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狄埃 毛泽东主义的文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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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民主的探寻者，还是官僚专断的守护神——毛泽东主义的文革实践

【作者】：鲍狄埃


关于毛时代的论述及评价，当前的毛圈已达成一些“共识”。为毛泽东及大跃进、文革“翻案”的文章还在继续涌现，以重塑毛泽东“反官僚、反复辟、捍卫劳动人民民主”等等伟光正革命形象。“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也被反复论证，亦即，49年后的中国一直存在着以毛为首和以刘为首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搞的是封资修，事事与毛主席对着干[1]；毛是最社会主义最拥护工人民主和自治的，在官僚当中几乎是唯一的例外分子。

“文革前黑暗的新中国”

　　“激进”毛份子对刘少奇以至整个官僚层（或“走资派”）的批判，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超出了文革中的批判。“文革前的中国”头上那顶“社会主义光环”被摘下来踩个稀烂（有待其他毛份子拣起来重新补缀）：原来那是一个极度官僚化的、极权的、对劳动人民“控制严密的等级社会”。这一整套模式——从社会控制、等级特权到工业管理——又是从“苏式官僚主义管理体制”搬来的。但这里有一个“误区”。不少毛份子装腔作势地声称中共是因为“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照搬苏联模式”不慎造成了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以掩盖问题本质：中共的官僚化至少在三十年代已定形，从而形成凌驾于工农之上的本位利益，即使没有苏联模式可供借鉴，仍无妨于他们建立起一党专政的官僚制度。

　　在“激进”毛份子笔下，文革前的中国，大体上正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即中国特色的官僚体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干部们对下级和群众宣扬的是“《修养》所提出的顺从人格”[2]；各级干部“都可以是至高无上的皇上。反对他们就是反党”；“通过强化管理者管理地位和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管、卡、压’）来提高生产效率”[3]；“工厂里的班组长就有剥夺一个工人的自由和经济利益的权力，工人如有反抗，支持班组长的车间主任就可以根据法规，以‘不服从劳动分配’的‘罪名’将其送去‘劳教’，自此打入‘贱民阶层’。在农村或街道，一个队长、办事处主任、派出所所长就可以是至高无上的‘皇上’。那时，刚解放不久，车间主任、公社书记以上干部大多参加革命较早，支持他们的上级就是他们的老领导、一级级更大的‘功臣’，你是无处告的。多少反对领导的冤、假、错案直至文革爆发后才有可能公诸与世（66－67年是一个揭露高潮，林彪事件后又出现一个上-访高潮），这些案涉及解放后历年、历次运动，很多都是鲜血淋淋的。”[4]那么旧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错划）又如何？据我们现在所知：地主阶级是不客气地打倒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短暂的新民主主义蜜月之后，也被匆匆“改造”掉了，其中不少上层资产阶级仍是养尊处优的统战对象，下层则允许在一定年限内拿资本利息，但日子越来越不好过[5]。尽管有官方的改造政策，也就是把旧统治阶级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出于分化人民以加固统治的需要，一部分旧统治阶级及其后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要被当作靶子或当作其他群众的出气筒来糟践一番；另一些“坏分子”跟下层党干部的关系仍旧颇为密切；还有一部分，年青貌美的资产阶级或地主女儿已由首长披上“马列主义外衣”，花枝招展地服侍革命功臣们过着快乐的生活。[6]

　　托洛茨基写道：在苏联，每个小官僚都是小斯大林。毛份子看起来在用另一种音调呼应托洛茨基：“要说个人崇拜，文化革命以前才严重得多呢！那个时候，全国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菩萨，党组织的每一层，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被当成了大家必须崇拜的对象。每一个党员都被看得很神圣……我们中国在当时也的确必须有毛主席那尊最大的神，否则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神就不能打倒。”[7]

　　斯毛的不同之处在于：毛主席这尊最大的神的作用，不是供从上到下的小菩萨们效尤的无穷力量的榜样，倒是为了打倒小菩萨们而为历史所必需！当然，毛主席永远与众不同，你既要把他当最大的神来崇拜，又大可以不服从，不奴隶主义，甚至还能“工人自治”。……

　　对刘少奇“《修养》所提出的顺从人格”以及“管卡压”管理模式的批判，是文革中批判的延续。《修养》一书的印销数量，竟然超过毛著！这也是当时的一大罪状。如果需要再补充什么，那就是在刘少奇成为反修道具以前，特别是在49年以前，这一切都是中央决议了的，毛泽东首肯和提倡过的。也就是说，对《修养》所提出的顺从人格，英明的毛主席一直以来并无异议。

　　毛泽东的提法似乎不同，例如他批评“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8]。这类颇有弹性的毛式语录事实上是说：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这是根本；二、群众对党的“错误领导”要有提意见、纠正偏差的权利，不宜完全顺从（“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否则主席和党的利益也会受损害。到文革初期，听党的话的意思就是听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话。当然各地“革命干部”如果“轻装上阵”回到“革命路线”或群众路线上来，他们也能算“党的正确领导”……但裁量权在毛和中央那里。

　　在中国的老托派当中，不少人也曾经认为文革造反运动的实质是中共官僚层中“顽固派对改良派的斗争”[9]，或认为“毛泽东（至少从八大就开始）憎恨刘邓”[10]并将之追溯到毛的大跃进政策的失败及刘少奇所作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尖锐批评”，因此以发动文革来夺回权力。许由认为，文革的群众运动“从萌芽到发展为全国性运动时间异常短促，而且从一开始就以夺权为中心要求”，这是不合常理的，因为“古今中外多少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最初要求往往都不是夺取权力那么高，而是局部性的要求，尤其是经济要求”[11]。这种带“一步一步渐进革命论”色彩、把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机械分开的思路，使他低估了文革中群众造反运动的合理性与革命性。文革进程确有许多复杂和令人迷惑之处，包括“奉旨造反”的表象和以莫须有罪名整肃对手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惯伎，群众斗争和官僚内部斗争的并存。谁会相信刘少奇从始自终就是混进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此类荒唐的指控反而促使局外人更倾向于相信挨整的官僚原本是无辜的“千锤百炼的革命老战士”，甚至给予同情。

　　为了论证文革之必要与正确，毛份子们致力于揭下这些挨整官僚的面具：原来这些蒙冤受屈的老革命，一向以来正是吸工农血、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视人民如草芥的专制官僚和整人大师。刘少奇就是“整了一辈子的人，最后整到自己头上”。揭下这些官僚的“党内开明派、改良派”面具，值得欢迎，跟指出毛泽东的官僚立场同属必要。像一切有产社会里的改良主义者一样，毛泽东致力于“揭发我们社会的黑暗面”，最终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特权官僚的统治。

中苏冲突与赫鲁晓夫“变修”的冲击

　　曾蹲过中共监狱多年的托派老前辈谢山尽管对49年后中国的认识有不少偏差，但在其《刘少奇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吗？》一文中却提出了颇为有力的理由，批驳“两条路线斗争”。他说：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取得巨大的建设成就，比资本主义发展得快，陷入停滞是后来的事，因此，讲究实际的刘少奇不可能顶着巨大压力去“走资变修”。

　　事实上，毛泽东关于“走资派”或“修正主义”的论述并无科学分析的基础，其内涵模糊不清，既指“路线”，也指“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以及“贪污腐化搞特权”。依此标准，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官僚层厉行管卡压路线，高踞群众之上，特权多多，完全有资格荣获“走资派”勋章。毛泽东当然知道得很清楚，但这无妨于他顽固地把斯大林继续奉为正统。论战中满口革命辞句，实际上只有官僚层本位利益。

　　中苏冲突给了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上层巨大的震撼，在国内和国际政策上都造成了深远的后果。[12]毛泽东由此开始对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反省和改良，并重新进行党高层的人事安排。后来毛泽东谈到：

　　“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一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陶铸插言：大权旁落。）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倒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13]

　　毛从苏联“变修”得到的教训是：斯大林大权独揽，没有好好培养接班人，树立其威信，马林科夫仅能扮演敬酒吹捧的角色，结果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就打败了马林科夫，还把斯大林头上的光环也摘掉了。中国的斯大林当然不能接受这样可怕的结局。为此，毛泽东“故意大权旁落”，于1959年4月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提早委刘邓们以重任，站到“一线”来锻炼。[14]至于“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那是后话了。

　　关于毛泽东如何关注“劳动者最根本的权利”，毛份子常引用毛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判：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15]

　　毛泽东读“苏联教科书”时，是1959年。苏联的变化和中苏冲突，迫使他不能不好好研究和吸取苏联的教训，并且终于“发现”斯大林正是剥夺劳动群众管理社会的权力、采用管卡压手段的始作俑者，毛由此开始酝酿中国社会的大改革。中共高层向来重视“反对官僚主义”，厉行“整党整风”，但49年后的中国社会却比延安时期更加等级森严。管、卡、压是驱迫工农增产的手段，但这不仅导致干群关系日益紧张，而且令干部队伍膨胀，因为管理层不扩充，则无法对付生产积极性日益下降的群众；扩充管理层有助于加固干部权力。这又导致寄生虫的增加，在社会剩余产品中占去越来越大的份额，从而加剧社会矛盾。

　　毛泽东的对策——“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取消特权”——有多种功能，比如密切干群关系，减缓干部当老爷的“官僚主义”趋势，减少干部的寄生性并激励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压缩用在中下层干部身上的开支（上层官僚的特权丝毫无损），工人分担生产、技术管理可以有效提高生产率和企业运转效率，等等。当然，经营决策和利益分配等至关重要的权力是要由官僚层独揽的。[16]

毛思想——从“民主”到“大民主”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著名语录，以往一向被用来反证“主席食言”，现在则被毛份子们当作主席服膺民主的证词。但这里说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呢？无非是“人民监督政府”，并不超出资产阶级代议民主的范围。它表明毛思想在1945年7月仍自囿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看来至少还是大几十年以后的事呢！

　　毛份子大力吹捧的“工人可以批评厂长，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其内涵也仅止于此，跟“劳动人民自治”或“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毫不相干。批评归批评，各级领导的权位照样稳如泰山。在“下级批评上级”和“最终消灭一切等级差别，实现人人当家作主”的遥远彼岸之间，根本不存在一道桥梁。群众何来“随时罢免（各级干部）”的权利呢？更不用谈“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了——那是党的命根子。除了作为辅助手段的民兵，主要的暴力机器就是与人民脱离的正规军队。

　　为了发动群众整党，文革之初，毛泽东的确暂时地给予了人民某些“民主权利”，尤其是自我组织的权利，为“造反”提供支持和方便，使被压迫工农得以对官僚层施行重大打击。毛泽东谈到道：“有些官僚，怎么样也打倒不了，结果大字报一贴，上街一闹，他就怕了。”

　　就像当前中央的“反腐”一样，自上而下的三反五反四清社教收效甚微，变成了走过场，甚至越反越腐。官僚们应付自如，或把“斗争方向”转移到替罪羊头上，或利用运动来打击提意见的群众、知识份子和其他干部，自己则稳坐钓鱼台，“怎么样也打倒不了”。但当群众起来，“大字报一贴，上街一闹”，领导们才不得不有所收敛。可见，有限度的民主权利是必要的，群众监督有助于规范统治者行为。但“怕了”不等于“倒了”，毛主席的意思其实只是：卑贱者的监督可使高贵者不至过份专横，从而缓和与卑贱者的矛盾。

　　然而，群众通过大字报或上街闹事迫使党官收敛，远不等于群众在“管理社会”，而仅类似于“维-权胜诉”。即使批斗党官，被批斗者仍有官复原职的可能（多数被打倒的官僚在文革后期又官复原职）。毛份子把“大字报”比拟为“网络（舆论）”，也表明了这点。网络舆论确有可能“监督”政府，造成压力，令统治者稍稍让步，摆出好官或好老板的样子，但哪个网民会当真认为自己在管理社会或国家？

　　因此，“大民主”虽被毛份子吹嘘为对群众民主权利的宏扬，其实质则是服务于统治者的工具，尽管是以监督、批评、斗争的方法来服务。文革中，它还是群众自己整自己的工具，所谓“使人民群众受到自我教育，克服私有观念”，亦即贯彻毛主席的“斗私批修”战略。面对工农抛弃了毛泽东和“文革左派”这个“令人痛心的”事实，这些小资社会主义者或公开，或暗暗地痛恨和鄙视工农的觉悟低、不争气（较委婉的说法是“不成熟”），既没有跟着“左派”走到底，也没有尽力维护人民公社和国有制。他们就差喊出“工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实属罪有应得！”[17]如果毛主席的“斗私批修”战略能够再搞上十年二十年，“走资派”要复辟大概就没那么容易了……

　　“群众监督、随时罢免、公务员领取普通工资等巴黎公社原则”也时时挂在部分毛份子嘴边。这当然比毛氏大民主进步得多。“公务员领取普通工资”在文革后期似乎有所兑现。文革的一大措施就是“吐故纳新”：“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18]，同时通过压缩下层干部编制和工资达到干群相对平等。不过，压缩的只是下层，上层官僚的特权岿然不动……

　　总之，毛思想跟“工人管理企业、社会”是两码事，但沾了一点边，也就是在尽量发挥卑贱者的智慧、批评监督干部的权利方面下了些功夫，以代替工人真正的管理企业与社会。用曼德尔的话说：“毛派在向苏联官僚的权力宣战以后，最后走到保卫一个官僚指挥的制度，它和苏联现存的制度很相像，却使它上面加了一层群众‘参与’决策的花样糖霜。对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由自由而民主地选举产生的工农代表会议来行使——的理论，毛泽东主义所接受的并不比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接受的多。”[19]

毛时代“新中国”政权的性质

　　有毛份子写道：“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20]……所谓“看来”、“差不多”，只能是“感性认识”，指的是“控制严密的等级社会”这一特征。那么，“新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政权呢？真的是“苏式封资修”吗？按照毛份子的描述，在许多方面，它比封、资社会控制得更严密，等级尊卑的差别甚至可能超乎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因此曾获“极权主义”殊荣。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只有在法西斯状态下达到这种境地。总之，至少在文革前后，一般劳动人民是跟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不沾边的，那是（包括毛在内的）“走资派”的特权。

　　看起来，毛份子是不会认同：这样的国家有资格称为“社会主义”。

　　可是不然：“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在正确路线下要更新，就不能（像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那样）把原有的政权‘彻底打碎’，只能是部分打碎。”[21]或者说：不要搞什么“公社”，要搞（三结合的）“革委会”。

　　就像为了发动群众来整党，毛主席是什么革命口号都喊得出来的，“不要搞包办替代”啦，“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啦。同样，为了烘托毛的伟光正，毛份子不在乎疾颜厉色批判“新中国”，干脆把它说成是“封资修”社会。但谈到如何改变时，调门就变了：那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权啊！怎么可以‘彻底打碎’？！……还是和一下稀泥，搞搞平衡算了吧。革委会不就很好吗？……”

　　毛主席把“公社”改为“革委会”，要义就是：保证“党的领导”地位。1967年2月，张春桥、姚文元夺得上海领导权并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毛泽东问张春桥：

　　“如果都改成公社，还要不要党呢？把党放在哪？要建立公社领导下的委员会，就要有党员和非党员。把党委放在哪？总要有个党，有个核心，不管叫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人党、国民党还是叫一贯道，总之，还要有一个党。公社总要有一个党；难道公社能代替党吗？”[22]

　　“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是不是也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长？”

　　“如果叫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

　　“还是叫革委会好。”

　　按照“激进”毛份子们的观点，除了毛（及其近侍或一些“左派”之外），几乎整个党都是“走资派”。如果你把他们所说的“走资派”换成“党官僚”、“统治者”、“特权集团”、“老爷”等等，理解起来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么，毛主席这番话就等于说：“如果搞公社，搞群众专政，那么走资派怎么办？走资派放在哪里？”是啊，没有走资派，毛主席怎么办？你让他出任“公社社长”？！毛主席要搞的就是“思想改造”或曰“灵魂救赎的革命”[23]，我“打倒走资派”，就像你们现在声讨“黑心资本家”一样，目的只是为了让他们当个“好”老爷、守规矩的老爷，以免一辈子跟工农处在阶级斗争状态，最后被贱民们打倒了事……[24]

　　“毛泽东主义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它不了解工人官僚的社会性质，也不了解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国家可能发生官僚主义堕落的根源——因为它本身就是这个官僚层的一部份的思想表现。”[25]今天的毛份子同样不理解毛时代中国社会和其它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发生官僚主义变态的工人国家”的性质，它的矛盾特征——巨大的社会进步和在压迫劳动人民及异见份子方面的丑恶。因为这些小资社会主义者仍旧继承着毛主义那种（自以为）自外于各阶级、热衷游离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以“又斗争又团结”的手段调和社会矛盾的改良主义本性。

官僚层自我改良释放出来的革命幽灵

　　文革造成了事实上的工人政权或双重政权：“民众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会，向现存的政治权力机构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因为要真搞巴黎公社工人民主等等而被毛文革抓起来的）杨曦光在《中国向何处去》中写道：官僚机构瘫痪，“生产力得到很大的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样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样运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感觉到是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情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走资派的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像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就像现代史上的各国工人革命高潮时期常见的情形那样，在文革造反的高峰期，中国工人阶级的的确确表现出“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事情的能力和水平”，这证明了许多毛份子为之辩护的“精英”或党官僚们根本就是有害无益的社会寄生虫，还证明了毛泽东所谓“三结合”根本就是倒退。要搞“三结合”，就必须把“群众自我管理”之类的花招拆去，压制群众斗争，取缔群众的自我组织，把那些（经过“改造”的）寄生虫重新安放到劳动人民头上。这正是毛泽东认为他的“伟大战略部署”达到目的后针对造反群众所做的事。

　　毛泽东并不认为文革完全达到目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26]），但他显然认为效果还令人满意，因而宣称以后还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但是，文革的“无政府主义”，或者说，官僚层自我改良释放出来的革命幽灵，把革命或不革命的干部们弄得胆战心惊。不难想像，即便不被推翻，每七八年挨一次整的前景对官僚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无论如何，官僚层已不可能再阻止自己继续腐烂的趋势，也不再有任何历史出路了。管卡压激化了矛盾，用毛泽东的话说，使官僚层一辈子跟工人处在阶级斗争状态下。鞍宪远远看去民主而美好，对官僚权力也有所约束，但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仅仅意味着官僚对群众有所顾忌和让步。工人的奴隶状态并无改变，也不能长久地靠政治鼓动的迷魂药来维持。尽管毛泽东在发动群众整党的同时小心翼翼地维护党的至尊地位和威信，以避免群众“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但这个后果还是发生了。文革的批判造反，事实上大大影响或“败坏”了党和领导人的威信。这是不论官方怎么平反、“祸水东引”都挽不回来的。而造反失败和官僚层一再的“运动群众”又加深了群众的政治消极、恐惧、反感和对党的不信任。官僚方面，没有像资本家那样绝对的约束工人的权力，也不需要负什么责任，因此同样倾向于得过且过，他们大概要比群众更早地不再相信什么社会主义了。这就是毛泽东大刀阔斧改良的限度。套用毛的话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切官僚化的工人国家，最终都要走到这一步：结束与群众的对峙、僵持或“平衡”状态，彻底控制群众，吹起西风，压倒东风……

简谈毛刘冲突和文革的性质

　　当今中国的官场烂到极点，相形之下，80年代以前的干部们看来清正廉洁得多，这是毛份子所喜欢吹嘘的毛时代的一部分。但是，为了力证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大智大勇，毛份子们也不惜大肆揭露和批判毛时代官僚统治之严厉与黑暗，同时装作毛主席对这个“极权的”官僚体制毫无建树、也不属于其中一份子似的。这让人想起毛的一句话：“在人代大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27]而即使按照毛份子的论述，文革前的中国人民被管卡压到极点，文革中的群众运动进行了两年多便已收场，“当权派”重占上风，那么，工农“当家作主、扬眉吐气”的日子也着实短得可怜。

　　中共的治国史，是一部越来越严厉的反腐史，同时是一部越来越深刻的党的腐败史。翻一翻文革前夕上层干部到工矿企业和农村蹲点的报告及毛泽东的批示，就足以看到问题的严重程度了，兹举几例：

　　“坏干部和阶级敌人对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的打击报复已经发生很多。……双十条规定的处分干部党员不超过百分之二的规定，恐怕不能再适用了。不严厉处分这些坏人，就不能团结群众的绝大多数。”[28]

　　“冶炼厂职工在两个半月的‘五反’运动中，初步揭发的严重问题是：一、打击报复和把头作风；二、领导干部特殊化；三、不讲阶级路线，任用坏人；四、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这主要是冶金部有关业务单位，对于冶炼厂只要超额完成任务、指标，不管采取什么手段，都一律加以表扬，即使是弄虚作假也不予揭露，反而默许。”[29]

　　“我所在的生产队已经产生新的两极分化，出现了以七户干部为代表的新的富裕农民阶层，他们同一户上中农、一户富农、四户地主联合起来对贫下中农进行严重的剥削。这种新的两极分化，新的富裕阶层，新的剥削决非花县所独有，而在广东省以至中南各省都是普遍和大量存在的。”[30]

　　“良湖大队和省地委负责同志蹲点的其他六十九个大队的材料说明，在湖南被敌人窃据领导权的基层要多于三分之一。”[31]

　　到文革前夕，针对干部的四清整风已提不起毛泽东的兴致。必须反腐、“反官僚主义”，才能保住“红色江山”；“腐败的根子在中央”——这在高层决策者当中，包括毛刘之间，并无异议。毛泽东所不满的仅仅是刘少奇惯于由上至下地“派出工作组”、“扎根串联”、“打歼灭战”的办法，讥之为“繁琐哲学”。他批评道：“有的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1万5千人，搞一个小县，28万人口，搞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运动不应该只依靠工作队，应该依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在重新制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四清工作指导文件《二十三条》）中，加进了“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等规定。毛泽东争辩道：

　　“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32]

　　毛泽东的发言表明，他意识到官僚系统已大为腐烂，不发动群众，仍靠“集中领导”的老办法，整党是无望的。为此非清除“包办替代”，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可。不给予群众“四大民主权利”[33]乃至自我组织的权利，就不能把党官僚捆紧了的群众的四肢解放出来，群众就无从发动起来整党。我们应当谨记：毛泽东发动群众的目标就是整党，仅仅是整党，群众只不过是帮助整党的工具而已。挨过整并恢复了“蓬勃的革命朝气”的党才能更好地继续统治当牛做马的群众。

　　这一切与工人民主或劳动人民自治无关。在毛泽东眼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并非无产阶级专政的应有之义，需要的只是通过给予群众有限的批评、监督乃至造反之权来保证对党官僚的约束，使之“不脱离群众”，改善同群众的关系，循规蹈矩地统治群众。

　　毛泽东这个如意算盘在上层中间并未得到踊跃反响或“深刻理解”，包括主持“反腐”工作的刘少奇。他们尤其不能理解“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提法。[34]同时，上层官僚们对“放手发动群众”本能地感到戒惧：

　　“少奇同志为什么非要在工作组和群众运动问题上‘顽抗到底’呢？王光美的分析给我很大启发。毛主席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纠正党风反对腐败时，历来都是热衷于大搞群众运动，喜欢轰轰烈烈，而且是‘放手发动’。可这是一把‘双刃剑’，轰轰烈烈中涌动着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可以使热情变成狂热冲动，甚至失去理智；如果不能及时加强领导、正确引导，就很容易失控，产生极大的破坏力。‘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无政府状态相当严重，少奇同志敏锐地感到极左的危险，认为必须派工作组控制局面，抵制极左思潮。”[35]

　　这最终导致毛泽东要越过党，直接向群众发出夺权号召。负责整党工作的刘少奇则从此成了毛泽东整党的绊脚石，并在文革中沦为反修道具。

以激进改良来捍卫特权集团的长治久安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是毛主义的传统。毛泽东颇善于讲群众的好话，厉行要求干部“为人民服务”，到群众中去，不要脱离群众，并常常因此被吹成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但究其实，“为人民服务”只是服务于缓和社会矛盾，以维持特权集团的长治久安而已，就像皇帝们要求下级官员“清正廉洁，爱民如子，造福地方”一样。

　　1967年，江青动员军队官僚“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可以旁证毛主席真正忧虑的是什么：

　　“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但是这个权就不能轻易用。既然人民给了咱们这么高的职位，俸禄也很厚，权又很大，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这个故事（指“触詟说赵太后”——作者注）主席讲了很多次。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曾讲了好多次，但他们是不怎么理解的。……所以，解放军要立新功。……”[36]

　　“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后来编进了中学课本，其主旨是规劝统治者如何避免过份宠爱和娇惯后代，最终失去统治能力和统治地位，即“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毛泽东当然明白问题在于“干部特权”。他并不吝惜于批判干部。文革之初，当群众起而造反之后，他不无得意地说道：

　　“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37]。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38]

　　很明白，毛的意图无非是给“有些干部”一个教训。“官做大了”，不是问题。“薪水多了”，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自以为了不起，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反过来说，毛泽东眼里的理想干部是：官不妨做大，薪水不妨多拿，但要谦虚，平易近人，不骂人不训人，遇事要多跟群众商量……总之，应当跟群众搞好关系。

　　在作为最高党官僚的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中，根本不存在“推翻官僚制度、取消官僚特权”和“工人自治”的设想。毛份子所吹嘘的、听起来悲壮之极的“灵魂救赎的革命”，意思无非是“毛主席力图对堕落日深的党官僚实行‘思想改造’，以永保其对劳动人民的千秋万代的统治”。如此而已。群众想撇开“党的领导”，那就别指望了……正如密利本德所总结的：

　　“这位主席从来没有表示过他有任何想放弃或甚至减少党的“领导作用”的意图；也没有想要对党的存在方式作出大的制度上的改革。不论何时，只要有一点迹象表明他所发动或鼓励的运动真的要控制不住了或者把党吞没了，他和他的党人就坚决重申保持党的领导性质的极大重要性。……

　　更引人注意的是，毛主席从来没有表示想对他一贯倡导的群众卷入过程提供一个制度上的和结构上的坚实基础；他也从来没有指出这种卷入需要建立独立于党的控制之外的其他机构。”[39]

　　因为党是毛泽东的权力基础，他的本位利益和党的本位利益是一致的。不受党控制的群众组织对他来说是不可容忍之事。对党来说，他是一个恪尽职责的大家长，深谋远虑的捍卫者。这种捍卫并不完全是通过对劳动群众的严厉压制来实现，也通过赋予群众一定的主动性和斗争性来挽救特权集团统治造成的恶果，缓和社会矛盾。文革就是在革命口号的烟幕下对病入膏肓的官僚制度施行改良主义外科手术。但是，文革中群众运动范围之广、斗争的激列程度和曲折性却远远超出了毛的预想——它是由旧体制下中国社会积累起来的矛盾的深度，即官僚层对劳动群众的压迫程度和群众的怨恨程度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文革的性质：这是一场以官僚层自我改良为导火索的、中国社会矛盾的大爆发。

　　今天的毛份子虽然更加丧失了“革命精神”，但深深继承了毛主义的改良主义精神。他们也许提倡斗争，鼓励斗争，大唱革命高调，但同时谨慎地努力将群众斗争限制在维护特权阶级统治的限度内。在高唱民主、泣血表态相信“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事情的能力和水平”之余，毛份子们并没有忘记一再展示自己的改良主义奴才嘴脸：

　　“砸烂公、检、法”虽然历史条件尚未成熟，但是总比“加强公、检、法”好吧？

　　毛泽东说得好，“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革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后来又曾经说过“一个世纪来三到四次”。无非是通过周期性的大民主运动，激发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成新的政治平衡力量，不断冲击官僚体制，促进社会进步，最后实现质变。除此之外，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所谓民主归根到底是人民力量的壮大，是人民和统治力量对比的平衡，是人民可以和统治者进行讨论和谈判。”[40]

　　对文革史深有研究的老田，也以同样的精神劝诱群众：“要在从前铁板一块的官僚机器中间‘掺沙子、透空气’，加入新的因素和力量，让群众的声音通过新的代表产生方式进入决策和监督层面。……团结起来形成自己的力量，形成对上层的制约，形成对上层的监督。”[41]

　　在为文革和毛泽东涂脂抹粉的同时，毛份子们也圆滑地为现今的官僚资本主义政权保驾护航：

　　“毛泽东是不在了，文革是失败了，但是官僚集团也得到了教训。当他们板起脸训人的时候，也会想起牛棚的滋味了。他们不得不作一些让步，给予民众一些权利。甚至到现在，‘文革’、‘毛泽东’这些字眼还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恶梦，还是悬在他们头上斯摩达利剑。”[42]

　　也就是说，“被文革”了的官僚集团（“走资派”的同义语）慑于文革余威，比起文革前已经收敛得多，进步得多，给了群众一些让步和权利，也更能容让了……前途是光明的，你们就知足吧！

　　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毛主席和毛派遗老遗少之间，那条贯串不变的红线就是：统治者永存，特权阶级永存，人民啊，你们慢慢在水深火热中熬到像我们这样“成熟”吧……

201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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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尤其是强调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力纠‘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刘少奇则为“五风”推波助澜。

[2]即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修养》成为中共党员的必读物，也不是49年后的事情，而是延安时期开始的。

[3]风之谷《毛泽东的民主之路》

[4]崔文华《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官僚主义者阶级》

[5]中共如何拉拢上层资产阶级，又如何通过大扣“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压制工农改善生活的要求，可参见楼国华文章《两极相遇》。

[6]周鲸文《风暴十年》之《第八章

狂人的天堂》：“不论她们是资产阶级或地主的女儿，就由首长给她们披上件‘马列主义的外衣’，穿得花枝招展坐在胖子们的身旁。有的是‘新夫人’，有的是‘女同志’……为服侍‘革命功臣’过着快乐的生活……”

[7]曹为平的回忆，转引自《站在21世纪的高度重评文革和毛泽东》（作者：非龙在天）

[8]毛泽东73岁生日讲话（《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P322-329）

[9]向青《简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10月3日）

[10] 彭述之《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和分歧》（1967年7月6日）

[11] 许由《文革、*与工人群众运动——从两本书谈起》（1997年5月15日）

[12] 关于中苏冲突发展经过的分析，可参看王凡西《毛泽东思想与中苏关系》（1972）

[13] 《毛主席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4日）

[14] 毛的这些言论也表明，刘邓一直以来仍然是他的“亲密战友”，“权力之争”即便存在，也是极其次要的事情。毛根本无意于置刘邓于死地，只因为他们是毛发动群众整党的障碍，因而不得不设法先将其打倒，但仍然多有回护：“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可以说，文革的目标远超排除异己或权力之争的狭隘目的。在文革中，官僚内部的权力之争倒是跟随在毛泽东改良官僚层的运动之后的。

[15] 作者的引文来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1959年）

[16] 详见陈泰《门后是墙：漫谈“鞍钢宪法”》

[17] 例如：“在文革中，工人阶级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一种政治不成熟的状态（指工人分裂为造反、保皇两派——作者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是文革前‘17年’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的政治地位很高，社会声望很好，福利待遇也优于许多其他社会阶层。单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工人阶级为自己的政治不成熟和文革的失败，已经并且将继续付出惨重代价……”（郭松民《毛泽东是追求彻底民主的》）还有较露骨的如“孙千钧棒”《中国工人阶级必须先知耻而后勇》宣称“中国工人阶级既有先天性不足（指工人没有成为49年革命的主力军），又有今日之短视（指轻易受“资改派”摆布），是个不成熟的劳动人民群体”。

[18] 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戚本禹记录稿。

[19] 曼德尔《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1977）第十二章《斯大林主义》之《七、毛泽东主义》

[20] 风之谷《毛泽东的民主之路》

[21] 同上。

[22] 《1967年2月毛主席与张、姚的谈活》，转引自《施拉姆集》p500

[23] 张宏良《灵魂救赎的革命与暴力失衡的悲剧》，

[24]“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泽东《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1964年12月12日、1965年1月15日）》）

[25] 曼德尔《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1977）第十二章《斯大林主义》之《七、毛泽东主义》

[26] 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戚本禹记录稿。

[27]1965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8] 刘少奇1964年10月19日给毛泽东并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的信。

[29] 中共辽宁省委沈阳冶炼厂工作队1964年11月12日报送的《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的简报，为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率领工作队在沈阳冶炼厂蹲点的报告。

[30] 陶铸1964年12月1日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

[31] 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1964年12月6日汇报在湘潭县良湖公社良湖大队蹲点情况给刘少奇的信。

[32]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33] 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34] 刘少奇对毛泽东说：“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

[35] 孙兴盛《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百年潮》杂志）

[36]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37] 所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文革之初干部们压制造反群众的行为。

[38]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讲话》（1967年10月7日中共中央通知下发）（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39] 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之《第五章阶级和政党》

[40] 风之谷《毛泽东的民主之路》

[41] 老田（田立为）《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回顾与反思文化大革命——在吴焱金回忆录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42] 风之谷《毛泽东的民主之路》


http://www.workerdemo.org.hk/0001/20100218.01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