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国义：我的非典型“保皇派”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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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非典型“保皇派”经历

庞国义

1964年8月，我考入重庆化龙桥虎头岩下的重庆二中（现为重庆29中分校）读高中。两年之后，一场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这些风华正茂、满怀激情却又单纯幼稚的学生，毫不容情地卷了进去，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
文革初期，由各地党政领导部署或授意成立起来，以“保卫党委”为主旨的群众组织，被称为“保皇派”（后来又改称“保守派”），我不慎误入其中，也就有了一段虽不典型却也有些戏剧色彩的“保皇派”经历。
我“被成为”赤卫军战士
1966年暑假期间，8月8日之后（大概是第二天），我在石桥铺街上邮局报栏全文阅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18日，我又在家中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播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心情极不平静。
第二天上午，家住井口的同学余永堃来我家，约我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于是我们一同匆匆赶回学校，恰逢班上几位同学正在商量组织红卫兵的事情。
我们十分崇尚解放军，为与其他班上的红卫兵区别，就把组织名称定为“八一红卫兵”，由我执笔仿照社会上流行的传单内容起草了红卫兵宣言和章程，并用蜡纸刻成传单，张贴在校内和化龙桥街上。由张××等同学将章程递交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得到一笔我们视为“巨款”的活动经费：15元，用来购买笔墨纸张和印制红卫兵袖章，于是我也当上了红卫兵。
其他学校尤其是沙坪坝地区的学校，学生运动已经闹得轰轰烈烈，有的已经杀向社会，师专还发生了著名的“八一五”事件，而我们学校因为地处被称为偏远“西伯利亚”地段的半山坡上，消息相对闭塞,却还在宣传贯彻“血统论”，把同学家庭分为“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和“麻五类”（中农、职员、教师、小商贩、自由职业者）。
班上几个“红五类”子女，到学校校务处查阅了每位同学的家庭档案，得知我的家庭成分是“小商”，属“麻五类”范畴。一星期后，当我再次从家中返校时，被“红五类”子弟张××没收了红袖章，他板着面孔严肃地告诉我，你属于团结改造对象，但可以参加红卫兵的外围组织。
那些属于打击对象的“黑五类”子女可惨了，我班的李××、汤××等同学被勒令每天到大操场拔草、做清洁，女同学刘××还被勒令交出共青团团徽。
我不甘愿当时代的落伍者，也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只要有机会就不能置身于革命大潮之外，于是迫切要求参加革命群众组织。9月初，一张贴在实验大楼的《东方红战斗队章程》引起了我的注意。大红纸上除了千篇一律地写着与其他组织章程雷同时髦的“宗旨”“任务”之外，“参加人员”中那句“欢迎一切劳动人民子女参加”唤起我的共鸣，“麻五类”属于劳动人民范畴，我的资格合符条件！于是，我邀约了同班同学余永堃、晏尔盈、兰培武一起去报名，得知战斗队的发起人是学校的两位年轻教师李开林（政治教师）和吴晋辉（化学教师，武斗后下落不明），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们参加组织。于是我得到第二个红袖章，正中印的是“东方红”三个大字，下面是“战斗队”三个小字。
参加东方红战斗队的同学很多，不几天就发展到两三百人，在学校算较大的组织了。我们知道社会上已经有了“八一五战斗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就议论着应该与社会上的大组织挂钩，哪知两位年轻教师从沙坪坝串连回来，宣布把组织名称定为“毛泽东思想赤卫军重庆二中东方红战斗团”，就这样，我“被成为”一名“赤卫军”战士。赤卫军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都是重庆官方授意和支持组织起来的，后来被称为“保皇派”。
我就这样成了“保皇派”的一员。
国庆节游行风波
当上赤卫军后，没有什么大的活动。
此时“八一五”派组织在社会上已经闹得天翻地覆，攻击“八一五是暴徒”的“八二八”事件也传得沸沸扬扬，我们却无所事事，天天在校内球场上打篮球玩。偶尔听到个别同样是“赤卫军战士”的女生从校外回来，说别人骂她们是“保皇派”、“麻子兵”，我弱智地自鸣得意，认为当今“皇上”就是毛主席，保他大方向没错，只是那个“麻子兵”听起不太舒服，反正我脸上没有麻子，就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1966年国庆节来临了，团部接到上级通知，要我们以“革命师生”名义参加国庆游行，于是我们在操场上列队练习了几天“一二一”，算是我在赤卫军唯一的一次正规活动。
国庆节那天清晨，我们几百号人身着清一色的白衬衣蓝裤子，怀揣语录本，提前就餐后列队出发，从化龙桥一路步行到李子坝，上“二层马路”（比嘉陵江岸坡上的化龙桥马路更高的上边一条马路），经桂花园抵达大田湾体育场外面的通道上指定位置等候。
团部告诉我们说，今年国庆节与往年不同，因为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八一五”搞破坏，要以造反组织名义举行游行，市里坚决不答应，仍旧按照“工农兵学商”的次序排列，所以我们学校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或赤卫军成员都不准戴红袖章，均以“革命师生”的名义参加游行。
几名大个子“思想兵”（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俗称）抬起四个厚重立体大字：“革命师生”标识牌走第一列，紧随其后的两幅巨幅标语架上写的是一贯奉行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9点钟过后，游行大队伍缓缓移动，经两路口、观音岩、七星岗，朝邹容路前行。我发现站立两旁的观众稀稀拉拉，而且面部表情也不那么热烈，与去年我当观众时的拥挤欢欣场面完全不同。
过解放碑了，我们一本正经地挥动手中的语录本，有节奏地呼着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整齐地通过主席台。主席台上站的是些什么人，我一个也没有看清楚，也不认识，但肯定没有原来的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任白戈，因为他已经被点名批判了。
过主席台后，我们不是向左朝民族路走，而是按照工作人员指挥，向右朝民权路而去，沿途不断有人催促我们：“快，快！”抵达较场口后，又有人招呼我们顺中兴路往下疏散。我疲惫地随人流朝前走，途中经过长江边的黄沙溪，才引起我的兴趣，不断朝四处打量。
我父亲抗战时期在黄沙溪码头当了多年的搬运工，抗战结束后第二年，才借钱搬到石桥铺开了一个小小的油腊铺，由此我的家庭成分成了“小商”。我暗自责怪父亲，你在黄沙溪码头多呆几年，我不就是“工人”家庭成分，不就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子女了吗？哪能像现在这样被没收“红卫兵”袖章！万幸的是没有钱买地办厂，否则成为地主资本家，那就只有下地狱受煎熬，子女的前途就更暗淡了！
经大坪、虎头岩回到学校，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意想不到的是，食堂居然准备好热菜热饭供我们免费饱餐了一顿，看来社会上流传的“保皇有功，麻饼两封”并非空穴来风。
晚上我们寝室十分热闹，班上那位“八一五”派同学黄眼镜（黄德福，家住重钢，工人成分）到寝室串门，张口就宣布：“今天的游行是个大阴谋！”把我们这些“老保”惊得目瞪口呆。他详细叙述了他的游行经历，我们才知道了我们游行散去之后发生的一幕。
原来，当“正牌”游行队伍快要结束时，排在尾部的队伍在七星岗附近按照市里早就策划好的方案，突然宣布解散，使紧随其后的重大“八一五”等造反队伍和“正牌”游行队伍中间立刻出现几百米空档距离，在这段空隙时间内，主席台上宣布游行结束，市委领导们迅速转移到市公安局内躲藏起来，避免了他们“检阅造反派队伍”的尴尬局面。
各大中学校的“八一五”造反派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和巨大的“集中火力炮轰市委”标语架，以及自己制作的手工油印机模型，手持纸糊的圆筒“排炮”，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冲破阻扰抵达解放碑时，主席台上已空无一人。然而这丝毫没有冲淡“八一五”游行队伍的斗志，相反人们更觉得市委几爷子的手段卑劣，“八一五”游行队伍在解放碑的声势更加壮观，特别是重庆大学的摩托车队和铜管乐队使人耳目一新，令人振奋，人们自觉地让开道来，鼓掌声欢呼声和“八一五、好得很”的声音连成一片，群众热情达到高潮。
黄眼镜他们经过解放碑，一直从民族路游行到朝天门才罢休，回校已经下午3、4点钟，食堂早已关门，只得等到晚上把中晚餐并做一顿吃，造反者饿着肚皮闹革命早已习以为常。
我不禁扼腕叹息：“唉，今年的闹热又看脱了！”
接班人队伍中有没有阶级斗争
1966年8月31日，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我们相信，全国大串连的革命行动，一定能够有力地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从学校广播中听到这段话，我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很想成为“中学生代表的一部分”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然而我很快冷静下来，“代表”们绝不可能有我们“麻五类”子女一份。果然，后来我们班上有两位“红五类”子弟去了北京，回来大吹特吹北京见闻，我沮丧地调头远离了那位神吹者，心理极不平衡，他的学习成绩最差，往常根本没有人瞧得起！
10月初，我们学校设立了接待站，许许多多来渝的外地学生在重庆火车站登记后，手持分配住宿地的介绍单在化龙桥下车，一路打听寻找到我们学校，我们这些赤卫军成员则负责搞接待登记，发放饭卡，引领他们到教室改成的寝室休息，睡好吃好后四处参观游览。
学校伙食团顿时热闹起来，一早一晚排起了长队（伙食团早上发放他们中午的干粮），都是南腔北调的外地口音，但以说普通话的居多。洗碗槽旁边的剩饭剩菜到处都是，有时一个个白馒头也被扔在地上，令人心痛可惜。一天早晨，这里终于爆发了一场革命行动。
一位梳着两根蜻蜓辫子的北京女一中学生，揪住了一个扔馒头的家伙（没有佩戴校徽），不依不饶地要那人捡起来吃下去。一大堆外地学生围在那里，叫嚷着问那人是哪个学校的，要查他的家庭成分，还要开会批斗他。那个学生害怕极了，果然捡起馒头硬吞了下去。
听着那个女生如同电台播音员般的标准普通话，心里很受用，我在日记里记下过她的话：“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个败类的行为是给我们红卫兵脸上抹黑，是给革命串连抹黑，对这种现象决不能容忍！我们一定要通知他的学校，严加处理。为了杜绝这类现象继续发生，我建议大家展开讨论，题目就是：‘为什么今天还有人浪费粮食？’‘我们接班人队伍中有没有阶级斗争？’”
不久，我看见食堂周围贴满了标语：“浪费可耻，节约光荣！”“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一堆收集起来的剩菜剩饭旁，贴着几个斗大的字：“同学，看见它你想到了什么？”最后那个问号画得很大很醒目。
我特意在接待登记簿上查到了那个北京女一中女生的名字，叫朱晓红。
原来“麻五类”也可以外出串连
在接待工作中，有幸结识了一名郑州航校的来渝学生郑福龙，他个子瘦高，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黄军装，一看就是个“革军”子弟。他希望我们陪他到渣滓洞参观，我和一位名叫朱荣凡的高一同学便陪同他一道上了歌乐山，没想到这次导游使我的人生道路出现了精彩的一段。
在渣滓洞、白公馆、杨家山、戴公祠游了一遭，我滔滔不绝地介绍解放前夕“11•27”大屠杀的情况，郑福龙听得津津有味，还提出要看《红岩》小说封面上那块“红色的岩石”和“沙坪书店”，我不由得笑了起来。
我告诉他，《红岩》是小说，里面有加工虚构的成分，真正的“沙坪书店”是没有的，那块“红色的岩石”是四川美协版画家的创意，听后他显得很失望。
我的同伴朱荣凡家住南岸，也是第一次到歌乐山，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好奇，他很腼腆，不好意思当着外地学生的面向我提问，总是笑嘻嘻地昂起“一匹瓦”分头，谦恭地听我给他们介绍情况。
——可惜的是在1967年8月3日，这个瘦小体弱的男生（当时已加入八一五派）无意中被人鼓动去参加武斗活动，在杨家坪空压厂中弹负伤后被反到底武斗人员用刀砍死了，死状极惨，尸体被埋进了沙坪公园的“红卫兵墓园”里。更不幸的是他的亲弟弟（重庆十一中初三年级学生）是反到底派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成员，8月18日在增援陈家坪五台山时遭八一五派伏击中弹身亡。
歌乐山之行当晚，我把郑福龙作为新结识的朋友领到我们寝室玩耍，与同寝室的余永堃同学见了面。
永堃性格直爽大胆，直言道出我们“麻五类”子女没有资格上北京串连的苦恼，希望能得到帮助。郑福龙听说重庆市委以阶级成分为借口，阻扰革命师生串连，立刻义愤填膺，说外地早就不讲血统成分了，谁都有资格上北京串连，新华社报道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就包括了不是红卫兵的老师和学生，他表示有办法帮我们搞到去北京的火车票。
第二天一早，我和永堃陪同郑福龙到了火车站售票处，那时大规模的串连活动刚开始，由于重庆各校的压制阻扰，从重庆本地出发到外地的人员并不多，排队办票的一般都是外地来渝后离开重庆的。郑福龙用郑州航校的串连介绍信，轻而易举地办了一张三位去北京的车票和一张一人到昆明的车票。原来他那张介绍信上写的是4个人，那张填着3人去北京的车票给了我们（这种一张票单上填写乘车人数的车票在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时间是后天，即10月18日，他自己留下了去昆明的个人车票，时间是明天。我们高兴地乘缆车上了两路口，带着他乘兴一路游到解放碑玩了大半天。
晚上，我俩邀约同班同学兰培武一道进行了密谈，决定我们三个“麻五类”子弟结伴，一道去北京见毛主席。兰培武是团小组长，余永堃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我们三人平时就是“死党”，彼此信赖，这次结伴而行，没有经过学校认可，也就没有串连介绍信，是要共同承担风险的。
难忘的北京之行
听说遵照市委指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纠察队在火车站严防死守，防止非红五类子弟外出串连。而北京对黑五类整得非常厉害，对非红五类子弟也不客气，有人去了北京也被清理出来。我们现在只能冒充外地学生进火车站，到了北京再相机行事。明天回家作必要准备，要严格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1966年10月18日凌晨5时，我们三人各背一个胀鼓鼓的书包（主要是语录本、换洗衣服、学习用具、盥洗用具等，学生证和钱、粮票揣在内衣口袋里），迎着拂面凉风从校园出发，静悄悄地朝菜园坝火车站步行进发。前景莫测，一路无言，生怕路上遇见巡逻队盘查。大家约定，一律只准说普通话，一口咬定是郑州航校的学生，学生证介绍信都搞丟了。
所幸10公里的公路上竟然没有遇见一个人，那些夜巡队恐怕都收班回家补瞌睡去了。
天色蒙蒙亮，我们进入一家亮着灯的小面馆吃了一碗小面，老板娘真的把我们当成外地学生了，问我们在重庆耍好了没得，为什么不多耍几天？我们含糊回答了她的问题，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我们心虚地在黑压压一片人头的候车大棚地上坐着，眼睛不断朝四面扫射，观察有无异动。好不容易到了8点半钟，喇叭里传来10次列车检票的消息，立即随着人潮涌向检票口，我紧张地递票给检票员说：“三个人。”她瞄了一眼票，顺手撕去一角，我们进站后像出笼的鸟儿一样飞奔登上一节空车厢，迅速在硬座上坐下，不一会儿就座无虚席了。重庆是这趟列车的始发站，乘客中除学生外，还有不少出差人员、探亲人员，所以还比较正规，但此后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们为此吃尽了苦头。
我仍旧密切注视着周围的情况，生怕“纠察队”人员突然上车盘查。直到9时正，列车一声长鸣，车轮缓缓启动，那颗悬吊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喇叭中传出激动人心的语录歌，一位女列车员进入车厢，指挥我们一齐高唱：“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有惊无险，我们如释重负，谁也阻拦不住我们了，可以开口说四川话了！沿途风景不错，绿色田地里许多社员向我们招手，我们得意地挥动语录回敬。
晚9点一刻，列车抵达成都不走了，要另换列车，这下乱套了，我们立即扑向一节卧铺车厢。永堃动作麻利地翻窗进入抢占了一个上铺位，我和兰毛（兰培武外号）没有抢到铺位，只好轮流上去与他挤着睡觉。
喇叭里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播出一条消息：“1966年10月18日，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50万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
我们条件反射地弹了起来齐声哀叹：“遗憾，晚了一步！”
窗外不再绿油油的一片，呈单一黄色，出现跟陕北一样的分散窑洞，好远才看见一个。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对面铺上那个铁路局青年意味深长地似诵似问。
蓦地，一片滔滔奔流的黄水出现在眼前，我们一齐惊叫“黄河——”
过黄河大桥，安阳、邢台、石家庄、保定……一个个车站抛在身后，离北京越来越近，心脏跳动利害！
女播音员动听悦耳的声音响起：“旅客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前面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城了，让我们高唱《东方红》，迎接即将到来的幸福吧！”我们兴奋地跟着唱了起来。列车缓缓驶进永定门车站。
并非想象那般恐怖，此时的北京，没有人拦截问我们家庭成分，我们随人流在一个体育场排队，按次序乘上大客车，被送到北京抗大战校（80中）住宿。
教室就是寝室，窗户紧闭，地上铺着稻草草席，靠墙四面是几排暖气管子，晚上不用盖被子，同寝室的十多个武汉师生后悔带了累赘的铺盖卷。
永堃拿着我们三人的学生证急忙到接待处登记，领了饭卡，每人还得到一本《十六条手册》、《纪念我们的文艺革命先驱鲁迅》，关键是得到一枚梦寐以求的毛主席像章，令我无比兴奋激动，立即在日记本里写上：
“一轮红日从胸中升起，红太阳照耀在我心里！”
10月21日，天气晴朗，我们一早赶到天安门广场，在茫茫人海中排队等候照相，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套上“东方红战斗队”袖章，手持语录本，在毛主席巨幅画像前留下“珍贵的瞬间”。
说起这个袖章令人尴尬，虽然我们已经更名为“毛泽东思想赤卫军东方红战斗团”，却没有换发新的袖章。有人指着袖章问我们为什么不是“红卫兵”而是“东方红”时，我们搪塞道：“‘北航红旗’袖章上不也没有红卫兵三个字吗？”
遗憾的是故宫门前贴着告示：“为了防备阶级敌人和一小撮坏人破坏历史文物，故宫博物馆暂停开放。”附近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没有对外开放。
在清华园和北大抄了整整一天大字报，主要是中央首长的讲话。我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关批判“血统论”的那段特别感兴趣：“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那些制造和散布这种血统论的人，如果愿意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上，就应该改正错误，停止散布这种谬论。”我在笔记本上抄了几十页。
晚上，我们安静地在地铺上整理笔记、传单，那边武汉师生在作小结。带队的刘老师突然说：“他妈的，今天看见我们武汉一个学校贴的通缉令，要把他们学校几个职员出身的学生从北京抓回去！”
我们这边三个“麻五类”不敢吱声，心里咚咚直跳。脑子里谭立夫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和陈伯达的“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相互打架，乱做一团。
10月23日，漫游中到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左边树林，鸟儿鸣叫，右边堤坎，绿水清波，浓浓树荫掩盖一段红墙绿瓦，竟是一所学校——北京市女一中，就是在我们学校揪住扔馒头学生的那个朱晓红的学校。我想她可能还在南国漫游串连，没有回校吧。
奇迹发生了，当我大声用四川话喊“兰毛”的时候，旁边人群中一个脑袋忽地转过来，居然是我们东方红战斗团的团长李开林老师。他是学校第三批赴北京代表团的成员，无比惊讶地望着我们。
我们“他乡遇故知”般地高兴，也不顾忌串连身份不合法赶紧围了上去。他却很平静，笑眯眯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最后一再劝我们尽早离开北京，说今后串连的人越来越多，乘火车更挤了。我的理解却是他怕我们学到造反精神，回去后要造他的反。
北京串连最大收获是证实了毛主席确实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知道了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代表革命路线，成员有周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工作会上作了检查，今后恐怕在劫难逃。
五天期限已到，接待站已经给我们送来去上海的火车票，催我们离京。我们错误判断毛主席已经接见红卫兵多次，不可能再次出来了，只好悻悻离京。但不管怎么说，此行北京，也算人生一段精彩乐章。
在上海接待站里打了一架
10月26日下午三点，623次到浦口的列车启动，车速很慢，有时“临时停车”达一个多小时。李团长“乘车更挤”的预言兑现了，我那天误解了他的好意。硬座车厢内人满为患，空气混浊，男男女女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挤作一堆，没有任何邪念地互相依靠着身体睡觉，互不干扰，秩序良好。
10月27下午，列车停靠在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一片嘈杂声音传了进来，伸出脑袋一看，原来对面一辆北上列车打破了站台井然的秩序。一群久候在这里的红卫兵开始攀登列车窗口，一个身背书包的十五六岁少年，两只手掌吃力地紧攀窗沿，身子紧贴车厢，脚离地半公尺远，意图从窗口爬进车内
意想不到的是，那车厢内同样戴着红袖章的学生却“啪”地一下关下窗门，沉重的窗门压住了少年手掌，他全身重量就靠这两张手掌支撑，这能坚持多久？
“简直比渣滓洞的特务还残暴！”车底下的人和我们这列车上的人都惊叫和责骂起来。
“妈的，对面车厢里是些什么人？快把窗户打开，让人家上去！”这是一个北京口音。
“你们还有阶级感情吗？”好像是湖北口音。
“小崽儿，坚强一些，坚持就是胜利！”典型的四川话。
那个少年受到鼓舞，咬紧牙关，满头大汗，一声不响地忍受着。谁知那边车厢里的人先是用拳头猛击那双被压住的手掌，继而竟用小刀在那无辜的手背上戳了起来……
车底下的红卫兵狂怒了，跳下站台从枕木上捡起石块朝那列车的各个窗口投掷上去，开始了一场混战。我们车内的几个女生吓得哭了起来。
结果不得而知，因为我们这列车恰好缓缓启动，离开了徐州车站。这血淋淋的一幕使我难受了很久，一直担忧那个少年最后怎么样了。在越来越庞大的串连队伍中，竟有人为了自身利益表现得那么残忍！
10月30日乘晚上11点钟的火车离开南京去上海，再次体会“乘车难”的滋味。下午6点就在车站外的候车队伍中排队，好不容易挨到11点，可是去上海的火车没有丝毫响动和踪影。
在冰凉的地上坐着，寒气逼人，一身疲软，睡意朦胧。我昏沉沉地靠在兰毛肩上，他一摸我的额头惊叫：“你在发烧！”立刻跑到站上医务室，要来几颗退烧药片，又端来热开水，叫我服下。永堃也拿出刚买的菱角叫我吃，我感到闷人咽不下。
不知过了多久，火车进站的消息像飓风扫过马路，平地立起一支庞大的队伍，人们一个紧跟一个，在灰黑的平房之间弯来绕去，天边现出鱼腹色，四周房屋轮廓越来越清晰，啊，天亮了，我们在这里整整等了12个小时！
当人们发现面前的火车时，队伍大乱，不顾一切地朝车上涌去。见车门口堵满了人，我们像铁道游击队员那样，飞奔窗口你推我拉爬上火车，“飞车”付出的代价是：兰毛上衣口袋里的眼镜架在攀越车窗时被压坏，我口袋里的眼镜片掉了一块，成为“独眼龙”，好在我们平时不是非戴眼镜不可。
车厢内已经饱和，我被挤在一个椅子角落，差点窒息。余、兰二位爬上了行李架，又被列车员撵了下来，我们挤在一起站了两个多小时，才出现空隙坐在地板上。因为服了药，又经过剧烈的攀车运动和车厢内大烘笼般的蒸烤，出了一身大汗，病魔居然被驱跑了。
上海外滩的市人委楼前人山人海，火药味十足，喇叭里响彻豪迈的战歌，从高楼大厦上撒下的传单如雪花漫天飞舞，“打倒陈丕显，火烧曹荻秋”的大标语比比皆是，几个戴高帽子弯着腰的人正在挨批斗。我们不知究竟，只能当看客。
在上海的七天里，我们到豫园参观小刀会遗址，到虹口公园参观鲁迅展览馆，到江南机器厂瞻仰一万二千吨水压机，去天马、海燕电影制片厂看大字报，还坐长途车去宝山县望大海。
在卢湾区工人俱乐部接连看了两个展览：一个是《抗大校史展览》，一个是《蔡祖泉杨富珍杨怀远红雷青年小组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晚上，在俱乐部澡堂洗了个热水澡（离开北京那天我们洗的冷水澡）。还破天荒地生平第一次看到了黑白电视，是播放中国与罗马尼亚乒乓球友谊赛。
离开上海前晚，与接待站同住一室的辽宁本溪学生打了一架。
那8个本溪初一学生卫生习惯太差，平时穿着球鞋在地面上的被子上踩来踩去，上厕所却不穿鞋，脚上还沾着尿水就钻进被窝。更恼人的是晚上嬉闹滚打，嘲笑我们四川话“把鞋子递过来”是“把孩子递过来”，“你们孩子多大了？”没完没了。还把那个多点控制灯开来开去，室内忽明忽暗，严重影响我们看书写字。我们多次劝告也无济于事。
晚上10点过，我们躺下休息了。两个本溪学生没有瞌睡继续练习摔跤，一个倒地正好摔在兰毛身上，平日脾气好得出奇的兰毛忍无可忍，大吼一声，翻身提起身上那个学生朝一旁扔了过去。另一个学生扑了过来，兰毛飞起一脚，把他踢翻在地。另外那六个学生“哇哇”直叫，立即围上来要抓打兰毛。我和永堃见兰毛两拳难敌十二腿，也立马翻身站起，各自就近抓住一个掀翻在地。
永堃大声喝叫：“全部不准动，谨防老子的砣子不认人！”
我也提起虚劲吼道：“都滚回去睡好，不然今天全部打下来趴起！”
接待站工作人员听见喧闹，立即赶来制止了这场混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返程途中的惊险一瞬
从上海到贵阳的车票是11月13日，我们不能傻等，决定提前一周出发，翻越栏杆进入天目东路的上海北站，在站内守候一夜。第二天下午，没有人检票，从站门开始一阵狂奔，见到列车立即翻窗进车厢，里面已经又是满员了，这是起点站，真不知这些人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上的车？
混乱中我与他们两个挤散了，随人潮被挤入一节软卧车厢走道上。
一个手提公文包的中年人，起劲拍打包厢门，门忽地打开，里面人堆中出来一个凶神恶煞的青年大汉，阻止中年人进去，双方争辩起来，操一口京腔片子的青年大汉蛮横地说：“我是北京红卫兵，就是应该优先坐车，你敢把我怎么样？小心老子揍你！”
中年人气馁了，嘀咕道：“好，你是红卫兵，惹不起，躲得起。我的软卧车票算白买了。”便朝另一节车厢拼命挤过去了。
我们一大堆人便在包厢外狭窄走道上坐下来，人挨人，人挤人，盘腿坐在书包上，因为无法抬腿换脚，一会儿脚就酸痛了。那些挤来挤去过路的，小心翼翼见缝插针下脚，还是经常踩到别人身上，灰尘和臭气直朝鼻子里钻，有什么办法呢，能挤上车就算不错了！
麻木地昏睡，手脚动弹不得。口渴得要命，厚着脸皮叫旁边的一位素不相识的女生把水壶借给我喝了一口，她没有拒绝。大家都不敢多喝水，因为厕所里也挤满了人，根本无法上厕所。
柳州过后，火车离了湘桂线，开始在黔桂线上驶行。窗外除了山，还是山，深山里的筑路养护工人向列车招手，他们的帐篷和炊烟，给大山带来一丝生气。
严重超载的列车在崇山峻岭中爬行，盘来绕去，速度很慢，没有检修的车厢吱吱嘎嘎地扭动作响，真担心拖不动，把我们扔在山里。
火车进入黔境，兰毛和永堃找到我们这节车厢来了，大家见面又亲切又高兴，毕竟回到大西南了。
独山，是抗战期间日寇唯一在大西南涉足过的地方，火车停下休息片刻。不知从哪里冒出许多农民，站在车下向红卫兵讨要毛主席纪念章，有的得到一枚，就欢天喜地离开了。
列车靠停车站，是我们例行“方便”的大好时机，平时大家都是翻窗子下去就对着车轮“扫射”。
兰毛尿急，从窗口跳下去，这个团小组长脸皮太薄，见下面人多，还有女生，忘记“屙尿不看人，看人屙不成”的习俗，急忙翻越站台栏杆，朝车站后面一间房背后跑去。
小站停车时间太短，不管他的百米冲刺速度有多快，站台上已经响起哨音，列车随之开始启动。
我和永堃双双挤在窗口，焦急地惊呼：“快，快！”探出半截身子，企图伸手拉住拼命跑回来的兰毛的手，列车正在加速，那个摇旗子的铁路员工见状疾呼：“危险！”也追着跑。在距站台终端不到10米的一刹那，我们终于抓住兰毛伸出的手，齐心协力，把他从窗口下生拉活扯地硬拽了上来，好悬呀！要是列车驶出站台就只有死路一条，就靠这零点一秒，我们化险为夷！
贵阳“革”与“保”斗争十分剧烈，针锋相对，泾渭分明，大街上一边是与重庆八一五观点相同的“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造反派标语，一边是“保皇派”标语：“向老红军贾启允学习，致敬！”
这个贾启允是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重庆的“保皇派”都不敢写这么露骨保领导人的标语，至多写个“抓革命，促生产”来代替。
11月14日上午我们抵达蓉城。
成都火药味很浓，昨天（13日），这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红卫兵成都部队主持召开30万人大会，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做检查，却被川大八二六、重大八一五、首都南下红卫兵造了反，说是主持者“右倾”，致使大会流产。
人民南路热闹非凡，各派各组织的高音喇叭展开对攻，有的叫“红色堡垒”，有的叫“解放大西南”……成群成堆的人在下面听着、说着、争辩着。漫天飞舞的红、白、黄、绿各色传单，把人群一会儿引向东，一会儿引向西。
一群学生用粗绳拖着一辆客车在大街上缓缓行走，一个大学生站在车顶上，手拿话筒激愤地发表演讲：“市委和校临革压制我们革命，不拨经费，不给笔墨纸张，不给宣传车。压迫愈深，反抗愈深，蓄之愈久，其发必速！真理的声音是挡不住的！”
四周报以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我们分别到西南局、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川大、川医、工学院、峨眉电影制片厂等处看大字报，捡传单。还到大邑县安仁镇看了刘文彩的地主庄园，四川美院创作的那个著名“收租院”雕塑也在那里展出。
11月17日，在成都大学校园听到广播，内容是：中央决定，从11月20日起，停止全国性乘车串连。我也觉得这个混乱局面应该结束了。
兰毛的大哥在成都无线电工业学校读书，刚串连回校，他们一路也是三个人，只回来了两个，另一个不慎在北京北海游泳淹死了。想起兰毛在独山车站惊险的一幕，不由暗自庆幸我们这个三人小团体依然完好无损。
11月24日晨5时，成都东下的301次列车准点开出。兰毛留在成都继续陪他哥哥耍，我和永堃在下午6点多钟踏上了家乡大道，结束了历时三十八天的串连之行。
亲历“一二•四”事件
回到重庆不久，就在大街上看见了以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原工人纠察队）名义贴出的石印开会海报。当时“思想兵”、赤卫军和“工纠”（人们对工人纠察队的鄙称）都是造反派八一五派的对立面。我作为赤卫军成员，兄弟组织召开大会理应关心，于是在12月4日一早，我和永堃相约来到大田湾体育场，无意中亲眼目击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规模武斗。
来自各企业各单位的与会者高举红色队旗和主席像、语录牌，从体育场大门和各个入口秩序井然地进入场内。我们两个散兵在体育场主席台后面的一道门被裹入人流之中，顺利进入场内主席台侧面上方坐下。我们前面整整齐齐坐着几排戴着“毛泽东思想红小兵”崭新红袖章的小学生，他们很激动兴奋，是“保皇四军”的追随者，其在校的对立面是八一五派的“小闯将”。
体育场内人山人海，个个兴高采烈，因为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参加这么盛大的集会，跟着会场广播一遍又一遍地高唱语录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等。而在会场外边通道上停着的几辆造反派宣传车，反复播放的语录歌则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不同内容的语录歌显示着不同的观点，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使人预感今天的大会一定不寻常。
大会尚未正式宣布开始，主席台上便发生骚乱，我们坐的位置居高临下，清清楚楚地看见几个人在主席桌前推来搡去，好像在争抢麦克风。我还没有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周围的人就站了起来，爆发出一片愤怒的吼声：“撵出去，撵出去！”
一个瘦瘦的戴军帽的眼镜青年（旁边有人说是重大八一五的周家瑜）正拼命扑向台桌抢麦克风，被几个大汉连拉带拖不知扔到什么地方去了，另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也被照此办理（后来知道是重大八一五的黄顺义），四周随之报以一片欢呼声和热烈掌声。
我十分惊讶，这些造反者是怎么上的主席台？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更大的骚乱又开始了。临近主席台前的坝子上，忽然有一面旗帜晃了起来，上书“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原先站在那里的一群青年人像得到冲锋令一般行动起来，直端端地呐喊着向阶梯上攀登，威逼主席台。主席台前的大会纠察人员连忙阻拦，更多的工人纠察队员赶了过来，把进攻者围在核心。
场内早已大乱，许多面旗帜在挥舞：“工人造反军”、“二七战斗团”、“首都三司”、“北航红旗”……造反派纷纷在旗帜下集结，一边呼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边向主席台推进……
那些工人纠察队队员，愤怒谴责、坚决阻挡这些不速之客破坏会场秩序。主席台前的工人纠察队员手挽手排成层层人墙，不准造反派人员往上冲。四周看台上同时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吼声：“八一五，坏得很！”“八一五，滚出去！”
我在愤怒的浪潮中也受到感染，觉得造反派实在太不像话，难道我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有错，也要来造反？我也加入到狂叫的声浪之中。
靠在大门外的几辆八一五派宣传车开始往会场里挤，一边通过高音喇叭高呼口号：“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进攻”，一边朝场内驶来。大门口工人纠察队防线形同虚设，大批造反派人马像跟在坦克后面的步兵一般蜂拥而入。
一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宣传车十分醒目，车上那面印有“鬼见愁”三个大字的红旗迎风猎猎招展，喇叭中一个中气十足的尖利女声用标准普通话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一边要冲主席台，一边要拼命阻击，双方先是唇枪舌剑的口水战，继之发生抓扯打斗，那些随身携带的语录牌、旗杆，和刚刚拆卸下来的大型标语和主席像的抬架，都成了手中武器，这些木制武器很可怕：上面带有钉子，只要是打在身体裸露部位，那鲜血就会一涌而出。
十万人的会场像煮沸的开水一般，叫骂声、撕打声、哀喊声不绝入耳，双方至少有近万人直接卷入了这场文革以来全国首次大规模武斗。
武斗逐渐形成两大块焦点战场，一块是主席台前的阶梯，那是预先布置在那里的造反派“敢死队”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在工人纠察队顽强阻击下，不断有进攻者倒下，爬起来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地继续往上冲。另一块在球场中部，那是造反派从场外涌进来的接应队伍，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向主席台靠拢，支援先头部队。
四周看台上的人群帮不上忙，只能大声地有节奏地高呼：“八一五，暴徒！”喊叫声此伏彼起在体育场上空回荡，以此声援场内正在酣战的战友。
大会主持者见大会已经无法正常进行，几个人临时碰头后，一个负责人拿起话筒宣布：“大会暂停召开，请工人战斗军的同志撤出会场，立即撤出会场！”几句话说完，主席台上的人员就从专用通道迅速撤离。
刚开始，场内的造反派人数少，搏斗中处于下风，随着大批造反派人员潮水般涌入，防守人群听从大会指挥从各个通道迅速撤走，场内还在与造反派对抗的工人纠察队员逐渐减少，处于劣势。
永堃招呼我：“走，下去看看！”本想从高层看台往下走，声援场内的弟兄们，哪知接到撤退命令的工人纠察队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文艺军、红小兵的老弱妇孺们，从场内和低看台蜂拥而上，蚁群般直涌看台中部的出口，生生地挡住我们的去路。见大势已去，无奈之中我们也只好随大流退出到场外。
刚刚退出场外，就听见场内传来一片欢呼声，几辆宣传车的高音喇叭止不住喜悦高喊：“我们胜利了！”“八一五，好得很！”
转身来到体育场大门外，看见车道上停着一辆救护车和一辆卡车，一些从场内抬送出的伤员正在上车，那些伤员有的捂着头有的按着手，都能够自己走动。听说已经开走好几辆车了，原来造反派们早就做好了武斗准备。
时间快到中午了，我在两路口挤上一辆9路公交车回家，车上大部分是气愤难平的“保皇四军”人员。汽车驶过大坪后缓缓停了下来，前面河运校与重庆医学院附近的交叉路口上发生一起车祸，路被堵死，只得下车步行。
车祸现场有一辆灰色破旧的三轮车侧翻着，旁边躺着一具女尸，大约二十四五岁，农村妇女模样，头部严重撞伤，血流满地，正在等候交通警察前来处置。没想到这具普通车祸的女尸几天后竟被当成了“一二•四”事件的“殉难烈士”，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第二天，即1966年12月5日，我又到了两路口，只见一幅幅大标语在建筑物墙上触目惊心地贴着：“向工人纠察队讨还血债！”“坚决揪出一二•四血案的凶手！”
体育场、体育馆和市体委大楼前的大批判专栏上，一张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写着昨天发生事件的经过，大意是造反派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被工人纠察队拒绝并打伤两百多人，已经有3人死亡。不一会儿，有人用钢笔在上面补充批写：“又有两名不治身亡，死亡人数上升为5人。”等我转了一圈回来，只见不断被人用钢笔修改补充的死亡人数已达14名！
我走进体育场大门，造反派正在开纪念大会，长篇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后来造反派之间发生分裂，罗被羁押，跳楼自杀身亡）正在主席台上用蹩脚的普通话对着麦克风发言，他用低沉哀婉的声调说道：
“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在这儿追悼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革命先烈，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我们又在这儿追悼牺牲在重庆体育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英雄。……”
会后，群情激愤的造反派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口口声声要揪出制造“一二•四”血案的幕后黑手——重庆市委！
工人纠察队究竟打死人没有？在场的工纠队员们都声称自己没有打死人。造反派坚持认为会场上有人死亡，而且尸体已被转移。以“北航红旗”、哈军工“鬼见愁”为首的外地学生和造反派一道到火葬场等地寻找当天死亡人员的尸体，企图证实工人纠察队打死造反派人员的宣传。
不久，造反派公布了两百多名在市第三人民医院、重医儿科医院、市外科医院等医院疗伤的造反派伤员一长串名单，大多是头、脚、手等部位的轻伤，没有伤残及后遗症。
但在公布的七八个死亡者名单中，我惊讶地发现，“廖承秋，女，20岁，死亡地点：河运校路口”，这不是那名车祸遇难者吗？我感到十分震惊，不禁对其他死者的真实性也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虽然“一二•四”大会现场没有因斗殴死人，一首由文艺界造反派谱写的歌曲《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还是在重庆大街上迅速流传：
“读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起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我们的好兄弟……”
文化宫中门对面的墙上，贴着用两张白纸工工整整抄写的歌单，一个人站在凳子上，向围观的人群教唱这首歌。我混在人群中听了一阵，觉得旋律还是很优美的，即使在高潮部分，也不像当时流行的造反歌和语录歌那样硬梆梆的。
等教唱歌曲的人走了之后，有人悄悄在歌单上那句“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后面用钢笔批注道：“在火葬场”“在省二监狱”，发泄了对造反派捏造事实的做法和说法的不满，算是虚弱的工人纠察队及其“保皇派”同盟军对造反派荒诞行为的一个小小反击。
在中央文革明显偏袒支持造反派的政治高压下，被诬为“打人凶手”“杀人犯”的工人纠察队树倒根摧，土崩瓦解，成员纷纷倒戈“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作为“工纠”同盟军的赤卫军也受到牵连，不少成员回家蛰伏观望。
我回家躲避了一段时间的风声，一天偶然在大街上看见一张铅印的“思想兵”副政委孟军造反声明传单，好像茫茫大海浮现一根稻草，又见到一丝希望，于是我便回校，与同学晏尔盈一道采取了一个荒诞可笑的举动，成为一场砸抄行动的祸端。
我们的造反计划意外夭折
说来可怜，当了几个月的“保皇派”赤卫军士兵，竟不知本部最高领导人何方人士，姓甚名谁？其实赤卫军虽然全市有统一的名称，却没有统一的总部（或者虽有，却不为下属成员所知），作为外围组织，一般都依附于本单位的“思想兵”。唯一知名的保皇四军“工人战斗军（工纠）”头头楚光辉，还是“一二•四”事件后，在大街上看见“八一五”派刷的大标语“向楚光辉讨还血债”才知晓的。等我知道“思想兵”统领人物刘桂兰、孟军、王桂香等芳名时，她们已经是宣布造反的“叛徒”了。
同学晏尔盈家住化龙桥食品公司屠宰场内，他牛高马大，却戴着斯文眼镜，显出一副学究模样，他到我们寝室说，他在大礼堂听了孟军关于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的报告，很受启发。他决心走孟军的道路，造“思想兵”、赤卫军的反，加入造反派行列。社会上流传“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早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此时不亮出革命造反旗号，更待何时？他的观点与我不谋而合。
我们商量后到大坪一家刻字社刻了一枚“重庆二中革命造反纵队”的公章，准备择日揭竿起事，公开亮相。晏尔盈说他打听到幼师有一个赤卫军的造反联络站，我们先到那里去挂钩，联合起来力量大一些。我觉得可行，就在12月末的一天下午5点钟左右，与他一道去了幼师。
幼儿师范校园空空如也，大多数学生已经回家团聚准备过元旦去了。我们按照路边一张写着“红色造反联络站由此去”的路标到了一栋两层楼房，底楼无人，上了二楼，见一间办公室门前贴有“化龙桥地区红色造反联络站”字样的纸牌，便冒昧闯了进去。
想象中幼师是女生的天下，殊不知里面坐的一个二三十岁的高个男子，从办公桌后面站了起来，明显不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他头戴一顶带舌的蓝布棉帽，身穿一件蓝色棉衣，腰间扎一根皮带，棉裤上还扎着绑腿，俨然一副淮海大战时期的“支前民兵”模样。听说我们来意后，他表示欢迎并叫隔壁房间的一位女生给我们端了茶杯过来。
相互介绍中得知，他是幼师的专职团干，赤卫军负责人，谈话中不时冒出“岂有此外”的口头禅，我理解就是“岂有此理”的意思。当他从晏尔盈口中听到“孟军”二字时，不禁脱口骂道：“这个叛徒！”他滔滔不绝地说，决不能走孟军的道路，她的行为不能代表广大红卫兵、赤卫军战士的意愿，我们红色造反联络站主要是收拢已经散失的队伍，清算前段时期的工作失误特别是纠正右倾错误，重整旗鼓，坚持把红旗撑到底。
我和晏尔盈互相对望了一眼，心想：完了，此路不通！
他拍了拍桌子：“我们决不认输！你知道八一五干了些什么？煽动牛鬼蛇神翻天，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动摇红色江山，能跟他们一起造反吗？真正是岂有此外！”
见话不投机，道不同则不与之谋，于是站起来准备告辞，殊知风云突变，外面传来阵阵声浪，隐隐感觉有大队人马杀来。楼梯口几个女生惊恐地问道：“哪里的？要干啥子！”
来人大吼：“革命造反者向上冲呀！砸烂黑联络站！”
“团干”闻声脸色倏然大变，伸手拦住我们俩，怒目而视咬牙切齿说道：“你们两个原来是奸细，我晓得八一五就会搞这些下三滥，不准走，给我说清楚！”我还真的紧张起来，心里直打鼓，后悔今天不该来。
一群学生涌了进来，为首一个小个子眼镜神气活现地宣布：“早就晓得你们这里是假造反的保皇窝窝，今天非砸烂不可！”“团干”瞬间气势骤降，放开我俩，摊开双手不停地摇晃叨念：“岂有此外，简直是岂有此外！”
那个小眼镜白净脸皮，穿一件像唱戏的宽大衣服，扬着那只看不见手指的长衣袖，指挥众人在办公室翻箱倒柜，搜查文件纸张宣传用具。那时砸抄行动还比较文雅，毁物不伤人。幼师“团干”口头上表示几句“强烈抗议”后就喘着粗气不再吭声。
小眼镜蛮横厉声对我们两个说：“各人回二中八一五那里去登记，不准在这里搞啥子假造反串连！”
我俩一头雾水，出门下楼，在人群中遇着一位T同学，他告诉我，他听说我们去幼师串连，就跑到隔壁工业校给一位同学讲了，他们说正准备砸掉这个联络站，就由工业校八一五战斗团勤务员雷午生（后来成为反到底派红岩兵团勤务员）带领三四十个人来了。
原来如此，真正的“间谍”就是这位T同学。可现在一边认为我们是“贼心不死”的保皇余孽，另一边给我们扣上为砸抄引路的“奸细”罪名，明天我俩肯定会以“反面人物”形象，出现在两派的大字报中。
这场意料不到的结局，令人有口难辩。把我们逼进了一条死胡同，即使马上扯旗造反，也会被视为脸上“麻窝窝”没有填平的“保皇变种”，落得被砸抄的下场。
我灰心丧气，百般无奈地回到学校寝室，把铺盖卷好，当晚就背回家中，决心除了每月返校领一次粮票之外，再也不在学校留宿耽搁了。
造反派一统天下了（一月夺权后他们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我终止了四个月的赤卫军“军龄”，从此游离于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之外，成为一名与世无争的逍遥派。
那枚从未启用过的“重庆二中革命造反纵队”公章，在七十年代初全市清扫文革痕迹时，被我一刀劈为两半，连同一叠日记本和那些在串连、武斗期间收集的传单小报一起，扔进灶堂一把火烧掉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却也丢失了现在回顾文革历史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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