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伯炎、曾仲恢中江武斗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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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武斗访谈录

曾伯炎、曾仲恢

按：本篇摘自曾伯炎、曾仲恢著《中江武斗录：附民国中江记忆》书稿。
作者简介：
曾伯炎，退休报人，现为自由撰稿者，出版过诗集与散文集。晚年从事口述历史记录，力求还原历史真相。
曾仲恢，少年入朝，战火血海中幸存。曾任炮兵文工团员，音乐组长，晚年行医济世，已于2011年病故。

曾伯炎：记录中江武斗的缘起

武斗在文革中的四川很激烈。从一个城市留下的故事看，重庆最血腥。从一个县留下的伤痛看，中江最深重。
我原籍中江，还有胞弟行医那里，每年清明返乡为祖坟扫墓后，从旧契故友谈话里说到文革的武斗，那暴力之凶残，令人发指，其罪孽留下的后遗症，仍深埋人们心底，却被当局讳莫如深地逼人淡忘。当我向有史学修养的友人说到这些感叹时，他愤然警醒我：最典型的一段痛史，深藏着历史中许多隐秘与经络，焉能被岁月模糊与隐蔽，使流血与亡命的代价，仍化为乌有吗？
想到黑格尔笑人类从历史所获得教训的那句名言就是：人类从未从历史获得教训。于是，在2000年代中期，我开始筹划为中江武斗作一笔记录。
我向仍在县城悬壶行医的仲恢弟提出合作，由他去寻找访问线索与对象，我们共同来记录。他慨然承诺，且兴致盎然去寻找当年武斗参与者与知情者。遇到一个最大的障碍，即卷入最深的那些人，无论他们抱着怎样真诚的“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定立场，亡命投入那血腥的战斗，几乎在文革后期都受到判重刑的惩罚。响应毛主席号召奋起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都成了罪行。他们或进了牢狱或开除公职与党籍，心里都窝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一本滥账，和一团乱麻。有的从监狱出来，再无去翻文革这笔历史旧账的勇气，文革武斗像一条蛇咬了他们，再没有胆子来话当年了。在继光兵团任过武斗司令与政委的李致贤与陈光华，他们也在牢里蹲过多年，出来后，已萎琐胆怯得再不敢话当年叱咤风云的往事，向他们一说到那段武斗历史，就像戳到他们的伤痛，紧闭双唇，不吐一字。在碰了许多钉子后，我们曾迂回地找侧面的人去启发与开导，均无效果，好像怕再算旧账再遭打击那么回避历史。
但是，从与继光兵团对立的东方红派，终于访问到部份武斗真相的记录，从当年在两派战斗之外的逍遥派那里也获得不少资料，而一些武斗中受害者的亲属，也说出了当年火并血腥的一些真相。我们弟兄用录音与笔记，终于整理出数万字中江武斗历史，想到三四十年前，此县那血雨腥风使千多人丧命数千人致残的往事，当事者知情者都已到晚年，再不记下，湮灭于岁月，让后世的史学家、社会学家去考证，将会有多少迷雾与谜团，增添多少麻烦，便也就力所能及，以民间修史笔墨，留存下来，供后世参考。
想到如果国家档案这种公器，能向公众公开，就省多少事，少费多少力啊！就是文革中那些各派办的小报能公开，记录武斗的文字，也有历史价值，也可筛选出不少真实的历史细节。许多真实的历史，往往藏在历史的细节中。遗憾，这些便捷打捞历史的方法，都被堵塞，并划为禁区，于是，我们只好从民间去打捞了，虽然颇像海中去捞针，但捞到一件鲜活的事，也如矿工挖到金矿般欣喜。
历史不能只是简单的数字，血写的事实，总难被墨写的文字篡改。尽管，记下的这几万字非中江武斗全貌，也可以斑窥豹，洞见历史的一段真相，供后世史家或社会学家作为研究资源。我们是那一时代的过来人，能不为历史留下一些证词与证据，让文革中冤死的冤鬼冤魂，永远含冤莫白吗？

吴华明谈中江武斗

费了许多周折，当年被迫在武斗中玩过命的吴华明，终于愿打开他记忆的封皮，敞开心扉，像弹着三弦的渔樵老人唱“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那样唱：当年多少事，都在血泪中。这是我们造访中江武斗参与者与见证者的第一人。
在城南御马河畔一家小茶馆里后院，除了四个妇女在斗麻将，就是吴华明带着他当年东方红造反兵团小通讯员同我们弟兄二人品茗话当年了。很有趣的是，当我们话到乒乒乓乓的战火时，邻近的麻将也搓得噼噼啪啪，仿佛在给我们伴奏，又像在对我们调侃：斗枪炮玩命的游戏，哪有这斗麻将玩金钱的游戏好玩啊！毛泽东有一段语录，也是祭起生灵涂炭的魔咒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现在看来，好斗的中江人已来了一次和平演变，他们在这御马河畔与凯江河畔摆起斗麻将的一字长蛇阵，把他阶级斗争的教导，由赌命变成赌钱的游戏了。历史也真会吊诡哩。
65岁的吴华明，虽然曾被囚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受审，再判刑入劳改队，时间长达13年，这条汉子仍然身板结实，谈吐直率，郁积心中的苦水，终于找到我们这个倾吐对象，一泻无遗地一谈就到回首落日已含山的黄昏时分。

曾：哪年进的百货公司，
吴：1957年，女的站柜台，我们这种小伙子，就背起花布篮布白布赶乡镇，没车，尽是两肩驮着布像马像牛一般下苦力，一月的工钱只有11元，10多年后，才24元。人穷却喜欢读书买书，还爱与读书人交往，如县里陈世勉这样的知识分子，亦师亦友。我出狱后，他总结我这一生是：父母生我养我，祖国教我育我，常在党的指示下工作，却尽是坎坎坷坷。耶莫哥，其奈谁何？
曾：在那讲斗争群魔乱舞的年月，是恶人神气好人受气的时代，总是让老实人、正派人、正经人做牺牲呀！
吴：是呀！1958年，县长梁凯带领工作组下乡到新坪去推广小麦条播密植，我也被召入组，他规定一亩土必须下80斤麦种，那岩鹰山上泥土只20公分厚，这么下种，种子都收不回来。我说，还是按实际情况少下点吧？梁凯就说我这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像1957年抓右派的言论问题那样，也开大会批评斗争我。我一气，背着被盖回百货公司，卖我的布去了。后来，那山上按县长命令播种的，不仅颗粒无收，麦草也只长了15公分高。
曾：不是听说从山西赶马车支援前线的民兵大队长李英是县长呀！也该懂点庄稼活儿。
吴：已换成梁凯了，县委书记已是王德立，政法委书记也是尹履恒了。原县长黄安仁读过一些书，是中共老地下党员，他凭常识，对中江这贫瘠田土叫放卫星要亩产千斤万斤，说不能浮夸，应实事求是，也批他思想右倾，抵触大跃进，贬到商业局来当局长了。
曾：卖布就不关什么跃进与路线，应该平平顺顺过日子了吧？
吴：这大跃进后是大饥饿，想想岩鹰山那些颗粒无收的瞎指挥，还有高征购，不饿死人吗？饿得先是一张皮包骨头，后来又水肿得像猪尿泡，我爷爷，我外公，我外婆都是这大饥饿饿死的，心里好痛苦，忍不住在日记中写了：“大地干裂禾无饮，宇宙充满饥饿声”，被当会计的团员姜安凤偷看了，写成检举，装进我的档案。1963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这两句就成了反党言论，斗争时逼我交代，我灵机一动，推说在《人民日报》上读的革命烈士诗抄记下的，在百货公司的多是低文化，我这小学生因喜欢买书读书，胡编几句诗文，他们也听不出破绽，虽然把我当反党分子打入另册，当时，还是让我过关了。
曾：你一个卖布的，不与人争名争利，喜欢读点书，也不招人惹人呀！
吴：事情就出在这爱文化上，真的一字不识，还对了。1966年，调我到县委工作组，到元兴乡推广种棉新技术，这时，报上正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又追出一个“三家村”反党集团，以北京三家村作样板，在四川省追出作家沙汀、李亚群与马识途，与北京的邓拓、吴晗、廖沫沙类似，在中江县百货公司也要找反动黑笔杆子，我常有稿子登在五一节或国庆节的墙报上，他们从我那些歌颂祖国与歌颂劳动的文字中，断章取义，就也找出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情调，组织公司职工每天写10张大字报批判我。我从牙缝省下钱买的书，包括心爱的线装书与《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和中外作家名著，抄走一架架车。我在元兴乡的日记也抄走，就更成了罪证，管他怎么批，我在这百多里外乡下推广种棉新技术，不理不睬。没想到11月6日下午通知我回县城到派出所报到，我一听，不对头，是哪股水发了？怎么被公安部门盯上了？回到城里才知是出了大案，把我也牵连进去了。
事情是大串连串到中江的红卫兵，发现饭票背面是人像印的，怀疑这是阶级敌人在污辱毛主席，就从源头上追查。当时县百货商店办小印刷厂，大饥荒后物资短缺，给公共食堂印饭票的纸张也买不到，新华书店仓库里，从建国以来就积压着大量马、恩、列、斯的像，以及十大元帅和刘少奇、朱德、陈云等的像，就处理给我们印饭票，每张1角8分1降成两分钱，毛主席的像在文化革命前就贴在家家户户的神龛上了，很好卖，常脱销，哪有他的像印饭票呢？我是印刷厂里裁这些铜板纸上印刷机的，我如实说了，他们并不罢休，追到新华书店追出一个职员廖吉熙，过去是县城里最大的书商，又是资本家兼地主，判他七年徒刑，才把中江污辱毛主席这案子了结。运动来了，总是找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当牺牲品，心想我家是贫农，不便给我栽罪名，又过关了。我想反右运动，也只半年，百货公司60多人，打出20几个右派，眼看半年已过去了，也该结束了，老子学鲁迅那“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再不沾政治与文字。谁知，文化革命中，单位里的人要分一二三四类，把我已划进第四类，就属于打击对象。
1967年“二月镇反”，第一批，就抓了川剧团蒋圣杰、陈永洪，县医院陈莲等七十多人，到四月，抓第二批已准备就绪，要抓两百人，逮捕证己填好，我是其中之一。后来这“二月镇反”的事闹到北京，又称“二月逆流”，被否定了。我才没有被抓，又算过了关了。好像你千方百计躲避灾祸，费尽心机也躲不脱这铺天盖地魔瘴似的，真像人们说的“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脱”啊！
这之前，看见红卫兵来中江串连，鼓动人们起来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江当权的都慌了，县委书记王德立、县长梁凯与政法委书记尹履恒、武装部长刘亚平精心策划，找出一批人来呼风唤雨，组织战斗队，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与权力，由尹与刘出面，找到农机厂复员军人陈光华、印刷厂复员军人李志贤，成立了无产者造反兵团和中江中学红卫兵部队，1966年10月由县长梁凯领队，组成红卫兵中江部队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他们认为经过天安门的领袖接见，就是正统的革命造反组织，县里明眼人都清楚是当权派的御用组织，那些在“二月镇反”被抓的人出狱后，虽然与这些御用组织对立，还处弱势，却有狂飚战斗兵团与东方红公社两个组织崛起，与御用组织抗衡，恰逢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鉴于西南土皇帝李井泉与四川省委头子廖志高已打倒，派军头张国华、梁兴初与刘结挺张西挺到四川成立革委会筹备组，用飞机撒传单宣传“红十条”，给我们这些受压的很大鼓舞，狂飚、东方红公社与千钧棒等造反组织，就联合成立了东方红造反司令部，选姚光前任司令。无产者与中学红卫兵部队也联合成立黄继光造反兵团，李志贤为司令，陈光华为政委，小脚老太婆邓芳芝（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之母）为名誉政委。他们对待“红十条”的态度是不满的，口号是：张梁好干部，刘张烂萝卜，自称他们是革命的造反派，骂我们东方红造反司令部是反动的还乡团，因为有些成员被“二月镇反”抓过，出狱后就叫还乡团。我们怎么服呢？他们的假造反真保皇，就常被我们揭露，形成对立。
曾：我知道，老毛把马列主义总结成四个字：造反有理，争到造反这块牌子，就能争到位子、金子、房子、女子……老毛就是这么争来他多娇的江山的。一造反，打着他的旗号去反，民众也懂得这是借钟馗打鬼，把县委那殿上的鬼打下台了，形成权力真空，这权力再分配，就是项羽与刘邦在攻下咸阳烧了阿房宫后，那老戏又会出台了。
吴：是呀！继光兵团骂我们是还乡团，我们就骂他们是保皇狗，尖锐对立，也只是打嘴仗，用大字报打笔仗，还停留在文斗范围，从1967年6月开始，继光兵团不断在县城里组织武装游行，他们手执钢钎、铁棒、木棍，头戴藤帽，耀武扬威杀气腾腾横行在大街上，那阵仗真有气吞山河之势。这是一种恐吓，吓得东方红的人不敢单独在家居住，集体住在宿舍，而且他们用高音喇叭在城里昼夜攻击东方红造反兵团，造谣生事，给对方抹黑，说我们杀了继光兵团3个人，尸体藏埋在何处，继而又说他们多少战士被东方红杀了，杀人者都是家庭出身反动阶级，对继光兵团的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那时，都知道要做什么，总是舆论先作准备，目的是瓦解与消灭我们这对立派。
曾：其实毛的这套先作舆论准备的教导，还是从孔夫子的“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抄来的，继光兵团把你们说成邪，他们就是正了，人家身后有当权派势力作后盾，当然看不起你们这些在野的民间集团了。
吴：岂只看不起，而是要拔出这眼中钉，1967年“一月风暴”从上海夺权开始，全国各地纷纷玩起“城头变幻大王旗”。继光兵团成员，主要是几个大厂的工人与中学学生，他们集中在凯江烟厂内，吃住等支销，因有当权派作后台，都由县财政承担，继光兵团陈光华与李志贤很顺利就把县委的权夺到手，等于他们与当权派演了一出双簧戏，而我们东方红造反派的人较分散，分属全县各单位，多数在县城外乡镇。他们处处采取攻势，我们则处于守势。
6月18日入夜，我们的战友刘崇本、陈仁贵等与他们辩论，大字报、大辩论是文革中“四大”。先是仗恃他们人多进行围攻，说不赢后，就拳头脚尖齐舞，还用匕首把三人刺倒在地，扬长而去。闻讯后，我们派人从血泊中把人救起，抬到县武装部要求惩办凶手，救治伤员，部长刘亚平置之不理，我们又打电话向绵阳军分区求救，一直等到派来的7838部队开来中江，才把这中学生刘崇本与医药公司职工陈仁贵与另一同志抬进医院，刘的身上被刺6刀，陈被刺9刀，生命垂危，另一位也中5刀，都救活了，陈仁贵已退休还健在。
这是文化革命在中江首次流血事件，也是武斗的开场。
曾：什么事，只要一开头，就难收尾了，老毛发动文革，也弄得他一年两年也难收场，骑虎难下呀！
吴：到了7月18日夜，就来势更凶猛了。我们东方红公社有30多人在珠市街房管所开会研究形势，突然，继光兵团出动两千多人，手持棍棒、钢钎、弹弓来包围我们，声称他们有3个人被我们杀了，掩埋在院内，强行冲入搜查，我们只好撤退到房上，对方用石头与弹弓攻击我们，我们只好用屋瓦进行招架，不断退却，我退到镇政府房上，他们用电筒照着我瞄准，那弹弓射来石子，打掉我两颗牙齿，眼也肿了，发现房上只剩我一人了，他们正向我一人包围，我赶快跳房逃生。这一跳，崴了足，忍痛逃回房管所，这房屋有两堵高的防火墙，易守难攻，7月19日下午，7800部队赶到中江，才将我们救了出来，这次打伤我们20多人，7800都队把房管所里检查了又检查，哪有掩埋的尸体呢？不过是制造谣言作为攻击的借口罢了。
（吴华明说到这里，话语转为激动，让他吮几口茶，燃一支烟，再平缓地重话当年的腥风血雨与浪费的青春表情。）
接着就是震惊全省的8•19血案了。
还在8月5日夜，我在大东街小学守夜，这是东方红战友集中住宿的地方，避免人员分散遭对方暗算。忽然，有纸条包石头从墙外掷来，写着：继光兵团正从乡下组织大批农民进城来攻击你们，希望及早准备！我立即交纸条给姚光前，大家商讨对策时，认为无力抵抗，只有暂时撤出中江，向绵阳军分区汇报后，争取军队的支持。
8月6日下午，我们决定冲出包围，从大东街小学冲出东门，向三台撤走。沿途皆有继光兵团小股成员拦阻，走到通济乡，省汽车运输二队的东方红战友开车来支援，才将我们顺利运到三台武装部，向绵阳军分区首长请示。回示要我们返中江抓革命、促生产，派车送我们返中江。我向姚光前请假去德阳姑妈所在医院医足伤，未返中江，就躲过了8•19那场血案。
经县委走资派与县武装部密谋与布置，谎称地主暴动返乡团将在城中暴动，如暴动得逞，广大群众就要吃二遍苦，受二遍罪。全县党团员民兵与群众，要立即起来保卫毛主席与红色政权，进城来消灭这些反革命分子。由原政法委书记尹履恒通知省汽车运输二队和有汽车的单位，调出数十辆汽车去各乡镇运载农民进城。8月19日凌晨，10多万受蒙蔽的农民，由陈光华、李志贤与尹履恒统一指挥，尹履恒用信号枪向天空发射信号弹，当农民分三批涌进城时，城里的继光兵团就同时向住川剧团、师范校与大东街小学的东方红公社成员进攻，在睡梦中，只听见在呼喊：消灭地主暴动还乡团！冲呀！杀呀！只见这三个据点外，人山人海，不断传来我们战友伤亡的消息，司令姚光前带领一批人奋力冲出重围，也只冲出少部份，到了下午，三个据点全被攻破，接着就是残忍的屠杀与搜捕，最惨不忍睹的是我们百货公司系统的房万章那16岁的孙子，名字忘了，他腹腔被戳穿，肠子拖了一地，还叫他举起双手表示投降，天真无邪的孩子，被人撑着双手还在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这天，与这孩子同牺牲的，有师范校校长王高原，川剧团蒋圣杰的妻子等共9人，有刀砍死的、钢钎戳死的、小口径步枪打死的，遍街是血泊，与我同单位的唐泽海，躲到猪圈下面才幸免一死，送三台、绵阳与德阳医院的伤者，有数千人。

笔者整理记录到此，想到那房万章的孙子，不就是小学教师李文玉的儿子么，李文玉的姐姐李文璧，华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系的教授，我还是少年就熟识，前后有60年的交往，便拨动她华西坝家里的电话，问她这中江侄儿的名字，只听她在电话里说：叫房中柱，一面啜泣一面向我倾吐，她说，当时妹妹文玉在文革中只讲了一句按巴黎公社原则，就受到批判，吓得她离开中江去躲避斗争，儿子在家，奶奶又不管，我是坐汽车从绵阳回成都，听车上一教师说中江武斗，孩子房中柱也被杀了。我吃惊，立即下车转回中江，房家的人吓得尸体都不敢领回埋葬。一打听，中柱与同学被老师领着在庙子里排练舞剧《白毛女》，孩子们哪知什么夺权斗争，只知拥护革命路线，听说继光兵团组织十万农民杀进城了，老师吓得跑了，这些孩子就成了俘虏，那么小的娃娃，也下得手呀！肠子掉出来了，还在侮辱！
40年了，我听见冤死孩子的姨妈心上被戳的伤口还在滴血！这笔债该谁偿还？难道可以一黑心就抹去吗？记下这段插话，谈话记录又回到吴华明的话题。

吴：8•19惨案震惊全国，四川各地革命造反组织纷纷支援我们东方红公社，声讨继光兵团，他们武斗一时得胜，政治上却彻底被孤立了，在民众中被称为“继匪”。受压迫的东方红公社战士，却获得民众的同情，尤其他们在中江境内搜捕与捆绑吊打我们的成员，死伤惨重，有的被迫逃出中江。省里和绵阳对逃亡者救助，是按4千人核算，每人每天供给1斤粮，3角钱，人数最后增加到1万人，只好煮成稀饭，每天吃两顿了。

吴华明谈到这里，长叹息一声说，天色不早，明天我再谈中江打的四大战役，都是逼出来的，不是流行一句“树欲静，风不止”的话吗？我一个卖布的本份良民，也被逼着保护自己与战友，不得不拿起武器来自卫了。
太阳落坡时，我们四人在御马河畔小茶馆分手，约定翌日下午同时在此继续未完话题。

吴华明谈中江四大武斗

第二天，在南街文庙外豆腐庄饭店与少年同窗把酒叙旧时，一看相约时间将到，拱手辞去，来到御马河畔那家小茶馆，沏上茶不到一刻钟，吴华明匆匆赶来，一再致歉，并说到自己前两年还在成都荷花池市场给商人打工，管理生意，老板还好处，老板娘太刁太抠，一气就回中江来吃低保算了。望着这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一条好汉，凄凉的晚景，想到他生未逢时，如果早出世十多年，像那些也跟着老毛打江山的战士，今天岂不也享受团级、师级的退休离休待遇吗？从他能欣赏那些唐宋绝妙好词来看，又有多少当年军、师、旅级的军人有这种文化功底呢？这意识流一流，想到1991年盛夏在北京万寿路总参的同乡同学胡永丰家里闲话时，他告诉我还有中江来的官员叫尹履恒，要去北戴河度假，他已安排在北京饭店住下了。我把存在脑库里的中江老政客文革后的潇洒，与这位文革中受尹书记追捕撵杀的吴华明晚景一对比，不免在心中暗暗太息了。

吴：8•19惨案后，逃出的唐泽海跑到德阳医院见到我，说他不是躲到猪圈下，也没命了。看见7800部队的解放军抢救我们的伤员时，还遭到继光兵团的拦阻。我问司令姚光前逃出来没有，他也不知。后来才知姚从东街小学突围出城后，藏在农民家，经农民给他化妆才逃到绵阳，从赶到医院看我的战友中，才知我们东方红勤务组两位成员也逃来德阳，即县中校教导主任张谷一老师与县医院被称为“中江外科第一把刀”的舒奇才医生。我联系到两位勤务员后，便共同去安排逃到德阳的两千多人，募捐钱粮与衣物，有的伤员遮身的衣服也丢了，这些中江难民住满了招待所与学校。
曾：这只能暂时，不能长久呀！
吴：当然要打回老家去，10月初，姚光前联系绵阳造反派一起到军分区抢枪，得步枪30支，组织三个班到距中江30里的西平镇（属三台），由朱明伦领导训练，这支队伍就是东方红民兵师后来孙大圣战团的前身，懂得一些初步军事常识后，我们也学游击战，只到中江边缘骚扰继光兵团。既显示我们的存在，做出打回中江的姿态。相比较，他们从南充的同类组织联合在五十四军弄到的武器;就有冲锋枪、半自动步枪与吊盘机关枪等，县农机厂也在加班生产武器与手榴弹，有一架推土机也被用来改装成土坦克，共有1000多条枪，还尽是转业复员军人在掌握。我们不敢去正面交锋，便在石安、黄鹿、石笋、兴隆等县境边缘骚扰，直到第二次在绵阳抢来枪，有六七十条枪了，才突袭了一次集凤乡，没有打几枪就缴枪一支，结束战斗。听说继光兵团在开大会庆祝成立一周年，扫一扫他们的兴。就夜行撤到须弥山。又冷又饿，下着大雪，在兴隆住下整编为三个连，我任二连二排副排长。这时，金堂淮口造反派12•4派百余武装支援我们，增强力量后，才开始反攻辑庆，打响凤凰山战斗。
曾：有金堂的余勋禾告诉我，他的朋友参加过这次打辑庆，把继光兵团打跑后，摆的几桌饭还没吃，看见死的人，肠子铺在地上花花绿绿的，触目惊心，应该是这次打凤凰山吧？
吴：正是这次，只是我在攻制高点，没有进镇，天一亮，我们往上冲时，农家柴楼上甩来一颗手榴弹，炸伤我方3人，抬头见一小伙扬手正丢手榴弹时，我一枪击中他。他是辑庆中学学生，成了我后来坐牢的罪行，这次战斗，打死对方9人，缴获冲锋枪、步枪数十支，还有一支吊盘机枪。当我们撤回兴隆休息整编时，人枪己经超出千人，编成孙大圣战团与红缨枪战团，统称东方红民兵师，姚光前任司令，朱明伦任参谋长，我编入孙大圣战团。
力量壮大后，1968年春节前，从兴隆出发，兵分三路打回中江县城，神速地占领南渡口，冲进乡政府缴到28支枪，等到晚上姚光前率大队赶到，便沿凯江布防。天一亮，就隔河打响，只见继光兵团的土坦克冲上桥要过来，被我方火力压住，有人想捆几个手榴弹炸毁坦克，怕作无益牺牲，就用穿甲弹对付土坦克，误传后面山上重机枪阵地被围，怕阵地丢失，我去支援，被密如弹雨的射击压来，子弹从我背上穿过，李飙把我背上山头阵地，用车送到成都三医院抢救，幸喜心、肺、肝、肾都未受伤，只打断三根肋骨。但是，我们东方红在正月初一就打回县城，逼继光兵团退守中江南部四个区，我们占领北部四个区。
春节后3月，出县城向南攻打玉兴乡，损失不小，孙大圣战团团长李学诗就死于这次交锋。在新华乡一处埋人的地方，就挖出27具尸体，尸身上洒了农药，面目全非，一位姓萧的教师，被剐成白骨，脚上还穿着尼龙袜。我读到许多死者的遗书，有一封这样写到：“亲爱的战友们，永别了，我将死在继匪的屠刀之下，但东方红是杀不完的，我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为保卫毛主席而死，死而无憾。亲爱的战友们消灭继匪，为我们复仇！”这斑斑血泪，令我悲愤难止。后来攻打太阳山时，我的枪伤还未痊愈，想到这些惨死的无辜者，我奋起冲上前线。
这时，继光兵团已退守到广福深丘陵地带，盘踞的重点有新华乡的摩天岭，母猪寨，广福镇的太阳山、鸡崽山几处，4月22日，我们从永安出发，第二天打下摩天岭，第三天拿下母猪寨，进到那一带制高点太阳山，就遇着易守难攻的堡垒了，寨墙筑了6、7米高，4米厚，继光兵团在墙内还挖了掩体，砍了许多30公分直径的松树铺在掩体上，还填了1公尺厚坭土，指挥部也设在地下，司令李志贤是转业军人，属下有许多人都有过当兵打仗的经历，李志贤不仅指挥战斗，还给参战人员每月30元军饷，面对这样有组织有实力的对手，我们几次进攻，都被他们打退，便用迫击炮去轰垮寨墙，也无效，二纵队头头王金山说：要有一门57无后坐力炮，老子3炮就轰垮它寨墙了。他在军队就是操这种炮的炮手。是呀！这样对峙打消耗战不行。我去向姚光前说，能弄一门这种炮来就能攻下太阳山了。姚叫我回城去找张谷一老师设法。
回城后，我与张谷一拿着介绍信到三台、绵阳的驻军中去找这种炮，没找到，又到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请求援助，才知在中江同情与救助过我们的7800部队已进驻峨眉电影制片厂与132厂，找到部队杜政委，推说部队不参与这种事，叫我们这群众组织去找群众组织，最后是132厂武装民兵连陆连长愿大力协助，叫我们拿出图纸来，他们可以加工赶造。又问可否用另外的炮代替，我们说能轰垮寨墙，什么炮都可以，最后，经他们勤务组决定，5月12日出动解放牌汽车二辆，载着23机关炮两门，单发的两门，145与147高射机枪各一架，弹药若干，由陆连长带领8名炮手同我们齐返中江，途中遇上检查站，费尽周折才将这些武器运到中江，先进行试验，发现单发炮比连发的效果更好，又回成都拉来8门单发炮来。
5月15日，发动了总攻太阳山，凌晨，3发信号弹在天空一亮，枪炮齐响，只见炮弹像火老鸦直飞寨墙，燃起熊熊大火，但寨墙还是不垮，李飙与袁同顺等人急了，抱起炸药包连续3次在同一地方爆破，才成功炸垮几公尺寨墙，一拥而上，终于拔掉继光兵团这个重要堡垒。
战斗从4月24日打响，到5月15日结束，在山上，只发现3具尸体，却有些坛子装着氯化钴制毒气用的毒物，败退时，他们来不及处理了。却把途中桥梁炸毁，待我们追至苍山镇时，他们已逃往乐至县城了。怕他们在乐至再制造流血事件，乐至县的造反派组织，把他们全部缴械，我们赶到乐至时，当地造反派要求我们把继光兵团这两千余人押解回中江，不知谁运来一车绳子，我们把这两千多人，全部绑了。当晚，有人通知我去乐至县武装部，部里头头对我说，继光兵团被绑的也是受蒙蔽群众，要正确对待他们。我立即承认了错误，愿意立即解除捆绑的1003人。当时由汽车己运走第一批人，就没法通知了。我回到乐至礼堂即为他们松了绑，这些人已两天没有吃饭了，我又找到乐至造反派司令刘放之（中江籍）给他们煮稀饭吃，待中江来了20多辆汽车，把这继光兵团千多人运到苍山，交给指挥部，我已三天三夜未合一下眼睛，便跑到小学里，找了两床棉絮，睡了一天一夜。
曾：这次运这些人回中江，听说你们肆意报复杀人，我幼年两个同学名曾魁霖与丁学书，就是押运途中杀了的啊？
吴：这是第一批的事，我不清楚，我押运的1003人，全部交给指挥部，回到中江后，县里已成立了工代会，有个文攻武卫办公室，叫我去上班。后来，中江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组成军队、干部、革命群众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主任是驻军代表王绍泰，副主任是原县委书记王德立，继光兵团的邓芳芝与东方红的史良富也结合为副主任，姚光前列入委员。
以为从此就化干戈为玉帛了，谁知被撵出中江的继光兵团有部分人到了南充与重庆，加入重庆的815与南充的214，在54军的支持下，要武装打回中江。中江东方红民兵师本已解散，这又逼迫我们再组织起来，开到中江南部苍山一带去阻击。3月18日，史良富带领宣传队去演出慰问，途经广福李子湾，被继光兵团的武装枪杀，宣传队被俘，其中18岁的女青年被轮奸于猪圈。我们闻讯赶去，已跑得无影无踪。
1969年4月，北京发文件，收缴群众组织的全部武器弹药，绵阳军分区派来7838部队，不等继光兵团上缴时我们就先缴出了。组织全部解散，我也回单位上班，到了秋天开展“清队”运动，通知我进商业系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开始失去自由，我主动交待打凤凰山伤过人命，却诬我在乐至押人回中江途中杀了继光兵团3人，我喊冤枉，就对我批斗，揪住手坐喷气式飞机，拳打足踢逼我招供，1970年春节，都放回家了，仍派专人看守我，不许回家。一直关押到10月，由原政法委书记尹履恒来宣布，称我罪行重大，态度恶劣，拒不交代，民愤极大，交公安部门处理，被五花大绑押往城北收容所，进去第一件事就是打我的下马威，相当于水浒上林冲入牢要挨的煞威棒，中江收容所的名称叫“吃鸡肘子”——两手被反卷，勒紧细麻绳，不到10分钟就大汗淋淋，只绑半小时，就能致人残废，仅10多分钟，我就昏倒在地，醒来时，一片漆黑，摸索一阵，才发现我被关在高1米5宽1米5不能站也不能睡的黑牢，只有碗口大的洞射进一点光线，气得我发出狮子般怒吼，又昏过去了。怎么，响应毛主席打倒走资派的号召，现在反被走资派关进黑牢了？我是无辜啊！
还没有给我定罪，没有判刑，我的劳改生活就先开始了。被武装押到南渡采石场拉条石到公安局，每天7趟，往返路程有百里，还有50里是负重行走啊！吃的却是包谷米汤汤搅牛皮莱，被吃的人形容“一吹一个泡，一喝一条槽”，用饥饿与苦役来逼你屈服。许多东方红的硬汉子，都是不怕摧残不怕屈辱而遭徒刑的。这关押的两年期间，我亲眼看到被捆绑与毒打致死8人，就是派出所赖建之、李国祥两个头目，就可以这么草菅人命，那些牢头狱官就更不用说了。我在这苦役中熬到1973年春节前两天，李国祥宣布：“吴华明的问题是清楚的，态度是端正的，劳动是积极的，现在就回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我才获得自由。
单位却另眼看我，另类对我，人家工资调了，我不调，人家照常上班，我像还在劳改，苦活脏活累的活，都派给我，掏厕所、清下水道，都是我的事。北京打倒“四人帮”了，文化大革命造的孽算在他们头上，中江文革的账，就算到我们这些替罪羊身上了。最先是开除我出工会，后来又宣布开除我公职留用，红卫兵们以“知识青年”名义撵下乡，我们这种工人就以“造反派”名义顶罪了。
我以为这些处分给我打了疙瘩了结了，谁知华国锋上台要“抓纲治国”，这就是抓阶级斗争这纲，又大开杀戒，6月18日，在公园广场开大会，宣布抓了400多人，关得看守所都挤不下了。这次只把我又弄到派出所，天天遭批斗，经常押去游街，这次拘进来，又遇上监狱叫“退神光”，凡是新拘来的人，三天不给吃不给喝。我不懂，大叫派出所长邱文海的名字，说给我水喝，来了民警，给我两耳光，骂我不懂这是规矩叫“退神光”，然后把我甩进监房，里面只有一把臭气熏人的滥谷草，只睡一夜，蚊虫、跳蚤把我咬得一件白衬衫上血迹斑斑，就这样还要在白天押去批斗游街。
过了一段时间，又是那位原政法委书记尹履恒，来宣布逮捕我，罪名是杀人犯了。这一关，就两年，比派出所的拘留还凶，说话也禁止，只听见号子房外武警的脚步声音，1979年9月，以杀人犯又判我5年徒刑，押送广元营山煤矿劳改。我想不通，看见向我丢手榴弹了，我以枪射击，这是自卫，怎么是杀人犯，照刑法规定，即使我这射击是杀人，也过了起诉时效，何况早在学习班时就交代过的。我不服，向公安、检察院、法院都去申诉过，回答是，现在的刑法，不管刑法公布前的判决，叫不用现在政策去翻过去的案。
刑满出狱后，还是想不通，我去找法院办案的邓跛子，他说，哪个抓你，去找哪个嘛！我又没抓你。我去找尹履恒讨个说法，尹回答说：“我什么时候抓过你，我怎么不知道？现在我已退休，你不要无事生非！”
世上竟有这么不要脸的人，苍天！苍天！最气人的是我在城里土生土长，说我妻子是农村户口，派出所又要撵我去农村落户，逼得我办了个离婚证明，才无话可说，把户口上了。生活没有出路，又逼我去当老打工仔，这两年才只好去吃每月百多元的低保金。我这种中江县文化大革命受压受迫害起来自卫自保的小人物，小工人，在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起来响应号召，在毛主席指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中，完全照领袖最高指示去出生入死，忘我奉献，怎么竟成了罪人？而中江那些拉一派打一派的走资派却有功，文革后还升官，现在在市场经济中又发了财呢？忍不住我写了一副对联来倾泄心中苦闷，内容为：
群众斗，斗群众，群众受罪
当权派，弄权柄，权力在握

横额是：横顺在理！

井冈山12•4战团司令刘召贵访谈

曾伯炎前记：流沙河常向我说到金堂县旧事，多次提到文革中金堂人去参加中江武斗，城厢镇也被打死两个，抬回尸体还从他劳动的木器社前经过哩！
有时，他最小弟弟余星禾来看望九哥，也参与我们的闲话，我问他：听过金堂人说去中江武斗的故事吗？答曰：常听人说啊！有个辑庆乡，知道吗？我回答：怎么不知，土地名叫漆家坝，我家大伯娘就住那里哩。他说，听12•4造反团的人讲，打到辑庆，继光兵团被打跑了，摆下的几桌饭菜还来不及吃，死人在地上的肠子流一地，花花绿绿的，令人恶心。我说，这些亲历者，还在世的，都是证人，他们腹中装着的那些故事，不能被带到阴国，湮没了，帮我找个金堂去打中江武斗的好汉，想听听金堂人眼里的中江武斗是什么样子。星禾满口应允了。
差不多过了半年，在沙河兄家里再见到他时，他说，你要访问的人己寻到，正是我的朋友，叫刘召贵，他是五凤溪金堂建材厂退休的厂长。同意与你话当年。
没过几天，我们一家正要去金堂再转中江省亲。到了金堂告诉星禾，他引我们到城郊的农家乐茶馆，找到这刘召贵，他65岁了，还风采不减，可以想象当年指挥百多人的飒爽英姿了。

曾：中江武斗，你们怎么卷进去的？是观点一致呢？还是其他原因？
刘：你知道中江那次8•19事件吧？东方红公社遭血洗后，被继光兵团撵出县城，他们有的流落三台、绵阳，有的撤退到金堂，当他们恢复了些元气，在绵阳等地抢到一些枪支，意欲打回中江，姚光前来找到我们，支援他们打继匪——继匪就是继光兵团。我们也很不满继光兵团占据兴隆场，那时，我们金堂淮口等下五区运粮运物进金堂赵镇，必须经过中江兴隆场，继匪就抢夺我们的粮食与物资，早就恨这伙牯吃称霸的强盗了，一说，就同意了。
曾：你们这战团火力很强吗？说句客观的评价，无不是“乱世英雄起四方”的乌合之众吧？
刘：怎么不强啊！有老兵当头头，组织者姓都名爱国，14岁就参加太行山八路军，解放军打进成都，第一个闯进国军北较场军营的就是他，有个绰号叫“小诸葛”，能文能武，1958年成都军区机关打了38个右派，他也遭劫，遣他回河北老家了。第二政委郭林祥、司令员黄新廷要写回忆录，回忆1952年进军阿坝州打黑水战役，而都爱国是身带鸦片烟，装成烟贩子，打入黑水藏族内部搜集情报的。想起他那支笔和熟悉许多战役，又把他召回成都军区，文革前，他就写过一本书名《金色的太阳》。但是，1963年四清运动一来，就把他撵下金堂五凤溪这建材厂，还叫我们对他监控，只做些一般的工作。分配他到水运队做副队长，可是他的工资比金堂县委书记还高一倍。他进成都时，就是连级，在二野就是谍报参谋，谁还监控得了他？最使我惊奇的是他的记性好得没人能比，还未开始文革，那本小红书上的毛主席语录，就能记得烂熟，随便翻出一句来，他就能说出是第几条在哪一页。你想，有都爱国这种战争中历炼出来的人物，由他承头组织这12•4战团，不仅有战斗力，他还领导办了一张小报，会做思想政治工作。我们抢的枪最多，从成都、金堂抢了不少，还在淮口431部队里抢到一批，不仅火力强，人也多属犯点小错就弄来劳动驯化的那种小青年，都很野，打起来很亡命，不少人在“二月镇反”又被关过，都爱国当然也未漏掉，也曾被投入监狱。不久，平反出来，他又回成都军区穿军装去了，留下这批出狱的弟兄，就由我带领去打中江继光兵团。
曾：这是1968年吧？去了多少人？
刘：事情与当时成立的三县一区联防指挥部有关。广汉、金堂、中江与青白江划成一片联防。指挥部设在金堂，中江那次8•19事件，东方红被继光兵团从县里撵走，在金堂的不少，他们抢到的枪最多，要求我们一齐打中江，我们金堂的运输要经过中江兴隆，继光兵团常在兴隆打劫我们的粮车与煤车，也想打走他。就在1968年1月打兴隆，只放了些空枪，他们就撤退到辑庆了。
各路人马齐集兴隆场，把这座场镇堆成一座兵山，然后决定打辑庆凤凰山，我带人主攻凤凰山正面，姚光前从侧面包抄，打得艰苦呀！从早晨8点打到下午4点才结束，继光兵团的尽是当过兵转业到省汽车二队的，很有实战经验，共打死他们十多人，打死我们金堂的两个，都是城厢镇的人，已经打赢了，自己人的枪走火，打伤我的脚，我被抬回金堂。进辑庆镇是姚光前他们。但我们缴获56式机枪、自动步枪等新武器不少。打了又撤退到兴隆。
曾：你回金堂养伤，人马也撤走了吧？
刘：伤还未好完，姚光前就来邀我，说他们红樱枪战斗团的团长受了伤，那个团的战斗力不行了，要我再出马来支援打回中江城。姚还说，不从辑庆打进城，这一打，把继光兵团的汽车打跑了，抄后路从南渡口再杀回马枪，汽车就跑不脱了。果然，不只打来一些汽车，还壮大火力，拿下中江县城。继光兵团把拖拉机装成铁甲车也抵不住我们的进攻了。
曾：进城休整了多长时间又继续追打南退的继光兵团？
刘：正是1月，标语口号喊的：“中江解放了！”我们住在县中校，接下来是打玉兴乡，我们也参加了。
曾：打广福镇那边太阳山，你们12•4也出马了吗？
刘：我们冲在前面，我离继光兵团的寨子只几十米，姚光前还在后面哩！这一仗，打了23天21夜，这一仗打得够残酷啊！死尸一个个拖下来，人就钻到死人堆里作战。有时，头一歪，就倒在死尸上睡着了。那时，打得我身上长了虱子，7805部队的耿副团长对我说，这战斗，比我在朝鲜打的仗还残酷，最凶不过比刺刀嘛！现在是什么都拿出来了。我说，己打疯了，老子有原子弹，那时也敢甩了。你想想，从成都拉来的那些炮，炮弹都打得快完了，132厂来支援的也有人牺牲了。不少时候，你派人去夜袭，他也派人来夜袭，混战到一团，分不清敌我，听到有人喊：受伤了！卫生员赶去包扎，一看，是对方的人，一梭子弹送他归天。有时，把氰氢类毒液装在瓶里，装入炮膛与炮弹打出去，什么也不管了。炮弹供不上，由川大学生在城里印刷厂自己制造，他们懂化学，造的炮弹，有的能打出去，有的炸了自己人。没办法，还是要打，就在炮座旁挖个坑，一放了炮就跃入坑里隐蔽。就这么亡命战斗。继光兵团见我们冲上寨子，就把一束手榴弹拉响放在坛子里滚下来，很响，杀伤力不大。中江那土法赶制手榴弹，也炸死了不少制造者啊！打下了太阳山的堡垒。在上面拚剌刀呀！上头的粮食储藏得几个月也吃不完。这一仗，参加战斗的几千人，还未包括外围的新兵部队，要是拍成纪录片，不比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逊色。
曾：你们这是为什么啊！太阳山上还是普通民众呀！
刘：那时像中了邪，疯狂地要保卫毛主席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哪里知道是受骗啊！
曾：那你当了武斗的头领，后来也不容易逃脱惩办呀！秋后算账要还呀！
刘：这要感谢成都军区的都爱国，我被邀去攻太阳山的继光兵团时，他就阻挡我不要去，我说，我不去就对不住那些共过生死患难的朋友，没有我们参与，他们就可能失败，不能临危不相助呀！老都便叮咛我，抓住对方的俘虏，千万不能杀害。正是有他这告诫，几次抓住人，我都不允报复枪杀。打下中江城，有继光兵团百余人逃向广汉连山，姚光前要我堵击，我在连山小学抓住他们，全部押回中江。打到广福镇，那场外桥头，尸体一堆又一堆，我派几个架架车推到山沟里掩埋，埋了一天，这时，广福镇上有座文昌宫做了继光兵团的野战医院，许多伤员成了俘虏，我也不许报复他们。打到乐至，解除了继光兵团一、两千人全部武装，叫所有战团首领开会，恰遇我头暴痛，吃了药在睡觉，他们研究的在押解回中江途中要杀的名单，我也不知道，但汽车开拢中江边境，我是听见枪声一串，离得远，看不见，后来才知是杀了俘虏。这些事在清查中，关了我一千天，我写的交代材料，是一大本，几乎每一天每一件事都作了详细记录。
曾：这些材料还在吗？还有底稿吗？
刘：哪里还有啊！我记得最清楚与澄清我的问题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广福的一个孩子。他父母属继光兵团，见无处逃身自杀了，身旁留下一个10来岁的娃儿，枪已对准这娃儿了，我喝令一声：不准杀！这孩子便跪向我哀求说：叔叔救我！我带他到广福镇里，吃饱了饭，又交给当地公社主任，由他们安排。我记起这件事，由清查小组到广福去找这孩子，这孩子己当兵入伍，在部队里问明情由，他写了材料，我入狱半年，就释放了。

杀妈红卫兵孔繁路的悲剧

几年前，尽我晚年这绵薄之力，终于从中江兴隆镇的族侄汉之那里，获得孔繁路在乡下的居住地址和孔家的电话。我十分兴奋，因为我与恢弟一到民间去探访文化大革命造成中江武斗的惨酷历史时，孔繁路疯狂到把阻止他去武斗的妈也打死了的骇人听闻之事，已经听到不少人提起了。
电话打去，这位杀妈逆子，不是到外省去打工挣钱去了，便是到外县谋生去了。我选春节前后的时间，电话打过去，终于与他有过一两次对话，当他听说我要探访他几十年前轰动中江全县那灭亲的旧事时，不仅不关门，甚至十分主动。有时还来电话催促。当我把手边的事打点收拾后，往往他又出外打工去了。就这么拖延了好几年，访谈记下的笔录锁在箱里期望用孔繁路对话来结束，2012年3月30日，族侄汉之终于把他从乡下约到镇上家里，我去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实录。
当他与我面对面时，这个农家汉子并无横眉眦目的恶像，倒是一种驯善的农村人平常面目，开口说话，干净利落，显得质朴。族侄汉之告听我：他族兄卓之的妻子常称呼的孔嫂嫂，就是他们孔家的，按辈份，孔嫂嫂是他的族姐。有这么一层瓜蔓亲的关系，这孔繁路就更无陌生与拘束，心中窝着的想着的，尽一吐无遗了，向他提的问，皆爽朗地回答。

曾：多大年纪了？
孔：1949年出世的，62岁了。
曾：啊！你与这红色国家同一年出世，应是同庚了。用那些年流行的语言，应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红色接班人了呀！土改时，家庭划的什么成份呢？
孔：贫农！（根红苗正的出身，与我原以为出身不红者子弟，用大义灭亲去染红自己面孔显然不是同类了。）
曾：你怎么卷入武斗的？
孔：1967年，萧德先与曾常福都来约我参加红卫兵，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我就参加了造反派，认为这是我们贫农义不容辞的。你想想：正17、18岁特青春的年纪，有一杆炮火拿在手里，可耀武扬威，好不风光啊！
曾：我听人说，你那造反派组织是属继光兵团？
孔：不！不！我是与继光兵团对立的东方红派的，司令是姚光前，政委是三台人孙有雷。
曾：姚光前与我小学曾同过年级，文革中，他任过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委员，三结合也入过县革委，又判过8年徒刑。我去寻他访谈，说他出狱不久就病故了。找孙有雷，三台的人告我，说他也去世了。
孔：我就是他们属下几个战团中那孙大圣战斗团的。
曾：那么你一定参加了东方红打凤凰山那第一次翻身仗了？
孔：就是打这一仗，我们从兴隆镇东征，拿下辑庆乡与高板桥一带地盘。晚上，我回家去，狗咬得凶，我把子弹就推上膛，以备打狗。忘了把子弹退下膛。回到屋里，我妈劝我：鬼娃娃，别出去打枪弄炮了，看把命丢了。我哪听得进。见兄弟穿着一双胶鞋，叫兄弟把鞋脱给我穿，晚上不穿鞋去巡夜很冷。兄弟把鞋脱给我时，我妈夺过去就甩到茅坑里。茅坑里猪粪发酵翻起来一沱沱，我去捡鞋子，我妈用锄头把鞋子往茅坑下戳，我急了，拿枪威胁她住手，我忘了枪里的子弹进院子是推上膛的，把枪弄响了，子弹穿进妈的肚子……
曾：你怎么办？
孔：吓得我跑了！第二天，妈抬到金堂赵镇医院，就死在医院里了。
曾：啊！原来是这么造成的。那你不后悔吗？
孔：后悔也来不及了呀！反正我有错也有罪。判我时，当时公检法已砸烂了，由军管的军人叫我舅舅这原告签字，好枪毙我。舅舅始终不签，只好判我死刑缓期执行。1970年“一打三反”弄到南充的省一监狱，由于我老实劳改，几次减刑，1992年放出来，回了家。像过去戏文里唱的：死罪虽免，活罪难饶。我63岁了，无家无室无妻无儿，还在到处打工过活。
曾：你也算受文革之害的一个活标本了。
孔：我是人性丧尽天良尽灭的恶人吗？那次夜里，在永兴乡抓到继光兵团一串俘虏，喊立即枪毙。我看有个小娃儿，不过十四五岁，很不忍心，便说我去枪毙那娃儿。我把那娃儿押到无人的角落，悄声对他说：我朝天放三枪，听枪声你就跑！枪响后，他还呆站着。我急问：为啥还不跑！他说：我害怕！我推他一掌，他才跑了！我这些事，去向人说，人家相信吗？其实，有的坏人比我过得好，那天赶场我还见他，因为人家的老婆长得很漂亮，借武斗时，他从人家背后开枪把人杀了。占有那漂亮女人，现在还给他生了一对儿女，已成人了。我也不忍心去拆散人的家庭了。
曾：现在，你对文革看透看穿了吗？
孔：在监狱里就看穿了。那时关了好多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造反派啊！重庆有名的开炮舰进攻的邓长春也关在一起。有个有点知识与头脑的小伙，看见特赦国民党县团级的囚犯，发牢骚说：为啥还不放你们的刘少奇同志呢？说这话的叫赵会来，才20岁，也以反革命罪杀了。后来，共产党为刘少奇的冤案平反，这个早了几天为刘少奇鸣冤的，虽然也平了反，就只有一句话，命也没了啊！监里还有个王国章，看见《人民画报》上江青穿着连衣裙的照片，笑着说了一句：这么老，还这么妖艳！就被关了独居——只一公尺高的石房子。幸喜没来得及杀，“四人帮”就打倒了。才把他放出来了。
曾：你恨文化大革命害了你吗？
孔：当然！不是那运动，我的孙儿也有了。能像现在没妻没儿没房？劳改回来一直住在兄弟的一间空屋，我去找监狱质问：我出狱时，你们说的当地政府会安排生活与工作，却不管。监狱叫我去找县民政局，民政局又把我东推西推！最近听人议论重庆又闹起小文革，若真他妈的文革再来一次，我就不去杀内伙子（注：川语，自己人），老子抢到枪就要杀那些几十年愚弄民众的贪官污吏了。
曾：不行！制度不改，贪官污吏会像韭菜一样，割了会又长！
他睁大眼睛看着我，想一想，点一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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