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书生：关于毛泽东的“补丁衣服”及其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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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的穿着，许多回忆录中说的最多的就是他的“补丁衣服”。如毛泽东的卫士周福明说：毛泽东穿的衣服破了，却一直舍不得扔，打上补丁继续穿。“到了六十年代，主席依然不变，外面的制服破了，便送到王府井的商店织补，内衣内裤依旧是补丁摞补丁，主席一年四季盖的毛巾被，有两条毛巾被也没有什么毛了，简直像块平纹布片，一条毛巾被有补丁73块，另一条有补丁56块”（亓莉《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第73页）。1968年到1976年担任毛家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说：毛泽东“里面穿的衣服经常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一年’，衣服上经常是补丁。毛主席不盖棉被，夏天一条，春秋两条，冬天三条，如果腿凉了就用热水袋。因为常年用毛巾被，就磨坏了，就要补，洗脸的毛巾旧的，破的，就用来补毛巾被，毛主席一条毛巾被上最多的补丁达到73个”（《吴连登谈“我给毛主席当管家”》）。“衣服也是这样，能织补的织补，能打补丁的打补丁”（《揭秘毛主席私人仓库里的惊人发现》）

毛泽东在穿着方面要求不高，“不讲究衣着、式样，料子是棉的毛的都可以，但衣服要合体、整洁，穿起来比较宽松”（《访林克：读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载《说不尽的毛泽东》），即使带补丁的衣服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这是他率性而为的真性情表现。偏有好事者非要拔高到树立全党勤俭节约典范的地位，利用其对毛泽东日常生活的权威话语权，不惜编造些离奇故事和经不起推敲的细节，用一些明显不合情理的解读来歌颂这种“俭朴生活”。这种做根本无助于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反而是帮倒忙。

一、“补丁衣服”故事的虚构

故事一：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说：“进城后，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他要见张澜前，吩咐我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我在毛泽东所有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这就是毛泽东进城时的全部家当——没有一件像样的新衣服。因为他说过进京赶考的话。所以我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了。’毛泽东说：‘历来纨挎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去借一件？’不要借了，补了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这样，毛泽东只好穿了补丁衣服见张澜，以后又穿这件衣服见沈钧儒、见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可我心里总有些难过。我们共产党打了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后来，毛泽东准备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才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为他做了一身新制服（《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毛泽东很土吗？》）。按：这个故事的细节经不起推敲。一是没有新衣服可以就穿平时的旧衣服见客人嘛，并不意味着非要穿“补丁衣服”。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当时所有的外衣都打了补丁。但故事中李银桥明明翻的是箱子底，并未包括毛泽东自己身上的外衣。而且他自己也说过，毛泽东“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以及粗线袜子上”（《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毛泽东很土吗？》），此时为什么连外衣也都有补丁？二是毛泽东邀请张澜来京共商建国大计是1949年6月初的事儿。5月，张澜还被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软禁于上海虹桥疗养院，蒋介石已下令万一其不赴台，即动手予以杀害。幸亏负责“看押”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队长阎锦文是中共地下党员，将其营救脱险（《张澜与毛泽东热切重逢》）。当时为中央领导人做衣服的裁缝王子清是叶剑英早在北平国共谈判时就认识的，进城后即介绍了过来，在缝制毛泽东开国大典礼服之前，已为他缝制了黄呢子中山服和平纹灰布中山装两套衣服。如果是6月见张澜之后才开始做第一套新衣服的话（按故事中的说法，之前毛泽东所有的外衣都带补丁），为什么在接下来的3个月时间里（开国大典举行之前）却一连做了3套外衣？第一套黄呢子中山服同开国大典礼服在面料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产地有美国产和国产的不同），做工也一样，又才做两三个月，为什么没有资格成为开国大典礼服？王子清干活麻利，做第一套黄呢子中山服时，因按秘书要求比照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服装剪裁，肥大，不合身。王子清到香山去为毛泽东量了尺寸，与徒弟丁奎英连夜重新改裁缝好（《神剪丁奎英》）。所以毛泽东要穿新衣服，有一夜功夫就行了，哪里有“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的问题？三是，最为关键的证据是这期间拍摄的毛泽东本人照片。从3月份入城到6月见张澜之前，毛泽东参加了西苑机场阅兵、政协筹备等许多重大活动，也与家人及工作人员合过影，留下不少照片。笔者仔细看了这些照片，根本看不出毛泽东穿的是“补丁衣服”。事实上只要有一张照片上毛泽东没穿“补丁衣服”，即可证明他穿“补丁衣服”会见张澜的故事纯属瞎编。也许有人会强辩，说毛泽东的外衣“补丁”都补在外人看不见的地方。先不说世界上会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儿——所有的衣服破绽都在外人看不见的隐秘之处。即使真是如此，也不违背毛本人的初衷：穿好一点的衣服会见张澜，以示尊重。毛泽东自己是明白这个道理的。“1954 年 8 月 24 日，毛泽东接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时穿过的裤子，屁股上轧满厚厚的罗纹补丁”（《毛泽东遗物事典•接见艾德礼时穿的补丁裤子》）。有工作人员劝他说，见客人穿带补丁的裤子不礼貌，毛说，谁看我的后面呀？如果毛泽东见张澜时客人看不见外衣上的补丁，自然不会产生不被尊重的感觉。只是这样一来，好事者编这么一大段故事也就没必要了。

故事二：卫士马武义说，毛泽东在开国大典礼服里面，穿了一套毛衣毛裤。它们都十分破旧，毛衣“左右两个胳膊一边一个大洞，还是在西柏坡时，韩桂馨（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的妻子）用袜子头给补上的。”裤子破得更厉害：两个膝盖也各有一个大洞，因为找不到这么大的袜子头，就一直‘破’着，致使毛主席两脚一蹬，竟然蹬到两个大窟窿里去了！不得不又把毛裤脱了下来，小心翼翼地重新穿好（《毛泽东贴身卫士回忆60年前的今天——开国大典前我为毛主席整理好衣装》，《现代快报》2009年10月1日）。按：我在《关于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的礼服与毛衣裤“故事”的真相》一文中，已说明根本就不存在毛泽东在10月1日下午3时举行开国大典时，在厚实的黄呢子礼服里面又穿上毛衣、毛裤的情况，理由不再重复。这里再附上卫士李家骥对这条毛裤的描述：1949年11月，北京的天气开始变冷了。一天夜里，毛泽东工作之余到院子里散步，一股股寒气向他袭来，冷得他直打战。警卫员李家骥说：“主席，外边太冷，回去加件毛裤吧。”毛泽东表示同意。李家骥把毛泽东的那条旧毛裤找出来，发现补丁叠补丁，已经破得不像样子了。据说这条毛裤毛泽东从长征一直穿到全国解放，李银桥的爱人韩桂馨曾给他缝补过多次。李家骥拿着这条毛裤掂量了好半天，才对毛泽东说：“主席，你这条毛裤实在无法再穿了，补丁压补丁，又厚又沉，还不暖和。我到管理科给你领条新的吧。”毛泽东摇摇头说：“不用。毛裤穿在里边，外边还要套裤子，这又不要什么好看。还是麻烦你想办法给我修补修补吧。”李家骥继续劝道：“主席，你看看这条毛裤已经补了多少次了，实在无法再补了，还是换一条新的吧。你是党中央的主席，叫管理科给你买条新毛裤完全是应该的，再节省也不在乎一条毛裤呀！”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点燃一支香烟，慢慢地吸着，听着李家骥的唠叨。他深思了一会儿，耐心地向李家骥解释说：“不论是谁都要注意节约，不能浪费一分钱。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当主席也不能比别人特殊，也不能脱离群众。现在我们国家很困难，很多群众还吃不上穿不上，他们连我这样的旧毛裤也没有啊！还是请你给我修补修补，不要花钱买新的了。”李家骥没有办法，只好拿出针线，细心地给毛泽东修补那条破得不成“形”了的毛裤。这条毛裤毛泽东一直穿到1956年，后来实在没法穿了才买了条新的，但他仍旧不舍得扔掉这条旧毛裤（《生活中的老一代革命家•“家丑不可外扬”》）。旧毛裤可能确是补丁叠补丁，但膝盖上一直破着两个大洞却是编出来的。

故事三：毛泽东的毛巾被上最多补了83块补丁。毛泽东的管理员吴连登说：“毛主席进城以后一般都盖毛巾被，夏天盖一条，春秋盖两条，冬天盖三条，叠到一起。毛巾被破了用旧洗脸毛巾补，毛巾被最多补了八十三个补丁”（《揭秘毛主席私人仓库里的惊人发现》）。但他本人在坐客人民网先锋论坛时，又对补丁的数量改了口：“毛主席一条毛巾被上最多的补丁达到73个”（《毛主席的穿衣之道：接见外宾穿毛式服装　平时“缝缝补补”》）。按：这条73（或83）块补丁的毛巾被只是吴连登口头所说，并无实物。毛泽东逝世后，韶山纪念馆接收了中南海所有的毛泽东遗物。但该馆工作人员编写的《毛泽东生活档案》一书告诉读者的却是，毛泽东的毛巾被补丁最多的一条是54个，已被评为国家二级文物（下册第729页）。试想，如果真的有73（甚至83）个补丁的毛巾被，够得上评国家一级文物了，为什么不提？此事的真相是：有73个补丁的是睡衣，却被移植到毛巾被上了，以讹传讹，流误至今。直到2012年初毛泽东遗物在上海展览时，告知外界的信息依然是：补丁最多的是那件睡衣（李婷《上海展出毛泽东日常用品 一件睡衣打了73个补丁》，《文汇报》2012年02月16日）。

故事四：毛泽东衣服的补丁是用“五颜六色”的布头补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说，他“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内衣、内裤及粗线袜子上。而且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主席的粗线袜子上总是带着补丁，往往一伸腿袜子上的补丁就会赫然露出”（《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毛泽东很土吗》）。按：对于这个说法，就连同为身边工作人员，1950至1960年代经常陪着毛泽东在卧室吃饭的秘书林克也不同意，说“他穿的内衣，我也没见过什么五颜六色的布补丁”，斥之为“那些书上的描写是夸张和离奇的，很不真实”（《访林克：读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载《说不尽的毛泽东》）。1960年初毛泽东在广州鸡颈坑专用住所读书时，机要员谢静宜曾以女性特有的细心观察过毛泽东内衣的补丁，发现“大部分补得都很好，也有补得不那么高明的，多数是用旧白棉布补的”。毛泽东喜欢穿白内衣，用旧白棉布去补是很自然的。只有一件浅棕色的长袖线衣，因为“整个背后破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洞”，“缝补的同志只好在里面垫上一块白布”（谢静宜《主席的衣服》，载《在毛泽东身边》）。即使这样，也不会有五颜六色的效果吧？

林克曾针对“补丁衣服”上的种种离奇说法表示：“（毛泽东）见外宾很重视礼仪，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穿着带洞的袜子见外宾。有的书说他见外宾还缩着脚，不然就露馅了。搞得很庸俗，完全不真实。为什么要让毛泽东见外宾时还穿带洞的袜子，那你的责任心哪去了？不是说对工作完全负责吗？这等于自己把自己否定了，为毛泽东全心全意服务是假的。这些事别人不注意，还可能当笑话，觉得很有意思，可是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就觉得这太不负责任，怎么能这样做呢？毛泽东在生活上不讲究，但很注意礼貌，特别是对外宾和民主党派人士，对内宾比较随便，但随便也没有到那种程度。他穿的内衣，我也没见过什么五颜六色的布补丁，毛巾被说是有几十个洞，一捅就破，还在盖，哪有这事？旧毛巾被也是盖的，但不会有那么多补丁，这样的毛巾被能让他睡觉吗？（《访林克：读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载《说不尽的毛泽东》）

二、对“补丁衣服”的过度解读

毛泽东穿“补丁衣服”，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及本人的衣着观念有直接的关系，完全没有必要非把它与廉洁奉公、拒腐防变联系起来，从维护领袖形象的需要出发做过度解读。

下面是两段有关的文字描述：

“在毛泽东同志的众多遗物中，有一件物品十分引人注目，那是一件白色泛黄的棉质睡衣。这件睡衣材质一般，样式普通，夹层，香蕉领，外侧有两个口袋，长141厘米。睡衣外观通体破旧，它的领子全换过，衣袖、前页、下摆等处补丁连补丁，竟达73个之多，以至几乎看不出本布。从50年代初一直到1971年，毛泽东春秋两季都穿它，这一穿就是二十年。尽管越来越旧，毛泽东却总不舍得扔掉。围绕它的去留更换问题，还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60年代初，睡衣的肘部、领部、袖口就有了破洞。1963年初夏的一天，毛主席的理发师兼生活卫士周福明来到中南海服务处取衣服。洗衣房的同志对他讲：‘给主席换换新的吧，你看这件睡衣，袖肘又破了，洗的时候从水里都不好往外提，弄不好就被拽破了。’周福明不止一次听过洗衣房的同志这样说，他也多次向主席提过，可主席总说：‘再穿一穿吧，过段时间再换。’主席不发话换它，周福明也实在没有办法。几天之后，周福明趁陪毛泽东吃晚饭时说：‘主席，这件睡衣今年该换换了吧。’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说：‘现在国家不是还很困难吗？我看再补一补就行了嘛！’周福明小声嘀咕了一句：‘您是主席。’‘噢，我是主席，主席的睡衣就不能补一补了’，‘你不是也穿着补的衣服吗？’毛泽东不以为然。‘主席，您和我不一样。’周福明连忙解释。‘为什么不一样，就因为我是主席。难道我不也是人民中的一员吗？’毛泽东回答。于是，这件睡衣被送到总后被服厂刘奎元师傅那儿补，刘师傅是这行的高手，找了同颜色的布料精心缝补，不仔细看竟看不出补丁来。毛泽东很满意，此后破了补，补了又穿破，几年过去了，补丁也快打满了，以至工作人员洗衣服都不敢用手搓，必须小心翼翼地清洗。直到1971年，睡衣已到了稍不留神就会裂破一个大口子的程度，实在无法再穿了，毛泽东才同意更换。这件一穿20余年的睡衣终于被工作人员登记入库，正式退休”（阳国利《毛主席的睡衣打满补丁》）。

“主席每天穿的两件睡衣，一件黄色，一件白色，裂了口子，缝一缝，破了找块布补好，一件有五十九个补丁，一件有六十七个补丁。曾有同志把这件补丁最多的睡衣换下来，拿了一件新的睡衣放在主席的卧室。这天，主席起床穿衣时，发现睡衣被人换了，很不高兴，一再追问‘那件睡衣到哪里去了？’工作人员只好又把那件破旧的睡衣拿来让他穿上”（《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第172—173页）。

以上所述皆非毛泽东的公务活动，包括他说的那些话，没有文字纪录，也没有第三人在场，今人既无从否认也无法肯定。但以这些艰苦朴素的故事为依托，确实衍生出许多读者的感慨与理论升华。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日前，看到网友云中岳先生的博文《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咋那么‘寒碜’？》，笔者和广大工农群众一样，心中一阵酸楚。‘旧衣’和‘补丁’的穿着打扮，竟是人民领袖的模样！试想：不正是这样一位质朴无华的伟人和他率领的这样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历经几十年的不懈奋斗，打败了各式制服洋装扮相的敌人，才为劳苦大众创下了这一片新天地，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人的共和国吗？”（梁煜璋《穿着‘寒碜’的毛主席是“人”也是“神”！》）

笔者只是希望读者同时也知道以下事实：

（一）毛泽东确实喜欢王子清师傅1950年代初为他做的那件木薯棉睡衣，破的地方打上补丁继续穿，同时也在不断地做新睡衣。他去世后，工作人员“清理毛泽东遗物时发现长的、短的，厚 的、薄的，好的、破的各色各样的睡衣有 20 多件”（《毛泽东遗物事典•补了 73 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就按20件算吧，这意味着从1949年到1976年间平均每年要做0.71件新睡衣。

（二）据《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介绍：“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一般夏天穿乔其纱衬衣、衬裤或白纺绸，或白的确良衬衣，冬天穿棉毛衣裤。到70年代，全部穿棉毛衣裤，夏天是薄薄的单纱白棉毛衣裤。衣为无领圆口套头衫，前胸从领口往下有19 厘米长开衩，钉三颗白色小有机扣，冬天则为稍厚的棉毛衣裤”。“现留存的毛泽东的棉毛衣、裤，乔其纱衬衣、裤，白府绸衬衣等新的、旧的，约有200 余件”(《毛泽东遗物事典•轻、薄、软的内衣内裤》)。此处亦按200件计算，平均每年缝制内衣裤7.14件。

据1968—1976年担任毛家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说，毛泽东穿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一年”（《毛主席的穿衣之道：接见外宾穿毛式服装　平时“缝缝补补”》）。照每件都穿7年计算，睡衣足够穿140年，内衣足够穿1400年。
还是拿那件补了 73 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说事。

据介绍，这件睡衣长 141 厘米，肘部、领部、袖口等处打了73个补丁。大家知道，就算这件睡衣使用的是0.8米宽的窄幅面料，前后共用两幅，那么1.41米×0.80米×2=2.2560平方米。再除以73，等于0.0309041平方米，也就是说73个3平方厘米的补丁就可以把睡衣全部覆盖一遍。缝过补丁的人都知道，3平方厘米的补丁是无法缝的，起码大一倍，达到6平方厘米，才勉强可缝。而且要想缝补后的衣服看起来接缝平顺，“不仔细看竟看不出补丁来”，应尽量把接缝处的原始面料挖去，挖的越彻底，效果真好。照此计算，假如睡衣上全是6平方厘米的小补丁，73个补丁也足以把睡衣原始面料替换了两次以上。可见说它是1950年代初王子清师傅缝制的那件睡衣只是概念上的表达，以满足毛泽东的恋旧心理需要，实际上通过不断“打补丁”方式的积累，已经重新做了两次睡衣。这一点在睡衣保管者的口中也得到证实：“睡衣外观通体破旧，它的领子全换过，衣袖、前页、下摆等处补丁连补丁，竟达73个之多，以至几乎看不出本布”（阳国利《毛主席的睡衣打满补丁》）。既然本布（初用面料）在缝补的过程中差不多全部被替换了，为什么还非要说它就是1950年代初所做的那件睡衣？这就如同买了一辆QQ汽车，今天换台奥迪发动机，明天换4个宝马轮胎，后天换个空调系统，到最后只剩下车标和汽车外壳没有换掉，却非要叫它QQ汽车一样可笑。

三、“补丁衣服”的成本

缝“补丁衣服”要花多少钱？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回忆录中从来不谈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不难发现其用度巨大。
先来看看缝补“补丁衣服”的都是些什么人。

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衣服破了多是由卫士或其他女同志缝补，如后来成为李银桥妻子的韩桂馨就补过毛泽东的毛衣。1949年以后，卫士李家骥也为毛泽东补过毛裤，据说被接到丰泽园里养起来的江青姐姐李云露经常帮着干点缝缝补补的活儿，但尚无证据表明她帮毛泽东补过衣服。另一方面，毛泽东进了城，接触到专门从事裁缝工作的“名剪”，特别是北京、上海的著名服装大师，帮他缝衣服的人也就有了变化。根据笔者所见的资料，起码有总后服装研究所的刘奎元师傅、上海的周庆祥师傅、吴兴扬师傅以及北京针织厂不知名的师傅们。

缝补木薯棉睡衣的刘奎元师傅——1950 年代初王子清师傅为毛泽东所做的木薯棉睡衣，毛泽东春秋两季都穿它。60 年代初，睡衣的肘部、领部、袖口都有了破洞，工作人员送到总后被服厂刘奎元师傅那儿补，刘师傅找了同颜色的布料精心缝补，不仔细看竟看不出补丁来（《毛泽东遗物事典•补了 73 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1972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从外地捎回北京一件破睡衣，请总后勤部的服装研究所给补一补。内务人员解释了原因：要补得不露痕迹（参见路来谦、王松山《我给毛泽东做内勤》，载广州《老人报》2007年9月19日第20版）。这件睡衣显然不是1950 年代初王子清师傅为毛泽东所做的木薯棉睡衣，因为它在1971年就“退役”了。但刘奎元师傅一直在以“不露痕迹”的高超标准缝补衣服，则是个不争的事实。

上海服装六厂的车间主任周庆祥师傅——他回忆说，1957年夏，中央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开会结束后，毛泽东搬到太原路汾阳路一幢法国式小洋楼里，周也到哪里去为毛缝制衣服，和两位助手“白天做衣，晚上睡觉，先后住了一个月”，为毛泽东缝制了4套衣服。周缝制衣服的工作效率如何？据他自己说，毛泽东选定衣料后，他连夜裁衣、缝制，第二天上午毛起床后就去为他“试身”。我们把时间算得充裕点，就算两天缝制一套衣服吧，为什么周庆祥一个月的时间才缝制了4套？原来周还有另一项任务，为毛缝补包括上衣、裤子、衬衣等一大堆旧衣服（参见《毛泽东在上海》第242页），缝补它们甚至比做新衣服还要费时间。

上海的吴兴扬师傅——“从1937年，吴兴扬十二岁到上海学徒开始，他为租界内的外国人服务。解放后，他又为国家领导人服务，直到退休，他的手艺才为普通人所了解。”“吴兴扬曾经为毛泽东织补衣服……三十年前，吴兴扬就被称为‘织补大王’……清朝末年，织补这项技术因获巴拿马金奖而闻名世界。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他夫人的一件丝巾意外损坏，吴兴扬的手艺使这条纱巾完好如初，他的技艺使美国总统夫人感到震惊。这件纱巾被送到了美国一家博物馆（《“织补大王—吴兴扬》，央视国际www.cctv.com2007年07月25日22：10分《人物》栏目播出）。据孟进鸿将军讲：“有一次我到上海为主席做衣服，捎去36双袜子补后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一些事情——原国防大学基本二系主任孟进鸿将军回忆毛泽东往事》）。这些破袜子大概就是吴师傅织补的。

还有一些我们不知名的北京、上海的师傅们。如《毛泽东遗物事典》说“毛泽东爱出汗，一天要换几次衣服，因而同一型号的往往准备几套。棉毛衣裤缩水性强，衣服小了，而毛泽东又舍不得扔掉，只好请人接长、拼大，有时把两件普通的棉毛裤改为一件，三件棉毛衫改为两件，继续穿用着。这种接长、拼大或改制的任务，一般是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出面，找北京针织厂，由他们承担（见该书之《轻、薄、软的内衣内裤》）。毛泽东穿毛衣，常把领口拽变形，扯出大口子故要派工作人员专程去上海用当时全国唯一的服装业高压蒸汽机将其蒸烫，恢复原型。惟北京针织厂和上海蒸烫毛衣的师傅，我们无从得知姓名。

再来看看缝补“补丁衣服”的工艺。

缝补毛泽东的“补丁衣服”主要有两种办法，一是缝补，如刘奎元师傅，心细，选用布料得当，不仔细看确实看不出有补丁。二是织补。“织补就是用与破损衣物相同的丝线，按照衣物原本的花纹来回编织。这项神秘的技艺其实只不过需要人高度的注意力和创造力”。“天衣无缝是这种手艺的最高要求”（《“织补大王—吴兴扬》，央视国际www.cctv.com2007年07月25日22：10分《人物》栏目播出）。北京王府井的中央领导人服务处的师傅们也能织补，但更多的时间是去上海请吴兴扬施展这种“正在消失的手艺”。

最后，看看缝补“补丁衣服”的程序。

一种是在做衣服时，顺便将破衣服送去缝补（或织补），如孟进鸿将军到上海为毛泽东做衣服，同时捎去36双袜子补后跟。另一种是专程缝补（或织补），如对某件特殊的睡衣，把一些内衣接长、拼大，或者把扯出长口子的毛衣领子恢复原状等。
为毛泽东缝补衣服的这些各有绝艺的服装大师们，其劳动成本在毛泽东时代是无从统计的。但我们可以举一些参考资料：1949年以前，在广州、上海、青岛这些港口城市里普通裁缝的工资，“一般学徒出师之后，每月师傅大约会给10块钱左右的工钱，而到这些外国兵船上给士兵做西服，每月能有四五十元的收入”。上海“北四川路主要集中了中档的‘五工师傅’，做一套西服需花费5个小时。而南京路上一般是‘七工师傅’，做一套西服要7个小时。南京路上最考究的培罗蒙西服店，缝制一件西服经过面料熨烫、复衬熨烫，辅料经过热缩、冷缩使衬头不会走样，光是一件西服上装就需要花费60个小时”。“50年代，上海鸿翔时装公司依然是潮流中心，很多女顾客会去鸿翔看了款式，再要求相熟的师傅仿制。去鸿翔做一件大衣需要18元，而在外面找师傅只需6元加工费。那时候很多人一个月工资也就十多元”（《红帮家族：领导人当裁缝》，载《新周刊》第351期）。如果把为毛泽东做衣服的王子清、田阿桐、王庭森、周庆祥、吴兴扬这些顶级服装大师比照为鸿翔时装公司普通裁缝（按理他们的收费恐怕会比这些裁缝高上10倍，甚至更多），按做一套衣服7个小时（就算是用一天时间，8个小时吧），每月工作24天计算，一个月也应当收入432元。1956年秋，中央办公厅从上海招收12名服装技师，成立“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专为中南海里的中央首长们制装。“这个‘特别加工部’，其实就是由这12名服装技师组成的制装小组。这12名服装技师，皆出于上海红帮门派——旧指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裁缝。包括田阿桐、王庭森等名师。而他们进了中南海后才明白，原来，‘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在当时成立的真正目的和首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研制合体的着装，包括让毛泽东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主席台上。”“12人进入半军事化封闭状态的工作中：吃住都在中央办公厅一个小院的集体宿舍里；上午9点准时上班，下午5点下班；周日可上街购物，但须递交假条，按时回来再销假。遇领导人紧急制装任务，一连数周加班加点，甚至通宵不归家。这些红帮技师们上岗前一律被要求学习保密手则，即使是日常通信也被严格要求保守秘密。遇亲人朋友‘不能说太多工作上的事’，以免暴露首长们的隐私，对外统称‘中南海工作人员’。每月，他们都按时在中办领取几块钱的工资(张沉《红都服装从专为领导人服务到大众品牌》)。这些服装大师在今天的出场费已是天文数字，一篇有关今日红都公司的文章清楚地介绍了国家领导人服装制作的流程和价格：“凡有领导人的制装任务，一般都交给红都首席设计师，首席设计师随公司领导进中南海给领袖量裁完毕后，交由下面的徒弟们做，质量由首席设计师把关负责”。“现在，数次变身后的红都公司对外业务包工包料的价格总计为：一套西服在3100～23000元之间，中山装则在3500～23500元左右，特殊体型另外加20%费用。在红都公司大堂内，放置与胡锦涛阅兵时穿的用料、做工一模一样的中山装，标价为7800元一套。从价格和布料上看，这并不算红都的顶级制装”（《神秘“第6车间”：中共领导人制装特供解密》）。笔者就以这套并非顶级的胡锦涛阅兵服为例，其价格已接近2009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0倍（参见《关于调整北京市2008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京劳社资发[2008]129号）。也就是说一名拿着每月800元最低标准工资的清洁工要不吃不喝将近10个月，才穿得起这件衣服，而且还是徒弟做的，非师傅亲手缝制。毛泽东衣服的档次自然不会比这件低，又是服装大师亲手缝制的，价格只能更高。顺便提一句，去上海为毛泽东缝制衣服，用专门的机器烫好常被扯出大口子的羊毛衫，修补破袜子，其中人员往来的交通、住宿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四、毛泽东为什么穿“补丁衣服”？

提出这个问题，多数人都会觉得纯属多此一问。因为从小听“补丁衣服”的故事时，讲故事的人就已经给出了答案：毛泽东是亿万中国穷人的领袖，他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穿补丁衣服就是以身作则。
但是如果把至今保存在韶山纪念馆里的20多条睡衣、200多件内衣裤的事实与之对照起来看，问题就来了：从1949年起，毛泽东平均每一年多的时间就缝制一条睡衣，一年的时间里缝制七、八件内衣裤，衣服之多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恐怕无人可比。从因果逻辑上看，一边不停地做新衣服，一边又喜欢穿打了补丁的旧衣服，不是很矛盾吗？从经济效益上看，在穿衣服这一件事上，既要花做新衣服的钱，又要花补旧衣服的钱，用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解释得通吗？
毛泽东做了新衣服却不爱穿，是怎么想的，笔者无从揣测。这里只是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分析一下他喜欢穿补丁衣服的主要原因。

一是多年养成的节俭习惯。

毛泽东出身湖南农家，韶山冲属于穷乡僻壤之地，毛家经济虽然稍微富裕些，但在吃穿的问题上也谈不上讲究。事实上，当时中国大多数中小地主都如同欧洲的清教徒一样，靠省吃俭用买地建房。美国记者斯诺所写《西行漫记》一书，曾记载了毛泽东年轻时的尶魀：我穿得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战争年代，物质供应匮乏，在衣着问题上能将就便将就。有了多年艰苦生活的经历，自然形成节俭的习惯。他平时给身边工作人员讲艰苦朴素的道理，就像长辈告诉儿女孙辈不能浪费一样，是源自人生数十年的经验。但说了不等于做了，要求别人不等于同样要求自己。就像父辈告诫子女要节俭，自己却并不能完全抑止享受的冲动一样，既无可厚非，也不必掩饰。据笔者考察，毛泽东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把掉在桌子上的饭粒拣起来吃了，说农民种粮食不易，同时也不拒绝肉、鸡、鱼类丰富的家乡味菜品上桌（只有在1960 年10月至1961年4月间因政治原因宣布“不吃肉”）；1949年底去苏联访问时，周恩来指示为毛主席做了4套中山装礼服（即公务装）。毛主席连声说：“做的新衣服太多了，花钱不少啊！我毛泽东也开始浪费了！你们记住今后不能再做衣服了，这些衣服够我穿一辈子的了。”（李地耕《从国庆大典毛主席的衣着说起》）实际上，礼服依然在做，著名的毛式中山装就是在此期间创制的，至1976年，起码达到35套（件）（参见卸甲一书生《“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吗”？》）；同时也在不停地做睡衣和内衣裤。28年间起码做衣服250多件（套），平均每年缝制9.1件。在住房问题上，他于1950年代末要求湖南省委负责人在家乡韶山盖了松山一号和滴水洞住所；文革期间，因原来住的鸡颈坑住所被柬埔寨首相宾努住过了，要另盖南湖住所。看来“没有条件讲究也就不讲究了，这个不难做到；有了条件仍能坚持不讲究”，这个确实难，即使对毛泽东本人也是一样。

二是老年人的恋旧心理。

据李银桥介绍，毛泽东很“恋旧”，对使用的东西包括穿过的衣服很有感情，从来舍不得扔或更换新的。比如一件旧衣实在破得不能穿了，补也没法补了，毛泽东会告诉你那是开瓦窑堡会议时穿过的，并建议把它改做补继续发挥作用，留在他的身边。但他的仓库里堆满了延安时代的大棉袄、毛巾被，未必是为了穿和用，而是“恋旧心理”在起作用。这也是他们那一代领导人的共同情结。王子清师傅的徒弟丁奎英曾回忆说，自己为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人缝补过4套胳膊肘磨破的土布上衣（张沉《红都服装 从专为领导人服务到大众品牌》），但这几位一次都没有穿过。原因是“有感情，摆在那里看也舒服”。毛泽东本人从不掩饰过自己的恋旧情结。他经常带在身边的两件睡衣打了不少补丁。有一次，身边工作人员趁毛泽东休息之机，给他换了件新睡衣，他发现了很不高兴，一再追问。工作人员只好把旧睡衣拿出来，毛泽东接过睡衣，边穿边说：“习惯了，还是这件补丁叠补丁的睡衣好穿。”（《毛泽东遗物事典•补了 73 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

三是对舒适度的追求。

老年人生活讲求舒适，衣着讲求宽松，旧衣物不愿扔，补一补穿着舒服，这个要求不过分。毛泽东喜欢穿“补丁衣服”，穿旧鞋，自己的解释就是“舒服”。

曾经担任毛泽东机要员的谢静宜回忆1961年在广州鸡颈坑住所时，见到毛泽东那件打补丁的线衣，“我问：‘主席，衣服烂成这样，为什么不换新的？’主席抬头看看我，笑了，说：‘这衣服好啊！软乎，穿着舒服，是我不让换的。’”（谢静宜《主席的衣服》，载《在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从来不穿新鞋。一双新鞋拿来，总是先叫警卫人员或是卫士代他穿一段时间。旧了，他就要回来自己穿。……有人喜欢穿新，衣帽鞋子鲜亮是一种美。毛泽东不喜欢。他保持了农民讲求实际。实用的习惯，对于衣着以穿起来舒服为第一标准。‘你们年青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了穿旧的舒服。’毛泽东将新鞋交给战士，将旧鞋要回来穿在自己脚上，‘我们各取所好’。”（《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毛泽东很土吗？》）

在一次舞会上，舞伴说：“主席，你这双皮鞋这么旧了，还不换一双？”“换什么？这皮鞋穿起来舒服！”主席兴趣很高，抬起脚，扬了扬那双连鞋带都没有系的皮鞋，乐哈哈地笑着说（《毛泽东遗物事典•情有独钟的棕色皮鞋》）。

无论是布鞋还是皮鞋，新的板脚，旧的柔软、舒服，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记得当年批判“四人帮”时，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曾揭发她每次穿新鞋，都是让内勤替她穿旧了再穿的“罪行”，说江青太讲究享受。我们不能在同一件事上搞两个标准，似乎毛泽东让战士穿新鞋就天经地义，他老婆让内勤穿新鞋就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腐朽的封建思想严重。
穿“补丁衣服”的情况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世界各国领袖中并不多见，尤其是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领袖，确实难能可贵。只是不要在这个问题再添油加醋，编造故事，把本来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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