相且心怀不满的。作为造反派的积极份子，作者意识到“十二队的群众之间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那为什么新户没能对老户进行说服工作，团结老户，向老户解释他们的共同利益，解释“夺权”的重要性，为什么却让“当权派”（张玉良）对老户的煽动得逞呢？
　　文章对这些问题没能提供有足够信息和有说服力的分析，但我们有理由推测：

　　一、多数群众对于“夺权”、撤换或打倒旧干部以改善自己的处境是不抱希望的。
　　造反派的劣势是：1、力量不足，积极份子仅20多人；2、掌权者能够方便地大造宣传舆论，“团结群众”。造反派“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得很少，且几乎没有成效：“同志们的理由是，（跟老户）合不来。还有的说，要合起来，得一年。”而在造反派上台的一年多里，新户和老户仍然“合不来”。此外，斗争孤立在十二队里：“只有二十几个人而天天参加生产劳动的造反派，是没有能力跑遍全公社去做宣传和串联的”。
　　关于群众的心态，文章写道：“未有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之前，群众是反对他的，那时反张等人的主力是群众中的老户。这些老户可以在会场向张提意见（爱护性的，也有权力之争性的），也有个别人可能以长辈的口吻有分寸的教训张等人的。新户群众只起附属的作用……背后发发牢骚，或者向某些敢于批评的人或者领导（上级）诉诉苦。四清运动以后，尤其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反张的斗争中，新户才形成了一股主力。老户妥协了，新户才形成了一股主力。”
　　总之，四清以前，老户群众对干部的“批评”既不能改变其思想行为，更不能动摇其地位。四清、社教的结果，张玉良、冯勋虽然受到处罚，但很快官复原职。群众再折腾也没有用，到头来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在心怀不满的中国底层，这是越来越普遍的心态。
　　消极心理不仅存在于老户，“造反派内部也有畏缩情绪，也有悲观情绪”。这在十二队之外表现得同样清楚：“其它生产队的群众和大队之间不是没有意见没有矛盾，只是还没有象十二队那样激化而已。群众的意见或者是不敢提，或者是不愿提，可能是多数人认为提也不解决问题吧。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敢于放心的镇压十二队的革命群众。”

　　二、“集体经济”不仅没能促成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不能满足他们基本的生存需要（“光靠工分是维持不了社员的基本生活的”）。相比之下，干部的贪腐与压迫对农民群众来说还是次要的事，倒是出现相反的情形——“新户中涨支较多的人和部分中农也站在保张的一边”；被造反派当作武器的“无产阶级思想”和“反修防修”还可能威胁到残留的私人经济——自留地、小买卖等等，从而使村民的生活更无保障：

　　“为了生活，他们很可能搞些小买卖，赚一部分钱，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这样，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就产生了。而这些搞小买小卖的群众，为了不被限制（包括取得证明），就要寻求领导的支持。而这些群众也能从自发势力中，获得某些小利。因此，当人们起来向修正主义路线开火的时候，搞小买小卖的人是不愿意让支持自己的领导下台的。这样修正主义便有了自己的支柱”。

　　三、造反派力量弱小，只能依靠上级的支持
　　在群众的消沉状态下，造反派唯有加倍拿毛思想和中央文革的指示作为护身符与斗争武器（“反复的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同时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和有关教导，也学习了当时报纸上的有关社论”），并且更加倚赖上级的支持：“依靠上级，这是当时的主要思想。……主要表现在十八次上公社人访，三次上县和公社去信信访”。这使造反派的行动极其困难。他们夺权后，一度“对整个大队的所有领导者都进行了冲击”，结果“扩大了打击面”。到后来，“冯勋张玉良在战斗大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搞武斗镇压群众，和公社的某些人是有联系是有关系的。而造反派始终没有敢把战火烧到公社”。
　　正是在地区宣传队、县工农宣传队的支持下，战斗大队和战斗十二队的造反派才于1968年10月间重新夺权：“在地区宣传队和造反派的共同努力下，受蒙蔽群众纷纷觉悟，冯张等人被批认罪服输。”
　　可以说，只有当上级明确支持，群众才敢于“纷纷觉悟”。但这种“觉悟”对造反派帮助不大：“在（他们掌权的）这一年另四个月当中，大部分老户极少参加劳动，即使参加也是消极怠工。他们仍然在剥削着新户和单身户，不过这种剥削只是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这说明，受蒙蔽群众也不是真正拥护造反派掌权的。”
　　群众不支持他们，一个重要原因是：造反派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老户群众的生活状况，更不能改变官僚压迫体制。就像作者意识到的，摆在掌权的造反派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失败，二、腐化堕落”。最明白的例子就是：“69年以造反名义上来的一位队长也是利用了这个权力，而在69年一年就花掉现款二百多元”，“十二队的革委会主任李禄祥也有贪图享乐的表现”。同一大队下的战斗五队也是如此：“战斗五队的一些以造反派名义上台的干部，则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受到了人民的专政。”面对利用特权、腐化变质的倾向，造反派的做法是：设立一定的内部制衡——要花钱时，需队长批准，会计开条，再取钱取粮。会计对不符合政策的开支有权拒绝。此外，就只能在内部组织“一次又一次的大学习”，通过学文件、学毛著来“激发起这些领导同志的革命热情”，但收效甚微。作者感叹道：“因为这些领导同志其实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思想上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改造……”

毛主义“阶级理论”的混乱和谬误

　　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派”的“理论”是许多底层群众造反的依据，也是他们进行“阶级分析”的工具。但正如麻兆森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理论”粗糙、含糊而又混乱。
　　迈斯纳归纳道：文革以前，中共有三种不同的阶级理论，“第一种理论反映了1956年以前的社会阶级结构，它是革命时期的遗留物并依然存在于官方的‘阶级成分’制度中；第二种理论是关于新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官僚统治的理论，这是毛泽东尝试性地提出来的一个不成功的理论……第三种理论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行为决定他的阶级地位的理论。”[6]迈斯纳分别称之为保守的、革命的、改良的。
　　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论认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就消灭了，这种理论否认了官僚作为握有统治权的社会集团的存在[7]；而把官僚当作新阶级的第二种理论，意味着必须通过革命推翻它；第三种理论则寻求对“走资”或“修正主义”的官僚进行思想改造，使之具备“无产阶级思想”，此即“文化革命”。
　　迈斯纳论述的最大缺点之一，就是把毛摆在一个超然的地位上，把他当作自外于这个早已官僚化了的党的“理想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而不是该党的一份子，尽管是特殊的一份子。毛泽东对官僚集团的相当游移、不确定、简单化、只言片语且不客观的分析，根源在于他本人就是这个官僚层当中的重要角色，党是他的权力基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公开批判“官僚主义”，并延续到49年后。这只是师承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官僚主义仅仅被说成“一种坏的思想习惯或一种坏的工作方法。（这种攻击常常是从上至下的，这正是上层自卫的一种方法。）但是你在任何文件中都看不到把官僚当作一个统治阶层来考察的文字──你看不到它的数目和结构，它的血和肉，它的特权和贪欲，也看不到它从国民收入中吞掉多大一部份。……这一整个的阶层……并不直接参加生产的劳动，但是它管理、指挥、命令、宽恕和惩罚。”（托洛茨基）[8]到60年代，毛的批判似乎越来越严厉，甚至声称：“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9]
　　中共与托洛茨基所批判的苏联官僚层似乎有所不同。比如，中共干部常常被要求在一段时间内“参加生产劳动”，与群众一同生活。
　　苏中的不同，源于官僚层形成的历史环境之不同。早在1930年代，中共的斯大林主义化、官僚化即已开始。而过份严重的官僚化不仅会使中共运转不灵，或产生离心倾向，而且会令它根本脱离群众，从而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分裂、萎缩、覆灭。祭出“群众路线”的法宝，既是“马克思主义党的特色”，也是适应官僚化了的革命党自我改良的需要——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对干部进行自下而上的纠偏。主导权仍在上层党领袖手中，“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由上层主持和引导，“整风”对象包括中下层干部和群众，辅之以强大的政治攻势、指标和压力，捕风捉影、威胁恐吓乃至“逼、供、信”都成了常见手段。总之，迈斯纳所称的毛的“民粹主义”并不超出党的本位利益，和官僚的操作手段。
　　文革中，毛的思想和指示既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又在很大程度上混淆和限制了底层造反派的阶级意识，只有少数人接近于突破毛思想的框架。在麻兆森这样有觉悟的造反派所做的“阶级分析”中，对党或干部的特权地位，对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制度都没有任何批判，关于政府对农民的剥夺也不置一词。他所能想到的药方只是“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让有着“无产阶级思想”的干部当权（同时保留他们的特权）。他注意到农村自发的资产阶级势力和倾向，这是对的，但他把群众改善生活的合理要求都当作“资产阶级思想”或“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使他的摸索走到了绝境。把权利钦赐给群众，即使是“不断革命的、造反的权利”，仍没有冲破“为民作主”的党本位牢笼。劳动人民必须自己组织起来管理社会，必须取消“公仆”的特权，否则根本不可能走到社会主义。
　　文革的发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不管毛派新左怎样以忠臣姿态向中央苦口推销这剂反腐“良药”，它都不可能在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重演。大规模的工业化已经在中国锻造出新一代庞大的工人阶级，也必将把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带回“传统”道路上来。但是，历史并未过去，它仍然沉重地压迫着奴隶。理解过去，也是为了看清现在和未来，为了现实的斗争。


[1] 文章里写道：“张玉良这个人是一个好吃懒作的人。他有一张好嘴，能说会道，脑子又十分灵活，很能在暂时的情况下迷惑一部分人。……他长期以来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时出工也是早出晚归，拣轻躲重，可是他所挣的工分，比起大部分社员来却根本不少。”
[2] 那时，在农村，七百元可以说一个很好的媳妇——2008年3月，麻兆森注
[3] 造反派所称的“走资派”、“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通常意指这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干部。
[4]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128页。
[5] 1963至1966年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进行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及增产节约，在农村开展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统称四清运动。后来扩展为“新四清”或“大四清”，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
[6]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410-411页。
[7] 用迈斯纳的话说：“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于否认官僚主义的社会阶级地位都具有强烈的兴趣。”
[8]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六章《社会矛盾和不平等的增长》。
[9] 《毛泽东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1964年12月12日、1965年1月51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

http://www.workerdemo.org.hk/0004/cr00-0015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