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有关文革小报的几个话题

tuffy05

有关文革小报的几个话题

王锐

在文革小报的收藏及研究中，有些问题一直让人深有兴趣，并且，其中有一些甚至至今无明确定论或比较一致的说法，属于“悬案”或是“待解之谜”。也正由此，才引起了包括笔者在内的海内外藏家学者的浓厚兴趣和关注。这里，笔者就相关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并以此“抛砖引玉”，就教于对这些问题有兴趣或有研究的各界朋友。

1、究竟有多少种文革小报

一共有多少种文革小报？换句话说，当年中国文革小报的总数，究竟是多少？这肯定是所有海内外藏家及研究者最感兴趣的首要问题。要说有“待解的文革小报之谜”的话，这恐怕要算是“第一谜团”了。
笔者多年来对这个问题也一直深有兴趣，并试图努力求解。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做到有清晰准确的、令人信服的答案。或者说，还处于努力探索中，有初步的结论，但尚待证实与认定。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有多种说法，不同的渠道存在不同的数字版本。
仅笔者眼见所及，目前有以下几种说法：
1、近5000种说。这是古阳木先生所撰《红卫兵小报兴亡录》中给出的数据。该文称：“另一方面，以‘红卫兵’、‘东方红’、‘造反者’等革命群众组织报刊，铺天盖地而来。据初步估计，在1966年夏季至1969年夏季，全国这类报纸大约有近5000种之多。”（古阳木《红卫兵小报兴亡录——中国报刊史上的乱世奇观》，载《重大决策档案（往事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10月）所说“近5000种”，也就是说，接近5000种，但尚不足5000之数。
2、5000～6000种说。杜永平、周连成先生编的《文革小报目录》，收有文革小报4000多种，除去其中的党报“电讯版”，省、市、地、县革委会机关报，还有院报、校报、企业报、部门报等，以及重复收录者外，大约有4000种左右。而马振予先生在其“代序言”中说：“全国各地红卫兵群众组织创办的文化大革命小报（简称文革小报，也称红卫兵报），却铺天盖地而生，大约有五六千种之多。”（马振予《非常年代的历史见证》代序，见杜永平、周连城编《文革小报目录》，2004年12月）马振予先生这里给出的大约数字在5000～6000种之间，也就是说，文革小报的总数可能是5000种，也可能是6000种左右，甚至6000多种。 3、6000余种说。笔者的作家朋友，在《成都晚报》副刊部做编辑的蒋蓝先生，为文革小报收藏研究对笔者做过专访。其后的2005年4月，蒋蓝先生发表在《新书报•人物风》上的相关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地出版的‘文革小报’达到6000余种，其中北京就有近千种。”又说：“对‘文革小报’研究，是西方近30年的事情，其收集资料之全，之细，研究成果之多，远远在国内前面。”（蒋蓝《王锐：研究“文革小报”第一人》，载《新书报•人物风》2005年第13期，2005年4月3日—4月9日）照上文看，蒋兄的数据似乎来源于海内外相关资料。其后，笔者见到蒋兄，问及其文章中涉及的资料来源。蒋兄答复来自网上查到的资料，肯定有其出处，但具体出自什么地方却一时想不起来了。
4、6000～10000种，很可能是8000种说。2005年秋季，笔者《中国文革小报研究》一书初步完稿之际，一次，与笔者有小报交流之谊的陕西合阳李先生通话，顺便提及这一情况。李先生电话中告知，关于文革小报的总数问题，据北京一位收藏小报多年，对之也颇有研究和心得的王先生估计，当年中国文革小报的总数，不止于6000种，但也达不到10000种之数。因此，其总数可能在6000至10000种之间，很可能在8000种左右。遗憾的是，这位北京王先生，笔者并不相识，也不知其联系方法，未能与之作更深入的交流切磋，在此仅存此一说（而且是由第三人转述），无法作进一步的举证。
5、群众组织报刊10000种以上说。2006年春，笔者的助手李黎先生在《世纪中国》网上查阅并下载陈东林先生《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研究》一文。其中陈先生有这样一段表述：“以‘红卫兵’、‘东方红’、‘造反者’等命名的‘文革群众组织自发创办报刊’，遍及全国，其总量至今无法准确统计，据我个人估算，大约在10000种以上，又可谓‘满街红绿走旌旗’。”（陈东林《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研究》，载《世纪中国》2000年12月8日）也就是说，按同样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陈东林先生的说法，文革群众组织报刊（不仅是小报，还包括刊物）的总数“在10000种”以上。但其中除去“刊”后的“报”是多少？不详。
以上所见，笔者见到的目前藏界学界对此的说法与估计，有这5组不尽相同的数据。
现在再来谈谈笔者的看法。这些年的接触与探索，对中国文革小报总数的估计，原来我倾向于大约在5000种左右这一基本估计。不过，近年的收藏实践与研究中，看法则有些改变。尤其是仔细研究了杜永平、周连城两先生合编的《文革小报目录》之后，笔者更倾向于最后的北京王先生那个估计，即当年中国文革小报的总数，多于6000种，少于10000种，很可能在8000种上下。
笔者作出这个估计或推断的依据，主要是从笔者收藏较多的一些省市文革小报，与杜、周所编《文革小报目录》所收报目相比较，而显示的该《目录》的遗漏比例推算出来的。由于各种原因所局限，杜、周所编《文革小报目录》难免有所遗漏。但这种遗漏的比例究竟有多大，这是笔者（也同时是见过这册《目录》的人士）所关心的问题。因为，掌握了解到这个“遗漏”比例，即可大致推算出整个文革小报的总数。
以笔者藏品中较多者，如四川、北京、上海等地的情况来分析，杜、周《文革小报目录》的遗漏比例大致在总数的1/3，或者还多一点。杜、周所编《文革小报目录》收录报目4000种左右，因之，照此比例推算，实际的总数应起码在6000种以上，接近7000种，也有可能达到8000种之数。
也正由此，笔者支持北京王先生那个估计：中国文革小报的总数不止于6000种，但不足10000种，很可能在8000种上下。这是笔者多年探索后得出的一个基本估计。

2、文革小报最多的省市

这是与第一个“谜团”多少有些相关的第二个“待解之谜”。文革中，全国除台湾之外，29个省、市、自治区中，哪一个省市出刊文革小报最多？这也是海内外对文革小报感兴趣的藏家学者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文革小报是文革时期的特殊产物，尤其是到了其发展兴盛期，红卫兵、造反派分化演变成对立派别后，小报很大程度上就成了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不同派别中“派性”的产物，是红卫兵、造反派发动展开“文攻”的利器。由此角度出发，哪个省市小报办得多，即可说明当地红卫兵、造反派的“山头”多，也可探明当地红卫兵、造反派“派性”严重，“派性”闹得厉害。而文革中的事实，也正是如此。
还是以杜、周两先生合编的这册《文革小报目录》作基础来分析。在《目录》中，小报最多的地区是北京，共收录小报543种（应淘汰排除的仍暂计算在内），最少的地区是宁夏，仅4种。
照《目录》所显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文革小报的“冠军”，似乎应当非北京莫属。而且，上一节所引用的笔者友人蒋蓝先生文章中，也有这样一句表述：“其中北京就有近千种。”此外，陈东林在《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研究》一文中，也谈及：“据不完全统计，种数最多的地区有：北京900多种，上海300多种，江苏、辽宁、四川都在300种以上……”（陈东林《“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研究》，载《世纪中国》2000年12月8日）当然，如果北京真有“近千种”或“900多种”文革小报，这个“冠军”的称号确实当之无愧。不过，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在尚无权威资料认定之前，此结论暂作一说，但也存疑，需要进一步佐证。
在金大陆著《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中，第十六章专门论述“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其中，以附表形式详细列入了“上海‘文革’运动中主要群众组织主办的报刊”58种，“上海‘文革’运动中各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主办的报刊（铅印版）”81种，“上海‘文革’运动中各系统、单位群众组织主办的报刊（铅印版）”233种，“上海‘文革’运动中外地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在沪主办的报刊（铅印版）”61种（其中有两类情况：一为因武斗，外地组织在上海制造舆论，主要是江、浙地区及新疆等地；二为外地组织插手上海文革运动，主要是北京红卫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下卷第256—290页）以上几个数字相加，共有433种。但这些数字都是指的“报刊”——即不光是小报还包括刊物。那么其中的小报到底占多少？是否已经包括当时上海文革小报的全部？不得而知。
笔者认为有希望与北京争夺文革小报之“头把交椅”的，是笔者家乡四川省（包括当年属四川省辖的重庆市）。笔者系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又多年蜗居四川，得“地利”之便，所收藏的近2千种文革小报中，四川占了近1/4，约500种。
杜永平、周连成所编《文革小报目录》，其中四川省收录有340种（还不包括重复及不属于文革小报者），大约占笔者现存的四川文革小报的2/3。这也是笔者认为该《目录》所收录者，与实际情形相比，大约有1/3“遗漏”的主要依据之一。
而笔者目前所收藏的四川文革小报近500种之数，则肯定不能代表当年四川全省所出文革小报的全部，其中仍有相当遗漏。这个遗漏数字有多大？笔者以藏报的实际，联系当年四川各地出报的情形，又大致作了个推算，估计遗漏数仍有1/3甚至多一点。这样推算下来，四川当年的文革小报种类，应当在700～800种之间。如果真是这样，杜、周两先生所编《文革小报目录》有关四川的部分，其遗漏数就达50%还多。当然，四川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可能是个特例。
笔者估计，目前自己现存近500种四川文革小报，仍有1/3甚至更多一点的遗漏，是如此推算出来的：在已收藏的近500种四川文革小报中，成都、重庆两市（不包括现在已划入成、渝两市的地、县）占绝大多数，近400种，而成渝两地之外的专区县、市，已藏者不足100种。笔者认真分析后估计，成、渝两市遗漏者，还在100种以上，而其他地、市、县的遗漏数，应该比这个100种的数字更高。两者相加，共在200种至300种之间。这是因为，四川当年是一个大省，除成都、重庆、自贡三个省辖市外，还有10多专区及专区所辖的100多个县（市）。专署驻地及每个县（市）应当至少有一份铅印小报（当年每个县、市均有一家能印铅字版报纸的印刷厂，有条件印铅字小报。如当年属于四川比较偏远的县，誉为“熊猫故乡”的平武县，也办有一份《万山红》小报），多的地市，则达数种以至10来种小报，如泸州市（属宜宾专区）有小报10余种，宜宾市（宜宾专署驻地）近10种，内江市（内江专署驻地）、涪陵市（涪陵专署驻地）、绵阳市（绵阳专署驻地）等，都在6、7种以上。平均以每县（市）2至3种小报计算，四川省内各专区、县（市）的小报就有200至300种之多。
这样推算下来，四川全省文革小报数，应在700至800种之间。若真是如此，四川就有可能与北京争夺文革小报之“头把交椅”的资格。杜、周两先生所编的《文革小报目录》，收北京小报543种，再加上1/3比例的遗漏数，北京大约总数就在700至800种之间。这就极有可能与四川不相上下。
当然，这只是笔者推算探索一番后的一家之言。实际情况如何，尚待一部比较完整、权威的《中国文革小报目录》问世后，方能最后予以结论。
本稿写成后，笔者又得到朋友提供的一个数据——《重庆市志•报业志》（修定稿第129页）记载：“据重庆市档案馆对现存文革小报的统计，‘文革’期间，各造反派组织在我市编辑发行和流传的派报达1639种。其中，我市‘815’派办的有313种，‘反到底’派办的有195种，来自北京、全国各省市、我市各专县和军队造反派组织办的小报共1131种。”重庆档案馆所在的沙坪坝区，文革武斗中是八一五派控制区，故所收八一五派小报较多（但也不一定就是全部），反到底派曾在武斗中大量外逃到成都、宜宾等地并在那些地方办有小报，重庆档案馆是否都有收存？此外，该记载中没有把“我市各专县和军队造反派组织办的小报”包括在重庆两派文革小报之中。因此这个数字还不能说是重庆地区文革小报的完整、准确的数字。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即不知重庆档案馆所称的这些文革小报是否包括了油印小报在内？若都是铅印小报，从这个数字看，仅重庆一地的小报就已经超过500种，加上成都和其他地、市、县，四川小报就在1000种以上了。

3、文革小报是否有“号外”

当年的文革小报是否真正出有“号外”，这也是令许多人感兴趣的问题。在没真正见识过某种文革小报的“号外”之前，笔者对此也是持存疑态度的。
这是因为，不管从文革小报诞生，以至后来大行其道之社会政治大背景来讲，还是从文革小报编辑的特点来讲，似乎都不容许“号外”这种报纸的特殊形式出现于红卫兵、造反派们编辑创办的文革小报之中的。
先说“号外”的特性。相关资料对“号外”是这样表述的：“报纸号外是指定期出版的报刊，为迅速及时地向读者报道在前一期已经出版，后一期尚未出版的一段时间内发生的重大新闻和特殊事件，而临时编印的报刊，因不列入原有的编号，因此称作号外。号外还应无售价，免费发放赠阅，多为单页。”（马振予《我看“号外”》文后所附“资料”，载《藏书报》第4期，2005年12月26日）
再说文革的政治大背景。文革以“革命造反”为主要标志（“造反派”这一新称谓正由此而来），又以“破四旧”“立四新”为主要内容之一。而“号外”这一国际新闻界通行的报道重大的新闻和突发事件的特殊形式，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货色”，遭到批判诋毁而被普遍废弃。一时间，不说是民间小报，就是官方正宗的省市级党报，遇有重大新闻需特别抢时报道时，也再不敢用“号外”之名，而代之的是“快报”“喜报”“特大喜讯”之类不伦不类的称谓。好长一段时间，“号外”从中国的新闻媒体中似乎彻底消失了。
再次，从文革小报的特性来看，似乎也不需要“号外”这种出版形式。文革时期，各红卫兵、造反派自办的小报，受种种因素限制，一般带有不能定期出报，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这样的特点。哪怕是发展鼎盛期，很多小报也像模像样地公开征订，甚至通过邮局正规官方渠道发行，但其不确定性的因素仍然很大。这种出版日期本身并不十分确定，且出报周期一般较长的小报，遇有特殊突发事件重大新闻时，似乎用不着，也无相应条件来赶出“号外”之类。况且，小报中还有“专刊”“特刊”“增刊”之类的形式可供选择，“号外”之类似乎无从谈起。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官方报纸已经废用了“号外”这种出报形式，造反派小报再用“号外”就显得更不合适了。
基于以上这些认识，大多数人士在没见到文革小报“号外”真品之前，对文革小报是否真发行过“号外”，基本上是持存疑态度的。
2005年国庆前后，笔者在与藏友陕西合阳李先生作小报交流时，竟意外发现对方提供的交换目录中，居然有一份吉林农业大学红卫兵小报《新农大》的“号外”。
这份笔者用一份小报“创刊号”交换来的“号外”从陕西邮来，仔细审视后发现，从形式上看，它确实是一份“号外”。该“号外”有两个版（此点也不符合上述“号外”“多为单页”的标准），一版上方是“毛主席语录”，有些类似传单的排印形式，之下才是用毛主席手迹拼成的《新农大》报头，报头右侧有竖排的印刷体“号外”两个大字。主办者为吉林农业大学红卫兵革命造反大军总部。“号外”所载内容，就是一篇该总部发表的题为《对我市目前形势的看法》的长文，共分15个部分（即该总部对局势的15点看法），并有一段“结束语”。在第2版右下角，还有一份该“总部”的第1号《通令》。
这份《新农大》“号外”，出刊于1967年2月6日，从时间上及全国文革总的形势看，正处于“一月革命”风暴后，各省市展开全面夺权的阶段，局势处于激烈动荡，各方面矛盾尖锐，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的特殊时期。吉林农大红卫兵革命造反大军总部用小报出“号外”的特殊方式，表明自己对当前局势的看法，不外乎希望引起各方注意，了解自己对局势变化所持的立场和政治态度。
不过，以笔者的看法，这份所谓“号外”其所刊载的内容，不是及时迅速，甚至“抢先”报道能引起社会震动的重大事件和新闻消息，而不过是一个造反团队对局势的某些看法及表态之类，与“号外”这种特殊新闻载体的特点与功能，大相径庭，似乎有点“张冠李戴”，名不副实。笔者以为，这份“号外”，充其量只能算是该小报的“专刊”“增刊”之类，不能叫真正的“号外”。因为它不具备报纸“号外”的内容特色与功能。
不过，这份《新农大》“号外”，确实又是以“号外”的形式问世和存在的。分类上，仍是应将其视作小报“号外”而归类。
2006年前后，笔者通过孔夫子旧书网，终于得到了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小报之“号外”。
这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工人造反报》的一份“号外”，出刊于1967年12月3日。版式为对开单面印刷，整版套红，除了上方的毛泽东头像及“四个伟大”的“万岁”口号外，与当时《人民日报》等官报的“号外”的标准格式大体相同。这份“号外”的整个内容，就是全文刊载《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的贺电》。中央文革小组《贺电》内容如下：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转
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
热烈祝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的召开。我们相信，曾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过光辉贡献的上海工人阶级，必将经过此次会议，进一步组织和教育自己的阶级队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最新指示，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搞好工厂企业的斗、批、改，为彻底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

笔者以为，无论从其内容，还是从《工人造反报》出刊周期来衡量，这才算得上是一份真正的“号外”。从内容看，是中央文革小组这种几乎取代了党中央的权威机构，给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专发的贺电。以文革时期造反派的眼光看，这自然是给王洪文控制的以“工总司”为代表的上海工人造反派足够的面子（文革中，由中央文革小组给一个地方的造反组织代表会议发贺电，笔者印象中，似乎仅此一次）。因之，无论是对上海“工总司”，还是对《工人造反报》来讲，这十足该算“重大新闻”“特殊事件”，甚至是“特大喜讯”，完全符合关于“报纸号外”内容方面的界定和表述。从报纸出刊周期来看，“号外”的出刊，必须是“前一期已出版，后一期尚未出版的一段时间内”。《工人造反报》创刊以来，一直保持着周二刊的格局，出刊比较规范、及时。这份“号外”出刊的1967年12月3日，也正是“前一期已出版，后一期尚未出版”的间隙期。因此，其间遇重大事件而发“号外”，也符合报业行规。不像前述《新农大》“号外”显得有些名不副实。

4、文革小报编辑人员的构成

文革小报的编辑人员构成如何，换句话说，当年编辑出刊那数千种，以十万计的小报是些什么样的人？是纯粹的民间业余人士（包括学生红卫兵），还是有新闻专业人士参与其中？
文革小报从类型上看，似乎应分为两类，一类即真正的“红卫兵小报”，而另一类则可统称为“造反派小报”。前者是由文革中的红卫兵主办，其人员构成主要是学生（当然其中可能有少数教职工参与，但绝大多数编辑人员及撰稿者应是学生）。而后者的主办编辑人员，则是属于机关、厂矿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显然，这两者是不大相同的。前者以十多二十岁的在校青少年学生为主，后者则主要是有社会经验和实践的中青年人。
这样，就大致可以断定，真正的“红卫兵小报”，其主办者，包括一切采访、编辑及撰稿人员，其主要是在校学生。在校学生，自然属于民间的，纯业余的非专业新闻人士。
而“造反派小报”，其主办者及编辑、撰稿人员，则肯定要复杂得多。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指红卫兵之外），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其中包括形形色色的各阶层人士，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甚至包括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以至公检法人员、军人等。这样，原来身处各类报社、电台、杂志社等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等新闻专业人士，肯定有相当部分加入了“造反派”行列。不排除这些人参与文革小报的编辑、组版及采访撰稿等具体事务中。
由此可以说，文革小报中的“造反派小报”类（占整个文革小报的大多数），就不完全是纯民间的业余人士所为，而肯定是有一定数量的新闻专业人员参与其中，只不过这时他们的身份已不代表其供职的官方媒体而已。
问题是，这个数量究竟有多大？这也是在文革小报研究中，笔者深感兴趣并一直在关注探索的一个问题。当然，最有发言权的，是当年曾经参与过文革小报编辑等活动的人士的回忆文章或记叙材料之类，但可惜迄今为止笔者未曾见到过任何一篇谈及参与主办编辑“造反派小报”的相关文字和材料。看来，似乎经历过这类事的人士不愿意提及当年那段往事。仔细一想，也情有可原。正如许多文革亲历者不愿意承认自己当年是“造反派”一样（毕竟，在当局彻底否定文革的今天，承认自己参加过“造反派”，并不是那么光彩的事），一些人肯定也不愿对人谈及当年曾编辑过（甚至很热衷）造反派的文革小报。
如此，这一问题只能暂时依靠对相关资料（尤其是原始材料）研究探索来获得了。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经过不懈的努力，笔者终于在一份上海小报提供的相关材料中，找到了一些答案。而且，更让人意外的是，其揭示的是当年在全国都属于有相当影响的上海“工总司”机关报《工人造反报》的编辑部人员构成情况，这应当是很有代表性，以至具有某种“标本”意义的。
由上海出版界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的《造反》，是一份4开小报，从创刊到1968年9月“奉命”停刊，共出报60期，在文革小报中，也算出刊较多者。
1968年夏，为迎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出版系统，上海市出版系统革筹小组派出数支所谓“出版革命调查小分队”，赴上海一些工厂、农村，及解放军驻沪部队等基层单位作调查及召开座谈会，“向广大工农兵请教”。之后，其小报《造反》已成“停刊号”的第60期第1版，以《工农兵谈出版革命》为题，刊载了一份比较详尽的“座谈会纪要”，摘登了所谓“工农兵代表”的发言。其中一位被小报编者称为“同济大学‘五七’公社青年教师”的发言，就谈及有名的上海《工人造反报》当时编辑人员的构成情况。报载的该青年教师发言全文如下：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据了解，《工人造反报》三十几个编辑，其中二人来自《新民晚报》，三人来自解放军，其余全是产业工人，其中有的58年还是文盲，但他们的报纸搞得多好。出版社的编辑队伍也要走这一条路，要有一支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编辑队伍。

从同济大学这位青年教师的发言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工人造反报》编辑部的组建规模和人员构成情况。其一，《工人造反报》有编辑人员30多人，这在当时算一个中等偏上规模的编辑队伍。《工人造反报》非日报，而是大致维持在每周两期的出报量，这样的出报量，30多人的编辑队伍应是足以对付的；其二，30多编辑人员中，有两人来自《新民晚报》（文革初期改名为《上海晚报》，1967年2月停刊），算是新闻专业人士。其他3人来自解放军，有可能是部队新闻干事或报刊通讯员之类，其余皆为工人。尽管前两种人所占比例不大，但还是由此可以证实，文革小报的编辑队伍中，有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参与其中。
此外，还应当指出的是，京沪等大城市一些新闻单位造反派所办的小报，如北京的以“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新闻分会”名义办的《新闻战线》，以“首都新闻批判联络站”名义主办的《新闻战报》，以及新华社“新华公社为人民服务红卫兵”主编的《新华战报》，上海新闻界革委会（新革会）主办的《新闻战士》等，这些造反小报的编辑人员，肯定是以专业新闻界人士为主无疑。

5、文革小报也发“记者证”

“记者证”是报刊编辑部从事外出采访活动的人员，证明其新闻采写资格的身份证件。一般来讲，只要是正式注册的报纸、杂志社、电台、电视台等，都有外派新闻采访人员的资格，其外派记者持有“记者证”从事新闻采访活动，既合理又合法。
建国以来，我国的报刊全为官办，纯粹民办报刊几乎没有。因之，“记者证”的持有和发放，就成了极带“官方色彩”的行为，管理甚严。
文革小报的兴起，以及其后在各省市遍地开花，甚至在社会上走红那段特殊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时中国新闻报业的格局和现状。各类小报，均为红卫兵及造反组织自办，编辑采访人员，自由确定，且随意性很大。其“编辑”“记者”资格，并不一定要经某个权威机构认可。这也是文革小报的一种特殊性所在。从这个角度看，文革小报发“记者证”，也就不足为奇了。尤其是当时有势力，有影响的主流小报。
不过，尽管如此，笔者却从未真正见识过当年文革小报的“记者证”是个什么样子。这些年，在各地旧书报藏品市场上，笔者也特别留心，看能否找到这类证件，以开眼界，并作资料留存。可是总未能如愿。各城市古旧品市场上，各类“红卫兵”“造反战士”，以及“上山下乡”之类的证件、胸标、袖章见得不少，小报、资料及各类文革杂件也可寻觅，就没见过当年小报的“记者证”。
当然，关于小报也发“记者证”的信息，在当年的小报上还是偶尔能透露出来，让外界及后世知晓其事。
笔者见到的关于文革小报“记者证”最早的信息，是在上海《红卫战报》刊载的一则《启事》上。1967年4月7日出刊的《红卫战报》第32期，第4版右小角有一则《本报启事》，该《启事》共有4条内容，其中第4项为：

四、自即日起，本报工作人员一律使用横式白底红字记者证，原竖式白底黑字或其它证件统统作废。

《红卫战报》是上海最有影响的红卫兵报纸，最早由“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主办，因“《解放日报》事件”而闻名全国。以后，因著名的“炮打张春桥事件”，“红革会”遭到重大打击，《红卫战报》改由“红卫兵上海司令部”主办，但一直是上海红卫兵小报中的主流报纸，其在上海的影响和地位是其他红卫兵报纸不能取代的。
也正由于这种因素，《红卫战报》才敢于公开印制发放自己的“记者证”，而不担心受到当局的干预和责难。《红卫战报》这里向公众“声明”用“横式白底红字记者证”，替换原先“竖式白底黑字”的“记者证”，想必自有其内在缘由。但由此也可推断，《红卫战报》发放“记者证”也是由来已久的事，大概在其创刊不久的1966年11月或12月份，即已在开始发放、使用“记者证”了。因之，1967年4月初，才有换证之举。
此外，笔者见到的关于小报发放“记者证”的另外一个证据，是在1968年8月14日出刊的上海《财贸战报》第56期，其第4版左下角刊有一则《声明》，全文如下：

声 明
兹遗失本报记者证一张（白底蓝花纹，编号104），特此声明作废。
本报编辑部

上海《财贸战报》，是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财革会”）主办的一份小报，创刊于1967年3月。上海财革会，属于上海市整个财贸系统造反派的大联合组织，与上海“公革会”（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新革会”（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等，属于上海“工总司”下面几大主要的归口造反组织，颇有影响和势力。因此，直到1968年下半年，其他小报纷纷停刊关门之后，《财贸战报》也出刊得很正常，而且与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报》，以及文艺口的《文艺战报》，体育口的《体育战报》等少数小报一样带有半官方的特点和性质。所以，《财贸战报》敢于像正宗官方报纸一样发放“记者证”。想必也是经过了官方（上海市革委会或某个部门）的某种认可。
从这则《声明》看，《财贸战报》所发的“记者证”，不是以“本”论，而是以“张”论。因此这份“记者证”极可能是单页样式，“白底蓝花纹”，“花纹”估计是带有“防伪”的功能。
笔者推断这份《财贸战报》带有某些办官方性质，从这则《声明》旁边编辑部刊载的一则无头“启事”和“通知”上，也可以得到佐证。这则无头“通知”内容如下：

为了及时了解、交流各单位动态，请各区、局、公司各级革命委员会（或革命群众组织）将所编印之油印小报、简报、动态等刊物按期寄赠我编辑部二份，以便刊登或参考。
本报编辑部

文革当时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属于党政合一的政权机构，《财贸战报》敢于用这种语气，向不仅是各公司革委会，而且向各区、局革委会，发出这种似乎上级对下级说话的指令性“通知”，若是一般群众组织的小报，是不能够以这种语言说话的。
这也是笔者所见到的关于小报“记者证”的另一则信息。

6、文革小报的征订与发行

文革前与文革中，中国的报刊发行只有单一的渠道，即通过邮局征订和发行。而一些企业和机构自办的“内部报刊”不在邮局发行之列，只能自行寄赠交换。
文革中蜂拥而起的红卫兵、造反派小报，均是民办性质。一般来讲，在早期多数是寄赠传阅和交换，少部分拿到街头叫卖，带有自办发行的特点。按当时的规定，只有官方或被官方认可，有正式期刊号的报刊，才有资格通过邮局渠道公开征订发行。另一方面，邮局征订发行，就必须要求报纸按期准时出报。而这一点，绝大多数小报因资金、纸张及印刷条件等限制，都不可能做到。其出刊带有很大随意性，出刊时间及每月可出期数均难以事先确定。这也是邮局发行的最大难题和障碍。
但对大多数红卫兵、造反派小报来说，出刊发展到一定时候，通过邮局正式征订发行，又成了主办者的一种梦想或者说渴望。因为，在社会公众心目中，这标志着一种身份地位的官方及社会认可。邮局正式发行，表明已进入官方渠道，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别。此外，邮局征订发行，确实可以扩展小报的发行覆盖范围，扩大其影响。因之，通过邮局正式公开征订与发行，成了大多数已成气候的小报追求的目标。
最早通过邮局发行的，自然是那些具有相当政治背景、相当政治势力的主流小报。笔者见到的较早在报上刊载改为通过邮局征订发行启事的，要数清华《井冈山》。
1967年1月11日出刊的清华《井冈山》第9、10期合刊上，以“井冈山报社”的名义，刊出一份《本报启事》。全文如下：

本报启事
本报自六七年二月份起由邮局负责发行。凡北京市读者皆可到本市各邮局办理订阅手续。每月出版六期，订价一角二分。邮局现已开始办理，欢迎广大革命群众订阅。
我们热烈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也诚恳希望读者提供批评建议，监督我报工作，共同办好本报。
另外，上海、广州、杭州、西安等地还将设立航空版代印点。外地革命群众可径向当地清华大学联络站联系订阅。
井冈山报社 1月9日

清华《井冈山》1966年12月才创刊，创刊仅一个来月，就实现了通过邮局征订发行，由此可见清华《井冈山》能量之大。自然，如同首先搞起“航空版”一样，这与蒯大富控制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有中央文革小组这个硬后台不无关系。
北京红卫兵小报实现了通过邮局发行，上海也不甘落后。由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合办的《红卫战报》，因引发“《解放日报》事件”搞瘫痪了上海市委而名气大扬，成了上海最有影响的红卫兵主流小报。“一月风暴”高潮中的1967年1月下旬，其在上海首先实现了通过邮局征订发行。1月25日出刊的《红卫战报》第20期，在第3版刊载了一份《本报启事》，称：

为了适应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需要，为了满足广大革命造反派同志的要求，根据广大读者的意见，本报自一九六七年二月份起交邮电部门发行，在本市接受订户，同时零售。本报五天一期（逢五日、十日出版），每期对开四版，售价三分（六版售价五分）。每月订价一角八分。本市读者如需订阅，可向就近邮电机构和报刊门市洽办预订手续。工矿企业、学校、机关等单位，需要订阅的，希望组织集体订送。

《红卫战报》在上海实现通过邮电部门征订发行，比上海“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报》时间更早。上海以后通过邮局征订发行的小报，还有《财贸战报》《文艺战报》《体育战报》《上海红卫兵》等。
京、沪两地开了先例，之后全国各地（尤其是省会等大中城市）一些主要的小报，也纷纷予以仿效，先后将小报通过邮局发行。一度时间，一些主流小报基本上做到了与官方正式报刊平起平坐，读者及社会大众可以在邮局订到该报。这也是小报进入繁荣期或社会主流地位的标志之一。
尽管1968年之后，红卫兵、造反派办的小报已经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但对各地尚存的一些主流小报来说，这种通过邮局发行的既有格局还是维持了很久，甚至一直持续到小报的最终消亡。上海“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报》自不必说，以其他外省市来说，如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主办的小报《红色风暴》，直到1969年春仍在报上刊登启事公开征订。1969年3月下旬出刊的《红色风暴》第221期、224期等各期，连续在第4版刊有一则以“省邮电管理局革命委员会”和《红色风暴》编辑部联合刊登的《欢迎订阅〈红色风暴〉》的“启事”。“启事”说：

第二季度的《红色风暴》已开始收订。按月收订，破月不订。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及时向当地邮电局（所）办理订阅手续，以免脱订。

该报第4版报脚编辑部地址处，还特别印有一行小字：“订阅处：全省各地邮局 订费：每月二角 零售：每份二分”。
可见，由于某些因素或政治势力在起作用，中央已经明文规定自办发行、自负盈亏的群众组织小报，仍然大模大样地享有官方正式报纸一样的待遇。

7、文革小报是否使用过繁体字

文革小报是否使用过繁体字，这也是海内外学者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古阳木先生《红卫兵小报兴亡录》中，引用海外学者的看法，对此持否定态度，其中有这样一段表述：

据旅美华裔现代文学专家唐德刚先生的判断，由于红卫兵报刊在研究中的走俏，港台等地还出现了伪造的红卫兵报刊。其依据是，在他过眼鉴定的红卫兵报刊中，有不少是用繁体字排印的，用语也有些港台流行词汇。其实，前者并不能作为依据。“文化大革命”前夕，虽然公布了两批简化字，但红卫兵组织印刷报刊时条件有限，不得不仍旧使用一些尚未作废的繁体铅字，尤其是在外地中小城市，较为普遍。即使在北京、上海出版的红卫兵报刊中，也常常可以看到繁体字的使用。（古阳木《红卫兵小报兴亡录——中国报刊史上的乱世奇观》）

应当说，古阳木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旅美华裔学者唐德刚先生的判断有误。是否使用繁体字，并不能作为鉴定文革小报真伪的依据。笔者接触到的实际情况是，文革小报中使用繁体字的现象，不仅存在，而且比较常见。因为当年许多小报是在一些小印刷厂排版印刷的，而那些小厂出于成本及排版工人工作习惯等方面的考虑，并未将原有的繁体铅字全部更换为简体铅字。
当然，通常情况下，文革小报是繁简字混合使用，而且以简体字为主，繁体字只出现在个别地方，特别是一些字号字体不常用的文章标题中，不占主要篇幅，也不是在小报中大量存在。
也因此可以说，如果一份文革小报，其全部或大部分使用繁体字，既基本可断定此为“伪品”无疑。

8、编辑部出价向社会公众回收自己的小报

四川成都的《惊雷》，是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财贸分团所办的小报，每期基本上是对开大报，套红印刷的格局，在成都算得上造反派主流小报之一。1967年7月1日，《惊雷》编辑部在自己的报纸以及兄弟团队办的一些小报上，刊出一则《启事》，内容如下：

《惊雷》编辑部启事
为满足外省外地读者需要，现特向本市革命读者原价回收3、5、7期《惊雷》各300份。回收地点：反帝路南段市财干校《惊雷》编辑部。
1967、7、1

编辑部出价向社会公开回收征集自己的过期小报，这倒是个趣事。而且所需量达300份之多。分析起来，小报编辑部向社会回收自己的小报，大致有两种可能。其一，这几期《惊雷》小报上，一定有比较受人关注重视的内容，真正有外省市读者来信来电索要购买；其二，其中大部分，可能是同有联系的外省外地的造反派团队或小报编辑部作资料交换之用。因编辑部现有存报已不敷使用，只好向社会公众作价回收以应急。
笔者以为，两种可能说不定均同时存在，但后一种可能的因素更多一些。这就是说，随着造反派执掌文革运动控制权的主导地位在各地的确认，不同省区的造反组织（包括其小报编辑部）彼此之间交往联系增多，互相交流信息，交换小报及文革资料的情况，也逐渐多起来，致使编辑部存报不足，遂有回收小报之举。
从这几期《惊雷》之内容来看，第3期出刊于四川“二月镇反”之前，正是成都军内外造反派围攻成都军区的高潮期的1967年2月14日（3天后，中央军委“二一七信件”下发，开始大规模“镇反”）。由此，这期《惊雷》的全部版面，几乎都是对成都军区领导指名道姓的露骨攻击和丑化。第1版的社论《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即是公开号召同军方斗争，甚至夺权。其中，“成都军区黑司令部必须彻底砸烂”“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黑司令部就是成都黑司令部，二者不容混淆”“这样的黑司令部难道不可以炮打吗？”这类针对军方的攻击言辞比比皆是。该社论甚至煽动性号召说：“一切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战士揩净身上的血迹，迎着刺刀和枪口英勇地向着成都军区黑司令部冲锋了！”“同志们，战友们！迎着刺刀、枪口，用鲜血和生命去迎接大夺权斗争的最后胜利吧！”
翻开第4版，《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的竖式通栏大字标语映入眼帘，并用《砸烂甘渭汉的狗头！》这种充满侮辱性的语句作大字标题，发表成都军区机关红色造反纵队的长篇文章，指名攻击当时实际主持军区工作的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同时，还刊有一幅丑化军区领导的漫画《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第3版的通栏标题是：《挖掉贺龙埋在成都军区内的黑线》。像这样猛烈，露骨（甚至有些恶毒）地攻击军方领导人的，在小报中也确实比较少见。大概也正由此，成都军区主持的“二月镇反”中，《惊雷》编辑部及相关人员，所受到的镇压打击也最严重。
不过，到了1967年6、7月份，造反派再次崛起，成都军区领导班子因“二月镇反”等问题被中央高层指名批评，并被改组，同时为当初的镇压造反派行动全面认错。形势的变化，让《惊雷》等小报，大有扬眉吐气之感。这时在2月率先拼命攻击军区的《惊雷》，似乎又证明了当时举动之正确，《惊雷》第3期由此成了抢手货，倒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惊雷》第7期之走俏，则是因为其用了整整两个半版的篇幅，刊载了题为《张西挺同志的揭发控诉》的长文。这是身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的张西挺，于1967年5月29日在四川大学“八二六”召开的“揭发控诉李井泉滔天罪行大会”上的长篇发言，根据纪录整理成文。其中主要是叙述从1950年代起，她和刘结挺与李井泉“长期斗争”的经过以及因此受打击迫害等详情。张西挺这个讲话全文，后来成了四川以及省外众多小报竞相追捧的热门材料，纷纷予以转载或摘登。因此，抢先全文刊载这个讲话的《惊雷》第7期（6月3日出刊），走俏街头，造成《惊雷》编辑部自己也断货，只好向社会示价回收。
《惊雷》编辑部在省城街头公开回收自家小报后没几天，在成都也算小有影响的《炮声隆》等小报，也参加进来凑热闹。
1967年7月12日出刊的《炮声隆》第10号，在其第4版上刊有一则措词简短的《启事》，内容如下：

启 事
为了满足省内外广大读者要系统了解本报的要求，特原价回收《炮声隆》创刊号和第5号各三百份。
回收地点：成都永兴巷招待所《炮声隆》编辑部发行组

《炮声隆》是“东方红11•16战斗团”主办的小报，属于“八二六”派，在成都地区有一定影响和地位。行事风格，在省城小报中，也算得比较活跃那一类。大概受了《惊雷》小报的启示（《惊雷》那份《编辑部启事》，在《炮声隆》上也刊载过），所以也刊登《启事》来回收自己的小报。不过，它要回收“创刊号”300份，恐怕难度比较大。一是“创刊号”出刊时间较久，失散量相对更大，不如近期出的小报存世量多。二是从收藏角度看，“创刊号”价值比普通小报更大，再按出刊时的市价每份2分回收，拥有者自然不会乐意（文革当时，有心搜集保存或专门收藏小报的“爱好者”，已经大有人在）。
《炮声隆》第5期在编辑部回收之列，则是在于所载内容有引人瞩目处。依笔者所见，这期《炮声隆》上的所谓“重头文章”，有以下几篇：一是第1版头条转2版的综述《成都地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二是第2版的《我们用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武装保卫成都”速写》（“武装保卫成都”是当年成都两派争议很大的一个口号）；三是第4版《谁在制造分裂？——关于5•23、5•24大会及其会刊的内部消息》。此文由“四川日报造反到底《知情者》”供稿，详述两派围绕“5•23”“5•24”大会及其会刊的分歧和争斗情况，颇多内幕披露及可读性。《炮声隆》第5号行情看好，大致在于这些原因。
顺便提一句的是，《炮声隆》这份《启事》上提到的回收地址，在成都市永兴巷招待所的《炮声隆》编辑部发行组。永兴巷是成都闹市区的一条小巷，离最繁华的春熙路不远，但闹中有静。当年这里是西南局的一个内部招待所，有一幢小楼和两幢平房。庐山会议遭难后的彭德怀，文革前的1965年下半年，被毛泽东重新委任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11月下旬离京赴川，就被安排住在这个位于永兴巷7号的招待所内。直到1966年12月底被中央文革授意的北京地质学院及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揪押回北京，差不多1年时间，被发配来川的彭德怀元帅都独居在这招待所的几间平房内，以此为家。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强占强夺成风，看见大街上好的房屋楼层，均可任意进驻霸占，改作自己的“司令部”或办公室等。《炮声隆》编辑部设在这里，大约也是当初强行进驻占据的吧？

9、文革时北京、上海的小报交易市场

文革小报，是一种特殊的报纸，除了报纸通常意义上的新闻性功能外，还因其大胆出格的揭露性内容（尤其针对中央高层及省市当权者），以及五花八门的，甚至耸人听闻的猎奇类文章，当然还有那些表达文革思潮和理念的政论性文章，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读者。同时，那些关于重大事件（包括武斗）的赤裸裸的记叙描述，不仅具有情节性、可读性，而且对满足公众的窥视欲和知情权方面，也很有吸引力和优势。因此，一些文革小报在当时就成了人们追捧搜寻的对象。尤其是对北京及主要省市的知名小报，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各类政治人物）对之兴趣更浓。
然而，从各种小报来说，受地域及种种条件限制，无论其印量多大，发行范围毕竟有限。而且，哪怕同一个省份，同一个城市，小报鼎盛期，其种类形形色色，多不胜数。作为个人，能接触到的，自然也只是其中一部分。这样，对有心人来说，如何利用已有的资源去换取等价物，就成了一种必然选择。同如开始时的毛泽东像章交换市场一样，文革小报等文革资料的民间交换（或者称作“地下交换”）市场，在文革当时就自发形成，而且很快发展到一定规模。
据了解，全国当时一些主要城市，都有这种民间自发形成的地下交易市场。而又以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的小报交换最具代表性。
北京当时小报交易，主要在长安街西单路口一带。前门附近，则是毛泽东像章的交易市场。相比而言，交换小报的市场没有交换毛泽东像章的市场规模大，人数也相对较少。而且，毛泽东像章的交换者以红卫兵学生和年轻人为主，也有成年人。但交换小报的参与者，则多是成年人，学生模样出入其间者较少。交换方法如同1980年代在国内好些城市街头冒出来的“自由市场”一样，人群围成一圈一圈的，先是交谈，然后展示自己的“藏品”。一般交易原则，是1比1的对等交换。当然，内容好或特别出奇的，也可能一张换两张甚至更多。比如，那期载有遇罗克《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可以1张换4张不同的小报。
曾经参与其事的北京杨志明先生，文革后曾专门撰写过一篇题为《换“小报”》的回忆文章，记叙自己当年在北京街头交换小报的经历，颇多有趣处。杨先生说：

那时小报太多了，你不可能都买全，特别是那些抢手的报纸。为了得到更多的新的更有刺激性的小报，我常常会在发现一种内容抓人的报纸后一下子买十几份，然后再去和别人交换。我去换小报时常背一个破旧的军用书包，里面装着用来和别人交换的小报。（杨志明《换“小报”》，载《那个年代的我们》上卷第306页，远方出版社，1998年9月）

特别有意思的是，文中讲到他一次换小报的奇特经历。因为遇罗克所写的《出身论》引起他发自内心的共鸣。他曾用4份小报交换了一份刊有《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后来，那期《中学文革报》重印，他获得消息赶到北京4中，一下子抢购了十多份。第二天即带上这些报纸打算去西单路口交换。在等公共汽车时，他拿出一份《中学文革报》边读边候车，没料到却被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盯上了。汽车来了，他上车，那人也跟着上车。坐了几站，他下车再转另一路车，那男子也转车。他以为遇到了“便衣”，心慌了。坐了两站，又匆匆下车，没料到那男子也下车一路跟着。正当他想拔腿就跑时，那中年人突然主动向他打招呼说：“小同学，你那份报纸是从哪儿买的？”原来，一场虚惊，对方不过是北京一位中学教师，因看上了那份载有《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才一路跟来。后来，这位中年教师将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杨志明引到位于西城区的家中，用他收集的好几份其他小报，换了一份《中学文革报》，双方皆大欢喜，满意而别。
上海文革当年的小报交易市场，据金大陆著《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所述：“1967年第二季度以来，上海的小报‘交易市场’就已经自发地形成了，且以南京路为‘主轴’——从浙江路到西藏路，再从美术馆到静安寺进行运转，并放射到四周的黄埔区、卢湾区、静安区、闸北区、徐汇区等热闹地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下卷第245页）
分散在静安寺，以及与上海美术馆一墙之隔的一条小弄堂等几个地方的小报交易市场，也是群众自发形成的。开始也是交换像章等，后来发展到交换小报、传单以及其他文革资料，主要光顾者是对此有兴趣的爱好者，当然，其中也有少数借此搞转手买卖，高价出售的投机者，有的甚至公然摆起地摊售卖，颇有几分热闹。
终于，这情况引起了一些“阶级斗争觉悟”高的“革命群众”的不满和愤慨，并投书“揭发”，要求相关方面予以制止和打击。
1967年7月4日，几个月前曾引起毛泽东关注过的上海《体育战报》第18期，在第3版上刊出以《坚决抵制交换“材料”这股歪风》为题，刊载一封“革命群众来信”，并专门加了“编者按”。来信中说：

近来在静安寺，上海美术馆隔壁弄堂等地，我们经常看到聚集着人群，他们带着各种材料、文件、报刊在交换。他们有的拿在手中叫唤，有的放在自行车后垫上等换，有的干脆在地上摆书摊。他们不仅互相调换，有的甚至做起买卖，最盛行的是一种“搭货法”，例如出售一本材料，要搭买一元钱63年的旧报纸，这不是变相的贩卖又是什么？还有个别坏分子转手倒卖，高价出售。例如一本打倒刘少奇的材料全集，买进七角，卖出一元，明目张胆地进行投机活动。此风必须立即加以抵制！对投机倒把者必须坚决打击！

这封来信署名“革命群众”，这是文革时期写检举揭发材料的典型做法，不露真名，只写“革命群众”。《体育战报》为发表这封“革命群众来信”，还专门加了一个“编者按”，将此现象上纲为“阶级斗争的反映”。“编者按”称：“最近上海有些地方出现了一股调换文化革命材料的歪风，这与前个阶段调换纪念章的歪风一样，又是一股‘货真价实’的投机倒把歪风。从群众来信揭发的情况来看，这次调换材料的歪风，比调换纪念章的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十分痛恨，这完全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对此，我们希望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配合公安部门立即采取革命行动，取缔交换材料场所，严办投机倒把分子。”
《体育战报》发表这封“革命群众来信”及“编者按”后的第二天，上海有关部门在相关地区造反组织和“文攻武卫”人员的配合下，果然采取突击行动，取缔了这些文革小报及材料的地下交易市场，还拘押了一些人。从此，上海的小报及文革资料交换，才真正转入了“地下”，一些人只敢偷偷摸摸私下交换，再不敢明目张胆在街头公开进行了。不过，没过多久，这些民间交易活动，又呈死灰复燃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有这种需求。
这种民间的交易活动，时断时续，一直持续到文革后期。全国其他大城市情况也与之类似。

http://linbiao.org/forum/viewtopic.php?f=22&t=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