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平的博客 合肥地区文革文字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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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中后期的安徽政治与相关事件

一、1949年—1962年间曾希圣先后任皖北区党委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主政安徽13年。1962年2月调离安徽省，在上海的华东局任第二书记，1965年秋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二、1962年2月李大钊之子、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来皖后为肃反（肃清反革命分子，1950—1953年，镇压反革命）、反右派（1957年6月—1958年夏）、反右倾（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后开展，重点是党政军机关，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等反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有较大异议的中共党员被打倒，会后毛泽东发动“反右倾”斗争。大量中共党员遭到批判，300多万人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组织处分，1962年甄别平反）三大运动中受到错误打击的干部平了反，而曾希圣时代受重用的干部，要么调走，要么在1963年7月省第二次党代会上落选，这使得安徽党内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

【右派分子标准】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三、文革初期安徽党内的中、高级干部大多站到了对立的两派。比如 1966年11月23日以省政协副主席李云鹤、原省林业厅厅长程明远为代表的16人《紧急呼吁书》，李云鹤与程明远就是反右派中被曾希圣打下去的老干部。又如1967年1月13日以曾希圣时代的省委常委杨明、郑锐为代表的13人造反声明，而杨明、郑锐就是李葆华来皖后于1963年中共安徽二次党代会上失去省委常委职务的。
四、文革前夕安徽省委常委有17人：李葆华、李世农、张恺帆、黄岩、李任之、王光宇、任质斌、李凡夫、杨效椿、姚克、王中、桂蓬、马长炎、吴文瑞、朱光、严光和宋文。其中严光、宋文是省军区司令员与政治委员。省长、副省长共13人：黄岩、张恺帆、王光宇、马长炎 、桂蓬、王中、姚克 、李任之、李凡夫、朱光、彭宗珠、张祚荫、戴戟。13名省长、副省长中有10名是省委常委，这样省级领导干部除去两名军队干部实际上是18人。文革开始（1966—1976年）后，在1966年文革初期安徽省级干部普遍受到冲击，大多数被打倒。
60年代中后期的安徽政治与相关事件（二）1 60年代中后期的安徽政治与相关事件（二）1
五、1966年的安徽文革
1、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下达，“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安徽迅速燃烧，特别是6月1日晚，中央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安徽大专院校开始动荡不安。此后，安徽各大、中学校就处于无领导状态。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1966年5月25日在曹轶欧（康生第二任妻子，1961年5月起任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康生办公室主任）授意下，聂元梓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经批准，当年6月1日向全国广播。赶走工作组后，聂元梓当上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校文革主任。1967年后抢了三个“头功”。第一是“揪叛徒”。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为叛徒。第二是诬陷朱德委员长。第三是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总书记的大字报。

2、8月18日，毛泽东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并戴了“红卫兵”的袖章。自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省城乡。安徽各大、中学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他们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为名，盲目焚烧古书、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在全省掀起了批判学术权威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潮。
3、不久，斗争的矛头进一步指向所谓混入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8月下旬，高等学校学生纷纷成立造反组织，并在合肥市大街上贴出《炮轰安徽省委司令部——造李葆华的反》的大字报，局势更加动荡。月底，民主党派机关被迫停止办公和活动。

【“安徽八·二七事件”】

（1）、1966 年 8 月 26 日下午，合肥市百货大楼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份《炮轰安徽省委—造李葆华的反》的大字报。8月27日，数千名群众观看大字报，群情激愤，围绕大字报涉及的内容，很多机关干部、职工、市民与炮制大字报的人发生了激烈争论。双方互不相让，进而怒骂、互相攻击殴打。围观群众逐渐增多，交通堵塞，秩序混乱，于是就发生了震动全省、影响全国的“安徽八·二七事件”。
【也有说】：8月26日晚，安徽工学院以李胜利为首的16名大学生联名写了一条大标语《绝不和李葆华和平谈判》，横挂在省委四排楼窗外迎街的墙壁上。引起了省委主要负责人高度紧张，他们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并策划从省体校调来几百名学生，人人头戴笆斗帽，手持红白棒，前来保卫省委，并与在省委大院内进行静坐绝食的各高校学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并冲上省委大楼将进驻大楼的学生一齐驱赶至楼下，造成许多学生骨折受伤。于是这些学生盛怒之下，于8月27上午抬着受伤的学生，上街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抗议活动。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八·二七”事件起因和主要经过。

（2）、其后，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农学院等大专院校和一部分中学陆续出现以“八·二七”为名的“红卫兵”造反组织。接着，一些工人、市民罢工停业，也成立了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这些造反组织制造了包围、冲击省会宾馆“稻香楼”事件，同时多次包围、冲击省委。造反组织还专门创作了他们的战歌：“说打就打，说干就干，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造反！安徽省委内一小撮老混蛋，反毛泽东思想胆大包天，死心塌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打倒李葆华不是好汉，打他个人仰马翻稀巴烂！”

（3）、最终，安徽省委完全瘫痪，造反组织抓住了省委书记李葆华与省长黄岩，他们批判李葆华不该叫“李清天”（此前李葆华与省长黄岩上山下乡，深入穷乡僻壤，了解群众疾苦，扶困济危。允许缺粮地区的群众立即多种瓜和菜，代粮充饥，以减少死亡。一时间被安徽人呼作了“李清天”，老百姓处处传诵他的“私访”故事），批判李葆华、黄岩追随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死心塌地做刘少奇在安徽的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忠于毛主席，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着干。把一度万民称颂的“李清天”与他的同事黄岩，关进了铁笼子，在全省各地游街、批斗。这一事件把安徽的混乱推进到了极致。

4、9月中旬以后，安徽学校师生开始大串联，红卫兵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事件有增无减。各地、市、县党政部门领导干部都被红卫兵揪斗、游街、罚跪，有的还被剃“阴阳头”等。10月初，安徽各地又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各级地方党组织逐步陷于瘫痪，党的基层组织停止活动。

5、由于对待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态度不同，红卫兵内部开始发生分裂。10月12日，成立了合肥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简称“红总”）。它是由学校中多数派组成，主张扫“四旧”，造“牛鬼蛇神”的反，但不主张冲击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被称为“保守组织”。10月18日，又成立了合肥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即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八·二七兵团”），它与此前成立的合肥地区红卫兵造反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一样，是由学校中的造反派组成，主张造工作组的反，造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随后，各专区、市、县都成立了造反派的各种联合组织。

6、“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中央规定工矿和农村原则上不搞“文化大革命”。在安徽，广大工人对学生造反采取针锋相对的抵制。合肥地区多数工厂在基层党组织支持下成立了“保卫战斗队”，与工人、学生造反组织相对抗。不久，合肥一部分工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合肥地区职工造反总部（简称“工总”），它站在党委和基层组织一边，反对学生造反，被造反派视为“保守组织”。但10月9日，合肥工人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工联会”）成立。该组织的成员都是各工厂举造反派旗帜的工人，以合肥磨具厂的曹在凤为首。

7、11月，“文化大革命”冲击了工厂的正常生产秩序。此后，“工联会”与“八·二七”兵团（以梁守富，李胜利为首）并肩造反，制造了合肥地区乃至全省一起又一起事件。11 月 16 日，合肥市四家工厂的六、七百名职工与进驻安徽省委机关小礼堂的合肥师范学院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发生严重冲突，展开大规模对殴，公安部门无法制止，一直持续到 17 日晚，数十人受伤，礼堂设备和机关办公用具尽被捣毁，从此揭开武斗序幕。

8、11月9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9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当晚，部分造反群众冲进会议驻地稻香楼，围攻、批斗李葆华等省委主要领导，冲散了三级干部会议。此后，“造反”群众连续冲击省委机关，围攻、批斗李葆华、李任之等省委领导，加剧了安徽动乱局势。

9、11月15日至17日，为是否释放李葆华等省委负责人，“工总”与“工联会”、“八·二七”兵团发生冲突，双方多人受伤，即所谓“三天流血事件”。此后，保守组织全面崩溃，造反派得势，中共安徽省委指挥失灵。

六、1967年的安徽文革

1、1·26安徽夺权
1967年1月初，夺权风潮从上海兴起后，安徽的造反组织在“八·二七”兵团和“工联会”的带头下，开始了一系列夺权活动。1月23日，“八·二七”兵团和“工联会”反派组织在省体育场召开大会，将省、市党政负责人揪到会场接受批斗，会后戴上高帽子游街。1月26日，合肥地区19个造反组织进驻省委、省人委机关，宣布夺了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同日，合肥市委、合肥市人民委员会被夺权。第二天，《新安徽报》发表了《罢官通令》和《群众罢官好得很》社论，使“夺权”、“罢官”之风席卷全省。各地、市、县党政领导机关、企事业单位乃至农村社队、城镇街道等基层单位，也先后被造反派夺权，各级领导干部被批斗，受到迫害，加剧了混乱局面。但安徽“一·二六”夺权，后来并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

【一月风暴】
1967年1月3日，上海《文汇报》被造反派奇权，揭开了所谓“一月风暴”的序幕。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于1月8日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取代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1月8日，毛泽东高度赞扬《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夺权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毛泽东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1967年1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从上海到山西、青岛、黑龙江、贵州，全国刮起了夺权的狂潮。但全国除北京、上海外，其他省的夺权中央均未认可。

2、1·26夺权后，革命造反派成立了新的权力机构“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夺权后的安徽群众组织内部围绕着对1·26夺权的态度迅速分化为极派（肯定支持总指挥部的，是“1·26夺权好得很”的好派，也称好极了的“极”派、G派）、屁派（反总指挥部的，是“1·26夺权好个屁”的屁派、P派）两派。中央对1·26夺权后新成立的“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一直未予表态，这样就加重了两派的对抗，而军队出于稳定地方形势的态度对“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是支持的。67年3月中央已有承认安徽夺权的态度时合肥意外发生了“三·一五”事件。3月27日，中央决定对安徽省实行军事管制。

3、安徽三·一五”事件
（1）、据“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负责人，学生造反派领袖合肥工业大学学生梁守福在回忆录中写道：“3月14日中午，反夺权组织“新一司”的造反派头头邵丙炎找到我，他们准备15日上午在合肥市体育场召开‘声讨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大会。”梁守福当时同意了，可是总指挥部内部有人表示反对，于是，下午3点钟左右，总指挥部在肥的常委召开一个紧急会议，讨论怎样阻止反夺权派15日会议问题。大家认为只好以总指挥部的名义发个紧急通知。通知的大致内容是以“抓革命，促生产”为名发通告，要求各群众组织不得停产开大会，没有总指挥部的同意，不得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等内容。梁守福根据大家发言归纳整理的通告拟好后，提出请合肥警备区出面，用宣传车直接在主要干道上广播。最后，由合肥市人武部（后更名为合肥警备区）政治委员时吉欣（时任中共合肥市委常委，1970年时吉欣调离合肥到巢湖军分区任政委）站在广播车上直接广播。这样时吉欣就算是代表军队讲话了。
（2）、反夺权组织召集一部分人在大街上游行抗议总指挥部的通知，3月15日上午9时许，安徽医学院和工大的部分“八·二七”极派还是在四牌楼与反夺权的游行队伍发生冲突，烧了另一派的旗帜，还使几个人受了伤。这个事件史称合肥“三·一五”事件。

4、“三·一五”事件后中央文革反映强烈，3月16日，康生﹑王力﹑关锋等人召见了安徽的代表，接见的不只是总指挥部的代表，而又紧急通知一部分反夺权的代表，其中包括屁派程明远（后9.5日江青再次接见安徽代表时说程明远、刘秀山是叛徒）等人。在会上，康生等人对“三·一五”事件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并不准总指挥部的代表发言。随后3月27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的文件，共九条。成立了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这样掌权为时2个月的“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的历史使命终结了（1967.1.26—3.27）。

5、1967年4月—6月在省军管会的主持下召开了省直厅局级干部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会议，在会议过程中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于5月7日发表紧急呼吁书，在呼吁书署名的厅局级干部近百人，而二天后5月9日有近二百名厅局级干部署名反对。这一事件是安徽两派干部对立的集中表现。安徽省内围绕着一·二六夺权不同态度而形成的极、屁两派的斗争更加激烈。

6、1967年7 月 22 日， 江青在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提出“文攻武卫、针锋相对”的口号，立即煽动起全国武斗的高潮，造成了“全面内战”局面。安徽各地造反组织纷纷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文攻武卫战斗队”之类的专业武斗组织，武斗变成了合法、合理的社会行为。至 1968 年底，安徽武斗现象一直难以平息。每起武斗参与者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甚至上万人。淮南、合肥、芜湖、安庆等城市的武斗情况最为严重。

【极派与屁派的武斗】1967年7月20日合肥的G派抢先对P派下手，G派组织安徽省合肥市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合肥工联会）下属的飞虎队、青职司、职工红卫军等千余人，分乘卡车，手执铁叉、木棍闯进安徽大学，安徽医学院，合肥师范学院等高校，驻扎下来，为了避免武斗，上述学校P派学生撤了出来，同一天夜里，G派又调动数千人，在合肥市区戒严，封锁城市道路，同时攻打位于长江路上的安徽省合肥市工人第三造反司令部（简称工三司）等P派组织办公处，攻进工三司时大打出手，打伤多人，逮捕20多人，并火烧办公楼（时称火烧工三司事件），第二天天一亮，G派组织合肥工联会和安徽“八·二七”的人员，在合肥主干道长江路上进行武装游行，狂呼“P派造反假的，假的！”“一·二六万岁”等口号。一时间形势混乱，当天合肥有多处发生打砸抢事件，G派组织在市内外主要道口，设下路障，盘查行人，一时间大小商店关闭，工厂停产，市民成群结队向农村跑反，合肥进入文革以来最混乱的一个时期，7月24日夜里，G派又在合肥工业大学校内试验爆炸烈性化学装置，震动全城。同一天合肥市人武部被造反组织抄抢，抢走各种武器1000余件，弹药3万余发，省体委训练用的武器也被抢。P派组织纷纷撤向合肥西郊的安徽农学院，准备反击，一场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

7、周总理紧急召见李德生

（1）、1967年7月28日李德生接到周恩来召见。当时李德生与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从盐城空军机场到了北京，当晚周总理人民大会堂接见。李富春副总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姚文元也在场。周总理介绍了安徽的基本情况。安徽“好派”与“屁派”出现了打人、抓人，发“通缉令”，并发生了动刀、动枪的武斗。而且这些组织上下串连，全省各地、市、县都以夺权划分，从上到下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各自经常相互策应，采取统一行动，这就使得问题涉及面广，解决起来更为困难。当时中央虽然对安徽问题制定了“九条”、“五条”两个文件，指出“不能随便宣布一派群众组织为反革命，不准乱捕人，通缉令一律取消，抓的人一律释放，不准搞打、砸、抢。”为了缓解群众组织在夺权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安徽省军管会，后来钱钧身体不好，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主持军管会的工作，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等等，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而武斗不断升级，越演越烈。在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区，两派正酝酿一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斗。

（2）、党中央决定12军（“文革”初期驻守苏北地区，负责江苏淮阴、盐城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立即开赴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周总理特别强调，党中央对安徽的形势非常担心，非常着急，在这紧急时刻，派12军去安徽，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去了以后不要陷到派性里去，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搞准确，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群众工作，总起来说就是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三支两军】指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67年8月6日12军离开淮安，通过铁路。公路进入安徽，34师进驻皖北、35师进驻皖南、36师随军部进驻合肥市及周边地区。

（3）、8月3日李德生率6408部队（12军代号）军部轻便指挥所提前向合肥开进时，为了减少目标，特意乘坐了一辆旧吉普车。当进至合肥南郊时，车队在南郊104医院附近，被造反派岗哨拦住，说是前面正要进行武斗。两派武斗人员为了区分“敌我”，“我”一派的手腕上系上红布条。造反派都构筑了武斗据点，有的据点还拉上了铁丝网。他们的武器形形色色，有木棍、砍刀、步枪、手枪，有的还把机枪架在楼顶上。

（4）、8月6日李德生组织后续部队，乘坐100多辆卡车，浩浩荡荡开进合肥，要求大家不管遇到大小武斗，要坚决把两派人员隔开，哪怕受到伤亡，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绝不开枪。部队一到，合肥市内十几万群众涌向大路两旁，热烈鼓掌欢迎，喊口号，放鞭炮，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5）、李德生到达合肥之后，经过紧张的调查研究，对安徽造成严重武斗的原因，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这就是因为夺权形成两派，因为分派而形成对立，因为对立而爆发武斗，这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恶性演变的一个共同特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倒着来，也就是首先制止武斗，再实现联合，然后组织“三结合”，“把领导权掌握起来”。

（6）、部队到达安徽，按规定的部署展开后，立即召开了驻皖各部队有关领导人会议，提出了制止武斗、稳定局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要求。首先是制止武斗，事后，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报告。

（7）、部队进驻安徽后出现的状况是，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表示欢迎毛主席派12军到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但他们也有各种的想法。原来得到支持的一派，希望继续得到支持；原来认为是被压制的一派，希望得到公平对待。他们想看一看，新来的12军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8）、8月8日傍晚，武斗在合肥市六安路小学和安徽工学院附近终于爆发了。李德生立即派调几十名机关干部，带领3个连队赶到武斗现场，举着《毛主席语录》勇敢地插到两派武斗火线中间，组成人墙，用高音喇叭宣传政策。干部战士冒着遭受殴打和枪弹袭击的危险，劝阻参加武斗的人员，收起武器，停止斗殴和开枪。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将差点造成一场流血惨祸的大武斗平息。部队将堵在楼梯上的武斗工事拆除，将被围困在三层楼上，也是参加武斗的年轻学生，一个个全部接下楼来。

（9）、部队在全省范围内制止武斗的活动迅速展开。淮南一些武斗组织，不但在当地搞打、砸、抢，还开着火车出去搞武斗，部队劝阻、说服不听，李德生命令部队组织成连的人员“卧轨”。屯溪一带的武斗组织，开着汽车外出武斗，李德生命令部队“卧路”。有的造反派千方百计想激怒部队开枪，制造事端，有人在战士耳边放枪，战士们不动声色，使这些挑衅行为未能得逞。有的冲进部队抢夺武器，驻肥西一个连队的干部战士几乎全都挨打了，但没有一人还手，也没有一支枪被夺走。部队用这种大无畏的气概，制止武斗，很快见到效果。

（10）、为了巩固这一成果，要求部队立即占领各城市的制高点，在交通要道派驻小分队，并派出巡逻队日夜巡逻，严禁武斗活动，维护社会秩序。这样，全省局势初步得到控制。

（11）、1967年9月5日，毛主席下达了“九·五”命令。强调任何人，任何派别不许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任何部队不准将武器、弹药、装备等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已经抢夺的上述物品，一律封存，限期归还。违反此命令者以违反国法论处。对再有抢枪行为者，部队经劝阻无效时可自卫反击。

（12）、合肥两派，经李德生严肃公正地处理了几起事件后，已有罢手武斗的愿望，现在“九·五”命令下达，军管会迅速将“九·五”命令翻印张贴。部队和群众组织都出动宣传车，从早到晚流动广播。部队派出大批收缴武器分队，深入到群众组织各据点，动员他们交出武器。两天时间，共收缴各种枪支近3万支、火炮290门，以及大量弹药和凶器。通过这次缴枪行动，两派群众还自行揭发了操纵武斗的坏头头，将他们扭送到军管会看守起来。

（13）、12军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情况，新华社《国内动态》登载，反映到中央。从毛主席到中央。毛主席看到这份“动态”后，于9月13日，亲自批转全国。

（14）、李德生在充分掌握了两派思想情绪的基础上，提出两派联合开会，两派不但同意开会，还主动提出倒旗联合、并肩游行。9月19日两派组成了大联合委员会，在省“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军参谋长林有声的主持下，安徽省军区的积极支持下，经过周密的组织准备，9月20日，两派组织10万人，共20万人，在合肥市省体育场，召开了“拥军爱民”群众大会，会后两派并肩在市内游行，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省军管会通过省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两派联合的大会报道和两派群众的并肩游行的照片。周总理知道后，让李德生将这天的报纸，加印20万份，派人乘飞机送北京，由中央分发全国，推广安徽做法。

（15）、1967年10月28日中央改组安徽省军管会，李德生被任命为省军管会的主要领导人。在 1967年11月1日中央领导人第六次接见安徽代表团时，周恩来特别提到“现在已经有了能够正确执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解放军十二军在那里，十二军在那里就由十二军统一领导，就不用南京军区再派人去了。由此可见，安徽省军区在文革初期由于保护了李葆华，压制了安徽地区的造反派，从而引起中央文革的极大不满，康生、江青、周恩来等人在讲话中多次严厉指责省军区司令严光犯了严重错误。当时中央对各省的处理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署名发文《关于处理XX问题的诺干决定》（即XX省），解决各省的问题。一般都是指定一方为 “革命造反派组织”，另一方则为“反动组织”，然后实行军管。

七、1968年4月在以李德生军长为首的12军支左部队的努力下，成立了安徽省革委会，11月，省革委会党员代表会议在合肥召开。新成立的省革委会中结合了两名原省级干部担任副主任，一位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他在曾希圣时代是受重用的，在李葆华时代也保留下来。另一位是1957年受曾希圣打击的杨效椿（原省检察院检察长，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与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李锐等人被曾希圣定性为“李世农反党集团”），他在李葆华来皖后平反，并于文革前夕任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这也算体现对两派干部的一碗水端平。马长炎、王光宇（1969年）被结合为省革委会常委。实际上两派干部的矛盾又绵延了很久。

【文革中最惨烈的十大武斗事件之一——安徽蚌埠、淮南武斗】

1968年5月—9月，安徽省蚌埠、淮南85家企业单位的职工发动第二次造反，要揪出“李葆华在安徽的代理人”，包围了两地的革命委员会，占据了铁路、公路交通长达12天。中央文革派调查组，毛泽东派汪东兴带队下去了解情况。中央文革把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性质，说“搞反攻倒算要追查黑后台”，从合肥等地调动5万武装民兵，配合驻军限时缴械自首。期限到后，展开进攻和逮捕。在长达35天围剿、追捕中，有73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3433人，军队、民兵伤亡525人，827间建筑被损毁。

八、1969年，李德生被调到北京，参与政治局、国务院、军委的工作，同时兼管安徽的全部工作。先是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林彪提议），1971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1973年，担任了党中央副主席。
九、1971年1月省第三次党代会召开，重建省委，李德生为第一书记，宋佩璋为省委书记。前省级干部有三人进入新的省委常委：他们是李任之、杨效椿、王光宇。到6月底，全省所有地、市、县全部召开了党代会，建立了党委。至此，因“一月夺权风暴”而停止活动的省、地、市、县党的领导机构重新恢复，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十、1973年王光宇任省委书记，任质斌任省委常委。同年前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复出任贵州省委第二书记。1975年5月，宋佩璋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1月下旬，“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


60—70年代安徽负责人
第一书记
曾希圣
56.7—62.2
省长
黄岩
55.3—文革初
第一书记
李葆华
62.02—文革初期
省军管会主任
钱钧
67.4—68.4
中共核心小组组长
李德生
69.11—71.1



第一书记
李德生
71.1—73.12
省革委会主任
李德生
68.4—73.12
第一书记
宋佩璋
75.5—77.6
省革委会主任
宋佩璋
75.5—77.6
第一书记
万里
77.6—80.3
省革委会主任
万里
77.6—79.12
第一书记
张劲夫
80.3—82.4
省长
张劲夫
79.1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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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1968年的安徽造反
1、 1967年1月17日，安徽省2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出“十条紧急通令”：“勒令省委、合肥市委、省公安厅、合肥市公安局和全省公安机关，停止办公，接受群众组织指令，违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实际上，这时候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在造反派组织的冲击下，已经陷于瘫痪，不能正常行使职权。
2、公安机关的瘫痪，使得社会秩序更加混乱，犯罪分子乘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有些犯罪分子冒充红卫兵，以扫“四旧”、搜查、抄家的方式，大肆入室抢劫。仅1967年1月25日夜里，合肥市就发生这类抢劫案27起，被抢劫37家，受害者都以为是造反派扫“四旧”，不敢反抗，不敢报案.
3、1967年3月11日，安徽省军区根据南京军区指示，对安徽省公安厅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公安厅军代表办公室”。紧接着，3月27日，中央在《关于解决安徽问题的决定》中指示：“立即接管（省）公安厅、公安局，彻底揭露这两个专政机关的阴暗面，切实进行整顿。”4月5日，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重新派出21名军代表，接管省公安厅，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驻安徽省公安厅军代表办公室”。这两次对公安机关的军管，没有能解决社会治安混乱的局面。
4、12月9日，中央发出《立即对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措施，于是，1968年1月8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公检法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600多名干部战士，对全省95个县以上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省和地、市、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建立的“人民保卫组”（简称“人保组”）和军管会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从此，军队掌握了公检法机关的全部权力。一万多人的公检法机关干部职工，除极少数人留下外（公安厅500多名干部只留下23人），其余组织参加各种不同类型的“学习班”，以后下放农村搞斗、批、改，揭批公检法机关的“阴暗面”。省公检法军管会提出对原公检法机关“组织上彻底砸烂，人员上彻底清理，工作上彻底揭露，路线上彻底批判”的四“彻底”办法，进行“彻底改造”，也就是“彻底砸烂公、检、法”。
5、600多名军人对公安工作业务不熟，无法担负维护全省社会治安的重任。只好借助群众力量，于是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组织应运而生。1968年4月10日，在军管会的支持下，全省第一个群众专政组织——“合肥市文工武卫指挥部”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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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月14日，省人保组（军管会）正式发出通知，要求“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在工矿企业单位，组织群众专政队伍，武装产业工人，把群众专政组织建设成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组织，在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人保机关和人民解放军，维护革命秩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大打人民战争，清理阶级队伍，把暗藏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分子统统挖出来。”
7、省人保组（军管会）通知发出后，到1969年春天，群众专政组织遍布全省城乡每个角落，队员发展、膨胀到110万人，它的统一名称是“安徽省××市、××县、××区、××公社群众专政指挥部”。单位和生产大队名称则是“××单位、××大队群众专政大队”。指挥部设正、副指挥，正副政委；指挥部机构内设政宣、指挥、参谋三个组。群众专政指挥部人员采取集中住宿，有专人负责后勤保障；有些厂矿企业单位，仿照军事建制，设立群众专政指挥团（营、连、排、班）。所有群众专政组织必须接受市、县群众专政指挥部统一领导和调遣，而市、县群众专政指挥部接接受同级人保组（军管会）领导和指挥。
8、省、市、地、县人保组（军管会）授予群众专政组织有权对杀人、放火、投毒、强奸、抢劫、偷盗等刑事犯罪案件，可以不经过任何批准手续，立即采取扣留、关押等强制措施，然后向军管会（人保组）报告；发现所谓有违法活动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有权扣押，组织群众批斗后，实行群众专政（劳改、做苦工）。县以上群众专政指挥部对他们认为的违法犯罪人员有15天的扣留审查权。至此，群众专政组织俨然成了合法的专政机关，为日后无法无天披上合法外衣。
9、安徽省群众专政组织存在的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在军管会（人保组）领导下，先后对150多万人实行群众专政（其中包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清出来的40多万“坏人”）。那些被专政的对象，遭到残酷批斗、毒打，受尽折磨，其中有18万多人被非法长期关押、拘禁，最长时间的达3年2个月，直到1971年6月7日省革命委会通知撤销群众专政组织时，仍有5万多人被非法关押在群众专政指挥部。
10、1967年9月5日，康生、江青等人在接见安徽省两大造反派组织头头的讲话中，直接点了混进两派组织里面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名单，要他们各自揪出混进本组织里的坏人。（点了刘秀山与程明远名）
11、1968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中指出：“安徽省的阶级斗争极为复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掩藏在安徽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疯狂进行垂死挣扎和破坏……中央希望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加强敌情观念，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把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批倒批臭。”
12、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第一次全委会讨论通过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前进，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决议。决议提出：“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清理阶级队伍，把混进党内和群众组织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下发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为安徽省清理阶级队伍提供借鉴，清理阶级队伍在安徽省轰轰烈烈搞起来了。而担负这项工作的主力军就是遍布全省的群众专政组织。到1968年底，全省就清出各种“坏人”43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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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省革命委员会清队领导小组提出的清理对象是：“特务、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有的地方还把“小爬虫”、“变色龙”、“铁杆保皇分子”、“黑干将”、“爪牙”等等，作为补充清理对象。省清队领导小组提出，对清理出来的“坏人”要求“从政治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要“大会批态度，小会短兵相接（武斗）”。于是打骂、体罚，刑讯逼供就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手段，使用的酷刑手段有几十种、上百种。1969年4月统计，“清队”中清查出来的43万“坏人”中，被县以上专政机关关押的就有188225人，这些人因忍受不了刑讯逼供而在关押期间自杀的就有4646人，被群众专政人员用棍棒和其它刑具当场活活打死的1074人，因被打受伤而死亡的35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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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葆华与安徽
1、《五·一六通知》颁发时，李葆华正在上海华东局开会。他赶回合肥。1966年5月18日，安徽省委印发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通知，宣布成立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李葆华任组长。23日至6月12日，省委召开省直各厅局党组书记和地市委书记会议（从6月6日起县委书记也参加会议），按照中央指示精神，部署安徽的“文化大革命”。省委错误地组织发动了对李凡夫、那沙等的批判。
2、6月初，省委向各大专院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一些地市委向中学派出工作组，组织发动批判专家、教授、权威。少数学生把矛头指向学校党委，有的因此受到批斗，被扣上“反革命”、“反动学生”帽子。
3、6月3日，《安徽日报》发表《彻底批判万绳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诬称合肥师范学院讲师万绳楠为“三家村黑店的闯将”；7月4日，《安徽日报》发表《彻底揭露李凡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面目》，诬指省委常委、副省长、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凡夫是安徽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帅”；7月7日文联主席刘秀山被省委书记李葆华点名批判。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彻底砸烂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黑碑——批判陈登科的反动小说＜风雷＞》，批判省文联主席陈登科，同时省文联党组书记那沙被诬称为“反党黑帮分子”被“揪出”；7月14日省委召开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李凡夫和《安徽日报》总编辑黎洪，省文联副主席刘秀山、陈登科、那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起了大批判。7月20日，《安徽日报》发表《黎洪的反党杂文必须彻底批判》，把安徽日报社副总编黎洪及施培毅、邹人煜、张新旭等诬指为“安徽杂文四家店”。因刘秀山的内侄马某是合肥工业大学采矿系学生，8月26日合肥工业大学学生给省委写炮轰大字报后，李葆华在紧急会议上给大字报定调子说“是刘秀山一手策划的”。一时间，一大批专家学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各地市纷纷揪出“三家村”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更使许多科教文卫界名人和民主党派人士被抄家、被批斗，有的人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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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月1日至12日，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京召开，李葆华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会议期间，毛泽东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十六条》强调指出：“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于是，各式各样的武斗和违法乱纪的行为泛滥开来。
5、李葆华回到安徽后，17日至18日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全会精神，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引火烧身”，“炮打司令部”。8月26日，合肥工业大学无线电系67级一些学生在合肥市中心四牌楼贴出大字报《炮轰安徽省委司令部——造李葆华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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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后，“保守派”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尖锐对立，冲突不断。参加造反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迅速增多。省委想控制局面已不可能。李葆华等被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各级党的组织陷于瘫痪。省委先是被“炮轰”，被纠缠，穷于应付，后是连会议都开不安宁，四处躲避。
7、12月下旬，在含山县西部独龙山与仓山东西挟持的清溪河畔的清溪镇，李葆华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指出：“必须当机立断，悬崖勒马，彻底与错误路线决裂，坚决回到毛主席的路线方面来”，“迅速、坚决、彻底地转，把屁股坐到革命造反派一边，支持他们革我们的命。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把目前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做工作。会议气氛颇显悲壮。“支持他们革我们的命”，是一种政治态度，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大襟怀大气度。这一群在战争年代即投身革命的久经考验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们有委屈、有不理解、有想不通。但，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他们宁肯牺牲自己。——可是，后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被宣布打倒。
8、1966年12月26日，李葆华应周恩来电召，去北京开会。在此前一日，“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标语第一次贴上了北京街头。李葆华到北京一周后，1967年1月2日，安徽省暨合肥市600个造反组织召开6万人大会，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会议的名称：“向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总攻，摧毁‘李家王朝’，夺取新的胜利誓师大会。”李葆华被“缺席审判”，被指为“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安徽的代理人”。
9、1月3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第一次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5日，住在北京饭店的李葆华被安徽造反派抢去，带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被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李葆华”黑牌子游街示众。他是全国省委第一书记中第一个在北京被游街的人。1月10日，寒风呼啸，李葆华被强行押上一辆大卡车，从北师大所在的北太平庄，一直游街示众到中南海西门。年近花甲的李葆华，被打手们反剪着双臂，低头弯腰做“喷气式”，胸前挂着黑牌子，遭受着非人的虐待与凌辱。当晚，因为大造舆论的目的已经达到，造反派释放了李葆华。李葆华踉踉跄跄回到北京饭店，已是精疲力尽、动弹不得。但，饭店方面来人向他宣布说：“一个游街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怎么配住在我们北京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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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月6日，上海造反派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11日，中央电贺上海造反派团体夺权。“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所谓“一月风暴”在全国掀起。安徽造反派闻风而动，在实施“夺权”前决定召开批斗“安徽头号走资派”李葆华大会，要求安徽省军区派部队保卫会场，并限21日14时前答复。省军区紧急经由南京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可否派出部队警卫群众组织召开的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大会的请示报告》。21日，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下批语：“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这是“文革”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转折。
11、两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文革”进入了军队“支左”时期。《决议》要求把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传达到每一个解放军战士，并且严厉声明：如若个人或组织向“左派”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毛泽东的批示，实际上宣布了李葆华的被打倒。批示下达，安徽造反派欢欣鼓舞。11月23日，声势浩大的“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之流大会”在省体育场举行。李葆华、李任之、杨效椿、桂蓬、赵凯等省委暨合肥市委负责人被揪到会场批判斗争，会后被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挂牌子游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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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月26日，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委员会被造反派“夺权”，李葆华等被“罢官”。27日《新安徽报》发表社论《群众罢官好得很》。于是，“夺权”、“罢官”之风席卷全省，省直各厅、局、委、办，各地、市、县党政领导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无一处幸免，有的地方则到城镇街道，以至于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各级领导干部被批斗，多数被挂上牌子、戴上高帽子游街。党团组织生活全部停止。
13、1月27日，安徽省军区和驻合肥部队举行“坚决支持革命左派誓师大会”，会后举行了武装游行。此后安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冲突激荡，已经与李葆华等人无关。李葆华的生存状态是被批斗，存在价值是作“反面教员”。他往日的讲话都成了“毒草”，报告都成了“放毒”，工作实绩都成了“罪行”，一切辩解都成了“猖狂反扑”，都要招来“把李葆华打翻在地，并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既已如此，李葆华只有沉默。后来，造反派组织分为G、P两大派，只要一派批斗了李葆华，另一派为表示革命也必然把李葆华揪去更凶狠地批斗一番。这是双重的苦难。
14、4月1日，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14日召开各造反派组织代表、省市机关干部和驻军干部大会，省军管会主任报告的题目是《紧急动员起来，向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总攻击》。李葆华被不断易地关押，他的家人被扫地出门。196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委会提出任务：“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一切舆论工具的战斗作用，人人动口，个个动手，口诛笔伐，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黄岩……及曾希圣之流批倒、批臭，彻底埋葬。”
15、李葆华的妻子田映萱受到了株连和迫害。她是河北省完县（今顺平县）人，1919年出生在城关一富裕家庭。1942年旧历除夕与李葆华结婚。1943年6月，他们的长子李青在延安中央医院出生。1947年3月女儿乐群在太行山东麓的阜平县出生。1949年5月次子宏塔在北平出生。她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轻纺局副局长、安徽省轻工业厅副厅长、省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她勤政廉洁，开朗热诚。“文革”开始不久，她就被诬指为“安徽头号走资派的黑婆娘”，蒙受屈辱。其后，李葆华被抓走了，她也被勒令搬走，在省委印刷厂住了一个时期，后又关到安徽医学院。1968年冬，田映萱被下放到固镇县新马桥之南的省“五七”干校劳动了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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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安徽广大的干部群众真诚同情“李青天”。在押送到徽州游斗时，李葆华和黄岩住一间房。半夜里，住处的工作人员悄悄为两位老人各做了一碗热腾腾的炒面送去。夜间风冷，后半夜，工作人员又轻手轻脚进房来为他们关好窗户，掖好被子。田映萱一度被关在安徽医学院，食堂师傅给她打饭时菜好、量又多，还都劝她：“心放宽些，斗归斗，吃饭归吃饭！”家里的老保姆去商店买水果给关押中的李葆华送去，售货员知道后热情地说：“是葆华书记家的啊，来！跟我到后面仓库里挑好的！”
17、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布“第一个号令”。不久，李葆华和黄岩、张恺帆、李凡夫、那沙、陈雨田、徐速之、马敬铮等被送到皖西六安某军队农场劳动。他们被严肃告知：活动范围限1华里之内，不准逾越。农场曾请示省军管会：“这些人都是过去省里的领导，怎么接待他们？”答复是：“既不是首长，也不是犯人。”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的消息，对李葆华等人是严密封锁的。原任省公安厅厅长的马敬铮以特有的职业敏感去了一趟连指导员办公室，见到月份牌上印的“林副主席语录”被画了个叉，回来悄悄告诉李葆华。10月起，对李葆华等人的批斗会停开。
18、1972年8月，田映萱在被剥夺基本公民权利整整6年后，被宣布“解放”。同月，寄养在湖南的幼子亚中放暑假回合肥探亲。田映萱去六安看望李葆华后回到合肥，决定给周恩来写信求助。信是不能通过邮局直接寄给周恩来的，电信部门皆被“军管”了。只能请人转交。她想到了虽未“解放”但行动已较自由的胡耀邦（解放后，田映萱与胡耀邦夫人李昭同在京棉一厂工作）。田映萱决定：信寄给李昭收，请胡耀邦设法转交周恩来。
19、11月初，田映萱给周恩来写信，完全不谈政治，内容为：“李葆华64岁，开始军管一个月生活费24元，生活还可以。尽管天天批斗，有时候一天批斗4场，还能坚持。后来转到安徽省商校，物价涨了，也还可以。林彪一号令后，转到六安，跟战士们20一块儿生活，战士每月15元，饭量大，这样，伙食费里用于买粮食的比例大了，用于油和菜的少了，生活标准下降了。他还要参加一些劳动，负责烧火。夏天得肠炎一天拉20多次，还坚持烧火。这样下去身体会垮掉。是否可以让他出来，一面检查身体，一面接受审查，等待结论。”这是一封政治水平相当高的信！不申诉，不诉苦，冷峻中盈满悲愤，平实中显露风骨。田映萱另给李昭写了一张纸，请她跟胡耀邦商量一下，是否把信交给王震转。因为王震能见到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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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有如下记载：“12月19日，就李葆华妻子田映萱来信要求将李从关押处放出住院治疗事，打电话给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要求立即将李葆华放出送往医院检查身体。”安徽省委负责人拖着不办。又载：“22日，又再次打电话催问。25日，李葆华获释。”24日下午，“李葆华专案组”找田映萱谈话，要她“坚决与李葆华划清界限”，并且通知她晚7时到省委书记宋佩璋办公室去谈话。见面是客气和缓的，宋佩璋称她为田映萱“同志”，告诉她已安排她担任省轻工业厅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最后，宋佩璋说：“今晚已经派人去接李葆华了，回来检查身体。他回来，就交给你了。他的生活，他的安全，由你负责。”田映萱立即说：“我不能负责。首先，我现在的住处很小，他回来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其次，我保证不了他的安全，也安排不了他的生活。”宋佩璋找来了一些人当场研究，决定李葆华住在江淮旅社（后名华侨饭店）西小楼，派几个解放军战士负责安全工作，田映萱也可以去同住。
21、25日，李葆华回到合肥。没几天，有人造出了谣言：“李葆华说了，‘我在哪里被打倒，就在哪里爬起来！’”谣言很快就传到了省委负责人。于是，李葆华被转移到便于看管的稻香楼宾馆，由一个警卫连看着。所有要求见李葆华的人，必须到“李葆华专案组”开条子才能安排见面。省委要李葆华必须每个星期写一篇“思想汇报”，并且宣布：“你检查完了身体，还要回六安去劳动！”
22、1973年3月10日，中央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同一天，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央组织部提出了一份300多人的名单。皆为“文革”中蒙冤受屈的共和国开国功臣及各界精英人物。5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江华、江渭清、王稼祥、曾希圣等13名老干部。在8月召开的十大上，13人中的大多数当选中央委员。李葆华是在会议后期进京赴会的，其间充满了戏剧色彩。
23、5月20日13名老干部将获“解放”已经明朗。但是，在两千华里外的合肥，省委却找李葆华谈话，宣布：“经与造反派商量，决定解放你。但是你还要参加劳动。考虑到你曾经在水电部当过领导，决定你到马鞍山电厂去劳动。”第二天，李葆华夫妇抵达马鞍山。刚到，就接到省委通知：“晚上等中央电话。”原来，是周恩来打电话要安徽省委立即安排李葆华去北京参加会议，省委说李葆华在马鞍山劳动。周恩来一面命令省委次日送李葆华就近到南京飞机场，一面派一架专机往迎。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乘务员和安徽护送人员惊讶地发现：此架飞机的乘客，仅李葆华一人！周恩来保护老干部和急于解放老干部的急迫心情，于此可见一斑。田映萱目送飞机升上蓝天，她满心喜悦，眼泪却不听话，一串串滚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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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地区1965—1966年文革大事记

1965年

1月26日
安徽省通过纪要：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运动，“四清”的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的锋芒引向领导干部。8 月安徽省7 个重点县、140 多个人民公社的“四清”运动结束。
4月12日
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 　
4月13日
中央同意更积极地展开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新技术的工作。重点是冶金、矿山、汽车、机床、仪器仪表和电子工业的设备和技术，以及为建设三线所需的工程机械。在引进新技术的三种方式中（进口成套设备、进口单项设备、购买技术资料），应以更大的力量进行和探索后两种方式。
4 月30 日
安徽省三线建设指挥部成立。这一年全省开始进行的“小三线”建设项目共16个。　
5 月21 日
国务院批准，复设巢湖专区，辖6 县，专区驻巢县。恢复池州专区，辖4 县，专区驻贵池县。
5月25日
中央指出：争取从1965年开始，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逐步改组我国现有的加工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的改组工作。
9月18日
中央会议指出：同意“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方针的思想。
9 月中旬
合肥、淮南、蚌埠、马鞍山、濉溪、芜湖、安庆7 个市和铜陵特区的部分单位，以及省直机关部分单位共313 个，开展城市第二批“四清”运动。安徽省农村开展第二批“四清”运动，这一批“四清”运动在颍上、凤台、宿县、六安、霍邱、凤阳、定远、长丰、无为、桐城、贵池、宣城、旌德13 个重点县和第一批重点县未搞完的单位共795 个人民公社开展。全省参加“四清”工作的干部增加到6 万多人。这一批重点县的“四清”运动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结束。
10月10日
毛泽东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10月15 日
严光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宋文任安徽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11月10日
中央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主任职务。
11月10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在1959年4月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之后开始写作，于1960年底完成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2月
《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12月8日
由毛泽东主持在上海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任意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会后，罗瑞卿被调离了军事方面的领导岗位。


1966年
2月7日
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这个《提纲》。但随后不久，这个提纲为毛泽东否定和批判。　
2月9日
合肥市委发出通知，号召党员、干部开展学习焦裕禄活动。
3月8日
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
3月28日
毛泽东在上海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他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迫近。
4月10日
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大搞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开始。
5月4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
5月7日
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
5月16日
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18日安徽省省委决定，成立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李葆华任组长。
5月23日
市委传达中央《五·一六通知》。由此，全市转入“文化大革命”。一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纷纷被打成“黑帮”、“牛鬼蛇神”遭到批判斗争。
5月28日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5月31日
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
6月初
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包括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3日拟定了《八条指示》
6月13日
中央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4日中央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并指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这两项通知由于“停课闹革命”，当时并没有得到执行。
6月18日
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40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乱打乱斗事件。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江青等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7月4日
《安徽日报》发表署名高启文的文章：《彻底揭露李凡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对李凡夫进行错误的批判，并将李凡夫定为安徽省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帅。
7月8日
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文化大革命”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7月20日
中央宣传部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被诬称为“三旧”。
7月29日
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先后讲话，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
8月1日
党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8月1日
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写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8月12日
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开发表，由此，全市掀起“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热潮。
8月18日
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红卫兵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动下，以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盲目地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9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
8月24日
合肥地区一些大专院校和中学的“红卫兵”，开展破“四旧”，一大批古典名著、古戏服装、历史名人字画被付之一炬，名胜古迹遭破坏，一些受到错误批判的人被抄家。破“四旧”之风迅速席卷全市。
8月26日
下午，合肥百货大楼墙上出现《炮轰安徽省委司令部——造李葆华的反》大字报。大字报署名为“合肥工业大学无线电系六七级全体革命同学”。此后，大字报渐贴满合肥街头。
8月27日
合肥地区一部分机关干部、职工和市民与一部分高等学校学生因对《炮轰安徽省委司令部——造李葆华的反》的大字报认识不一致，在大街上争论，发生了扭打事件，即所谓“八·二七”政治事件。
9月1日
上午，北京清华大学和陕西工业大学学生百余人到安徽省委机关大院，为进办公楼看大字报与省委机关干部发生争执，在大楼前静坐示威。下午，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工学院等院校的“造反派”千余人涌进省委机关大院，静坐示威。示威者与前来省委报喜的工人学生队伍发生冲突，一直辩论到凌晨4时。
9月14日
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试图对农村的动乱加以限制。同日，中央还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
9月16日
安徽省委发出《关于组织我省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合肥各校师生开始进行全国“大串联”。
10月5日
中央军委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以外，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合肥各级党组织逐步陷于瘫痪，党的基层组织停止活动。
10月9日
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接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唆使他组织力量搞臭刘少奇。25日后，北京及全国各地相继发生游行示威，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10月9日
安徽省合肥工人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工联会）成立。
10月18日
合肥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安徽“8·27”革命造反兵团）成立。随后，各专区、市、县也都成立了造反派的各种联合组织。
10月22日
江青炮制的《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文章发表，进一步鼓动“革命大串连”。全市大中院校学生开始停课“闹革命”，造“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反，学生外出串连形成高潮。
10月29日
合肥市新华书店首次发行毛泽东主席照片。
11月7日
合肥地区红卫兵5000人由干部带队，赴京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
11月上旬
林彪、江青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煽动上海“造反派”组织“造上海市委的反”，“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9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宣告成立。宣言中提出“我们要夺权”。后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承认王洪文等制造事端是“革命行动”，并要上海市长公开检查错误。
11月9日
合肥地区部分造反群众冲进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住地稻香楼宾馆，围攻、批斗李葆华等省委主要领导。冲散了三级干部会。此后，“造反”群众连续冲击省委机关，李葆华、李任之等省委领导人和其他一批领导干部被围攻、批斗。省委领导机关及其工作机构已无法正常工作。
11月14日
周恩来在中央华东局关于中共安徽省委两位书记被连续批斗的情况反映上批示：“请陶铸同志以电话找安徽省委一谈。如情况属实，请找八·二七造反团负责人以电话交涉，无论如何要放出李葆华、李任之两同志，让他们回家休息”。
11月16日
下午4时，合肥市4个工厂的670名职工，与进驻安徽省委机关礼堂的合肥师范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发生冲突，互相扭打。冲突持续到17日晚，双方多人受伤。
11月16日
中央召开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12月4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坚持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
12月9日
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12月15日
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把“文化大革命”动乱推广到农村。
12月26日
淮南“红卫军”上百人持枪窜来合肥，全市由此开始武斗。
12月27日
江青、戚本禹指使北京一些红卫兵前往四川，将不久前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绑架回北京监押批斗。
12月30日
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了有十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围攻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事后，张春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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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地区1967年文革大事记（二）4
合肥地区1967年文革大事记（二）4
合肥地区1967年文革大事记（二）4

1967年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1月5日
张春桥向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毛泽东于8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1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更加剧了混乱的局面。
1月8日
驻市军人接待站的复员军人总部的造反派与其他造反派发生流血武斗，时称“1·8”事件。
1月11日
《安徽日报》改名为《新安徽报》。
1月13日
中央、国务院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1月23日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解放军奉命“支左”。省暨合肥市造反派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之流大会”。在此前后，市直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以及基层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
1月24 日
安徽省军区委员会传达贯彻毛泽东对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转报的安徽省军区的报告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省军区随即派出大批干部、战士“支左”。军队奉命“支左”，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军队“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从而带来许多消极的后果。
1月26日
在上海造反派掀起的“一月革命风暴”影响下，合肥地区28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进占省委、省人委机关，宣布夺了安徽省委、省人委党、政、财、文大权，成立“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同日，市委、市人委也被夺权。自此，省、市党政领导机关瘫痪。由此，“夺权”、“罢官”之风很快席卷省、市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乃至农村社队、城镇街道等基层单位。
2月7日
合肥工人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因对“一· 二六”夺权发生分歧而分裂，一部分人退出“工联会”，组成安徽省合肥工人第一革命造反司令部。随后，合肥地区“造反派”组织，围绕“一·二六”夺权出现的分歧，逐步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全省各地造反派组织，也围绕着夺权问题分裂成两大派。即“极派”和“屁派”。
2月11日
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场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3月1日
合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安徽省军区奉命派出大批干部和战士，实行“三支”（支工、支农、支持左派）、“两军”（军管、军训）。
3月11 日
安徽省军区对省公安厅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公安厅军代表办公室”，行使省公安厅职权。合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 “两军”。　
3月16日
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随后，合肥地区刮起了抓“叛徒”之风。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5月17日，江青还利用30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3月19日
中央军委发出《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三支两军”。人民解放军先后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有280多万人。同日，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指出：目前正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4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告》，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
3月27 日
中央作出关于安徽问题9 条决定，否定了安徽的“一·二六”夺权及其权力机构。决定安徽省“立即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并提出省军管会要“集中揭露和打击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 月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钱钧任省军管会主任，严光、宋文、廖成美、杨广立任副主任。
4月5日
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重新派出21 名军代表接管省公安厅，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驻安徽省公安厅军代表办公室”。
4月10日
安徽省军管会决定成立合肥市工作委员会。工委内设革命指挥部、生产指挥部和办公室。4月17日，4个市属区也以区人武部为主，相继成立各区军管领导小组
4月14 日
安徽省军管会召开各“造反派”组织代表、省市机关干部和驻军干部大会。钱钧作报告：《紧急动员起来，向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总攻击！》
4月26 日
安徽省直机关厅局干部会议即所谓“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会议开始举行。6 月13 日，省直机关厅局干部“揭盖子”会议，因对揭发“一· 二六”夺权问题有严重分歧而中止。
4月31 日
安徽省军区共抽调干部、战士18023 人（含南京军区和驻军支援的）参加“三支”、“两军”，分布在82 个县（市）、179 个区、1291 个人民公社、624 个机关、159 所大中小学校。
4 月
安徽省军区成立“三支两军”办公室。省军区所属六安、阜阳、宿县、滁县、芜湖、安庆、池州、徽州、巢湖军分区和合肥、淮南、淮北、蚌埠、铜陵、马鞍山市人武部，相继成立支左领导小组，协调驻军，担负起所在专、市的“三支”、“两军”工作。
5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刘少奇提出申诉意见被置之不理。12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5月4日
淮南市、铜陵特区、蚌埠铁路分局实行军事管制。根据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指示，陆军第60军进驻安徽参加“三支”、“两军”工作。
5月8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5月11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5月17日
淮南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发生全市性的大规模武斗，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致使淮南矿务局所属各煤矿停产数日，矿井设施、机关办公用品受到不同程度破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震惊全国。
6月7日
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关于坚决执行中央六·六通令的通知》，要求各群众组织和群众，立即制止武斗，刹住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由于党委、政府、部门和公安、检察、法院等均被“夺权”，“造反”组织自行其是，武斗局势无法控制。
6月21 日
马鞍山钢铁公司南山矿因武斗停产。公司所属炼铁、炼钢、轧钢等厂也先后停产。6 月29 日至30 日，芜湖市发生大规模武斗。7 月15 日，淮南矿务局新庄孜煤矿发生武斗，矿影剧院、淮南市八公山区人民政府大院等建筑物被炸。武斗已蔓延全省。
7月12日
马鞍山市实行军事管制。
7 月中旬
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调陆军第12军入皖参加“三支”、“两军”。
7月22日
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23 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的口号。从此，安徽省许多专区、市、县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工厂、矿山大多停工停产。
7月24日
晚合肥市人武部被造反派抢走各种武器1000余件，子弹3万余发。
7月29日
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了重大调整，李德生为主任，张文碧、廖成美、杨广立为副主任。
7月至10月
合肥电池厂、合肥新光印刷厂、合肥软木厂、合肥日用化工厂等单位因武斗，造成停产1—3个月。
7月
全市连续发生打砸抢事件，造成群众不敢上街，工厂被迫停产，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居民组织联防，不少职工宿舍装上铁门。
8月7日
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人员会议上讲话，号召“把原来那一套政治、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把旧机器彻底打碎”。随后，在安徽省公安、检察院、法院部门工作的广大干部受到残酷迫害。同日王力发表煽动夺外交部的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等唆使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随即发生诸如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8月8日
解放军第12军军部率91团、工程建筑第114团进驻合肥市。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字124部队奉命进驻合肥，成立军管会合肥工作委员会，掌握地方各级党政领导权。李全贵任军管会主任。
8月8日
观点对立的两派造反派在市区发生大规模武斗，时称“8·8”事件。由此，合肥地区开始“全面内战”。
8月9日
林彪发表讲话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等荒谬主张，并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8月14日
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决定，“为了把这场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同各地区、各部门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批准在报刊上已经点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21名所谓“走资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点名批判34名所谓“走资派”。
8月18 日
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安徽省赴京汇报的部队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解决安徽省“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要求合肥和全省各地两派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
8月20日
“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徽省全面冻结了物价。
9月5日
中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确定中国援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近10亿元，均属无息贷款性质。
9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对陶铸进行诬陷性批判。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加了一段话，认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
9月12日
合肥地区两派群众组织联合召开拥军爱民大会，会后出现大联合高潮。至9月28日，合肥市780多个单位实现大联合。
9月20 日
安徽省军区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二师奉命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建制。
10月10日
全省合肥、淮南、安庆、芜湖、蚌埠、马鞍山、六安7 个市和专区赴京汇报代表团，在周恩来主持下，达成《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两派协议立即解散所有武斗组织，实现大联合。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安徽省（地、市）的代理人。自此，合肥地区未再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
10月14日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由于动乱局面仍在发展，各地学校迟迟不能复课。
10月25日
合肥全市130多所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遭批斗的教师被迫带着“白袖章”上课，教学秩序混乱。到1968 年1 月8 日，安徽全省多数大、中、小学开学。
11月6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方面的要点。即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说，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11月11日
李德生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张文碧任安徽省军区政治委员。
12月9日
安徽省各专区、市、县公安局、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先后实行军管。
12月18日
安徽省军管会举办合肥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主要负责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172名造反派头头参加学习。主要任务是进行形势、任务和阶级斗争教育，在此基础上开展斗私批修。
12月
合肥师范学校、安徽农学院等大中专院校，被分别下迁太和、凤阳、滁县、宿县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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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地区1968——1969年文革大事记（二）5

1968年
1月1日　
宋佩璋增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3 日蚌埠市实行军事管制。
1月5日
省暨合肥市18万军民举行誓夺“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誓师大会。
1月8 日
成立解放军安徽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从1 月至6 月，安徽省军区先后派出600 余名干部、战士对全省95 个县以上公安机关实行军管。
1月11日
全市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普遍开展“斗私批修”和揪“黑手”斗争，不少干部被打成“黑手”遭揪斗。
1月13日
合肥辖长丰县陶湖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1月15日，皖安机械厂革命委员会成立。为全省在“文化大革命”成立最早的两个基层革命委员会。
1月24日
林彪、江青煽起的“忠”字风刮到合肥，全市“献忠心”，大跳“忠字舞”活动形成热潮。以后城乡又兴起所谓“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毛泽东及其相关的一切思想、路线）、每家每户兴办宝书（《毛泽东选集》）台”活动。
3月19 日
安庆专区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至此，安徽省15 个专区、市两派群众组织全部实现大联合。到4 月17 日，全省64 个县（镇）、市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
3月
林彪、江青制造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并且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的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的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并加以“叛徒”罪名，逮捕法办；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
4月3日
经南京军区党委批准，合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市革委会成立后，原省军管会合肥工委随之撤销。
4月10日
合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成立，实行所谓的群众专政，故后改称群众专政指挥部。5 月11 日，第一次全省人民保卫工作会议要求已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要在工矿、企业单位组织“群众专政队伍”，在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和街道组织“群众专政小组”。12 月31 日，安徽省各地群众专政队伍已达100 万人以上，被“专政”的群众达16.4 万人。
4月14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李德生任省革委会主任，廖成美、宋佩璋、李任之、杨效椿、徐文成、张秀英、张家云任副主任。省革委会设委员159 名，常务委员39 名，其中群众代表17 名（内含造反派头头10名），军队干部7 名，地方领导干部5 名。4 月18 日，在省体育场举行安徽省革委会成立大会。省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人民保卫组、生产指挥组。
5月
市革委会成立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自由市场被取缔，农民进城卖菜被视为自发的资本主义予以禁止，城市居民出现吃菜难。
5月25日
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整错了一大批人。
6月20日
全市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大揪“叛徒、特务”，一些干部、群众受到迫害。
6月26日
芜湖市连续发生严重打砸抢事件。一周内抢走大量枪枝和子弹、炮弹，200 多人被打伤。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于7 月15 日正式宣布芜湖事件为反革命事件。6月安庆、淮南等地又发生武斗事件。
7月3日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提出6条措施，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24日，中央再次颁发布告，作出6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7月21日
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22日，《人民日报》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指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
7月21日
江青、康生制造了一个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名单，把71%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诬指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8月23日，康生等指使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6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37人，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27日，康生等指使中组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经康生修改审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15名中的60人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159名中的74人分别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
7月27日
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26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截至8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不仅普及各教育单位，而且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
7月29日
合肥市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
8月25日
全市县以上单位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一片红”。
8月26 日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办公会议决定：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14 所大专院校和一些中学、剧团、医院和原省直机关，“占领上层建筑”，参加领导斗、批 、改。1969 年底，全省已有1.15万名工人组成宣传队，进驻学校、文艺、新闻、卫生等1184 个上层建筑单位和“老大难”单位。
8月29日
合肥市第一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1390多人，相继进驻机关、学校，“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知识分子被列为“臭老九”受到审查、批判。
9月
合肥市公检法机关实行军管。
9月7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文章说：“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
9月16日
江青操纵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报送了3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这些材料的批语中，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29日，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0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
10月13日
党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举行。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达总数的70%。全会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还批判了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林彪、江青一伙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未能得逞。
10月19日
安徽省委和省人委直属机关、合肥市委、市人委直属机关首批3000余名干部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下放劳动，开展“斗、批、改”。随后，全省绝大多数机关干部也去了“五·七干校”。
10月26日
合肥市首批5000余名中小学毕业生被安置到农村插队落户。到年底，安徽省已有20万名城镇知识青年下放农村。
12月14日
原安徽省人委各厅局所属中等技术学校，全部下放给所在地革委会管理。
12 月中旬
安徽省各地开始组织贫下中农宣传队，进行农村斗、批、改。全省共组织贫下中农宣传队90 多万人，和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完成了清队、整党、整顿和更新领导班子等任务。到翌年春，对480 个公社、4490 个大队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26 日至1969 年1 月23 日安徽省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合肥举行。
12月22日
《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00多万，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
12月
合肥地区高等院校1万多名师生，被组织步行到农村、厂矿进行“斗、批、改”。
12月29日
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建成通车。
1月31 日
安徽省从5 月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全省共揪出“阶级敌人”和“其他有问题的人”43 万余人。清队中出现严重逼供，以霍邱县最为严重。
合肥地区1968——1969年文革大事记（二）5 合肥地区1968——1969年文革大事记（二）5 合肥地区1968——1969年文革大事记（二）5


1969年
1月16日
全市12所中学被下迁长丰、阜阳农村办学。
1月18日
省暨合肥市军民10万人集会，欢送全市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原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委直属机关与原中共合肥市委、合肥市人委直属机关首批5000 余名干部下放农村，插队劳动。到4 月下旬，全省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城镇居民等上山下乡的人员已达56 万多人，其中国家干部、职工3.8 万人。
3月
安徽省电视台恢复播出电视节目。大蜀山电视调频发射台同时投入使用。安徽省大专院校师生分别到有关厂矿、社队参加劳动，举办业余和脱产短训班，进行所谓教育改革试点。
3月
苏联军队四次侵入我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我国外交部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
4月1日
党九大举行。林彪作政治报告，报告第一次把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砍掉了党员的权利，还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九大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79人，其中原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只有53人，不到九届中委总数的五分之一。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不少亲信和追随者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他们一伙因此掌握了更多的权力。
4月5日
市区、郊区的一些医务人员被分别下放农村，以落实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
4月28日
党九届一中全会举行。九大后，“文化大革命”即进入“斗、批、改”阶段。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的结果是：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6月6日
市革委会批准省建二纵队第三支队子弟小学附设初中班，解决小学毕业生升学问题。由此，全市大多数小学相继实行小学“戴帽子”，附设初中班。
6月15日
安徽省革委会转发省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全省清队定案工作会议纪要》。规定“清队”定案的对象是“九种人”，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随后，全省清队工作进入定案处理为主的阶段。到1973 年6 月，历时6 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斗争在安徽结束，清队中出现大量冤假错案。　　
6月
市图书馆、文化馆、工人文化宫三家合并，成立合肥市毛泽东思想宣传站。
6月
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主持的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由于他们盲目扩大军工生产，1969年的国防战备费比上年猛增34%，1970、1971年又继续递增15%和16%还多。1969年到1971年这三年，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中占的比重平均高达11%，超过1968年不到9%的比重，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8月27日
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以加强人民防空工作。在各级防空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
9月
派驻合肥市进行“三支”、“两军”的解放军，其任务基本结束，大部分人员撤回部队。
9月11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会见了参加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葬礼“途经”北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同意中苏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避免武装冲突。10月20日，中苏副外长在北京重开边界谈判，自珍宝岛事件后中苏之间极度紧张的关系有所缓和。
9月17 日
南京军区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
10月14日
中央通知紧急疏散在京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立即开始加强战备，通知要求：10月20日以前在京的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疏散的这些老同志才先后回到北京。
10月17日
林彪指使吴法宪任命其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次日，吴法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私自交给了林立果。
10月17日
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8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10月26日
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决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部分高等院校被撤销或合并。到1971年，全国原有的434所高等院校，保留继续办的还有328所。
11月6 日
安徽省原副县长以上干部已解放的人数，已占原副县长以上干部总人数的75%。为此，安徽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善始善终做好解放干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单位争取在年内尽可能把应解放的干部解放出来。到年底，原副县长以上干部已解放人数为80%左右。
11月12日
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由于遭受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
11月15日
中共安徽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李德生任组长，张文碧、李任之、宋佩璋任副组长。到1970 年底，全省各专区、市、县革命委员会都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
11月中旬
安徽省农村斗、批、改由点到面，全面展开。省、专、县共抽调3 万多人到457 个重点公社、5066 个重点大队抓阶级斗争，抓班子革命化，于1970 年春结束。农村斗、批、改中，不少干部、群众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
11月30日
被林彪、“四人帮”秘密转置合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因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在解放军第104医院去世。
12月5日
由贫下中农、干部和解放军支左人员1万多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贫宣队）被派往农村，开展“斗、批、改”运动。
12月18日
安徽省革委会决定调整大专院校。原有14 所大专院校，撤并8 所，保留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农学院、安徽工农大学（原皖南大学）、安徽劳动大学、安徽医学院。院校在撤并、下迁过程中，损失严重。
12月31日
安徽省城镇中学中，已有141 所下迁农村，7000 余名教师到农村分散办学；110 所由工厂接管。另有302 所城镇小学由工厂、街道接管。安徽省农村人民公社已有10.8%的生产大队办起合作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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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造反派报纸（二）6
《安徽八二七》报1966.11.6--1968.2.17
《红旗报》1967.4.27--1968.2.19
1、《安徽八二七》：由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于 1966年11月6日创办，初期名称叫《合肥红卫兵》报，以区别于当时保皇派的《安徽红卫兵》报，《合肥红卫兵》报1966年12月更名为《安徽八二七》报，经历过1967年的大动荡后于1968年2月17日停刊，前后存在时间为15个月，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由文革初期率先造反的合肥工业大学造反派于1966年10月发起成立，是合肥市和安徽省最大的学生造反团体，领袖是合肥工业大学学生梁守福，《安徽八二七》报前期由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主办，1967年后又与合肥最大的工人造反团体安徽省合肥市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合肥工联会）联合署名主办这份报纸，只是名称还叫《安徽八二七》报，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和合肥工联会为首的造反团体于1967年1月26日发起一·二六夺权，夺了中共安徽省委和安徽省人委的权以后，造反组织内部围绕着一二六夺权发生了意见分歧，形成了极派与屁派，极派的舆论阵地是《安徽八二七》报。
2、《红旗报》：一二六夺权后分化出去的屁派后来自办了一张反映屁派观点的《红旗报》。1967年4月27日屁派创办了本派报纸《红旗报》，文革初期安徽风云人物刘秀山，程明远就是《红旗报》的幕后老板，《红旗报》初期是由合肥屁派的五个团体署名编辑主办，他们分别是（1）、安徽省合肥市工人第一造反司令部（简称工一司），（2）、安徽省合肥市工人第三造反司令部（简称工三司），（3）、合肥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红革会），（4）、安徽合肥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简称革联站），（5）、省暨合肥市机关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
3、在1967年的春夏之际这两张报纸反映了当时安徽省与合肥市激荡的社会形势，1967年8月随着12军来安徽支左，特别是1967年9月5日江青和康生接见安徽省造反派发出“九五指示”之后，按系统进行革命大联合成为潮流，《红旗报》于1968年2月19日也在大联合的浪潮中与《安徽八二七》报几乎同时停刊。存续时间为10个月。
4、在《安徽八二七》报与《红旗报》停刊以后，在1968年又先后出现了安徽工代会主办《安徽工人》报，安徽红代会主办的《江淮红卫兵》报，但是这些报纸文革初期的造反气息没有了，更多体现的是官办特色，只是新形势下的官办报纸，即革委会时代的官办报纸，安徽文革的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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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安徽生产建设兵团

1、 1969年9月11日在合肥正式成立。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安徽生产建设兵团领导成员，由军委从各部队抽调而来，政委李任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第二政委张春森（安徽省军区第四政委兼），司令员职务空缺，第一副司令员程业棠，副司令员邓家泰等。
2、兵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领导的，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部队。它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是政治、军事、经济三位一体的亦兵亦农，亦工亦农，劳武结合的集体。主要任务是，屯垦戍卫后方，协同驻军、民兵和专政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积蓄后备武装力量，在巩固、提高原有农场的基础上，逐步开垦荒地和围垦湖洼地区，发展工业、农业和其它副业生产。
3、组建初期，是以省属28个国营农场和3个林场为基础，按军事编制分别组成农业师、团和独立营，连以下单位以农场生产队为基础组建。1973年，相继接收江淮汽车制造厂、淝河汽车制造厂、芜湖汽车发动机厂、六安汽车修配厂、皖西汽车修配厂、淮南轴承厂、马鞍山铸管厂等企业，直属兵团部领导。
4、安徽生产建设兵团隶属南京军区管辖，正军级建制，在省革委会和省军区领导下进行工作。有关兵团工作，凡属地方性的向省革委会有关部门联系解决。凡属军事性的，向省军区有关部门联系解决。兵团部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驻合肥。下辖4个农业师，18个团（场）、9个独立营，及16个工厂。农业第一师师部驻淮南、第二师师部驻滁县、第三师师部驻望江县华阳镇、第四师师部驻宣城。
5、全兵团总人口为20万人，其中干部1万余人（含军队现役干部2874人，地方干部4424人，以工（人）代干（部）2977人）。职工中，凡符合民兵条件的男女青年称为兵团战士，其余称为兵团职工，计83700人。兵团职工主要来源于原农场工人及各地下放知青。
6、1975年6月5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撤销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由各部队调至兵团的现役干部，原则上各回原部队。同年9月10日，改变体制和领导关系。各农场、工厂移交地方。其中所属农业师、团移交省农垦厅，磷肥厂、制药厂移交省化工厅，广播电讯器材厂、印刷厂移交省民政厅，最主要的江淮汽车制造厂、淝河汽车制造厂、芜湖汽车发动机厂、六安汽车修配厂、皖西汽车修配厂、淮南轴承厂等企业移交省汽车工业公司，现在江淮汽车制造厂、淝河汽车制造厂已分别成为上市公司江淮汽车和安凯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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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下迁合肥

一、1969年，原国家教育部部长，当时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国务院驻中国科学院联络员的刘西尧主持拟订中国科大《关于要求创办“五七教育革命实验基地”的报告》。 10月9日，驻中国科学院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驻中国科技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中国科技大学革命委员会联名书面请示报告国务院业务组要求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设立工厂科研基地和农业基地两部分，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基地既是学校，又是工厂、农场、科研单位，逐步发展为教学、科研、生产、使用四位一体的综合性理工科学校。计划二、三年完成基地筹建工作，并把学校逐步迁到基地。地点在河南省南阳专区。

【文革时期的科大】
（1）、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学校停止招生，教学、科研工作被迫停顿。1961级学生在校长达6年半之久，至1967年12月方毕业分配，走上工作岗位。研究生至1968年才派遣完毕。
（2）、1966年6月，根据北京市委要求，中国科学院向科大派驻工作组。6月17日，工作组宣布了科大党委书记刘达停职反省的决定，从此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由工作组来领导。此后，揭发会、批斗会、大字报、大辩论持续不断，掀起了全校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至7月29日，驻校工作组才根据上级决定，撤离科大。

（3）、1968年3月5日，科大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次日开始办公，在革委会各办事机构健全之前，统管一切有关革委会事宜。
（4）、1968年8月，解放军驻京“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00余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两批300人进驻科大，领导学校“斗、批、改”运动。
（5）、工宣队、军宣队掌握领导权后，开展以落实《五七指示》为目标的教育革命准备工作，并确立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榜样，重建新科大的基本方针。1969年7月9日，中国科技大学教育革命调查组草拟出《关于走共大道路，重建无产阶级新科大的初步意见》一稿，其主要精神是：以共大为榜样，向清华、北大学习，到江西创办教育革命基地。7月15日—23日，学校派出多人分批去湖北、江西、东北等地选点办“五•七”干校，以便干部轮流下放劳动锻炼。
（6）、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设想经工、军宣队和常委通过后，便由教育革命组起草了《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请示报告》，于8月12日初步定稿。主要精神是离开大城市，到江西山区去劳动建校，创办工厂科研基地和农业基地，进行教育革命。“旧科大必须脱胎换骨，彻底革命，从头建设，不搞改良。因而必须以‘五七’指示为纲，坚决走共大道路，创办中国式、抗大式的无产阶级新科大。”为此首先创办一个“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作为重建无产阶级新科大的过渡形式和基础。

二、1969年，科大的教改组在工军宣传队的主持下，向当时科学院的领导和国务院分管教育的机构写了一份报告，申请离开大都市到离城市较远但还有方便交通条件的地方办学工、学农、学军的教改基地。（“五·七”基地）基地设在河南南阳地区。因为清华，北大有迟群，谢静宜这样的通天人物，所以清华、北大动作较快，1969年8月，清华、北大已在江西办“五·七”干校，而科大才开始找地方。

【“五·七”基地】1966年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改造”干部的场所。“五七”干校的产生，当初是为了安置大批精简干部和有问题的人（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右派等等）。由于毛泽东错误估计阶级斗争形势，错误估计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即：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也用“五七”干校，对知识分子“下放劳动”，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俗称“臭老九”）进行“劳动改造”和“再教育”。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五七干校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三、1969年10月1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谢富治批示同意“要求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报告”。学校开始派人四处寻找“五·七”基地，后来突然的，学校从找“五·七”基地变成疏散搬迁了。
四、1969年10月21日校革委会召开全委会议，传达上级关于战备疏散下放的指示，要求学校立即疏散搬迁到河南省去。10月22日驻校宣传队一副指挥及贾志斌、黄英达、蔡有智等再次携带国务院驻中国科学院联络员刘西尧的亲笔信去南阳选点，到唐河、新野等地看了后，一致认为在此山区、丘陵地带创办基地有困难。

五、1969年10月23日召开全校大会，驻校宣传队赵湘濮副指挥作关于学校疏散搬迁的动员报告，要求11月5日前全部搬出。10月26日晚，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石煌传达国务院业务组的《十条意见》时说：“主要精神是高校战备疏散问题”。要求科大11月5日前，半个月之内全部搬出北京。
六、1969年10月26日，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决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部分高等院校被撤销或合并。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高等院校。部分高等院校被撤销或合并。到1971年，全国原有的434所高等院校。保留继续办的还有328所。

七、10月下旬科大宣传队带队，分两组去湖北沙市和河南寻找疏散地址。沙市有科学院的干校，河南组带有中央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给河南省的亲笔信。预计去这两地选址会容易些，南阳地区的同志说：土地有的是，但我们南阳（到南阳选点的校革委会常委贾志斌、黄英达、蔡有智、张秀峰等）没有接收一所大学的能力。两组选址人员回到北京，都表示这两地没有条件，不能去。接着又派两组，一组去江西，一组去安徽。去江西组的省里明确表示不能接收科大。安徽选址的在宣城地区看了以后也觉得不行。在这两组人员还没回到北京时就接到了定点安徽省安庆市的通知.

八、1969年的北京大疏散
1、10月14日，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于是，在京的大批高干疏散到外地。
2、1969年的北京高干大疏散：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包括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和文联、作家协会去湖北咸宁，其他协会去沙城。中科院原子能所去湖北，哲学社会科学部去河南息县。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全国物价委员会去湖北襄樊。10月25日，国防科委机关干部全部去了河南遂平县莲环湖干校。
3、许多高校也紧急迁出城市。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疏散到汉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阳湖畔。北师大师生疏散到北京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央广播学院迁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迁到湖北潜江。北京农业大学先迁河北涿县，后迁到陕西甘泉。

4、这次战备疏散起因于珍宝岛战斗

【珍宝岛纠纷】
（1）、1969年3月2日发生的珍宝岛战斗已经从一次边界冲突演变成政治事件，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中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声讨大会。从苏联给东欧各国的内部情况通报看，苏联对中国的行动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不知道中国的动机、目的何在。
（2）、在3月15日凌晨开始的又一场战斗中，苏联边防军要求派坦克和炮兵支援，却由于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出访，无人拍板。直到中午，苏军与最高领导人取得联系后，才派出增援部队，这说明苏联并没有准备好。尽管如此，苏联边防军还是以相当的规模入侵珍宝岛。战斗持续了9个小时，中国边防军顶住了苏军的6次炮火袭击和3次进攻。
（3）、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要求同毛泽东、周恩来等通话，遭拒。9月初，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志明病逝，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赶往河内吊唁，当晚返回北京。苏联方面本来派了一个副总理级的代表团去河内，一听说中国的总理去了，柯西金取消了同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外相的会见，立即乘专机飞往河内。但在柯西金的飞机降落前，周恩来已经走了，他只见到中国新派的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先念。柯西金通过中国驻越使馆转报，希望回国转道北京，以便能有机会与周恩来会晤。
（4）、毛泽东早有和苏联谈判的意思，接到报告后，当即表示同意，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贵宾室会见了柯西金，双方举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
（5）、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建议自1969年10月10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后由周恩来审定的、乔冠华给苏联驻华代办吕里扎维金的“口头通知”说：柯西金的信正在研究中，边界谈判建议改到10月20日开始。10月14日，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来，告知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抵京。这次谈判规格不低，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苏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
（6）、当时中国领导人估计，这次可能谈成，达成某种协议，也可能苏方以谈判为借口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中国领导人“鉴于苏联突袭捷克斯洛伐克的教训”，防止苏方以谈判为借口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以防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之日，没准就是苏联动手之时。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抵京。于是才出现了紧急战备一幕。
九、1969年下半年，科大派了二批四组人员到湖北、河南、江西、安徽，四处无偿送人没人要，网上有的文章称科大当年为“科学院的落难公子”。1969 年，有意迁往河南的科大遭遇河南当局的冷淡（河南拒绝科大最权威的说法是怕大学师生挤占河南的副食口粮以及影响南阳向郑州上缴的粮食产量），时为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的李德生却主动要去了这所名校。从此后，中科大成为安徽的骄傲和机会、安徽的领导人李德生迅速行动，把中科大争取到了安庆。由于安庆条件太差，让科大搬到只有一幢三层楼的安庆党校。中科大不愿去，李德生又腾出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的校舍，来安置中科大。

十、科大在安庆
1、1969年11月，学校分几批从北京搬出，坐火车到武汉，然后换长江上的轮船到安庆。住在安庆的市委党校，地址是安庆市马山，在一个山坡上，一幢三层小楼和一间食堂，总共有七八十间房。因文化大革命武斗，房子的门窗全无，有的砖垒石砌。天寒地冻自来水不通，由市内到山上，要爬山过沟，交通很不方便。12月初先遣组到了安庆，12月17至30日接连来的两批下迁人员，其中还有几户家庭。杨纪柯一家都去了，他带了几个挺大的女儿，当时杨纪柯是讲师，美国留学回来，搞生物数学的。
2、一场大雪，使天气骤冷，睡地铺的垫草买不到，吃水要过一条沟到对面山上去挑。求助地区生产指挥组批指标，到宣城的广德山区买了两吨木炭紧急取暖。条件困难，局面较混乱，再加对学校下迁疏散存在的疑问和意见，人们情绪有些激愤。这时又发生了两件事件，一是一位女实验员下来时将孩子带下来了，一个孩子送到桐城县的婆婆家，自己带了一个，没几天在婆婆家的那个孩子突然死了（因为是农村无条件急救），引起了不少人的同情与伤心。二是在厨房值班的几位学生把来院子里偷吃蔬菜和粮食的一头猪杀了，这头猪是附近几名解放军为连队护养的瘦弱猪，他们为丢猪急得眼泪直流，学生说：我们心里有气，如此冷天我们值班，受臊猪捣乱，杀之该当。最后只能由系里的军宣队去道了歉，并给了赔偿。

3、带队到安庆的工军宣传队有两名副总指挥（校军宣队政委贺魁民、革委会副主任杨秀清），各系还有一名宣传队负责人，在安庆的总人数已有900人左右。接北京的通知，第三批即将由北京起程到皖。这时已到安庆的四位校革委会常委认为，由于安庆的条件及困难局面，应急速回北京汇报，人员下迁暂缓。但宣传队的两位副总指挥不同意回北京汇报。意见相左，宣传队主张第三批人员可以下来，可以利用食堂住人，还可找市里借房。在意见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四位常委决定回北京汇报安庆的实际情况，稳妥做好人员下迁工作，四常委当即动身回北京。后来此事被安徽住校宣传队说成是反对下迁的“四常委回京反革命事件”。
4、与此事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件是近代物理系的28 位同学连夜乘卡车从白湖农场赶到合肥火车站，准备向科学院代表团请愿并阻止科大下迁签字。安徽省革委会紧急部署，准备作为反革命事件处理，同时电令科学院石某等人在水家湖（现长丰）车站下车，由专车接到合肥，草草签署了协议书。这28 位同学空侯在合肥火车站，不见科学院代表团成员，只能忍饥挨饿返回白湖农场。表面上所谓的“反革命事件”没有发生，但“反搬迁”却成了整科大的又一条严重的罪名。在白湖军垦农场里条件十分艰苦，近代物理系的师生们白天劳动，晚上挨整，直至毕业分配。
【科大 “十八个半事件”】科大有20位学生决定赴合肥市向安徽省革委会反映情况。他们借用了学校一辆校车，途中有两位同学因事中途下车了，其余的18个同学便到了合肥，并面见了当时的安徽省革委会领导。开校车的师傅由于要看管车子，没有进楼，被算为“半”个人。

十一、在如此强烈的反应下，很快停止了向安庆搬迁。1970年1月底，科学院革委会和工宣队怕闹出大乱子，与安徽省革委会协商，决定把学校迁往省会城市合肥。没有校舍，暂时借用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的房子。将全校人员分散到淮南、马鞍山、铜陵、合肥等地厂矿、农场进行“斗、批、改”，半天劳动，半天搞“运动”。

【“斗、批、改”】
1、在1966年，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提出：“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段文字比较完整、准确地表达出了当时毛泽东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目标和过程的设想。
2、从全国范围来看，尽管具体形式和过程有所不同，但“斗、批、改”主要集中在1968年至1970年的三年中。在这三年中，各地、各部门先后进行了建立各级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落实政策、整党建党、整团建团、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下放城镇居民、工厂改革各种规章制度、文艺革命、医疗卫生革命、农村商业革命、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改革及扩大所有制规模等等一系列活动。在进行所有这些活动的过程中，都要贯穿“革命大批判开路”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原因在于它不仅为建立一个新世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而且也使人们掌握了具体的措施和方案。
3、在整个“斗、批、改”中最先被提出的“教育革命”，首先要求工宣队、贫宣队要“永远领导学校”。对以往“统治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采取“给出路”的政策。“分数挂帅”的“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招生制度被彻底否定，而代之以取消考试的教育制度和“群众推荐、领导审批”的招生制度。学生在学校里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学习文化知识，而是进行各种阶级斗争和从事各种生产劳动，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还被赋予了“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使命。 “以干代学”取代了学校的基础教育。

十二、科大在合肥

1、科大的人员和物资的搬迁到1969年10月基本结束，总计组织货运装车70余次，运货量865吨，装运仪器、器材、图书、档案等35000箱；迁出家属470多户，组织职工、学生、家属客运20多批，约6000人次，用火车皮510多节，搬迁费达77万元。设备、物资到合肥后堆放零乱。气愤的师生们甚至连实验室的水泥墩子，报废的锅炉，埋在地下的电缆也挖出来，一股脑地都装上了南下的列车。蔡有智说，大家的心里难受啊！
2、科大开始了彻底的搬迁，不仅图书资料、实验仪器，连实验台、砖头、石块、电灯、电线这些东西也都全部搬走。蔡有智（原科大副校长）说：“近代物理系系放射性实验用来屏蔽辐射的水泥块，1、2吨重，有一两百块，还有物理实验室里几个水磨石的水泥实验台，这些东西从物理楼里搬下非常困难，用吊车上物理楼上不去，所以就是人，老师、工人，几百上千斤硬是扛下来。”后来实验设备基本上全都丢失在搬迁途中。
3、迁往合肥的除了后来的钱临照院士、杨承宗教授外，其他都是年轻的助教。学校迁入合肥时，仪器设备损失2/3，教师流失50%以上。直到1972年，全校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不足百人。当时六七十人住在一间大教室里。1971年1月科大人员分散在淮南、马鞍山、铜陵、白湖农场、寿县农场和合肥等地搞“斗批改”。“占领反占领”、“改造反改造”、“搬迁反搬迁”是科大到安徽后斗批改的主弦律。化学系分到马鞍山钢铁厂劳动，物理系和无线电系分到淮南煤矿和电厂劳动，数学系分到铜陵，近代力学系安排在合肥校本部，出体力做搬运工，搬运那些与他们一同下迁的设备。近代物理系被安置在偏僻的白湖军垦农场。已到广西的无线电系师生继续原地待命，“战备疏散”就这样演变成整个学校迁址，至今也没有看到当时有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搬迁安徽的正式中央文件。

4、科大搬到合肥以后，校园是原合肥师范学院校址，除了一个图书馆、一座行政办公楼和一栋艺术楼外，就是菜地和牛。教学、生活用房严重不足，校舍面积不到6万平方米（在北京时24万平方米）。一切都要从头建设。1971年3月，科大在东区家属区小楼所在的地方，成立了一个制砖厂，制砖厂的人员，共13名。除了从合肥请来的一名制砖老工人以外，其余人都是从各系抽调来的教师，如陈希孺、钱大同、邓伟廉、徐家鸾、李先予、黄茂光、朱兆祥等。他们中后来出了几位院士和多名教授。至今，中国科大使用的化学楼，用的就是当时那个制砖厂烧制的砖。这个制砖厂的技术总负责是从合肥当地请来的一位砖厂老工人，需要这12位老师做的仅是那些只需体力不需多少技术的和泥、脱坯、晾晒、搬运、添煤等纯力气活儿。

5、1970年8月12日省革委会办事组决定将原省银行干校全部房地产和水电设备移交科大使用。1970年11月24日驻校军宣队、工宣队、校革委会公布科大革委会办事机构。校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教育革命组、后勤组、人民武装部。1970年度全校共有职工1637人，其中固定职工1570人，教师746人，实发工资人数为1602人。
6、据校史记载，1972年至1976年前后5年时间里，科大师生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9栋职工宿舍楼，并先后建设了低速风洞实验室、压气机房、低温液氮车间、合成橡胶厂房、硅冶炼厂房、变电站、化学实验室、力学实验室、加速器实验室、图书馆书库、地震台等一批基础设施。
7、1971年9月，国务院决定将科大改为安微省与三机部双重领导，以安徽省为主。1973年1月，国务院决定科大的基建和经费等仍由中国科学院归口安排。1975年9月，中国科学院经请示国务院，决定科大由以安徽省领导为主改为以中国科学院领导为主，由中科院和安徽省双重领导。
8、1972年，随校南迁的刘达恢复校党委书记职务。在学校濒临解体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科大全体校职工开始了艰难的第二次创业。1972年，学校重建了数理化基础教研室，广大师生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开始了教学科研工作。
9、“四常委回京”和“学生拦截领导”二件事，使安徽省领导认为科大人不好对付，于是安徽省给科大派了一支“最强”的工宣队。工宣队队长是李东林（科大校史记载：1970年6月10日姜智敏（军）任中国科技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童惕安（军）、石占金（军）、李东林（工）和徐静洲（工）任副主任）。他到了科大提出二个口号，第一个口号是“搬迁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谁反对搬迁，谁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谁就是反革命。”发动群众斗群众，大家不肯斗，又提出著名的第二个口号：“谁不斗，就斗谁。”
10、安徽省工、军宣队采取“分而治之”，把科大分散到淮南、马鞍山、铜陵、白湖农场等地搞“斗批改”。说是“半天劳动，半天搞运动”，实际上是进行劳动改造和批斗。也有说：当时是为了把科大力量分散一下，暂时分散下去，以免他们进一步闹事。李德生明确指出，下来先进行劳动锻炼，然后再谈办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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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丰杜集“五七干校”

1、合肥的干校开始时有巢湖、三十岗和杜集三个点，干校又分为走资派的“牛棚”和所谓“地富反坏右”的监管所。后来为了便于集中管理，加上杜集那里有个农垦学校，周围有大面积的闲置土地，军管会就把三个点集中起来，于1969年正式成立了长丰杜集“五七干校”。

2、在今天的干校旧址上，仍有一种大军营、大学校的感觉，校舍现保留有11排房子，包括大礼堂（1972年建，1973年竣工，是学员自己一砖一瓦盖的）、会议室、阅览室、宿舍等，进校第一栋是办公楼，据称，当时是第一批来的学员自己设计盖的，计算非常准确，买来的砖头盖完楼后只剩下106块。

3、当年机关干部中除了极特殊情况外，平均每十人中就有七到八个人到过干校，有的还是夫妻两人一起。当然，也并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干校的。原合肥市市政府秘书长韩子英夫妇就是一例，他们是随学校下迁，其间一直没能走进干校，为了夫妻团圆，他们甚至把年幼的孩子也带了过去，在长丰造甲一带生活了多年。

4、当时杜集的交通极不方便，火车到了朱巷后，除了拖拉机，人们只能徒步走30多里路赶到干校。头几批的干部居然打着红旗，从合肥学习解放军野营拉练模式，硬从合肥经淮南走到干校。据现有资料显示，党政、财贸、卫生、文教、公安、交通、银行等，全部倾巢出动，最高时干校有6000多人（因为要分期分批，否则吃住行无法安排）。

5、“五七干校”有一个非常正规的作息时间，是靠挂在一棵老榆树下的半截钢轨，每天早上6点，它准时“当当当……”地响起。当时“五七干校”拥有当年县城都没有的大礼堂，所以一放电影，周边村庄的老百姓们纷纷像赶集似地跑来。干校宣传队自编自演的样板戏，快板书，小合唱作为一种精神佐料，调剂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凡生活。

6、“五七干校”最大的特点就是像进洗澡堂一样，无论你以前的职位多高，到这里来都像脱了衣服一样，统统地变成“五七战士”或“干校同学”。当时的老市长赵凯和省里的一位秘书长都和大家一起，割稻，插秧。据了解，目前已知的在干校恋爱结婚的有六对夫妻。

7、“五七干校”有两种功能，一种是“改造”功能。“改造”的对象是老干部、“牛棚”干部、精简干部。精简干部、“牛棚”干部及其他一些干部，是去接受“改造”的，因此，他们大多举家搬迁到了“五七干校”，一去就是数年，在那里长期劳动，并且一点回城的希望都没有。许多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在“五七干校”那种条件下，他们的大好年华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单调的生活中消逝。一般来说，除了“牛棚”干部外，其他干部去“五七干校”，是定期轮换的，但由于轮换比较频繁，也使他们荒废了业务。另一种是“锻炼”功能。新老革命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8、在特殊年代的特殊“学校”里，他们曾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炎天烈日的盛夏和朔风凛冽的数九寒冬艰苦劳作，备尝艰辛；他们或牧牛，或放羊，或饲鸡，或养鹅，或当厨，或采石，或筑路，或盖屋，或伐木，或栽秧，或收割，然而就是不能从事自己的专业；他们集体住在简陋的房舍中，集体吃饭，集体劳动，过着类似军事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他们以“五七战士”自称或相称，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实现了平等；他们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在昏暗的灯光下写检查和大批判文章，揭发批判别人或被别人揭发批判。“一见家书便似痴”的魂牵梦绕，愁肠百结，让他们对天各一方的家人黯然神思；他们“夜眠易警觉，惊弓类孤鸿”，尽管已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但仍然动辄得咎；他们在为自己辛勤劳作的收获欣慰之余深情歌颂“五七道路宽又广”；他们或沉醉于迥异于城市的农村风光，像隐士般恬淡超然和豁达，或像战士般激情豪迈；他们中的多数人虽身处逆境，但不甘沉沦，仍欲振作精神，有所进取，继续学术研究或文学写作，其中一些人还在逆境中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不落井下石，不揭发别人以求自保，不怨天尤人，泰然处之，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坚信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前途；这些人并未因艰苦的生活改变读书习惯和求知渴望，在与农民、农村的直接接触中，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底层的了解，这种经历成为他们后来工作中的明显优势；以至于有一些人把这段经历永远地刻在脑海里。
   
“五七干校”，是为了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五七指示》出台后，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五七指示》作了进一步阐述及推广。1968年，黑龙江柳河干校命名为“五七干校”，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此命名的干校。此后大批的“五七干校”在各地开办，许多老干部被“下放”到干校劳动。“五七干校”由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定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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