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徐州日报》

bluesky

作为徐州历史文献收藏爱好者，本人一直十分关注文化大革命时期徐州各种报刊的收藏，至今大约收藏有各种造反派组织编印的小报数百份；本人又十分注重《徐州日报》的收藏，从早期的《新徐日报》（本人藏有上百期），到文革时期各种名目的“徐州日报”都不放过。因此，读到张立人先生《“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徐州日报》一文（以下简称“张文” ，见总第15期《徐州史志》），异常欣喜，收获也颇多。现简述如下：

《徐州日报》的历史虽然不长，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问题却也模糊。尤其是“文革”时期《徐州日报》的历史沿革，一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权威说法。1988年李大坤先生的《徐州报业春秋》由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书“开了地方新闻史志的先河，填补了徐州新闻史的大空白”（见丁爱华《徐州报业春秋》序言），在总览徐州报业，盘点徐州报纸种类等方面，确实功莫大焉。但遗憾的是，由于体例、资料等限制，关于“文革”时期的《徐州日报》，李大坤先生着墨不多，仅460余字，报纸在这一时期的沿革介绍，则仅有180字左右。仅有的这一点介绍，也有错谬多处。更令人遗憾的是，1994年出版的《徐州市志》和1998年出版的《徐州日报志略》，都基本抄用了《徐州报业春秋》的说法，没有提供新的内容。

张文则不同，文中，张立人先生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对“文革”时期徐州日报社和《徐州日报》的沿革有了一个较为详尽的介绍。尤其解决了笔者一直关注的几个问题。比如：

1、报纸在“文革”不同阶段的发行与改版情况

张文分“造反派夺权初期”、“第一个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第二个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第三个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等四个部分来叙述，条理清楚、脉络清晰，非常便于了解掌握。

2、《徐州造反报》和《红色电讯》的发行与停刊时间

这两种报纸是“文革”时期徐州报界的“特色”品种，历来受到收藏者、研究者的关注，但对于二报的发行及停刊时间等基本问题，一直没有一个明确说法。比如，《徐州报业春秋》将发行时间说为1967年1月17日，比实际发行时间提前了一个月之多。张文则首次分别明确了二者的发行和停刊时间等问题。

3、首次明确《红色电讯》的三个不同阶段

从现存实物看，虽然都名曰《红色电讯》，但其中尚有许多细微之处不同。比如，主办者署名就有“徐州日报社革命造反派编印”、“徐州市革命委员会主办”等不同，期号字头也有带“军”字和不带“军”字等差别。其实，细节的差别，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不了解历史，则无法理解和划分。张文的可贵之处之一，在于首次明确将《红色电讯》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三个阶段产生的原因和报纸的不同特征，非常具有指导性。

4、《徐州日报电讯版》和《新徐州报电讯版》的提出

说来惭愧，笔者曾自认为收藏徐州“文革”报纸也算够多，但张文中提到的1967年7月28日起发行的《徐州日报电讯版》，和1969年2月25日发行的《新徐州报电讯版》，笔者此前闻所未闻，更不要说收藏了。显然，这两种报名也是张文首次公开披露的，又为收藏者和研究者指明了方向，殊为难得。也是从此，笔者非常留意寻找这两种报纸，值得欣喜的是，就在读了张文后不久，笔者幸运寻得《新徐州报电讯版》一张。

以上仅仅是笔者粗读张文的几点“现实”的收获，文中还写到了一些事件和作者的感悟，都给人以诸多启示，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细细品读。

当然，张文在个别地方也有小小的不足，虽然瑕不掩瑜，这里顺便一并指出同时根据个人所知小作补充，请教于张立人先生和大家，目的是尽可能的把“文革”时期《徐州日报》的基本历史弄得更清楚、更准确，希望不要等到若干年后，再需要有人耗费心血来考证一番了。

1、张文中《徐州造反报》和《红色电讯》的发刊时间，都说为1967年2月17日。根据笔者收藏的实物，《徐州造反报》应该是1967年2月18日出的第一期。报幅也不是四开四版，而是八开四版；而《红色电讯》的发刊时间究竟是2月17日还是2月18日，因为笔者没有收藏到第一期，不敢妄测。

2、张文说，1967年4月10日停办《徐州造反报》和《红色电讯》，恢复日报，报名仍为《徐州日报》，只是不用郭沫若题写的报头，改排铅字（笔者注：一种方粗的黑体）。实际上，早在1月25日《徐州日报》被夺权以后，已经弃用郭的题字，而改用铅字报头了，编号也重来，用“新”字头了。

3、张文说，1969年8月24日复刊后的报纸定名为《徐州报》，四开四版。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报纸报幅和版面都比较混乱，有四开四版，也有四开二版、四开六版，八开二版等也不少见。还有的标示“今日四版”，实际只出了两版。

4、关于各报的出版期数，《徐州报业春秋》提到“文革期间《新徐州报》共出刊330期，《红色电讯》出刊207期，《徐州报》出刊228期”，以上原始出处不得而知，而《徐州日报》、《徐州造反报》、《徐州日报电讯版》等是书没有提及；张文则说“由于遇到节日可能有休刊的时候，已无法精确统计”。确实，从当时混乱的状况看，很难留下明确的档案记录；而今，在没有够全面的实物收藏情况下，要统计出版期数，几乎是不可能。之所以无法“精确统计”，除了张文所提到的节日休刊的原因以外，笔者再补充一个有些不可思议的重要原因，就是有些时间出版的报纸，根本就没有印上期数！比如，1971年年初的一些《徐州报》，除了报头、发行者，就没有其他了。或者说期数时有时无，似乎毫无规律。

5、张文提到，为了庆祝第一个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1967年3月18日《徐州造反报》还出了增刊。实际上，出增刊远不止这一次。这一时期的报纸，不但时有增刊，甚至还分别出“上午版”和“下午版”。

6、《新徐州报》报头采自毛体，但有不同变化。不同阶段《红色电讯》报头的变化，主要是笔画的粗细有别。其他报头是否还有变化，待考。

7、除了增刊，这一时期的《徐州日报》、《徐州报》等，每逢国内重大事件发生，比如党的重要会议召开、人造卫星上天等等，还出了相当数量的“号外”、“喜报”等。“号外”和“喜报”的出版，是这一时期报社内外很有影响的事情。至于这些“号外”、“喜报”都出了多少，由于收藏不全（笔者仅收藏数种），更是难以统计。

8、发行量是研究报纸影响力、受众面等因素的重要参数。关于“文革”期间报纸的发行量，《徐州报业春秋》在“徐州日报历年发行统计”表中列明：

1967年5500份；
1968年4000份；
1969年4200份；
1970年6300份；
1971年6600份。

问题是这些数字来源不清并且很笼统。因为不知道是以上各种报纸发行的总量，还是每一种都是这个数字？
关于发行量，张文则没有提及。

希望还有收藏家和研究者能够提供实物资料，进一步完善、补充这段历史。

（原载《徐州史志》总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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