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文革中湖南长沙的民间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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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湖南（长沙）的民间报刊

陈益南

文革中，特别是1967年造反浪潮高峰期间，民间报刊骤然产生并迅猛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约有5000余种民间小报，遍布神州。这些报刊的影响，不仅深入社会，甚至上达天庭。
这里所说的小报，都是铅字印刷版，还不包括那些数量更多的钢板刻字油印的各类小报。
1967年7月初，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民主人士、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学好友）应召，到北京见毛泽东。会见时，周发现毛泽东对湖南当时文革情况，包括刚刚发生不久的长沙中苏友好馆“六六惨案”武斗事件，竟非常熟悉，甚至还能谈及湖南两派在长沙市东塘、河西等处的武斗情况。周对此非常惊异。毛则告知：他经常看地方上群众组织的小报。毛还指着他的办公桌上堆着的一些报纸，说这些都是湖南来的小报。
可见，当时民间小报的影响程度。
文革中所谓民间小报，都是自发而兴起的各地各类群众组织、特别是造反派组织所创办的报纸、专刊。湖南省在文革中，自然也产生了不少这样的报刊，特别是1967年7、8月间，在省会长沙城内的大街上，经常可以见到向社会广泛销售或送发这类报纸的情形。只是，当时在湖南全省究竟出版与发行了多少民间报刊？现在还没有全面资料可以统计。
文革中的民间小报，包括当时湖南的小报在内，与现代报刊的标准——即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并还能具有监督政府功能的情况，自然是有些不相同的。
以湖南（长沙）的民间小报为例，可大致了解到如下一些特点。
（一）从政治上讲，这些民间小报虽然也多是独立于政府之外，但却大部分都是群众组织的“派报”“机关报”，即是派性之报。它并不具有完全客观的立场，而是只为创办它的组织服务，其宣传性是第一位的。所以，这些报纸中的内容，除了揭露批判省委市委的“走资派”（就是在地方执掌大权的一些领导干部）的种种问题之外，大多便是宣传本组织的观点、攻击对立派别的文章。
例如，长沙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长沙工联”所创办的《工联战报》，在它于1967年6月29日出版的第9期报纸中，刊发了攻击对立派“高司”（“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长文《高司一小撮暴徒武斗罪行录》。而“高司”方面的《红卫兵》报，则在6月24日出版的第32期中刊发长文，控诉：“工联一小撮反动决策人、六号门、青年近卫军一小撮法西斯暴徒杀害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滔天罪行！”
不过，历史与现实都表明，即便是在民主体制中，报纸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完全客观的立场，它们一般也都会是创办者的声音，或重在为本党派的观点张扬，或持有某种倾向性立场观点。执政党的喉舌，往往多粉饰政绩，而在野党反对党的报刊，则极力以揭露现实问题为己任，批评政府与执政党。
因此，文革中群众组织出版的各类报纸，即便是“派报”，从报纸功能的某些角度看，也不算出格。
再者，更重要的是，若是评价报纸的出版环境，则更不在于它刊登了些什么内容，而在于它们是不是民众自由创办、出版的，而不是政府的直接或间接作为。
从这个标准说，文革的小报，的确是体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新闻出版自由。
当然，文革中这个短暂的新闻出版自由，是一个有限的自由。即虽然可以批判省、地、县的各级干部甚至中央的某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但绝对不允许批评整体的中国共产党，不允许批评党的中央及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不允许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否则，将以“反革命”治罪。此外，当时公布的法律性规定“公安六条”中，在公民中划出了所谓“21种人”，严厉禁止他们参加文革运动，极明确地剥夺了部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也包括这种出版自由的权利。
当时民间小报的主办者，一般都不会去触犯“公安六条”中的禁令，不会去批评毛泽东与党中央。不过，一方面，当时民众的观念，因长期所受的宣传洗脑，故对此基本没有抵触，并能接受。另一方面，文革造反浪潮的得以兴起，的确是因民众对前十七年中官僚阶层胡作非为的强烈不满，才能与毛泽东的文革构想合拍。因此，当时那种能批评任何地方官僚的出版自由，便已让民众较为满足了。
1966年下半年间，湖南就产生了最早的保守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工人赤卫队”“八一兵团”等，他们有没有办报？对此，没有什么印象了。当时，造反派肯定也还没有报纸，那时双方的纸媒宣传，主要是大字报与传单。
湖南保守派，一是因其成员中党、团员多，集中度高，都集合于若干大组织之中，故而组织数量较少，所办报刊也不多。二则是因文革造反高潮的1967年中，湖南保守派得势时间不长，因此，其所办的报刊，没有多少发展时机。
而后来以“高司”（“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为代表的“新保守组织”，出版报纸却非常早（大约在1966年10月，他们就出版了自己的报纸），也办得很正规，比较有影响。“高司”总部及其下属全部8所大学总部的报纸是：总部的《红卫兵》报、湖南财贸学院的《东方红战报》、湖南大学的《红卫兵》报、中南矿冶学院的《文革战报》、湖南师范学院的《云水怒》报、湖南农学院的《延安战报》等。还有长沙铁道学院、湖南医学院、湖南中医学院三所大学的“高司”派红卫兵组织，也都出版了他们自己的报纸，只是其报的名称，笔者不记得了。
造反派组织首次出版报纸，是在1967年3月以后的事，那个时候，造反派借反击所谓“二月逆流”之机，掀起又一次造反高潮，这时，强化了对舆论宣传方面的力度，因而不仅仅用传单、广播，也开始使用报纸的形式了。各种各样的造反派小报，便得以流行。
当时，在长沙造反派组织方面出版的小报主要有《工联战报》（“长沙工联”总部）、《长沙工人》（“长沙工人”总部）、《湘江风雷》（“湘江风雷”总司令部）、《红色新闻兵》（湖南日报社“红色新闻兵总队”）、《永向东》（省委机关“永向东造反团”）、《高校风雷》（高校风雷挺进纵队）、《湘江红浪》（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星火燎原》（井冈山红卫兵）、《红中会》（长沙“红中会”）、《近卫军报》（青年近卫军总司令部）、《红旗》（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等。此外，还有更多种类的小报，因其造反组织小，影响不大，但经常林林总总被张贴在街头、或免费向过路民众散发、或被送往相关造反组织的“宣传部”，扩大影响。例如，由中学界教师职工的造反组织“中教联”创办的《中教联》报、“南区九二四黑鬼战团”所办的《黑鬼战报》、湖南电业系统造反组织“红电军”的《红电军》报、临时工造反组织“红工会”的《造反公社》报、长沙知青造反组织的《红一线》、《革命青年》报，等等。
由于报纸多用于“派战”，所以，当时的民间小报，其报刊很多是以某个组织的名称，作为报刊的名称，从而读者一看报刊名称，便知道这报是由谁办的，是什么样的办报方针、观点，而不是像现代报刊那样，名称能多姿多彩，不细读之中的文章，是猜不出这报刊有些什么立场的。
（二）也有少数民间报刊，不是某个组织的“机关报”，而只是为某一个问题而专门创办的。
例如，有一份《湘中专案简报》，是由“首都红代会”到湖南来的一些红卫兵及相关人士联合创办出版的，其报纸的宗旨及内容，便全是为原湖南中共地下党的一支武装“湘中纠察总队”申冤，因为这支武装在1949年后被打成“土匪”队伍，文革中相关人员便在上访的同时，出版了这份报纸，作为强力代言，公布调查情况与要求平反的呼吁。报纸办了几期，其内容很少涉及当时的派性之争。
还有一份《咆哮》报，也是由一些文革前挨了整的原中共地下党老干部与相关民主人士主办，当时他们组织了一个《解放一大片、打击一小撮 湘江战团》，以一些造反组织做后盾支持，出版了这份报。这份报的内容，虽然也有小量抨击省军区及其支持的保守派组织的文章，但重点版面都是他们中一些人的冤屈申诉，包括对原省委负责人若干问题的揭发批判。
湖南日报社一批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编辑、记者，在文革中也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不过他们这个组织的主要目标，基本不涉及社会上的造反活动，只是为他们被打成右派的问题申冤。这个组织也出版了一份报纸，名称似乎是叫《新湖南报政治迫害案联合调查团专刊》，出了三期，后来因湖南“省无联”案牵连，该组织被打成“省无联”的“反动”社会基础，被湖南日报社内的正统造反派组织“红色新闻兵”予以摧垮，报纸自然也没有了。
（三）文革中的湖南，造反派组织还出版过一份内部参考性质的报纸《湖南简讯》，其版式为与众不同的十六开八版。它于1967年6月中旬开始出版，一直出到1968年4月省革委会成立之后，出了80多期（约每周出二期）。这份报纸是当时由湖南人民出版社造反组织“红色出版兵”负责，邀集“长沙工联”、省委机关“永向东造反团”、“红中会”、湖南日报社和长沙晚报社“红色新闻兵”等十多个较有影响的造反组织联合主办的，实际编印出版发行工作，则由“红色出版兵”主持。
这份报纸要付费订购，每份2分钱，不公开发售，而采用预订方式。由需要订阅的造反组织，或集中由“长沙工联”统一收费、预订、分发，或由欲订阅的组织直接与《湖南简讯》编辑部联系订阅。
《湖南简讯》是一份湖南文革中出版的重要报纸，虽是小报，但其历史信息量很大，几乎全方位反映了1967年6月至1968年4月造反高潮期间，湖南文革的主要事件之概况、脉络。对于今天及以后人们研究文革、特别是研究湖南文革历史，能有较大的帮助。
（四）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造反组织“红色出版兵革命造反团”，其出版的该组织“机关报”《红色出版兵》报，原本是八开四版报，但在1967年9月15日出版的第九期，却创造了一个纪录：出了32 版。
一份报纸出了32个版，这在广告铺遍报纸版面的今天，不算稀奇，但在普遍只有四版报纸的年代，特别是在1967年，自然是件很出格的事。而且，这个32版，全是历史记录，而无任何广告类版面！
为什么这一期报出了32个版呢？
因为，这个第九期刊登的是一个专刊：《湖南长沙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大事记（草稿）》。
其内容是从1966年3月至1967年8月期间，湖南（长沙）文革历史的重大事件逐日记录。它包括文革初湖南省委如何组织批“三家村”、如何计划“清理4万教师”、如何布置抓“新右派”，直至几大造反组织如何成立、如何造省委、造省军区的反、发生了些什么样的武斗等情况。
这份《红色出版兵》第九期报纸版面之多，也许是全国文革小报的一个特例。而它刊登的内容，则有编年史的味道。凭此二点，对报刊收藏者与文革史研究者来说，都不可不予关注。
（五）民间小报的版式，一般都是八开四版。
但，也有些例外的版式。如上述湖南日报社一些“右派”人员办的《新湖南报政治迫害案联合调查团专刊》报，前二期便是采用了对开六版。版面之大，很是独特，张贴在墙上，格外令人注目。
上述《湖南简讯》，则是更特殊的十六开八版的版式，从版式上就体现其内参性质。
不过，整体上对开、十六开版式的小报，都很少见，而多是八开四版。
报纸印刷，基本只有一种油墨颜色，即黑色。不论报名，还是标题、正文，均多为黑色。
也有个别报名用红色的，如1967年9月27日出版的《湘江风雷》报红八期（当时一些组织为了强调自己的“红”，将“第几期”有意改成“红几期”或“红几号”，以示与旧式报纸的区别），“湘江风雷”四个字，就是套红印刷。而湖南日报社的《红色新闻兵》，则一直全用了套色，报名也固定是红色，有时要显示文章的重要，标题也会用红色。
（六）“日报”形式的小报，则是绝对没有。
据笔者所知，不仅湖南没有过群众组织办的“日报”，当时在全国、包括北京那些赫赫有名的红卫兵组织，也没有办过。最多是出版周报，旬报。为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七）民间小报的创办与维持经费，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政府的财政开支。
由于当时结社创立组织、搞“司令部”什么的，已基本自由，只要能集合一批人，任何人都能或找政府专门主管机构——当时是省、市委的文革领导小组、文革办公室，或后来接管本地区文革领导权的军区相关部门，或找本单位、本系统的党政领导机关，要求成立群众性“革命组织”，这种要求基本都能获得批准，并且，在获批成立“革命组织”的同时，还会获批一些组织活动经费。这些经费中的“宣传费”，就可用来创办报刊。
甚至，上述湖南日报社一批“右派”人员组织要求平反的造反活动，也一度获得了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认可，于1967年9月底批给了他们办报的经费。
因此，文革中湖南（长沙）一切群众组织，不论造反的，还是保守的，他们创办的报刊，其经费来源，全来自于政府或企事业单位的拔款，而没有哪一份报纸的经费是来源于个人或企业团体的集资、投资。
在报纸编印过程中，有时也发生过由组织中的个人临时凑钱作为经费的情况。但那并不是表示是个人出资办报，因为，那些临时凑的资金，都会或在报纸经费正式拨下来后归还给个人，或是报纸有收入了再归还给个人，毕竟，这种个人凑钱，只属于临时“先行借用”的性质，而不是投资入股。
不过，这种省市政府、企事业单位的拨款，不是政府的主动，而带有某种被迫性质（上面有中央对群众造反的支持，下面有来自造反群众的压力），不能也不敢不拨款。因此，文革中办报的经费，虽也来自于政府，但却并不表示这报纸是政府的喉舌。
由于报纸出版发行的资金来自于政府（或企事业单位）的拨款，因此，报纸的主办者也没有经营报纸的理念，不会考虑赢利，也没有任何赚钱的要求。一般也没有发生钱用完、不能再出版了的情况，除非报纸的主办组织不打算再出版该报。此外，当时出版的小报，大多是不定期出版，几个月、一年下来，也出不了几期。那些势力强大的群众组织所出版的报纸，比较正规，才能一周、或十天出一期，连续出版。当然，他们因为是大组织，所申请或所获得的办报资金也较多，不须担心没有印刷费。
有些组织出版的小报，也定价公开出售（如《近卫军报》是2分钱一份），这种情况下，报纸的经办人会有些收入。这些收入，一般是要回缴主办组织相关部门的。但有时部分出售的报纸，往往只是报纸的小部分，收入并不多（卖二千份报，也不过收入20元钱），则一般不会回收进入再出版的资金中，据说，有的做了相关经办人员的生活津贴（做清凉饮料费、误餐费之类），也有的最后上交了。

2012/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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