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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京生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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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9 11:10: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初识民主墙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刘京生

   我曾努力通过文字留住一切记忆,可所有文字的东西都随着我的两次被捕而失去了踪迹。人的大脑的确神奇,能承载几十年的记忆,可这种记忆会随着时间段的不同而呈现为零星、断续、模糊、支离破碎。也正是由于此,我才迟迟不愿意落下这支“记忆”的笔,我担心记忆的错误会引发纷争,引发质疑。

   我在“西单墙”徘徊了许久,在不断的寻觅与比较中,最终选择了魏京生。当时,我年轻而固执,对《四五论坛》、《北京之春》、《启蒙社》等刊物在发刊词中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极度反感,对《人权同盟》组织的混乱、不停的争吵感到厌倦。我年轻,脑子里充满幻想;我固执,容不得别人的一点瑕疵;我以为革命者都是“江姐”,一定要勇敢、坚定、完美无缺。我不考虑渐进,不考虑危险,不懂得“巧妙周旋”。为此,我不能理解那么多民办刊物为什么一定要与党报相同,说什么“坚持马列”,也不理解大家的争论为何一定要导致分裂。世间的事,就是那么奇怪,萌动的激情,不成熟的我,竟义无反顾地做出了一生都引以为自豪的选择。现在,常有人问我:有这样一种说法,魏京生不那样激进,民主墙可能维持更长一段时间,你对此如何看?

   我的回答:不同的时代背景,正确与错误可以互换。在当时,普遍性的不满已经存在,但那时的不满针对的是“执行者”而不是体制,几十年的宣传教育已固定了人们的思维,人们可以思考的空间很小,只敢涉及现象,不敢思考或质疑现象背后的东西。当然,也有人看到,社会不满是现象,现象背后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一定与制度有关。这些人的确在进行超出常人的思考,但将这种思考公之于众却需要勇气。只关注现象的不满不过是“牢骚”,牢骚不升华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是与民众一同发牢骚,还是指出现象背后的原因所在?

   魏京生选择了后者,他认为,觉醒的人有义务告诉人们真相,告诉人们共产党的真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至于“民主墙”命运长短的问题,我一直以为,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认为“阶级敌人”已经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毛泽东这样,刘少奇这样,邓小平也这样,小小区别是:邓小平狡猾地利用“阶级敌人”击溃了自己的对手。当邓小平认为“阶级敌人”没有利用价值后,“阶级敌人”就必须消亡。魏京生进去了,任畹町、刘青、徐文立都不能幸免,我们的意志不能主宰统治者的决策,要魏京生背负罪责是无稽之谈。民主墙的命运不是激进造成的,而是邓小平对自身权力的恐惧造成的。

   我一直在西单墙寻找,寻找我满意的知己,一段时间内,我几乎有些失望。一张小字报的出现,令我周身热血沸腾。这张小字报的标题是:《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在当时,“四个现代化”是国人的梦,华国锋誓言旦旦要领导人民实现这个梦;而魏京生的呐喊是及时的提醒,提醒梦中的人们:没有民主的所谓现代化不过是画饼充饥!太妙了,仅此一句,就准确地诠释了共党几十年的“功绩”。

   这张小字报引来激烈争论,在公开场合赞同的占多数,但夜深人静时,这张小字报被搞得面目皆非,骂的有(留下骂的字句),扔赃物的有,更有甚者将其撕去,可固执的作者又重新张贴。在这张小字报出现前,也曾出现过敏感文章,但是作者不敢留下真实姓名与联系方式,而在这张小字报的最后留下了作者的名字:金生,还附有电话号码。电话是真实的,可以打通,但是显然不是他家的,记忆中好像是他的亲戚或朋友。我打过去,最初接电话的人让我稍等片刻,才与作者说了几句。我说我叫“京生”。他哈哈一笑,答道:“真巧,我也是京生。”我问:“文章上的名字是真的?”他道:“音相似,字不同,是北京的京。”我们相约了见面的时间与地点,便匆匆挂断电话,原因是,我在别的单位打电话,心里有些胆怯。

   见面的时间在通话后第二天的晚上,地点是在动物园二十七路总站的西墙。记忆中,除我与魏京生外还有一人,几十年过去忘记是谁。我向魏京生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如何看待暴力?”魏京生的回答是:“毫无疑问,暴力是最快、最彻底的解决方式,但是,从现实角度考虑没有实现的可能,为此,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许多年以后,我一直记住了他的这句话,原因在于:他的回答很巧妙,如果他断然否定暴力的合理性,我们可能没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我当时是个“暴力主义”者,而且很固执,我可以容许策略上的不选择暴力,绝对不容许否定暴力。好一个魏京生!“不考虑”暴力却要肯定暴力的“快捷”与“彻底”!也正是他的这个“彻底”使我坚定了去追随他的决心。

   以后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他谈到了他办杂志的想法及理由:迷茫中的民众需要清醒,当务之急就是占领舆论阵地,多少年来百姓没有说话的地方,我们就是要做百姓的“代言人”(正确的解读不是我们说的话代表百姓,而是给百姓提供一个说话的平台,即,该杂志是百姓的代言)。办杂志的人不需要太多,多了会沉迷于争论而耽误了办事。我对他的这些想法表示赞同,同时也表示:我的初中文凭水分很大,受系统教育的程度不过五年,如果我参与编辑部的工作,只可能干些粗活,卖卖力气,发发传单。魏京生笑了笑对我讲:文革都没有上学,谁有多大能力?能力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信念与胆量,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铺路,见不到民主的那一天。我已与其他几个人达成共识,如果你不反对,我们找个时间商量商量,共同促成此事。我爽快地答应了。没有聊多久,在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后各自离去。

   回家的路上,我思绪万千:我第一次做出了自由的选择,选择了不熟悉的人,选择了不熟悉的事,是对?是错?这个选择是自由的,自由的选择带给我激动与兴奋。可我也隐隐地感到,在激动与兴奋中夹杂某种犹豫与胆怯。对,是我自己的认可,别人是否认可?即便别人也认可,也不过是精神层面上的,而中国人大多生活在物质层面,从物质角度看,我的“对”如何解释?危险是存在的,没有谁会那么天真,看不到这一点,而这种危险最可能摧毁的就是人的物质生存环境与物质生存空间。与老魏见面时的我,正处在理想亢奋的状态下,没有恐惧。可当我一个人最终决定做事时,恐惧出现了,身上冒出阵阵冷汗。虽然,这种孤独中的恐惧,没有改变我的决定,但它却似乎暗示我:这是你致命的弱点,有这种弱点的人,不适合卷入专制体制下的反对政治漩涡中来。

   2007年3月


民主中国3/18/2007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05


此文于2009年02月02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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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3-19 11:11:26 | 显示全部楼层
2.《探索》创刊号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刘京生

   一生中我第一次做出了一个重要选择,选择了魏京生,选择了魏京生的思想,选择了我还不甚了解的民主之路。

   长期以来,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这样解读民主的:一,民主有阶级之分,无产阶级可以享有民主,其他阶级无权享受,二,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民主不能决定什么,决定权在统治者手里,三,民主不可超越底线,不可以质疑领袖思想,不可以质疑共产党,不可以质疑社会主义制度,不可以质疑政府。这就是1978年前民主的基本定义,这一定义通过几十年的不断灌输已具有不可更改性,成为思维的框架和大多数的共识,阻碍着自由思想的涌动。

   我当时虽然开始怀疑这种“民主”的真理性,但受限于知识的匮乏,受限于势单力薄,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和知识,挑战长期形成的“民主集中制”。与魏京生的接触,不仅解决了我的勇气问题,而且他展示了全新的民主理念。他告诉我,民主是多数人的必然选择。他说:我们主张的民主,不是传统概念上的阶级民主,而是无阶级的民主,是政治体制上的民主,是建立在充分保障个人权益,(包括自由言论,自由行为)基础上的民主。他还讲了很多,有些我懂,有些我还有疑问,但是他带给我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个未来让我憧憬:憧憬自由精神下的我,憧憬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平等,憧憬充满了爱与公正的繁荣富裕的中国。

   美好的憧憬是最有效的动力,这种动力使我暂时的忘掉了危险,忘掉了自己实在不适合去搞这种“伟大”与“崇高”的事业。如果当时“理性”主宰了我,我很可能放弃,恰好理性的作用是有限的。我太渴望自由了,太渴望释放压抑许久的重负,太渴望彻底的做一回自己。对也吧,错也吧,顺从一下内心的呼唤和自由的意志去做,然后听其自然吧。

   我与魏京生没有进行更多的相互了解,沟通就直截了当地进入正题,开始了《探索》杂志出版前的筹备事宜。现在的人似乎都很谨慎,不通过长期的了解沟通,似乎不能相互信任地一起做些什么。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的是:“时代的进步没有改善信任危机,反而更加恶化。”至少中国的现实证实了这一观点。

   第二次与魏京生的见面是在魏京生女朋友家,女朋友叫苹尼(音),家住友谊宾馆的北侧。参与见面的有,魏京生,路林,杨光,我,苹尼也在场。因为我们在办杂志上已经达成共识,我们只需讨论具体的操作细节,所以第二次见面没有过多地谈论思想与观点,魏京生直接谈到办杂志的具体事宜。首先讨论的是杂志的名称,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我说可否叫“黎明”,(当时的我真是俗不可耐,黎明传递的信息是:政府代表黑暗,我们代表光明,光明将取代黑暗,而且,光明很快来临。)魏京生沉思了片刻摆摆头。他自己提出:“探索怎样?”我在想,没有震撼力,如此谦卑与温和,怎么吸引读者?他的这个提议怎么与小字报的作者判若两人?魏京生似乎觉察了我的感觉,解释道:探索就是想说明,我们的观点不必然正确,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讨论,寻找一条能带来幸福与公正的治国方略。

   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但这是杂志,应当容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只排除那些不给我们自由言论的人及观点。魏京生的解释并没有消除我的不快,我当时还想:名字你早就起好了,而且不容改变,即如此还征求我们什么意见?但随着自己的成熟,我真为这个“探索”叫好,探索蕴涵:平等,包容,追求,理性,而这一切恰好是民主的底线。杨光,路林没有异议,我虽然不快,但也没有反对,名称通过。

   接下来就是对发刊词内容的讨论,魏京生很严肃的强调:我们唯一所要遵守的就是宪法中关于“公民有出版,言论,结社自由”的规定,不自己给自己套上不反毛,不反党,不反社,不反政府的套子,要旗帜鲜明的说明:该杂志是百姓的代言人。他的这席话一下消除了心中的不快,我举双手赞成,我说:“说句实话,如果我们也把‘不反’作为办刊前提,我还不来那,不是我个人有什么能力,仅是志不同,道不和的人不必为伍”。路林也支持魏京生,杨光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人们的思维遵循一定的框框,这个框框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打破的,我们贸然放弃这一框框很难被多数人接受,而且自身也面临困境与危险。我本人也很难一下冲破传统思维方式,基本认为:马克思理论还是真理。”杨光的反对是激烈而固执的,当天不准备妥协。我与路林主张将杨光排除在探索之外,魏京生说:“万万不可,我与他聊过,他很有思想,很正直,很勇敢,只是他对有些问题的考虑缺乏深度,这需要时间,我来与他沟通,咱们先按说好的办。”

   发刊词的事在三票支持一票反对的情况下通过。杨光不同意发刊词的内容,却也没有退出探索的表示。后来的事实证明魏京生是对的,他留住了杨光,并最终改变了杨光的“温和派思维。”那是一个迷茫的年代,那是一个沉睡的年代,那是一个颓废的年代,那是一个呼唤英雄的年代,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需要真理,需要呼唤,需要阳光,需要勇气!连政府都在思考“深刻的变革”,我们难道要“温和”的步政府的后尘?发刊词引发的争论很快结束,以后的事宜没有任何异议:杂志是政论性杂志,每月一期,第一期为创刊号,创刊号的内容主要由两部分组成:1,创刊词,由魏京生撰写,2,魏京生的两篇文章,即: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他,(续)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他。出版时创刊号添加了一些其他文章,没有印象了。刻板由魏京生找人去做,纸张可通过两种渠道:1,各自想办法去找些,2,大家凑些钱买些纸张。杂志不是免费发放,为了长期发展要收取“工本费”暂定每份0.5元,外国人购买可适当加价收费。前期的一切费用由魏京生垫付。

   七九年我们用的是手推的油印机,九二年我们用的是“超霸”速印机,零六年我用上了电脑,电脑的方便,快捷令我惊奇,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再也感觉不到当年的激动,忘我,快意。

   一切准备工作交给了魏京生,撰写“创刊词”,解决油印机,油墨,纸张,蜡纸,蜡笔,刻板,刻板人,当年的物质财富远没有今天丰富,再由于诸多限制条件,搞到这些的确有些难。后来得知,油印机是魏京生去朋友单位借的,一直没还。这么多工作全部交给魏京生一人去做,我的心里实在有些过意不去,心想,怎么也要力所能及的做些自己的贡献。我在汽车公司工作,认识许多朋友,其中有一个在北京师范学院印刷厂上班,平时有些思想上的交流,颇能谈的来,我找到了他要些纸张,他满口答应:“不敢与你去民主墙,还不敢偷些‘国有资产’。”他答应了不少——两令纸,他告知:“一人搬不走,得找辆车。”我找了一辆,二一二吉普,县团干部坐的车,不是我的,也不是我们单位的,西单商场门口停着一辆,不知是谁的,大白天的,我开着就走了。法院说这叫“偷”,而且,胆子很大,不在没有人的地方偷,也不是在夜里偷,而是大白天的在闹事区偷。我一向认为自己的胆子很小,遗传的,父母没有一个胆大的,可我开别人车的时候却异乎寻常的清醒,坦然,就像开自家的车。看着人家把车停好,走进商场后,我才不慌不忙的点着一颗烟,戴上一双我在上班时常用的,略带油污的手套,打开车门,坐在驾驶室的位子上,搞定点火开关,最多需要两分钟,我清楚的知道,没有一个逛商场的人会在两分钟之内出来。有人为我辩解,是“革命”的激情给了我勇气,我对此付诸一笑,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仅此而已。

   也许,我该去做盗贼,而不是去“革命”,做盗贼我很聪明,判断也很准确,可搞起革命来我就显得那么的幼稚与天真,与做盗贼时判若两人,对此,我一直没有搞懂。我与印刷厂的朋友约定的见面时间是晚上十一点,而我偷到车的时间是下午两点,我去了趟苹尼家,告知:很晚的时候我会送来些纸,不要睡的太早。然后,去了朋友家谈天说地。朋友临时的提到一位算命的盲人,建议我拜访一下,我去了,仅是为了消磨一下时间,可我没有想到,盲人对我说了两件事让我吃惊:其一,他说我今天晚上肯定有事,没有危险,却不能成功,我问他什么事,他答:不知。其二,他说我最近在做一些事,而且有些危险,他说我最近走悖字,直到明年阳历的三月十五号。他一再提醒我要小心,可也不必太在意,他说:“会有神人在暗中保护你。”

   我临时想到去朋友家,也是临时决定去算命,算命先生也只问过我的生辰八字,没有问其它,他怎么知道我今晚有事?怎么知道我最近面临危险?我是唯物主义者,从来没有算过命,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狱后我第一个想见的就是他,可仅半年的时间他却永远的离开了人世)可是,就是这一次,不幸让他言中:事实是:今天的偷车没有危险,纸张却没有搞来。我七九年三月十五号进了看守所,仅呆了半年。我按约定的时间来到印刷厂,可怎么也找不到人,过了一个小时,我无奈的走了,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我知道,他胆却了,可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不能直说,为什么我们从此连朋友都做不得?。幸好,魏京生没有指望我的纸张,他花钱去买了。

   记忆留下许多空白,为了真实的再现记忆,我不为追求文章的连贯,严谨而填充这些空白。我所能记的的是:《探索》创刊号是七九年的一月初,在苹尼家印刷完成的,参与的人有魏京生,路林,我,我们整整干了一夜。我们都不很专业,油墨的涂抹不均,浪费了许多珍贵的纸张,印刷质量也是深浅不一,印量为三百分,装订的极为简单。封面的探索是草书,用木质的印章盖上的,颜色是红的。印章是魏京生拿来的,不知是否是他刻的。

   白天在单位工作,晚上在自家“革命”。一夜的忙碌竟无一丝倦意,我们都很激动,都很兴奋,脸上每每露出的是笑容。看着我们的杰作,看着我们的心声,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尽快的让更多的,愿意的人一起分享,分享自由带来的愉悦,分享理想的激情。我们决定,下班后我们在苹尼处聚齐,去西单民主墙及天安门发售。四个人坐在我偷来的车上,除了我,没有人知道车是偷的,显然这些人都不聪明,或者说,他们太善良了,没有丝毫的“防人之心”,他们根本没有思考:一个小小的公共汽车司机有多大的面子搞到“豪华轿车”?即便能搞到,就不怕给对方带来危险吗?这似乎不和逻辑。也许他们比我更聪明:还是不知道的好。发售进行的十分顺利,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两手空空。买到的人最多提出的问题是:“探索有没有‘金生’的参与,探索的文章是不是你们抄的。”这是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答复:探索杂志就是“金生”办的。“谁是金生,我们想见见。”对此,我们很谨慎的婉言谢绝了。回家的路上车子遇到了一点小麻烦,电路有些不实,熄火了,我搞不定,去一个单位的司机班找了一个师傅帮忙,小毛病,师傅两下就弄好了,我刚想表示一下感谢,却遇到了凝视的目光,他问我道:“车是你的吗?”我答:“不是,借的,怎么啦?”他道:“这点小毛病都弄不好,不会是偷的吧?”那时的人“阶级斗争”的观念都很强,警惕性都很高,说话时他没有离开我的脸,还不时的用余光巡视一下我身边的魏京生,路林,杨光,我很镇静,身边的人又一无所知,再加上杨光的“书生气”,师傅真的有些相信了,在我“诚恳”的谢谢声中,他有些犹豫的离开了。看着他的背影,我的心速快了起来,幸亏来的晚一点,否则,我真的无法保证“面不改色,心不跳”。

  创刊号反应强烈,这让我们很欣慰,可魏京生却感到了有些美中不足,其一,数量太少,其二,别人的文章太少。数量太少是因为纸张匮乏,希望大家想个解决办法,文章太少源于时间关系,探索出的有些仓促,接下来有一个月的时间,要大家多写些文章。对魏京生的两点要求我感到惭愧:一,找纸张的“承诺”落空,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二,写过日记,写过家信,写过情书,写过检查,就是没有写过文章,也不懂什么叫文章,我想:文章一定与我写过的东西不同,这种不同一定不仅仅表现在格式上。我写东西随心所欲,可否叫文章?叹息,当年就是没有这份自信,不敢试着写一篇文章。魏京生没有勉强,当着其他人鼓励道:“小刘可能在写作上不如别人,可他有热情,很投入,实实在在的发挥了作用,帮了很多忙。”这话不算悦耳,却很耐听,我本来就是这样。当然,我也暗想:你老魏够狡猾的,谁你也不得罪,充分的发挥人的潜能。

   没想到创办《探索》的魏京生,后来会成为世界名人;也没有想到,《探索》杂志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印记,四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小民凭着一腔热血,一份激情,一个信念,无私无畏的担起了也许不该由他们担起的责任。历史不会质疑他们的动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信念的维系依据的是天真与勇气!

   刘京生2007,3,27.


民主中国4/1/2007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89

(2.《探索》创刊号 全文完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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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探索》第二期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刘京生

   创刊号的初战告捷令我们兴奋了好几天,在这几天的兴奋中,我们谈论宏图伟业:在西单墙建立一个固定的报刊亭,定时定点的出刊,售刊,似乎言论真的开始解禁,宪法中的出版自由真的可以兑现。清醒的时候我们绝没有这种奢望,可是激情按捺不住我们谈论心中的明天。我们平凡,平凡的只想说些心中的话,我们平凡,平凡的只想无阻碍的出一份自己的民刊。面对舆论的超强垄断,我们只想拥有自己的话语权,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兴趣也许就是这么一点点。难吗?对现在的人来讲,的确不难,可对当年的我们真的很难。激情过后,困难接踵而来。

   当年的富裕是什么概念?每个月口袋里保证有五元零花钱。我在单位算是富裕的,可以保证“五元钱”这个富裕标准的实现,(就因为确保了这个标准,我当年完全可以像现在的亿万富翁那样对美女招之即来,到现在我还后悔,我错过了多么醉人的时光)四十元的工资支配如下:二十元交父母(父母有收入,不需要我的孝敬,仅是为我攒着钱——娶媳妇儿)十五元伙食费(每天可以保证一个“单炒”),而我们单位的许多职工经常在晚餐时只花五分钱,(两个窝头半个素菜汤),早餐不用,中餐一角,即便偶尔挥霍一下,全月伙食不超过六元钱,差距不在于工资的多少,而在于家庭的负担,他们的父母在主席的号召下,多是高产,而我的父母狡猾的选择了低产。贫民的粗俗在于经济的拘谨,在于脑子里整天的盘算,盘算着每一分钱。我是富裕的,但是,也只能保证吃,穿,抽,额外的支出也是我力所不能及,可探索需要纸张,需要蜡纸,需要油墨,魏京生虽然比我还要富裕些,但是,由他一人长期承担也很难。

   谈钱那么粗俗,可理想的实现也实实在在的需要钱。创刊号收回了部分成本,但少的可怜,一共三百份,自己留些,免费送些,字迹实在不清楚的浪费些,收回的仅五十多元钱,而第二期准备印五百份,成本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元钱,除了老魏先期的垫付,我们三个人不吃不喝把工资全部拿出来,还有十元钱的缺口,况且,不吃不喝不可能,至少我没有那觉悟,连交父母的钱,吃饭的钱也不会动,唯一的可能就是拿出用作零花的五元钱,路林的状况比我更差,可他也承诺拿出五元,魏京生的先期垫付花去了他两个半月的工资,现在他手里只有这五十元钱,七十元钱印五百份,显然不行。对此,我几乎失望,感叹父母吝啬,不给我更多的零花钱,感叹我的富裕原本如此脆弱,不堪一击。

   魏京生总是那么胸有成足,在其他人都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说道:“刊物的反响强烈,使我们可以做最坏的打算,实在没有钱,可以借,我们有能力还,还可以从好的方面努力,争取多一些人的赞助,比如,外国记者。”我反正尽了最大努力,交了五元钱,再也不问钱。第二期的如期完成说明魏京生搞到了钱,也许是借的,也许是朋友的赞助,可我想,最有可能的是:外国记者先期支付了用于购买探索的预付款。因为他谈起:“日本记者很抠门,想拍摄印制现场只愿意付三十元钱,我拒绝了。”听到这话,有两个想法,一,给我三十元钱我可以下十次饭馆,二,拒绝三十元诱惑一定有实力做保障。只是想想,一想而已。

   钱是困难之一,搬离苹尼家舒适的印刷场地去魏京生的一间没有独立卫生间、独立厕所、独立厨房的小屋,更显不适,苹尼家是木地板,干晚了可以躺下就睡,魏京生家地板是水泥的,干晚了还得回单位,没人做饭,干馒头就自来水,来帮忙的东北人于义(真名于平)干累了与我们一起喝了顿酒,还让老魏说了句“下不为例”。魏京生解释离开苹尼家的原因有二,一,不能连累她;二,给木地板打蜡很累。对第一点老魏补充道:“进去后,什么都可以往我身上推,无须保密,可在苹尼家印刷的事绝对不可以说,问起来只需说在我家印的。”对于第二点,他抱怨我们这些“大男人”,只会添乱。后来很少见苹尼,唯一的一次是我出来后不久在三十二路公共汽车上,我问她要一张魏京生的照片,她答应了却没给,她还对我讲:“你不是放弃搞政治了吗,要魏京生的照片何用?”我无言以对。

   困难之三是:刻板需要较比专业一点的人,以提高印刷质量,也可以减少浪费,节约成本,交往的增多,时间显得可贵,需要分工,需要人手,需要一个专职的人。马文都的叁与解决了刻板的问题,分配给我的工作是:给来信的读者回信,魏京生选择了“停薪留职”,他所在的单位没有马上开除他,婉言的留了多次,后来好像是闹翻了,没了工作。前面说过,有工作且没有负担就是“富裕”,他放弃了富裕。

   个人情感也出现问题,由于显而易见的危险性,交了五年的女友离我而去,我郁闷了好几天,才最终回到了现实中来。

   排除一切困难后,探索如期印制,质量提高,内容增加,页数也增加了,质量的提高马文都的功不可没,内容的增加是魏京生,杨光,路林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都有文章,魏京生,杨光的文章侧重于民主理论的探讨,路林的文章则侧重于上访人员的生存状况。还有四句小诗,是于义提供的,我当时只扫了一下没有记住,感谢提审人员帮忙复习,仅念了一遍,再也不忘。提审对我说:“你看你们多反动,多恶毒,我给你念念:皇宫遥对纪念堂,一代导师百代亡,阶梯层层堆白骨,岩壁处处滴血浆。”于义在八六年时见过一次,以后再也没了来往,八九年在武汉枪毙暴徒的电视画面中有一人十分像他,但不敢确定真的是他,全国各地他都有朋友,他也是一个暴力主张者,所以,我真怕是他,但愿不是他,但愿我们还能一起喝酒,重温那份快意,那份豪爽。我偷车的是也只有他知晓,不是创刊号时用的那辆,是去天津时用的那辆,也是我偷的最后一辆。页数的增加使我们没有在一个晚上完成,好像是用了一个白天,两个晚上。我的一个同事也去过魏京生的家,看着我辛勤的劳作,他问道:“每天四个小时的睡眠,不累吗?”我还有心微笑:“很累,还好。”

   第二期的发售场面一样火爆,地点在西单墙,一个回家探亲的军队干部拉着我走了个后门,买了一份,并问了我一个问题:“对周恩来你怎么看?”当时的周恩来在人们心中的威望比毛泽东,邓小平还高,说真话后果严重,我谨慎的问:“听真话还是假话?”他道:“不相信我?我是军人,但是,我有思想,其实,我提出这个问题,你就该了解我的想法。”“也是,我多虑了,我认为:作为一个总理,他没有尽到他的职责,毛泽东有错,他也有错,从人品上看,他甚至不如毛泽东。”听了我的这番话,他显的有些激动,紧紧握住我的手,叮嘱道:“保重!”多么意味深长的“保重”,他想说的很多,只凝聚于保重!

   男人来了,女人来了,大人来了,小孩来了,中国人来了,外国人也来了,他们不是在买,更像是抢,不用找钱的抢,抢着真实,抢着希望。我们被抢得两手空空,可“军挎”中的钱只多不少,抢的事实使我恍然悟道:人民不是尔虞我诈,不是道德沦丧,不是素质低下,仅源于:这个社会真实太少,希望过于渺茫。如果谁能给他们更多的真实,能使希望,并不过分,并不奢华的希望很快的变为现实,他们就会令所有人感动,惊讶!我们该相信他们,相信他们有能力把握自己,相信他们大多善良,坏人总是少的,这就是社会形态存在的理由。


民主中国4/1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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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探索》第三期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刘京生

   前两期《探索》的发售成功使得我们有些飘飘然,我们决定第三期印量迅速增加到两千份。资金与技术上都可以保证其完成。

   我们每期都在改进,每期都在提高。第一期印刷质量极差,第二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用蜡笔刻字要花费很多时间,随着印量的增加,刻字的工作量也会加大,刻字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刻浅了印出来的字迹不清楚,刻深了印不了几张蜡纸就破,一个专业刻字员,一张蜡纸也只可以印刷一百张左右,两千份探索每一页所需蜡纸就要二十张,第三期约二十页,总共所需蜡纸四百张。这样大的工作量,马文都一人显然无法完成,即便他当时已经具有了相当专业的水准也无法胜任如此大的工作量。马文都建议我们可以买一种可以用圆珠笔代替刻笔的蜡纸,它的使用非常简单,只要像写字一样写在蜡纸上就可以印刷,只不过每张的蜡纸要比一般蜡纸稍稍贵些。经过商议决定:双管齐下,使用两种蜡纸印刷。我承揽了一部分可以用圆珠笔写字的蜡纸的准备工作,不过我没有自己去做,而是交给了我的一个同事朱蔼茹,她的仿宋体写的很好。我考虑到可能的危险会伤害她,也练了几天仿宋体,在进去后始终没有说出她的名字,只承认是自己写的,好在提审也相信了。马文都为第三期的出版发挥了很大作用,版面的设计是他完成的,他的设计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扬。

   第三期的内容丰富了许多,探索以外作者的文章也出现了,可惜手头没有资料,具体作者是谁及文章的内容也没有了印象,只残存,模糊的记住了魏京生的一篇《二十世纪巴士底狱——秦城一号监狱》及“大赦国际对海峡两岸做的一份调查报告”。说明记忆的模糊就是不敢确定以上两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第三期上,也许是第二期发表的。

   参与第三期印刷的人也多了起来,除了探索的魏、杨、路、刘外还有于义、马文都、青岛某理发馆的一个女士等人参与。青岛的那位女士多才多艺,除了热衷于“革命”,还经常谱曲作歌。记得有段歌词叫作“彼岸”。当年还有不少人传唱。由于她经常出入魏京生家,提审问起我:“他们什么关系?”我答:“魏京生有女朋友,他们只是一般关系。”私下,我暗道:我怎么知道他们什么关系?当然,也有莫名其妙的人光顾魏京生家,有一个四十左右的中年人就十分可疑,他自称工作单位就在魏京生家不远的一个厂里上班,魏京生私下说,那个厂子有熟人,一定要查查他的底细。也许魏京生太忙,也许因为不久魏京生就进了监狱,反正那个“可疑的人”没了下文。

   《探索》第三期的发售很令人失望,两天只卖出不到五百份,哄抢的局面似乎在一瞬间消失,让我们有些反应不过来,摸不清头脑,找不着北。第一期,人家反应文字不清,我们改了,第二期人家反应印量少,我们改了,第三期我们自以为做得完美,为何却卖不出去?看着厚厚的一摞杂志,我的心在滴血,为了它,魏京生没了工作;为了它,我失去了恋人;为了它,我们没日没夜的苦战了一个星期;为了它,会让青春逝去,可它似乎根本不理会我们的付出,冰冷的给予我们当头一击。许多年来我一直思考这是为什么,想来,原因大致有二:其一,多数人是现实的,不会长时间的追随“新奇”。更何况这种追求需要成本。在生存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人们不会花钱买精神。其二,几十年的压抑已在近一段时间得到释放,仇视也得到了某种程度得到舒缓,“文革”的记忆让人心有余悸,不再希望为了一个终极目标而“乱”。再加上邓小平的“长工资”,“发奖金”成为现实,民众选择中庸也是必然。这不能怪民众,几千年的历史不断的警示民众:老实点可以得到利益,可以满足基本需要,可以苟延残喘,活着,是多数人的首选,要求多数人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真理或未来不过是理想者的一厢情愿。

   我的心在滴血,但是,滴血的心恰好说明的是:我的行为不是基于无私,我的付出需要回报!只不过在当年,精神层面的回报由于优雅的外表常常被人们误解——以为是无私。这也是我与魏京生最大的不同,魏京生对自己付出一切没有怨言,我则总抱怨“苍天不公”——精神上备受摧残,来自亲人,来自朋友,十几年的刑期也不能证明什么,物质上一贫如洗,没了固定收入,没了住所,想在五十多岁补偿一下“醉人的时光”,却无奈漫天的秽语与经济的重压。英雄做不成,小人也做不成,只剩虚度年华,若不是我胆子太小,早该化为一缕尘埃。妈妈对我的评价没有一丝怜悯,精辟道:“自找!”是呀,也许,我的自私的秉性决定我:不该选择这番事业。可我后悔吗?如果有来生,我想我还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哪怕我会再一次经历无数磨难——我抱怨磨难,也感谢磨难,磨难让我心灰意冷,也会让我逐渐的坚强、成熟起来。也许,我的人格是冲突的,我的理性是矛盾的,但,这就是我,一个真实的我。

   《探索》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北京卖的很慢,我们想到了去外地看看。经过商议,我们决定去趟天津,“如果你能借到车就开车去,借不到就坐火车去。”魏京生的这话真是完美,怎么去,你刘京生看着办——还真不太指着你。如果是今天,我还就顺坡下驴,这车我还真不去“借”,可当时年轻,总有愧疚的心里,我要不做些“文章”以外的事,也没脸在“文人堆”里混下去。说借就借,拉着于义就去了前门大街,在一个商场的停车场里“借”了一辆,部队的车,于义在我“借”车时躲得老远,等我开着车接他时,他面部的表情比我还紧张,嘴里不断重复一句话:“真是偷的?”我想,他的思维被吓得不太正常了,否则,怎么问出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对他讲:“你愿意说自己知道车偷车,你就是同案犯,你说不知道车是偷的,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进了看守所,他还真不愿意做偷车人的同案犯,法院认定是我一个人的行为。回到魏京生处,我就换上地方的牌子,把偷来的车大摇大摆的变成了《探索》的专车。那时的假牌子制作可没有如今专业,需要先偷一副真牌,偷的时候要选择好改的号码,0,3,6,8,都是好改的数字,白字的8,最简单,只需砸扁一角,抹上蓝漆就改成3,3补上一点腻子就可改成8,0可以改成3或8,6可以改做0,工具也很简单只需:腻子(油腻子振动后容易脱落,水腻子牢固)油漆,砂纸和一把小刀。进了看守所我才知道,这辆军车正好是天津部队的,我们又开着它去了天津,当然,不是去还车,而是带着一千多份探索,去寻找新的希望与寄托。我们有些肆无忌惮——想把理想与信念向更多的人传播!我们做的也许不好,我们做的也许不够,我们本人也许有很多的不足与缺陷,可我们做了,做的不易。

   危险在不知不觉中临近,可我却浑然不知,我还沉浸在理想状态之中。

   刘京生2007,4,13.


民主中国4/3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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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津之行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刘京生

   一缕阳光催醒了沉睡的我,可意识还在梦中。梦中的情人有些怒意,抱怨我情感不专一,我力图说服她,可她根本不听,甩手走出了家门。我乞求着,呼喊着,希望她留下,可她头也不回,坚定的离我而去,我追了出去,她却没了踪影。就在此刻,我朦朦胧胧的睁开双眼,回到现实。我在思考:梦与现实多么一致,青春的少年没有了爱情。一阵伤感袭来,心中在问:难道事业与爱情必须择其一?其实,在我十五岁心中燃起“反意”那一刻,我就应当想到,我的一生,艰难,坎坷,弯曲。我常常漫步于田间小路,每次漫步都能得到它的暗示:这条小路就似你的一生。

   老魏、于义也醒了,牙也没刷,脸也没洗就开始准备“行囊”。我们三人分别抱着一沓《探索》走下了楼。楼下,偷来的车还是那样安然的、静静的等候着我们。我原想:公安如果知道的话是会阻止我们的,至少他们会将偷来的车子扣留。可他们没有。我真的不相信,他们那么愚蠢,会不知道这个车子是偷的。也许,一切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他们不急,在等待命令。按照约定,我:们接了趟陈旅,他也是“人权同盟”的,不过那时他与任畹町有些分歧,两个人经常分别行动。陈也带了些“人权同盟”的传单,其内容是:公开与任畹町的分歧及揭示了一些“内幕”。原本马文都也要去,可当我们驱车找到他在位于民族宫附近的住所时,他还在酣睡,拒绝了同行。

   刚驶出市区,魏京生就耐不住寂寞,要过过开车的瘾。我有心拒绝,可还是碍于面子答应了他。我主要担心的:偷车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了,如果再出了车祸那篓子可大了。开始,魏开车还算小心,可是,一到人多的地方他就紧张起来。在通县西苑的地方,刮倒一个骑车人,我们没敢停留,开车离去了。进了看守所,提审的一再追问此事,我坚持是自己刮的。当时,我以为被刮的人伤的很严重,后来法院的说:那是想找出魏京生的“刑事”问题。我之所以坚持并不是我多么“仗义”,仅仅是:刑事上全归我,政治上全归你。出了这点小插曲后,我再也没敢让魏京生开。我一路驾驶,顺利到达天津。到达天津检查站又遇到了一个意外。原本小车是不接受检查的,可却拦住了我们。好在当年没有随身带车证的习惯,只需出示一下驾驶证登记一下就可以了。我真实的出示了我的驾驶证,北京人民汽车公司的,所到单位填写了:天津人民汽车公司。现在“人民”都改成了“公共”。检查站的人还问了车上是否带了什么东西,我答:“没有,只是交流工作。”想来,真有些后怕,怎么就敢睁着眼说瞎话,如果人家真的上车检查,岂不当时就现了。不知因为什么,他相信了,我们顺利的离开检查站,驶向天津市政府,听说那里是贴大字报的区域。

   到达天津的时间大概在下午两点左右,大字报前积聚了三三两两的人,他们大多再看,很少议论,我们也聚过去看了看,没有见到一篇质疑毛泽东的文章。可当我们搬出《探索》时,天津的人兴奋起来,迫不及待的拿起《探索》翻看,并问道:“北京真的有反毛的大字报?”我们答道:“是的,很多。”他们显然感到有些惊奇:“没有危险?”我们答道:“至少目前没有。”听到这里,我感到他们的困惑。遗憾的是,更多的人喜欢交流,不喜欢购买,销售状况虽比第三期在北京好些,可是,远没有达到哄抢的地步。还有人问起我们收费的理由,我们的回答是:“为了长期发展要收取适当的工本费”。不知是有意还是各有所需,我们四个人被分割在四个小圈子内,谈哲学的、谈马克思的都聚到了魏京生那里,喜欢发牢骚的全找到了我,骂大街的都去找于义。魏京生那边的圈子最大,问题也提的针锋相对,尖锐的很。

   在魏京生家,我看到书架上摆着哲学、逻辑学、大块头的马列书籍,正好,他今天可以尽情的发挥、施展。我暗道:幸好魏京生在,否则,这些刁钻的问题,会使生于“文化之都”的我丢尽了脸。摇摇头,还是发我的牢骚去吧,这些问题我搞不懂。我的圈子也在不断的扩大,不停的有人提问,好在向我提出的问题都不很专业,回答起来游刃有余。什么对毛、周、华、邓等人的看法,什么是否存在剥削,什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什么繁杂的人际关系。有一个女大学生问我民主的定义,我回答道: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事后她悄悄的把我拉进一个小胡同告诉我:要多看书,多学习。还问我要通信地址,我回答:“在《探索》上。”她很不满意的说:“那个地址不安全,我要你个人的。”我正想告知,魏京生急促的叫我快离开,看来魏对我与那个女生的聊天相当不满意,他说:“不能告诉她,谁知她是干什么的。”可我想,好不容易找个红颜知己,管她干什么?在看守所时想起此事,还对魏京生耿耿于怀。当然,那个女生也许仅仅是想在我们之间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可是,交流久了难免就会产生情感,我当时多么需要这份事业与爱情兼顾的情感。有不少天津的朋友希望我们去他们家里住宿,以便更多交流,我们以“的确有事”拒绝了。

   离开天津市政府时,夜色已降临,我们趁着夜色,将《探索》杂志张贴在了天津火车站附近,张贴了有三份之多(每份二十多张),然后快速驶向北京。

   在回京的路上,我似乎感觉一辆小货车一直与我们的车保持一定距离,我快它快,我慢它慢。为了确定一下,我停了一会儿车,把它放了过去。可是,当我继续行使后又发现了那辆车,而且,它无论如何不肯超我的车。那辆车一直跟到了北京。奇怪的是进入北京后,路上突然有交警拦截,我没有停,冲了过去。我们没有直接回魏京生家,而是在崇文区的小胡同转了半天,在确定没有跟踪后才回到了魏京生的家。

   天津之行感觉很累,但是,躺在床上却久久不能入睡,早上起床时的阵阵忧伤似乎在不知不觉中离去,寻找离去的原因,使我暗喜,我幻想着:未来一定很美……

   可是,一个疑问瞬间冲走了我甜美的梦:是否有人跟踪?如果有的话,为何如此轻而易举的摆脱?我不解,真的有些不解。我多么希望,那不过是一个偶然,一种多虑。

   2007年4月30日


民主中国5/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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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跟踪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刘京生

   三月中旬北京的气温渐渐转暖,充足的阳光,带给人丝丝暖意。看着蓝天,看着白云,感受着严冬后的温暖,整个身躯在不知不觉中自由的荡漾在了鬼斧神雕的大自然中。那种感觉真的太好了,似梦,似幻,真希望永远的沉醉其中。我想,我们为何感叹大自然的美?结论似乎是:美的自然,没有人类刻意雕凿的痕迹,过度的,自以为是的雕凿只会破坏她美。精神是自由的,虽然精神的自由往往受制于环境,可精神毕竟有能力进行瞬间的逃离,逃离厌烦的物质世界,逃离渐渐无力的身躯。可叹精神的有限,暂短的逃离后又必须无奈的回到现实的生活之中。

   回京的第二天,我们就马不停蹄的带着厚厚的一摞《探索》再次返回民主墙。可是,我、魏京生、于义刚刚将车停在民主墙,陆林就匆匆跑来告知:有人跟踪。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是真的吗?这种场景在电影中看到过,在小说中看到过,唯独不相信会在现实中被我亲自感受。真是太刺激了,竟无一丝恐惧。我们选择了离开,我开着车沿西单一个小路口北行,看反光镜,有一辆摩托尾随而行。可是,在鼓楼附近,摩托消失了,瞬间的欢喜还没有过去,就发现一辆黑色奔驰小轿车不远不近的追随。(那时的奔驰极为少见,特征明显)我上了三环,三环路上车辆极少,过了上下班高峰,路上只能看到零星的几辆,我上三环的目的就是想确定一下是否有人跟踪,还是我们有些神经过敏了。

   在三环路上,奔驰于我们的距离稍稍远些,可是,他们始终维持在一定距离,我快,他快,我慢,他也慢。我沿北三环向东行使,在和平里处右转,右转后的路变的窄了许多,跟踪车辆与我们车的距离也就近了许多,我加速前行,他们也加速,在充分肯定对面没有车辆的情况下,我连转向灯也不打,猛然左转进入楼群,只听到后面的车紧急刹车却没能沿我的路线左转,前行了一段后,才左转进入楼群,这时,我已调头离开楼群,回到原路中。继续前行,反光镜中没有见到奔驰车的身影,我暗笑:不过如此。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居住在幸福三村的陆林家,把所有剩余的探索寄存在他那里,可是,当我们到达那里时却发现,那辆奔驰早在陆林家恭候多时,他们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跟丢了我们,却抄近来到我们所要去的地方。

   车可以不要,《探索》却舍不得扔。经过商议,还是将《探索》放在了陆林的家里,我、魏京生、于义步行离开,后面也有三个人步行尾随。一辆公共车驶来,魏京生说:“我们坐车走。”我说:“别急,假装不座这辆车。”我在公共车上干了许多年,知道上下车需要一定时间,如果我们过早的暴露坐车意图,他们也会赶过来的,我用余光观察着,在还有一两个人就要上完之时喊了一声:“快跑!”不早不完,上完人,我们就到,门一关,车就走了,跟踪的人只犹豫片刻,就没有赶上。我刚要庆幸自己的聪明,却发现,那辆奔驰又跟上了。我们坐了一站,在十条下车,这时肚子感觉饿了,走进一家饭馆,吃饱了再说,可怜那些跟踪的,竟滴水未进。

   我们去十条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去《四五论坛》见刘青等人,已经约好了。可目前的情况,魏京生又有些犹豫,是否该去?把跟踪的带到刘青处是否有些不妥?我想了想说:“他们是针对我的(因为是我偷的车),这样,你们进胡同就跑,我迎回去,进了胡同多转一下,看看没人跟踪后再去刘青家。”魏京生开始不同意,认为太危险,我说:“没事的,要抓早就抓了。”他想了想,还是按我的意思办了。进了胡同,我们悠闲的走到交叉处时,我突然向回走去,跟踪的人显然被这一意外举动搞得有些不知所措,他站在那里,手不自觉的伸向裤袋中,这时,我的心跳加速,暗想:莫非他要拿抢?只是一闪念,我的步伐就随之减慢,减慢的步伐却马上让我清醒:他即便有抢,也不会有子弹,我当过兵,在当年,闹市执勤的配枪不配子弹,子弹夹里装的是空弹壳——吓唬人的。

   想到这里,我的步伐又恢复原状,轻盈了许多,并在与他交错的瞬间,肆意的对着那张警惕的眼微微的笑笑。可,我也感到有些奇怪,为什么只有一个人跟进胡同,还有两个人哪里去了,如果他俩跟着进胡同,我们的计划就会落空。我走出胡同,右转直接向北,回头看看,竟无一人跟踪,试都不用试,后面一个人都没有,这就怪了。我减慢了步伐,拿出一颗烟,停在路边思索起来,无意中,我看到马路对面也有一人,也停在那里吸烟,原来如此:没有选择在我身后,选择了隔着一条马路。我决定试试看,急速向北,他也向北,急速回转,他也回转,在我确定只有这么一个人跟踪后,我有了主意:慢慢向北走,当看到右手边有个胡同时飞快的钻了进去,用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起来,不知跑了多久,从工体的十条一直跑到北新桥,停下找找,再也没见跟踪的人。

   此刻,我清楚的知道:我可以暂时的甩掉跟踪我的人,但是,他还会找到我,还会把我送进监狱,我没有地方跑,口袋里当当作响的几分钢蹦儿,不能保证离开我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之后能够吃饱饭,也没有勇气撕下脸皮去做乞丐,更不想去死,我那么年轻,还有许多美好未曾享用,还有许多理想未能实现。魏京生与我们谈到过死,我没敢作声,我虽产生过为理想而死的豪情,但是,当我现实的做了“可能死的事”之后,当我们如此认真的谈论这一话题时,昔日的豪情就离我远去,我不敢坦然面对,我想活下去。

   回到宿舍,我赶紧收拾一下自制箱子里的物品,一些送给朋友,一些进行销毁,看到箱内只剩一两件未洗的旧衣后,才倒在床上呼呼大睡,我睡的竟然很香,一觉睡到天明。醒来后,我细细感觉了很久,才最终确定:我还在单位的宿舍,我还是自由人。似乎,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自由——不近完美的自由,也是那样的可贵。

   刘京生2007,5,21。


民主中国6/2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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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撕下伪装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刘京生

   专制需要伪装,邓小平在七八年权力不稳固的时候也需要民意,也需要“自由”的空气,西单墙固然有无数热血青年的无私奉献,但是,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也必然有权力者的默许。邓小平的一句:“西单民主墙是个新生事物,好的很”,把民主墙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兴奋的人们为此欢呼雀跃。可伪装就是伪装,早晚要揭去,如果伪装的没有瑕疵,可以永远的欺骗下去,我宁愿相信那份伪装是真。邓小平在权力得到巩固后变脸了,他不再说好,而是将刚刚腾空的监狱填满。平反过去不是为了昭示未来,仅仅是换一种奴役的方式,换一批被奴役的人。很不巧,在右派彻底摘去帽子,获得赔偿,而不再成为“运动”对象,专制对象时,我接替了他们的位置。总得有人成为专制的对象,没有对象,专制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千万别天真,也千万别为自己不是对象而欢喜。

   撕下伪装需要技巧,变脸也是艺术,可别小看。一,要消除警惕,让多数人相信不会“秋后算账”,至少,不会算到自己的头上,二,先动那些有瘴的人,不那么纯洁的人。比如,像张文和卖表,卖相机可疑,比如,我偷车,让同情我的人闭嘴,比如,付月华是个“疯子”,疯子还搞什么“反饥饿”、“反迫害”游行?又比如,北京市民都是“害群之马”,只会拿砖头说理,不杀你,杀谁?三,把握时机。没有充分暴露时,动无益,等充分暴露后才能一网打尽,五七年有效,文革有效,七九有效,八九有效,似乎,现在依旧适用,只是很少有人信了。

   三月十五日,我去魏京生家探听一下他是否有危险,看到他一切正常,谈起昨天的经历,他道:“看来危险来临了,你们先走,我留下,总得有人负责,与其大家一起负,不如一个人承担,只是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比如,平尼的事不能说,外国人给相机的事不能说。”我问:“车还在幸福三村的事如何处理?”他建议:“最好取回,因为换牌子时留下了你的手印。”于义在场,他说:“外地有朋友,我们可以去那里躲躲。”经商议,下午五点我与于义在北京站见面。离开魏京生家,我去了趟单位,十五号正是取工资的日子,我领了四十一元钱,也正是这笔钱,使我在看守所半年的时间里经济上变的很宽裕。到幸福三村找到了那辆偷来的车,上车时还特意观察了一下周围,未见异常,可就在我准备打开车门时,对面一辆212吉普驶过,我犹豫了一下,但是,当我看到前排坐着一位为女士后,放松警惕。上车后很顺利的打着火就更让我放下悬着的心,如果他们想人赃俱获,在发动机上做些小文章就会使我坐在车内却打不着火,坐在车上可以说不是为了偷车,可打火的事实就没有任何理由否认偷车了,偷又偷不走,抓捕的危险性就小的多。

   我是挺聪明的,为他们想的很多,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的不聪明反而使我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以为他们不抓我。我将车开上马路,就感到有些异常,所经之处都是红灯,我只好选择右转,在进入工体北边的那条马路后严重的情况发生了,在一个路口的警察岗楼里,一个人正在打电话,发现我的到来后迅速跳出岗楼,站在路口拦截我。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就不相信你不怕死。油门不减反加,高速冲向他,他还是怕死,及时的躲闪了,躲闪后迅速的上了212吉普车,尾随追我。当时的那条马路很窄,两辆车会车没有问题,三点相会不可能,后面车离我越来越近,前面又有一辆公交车不紧不慢的行驶着,对面也有一辆相同的通套车驶来,怎么办?必须超!我加大油门,逆行驶向对面的车,唯有这样才能避开“三点一线”,也唯有这样才能摆脱后面的追踪。对面司机的表情异常的不屑,他不相信一辆小车敢撞向他,看来他丝毫不准备让道,我没有选择,加速冲向他,就在惨剧发生的瞬间,对面司机终于明白这是真的,而无奈的选择了向右打轮,上了“马路牙”,只听的咯噔一声,我顺利的通过,身后却传来声嘶力竭的骂娘声,我暗道:骂就骂吧,谢谢了。超车后,追踪我的车辆至少被我甩下五十米,反光镜中也没有了他,可是,我没有来得及高兴,就清楚的看到前面的路口被卡车封死了,唯一的选择就是迅速靠边,弃车逃跑,手刹、脚刹并用,车还没有停稳就跳下车,窜入胡同之中,这次我可没有那么幸运了,钻进死胡同。

   在警察将我押上车时,我猛然想起盲人算命先生的告诫:走背字的最后期限是三月十五号,过了这一天就没事了。我真后悔,怎么就忘了今天的日子那,人家再傻也知道蹲守车辆呀,昨天好不容易摆脱跟踪,今天却送上门来了。人的大脑总是这样,常常会犯一些低级的、事后怎么也不能理解的错误。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命”,命中有此劫,逃不过的。最初,我被押到了位于老北京站附近的“传板”,在进行简短问讯之后,转送到位于鼓楼附近的“炮局”。押解途中警察对我说:“你小子可以,车开的够快,我的车九十马力,是改装的,八十麦速度,竟追不上你。”我此时的心情还没有恶劣到崩溃的地步,还能很不屑的答道:“我是开公交车的,天天在人堆里跑……”没等我说完,警察就耐不住了,冲着我的屁股就是一脚:“还他妈挺牛X!”我暗道:反正开着车你是抓不到我。不过,我也真够倒霉的,怎么就进了死胡同那?

   刚领完工资,我就买了两盒烟,一盒“天坛”,一盒“牡丹”,“天坛”是留给自己的,已经打开了,“牡丹”本意是“走面儿”的,还未打开,眼瞧着这么好的烟将被扣押,实在有些不甘心,我很少能抽上这样的烟,大着胆子与警察商量:可否吸口烟?“你他妈事儿还挺多,忍回儿吧!”警察的答复几乎让我绝望。可还是厚着脸皮乞求道:“刚买的牡丹,还没有开包那,多可惜,就抽一根。”警察露出了笑脸,“行呀,你小子还挺有钱,还他妈抽牡丹!”“不是刚开支吗,奢侈一下,我平时只抽天坛。”我还在努力争取着。“你小子不是第一回吧,话他妈还挺多,得得,抽吧,别他妈把车给点了。”拿出烟,我诚心诚意的递给警察,他不领情:“别他妈来这套,抽你的。”我弄了个没趣。心里想:还真不想给。猛然,想起阿Q,真不知:“诚心诚意的给”与“真不想给”哪个是真?那烟抽的真舒服,深深的吸着,就是不想让烟再从鼻孔里流出来。真的有些醉了,麻麻的,轻飘飘的,昏昏欲睡。

   从书本上,我早就清楚的知道“自由”、“幸福”、“珍贵”,也会熟练的、恰到好处的将它们码放在适合的语境中。可是,当我抬着头走进看守所的那一刻,才深切的感触道:阳光,草木,平凡,琐事,甚至于不快都可以被此刻的我解读为自由,幸福,珍贵。只是因为我曾过多的享有,没去珍惜。

   离别是痛苦的,但是,痛苦程度因人而异。我更多的遗传了母亲的多情,所以,最怕离别。离开父母,离开姐姐,离开恋人,离开魏京生,离开陆林,杨光,于义,马文都,使我极度伤感,孤零零的我将如何面对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熟悉的一些人和事,还能否再重复,再相见?

   刘京生2007,6,20。


民主中国7/2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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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炮局胡同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刘京生

   炮局胡同坐落在北京市东城区,是北京市公交分局的看守所,专门关押在公共场所有犯罪嫌疑的小贼,案子大的,在初审后转移到北京市看守所。我被送到这样的地方,显然是按刑事罪立案了。这有一喜,也有一忧。喜的是,我虽有偷车的事实,却没有占有财物的故意,如果政治上没有问题,不过是“非法使用”而已,即便治罪,也没有几年的刑期;忧的是,一世英名付水流,弄个盗窃罪,日后如何谈理想,谈信念,谈素质,谈情操?那个年代,追求真理的人都该是无私无畏、纯洁高尚的人,一个盗窃犯是人渣,将永远被这个群体淘汰出局。我舍得放弃吗?

   当年的交接手续简单而快捷,没有像十几年后那样进行“裸体搜身”。一个看守模样的人(当年的看守多数不穿制服,不属于公安编制)把我像狗一样的扔进监室,连个被褥都不给。监室很大,地板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十几个人,与十几年后拥挤不堪的空间和规规矩矩,整齐划一的“坐板儿”有着天壤之别。人们无所事事,到头就睡。夜幕降临,牢内感到阵阵寒气袭人。我想睡,实在有些困了,可就是睡不着,一方面由于牢内太冷,身上穿的几件衣衫不足以御寒,另一方面,心事重重,不知如何应付预审。抓我时的证据是一辆车,偷牌子时连人家的车也顺便开回了家,这辆也逃不过去,可是,为了探索创刊号的发售,我偷过一辆,“老鬼”为了把二十多张大字报张贴到西单墙,也让我帮他找一辆,我也去偷了一辆。这样,我总共偷了四辆。头两辆证据确凿,否认不掉,后两辆别人都没有进来,我想是可以隐瞒的。不过,隐瞒一些事实是会给自己的精神造成巨大压力的,承受这种压力需要勇气更需要耐心,我是个急性子,是否有足够的耐心?

   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忽然,牢门“咣当”一声打开了,“刘京生,提审”的喊声,显得格外震耳。我几乎是无意识的随着一位男人走进了一间平房,对面端坐着一位女提审。一段程序化的讯问后进入正题,我坦白了:去天津的车是偷的,坦白了还另外偷了一辆车为的是得到车牌。她问起了魏京生,我答道:“魏京生是好人,他丝毫不知我做的这一切。”她淡淡笑笑:“好坏现在还不好说。”听到这话,我心中一喜,魏京生他们没有进来,我偷的另外两辆车就是“天知地知”了。对于这位女提审,我后来得知是“炮局”赫赫有名的“黑寡妇”,别人对其评价是:冷酷无情。可我却听到一句温馨的话,看到我哆哆嗦嗦的样子她轻声问了一句:“很冷吗?用不用配上一件大衣?”我几乎被感动了,感动的想一吐为快。我答道:“谢谢,谢谢,没事,只是有些紧张。”心中暗道:就是不想交代另外两辆车呀,想坦白的话,就不紧张了。那时没有刑法,谁知几辆车会枪毙那,能少说一辆就少说一辆吧。

   提审紧锣密鼓的进行,多数是在夜里,有时也会一天提上数回。提审的主要内容就是那两辆车的细节,很少涉及政治内容。可到第三天,情况发生变化,我被关进“单间”。我意识到: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我有一个精致的日记本,是一位常坐我车的女孩送的,国内根本没有卖过,是她的一位出国的亲戚给她的。转送我后,我记录了一些朋友的姓名、电话、通信地址。其中,有两个台湾特务机构驻日本大阪及香港九龙的地址,由于疏忽,在整理宿舍物品时,忘记把枕头下面的日记本转移了。其实,那个地址不过是我的一位同事偷听敌台时得知的,转给了我。我如果说了,自己什么事没有,可把同事害了。同事在单位表现不错,也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害了他于心不忍,可这件事是件要命的事,我如何承担?脑子理一片混乱,找个什么借口可以蒙混过关?

   “刘京生,我们刚从你宿舍回来,想问你一件事,日记本是哪来的?”提审直接进入正题了。我几乎没有经过大脑就答道:“买的。”“国内根本没有这样的日记本卖。”她的这话让我一时不知说什么了,我不想牵连那位女孩,一是我们已经分手,二是我曾对她说过:“我恨共产党,想去农村发动农民搞暴动。”她的回答令我吃惊:“不管到哪儿,不管你做什么,我都跟着你!”不知那根神经动了,与她说了这么要命的话,她的回答令我感动了许久,可是,她太善良了,这么善良的人,我不能与她在一起,我与她分手了,这是为她好,可她不理解,还骂我卑鄙。这样看来,日记本的事,我不想牵连她,固然有善良的一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更担心的是,她把我说过的话告诉提审。我沉默了许久,反复的权衡着,说还是不说?说了女孩有危险吗?结论是没有。可如果我说了提供给我“特务机关”地址的同事,同事就有危险了,至少他的前途就毁了。我要了一颗烟,提审给了,我狠狠的吸了两口,下了决心:女孩即便说出我对她讲的话,我也完全可以否认,她恨我,这就是借口。“日记本是女朋友给的,是地毯厂职工,名字:王金玲。”“她怎么会有这样的日记本?”“不知。”“刘京生,还有一个问题:本子上的电话地址是哪里来的?”“同事,朋友给的。”“外国人的电话,地址也是朋友给的?”“是的,西单墙认识的记者。”“刘京生,我希望你说实话,据我们了解,有些地址不是记者的。”听到这话,我抬起了头,看到一双眼睛直视着我,严肃的面孔中微微的显露出一丝不屑。“反正,外国人的电话,地址都是在民主墙时与人交换的,我也给他们留了电话(单位的)与地址。”心里暗想:这是底线,不容突破。

   奇怪的很,这以后连续十天没有再提我。十天后的一天,刚刚吃过晚饭,他们再次提审我。这一次的阵势很庞大,除了那位“黑寡妇”,书记员,旁边还有四个男警察和一位便衣女警,这位便衣女警就是三月十五日抓捕我时,坐在212吉普车上,让我看到她从而放松警惕的年轻女子,今天她为何也来了呐?这是一次会审,不断的恐吓我,说有证据证明,我还有未交代的犯罪事实。我也横下了一条心:除非你能证明,我在哪里偷的车,否则我是什么也不说了,拿出证明该判我多少判多少,让我自己说,我知道你们掌握了多少呐,你们没掌握的我也说了,那不是给自己加刑吗。我挺了近一个小时,他们一起进里屋了,只留下那位年轻女便衣在一旁溜达着。她问我:“你想回家吗?”,我一副可怜像:“当然想了,我母亲那么大岁数了,又有病。”“那你该说实话,争取宽大处理。”我委屈的声音都变得断断续续了,“可…可我真的全说了……你们不能让我说假话吧?”“谁让你说假话了,没有你就别说呀。”我心中一阵暗喜,说明他们什么都没有掌握。如果他们掌握了,她就会说“你就别装了,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怎么还会说出“没有就别说”呐?!释放后,宿舍的同事提到过这位便衣女警,她参与了对我物品的搜查,当看到我箱子里只有几件未洗的衣物后,感慨了一句:没有想到刘京生这样俭朴。我也十分感谢她,无意中的一句话,让我一颗悬着的心落下了。可是,我又觉得她可怕的很,她的一身时髦装束(一身蓝,配上一双高筒靴),如孤身一人,坐到公园一角会有多少男人为此折腰(当时在公共场所勾引女性是要拘留的)?

   在炮局胡同吃的最后一顿饭是:主食米饭,副食炒咖哩肉。一位男看守还热情的问我“够不够”,在得到我还想吃点的答复后,又端来满满一饭盆,吃撑了。与我一起转送的还有一位“女流氓”,在一起等待车辆时她问我:“啥罪?”我答道:“偷车。”她惋惜道:“不值,不值,换不来钱花。”(当年偷的车是无处可卖的)一旁的看守给了她一脚“还他妈勾搭,不许说话。”

   当年的公安局真的很穷,转送犯人的车辆还要从出租公司借用,出租司机也是女的,还闯了红灯,押送的警察忙跑去说明情况,车就停在了路旁,车周围很快就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扒窗看到一男一女被铐着,议论纷纷。一些人干脆喊出:“流氓,流氓,来看呀,一对流氓。”我赶忙低下头,可那位女的却骂道:“你妈才是他妈的流氓呐,不是流氓怎么会有了你?”骂完,还冲我笑笑:“我是西单小红,出来找我玩儿。”我感觉自己始终没有抬起头,不是我多么纯洁,而是,她真的很美——一身黑色装束,更突显出皮肤的洁白细嫩……今天,这样的艳遇不会再有了,一是,他们会格外警惕,不会只用一个警察押解;二是,他们也不会给你说话的权利,尤其是与异性说话的机会。

   十五天后,“炮局胡同”之行结束了,结束的十分侥幸。提审们更关注的是我的刑事问题,没有过多的涉及政治。魏京生依旧是个好人,生活在自由世界之中。

   我做好了承受肉体折磨的思想准备,可是,他们没有给我机会检验我是否能经受的住,我毛发未损。我想:如果他们真的动用刑具,我是否还能如此侥幸就不好说了。从我记事时起,父母就没有打过我一次,我哪来的抗击打能力?

   2007,7,30


民主中国8/1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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