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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我和邓力群的一次对话(197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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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11 08:54: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马立诚:我和邓力群的一次对话
作者:马立诚
来源:南方周末
来源日期:2009年12月09日

       1978年12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五下午,我到建国门内大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了一次神仙会。

  正是解决“两个凡是”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尾声,天安门事件平反,形势一天一变,思想解放大潮猛涨,京城人心热得发烫。社科院有些先锋人物,每逢双周五下午聚会,名曰神仙会。顾名思义,会议是开放的,话题不固定,总的主题是讨论思想解放,外单位人员也可参加,与会者畅所欲言,没什么顾忌。这也是一个创造。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报社思想理论部当编辑,报社想了解社会动态,派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由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主持。邓力群不久前刚从日本访问回来,很是兴奋。他到处作报告说,到日本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日本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见柳红回忆文章《访日归来》)。

  这次与会者不多,只有十几个人。大家发言各自讲了一通时下见闻和新的观点。轮到我发言,我介绍了当时西单墙大字报的一些情况。西单墙大字报11月份热闹起来,大体有两方面内容,一是申诉“文革”中的冤屈,要求平反;二是冲决“文革”的思想束缚,质疑毛泽东晚年错误。邓力群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让我举个例子具体谈谈大字报的内容。我介绍了一篇批评造神运动和个人迷信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引用了“文革”中流行的一首诗:“喝一口中南海的水,心里多么美!”然后批评说,喝中南海里的水会闹肚子的。邓力群听了之后说:“这篇大字报讲得好。”然后他说:“你们是青年报,青年报就要敢于向前冲嘛!你回去向你们总编辑提个建议,选一点大字报在报上刊登出来,好不好?”我说这个问题敏感,报社可能有顾虑。邓力群说:“不要怕嘛!”

  我回报社向领导汇报了邓力群的建议。当时,关心时事的人大都知道,邓力群的能量和影响力远远超过他的职务,而且仕途还会进一步上升。因此,报社总编辑佘世光十分重视这个建议,他特地把我找来,让我详细汇报这次神仙会的情况,并派我再去一次西单墙,把这篇大字报抄下来。大字报抄来之后,报社又进行研究,有人建议发表这篇大字报的摘要,并为此设一个专栏,给专栏起名为“街头大字报选”,还布置美术组为这个专栏设计了刊头,但佘世光还有点拿不准。

  过了几天,佘世光带我到团中央参加一个小范围会议,向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启立请示这件事是否可行。

  胡启立对此事也很重视。会上,佘世光提到邓力群的建议,并让我向胡启立详细汇报了此事的前前后后。参加会议的还有当时团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及其他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大家就此作了短暂的讨论,总的来说持谨慎态度。胡启立仔细倾听大家的意见,沉思了一会儿说:“先放一放,看看形势再说吧。”之后一直没有下文,报社也就偃旗息鼓了。

  后来我得知,前些天,胡启立在中央工作会议进行过程中,就曾当面向邓小平汇报过西单墙大字报的情况。《邓小平年谱》(上卷)1978年11月25日有一条记载:“下午,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林乎加、贾庭三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韩英、胡启立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应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

  众所周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西单墙的一些大字报呼吁打破思想禁锢,呼应了会议上对“两个凡是”的斗争,因此得到默许和支持。但是,进入1979年,随着大字报议题转换,爆发了新的矛盾和冲突,围绕西单墙大字报产生了不同意见。这一年12月,北京市政府规定,凡在自己单位以外贴大字报,只准在月坛公园内一处指定地方张贴,大字报从北京街头消失。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取消了“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文,大字报成为历史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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