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航：与上海学者谈合作编辑文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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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海学者谈合作编辑文革资料

李晓航

从2011年最后一期《记忆》上获知，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金大陆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正在筹建上海文革资料库，并打算编辑《上海文革史料集》。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信息。他们的工作与我个人多年来所从事的文革资料收集与研究，不谋而合。如果与他们合作开展此项工作，取长补短，良性互动，应该会有好的成效。
随即打电话给上海社科院，找到金大陆研究员，向他表明我的合作意愿。得到他热情回应后，给他发出一封邮件。我在邮件中说：“你们的眼光和胆识令人敬佩！如果有机会，我很乐意与你们合作交流，当然这种合作交流不应仅限于资料的交换，最好能选择一个项目，比如编辑《上海文革史料集》之类。”
当日，收到金大陆研究员的邮件，他说：“我与复旦大学金光耀教授正式谈过一次你的情况。你广泛收集文革资料的行为令人尊敬。我们正在复旦大学建设一个文革资料库（副本在社科院），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相互交流一下。我们可以到你那儿去，你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
我的想法是，通过一种恰当的方式，使我多年收集的文革资料成为文革研究的共享资源，设想从双方的库存中挑选一部分有价值的文献，合作出版《上海文革史料集》。
经多次沟通，金大陆研究员认同我的想法。他在邮件中说：“从我们两处选定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合作编选《上海文革史料集》的思路是对的，我和光耀也有这样的计划，今年就可能会有三本问世。至于怎么编，哪些资料是有价值的？还要认真讨论。我以为一些‘大路货’、流传很广甚至我们已列入开放的材料，没有编选的价值。一些少见的价值高的才有编选的必要。”并告我：“我和光耀教授已决定10日傍晚到襄阳，我们时间很紧，希望当晚就能见面，谈谈相互的看法。宋永毅的文革电子版资料库做了很大的贡献，将社论和首长讲话，及相关文件、公报等搜罗一遍，为跨进文革研究的大门铺平了道路。复旦文革资料库则是区域性的，我们也不必与宋的工作撞车。所以，我们现在一是追求‘深部和细部’的资料，二是考虑先以纸媒的形式出现。我们已经搭建了《上海文革研究资料库》的工作平台，这个平台是开放的，以编号本的样式出现，你完全可以正式加入进来（你独立编，或与我们合作编都可以）。当然，前提肯定是迄今复旦文革资料库中没有掌握的资料，因重复编印没有价值。所以，我希望当晚就能谈出个结果，有了结果第二天再看材料。”
2012年2月10日下午6点多，金大陆研究员、金光耀教授乘飞机来到襄阳。金光耀教授的博士生王芳已先期抵达。金大陆研究员介绍了他们目前做的文革研究项目，一是上海文革口述史，分三部分，由三个人做，从海外回来的上海文革研究学者李逊负责工人部分，他负责红卫兵部分，金光耀教授负责干部和知识分子部分。二是在复旦建上海文革资料库，资料来源主要是上海的文革资料收藏者陈国康捐献的，原件放在复旦历史系，上海社科院存一套复印件。三是出上海文革史料集。
谈到合作事宜时，金大陆研究员希望我把所藏的上海文革资料纳入复旦文革资料库，像陈国康先生那样，以我的名义在复旦历史系建一个专柜，并要求学生使用这些资料时，必须注明出处。我解释道：“我自己也在做文革研究，如果把资料放到复旦去，我就无法使用了。这件事还是从长计议吧！”
他说明：“我说的在复旦建一个以你的姓名命名的专柜，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肯定会有一些后续的合作开发项目，因为正如你说：大家都是搞研究的。我们不一定要你的原件。我们的资料库建设也已经有较为厚实的积累。我想，或许我们之间可以交流、交换；或许我们可以花钱购买你部分材料的使用权，以补足我们的欠缺；或许我们可以合作编辑《上海文革资料选》等。或许你有什么新的想法，都可以一起商量讨论。我们现在花时间、花精力、甚至花自己的钱款，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目的，就是在复旦和社科院建设这个平台，带领一批硕士生、博士生进入中国文革研究领域，也为后来者奠定基础。”
好在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关键在于需要在方式上寻找一个契合点。我说：“正如你所知道的，只有在大量的资料储备基础上，才能扎扎实实做好学术研究。在你所开列的几种合作方式中，我对编辑上海文革资料比较感兴趣，资料交换次之，花钱买就不能称之为合作了，可以不考虑。编辑资料的前提是出版，但出版文革资料又面临很大的未知数，如果出版问题能解决，我觉得这可能是目前最好的合作方式。我的最终目的，是把我的文革资料转化成大家共享的学术资源。”
在上海文革史料集的编辑问题上谈得很顺利。金大陆研究员说：“关键的问题：一是看你处收藏和复旦文革资料库所收藏的资料是否重复。若复旦等高校的其它资料，复旦方面没有掌握的，则可编选。若你掌握的量足够撑起一本，你就独立编，我们帮你出。如果你的量只是一部分，我们也有一部分，就合作编。二是看资料的价值，即只要价值高，都可以汇总编选。每本资料集写一篇二、三千字的题解，并对资料所涉及的人物、地点、事件作注释。我们打算搭建这种开放式平台，出版一系列上海文革史料。出版方式有两种备选，第一种是正式出版，这种方式目前虽然比较困难，但可以争取。第二种方式是做成供内部交流的自印本。”
金光耀教授说，五十年代出的很多学术著作都过时了，但那时编的史料集，现在还在用。有些现在写出来的文章，当新的史料出来后，很可能就过时了。金大陆研究员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出这样的史料集，比出个人专著更有价值。史料集比个人专著更有生命力，引用的频率更高，价值更大，对研究更有推动力。
我感到，他们二位起意编这套上海文革史料集，是有战略性学术眼光和一定学术担当精神的，也表明上海的学术氛围比较开放。
最终，在共同编辑上海文革史料集的问题上，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
吃晚饭时，大家聊到目前文革研究现状，我说，各地虽然都有一些有成就的文革研究学者，但都是散兵游勇，单打独斗，缺乏沟通与交流，资源没有整合，许多潜在优势没有得到发挥。大家对文革研究的严峻环境深有同感。
上图：李晓航（左3）与金大陆（左2）、金光耀（右1）及金光耀的博士生王芳（左1）合影。

我问金大陆研究员：“写文革的书现在一般是很难出的，为什么你的《非常与正常》能顺利出版？”他说，这本书写的不是政治运动史，是社会史，审查容易通过。再一个原因是，负责审查的中央党史办的人对他“史料为本”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比较肯定。
次日，他们一行来到我家。我早已把整理好的上海文革资料分类摆放在茶几上。妻子忙着端茶倒水削水果。他们挑选了一整天，挑得很仔细，每一份每一页都认真过目，特别关注当时人们生存状态的细节信息。每发现一份有价值的资料，便评点一番，不时发出欣喜之声。对盖有群众组织公章的传单格外感兴趣。他们在整理上海一位当年造反派头头的工作笔记时，曾看到里面提到一个“集司”的群众组织，只知道是集体事业系统的造反组织，但这个“集司”的准确全称却讲不清楚。他们发现在我收藏的一份传单上面，盖有一个清晰的“集司”公章，“集司”的全称是“上海集体事业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这个公章解决了他们的一个难题，以这个公章为依据，可以对“集司”作注释了。
他们一边找资料，我一边与他们聊有关文革资料的事。王芳问及我“为什么想到要搜集文革资料？怎么会收集这么多？”我说：“我觉得文革资料是不可再生的历史资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资料会越来越少。做文革研究，必须掌握大量文革资料。我收集的重点是一些大城市的材料，大城市材料更能反映文革的过程和特点。收集的渠道，一是各地的旧书市场，每年利用到外地出差的机会，在各地旧书市场逛逛，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二是孔夫子旧书网。孔夫子旧书网是目前最大的文革资料集散地，我几乎每天都在这个旧书网上选购文革资料，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每天收拆全国各地寄来的文革资料邮件。每份资料都已编入目录，便于查找使用。”
金大陆研究员问及我的研究方向，我说：“我对各地的文革大事记比较感兴趣，打算做各省、市、自治区文革开始后三年的大事记，刚刚起头。但这项工作太浩繁，出版又很困难，所以暂时搁下了。”他说：“不要等。现在就做，即使出不了，做完了先放在那儿，不要等机会来了才开始动手，那就晚了。”
在挑选资料过程中，他自言自语道：“李晓航整理文革资料的方法是值得学习的，他的目录做得好。”我妻子接过话茬：“他的衣服放在什么地方，他都不知道，但他的哪份资料放在哪儿，他立马就能找出来。”我说：“我做文革资料工作，一是有兴趣，二是执着专注，三是注重整理。”
吃中饭时，我提到一件往事，东北的某所大学也很注重收集文革资料，曾经也想跟我合作出版资料集，但没有谈成，他们的合作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要我提供资料，但不署名，出版后送我一本他们编辑的资料集。另一种是我署名，他们出，但所有费用由我支付。金大陆研究员和金光耀教授对这种合作方式表示不认同。
他们仔细挑选了200多份上海的资料。但文革报刊部分没挑，因为他们未及做复旦文革资料库目录，没办法查对哪些是他们已经有的。如果他们手头有自己的目录，这事就变得很简单了，我建议他们尽快编制目录。
金大陆研究员说，从挑出的资料看，可以编四、五本，复旦大学大字报一本，揭批“四人帮”的一本，上海各大学的一本，上海首长讲话一本，“共向东”问题一本。这些资料中，有很多是油印的，字迹难以辨认，无法扫描，只能靠人工打字进行输入。

2012年3月14日于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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