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顾建堂著（13-16，完）

tuffy05 · 发表于 2015-1-30 05:32:40

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顾建堂著（13）

［作者：顾建堂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898    更新时间：2014/7/4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作者简介：顾建棠，1931年出生，江苏省海门市人。1945年小学毕业，同年11月到衣庄当学徒。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入团，1956年入党。先后在海门县税务局、工商科、劳动科工作，1954年调到长江下游工程局青龙港护岸工程指挥所，1954年10月调南京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1955年5月调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处劳工科，1956年调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肃反审干办公室，1958年春调共青团长办团委。1959年毕业于共青团中央团校第十期，随即回长办团委工作至文化革命开始。
1966年6、7、8月，为长办“保林（长办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派”领头人。1966年10月上旬组建长办第一个群众造反组织“硬骨头战斗队”， 1966年12月26日“长办联司”成立，任一号勤务员。1967年12月任长办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76年11月至1978年1月7日，经湖北省委决定被隔离审查。1978年1月8日被捕入狱，1983年1月被判七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第二十三章　争生存维权步履维艰
　　　　　　俞正声批示缓我倒悬
我在“两案”审理中受到了刑事处罚，在我刑满释放前一年，即1982年2月3日，党中央发出中发（1982）9号文件，针对“揭批查”和“两案”审理中存在的“定性处理偏高了一点”、“处分偏重了一点”的扩大化问题，规定了十一条具体政策，其中第四条说：凡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可当时的湖北省委和长办党委不贯彻不落实，致“两案”刑释人员的生活出路得不到安排，长期无单位、无工作、无收入，生无社保，病无医保，死无丧葬费，至今已三十多年了。
为了活命而争生存权，经七年奔波诉求，我们这些二十多年生活无着的所谓文革“两案”`刑释人员，终于在2005年开始拿到“生活费”。但我们当中好多人不清楚或不完全清楚诉求中历经坎坷、波折重重、步履维艰的实际情况，以及一些不便公开的“猫腻”。还有那么一两个人在拿到“生活费”后急于搞平反，我不赞同并提出先争取“社保”和“医保”，由此他们就另起炉灶，这是他们的权利和自由，我不阻挡也不参加，可他们倒打一耙，说我搞分裂。更有甚者，2008年他们到处造谣，说我“拿了港商300万写武汉文革史，是个叛徒”。实际上是2007年10月8日，杨道远、吴焱金、谢望春、赵文成、柳英发、余明生、刘传福、彭勋、林子忠、王光照、刘素珍、王小青、曹承义等发起写一本武汉文革史，大家推我做召集人，因种种原因没搞成。根本没有拿港商钱一事。有鉴于此，我在本章中将稍用笔墨予以澄清。
我刑释十五年后的1998年6月，从夏邦银处得知有个中央9号文件。为查找这个文件，我从1998年7月到2000年1月，历时六百多天，先后向武汉市和湖北省党委、政府、政法委、人大、政协直至国务院和全国政协等十七个机关及其领导人发出特快、挂号信124件，无结果。2000年3月6日，在湖北省档案馆查到了中央9号文件，我如获至宝，并向长江委诉求安排生活出路，长江委人劳局为此专文请示省政法委，2003年1月被省政法委综合处魏小玲口头拒绝。
为争取“两案”`刑释人员的生存权，2003年3月到2012年10月，在不断上访的同时，由我执笔撰写并向省、市直至中央发出特快、挂号诉求信282件，其中致总书记5件，省委书记俞正声9件，省长罗清泉10件，后任省长李鸿忠1件，副省长蒋大国6件，省信访局5件，省政法委61件，省纪委书记黄远志9件，省劳动和社保厅94件，武汉市委书记苗圩、市长李宪生、后任市长阮成发共4件，市委、市府各部门24件，长委48件，水利部老部长和现任部长6件。
在诉求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不记得看了多少冷脸白眼，经历多少拒绝和推诿，遭受多少刁难和戏弄，多亏省劳动社保厅李湘泉、周祖荣、董长麒的受理，俞正声、黄远志、蒋大国等省委、省府领导人的体恤，我们才得以缓解倒悬之苦。
第124节　求生存由个人走向群体
2003年3月中旬，我拿着中央9号文件、武汉中院市法（83）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谢杰民2000年11月27日亲书《关于顾建棠的有关情况》三份材料，到省委大门口的省人大接待室上访，偶然碰见程贻兴（武汉钢锯厂工人、文革中为工造总司成员），他向我介绍了第一次见面的李家骥。交谈中我知道了他们上访是要求撤消原判，要求平反，但没有文件根据。我告诉他们，我是要求按中央政策回原单位作退休安置。程贻兴问我：你有文件吗？我说有中央文件，有可能搞成，但你们要求平反不可能，因为中央文件讲了对“判刑畸重的不改判”，怎么会给你们平反呢？谁知我与程贻兴、李家骥这次邂逅，竟成了由个人诉求走向集体诉求的起点。
3月下旬，程贻兴到我家向我借阅中央9号文件，他说：春节后我们十多人议论，认为我们受处罚都是冤枉的，跟毛主席、共产党搞文化大革命怎么成了罪人呢、所以就去上访。那天碰见你后给大家讲了，都想借你那个文件看看。我当即答应：不是借去看看，给你们复印拿去，不过复印费要你们出，还要保管好。程贻兴双手抱拳连声感谢。我说：谁叫我们是战友，又同为沦落人。
清明节后不久，程贻兴告诉我，大家希望我明天上午到朱裁缝（朱汉卿）家和大家会一会，到时候他来引路。大约是4月8日，我应约来到友谊路中学斜对面朱裁缝家，已有三十多人在场。刘祖平主持，要我讲话，大家还拍了手。我就讲了四点：第一，当前要求平反能不能办到。提出平反要求完全对头，因为我们都是冤枉的，问题是目前办不到，我为平反已经搞了将近四年，毫无结果。我是经中央认定不受刑事处罚、回原单位作其他组织处理的，而且由当时省政法委秘书长、省“两案”办公室成员、中央召开的第一至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参加者谢杰民为我写了证明，又请了律师向省高法申诉，我的申诉状还经省委杨永良书记批交省高法要求依法再审，最后还是被非法驳回。我不服，坚持信访三百多件，无人理睬。不说在座的各位，恐怕全省也没有像我这样的情况。你们看到了中央9号文件明令“判刑畸重的不改判”，他们怎么可能为我们平反呢？所以我就调头要求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第二，能不能回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我认为是可以办到的，因为9号文件已下发了二十一年，这是一份关于“揭批查”和“两案”审理定性处理的专文，要求全国各地、各单位贯彻执行。1990年3月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刑释时省委执行落实了这一政策，但对此前数年刑释的我们仍不落实。今天我们要求落实，正是省委改正错误、偿还欠账的时候，我们有一百条理由要省委落实中央9号文件，他们无半点借口拒绝。所以只要坚持争取，是可以办到的。第三，既然历史把我们拢在一起了，我建议大家统一行动，就是以中央9号文件为旗帜，以夏邦银回厂安置为例子，要求享受本单位退休职工同等待遇。如果回原单位实现了，再看那时的条件考虑是否提出平反问题。这叫先解决“饿肚子”问题，再解决“摘帽子”问题。第四，我手上的中央9号文件怎么来的？我是通过合法程序，由省档案馆提供的。如有人问，就说是通过合法程序搞来的；如再追问，就说你去找顾建棠。接着我宣读了夏邦银给我的信，出示了谢杰民给我写的证明材料以及省劳动厅《关于朱鸿霞等两案人员刑满释放后安置工作的函》（鄂劳函字（90）第041号）。这些材料我都复印给了刘祖平、黄友堂等人。
刘祖平表示赞同我的看法，并问大家同不同意我的意见，全场热烈鼓掌。刘说；都鼓掌同意了，那就说干就干，我提议我们明天就去省委上访。又一阵掌声。
第125节　首轮群体上访诉求无果
4月9日，我们三十多人到省委西大门上访，接待人员一时不知就里，依次接访、登记、交谈、收材料。这次活动引起意想不到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惊动了省委机关，他们没有想到当年在“揭批查”中受到处罚的人员会到省委群体上访，因而加强防范。我们数十人集体上访省委的信息快速传开，不少受害人纷纷前来。这次活动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陈述和所递送的材料中诉求内容不一，有的还是要平反，有的只诉苦不提具体要求，总体上没有形成群体合力。对此我们进行了集体讨论，当时有人提出成立一个由三至五名党员组成的领导核心小组，有人同意有人反对，我明确反对：在座的党员都是被他们开除了党籍的，我们可以公开说不承认他们的开除，但不能算数，他们是当权者，他们说的才算数。要是我们真的搞个党员核心小组，就是一个非法的政治组织，抓你、关你、判你是现成的，这不是伸出脑袋叫他们来砍嘛。因此我反对，也劝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不要搞了。
接着我又提了三点建议：我们这里不存在谁领导谁，都是为求生存才走到一起，但这么多人是要有个领头羊，可以叫“诉求发言代表”或“诉求人代表”，由大家推选。其次，所有参加诉求的人，指定专人进行登记，以备相关政府部门查询。再次，要写出一份总体的诉求材料，其重点是以中央9号文件为旗帜，以夏邦银为例子，个人的材料和口头陈述都不能脱离这个主题。
经大家商议，推选顾建棠、刘祖平、胡国基、黄友堂、刘永熹、李家骥为代表。2006年10月以后刘祖平、李家骥另起炉灶，增补了余明生、陈大华。人员登记由胡国基负责。集体诉求材料由顾建棠撰稿，就是后来呈省劳动厅周祖荣副厅长的那份。
4月中旬以后，我们有时全体上访，有时部分出动，先后多次上访省委、省政法委、省政府、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省公安厅、省高法等机关。这些衙门，有的听诉求、收材料，无回音；有的只登记收材料，不听诉说，也不答复；有的干脆不接待。其间还发生了两次因门卫驱赶引发肢体碰撞，黄友堂、刘祖平、李家骥、胡国基、程贻兴等手臂破皮受伤。
7月上旬的一天，傅廉、余明生、黄友堂、顾俊泉、祝孝先、周荣飞、刘祖平、刘祖清、杨全顺、顾建棠、刘永熹、胡国基、李家骥、陈汉寿、彭吉武、程贻兴、陈端午、陈大华等三十多人到省委南大门静坐，要求接访。从上午9点到11点样子，不见省委机关来人，却来了两卡车武警。为首的一位警官走上前来：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妨碍公务，赶快离开。我含笑回话：民警同志，你问我们在这里干什么，你看我们这么多白发老人，在这火热的太阳底下静坐，没有要命的事，疯啦？我们都是因参加文革受到不公正处罚，按照中央9号文件我们都应回原单任安排，但二十多年来省委不贯彻不落实，致使我们二十多年在无单位、无收入的死亡线上挣扎。我请你看看这份中央文件的第4条规定，你说我们该不该来上访？这位警官看罢说：你们等着，我进去向他们反映。不久警官出来，下令所有武警上车，扬长而去，但省委机关仍无人前来接待。我估计这位警官回去很可能受到批评。
从2003年4月到11月6日的七个多月，我们进行了十多次上访，四处碰壁，毫无结果。山重水复，路在何方？抱着试探的心情，我们上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此前我们认为，从安置朱鸿霞等的鄂劳函字（90）第041号函来看，劳动厅不是决策机关，只是个执行部门，所以没有把它作为上访对象。出乎意料的是，劳动厅成为改变我们七个月毫无进展局面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第126节　省劳动社保厅受理诉求
11月7日上午我们来到劳动社保厅接访室，向胡科长概述了诉求，我随即递上书面材料。
我们的诉求
我们是一群因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而惨遭不公正处理，沦为无单位、无工作、无组织、无收入状况的次等国民，而今都是风烛残年、难维生计的夕阳老人。
我们年轻时，满腔激情热爱共产党，真心实意爱着共产主义，发愤图强大干社会主义，即使身陷逆境的今天，对此我们仍矢志不移。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领导的，我们作为普通的党、团员，产业工人和基层干部，响应号召投入运动，完全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信赖，也是党历来倡导的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具体表现。
后来的党中央在1981年6月27日作出决议说：“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1982年2月3日发出的中发（1982）9号文件又说：“文化大革命是领导者错误发动，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帯来了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
就按后来的党中央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灾难和内乱”，而承受这严重的灾难恰恰是我们：运动初期，我们被打成“新生右派”、“三家村”、“牛鬼蛇神”、“反党乱军现行反革命”；1968年10月以后，又被打成了“凊队对象”，“一打三反对象”，“反总理”、“反江青”、“反陈伯达”的“五一六”、“北决扬”反革命集团分子，被不间断地关进各种名目的“五不准学习班”；1976年10月以后，我们又被定为“反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黑干将”。在运动中被整得死去活来，被逼上吊、投河卧轨而屈死的有之，被逼疯、妻离子散的有之，而幸存下来的我们这些人，都被认定为“紧跟林彪、江青的反革命”，“打砸抢”、“破坏社会秩序”等的犯罪分子，逮捕坐牢，判刑劳改，劳动教养，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怎么也想不通，发动和领导这场运动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是犯了错误，毛主席负主要责任（负政治责任），而跟着参加运动又未犯刑事个案的工人、学生、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基层干部，却成了罪人，并判刑劳改、劳教和开除。再则，我们被不公正处理后，又不按党中央规定的政策安排我们的生活出路，这能合公理、能服民心吗？
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今人老体衰，力难糊口，为了活命向党和社会主义呼喊：给一条生路。为此，特向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诉求如下。
一、诉求人的基本状况
都是武汉市居民，计53名，其中男49名，女4名；工人37名，干部10名，工程技术人员4名，教师1名，会计1名；党员8名，团员10名；先进工作者（生产）3名，见义勇为者1名。
被判刑（刑期4—19年）45名，劳教2名，开除公职3名，免予起诉3名。
刑释和开除公职时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55岁。现在最小的58岁，最大的76岁。
二、提出安排我们生活出路的政策依据
1.中共中央中发（1982）9号文件批转的《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政策规定：
“凡在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纪要》第9页）
“行政处理不宜采取开除公职的办法。”（《纪要》第7页）
“对受审查人员的结论，可采取写实的方法，不戴分子的帽子，不用政治错误和严重政治错误的定语。”（《纪要》第8页）
“对犯错误人员给予降低工资级别处分的，一般不要超过两级。”（《纪要》第8页）
“对在清查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人员，除犯有严重罪行畏罪自杀的以外，其抚恤和遗属生活补助，按正常死亡对待。”（《纪要》第9页）
2.中共湖北省委文件的政策规定〔鄂发（1982）26号〕
“对‘两案’的定性处理，是否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是检验我们在政治上是否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一个标志。”（第6页）
“行政处理不宜采取开除公职的办法。”（第6页）
“被错开除了公职的，要收回来。”（第10页）
3.湖北省劳动厅落实党的安置“两案”刑释人员政策的实例
“根据省政法委员会政法办（90）3号文件和省委领导同志批示意见，现划拨三名全民所有制合同制工人劳动指标给你们，用于安置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等三人工作，请你们与有关部门通力合作，认真落实。”（湖北省劳动厅［1990］2月23日鄂劳函字第041号《关于朱鸿霞等两案人员刑满释放后安置工作的函》）
附夏邦银给顾建棠的信。（本书略）
4.时任省委“两案”办领导成员、省政法委秘书长、中央召开的第一次至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参加者谢杰民同志2000年10月27日书证：
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先后刑满释放。按照党中央的给出路政策，经省委同意并组织省劳动人事厅负责对他们的出路进行安排。经过工作……（省劳动人事厅为此专门发了文件），除夏邦银服从回原单位外，朱鸿霞和张立国要求自谋职业。当时中央和省委坚持给出路的政策，规定对这类刑释人员应一律安排工作，原则是：一、回原单位；二、安排当工人；三、工种可从实际出发。”
5.《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1953年1月26日劳动部公布试行）
“凡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其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不作工龄计算。因反革命罪行而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其本企业工龄，应自恢复政治权利之日算起。因其他犯罪行为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其剥夺政治权利前与恢复政治权利后的本企业工龄应合并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编、2001年7月出版的《实用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法规各条录》第321页》
6.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鄂劳社办（2001）232号文件《关于当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
“十、在职职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及以上处罚，或被劳动教养并被开除、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的，服刑或劳动教养期间，停止缴纳养老保险费，不计算缴费年限，服刑或劳动教养之前的个人帐户予以保留，实际缴费年限予以承认，视同缴费年限不予承认；服刑或劳动教养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待期满后在劳动保障部门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符合退休条件的，按月发放基本养老金”。
7.2003年5月15日发出的鄂安帮协8号文件规定：
“六、已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因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在刑满、假释、劳动教养期满或解除劳动教养后未就业的，可以申请领取失业保险金。”
“七、对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应按规定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时按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退休人员被判拘役、有期徒刑及以上刑罚或劳动教养的，服刑或劳动教养期间停发基本养老金。服刑或劳动教养期满后，可以按服刑或劳动教养前的标准继续发给基本养老金，并纳入以后的基本养老金调整范围。退休人员在服刑期间死亡的，其个人帐户储存额中个人缴费部分的本息，可以继承，但遗属不享受相应待遇。退休人员被判处管制、有期徒刑宣告缓期和监外执行的，可以继续发给基本养老金。……退休人员因渉嫌犯罪被通缉或在押未定罪期间，其基本养老金暂停发放；法院判其无罪的，被通缉或羁押期间基本养老金予以补发。”
上述七条表明：
第一、无论是“文革”前的五十年代或“两案”清查运动时的八十年代，还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对于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都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体现了党和国家给出路政策的一贯性。
第二、对于犯有杀人、抢劫、贪污受贿的刑事犯罪人员，在其刑满释放后，都给予安置帮教，可是对于既不是杀人越货、贪赃枉法分子，又不是跟着蒋介石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分子，而是响应党和毛主席号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我们，不仅受到了严重的不公正处理，而且党中央明文规定的“应由原单位负责……安排其生活出路”这一政策，除夏、朱、张三人外，至今未落实到我们头上，怎不令人寒心？现在要求落实中央9号文件规定的政策，这是党和国家给我们的生存权，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回答四个问题
1.中发（1982）9号文件距今已二十一年了，为何现在提出落实？
这个文件早在1982年2月3日发到湖北省委和地、师级单位，但没有认真贯彻。省委领导、省政法委和省劳动厅除对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三人刑释后安排回原单位安置，并按照这个文件规定的政策于1990年2月23日发了专文外，在武汉市乃至全省，至今还没有发现第二个这样的专函。我们是在这个文件发出18年后才见到的。此前我们一无所知，导致今天尚未执行，导致我们早该回原单位而不得回，导致我们现在才提出落实，这完全是由于当时的省委领导不作为造成的，其责任也应有当时省委领导承担。
2.“安排其生活出路”的政策如何具体落实？
1990年2月，省劳动厅根据省政法委的政法办（90）03号文和省委领导批示，安置夏邦银等回原单位工作，直到退休，是活生生的落实“安排其生活出路”的样板。夏邦银是湖北最大的头头，其影响比我们大，刑期比我们长，他刑释后由省劳动厅安置他回原单位工作，直到退休。我们更应如此。
3.你们都是已过退休年龄的老人，无法安排工作，又20年左右不在原单位工作，怎么办退休？
我们在刑释、解教和开除时，年龄最大的只55岁，最小的是32岁，都可以回原单位工作。中央（1982）9号文件是在1982年2月3日发出的，此件发至地、师级，省委领导都能看到，然而阅过此件并应执行的省委领导，却阅而不理，知而不行，更没有督促各部门、各单位执行这个文件。把我们丢向社会，把我们由青壮年拖成了风烛老人，二十多年我们应回原单位而不得回，其责任难道要我们来承担吗？没有落实中央9号文件规定的政策及其后果，全部责任应由当时的省委领导承担。
4.能否按武汉市低保标准由原单位内部发给？
此话与中央政策和省劳动厅的文件规定相悖。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和省劳动厅的鄂劳函字（90）041号函明确规定，我们都属“应由原单位负责”安置的“两案”刑释、解教和开除人员，不属低保对象。
四、以中央（1982）9号文件为依据，以省劳动厅安置夏邦银等为样板，落实我们回原单位安置的政策。
1.凡被判刑释放的，应按退休处理，并从释放之日起算。
2.凡劳教解教后没有回原单位的应收回，并从解教之日起算办理退休。
3.凡被开除公职的，由原单位收回，补发全部工资，并办理退休。
4.凡免予起诉的，其羁押期间的工资要补发。
5.凡在运动中接受审查期间自杀身亡的，按正常死亡对待。
       此致
敬礼
因参加文革受不公正处理诉求人代表：
刘袓平　胡国基　黄友堂　李家骥　刘永熹　顾建棠
                                                                  2003年11月7日
胡科长阅览后迟迟不表态。正在此时，来了一位年约五十来岁、中等身材的干部，胡科长迎上：李处长你来得正好，你看这个事怎么办？一边说一边把我们的诉求信送到李处长手上。李处长看了材料、听了我们简要陈述后对胡科长说：该我们管，应受理。并对我们说：找我们劳动社保厅找对了。每月8号是厅长接待日，明天就是8号，是周厅长接待，因双休日推到10号，就是下星期一，上午9点你们来接待室。材料我们收了。回家后我把诉求信的抬头改为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周副厅长。
11月10日上午9点前，胡国基、黄友堂、刘永熹、李家骥、刘祖平和我六人到达，这时一个叫陈道明的闯了进来，就成了七个人。进入厅长接待室，在长条桌一侧并排坐着。稍后，周副厅长在李处长等（当时只认识李处长）陪同下准时来到，与我们相对而坐。周副厅长首先讲话：我叫周祖荣，还有法规处高、李两位处长，养老处处长，一起接待大家，你们有什么要求请讲。
我先给周厅长送上我们的诉求信，并作了简短的发言，其他同志也都讲了话，表述言辞有异，但基本要求相同，都要求按中央9号文件明定的政策，以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安置夏邦银回原单位的先例，回各自的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
参加接待的处长们都讲了话，只有养老处的处长对我们的诉求提出异议。周副厅长最后表态说：有了中央9号文件，我们今天才能坐在一起。你们的问题是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实际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你们政治上的事我们不管，我们劳动和社保厅根据9号文件的政策，想办法安排你们生活出路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会推出门外、置之不理的。由法规处李副处长具体负责，今后你们直接与法规处联系。我们鼓掌感谢。听了传达的人也都兴高采烈，有谁知后来的历程竟那样坎坷。
第127节　受理诉求后风浪平地起
过了二十多年来身无分文、食难果腹的日子，多么渴望诉求如愿。为此，11月25日，我以六个诉求人代表的名义向法规处高、李处长发出挂号信，以“回原单位安排”为主题，进一步陈述我们的担忧和具体设想。
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法规处高、李处长：
你们好。中央（1982）9号文件明确规定的政策，二十多年来未得落实，而今幸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热诚关怀，厅领导同志对我们的诉求很快作出了批示，法规处等各相关处室又抓紧认真操作，我们感激殊深。
由于历史原因，在具体落实问题上，有可能出现不同的认识，例如对我们在11月10日面呈周厅长的信中提出的“五项要求”，难免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但又必须取得统一，否则有碍操作。对此，特向法规处两位处长坦陈一些想法。
第一，我们提出的“五项要求”，都在中央（1982）9号文件中规定了的具体政策之中。
第二，中央（1982）9号文件指出：“‘两案’中受审查人员的问题，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在这场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当时许多人说错话，办错事，或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有一些罪行，都要考虑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办法，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的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对‘两案’受审查人员问题的处理，采取‘从宽从缓’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只有这样认识和处理问题，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更有利。”
党中央的这一指导思想，是处理“两案”各项具体政策的政治基础，也是统一我们思想认识的重要准绳。正因如此，中共湖北省委鄂发（1982）26号文件特别强调：对“两案”的定性处理，是否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是检验我们在政治上是否与中央保持一致的一个标志。
第三，我们提出的“五项要求”中关于“开除公职”、“免予起诉”、“劳教释放”和“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者的具体落实问题，认识较好统一，所以现只就“刑满释放后”的“两案”人员如何具体落实的问题，说些想法。中央（1982）9号文件规定：“凡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这是一项专对“两案”刑释人员的政策，这一政策如何具体落实呢？我们认为：
1.应由原单位负责接收回去，并作为本单位职工，安排其生活出路。
1990年3月夏邦银刑释，夏在1998年6月18日给顾建棠的信中说：“汉阳钢厂根据当时省、市的有关文件，厂长、书记等到我家了解情况，并说在家休息。不久厂里向我提出三项工作由我选择，其中一项是我原在的检验科，我要求做门卫传达工作，一直工作了八年，在1997年10月我要求退休，厂部很快为我办了手续。”这是落实的样板。
时任省委政法委秘书长、详知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刑释后由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实情的谢杰民同志在2000年11月27日的书证中写道：“当时中央和省委坚持给出路的政策，规定对这类刑释人员应一律安排工作。原则是：一、回原单位；二、安排当工人；三、工种可从实际出发。”这就把这一政策具体化了。
如果原单位不按政策接收我们回去，并作为本单位职工，那原单位凭什么要安排不在册的人员的生活出路？财务上怎么支付不属本单位职工的费用？
按文件规定，我们属“罪该判刑的人员”，所以必须“应由原单位负责”接收并安排生活出路。否则，我们就不属“罪该判刑的人员”，两者必居其一。总不能把我们定为“罪该判刑的人员”的同时，又不得享有“罪该判刑的人员”的权利，假若如此，天理不容，民心不服。
2.安排生活出路，就是作退休处理，其待遇应从刑释之日起算。
中央9号文件规定：“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安排其生活出路”。我们刑释时年龄最大的55岁，最小的只32岁，都可以回原单位工作。中央（1982）9号文件是在1982年2月3日发出的，当时阅看此件并应贯彻执行的省里领导，只对夏、朱、张三人按此文件规定的政策，省劳动厅正式发文由原单位接收并安排了工作，直到退休。然而，对也因“文革”问题判刑释放的我们，却没有贯彻执行这一政策，致使我们应回单位而不得回，致使我们能工作不得做，致使我们在死亡线上挣扎长达二十多年，致使我们由青牡年拖成了风烛老人。在中央9号文件下发18年后，当我们都已银丝盖顶、年老体衰、丧失能力的时候才见到中央（1982）9号文件。造成如此严重后果，都不是我们的过错呀。而今，向我们的党和政府提出：以中央9号文件为依据，以省劳动厅安置夏邦银为样板，实现我们回原单位按退休处理的要求，既合政策又合情理。
退休从何时算起？其待遇如何计算？还是以夏邦银为样板，夏在逮捕前是三级工，月工资43元。1990年回原单位时三级工的月工资是300元，夏回厂后月工资按300元发给，享受医疗保险。（在夏逮捕时的三级工都已上升了，但夏只能以三级工计薪）后来与同级工人一样升级，到1997年退休时，月工资为505元。
高、李处长：以上意见，供你们参考。
此致
敬礼
文革中受害诉求人代表：
刘袓平　胡国基　黄友堂　李家骥　刘永熹　顾建棠
　　　　　　　　　　　　　　　　2003年11月25日
12月10日，我与刘袓平、胡国基、黄友堂、李家骥、刘永熹商量，11月25日以我们六个诉求人代表的名义向劳动厅法规处发了挂号信，至今半个月不见回音，大家一致同意当天面访法规处。李湘泉副处长接待了我们：“你们的信收到了，问题正在研究之中。你们放心，周厅长讲了决不推出门外，置之不理。我正在起草实施方案。”大家发言后，我向李处长递交了中央9号文件、鄂劳函字（90）第041号函、省政法委谢杰民同志亲书的证明等材料，同时相互留下了电话号码。
正当我们以为诉求成功在望，哪里知道，第一次停摆扑面而来。2004年3月中旬，我们从法规处李湘泉副处长那里得知：省劳动社保厅经多次研究决定，由李副处长拟定一个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规定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并于2月上旬书面报送省政法委，但无回音，为此，李副处长多次向省政法委有关人员催问，都空手而回，时至今日仍杳无音信。（因为实施方案基本上以鄂劳函字（90）第041号“关于朱鸿霞等两案人员刑满释放后安置工作的函”为例，之所以不给予回复的核心原因，在本章最后一节中阐明。）当此生存诉求面临夭折的情况下，经大家同意，我于3月28日以诉求代表六人的名义，向法规处高、李处长并周祖荣副厅长发信，信中明确表示：“你们拟定的‘实施方案’有中央（1982）9号文件和省委（1982）26号文件规定的政策依据，有省政法委关于‘两案’刑释人员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回原单位工作的政法办（90）03号文，有时任省委‘两案’办领导成员、省政法委秘书长谢杰民同志亲书的省委按照中央给出路政策，安排夏、朱、张回原单位工作的书证，还有国务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省政府以及省司法厅与劳动厅等关于社会保障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根据，完全符合胡锦涛总书记‘依法办事’、‘依政策办事’，‘求真务实’的要求。”
同日，我仍以诉求代表六人的名义，向省纪委发挂号信（0685），反映省政法委违规、无理不作为问题。原信如下。
尊敬的省纪委黄远志书记：
我们原来都是有单位、有工作的产业工人、科技人员和国家干部，二十多年前沦为无单位、无组织、无工作、无工资收入的无业人员，而今成了一群年老体衰、贫病交加的弱者。我们之所以落此惨状，既不是因为贪污盗窃、杀人放火、强奸嫖娼，也不是犯了投敌叛国、贩毒吸毒、出卖机密的滔天大罪，仅仅因为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们年轻时，真心实意热爱中国共产党，满腔激情向往共产主义，发愤图强大干社会主义。即使身陷逆境的今天，对此仍矢志不移。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和共产党中央发动领导的，我们作为党领导下的党团员、产业工人、科技人员、青年学生和基层干部，响应号召，投入运动，完全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和信赖，也是党历来倡导的、而且至今仍反复强调的“在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一种具体表现
在这场错综复杂的运动中，我们与当时参加运动的许多人一样，难免说错话，做错事。然而，我们却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忍受了沉重的打击，惨遭了深重的灾难。运动初期我们被打成“新生右派”、“三家村”、“牛鬼蛇神”、“反党乱军”的现行反革命；1968年7月以后，又被工军宣队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关进各种名目的“五不准学习班”，定为“清队对象”、“一打三反对象”和“杀人集团”，随后又打成“反总理”、“反江青”、“反陈伯达”的五一六和北决扬反革命骨干分子，关在“五不准学习班”最长的七年多，最短的也有一年多。1976年10月以后，我们又被定为“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黒爪牙、黒干将，在清查运动中，有的自杀身亡，妻离子散，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被逮捕判刑、开除公职，被剥夺了工作权，丧失了生存权。
遭此不公正处理二十多年后，我们才得知：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刑满释放时，省政法委根据党中央1982年2月3日发出的中发（1982）9号文件“凡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的规定（附件1），以政法办（90）03号文指示省劳动厅安排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三人回原单位工作。劳动厅在1990年2月23日以鄂劳函字（90）第041号“关于朱鸿霞等‘两案’人员刑满释放后安置工作的函”（附件2），安置他们回原单位工作，夏邦银1997年办了退休（附件3）。可是，我们同属“清查运动中的刑满释放人员”，却至今没有安排，致使我们一直在深渊苦海中挣扎。
为了活命，我们多次上访，直到去年10月，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周副厅长和法规处的高、李处长接受了我们的诉求（附件4），经多次研究，拟定了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规定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并于2月上旬书面报送给省政法委，但政法委至今无有回音，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因此而难以实施。
鉴于十四年前政法委明示省劳动厅安排朱、夏、张回原单位工作的实际情况，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向省政法委报送“实施方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省政法委应及时回复，也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今省政法委迟迟不给回音，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省劳动厅的“实施放案”有章可循，有例在先：
1.有省政法委在1990年以政法办（90）03号文明示省劳动厅安排“两案”刑释人员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回原位工作的先例。
2.有中央（1982）9号文件和省委（1982）26号文件指出的关于对“两案”刑满释放人员安排生活出路的具体政策。
3.有时任省委“两案”办领导成员、省政法委秘书长谢杰民同志亲书的关于省委按照中央给出路政策，安排夏、朱、张回原单位工作的书证（附件5）。
4.有我们诉求人的符合政策的诉求根据和理由（附件6）。
5.我们诉求人所在单位，也要求省劳动厅对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的政策，有个具体的实施办法。
6.如果省政法委认为“由于时间长了，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不好办”，这种说法不能成立。第一，这个文件是在1982年2月3日发出的，而省政法委在距这个文件发出8年后的1990年2月，就是根据这个文件向省劳动厅下达政法办（90）03号文，指示安排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三人回原单位工作。第二，早该落实而至今没有落实这个文件规定的政策的责任不在我们，完全在于当时的政法委领导，正因如此，致使我们应回原单位而不得回，致使我们能工作而不得做，致使我们在死亡线上挣扎二十多年，致使我们由青壮年拖成了风烛老人。在中央（1982）9号文件下发十八年后，当我们都已银丝盖顶、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才见到这份文件，但至今仍然在画饼。造成如此严重后果，导致当前这种局面，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
7.中央（1982）9号文件的政策，是党和国家赋予我们的生存权、活命权，更是宪法给我们的权利。政法委作为贯彻执行党在政法方面方针政策的省委职能部门，理应模范执行党的政策，支持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执行二十多年前政法委应该执行而未执行的政策。
8.如若省政法委的决策人老是不给回音，不仅与党的“以人为本”、“亲民、爱民、护民、便民”之政不符，也与党的化解社会矛盾、确保社会稳定的方针相背。
尊敬的黄书记：以上所述，只求一点，请组织上把党中央的（1982）9号文件规定的政策，落实到我们的头上，别无他求。如有不妥，请予批评。
此致
敬礼
诉求老人：刘袓平、刘永熹、黄友堂、李家骥、顾建棠、
　　　  　胡国基等
                                                   2004年3月28日（附件略）
4月9日，我和胡国基把登记整理好的“有关诉求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规定政策人员的基本参考情况”递送李副处长时，问起“实施方案”有无起色，李处长回话：省委、省府有关领导正在打招呼，估计不久将启动。说罢他认真阅览了这份材料。
有关诉求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规定政策人员的基本参考情况
一、诉求人员处分类型及其原单位
判刑45名（其中4名已死），开除4名，非正常死亡2名，免予起诉2名，劳动教养4名，共计57名。
渉及原单位41个（详见下列）。
1.武汉铁路分局有3名判刑：刘袓平、刘袓清、杨全顺。
2.武汉市硚口区房地产公司有4名判刑：文成章、熊玉州、伍家兴、张友生。
3.长江水利委员会（长办）有5名判刑：顾建棠、严常、蔡发奋、涂和民、秦公民。
4.武汉重型机床厂有2名判刑：祝孝先、周荣飞。
5.武汉国棉三厂有2名判刑：黄友堂、顾俊泉。
6.湖北省交通厅航运局（改制为市交委华中航运集团）有2名判刑：付亷、余明生。
7.武汉第三机床厂有2名判刑：陈道明、刘德镜。
8.武汉棉织厂判刑2名：黄金魁、陈袓文（诉求期间死亡）。
9.武汉柴油机厂有1名判刑：韩采。
10.湖北柴油机厂有1名判刑：陈汉寿。
11.湖北省新华印刷厂有1名判刑：刘新国。
12.武汉市汉阳区城建局有1名判刑：王新生。
13.铁道部第四设计院有1名判刑：涂光良。
14.武汉市冶炼厂有1名判刑：廖国华。
15.武汉铝制品总厂五金厂有1名判刑：李家骥。
16.武汉市益民造纸厂有1名判刑：熊玉珍。
17.武汉市热水噐厂有1名判刑：芦小明。
18.华中科技大同济医学院有1名判刑：彭吉武。
19.武汉钢锯厂有1名判刑：程贻兴。
20.长江航运局武汉港机厂有1名判刑：周德清。
21.武汉电池厂有1名判刑：陈端午。
22.武汉汽车配件厂有1名判刑：陈大华。
23.湖北省建筑第一公司有1名判刑：严松林。
24.武汉橡胶厂有1名判刑：彭袓龙。
25.武汉市月山煤矿有1名判刑：万振跃。
26.武汉工艺雕刻厂有1名判刑：胡国基。
27.武汉无线电元件厂有1名判刑：吴焱金。
28.武汉水泥制品厂有1名判刑：张达雄。
29.武汉市皮件厂判刑1名：雷维宏（诉求期间死亡）。
30.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有1名判刑：谢妙福（诉求前已死亡）。
31.武汉市硚口房地产公司有1名判刑：郭洪斌（诉求前已死亡）。
32.武汉储运公司非正常死亡1名：武齐华（1975年4月22日死于看守所）
33.武汉温度计厂非正常死亡1名：胡幼华（1977年死于五不准学习班）。
34.长江水利委员会（长办）有1名被开除：刘永熹（1977年开除）。
35.武汉市汉阳区商业局堵码头商店有1名被开除：陈志英（1969年开除）。
36.武汉市纺管局长江手套厂有1名被开除：敖安秀。
37.湖北日报社有1名被开除：辛惠元（1985年开除）。
38.武汉市建工局有1名免诉：吴正彪（逮捕期间扣发工资）。
39.武汉铁路局汉武工程段有1名免诉：龙伯卿（逮捕4年扣发工资）。
40.武汉长江服装厂有1名免诉：朱汉卿（逮捕3年扣发工资）。
41.武汉市六渡桥学校劳教1名：李华强（逮捕期间扣发工资）。
42.武汉市再生物资公司劳教1名：付金龙。
43.武建三公司劳教1名：蔡文焕。
二、57个诉求人员原单位当前的基本参考经济状况
1.23个人的原单位经济状况良好：
刘袓平、刘袓清、杨全顺3人原单位武汉铁路分局。
顾建棠、严常、蔡发奋、涂和民、秦公民、刘永熹6人原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
文成章、熊玉州、伍家兴、张友生、郭洪斌5人原单位武汉市硚口区房地产公司。
涂光良原单位铁道部第四设计院。
彭吉武原单位华中科技大同济医学院。
刘新国原单位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朱汉卿原单位武汉长江服装厂。
武齐华原单位武汉储运公司。
辛惠元原单位湖北日报社。
龙伯卿原单位武汉铁路局汉武工程段。
李华强原单位武汉市六渡桥学校。
王新生原单位武汉市汉阳区城建局。
2.13个人的原单位改制和变卖后经济状况良好：
芦小明原单位武汉市热水噐厂。
程贻兴原单位武汉钢锯厂。
严松林原单位湖北省建筑一公司。
彭袓龙原单位武汉橡胶厂。
周德清原单位长江航运局武汉港机厂。
吴正彪原单位武汉市建工局。
祝孝先、周荣飞原单位武汉重型机床厂。
傅亷、余明生原单位湖北省交通厅航运局（改制为市交委华中航运集团）。
吴焱金原单位武汉无线电元件厂。
陈志英原单位武汉市汉阳区商委。
付金龙原单位武汉市再生物资公司。
3.5个人的原单位经济尚可维持：
雷维宏原单位武汉市皮件厂。
张达雄原单位武汉水泥制品厂。
胡国基原单位武汉工艺雕刻厂。
廖国华原单位武汉冶炼厂。
4.6个人的原单位破产后有上级主管部门接管：
胡幼华（非正常死亡）原单位武汉温度计厂。
陈大华原单位武汉汽车配件厂。
李家骥原单位武汉铝制品总厂五金厂。
黄友堂、顾俊泉原单位武汉国棉三厂。
敖安秀原单位武汉市纺管局长江手套厂。
5.8个人的原单位破产无钱承担（14.04%）：
熊玉珍原单位武汉市益民造纸厂。
韩采原单位武汉柴油机厂。
陈汉寿原单位湖北柴油机厂。
陈道明、刘德镜原单位武汉第三机床厂。
黄金魁、陈袓文原单位武汉棉织厂。
蔡文焕原单位武建三公司。
张达雄原单位武汉水泥制品厂。
三、57名诉求人员刑释、开除、非正常死亡时间
1.45名刑释年份：
1978年的二人。
1979年的八人。
1980年的五人。
1981年的四人。
1982年的八人。
1983年的四人。
1984年的二人。
1985年的二人。
1986年的三人。
1987年的四人。
1988年的三人。
2.被开除的4人：1969、1970、1977、1985各一人。
3.非正常死亡的2人：1975、1977各一人。
4.免诉前逮捕期间扣了工资的2人：1982一人、1983一人。
5.劳教前逮捕期间扣了工资的4人：1978一人、1980三人。
四、57名诉求人员的原工资额数
1.30元以上3人。
2.40元以上的18人。
3.50元以上的13人。
4.60元以上的12人。
5.70元以上的7人。
6.80元以上的3人。
7.90元以上的1人。
后来又补充了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曹承义、徐正全、刘朋三，华中工学院张立国，武汉测绘学院杨道远，武汉重型机床厂朱鸿霞、朱光文，三五〇六工厂周广才，武汉染料厂付正武，武汉铁路局赵友林，武汉市公安局田学群，武汉大桥局易忠文，武汉灯泡厂黄银苟，武汉星火内衣厂徐金树，中南石化公司周德安、许汉阳、陈丰元，江汉区房地局施汉生，湖北机床厂娄春志，武汉微型电机厂李先春，武汉第二工具厂彭德华，武汉汽车配件厂陈世雄、魏天彪，武汉市房地局汪光甫，武汉水务集团公司何天泽，武汉国棉二厂胡秀娟，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处王振友等二十七人，连同先前的五十七名，总数八十四人。省政法委和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就是根据这份材料，甄审认定了我们的生活费。
4月下旬，武汉铁路分局赵友林要求列入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规定政策的诉求人名册，他向李处长写了诉求信，并要我代为面呈。
尊敬的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法规处李处长：
我叫赵友林，男，现年67岁，原系武汉铁路分局江岸车辆厂职工。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1966年响应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并选为武汉铁路分局革命委员会常委。
1976年10月以后，被当作追随四人帮的分子，由铁路公安处以反革命罪逮捕。1979年12月31日不予起诉释放。但被关押33个月又22天的工资迄今没有补发，为此，请求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按照中央（1982）9号文件规定的政策，督促原单位予以补发。特此报告。
　　　　　　　　　　　　　　　  诉求人：赵友林
　　　　　　　　　　　　　　　　　2004年 4月 25日
我于5月上旬将赵友林的信面呈李处长，同时谈到诉求现状，李处长说：情况已开始好转，我正在修改具体的实施方案。如果这份方案在厅长会议上通过，你们的诉求就可如愿。你来得正好，赶快把各人受处分的书证材料如判决书、开除决定等送来，以便查核。我回到汉口立即向另五个诉求代表作了传达，我们一致认为：前段省政法委“挡道”，现在放松转向，这是落实中央9号文件过程中两种思想、两种态度的斗争的反映。目前是由逆转顺，我们要全力配合李处长，胡国基负责收集上报诉求人员受处分的书证材料，大家都要协助尽快完成。其间我帮助敖安秀、陈志英、胡秀娟、傅廉、严常、辛惠元等人整理并上报书证材料。
5月20日我和刘祖平、胡国基、黄友堂、刘永熹、李家骥到劳动和社保厅法规处向李湘泉递送诉求人员受处分的书证材料。不知谁透的风，好多人陆续来到劳动厅门口等消息。
李处长见到我们给他送去材料很高兴，他问：假如给你们发钱的话，发多少合适？我们没有思想准备，相互对望着，一时难以开口回答。李处长见状说：你们商量后再说吧。
我们走到大门口时见有十多人在等着，我们会合一起来到邮电营业所对面花坛处，传达了李处长的问话。大家七嘴八舌议定：最少每月不低于300元。我当时反复发问：是不是大家都同意？没人提出反对。我又提出：李处长问的是“假如给你们发钱”，给我们发低保也是钱呀，所以汇报时不能说300元这个数目，因为3月间我要求以夏邦银为样板回长办安排，长办向省政法委请示，结果答复是按武汉市居民最低生活标准由长办发钱。要是把这个数目提出来，他们很可能给我们低保。因此我建议向李处长汇报时，只说“总不能给我们低保吧？”大家达成一致后，我们六人转回向李处长汇报。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低保怎么行呢？我考虑每月800元差不多。厅长要我起草的实施方案要是在厅长会议上通过了，你们问题就解决了。”对此我们非常感激。
第128节　胡副厅长接手闭门推月
我们都以为成功在望，不料第二次停摆开始了。6月上旬，高处长调离法规处，由新来的董长麒接任；李处长起草的实施方案在厅长会议上未能通过。中旬由胡新时副厅长替换周祖荣副厅长主管我们诉求事宜。6月23日，胡新时副厅长和法规处董长麒、李湘泉处长接见了我们，胡副厅长开门见山：你们的问题不属我们劳动厅的业务范围。你们的问题是怎么定的性呀，定性对不对呀，处理得对不对呀，这是司法部门的事。因为我们劳动厅当时都没有参加处理你们嘛，叫我们劳动厅怎能为你们落实政策？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不是系铃人，你们要去找原来处理你们的部门来落实你们的政策。又说：你们是不是“两案”人员？首先要认定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属于“两案”人员，但我们不好认定，要向上写报告，找一个权威部门来给你们定性。如果权威部门说你们是‘两案’人员，才能谈落实9号文件的问题。如果说你们不是“两案”人员，我们就不好办了。任凭我们六个人反复不断地陈述，谈到下午一点多钟，这位胡副厅长寸步不让：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受理你们的诉求。
胡副厅长不受理，是对周副厅长受理的否定，而且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是厅内“受理”与“不受理”两种意见的较量。我们决不能退却，只有坚持才有转机，我们研究决定28号再去找胡副厅长诉求，并作了如下准备。
一、由我事先写好一信，28日不遇胡副厅长就给他留下这封信。
尊敬的胡副厅长：
您好。23日你在百忙中接见并与我们坦诚交谈，以致你和董、李处长午餐都顾不上吃，我们很感动，心里实在很过意不去。去年10月8日，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领导根据中发（1982）9号文件的方针政策，受理了我们的诉求，并做了许多调研工作，当前进入了落实中央9号文件规定政策的实质性阶段，这是劳动厅领导贯彻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民为本”、“求真务实”精神的体现。我们感谢各位厅长的关怀。那天是第一次面访胡厅长，原本有许多话要向您倾诉，由于时间关系，未能如愿，今天前来再次面访，想把我们诉求的政策依据、导致二十多年后才开始诉求落实中央9号文件的原因、以及我们诉求的目的面告胡厅长，并请指示。可不巧未遇，特把我们先前给劳动厅的三封信和诉求人花名册附上，敬请一阅。如有可能还望胡厅长抽时间，再约见我们一次。谢谢。
此致
敬礼
诉求人：刘祖平　胡国基　黄友堂　刘永熹　李家骥
　　　  顾建棠
　　　　　　　　　　　　　　　　　2004年6月28日
二、我们作了发言分工。
刘袓平开场白：
1.感谢厅领导的关心，讲我们的困境和担忧。
2.诉求人的基本情况：判刑45名（其中4名已死），渉及29个单位；被开除4名；非正常死亡2名；免予起诉、在羁押期间扣了工资未补的4名；共计57名，渉及单位41个。
3.我们都是因参加文革在“揭批查”中受到各种处罚，根据中央9号文件提出诉求。
顾建棠谈：
1.我们为何拖到现在才提出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规定的政策？9号文件是1982年2月3日发至地、师级的，省委在1982年3月17日召开的第四次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向县、团级领导作了传达。我们是2002年才知道这个文件。拖到今天尙不执行，完全是由于当时的领导人阅后不理，知而不行，更没有督促下面执行，致使我们流落社会二十多年，致使我们由青壮年拖成了风烛老人，致使我们应回原单位而不得回。要是在当时落实了这个文件，我们都与夏邦银一样成为单位的退休职工。二十多年没有落实中央9号文件规定的政策，其后果和全部责任，应由当时的相关领导（包括原单位）承担。我们不仅因此忍受了二十多年不堪回首的苦难，还为求得落实四处奔波诉求至今。
2.中发（1982）9号文件现在一定要落实吗？是的。省委鄂发（1982）26号文件特别强调：“对‘两案’的定性处理是否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是检验我们在政治上是否与中央保持一致的一个标志。”我们相信决不会再有“在政治上不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重现。
3.政策规定哪几种人应由原单位负责？判刑释放的：“凡在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中央9号文件第9页）被开除公职的：“行政处理不宜采用开除公职的办法。”（中央9号文件第7页）“行政处理不宜采用开除公职的办法，被错开除了公职的要收回来。”（鄂发26号文件第6页）非正常死亡的：“对在清查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人员”，“其抚恤和遗属生活补助按正死亡对待。”（中央9号文件第9页）被劳教和免诉的羁押期间扣工资未补发的：对免于予起诉人员应维持原工资；“凡被扣拘留、逮捕、判刑，经审查无罪释放的”，工资补发。（中央9号文件第9页）
4.“应由原单位负责”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就是把原单位在特殊时期不宜开除而被开除的、判刑释放后的人员重新接收回本单位，就是把特殊时期与原单位中断了的关系重新接起来，就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原单位首先负责把我们以职工的名义收回，这是原单位责无旁贷的责任。否则，原单位凭什么安排我们的生活出路？）就是把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的按正常死亡处理，就是把劳教、免诉人员在羁押期间扣发的工资补发给他们。
5.安排生活出路的具体内容。时任湖北省委政法委秘书长谢杰民同志2000年11月27日的书证说：“当时中央和省委坚持给出路的政策，规定对这类刑释人员一律安排工作，原则是：一、回原单位；二、安排当工人；三、工种可从实际出发。”夏邦银刑释后回原单位的实例显示：“两案”人员刑释后政府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下文，原单位应负责收回安排，按月发给工资，实现“安排其生活出路”的文件要求。
6.我们多年不在单位工作，又是老人，具体怎么安排？我们在刑释、开除时最大的55岁，最小的32岁，都可以回原单位工作，都因当时的相关领导不执行中央9号文件，把我们拖成了丧失工作能力的老人，一不安排工作，二不属低保人员，三不落实9号文件规定的对刑释人员的政策，四不属收容对象，五不能享受原单位在岗职工的困难补助。因此，原单位应把我们收回，就作退休职工安排，划归退休职工行列，享受退休职工的待遇。
李家骥谈：
找劳动厅找对了。我们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由特殊原因造成的特殊困难群体，党中央为此专门发了（1982）9号文件。依照文件规定的政策，我们早该和夏邦银一样回原单位工作并退休。可是由于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二十多年被剥夺了工作权，没有生活保障。要吃饭，要活命，不找劳动厅找谁？（同时还要从宪法、国家社会保障政策、中央9号文件的角度，以夏邦银为例，说明我们的诉求正是劳动厅的职责范围。）
胡国基谈：
1.何谓“清查”人员和“两案”人员，怎么界定？从1976年11月至1983年因清查文革问题受处分的人，以判决书和相关处罚文件为证。
2.工资标准怎么定？第一、以本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为标准，并与现行退休职工相同工资等级比靠，定为退休工资标准，按月足额发给，直至死亡。第二、参加了社保的单位，也可以依照武汉市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作为退休工资标准，并与现行退休职工相同工资的等级比靠，定为退休工资标准，按月足额发给，直至死亡。
3.从何时起算？刑释的按中发（1982）9号文件从“刑满释放后”起算，被错开除的从开除之日起算。
诉求又临困境，能否成功关系到每个诉求人员的切身利害，人人关心，个个担忧。2004年6月28日上午九时，我们一行三十多人进入劳动和社保厅一楼大厅，规定除诉求代表人外一律只静坐，不上楼，不喧哗，不争吵，我请杨大炮（全顺）维持秩序。这次群访虽未取得成果，但我们有纪律地行动，离开时把大厅包括厕所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值班门卫和保洁人员都投来钦佩的眼光，受到劳动社保厅工作人员的赞扬，
诉求代表人上楼面访胡副厅长，我们按所做的准备反复诉，不断求，对话到中午，胡新时副厅长还是老调重弹，坚持己见，我们无果而回。由此引起了我们内部的严重纷争，29日全面爆发。
李家骥强烈要求召开听证会，他拿着“要求省劳动和社保厅召开听证会”的信，要大家签名，大家都不表态。李提出：你们不签名，我一个人搞，以后各搞各的。
黄友堂提出发动群众加温，不能老跟他们打嘴巴官司，也不能只搞静坐，要发动群众天天来冲，冲到他们答应为止。
刘祖平认为继续诉求为好。人家手中有权，他们说行就行，我们是求人家，不能对着干，把关系搞坏。诉求诉求，就是说好话求他们。
我建议大家一条心，向上告胡新时。我说上告也是诉求，只不过不是向胡新时诉求，而且向省委领导诉求，就是陈述胡副厅长拒不落实中央9号文件，这样搞是对周祖荣副厅长和高、李处长的支持，这一次我们要力争搞成功。
面对如此纷争，许多人无所适从，各种意见都没有得到什么人支持，我的提议仅得到刘永熹的支持，却遭到了刘祖平的严厉指责。合力诉求只好暂停，但我和刘永熹、严常、蔡发奋没有停止。7月1日我以挂号0769向胡新时发去一信。
尊敬的胡副厅长：
您好。6月23日和28日听了你两次讲话，我认为您的指导思想和作为给人有这样一种印象：
1.与中央9号文件的方针政策相左。
2.把周副厅长和法规处前期所做的工作全盘否定了。
3.您把省政法委和省府蒋副省长的批示放在受审的地位。
4.您把这些年老体衰、难维生计的老人放在自己的对立面，你制造借口，拒绝他们的活命诉求，人家能罢休吗？一旦矛盾激化，你能推得了吗？
5.您的作为未必能得到领导和群众的支持，如果这些人有理起闹，你会得到支持吗？
6.你作为的实质是：想抛出一个“这些人是不是属于‘两案’人员”的软气球来抵挡诉求人，同时又把球踢给上面，要求上面给你定夺。是进是退，你都可稳坐钓鱼台。
以上的话供参考，我是出于公心，请择善而行，不要因善小而不为。
致
礼
　　　　　　　　　　　　　　　　　　　顾建棠
　　　　　　　　　　　　　　　　　2004年7月1日
7月4日，刘祖平与胡新时通话，胡说：顾建棠的信收到了，但不要以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对待我。表明他没有改错的意思。我不得不和刘永熹、严常、蔡发奋联名向主管劳动厅的蒋大国副省长发出挂号信（0870）。
尊敬的蒋大国副省长：
您好。我们是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现为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干部顾建棠、刘永熹、严常、蔡发奋，都因参加了“文革”运动，在全国开展的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清查运动中受到审查，并遭不公正处理，而今是风烛残年、难维生计的老人。
一、党的政策落实何其难
1982年2月3日党中央发出了中发（1982）9号文件，明确规定了对在“两案”清查运动中受审查人员的政策，即便是“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安排其生活出路”。（我们是在2000年才知道这个文件。）当时阅看此件和听了传达的领导人阅而不理，知而不行，更没有督促下面执行这个文件，致使我们流落社会二十多年，致使我们由青壮年拖成了风烛老人，致使我们应回原单位而不得回。二十多年没有落实中央9号文件规定政策及其后果的全部责任，应由当时的相关领导（包括原单位）承担。当我们二十年后拿着这个文件要求“长办”落实时，党委书记和人劳局长推托说：只要省劳动厅也像对待夏邦银那样给“长江委”发文，我们一定照办。因此我们至今还为落实中央9号文件规定的政策四处奔波诉求。
二、省劳动厅根据政策受理诉求
根据中发（1982）9号文件关于“凡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凡被拘留、逮捕、判刑，经审查无罪释放的，以及开除公职经复查属于开除错了的，有关工资补发问题，可参照一九八一年四月中央对湖南省委关于补发工资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复精神办理”等政策，和我们相同命运的五十多人一道，在去年11月10日向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诉求落实，并申明：诉求的内容只限于“安排生活出路”，别无他求。
周副厅长根据中央9号文件规定的方针政策和我们的实际状况，受理了我们的诉求，并坦诚表示：有了中央9号文件，我们今天才能坐在一起。你们的问题是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实际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你们政治上的事我们不管，我们劳动和社保厅根据9号文件的政策，想办法安排你们生活出路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会推出门外，置之不理的。周副厅长批交法规处承办，省劳动厅进行了调研和请示，省政法委和省府领导都作了明确“批办”。省劳动和社保厅遵照蒋副省长批示，根据中央9号文件规定的政策，“安排生活出路”的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我们已感曙光在前，露霖在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的光辉在省劳动厅闪耀。
三、胡副厅长出言有悖
正在这个当口，胡副厅长突然出场，情况逆向大变，他说：“你们的问题不属我们劳动厅的业务范围。你们的问题是怎么定的性呀？定性对不对呀？处理得对不对呀？这是司法部门的事。因为我们劳动厅当时都没有参加处理你们嘛，叫我们劳动厅怎能为你们落实政策？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不是系铃人，你们要去找原来处理你们的部门来落实你们的政策。”又说：“你们是不是‘两案’人员？首先要认定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属于‘两案’人员，但我们不好认定，要向上写报告，找一个权威部门来给你们定性。如果权威部门说你们是‘两案’人员，才能谈落实9号文件的问题；如果说你们不是‘两案’人员，我们就不好办了。”
我们感到，胡副厅长的讲话不仅毫无根据，令人惊愕，而且又与中央9号文件相悖，讲话是十分错误的。
1.该作为而不作为。我们向省劳动厅诉求有据，省劳动厅受理有责。时任省政法委秘书长谢杰民同志证明：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先后刑满释放。按照党中央的给出路政策，经省委同意并组织省劳动人事厅负责对他们的出路进行安排。经过工作，夏邦银回原单位汉阳轧钢厂，朱鸿霞回武汉重型机床厂、张立国回随县齿轮厂当工人（省劳动人事厅为此专门发了文件），除夏邦银服从回原单位外，朱鸿霞和张立国要求自谋职业（胡厚民已死亡）。当时中央和省委坚持给出路的政策，规定对这类刑释人员应一律安排工作，原则是：一、回原单位；二、安排当工人；三、工种可从实际出发。”我们还拿着省劳动厅1990年2月3日安置刑释人员夏邦银等的鄂劳函字第（90）04号函，向省劳动厅诉求，完全合理合法。而且现在的省政法委和省府领导已作批办，而胡副厅长说的“你们的问题不属我们劳动厅的业务范围”，根据何在？
2.偷换诉求内容，以此拒之门外。从去年11月10日到今天，无论在给劳动厅的信函中，还是我们口头诉求中，反复表明我们诉求的内容，就是要求根据中央9号文件的政策，安排我们的生活出路。这一点，劳动厅凡是接触过我们的领导同志或工作人员都清楚。而胡副厅长却把我们的诉求内容偷换成要司法部门解决的“定性对不对”、“处理对不对”的渉法诉求，强加在我们头上，并以此相拒我们的正当诉求，这是无知呢，还是别有他图？
3.混淆中央9号文件的适用范围，叫你两头落空。中央9号文件指出：“‘两案’中受审查人员的问题，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当时许多人说错话，办错事，或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有一些罪行，都要考虑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两点：第一、所谓“两案”是指“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其成员就是“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我们是属于在清查中“受审查人员”，或“有牵连的人”。第二、文件规定的政策，只适用于在清查中的“受审查人员”，或“有牵连的人”。由此可见，我们是中央9号文件适用对象。
而自称对中央9号文件读了若干遍的胡副厅长明知我们不是“两案”人员，明知9号文件是针对我们的，却偏偏要对我们“首先认定是‘两案’人员，才能谈落实中央9号文件的问题”。其奥妙在于：你说是“两案”人员吧，与中央9号文件对不上号；你说我们是“受审查人员”，他说只有“两案”人员才能谈落实9号文件的政策。叫你两头都落空。
但他偷换主题，倒是“进退自如”。胡副厅长说：“首先要认定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属于“两案”人员，但我们不好认定，要向上写报告，找一个权威部门来给你们定性。”无论上面批不批，也不管上面怎么批，是对是错，是进是退，胡副厅长稳坐钓鱼船。从现象上看，胡副厅长讲话的目的，是想把我们合情、合理、合法的求生诉求拒之门外。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有他自己知道。
四、影响与后果
胡副厅长讲话已经叫人感到：
1.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政出多门。两个副厅长，对同一件事情，发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个说“我们不会推出门外、置之不理的”，另一个说“不属我们劳动厅的业务范围”。
2.全盘否定了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法规处前期所做的工作。
3.把省政法委和省政府领导对省劳动厅请示报告的批示置于受审受责的地位。
4.中发（1982）9号文件要求：“必须从全局的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两案”受审查人员问题。鄂发（1982）26号文件特别强调：“对‘两案’的定性处理，是否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是检验我们在政治上是否与中央保持一致的一个标志。”以此对照，胡副厅长的讲话明摆着是与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对着干，也和当前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亲民、爱民、利民、护民”的要求相悖。如若胡副厅长的讲话形成文件并付之实施，那就等于判了我们这些年老体弱、生计无着老人的死刑。
最后，我们希望您继续关心我们这些来日无多、处于社会底层的求助弱者，伸出救援手，使我们不致含悲、含愤、含忧、含冤九泉。
敬祝你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长江水利委员会老职工：顾建棠、刘永熹、严常、蔡发奋
                                                                    2004年7月6日
7月15日，我们四个人又联名向省纪检委书记黄远志发出挂号信。
尊敬的湖北省纪委书记黄远志同志：
在现任湖北省高层领导中，您是最受我们尊敬的一位可以信任的亲人。只要给您写信，您的下属干部都会热诚地给予回复，这点我们很敬佩。最近您召集了湖北省新提拔的厅长、副厅长谈话会，省人大也评议了四位厅长的述职报告。根据这些精神，我们极有必要向您反映劳动保障厅在解决我们“活命钱”和生存权的问题中，由于一位胡副厅长突如其来的“全新豋场”，且极不负责任地曲解中央非常明确的政策文件精神（中发［1982］9号文件），使党的政策落实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使原来周副厅长从接待我们到批给法规处办理、以及向省领导报告等一系列顺利开展的工作，被全盘否定，被泡汤。
对胡副厅长这种“下不为民解困、上不为党分忧”的缺位、错位行为，以及这样的高层干部担任社会保障部门的要职，我们深表质疑。现将我们给省府蒋副省长的信附上，也作为向您的汇报。恳请省纪委领导关注我们这批时日不多的老年人的生死存亡，伸出救援之手。对省劳动社会保障厅个别领导干部，行使党内监督的权力。
此致
敬礼
长江水利委员会老职工：顾建棠　刘永熹　严常　蔡发奋
　　　　　　　　　　　　　　　　　 2004年7月15日
附：7月6日给蒋大国副省长的挂号信
7月19日上午，我接到省纪委李处长的电话：你们给黄书记的信收到了。黄书记指示，把你们的信批转省劳动厅纪委办理，以后由省劳动厅纪委与你们联系。21日我向刘祖平、胡国基、黄友堂、李家骥等通报了省纪委给我的电话内容。
8月3日省劳动厅纪委一位姓谢的女同志约见了我和刘永熹。她说：我是省纪委派驻劳动厅纪委的，黄书记已经将你们的信件批转给了我。我们已经找胡副厅长谈了话，胡副厅长态度很好，愿意配合你们办好此事，将由省劳动厅负责提出解决方案，向省委、省政府报告请示。我和刘永熹十分欣慰，并请谢同志转达我们对黄书记的感激之情。
第二次风波，经过四十多天的努力，在省纪委书记黄远志和副省长蒋大国的帮助下，得到了省委、省府主要领导的支持，事情取得了决定性转化。大家闻讯无不笑逐颜开，先前出现的内部纷争也就由此化解，许多人都以赞许的眼光望着我和刘永熹，有的还说多亏老顾、老刘他们坚持斗争。我和刘永熹连声说：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事实也是如此，没有前头的群体上访，省委领导哪能知道我们为求活命、争生存在“闹事”？我们长办四个人只不过在关键当口向省领导多写了几封信而已。
第129节　俞正声批示拿到“生活费”
8月下旬从法规处董长麒那里得到信息，省委批示由省政法委牵头，省劳动和社保厅、民政厅、财政厅、公安厅、省高级法院、司法厅参加组成“甄别认定小组”，对诉求人员逐个进行“甄审”，并提出落实“安排生活出路”的具体实施方案。
为了得到“甄别认定”和“安排生活出路”方案，我以陈大华、黄友堂、吴焱金、胡国基、刘新国、李家骥、祝孝先、周云飞、傅廉、余明生、刘袓平，刘袓凊、杨全顺、刘永熹、严常、蔡发奋、顾建棠十七人的名义，于2004年10月28日、11月18日、12月8日发信给省政法委综合处魏小玲处长询问，但始终未得答复。
2005年1月5日，省政法委发出“专题会议纪要”，对我们的诉求有了规定，并且向有关部门和单位作了传达。
        中共湖北省委政法委员会专题会议纪要（2005）001号
      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申诉问题的讨论纪要
为了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要求落实中央中发（1982）9号文件有关政策的问题，省委政法委最近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了讨论研究。省纪委、省法院、省检察院、省人事厅、省社会和劳动保障厅、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信访局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精神研究了处理意见，纪要如下：
一、要高度重视“两案”人员申诉问题的处理工作。
文革“两案”人员安置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渉及面较广，情况比较复杂，政策性很强。处理这个问题要严格依法、依政策办事，要高度重视，稳妥地做好相关工作，避免因处理不当而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负面问题。
二、要严格执行中央政策，准确界定“两案”人员范围。
中央对文革“两案”人员的处理有明确政策，确定落实政策的“两案”人员的范围应严格按中央（1982）9号文件的规定执行，不得随意扩大范围。在“两清”和审理“两案”期间受到过审查，依法判刑释放、解教以及作其他处理后已作过安置，或由于其他原因再次受到各种处理的，不存在按中央9号文件落实政策的问题.
三、要正确理解有关中央文件精神，结合当前实际做好落实政策工作。
中央中发（1982）9号文件精神，对文革“两案”人员（包括判刑、劳教、免诉人员）处理的基本政策是由原单位负责安排其生活出路。鉴于目前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些人员的原工作单位已不存在，有的已改制，解决这个问题应当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的原则是按照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按照当地退休职工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解决生活费，原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按本单位平均水平发放。其经费由原单位解决；原单位不存在的，由原单位主管部门负责；既无单位，又无主管部门的，由所在地（市、区）政府财政部门负责落实。从纪要下发之日起执行。
四、各有关部门要互相配合，共同做好工作。
解决文革“两案”人员上访申诉问题，要按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由上访申诉人员原单位或地方负责核实情况，对确属“两案”人员的，落实其生活费；对不属“两案”人员的要做好说明和解释工作。相关协调工作由劳动保障部门负责，有关地方的党委、政法委、政府、人事、信访部门要密切配合。
                           　　　　中共湖北省委政法委员会
                         　　　　　　　               2005年1月5日
1月14日，省劳动和社保厅董长麒处长奉命向我们传达了这个纪要的精神。
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传达中共湖北省委政法委
“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申诉问题的讨论纪要
〔政法纪字（2005）001号〕”主要精神
时间：2005年1月14日上午9时半
地点：湖北省劳动和社保厅法规处
传达人：法规处董处长
参加人：顾建棠、刘祖平、胡国基、黄友堂、李家骥、陈大华、余明生
董处长：文件是秘密件，不能给你们。前天（1月11日）省政法委召集了省里有关各部门及铁路、长江委等大单位开了会，市里政法委也参加了会，所有与会者表示，坚决贯彻执行。在会上政法委领导说可以向你们传达，现讲讲主要内容。
1.范围：严格按中共中央中发（1982）9号文件的规定执行，不得随意扩大范围；在“两清”、“两案”期间刑释、解教、开除后作了安排的，或其他原因又受到处理的，不再安置。
2.执行范围的认定：由原单位负责认定。
3.总的原则：按照中央文件安排生活出路，解决养老生活费。
4.标准：按所在地区上年度退休职工养老金的平均水平为标准，如原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的平均水平低于所在地区退休养老金平均水平的，则按单位退休养老金的平均标准执行。
5.经费来源：①由原单位负责；②单位不存在的，由原单位的主管部门解决；③既无原单位又无主管部门的，由所在地（市、区）政府财政负责。
6.2005年1月6日《纪要》下发之日起执行。
7.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
8.“文革”的时间段：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此件在2005年1用21日由顾建棠、胡国基面送董处长校对，请勿复印）
董处长当天回答我们的询问如下：
1.养老“生活费”不等于退休养老金。
2.你们算不算本单位的退休人员，纪要没有写。
3.生活费一直发下去，养老送终。
4.养老生活费可随着退休养老金一样上调。
5.医保、丧葬费没有写，恐怕不好办。
6.是否给你们发个本本，纪要上没有写。
7.省政法委是督办单位，如出现单位不执行纪要，可向省政法委报告，也可向我们劳动厅反映，我们可转达政法委督办。我想执行这个纪要是没有问题的，那天到会的铁路、长江委等所有单位都表态，坚决贯彻执行。
8.武汉市是政法委来参加的，市里的单位由市政法委具体办。他们还要向市委写报告，再由他们召集有关部门落实。
9.你们这个问题是经省最高层多次开会讨论定下来的，能到今天的结果很不容易，有的人反对，有的说给每月200元，也有人说给低保。
10.2003年全省退休养老金平均数为593元，武汉市要高些。2004年的统计局还没有公布。
11.不要计较什么名称，实际上就是退休养老金的标准。
12.会议由省政法委书记主持，会上政法委领导宣读了中央（1982）9号文件，有人要求复印，不行。这个文件的保密期是30年。
13.会上有人提出这个生活费怎么开支？这些人回来怎么办？都由你们单位自己解决。
14.文革“两案”的时间段规定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还有生活费标准、督办单位等都是省委定的。纪要只发有这方面问题的部门和单位。
2005年1月21日，我同胡国基将董处长于1月14日向我们传达“专题会议纪要”精神的记录稿面送董处长校对，以便正式向诉求群体传达。我们顺便问他：“甄别认定”中什么样的人被除名？省最高层对我们的诉求问题什么重要指示？
董处长欣然答话：甄别中对没有提供确切证据的、解除劳教已回单位的和已经去世的都不予认定。你们的问题几经周折，很不容易。在讨论生活费标准时，争论很大，有的说给每月200元；有的说不行，最多给个居民低保；也有人提出应按本单位退休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争论不休，无法统一，最后把各种意见都如实上报省委最高层，俞正声书记最后批示：这些人都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对待他们，太不公平了。省政法委决定遵照俞正声书记批示，由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起草一个妥善处理的文件，厅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经多次讨论上报，最后由省委高层敲定。省委政法委发布的“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申诉问题的讨论纪要”就是这样来的。
按照这个纪要的规定，从2005年1月1日开始，以当地退休职工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为标准，给已认定的诉求人每月发给“生活费”。到2005年11月8日，第一批拿到555元生活费的有四十二名（表一），已认定等待领取生活费人员十二名（表二），尚待认定人员五名（表三）。

tuffy05 · 发表于 2015-1-30 05:33:34

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顾建堂著（14）

［作者：顾建堂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877    更新时间：2014/7/7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作者简介：顾建棠，1931年出生，江苏省海门市人。1945年小学毕业，同年11月到衣庄当学徒。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入团，1956年入党。先后在海门县税务局、工商科、劳动科工作，1954年调到长江下游工程局青龙港护岸工程指挥所，1954年10月调南京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1955年5月调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处劳工科，1956年调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肃反审干办公室，1958年春调共青团长办团委。1959年毕业于共青团中央团校第十期，随即回长办团委工作至文化革命开始。
1966年6、7、8月，为长办“保林（长办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派”领头人。1966年10月上旬组建长办第一个群众造反组织“硬骨头战斗队”， 1966年12月26日“长办联司”成立，任一号勤务员。1967年12月任长办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76年11月至1978年1月7日，经湖北省委决定被隔离审查。1978年1月8日被捕入狱，1983年1月被判七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我们先后上报并接受“甄别审查”的诉求人共八十四名，最后得到认定、拿到“生活费”的五十九名，占上报总人数的70.2%。
不按中央9号文件安排文革“两案”刑释人员生活出路的不仅仅是湖北一地。俞正声批示给我们按月发放“生活费”，在全国开先河，消息不胫而走。2007年到2008年，先后有江西的袁正平、汪清泉、孙国林，湖南的李加平、唐建安，四川的杨道祥，河南的葛利英、杜进堂，云南的包亚芳等与我取得联系，我向他们网传了中央9号文件、湖北省委政法委政法纪字（2005）001号纪要，以及我们2003年11月10日面呈省劳动社保厅周祖荣副厅长的报告。经他们的不懈努力，都拿到了程度不同的“生活费”。他们也深深感谢俞正声。
第130节　魏小玲违“纪要”节外生枝
2006年1月至9月的“生活费”仍按2004年596元/月的标准（长江委是596元/月，其他单位是555元/月）发给，这是违反省政法委政法纪字（2005）001号纪要规定的。为此我于2006年10月10日要求长江委人劳局补发，毕局长要杨处长先请示一下省政法委。是年12月11日，再访长江委人劳局，毕局长转告：省政法委魏处长答复说，他们的生活费就是按2004年的标准，是定死了的，不能变。
12月19日，我和刘永熹上访省信访接待室，该室王广学处长与魏处长通话后，魏派了一位袁同志转达她自己的话：“生活费就是04年的标准，定死了的，永远这样，不能变。”
25日，就魏处长的答复，我们向省政法委张自强副书记发出挂号信（0244），从六个方面说明魏处长的说法违背了“纪要”的规定，是错误的，不能成立。原信抄录如下。
尊敬的省政法委张副书记：
你好。我们是中央（1982）9号文件所指的“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在‘两案’中受审查处理的人员”，也是省政法委（2005）001号纪要所说的“文革‘两案’人员”。
最近，省政法委魏处长对上调2006年“生活费”问题发出了指示，我们对此不赞成。今特致信，向你诉说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2006年9月22日，顾建棠、刘永熹、蔡发奋向魏处长发呈挂号信（附件1），根据省劳动社保厅公布的2005年“退休人员人均月退休金675.85元”的数据，请示如何具体落实问题。9月26日，顾建棠又与魏处长通话请示如何落实，魏说：“我们省政法委只负责制定政策，你们可以凭劳动厅公布的材料去找单位解决。”
于是，10月10日，我们（刘永熹、顾建棠）向单位提出按规定上调“生活费”的要求。长江委领导说：“应该上调，但要请示一下省政法委再定。”
12月11日再访，长江委领导同志告知：省政法委魏处长答复说，他们的生活费就是按04年的标准，是定死了的，永远这样，不能变。领导同志又说：尽管我们认为应该上调，但魏处长这么一说，就不好办了。
12月19日，我们前去面访您张副书记，因书记身体不适，未能如愿。但又听到了传达的魏处长指示：“生活费就是04年的标准，定死了的，不能变。”我们不得不向您先行书面反映（以后还想面访张副书记）。我们认为，魏处长的这个口头指示是不能成立的，也是错误的。
第一、“纪要”之所以规定“生活费”的标准“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不无缘由。1.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平均水平是活的，随着经济态势而浮动。2.领“生活费”的人员还要活下去，不是同日生，也不可能同日死，其延续时间要有二三十年。3.“生活费”必须按年度延续发放，不可能一次性了断。因此，“生活费”的标准只能随着“当地退休人员养老金平均水平”的上下而上下，不能也无法“定死”，更不能“永远不变”。
第二、“纪要”说的“上年”应即去年（《现代汉语词典》第1108页），且年年有上年。据此，2005年的生活费应以2004的“养老金平均水平”发放，2006年应以2005年的“养老金平均水平”发放，其后以此类推，这是个十分明确的常识问题，是一件只要不是弱智都能领悟的事情。
第三、当时参加“纪要”讨论的省劳动厅法规处董处长在2005年1月14日奉命传达和解读“纪要”时说：“生活费一直发下去，养老送终”，“生活费可随着退休职工养老金一样上调”。（附件2）
2006年11月中旬，市政法委领导说：“生活费”应该按2005年的平均数调整，但这应由劳动局来办。12月15日上午又答复我们说：我们政法委只负责“两案”人员的审查认定问题。关于生活费的标准问题一开始就不是我们决定的，你们的555元也不是我们决定的，是劳动社保部门定的。关于生活费是否应上调的问题，我们认为原则上应该上调，还应该有个今后上调的办法。
第四、如果把“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解读为“按04年的标准，是定死了的，永远这样，不能变”，请问“纪要”上何须写“上年”？为何不写“按04年的标准，是定死了的，永远这样，不能变”？同时，物价不断在上涨，1980年以来大米涨了40倍至100倍，小白菜涨90倍至120倍。04年的555元，到今天已贬值20%，再过5年，这555元可能只买得到一碗面条，而那时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平均水平”可能已达月均10万元，领“生活费”的那些人岂不都要饿死街头了吗？怎么办？请问省政法委的魏处长有何妙招？
第五、魏处长的这个口头指示，不符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当前生活必需品都在上涨，低保在加钱，劳保在加钱，城市低收入者也在加钱。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要确保低收入群众的生活不下降。连长江委领导12月11日也说：拿“生活费”的也都是人呀，从人性来讲也应上调。既然叫“生活费”，现在物价都在涨，全国都在加钱，你们的“生活费”也应该涨。
第六、魏处长的作为是错误的。
1.“纪要”最后写道：“相关协调工作由劳动保障部门负责”。“生活费”标准问题纯属劳动保障部门的协调工作。魏处长的“指示”有违“纪要”的规定。
2.自食其言。2005年8月15日魏处长在答复刘永熹关于生活费标准问题时说：省政法委是负责制定政策，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已经完成，而且话也说得很明白。你回去跟你们所有的人讲，不要再来找我们了，一些具体的执行问题，应该找你们本单位。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明白，有些问题可以向劳动厅反映，由他们协调。
9月26日，魏处长回答顾建棠“如何落实生活费上调”时说：我们省政法委是负责制定政策的，这个工作早已做完，你们可以凭劳动厅公布的材料去找单位解决。魏处长的“指示”岂不是自食其言？
我们真是磨难多多。想当年，一颗红心向着党和毛主席，满腔激情响应号召投入“文革”，到头来莫名其妙成了阶下囚；刑释后又由于当时的省委书记黄知真、韩宁夫同志不执行中央（1982）9号文件的政策，叫我们在一无收入的苦海深渊中挣扎了二十二年；经过五年的上访，在张副书记等省委、省府领导的体恤关怀下，好不容易给了生活费；而今正逢解决生活费应上调而未得上调问题的当口上，又被人为打扰，前景坎坷。
我们请求张副书记：
1.指示魏处长同志今后按照她自己定下的“一些具体的执行问题，向劳动厅反映，由他们协调”的规定办。
2.请与省劳动和社保厅联系，“两案”人员的“生活费”上调发放等事宜，均由省劳动和社保厅负责协调。谢谢。
致
礼
刘祖平、余明生、黄友堂、刘永熹、陈大华、胡国基、顾建棠
　　　　　　　　　　　　　　　　2006年12月25日
12月30日，魏小玲打电话给刘祖平，说奉命转告省政法委副书记张自强对我们12月25日信的回话。张自强侧面否定了魏小玲的“生活费就是按04年的标准，永远这样，不能变”的说法。刘祖平对通话作了详细记录。
电话记录
时间：2006年12月30日上午11点20分
来话人：湖北省政法委魏处长（电话号87232450）
受话人：刘祖平
魏：你是刘祖平吗？
刘：是的。
魏：我是省政法委的，我姓魏。
刘：啊，你是魏处长。
魏：你们写给张书记的信、写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张书记把我找去，叫我向你们转达：你们要求增加生活费，不是我们政法委的事情，你们可直接去找劳动保障厅。你们想一想，劳动保障方面的事情，我们政法委怎么管？你们拿得再多，我们政法委也不管。
刘：我们找了劳动保障厅，他们说你们的事情是政法委管的，应该去找政法委。
魏：劳动保障厅谁说的？
刘：是信访办一位姓胡的处长说的，要我们找政法委。
魏：你们怎么听他们的呢？怎么不听我们的呢？他们叫你们去找我们，你们就找我们？我们文件制订了，我们政法委怎么管这个事呢？我告诉你，你可以做记录，这是张书记的意见，他叫我向你们转达的。
刘：上次我们上访时，你让你们政法委的一位姓袁的向我们转达你的意见说：你们要进社保就要把你们先拿的钱交出来……
（没等刘说完，魏抢先说）
魏：你们要进社保，要将你们已拿的钱拿出来交你们的原单位，由你们单位去办社保。（刘想再问，魏挂断了电话）
　　　　　　　　　　　　　记录整理人：刘祖平
　　　　　　　　　　　2006年12月30日11点45分
张自强的话没有正面否定魏小玲违反政法纪字（2005）001号纪要规定的错误，我们一致要求张自强副书记明确表态，于是由我起草了致张自强的第二封信。
尊敬的省政法委张副书记：
您好，首先感谢张副书记指派魏处长在2006年12月30日上午向刘祖平转达了您的指示。（电话记录附上。）
这个指示是在您接阅余明生、胡国基、刘永熹、陈大华、黄友堂、刘祖平、顾建棠等2006年12月25日发呈的挂号信（0244）之后发出的。
我们在这封信中诉说的核心内容是：对魏处长的“生活费就是04年的标准，定死了的，不能变”的说法，从六个方面阐明这种说法不能成立。根据“纪要”规定，“生活费”应随着退休人员养老金一样上调，即05年按04年的“平均水平”发给，06年按05年的“平均水平”发给，以下顺年类推。同时，又请求省政法委与省劳动和社保厅联系，“两案”人员的“生活费”上调发放等事宜，均由省劳动和社保厅负责协调。
魏处长转达您的指示：“你们要求增加生活费……你们可直接去找劳动保障厅”。这表明张副书记认同了我们2006年12月25日信中的主张和请求。2007年1月4日我们上访了省劳动厅，他们认真看了魏处长打电话给刘祖平的“电话记录”，又听了我们的陈述，许处长说：第一，我们没有得到省政法委关于你们生活费上调问题的通知。第二，“纪要”是政法委发的，“纪要”上写的“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解决生活费”的解释权在政法委，只要政法委通知我们，说你们的生活费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发给，05年拿04年的“平均水平”标准，06年拿05年的“平均水平”标准，以后顺年类推，我们就去协调办理。
张副书记：听说您是一位非常正直、很有原则和维护公正的高层政法干部，又是您在2004年底受俞正声书记等领导的委托，负责召集相关部门专题研讨并制定了省政法委（2005）001号纪要，我们这批多年生活无着的所谓“两案”人员才领到了“生活费”，对此再表感谢。
现在的问题是，“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解决生活费”的“纪要”规定，我们的“生活费”该不该随着“养老金平均水平”的上调而顺年上调？
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和政策不仅是我们诉求的根据，也是“纪要”的源头和基础。“纪要”上说：“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对文革‘两案’人员处理的基本政策是由原单位安排其生活出路。……总的原则是按照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解决生活费。”
由此可见，“纪要”的主要精神和核心内容体现了俞正声书记等主要省委领导的意见和指示，不是某一、两个政法委干部的意见，因此绝不能任凭哪一个政法委处长随便自行作出解释的。
“纪要”的主要精神和核心内容充分说明，所谓的“生活费”决不是一般所指的“救济金”，而是当今省委对落实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规定政策采取的一种变通的补救措施。因而，这个“生活费”也必然是类似于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不然的话，何以要“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作为“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呢？
“纪要”的主要精神和核心内容还说明，无论从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角度，还是从“纪要”中文字的汉语语言文字学的结构来看，对“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这句话，都只能理解为“生活费”必定随着“养老金平均水平”的上调而顺年上调，“养老金平均水平”与“生活费”之间，犹如枝繁必叶茂、水涨必船高的关系。而且，早在2005年1月14日，省劳动厅法规处董处长奉命传达和解读“纪要”时说：“生活费一直发下去，养老送终”，“生活费可随着退休职工养老金一样上调”。
您是“纪要”制定的负责人又是省政法委领导人，对“纪要”的解释不仅具有极高的权威性，而且还有解决我们“生活费”上调的现实可证性。现在我们万分诚恳请求您：
第一、“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这句话作何解释？是05年按04年的“平均水平”、06年按05年的“平均水平”发放，以下顺年类推？还是魏处长说的“04年的标准，定死了的，不能变”？
第二、请把这个“解释”通知省劳动厅，并请他们协调落实。
张副书记呀，现在落实一件事情有几难唷，我们的诉求，热望得到您的支持，使我们这些苦命人有可能分享一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温暖。我们将万分感激，不忘党的恩德。切盼您亲自给我们复示。
谢谢。
致
礼
　　　　　　　　　　　武汉汽配厂：陈大华
　　　　　　　　　　　武汉铁路局：刘祖平
　　　　　　　　　　　华中航运中心：余明生
　　　　　　　　　　　武汉工艺品厂：胡国基
　　　　　　　　　　　武汉国棉三厂：黄友堂
　　　　　　　　　　　长江委：顾建棠、刘永熹、蔡发奋
　　　　　　　　　　　　　　　        2007年1月9日
　　　　　　　　　联系人：长江委顾建棠（电话号码略）
2007年1月24日，我们再次面访省信访处王广学处长，王处长诚告：你们要求生活费上调问题好解决，你们先去找劳动厅，如果劳动厅有不同意见，请他们打电话给政法委魏小玲处长。如果劳动厅不打，你们回来找我，我请魏处长来信访处，当面向你们讲清楚，再去找劳动厅。
于是，当即到劳动和社保厅请示董长麒主任，董明确表态：“生活费”是以“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为标准，而“养老金平均水平”是动态的，即上下浮动的。对此我于1月29日发挂号信（0764）给董长麒主任，阐述了我对他关于“生活费”上调意见的理解：
对“生活费”上调一事，现在是否可以这样认定：
A.“生活费”上调问题由省劳动厅协调落实，不要再找省政法委了。
B.从2006年以后，“生活费”年年顺年“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上下浮动。
C.2006年“生活费”调整应按照2006年9月21日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我省退休人员人均月退休金675.85元”，以及2006年10月23日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联合发出的《关于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规定：“从去年7月算起，每人每月增加45元，从今年7月起，每人每月增加80元。上调的养老金将分别从2005年7月、2006年7月补起。”
D.经费仍由原单位负责，
E.省劳动厅将有个协调落实的举措。
上述理解当否，在可能条件下给予示复。
2007年5月17日，湖北省政法委出台了《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有关问题处理意见》（鄂政法办[2007]35号），明确规定：文革“两案”人员生活费标准，每年从元月起，按当地上年度养老金平均水平调整。这份文件我没有见到原文，是从长江委、武汉市委政法委、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相关文件中得知的。现将这三家单位为执行鄂政法办（2007）35号文件所发布的文件，按时间顺序抄录如下。
       长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劳动教育局关于对文革“两案”
        人员发放生活费的通知（人劳函〔2007〕002号）
长江科学院：
        经审查，根据湖北省政法委《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          员上访有关问题处理意见》（鄂政法办[2007]35号）精神，经研          究，同意将原长办科学院职工、现系“文革两案”人员蔡发奋、           刘永熹的生活费，从原来596元/月，调整为755元/月。调整           时间从二〇〇七年一月一日起执行。不涉及医疗费及其他待         遇。
　　　　　　　　　　长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劳动教育局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中共武汉市委政法委员会会议纪要
9月５日上午，市委政法委孙原璃副书记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我市落实“文革两案”人员生活费有关问题，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巡视员钟东升，市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处、市民政局救济救灾处、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处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政法委《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有关问题处理意见》（鄂政法办[2007]35号），研究了我市的贯彻意见。
会议决定，我市贯彻落实省委政法委《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意见如下：
一、严格按照省有关部门研究确定的处理意见，对按省委政法委《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申诉问题的讨论纪要》（[2005]001号）和市委政法委《关于妥善处理我市文革“两案”人员上访问题的工作意见》（[2005]40号）解决生活费的文革“两案”人员生活费标准，每年从元月起，按当地上年度养老金平均水平调整。
二、每年三月份，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市委政法委书面提供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确认的上年度养老金平均水平的具体数额。
三、由原单位或主管部门承担生活费的，辖区区委政法委将上年度养老金平均水平的具体数额通知有关单位、部门参照执行；原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平均水平低于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确认的上年度养老金平均水平的具体数额的，按本单位平均水平发放。
由辖区政府承担生活费的，辖区区委政法委将上年度养老金平均水平的具体数额转区民政局比照落实。
参加人：孙原璃　谢家斌　钟东升　蔡宏琪　马黎西
　　　　　　　　　　　中共武汉市委政法委员会
　　　　　　　　　　　　　　　        2007年9月6日
      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文革两案”人员生活费
      标准有关问题的复函
市委政法委：
你委《关于“文革两案”人员生活费标准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收悉，现就有关问题函告如下：
根据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提供：2006年度全省统筹范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平均水平为755元。
2005年度我市统筹范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平均水平为605元。
特此函告。
                                            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〇七年九月七日
魏小玲关于文革“两案”人员“生活费就是04年的标准，定死了的，永远这样，不能变”的说法，被彻底否定，由她挑起的这场风波从此平息，我们五十多人的“生活费”都得到了调整。尽管魏小玲对我们如此刁难，当得知她突发脑溢血住院时，我和彭德华、胡国基专程前往同济医院送花看望，祝她早日康复。
第131节　“生活费”被克扣又起折腾
彭德华最先发现“生活费”被克扣的问题。为了摸清情况，讨回公道，从2009年10月23日到12月7日，我们十七次、九十一人次群访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和省、市政法委，终于弄明了“生活费”被克扣的隐情：有关单位不按省政法纪字（2005）001号纪要指出的属地管理原则和“生活费”应“按照当地退休职工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发放的规定办理，却把武汉市劳动和社保局规定的按中心城区退休职工上年养老金平均数额改为全市平均数或全省平均数，我们的生活费就是用张冠李戴的手法被克扣了的，五年中每人被克扣4776元。
多次多处上访，以事说理，省劳动和社保厅与市劳动和社保局取得了共识，确认了我们的诉求。2009年12月7日上午九点，顾建棠、彭德华面访省劳动和社保厅养老局陈局长。陈很爽快地说：省、市厅局已沟通，有三条：第一，由市局向市政法委写个书面报告；第二，报告中说明每月965元和每月1040元的情况，倾向1040元；第三，明年全由市局来办。
12月13日下午，顾建棠、余明生到市劳动和社保局，养老处的吴副处长接访。他说：12月7日，省人劳厅和市人劳局取得了共识，确认了你们的诉求，并决定由市人劳局向市政法委写个书面报告，说明2008年武汉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不是已发的每月965元，应是每月1040元，应予纠正。2010年起，“生活费”标准全由市人劳局严格按照省委政法委（2005）1号纪要的规定，负责发布。这个报告，12月10日由我亲自送交市政法委谢家斌处长。谢处长表示要向省政法委汇报再定夺。
12月19日，顾建棠、刘永嘉面访市人劳局吴处长，吴说：上周四把市人劳局的报告面送市政法委，谢处长口头答复：要向省政法委送报告，由省里认可。你们就等候听信。
22日上午，我们一行六人（顾、刘、余、黄、陈、陈）面访省政法委308接待室姚同志，姚与综合处夏处长通话后说：市政法委谢家斌没来汇报，你们直接到市政法委听信。下午与市政法委谢家斌通话，谢说：我在外面，已交王涛。
25日上午，顾建棠、黄友堂、余明生、刘永熹、陈汉寿、陈大华、周云飞等十人前往市政法委找王涛，王在电话中答话说：你们去找市人劳局。
28日上午，彭德华、刘永熹、黄友堂、顾建棠、周广才、陈大华、张复生、胡秀娟、陈汉寿、付正武等28人面访省政法委308接待室，姚同志答复：市政法委谢家斌未来汇报，因王龙出差北京，大约半月才回，待节后再说。
31日，我与省政法委综合处王龙通话：我们生活费被违规少发一事，市政法委有一个书面报告，谢家斌是否送给你了？王说：谢还没来汇报。
2010年1月5日，我又与王龙通话问：市里谢家斌是否已来汇报？王龙说：谢还没来汇报，我又出差了。
1月5日，胡国基与谢家斌通话问：您向省政法委汇报没有？谢说：还没有向省汇报。你们的事现在由王涛来办，以后你们找王涛联系。
11日与市政法委王涛通话，接话人不是王涛，他说王涛不在，外出了。
从2009年12月15日至2010年1月15日，我们走访了武汉市劳动和社保局蔡处长、吴处长，湖北省劳动和社保厅养老局陈局长，省信访中心308接待室姚同志，省政法委王龙，武汉市政法委谢家斌、王涛等人二十次。市劳动和社保局说这个报告是由市政法委谢家斌递送省政法委王龙，而王龙多次说谢家斌没有来汇报；问询谢家斌，谢说已交王涛了，由王涛来办，以后你们找王涛联系。王涛要我们找市劳动和社保局，后来市政法委说王外出了，最后连联系人都难找到。这份由市人劳局向市政法委写出的书面报告，是省、市两级劳动和社保部门领导对纠正克扣“生活费”问题取得共识的结果。无论是省政法委的王龙，还是市政法委的谢家斌、王涛，如果没有相关领导或明或暗地示意，他们怎敢如此拖延推诿？
原以为这件事全因湖北当权者工作失误造成，由原承办部门着手纠正，实属好事，企盼这份报告早日批准。我们被折腾三十天后发现，这是一场骗局，他们互相推诿，谁也不管，至今毫无结果。
第132节　不由原单位安排的奥秘
1982年2月3日下发的中央9号文件规定：“凡在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我们都在这个时段先后刑满释放，而省委没有执行这一政策，把我们抛向社会，沦为无单位、无组织、无工作、无收入的贫民。1990年3月，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刑满释放。经省委批示，省政法委和省劳动厅在他们释放前，就下达了安排他们回原单位的“关于朱鸿霞等两案人员刑满释放后安置工作的函”。而我们与朱、夏、张同属文革“两案”刑释人员，且比他们刑期短、释放早，可省委就是不安排我们回原单位。
2002年7月，我拿着中央9号文件和省劳动厅鄂劳函字（90）第041号函，请求长江水利委员会人劳局也像安排夏邦银那样安排我的生活出路。人劳局于2002年10月向省政法委书面请示，2003年1月27日综合处魏小玲处长口头拒绝。2003年3月我开始向省委、省府、省人大等不断诉求，但毫无进展，十分心烦。有一天我翻阅中央9号文件和省委鄂发（1982）26号文件时，无意中发现省委这个文件中，对中央9号文件规定的“凡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这条政策只字不提，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疏忽，其中必有隐情。
为了弄明究竟，我以“刑事申诉”为名，与湖北省天职律师事务所于2003年10月14日签署了鄂天职（2003）1014号委托代理合同，我当即付代理费六千元（诉讼未成要回三千）。天职所律师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到湖北省档案馆查阅了文革“两案”审理档案，发现：经省委同意判刑、上报中央审理的人数，第一次上报的是二百六十八名（于1979年9月1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之前上报），中央给打回来了，因为拟判刑的太多；第二次上报将第一次上报人数打了10%的折扣，又被中央打回；第三次上报七十四名，经中央1981年11月6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认定：“我省的帮派分子应受刑事处罚的是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人。”（谢杰民“关于顾建棠的有关情况”）这就是说，当时的党中央认定湖北要判刑的只有四人，如超过就违背了“两案”审理的方针政策。
湖北省判了多少呢？在1982年3月7日召开的第四次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黄知真书记讲话（即鄂发[1982]26号文件）说：“作敌我矛盾处理的（主要属于打砸抢性质的）、依法判刑的一百九十多人。”（实际不止此数）是中央认定湖北判刑人数的48倍，显然大大违反了中央“两案”定性处理政策，其中奥秘就在“属于打砸抢性质”七个字上面。
在清查运动中，省委把数以万计的群众和干部打成四人帮的代理人、黑干将、追随者、“三种人”，并把数以百计的造反派定罪判刑，但又把明明是以“四人帮追随者”罪名被判刑的人员（就是9号文件所说“政治斗争”参与者），异化为打砸抢的刑事犯罪分子。当时的湖北省委这样做可谓“一箭三雕”：一、可摆脱违背中央9号文件明示的“两案”审理方针政策、继续搞扩大化的责任；二、可对上应付，万一中央问起，就以不属文革“两案”人员来搪塞应对；三、既将被判刑人员作为“两案”人员判了，又可无视中央9号文件规定的“应由原单位负责，安排生活出路”，因为你“属于打砸抢性质”，置你于死地，你却无话可说。
中央9号文件发出八年后，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刑满释放时，省委指示回原单位安置，而我们至今仍不得回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省委明目张胆地在同属文革“两案”人员、应落实同一政策上搞两重标准，根子就在这里。2003年11月10日省劳动厅周祖荣副厅长受理我们诉求，到2004年12月省委俞正声书记批示给我们发放“生活费”，前前后后，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其根子也在这里。胡新时副厅长反复讲：“你们是不是‘两案’人员？首先要认定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属于‘两案’人员。如果权威部门说你们是‘两案’人员，才能谈落实9号文件的问题。如果说你们不是‘两案’人员，我们就不好办了。”这话的根子还是在这里。
当时的湖北省委主要领导人精心策划的偷梁换柱之作，恰恰暴露了他们违反中央9号文件的险恶之心。9号文件通篇没有说文革期间的“打砸抢”不属“两案”审理范围，相反文件中说：“要判刑的，只限于参与谋害毛主席，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叛乱，直接策划、亲自参与阴谋篡夺省、市、自治区或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领导权的野心分子；直接策划、亲自参与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罪恶昭彰，不判刑不足以平民愤的极少数人。”其中“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这一条，就涵盖了“打砸抢”内容。还有，在十一条具体政策中，也没有一条说文革中的“打砸抢”不属于文革“两案”审理范围，而属于刑事犯罪性质。省委主要决策人不惜违背中央9号文件，蓄意把文革期间的“打砸抢”定为刑事性质，以取代属于“两案”审理范围的“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肆意扩大打击面，以遂其强烈的报复心愿，足见其用心良苦。
中共中央1982年9号文件，是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在“揭批查”和“两案”审理定性处理中出现了“定性偏高了一点”、“处理偏重了一点”的背景下出台的，旨在纠正和防止继续扩大化，核心要点是维护、巩固当时党中央的统治权力。有人点睛：这个文件对被清查和处罚的人来说，好比打断了你的大腿，又送你一根拐棍。落实中央9号文件规定、省委已经贯彻执行了的像夏邦银那样回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就是给你送了“拐棍”。这样的“拐棍”他们也只送给在中央挂了号的几个人。
当时的省委领导人陈丕显、黄知真、韩宁夫在打断我们大腿时，大打特打，人数超过中央审理认定判刑人数（4人）的47倍；在送“拐棍”时，却连这样对我们来说聊胜于无的“拐棍”都舍不得送，百般阻挠，叫你两头落空。诚然，送“拐棍”中人性未泯的好干部好领导大大的有，省劳动和社保厅法规处的李湘泉、高处长、董长麒、副厅长周祖荣，武汉市劳动和社保局的蔡处长和吴副处长，副省长蒋大国，省政法委张自强副书记，省委书记俞正声等，都真心实意给我们送“拐棍”。尽管我们没有拿到像样的“拐棍”，全因陈丕显领导下的湖北省委的过错，致使我们未能回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给我们发放既不属于退休工资又不属于社保养老金的“生活费”，这不是我们的诉求初衷，发放“生活费”是一种权宜性的补救措施，没有可靠的社会保障（生无医保死无丧葬费），没有法定的财会项目，是不稳定的，不安全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送“拐棍”。但它的确缓解了我们的生存压力，长期倒悬得到缓解。文革“两案”人员在刑释二十五年后才拿到“生活费”，是湖北省首开先河。这个信息不胫而走，后来江西、湖南、河南等地的文革“两案”刑释人员闻讯前来向我们咨询，我向他们提供了相关资料。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些地方的省委参照湖北省委的办法，先后向文革“两案”刑释人员也发放了“生活费”，他们也很感激。在此我代表拿到“生活费”的同志，向俞正声为首的省、市有关领导，鞠躬敬礼，再致谢意。

思考与浅识
我辈亲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又耳闻目睹了违纪叛党、违宪窃国的政变和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这一切对我们有些什么启示呢？
文革是空前的，其原则是永存的
毛主席以超人的政治洞察力和敏锐的预见，探索保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广大人民不吃二遍苦、不遭二茬罪，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他顶住党内外的巨大压力，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犹如黄河咆哮，长江奔腾，波澜壮阔，席卷全国，势不可挡，殊惊世界。
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根本宗旨在于净化人们的灵魂，特别要解决党内领导干部的世界观问题。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文革中反复较量、殊死搏斗的焦点是在“吏治”问题上，是用“公”字还是用“私”字来教育、管理党内当权派，说到底是无产阶级的“公”与封资修的“私”之间的斗争，“公”是百善之首，“私”是万恶之源。
毛主席从“爱吏”、“保吏”出发，以群众揭批为手段，以“斗私批修”为动力，从严“治吏”，希望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成为自觉与私字决裂，公字当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社会主义道路，自觉抵制和揭露修正主义，献身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这是毛主席在政治思想上“爱吏”。刘邓资反路线意在“诱吏”、“害吏”，以私字为核心、利字为半径，以投你所好为框子、为他所用为目的，使你自觉不自觉成为叛党、违宪、祸国、殃民、复辟资本主义的帮凶和马前卒，身败名裂，遗臭人间。
文革运动，我们的父辈、祖上都没有经历，连听都没有听到过。盘古开天地到如今，中外的帝王和资产阶级的开国首领，有哪一位敢于发动群众揭露自己统领下的吏治的黑暗面？！二十世纪共产党已夺取政权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们，有谁敢于发动亿万群众，在自己缔造的政治肌体上清除“癌变”？！没有，没有。唯我五千年巍巍大中华的巍巍毛泽东！毛泽东！毛泽东！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骄傲，是我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我中华民族的骄傲。这是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这是国际共运史上继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
我之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第三个里程碑，因为它与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一样，具有永存的原则：
巴黎公社的永存原则：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俄国十月革命的永存原则：由无产阶级联合其他劳动人民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文化大革命的永存原则：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斗私批修”。
要是不坚持“斗私批修”，今天的革命造反派，就会变为明天的走资派，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能取代灵魂的革命。特色改开以来，成千上万的在特色体制内位高权重的“精英”们，在铜臭面前成批倒下。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私字经济，就是坑蒙拐骗经济，就是假冒伪劣经济，就是权钱交易经济，是一切腐败的天然温床。
华氏党中央是违纪叛党的私货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团，秘密抓捕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江青和姚文元四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一起叛党、违宪、窃国大案，为天下人所不齿。连文革反对派、时任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同志也说：党的历史上没有过，下不为例。一个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伙同两个政治局委员（叶剑英、汪东兴），三个人用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突然抓捕一个副主席、一个政治局常委、两个政治局委员，这是滔天大罪呀，有哪一条党纪和国法允许如此胡作非为？华国锋得手后，首先诬蔑所谓“四人帮”是“阴谋家”、“野心家”，（后来华国锋自己承认：他们搞阴谋的话，我们抓不到他们。）又把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这句话伪造为指定接班人的指示，就这样，华国锋阴谋集团堂而皇之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召开所谓“十一大”，并自封为党的主席，还恬不知耻地自封为“英明领袖”。亿万群众早就认定：华国锋的“十一大”是叛党、违纪的产物，是华、叶、汪的杂交怪胎，是货真价实的假共、伪共。
华国锋权令智昏，连自己和王、张、江、姚一样，都是文革派也忘记了，没有文化大革命，哪来你这个身居中共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打倒“四人帮”，就是打倒文革；打倒了文革，就为党内修正主义集团复辟资本主义打开了大门，就断送了整个社会主义。华国锋在“华氏叛党集团”与“邓氏修正主义集团”争权混战中被打倒，到头来成为遗臭万年的政治僵尸。
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
华国锋的右派政变后，“揭批查”的“五不准”学习班遍及全国，人妖混淆，乾坤颠倒，文革被践踏，叛党罪魁成了英明领袖。但是这个窃国祸首焉知党内资产阶级首领邓小平正在步其后尘，不久就被赶下了台，邓小平把他定为“三种人”（1982年9月在列车上与来访的金日成这样谈华国锋），落了个可耻下场。邓小平摆平华国锋的同时，把文化大革命污蔑为毛泽东错误发动的“深重灾难”、“浩劫”，在全国展开“两案”审理，数以千万计的群众和各级干部被隔离受审，数以百万计的造反派受到各种党纪、政纪和刑事处罚。被文革打垮了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复活了，文革中批判了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卷土重来了，各级革命委会被摧毁了，党的十大产生的党中央被搞垮了，确定了的政治、组织路线被所谓“十一届三中全会”修正主义路线取代了，四届全国人大选出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全被改组了……邓小平把其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张，写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句话，有形的文革成果，全被摧毁，无一幸存。这就是文革的失败方面。
文革在无形的政治思想领域的建树则巍然屹立。文革运动是宣传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大普及；文革运动是播种机，防修反复辟的种子播遍全国各地，亿万群众和各级干部毛主席的书不离手，字字句句记心头。当时习以为常，但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道路斗争的关键时刻，显现其无比威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人民群众与阴谋家、野心家和死不悔改走资派斗争的有力武器，是群众手里的照妖镜、显微镜和望远镜，又是捍卫文革原则的万里长城，在修正主义统治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中发挥着精神原子弹的作用。
华国锋发动的右派政变刚一登场，造反派和工农兵群众一针见血指出：“这是右派政变”，“这是违纪违法的反革命宫廷政变”，“华国锋是背叛毛主席的叛徒”。华国锋抛出“你办事，我放心”，把它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时，众多群众就生疑：“‘你办事，我放心’，不等于‘你接班，我放心’。”“这样的顶天大事，怎么没有毛主席签名？”数年之后，真相大白，是华国锋伪造的。
当邓小平宣布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广大群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观察一段时间后，就撕其面纱点其要害：邓小平的改，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他的革，是要革工人阶级、广大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命；他的开，就是打开国门把“帝修反”请进来；他的放，就是把牛鬼蛇神统统放出来。在随后三十多年的全面“改革开放”中，尽管“邓三科”及为之鼓吹的精英们，时而抛出谬论邪说，时而用隐晦语言，时而以中性词句，时而写阐释文章，时而打左灯走右路，时而明目张胆歪曲篡改马列毛经典论述和立论原则，时而明火执仗反毛非毛，为其复辟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欺蒙民众，但都被亿万群众和新老干部一一识破，严肃抵制。
文革中戴过高帽、挨过批斗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不畏高压，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被邓小平斥为“凡是派”。
中共元老、文革受过冲击的前河北省长李尔重（已故），坚持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邓三科”，晚年多次与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唱反调。广大群众和干部赞誉他是中国“左派旗手”，将他与另外两位中共元老马宾、魏巍（已故）合称为“反修三剑客”。
撰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组织实施者、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红旗》杂志常务主编邓力群，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看到改革开放的中国，出现了无数不良的现象，认为邓小平路线发展下去，国家和人民将很危险，所以四处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声称自己梦到了中国可怕将来。梦到中国遍地是贪官；梦到了中国会有资产阶级；梦到中国有了黑社会；梦到有钱人杀人，逍遥法外，穷人有苦无处诉，共产党员脱离群众；梦到工人失业了，下岗了，资本家回来了搞剥削，农民没有地种，人民受二茬罪；梦到中国到处是妓女、性病，穷人把女儿送进地狱等等。邓小平对此公开批驳邓力群托梦，称其胡说八道，并说：如果邓力群的梦境成真，中国的改革就走上了邪路，中国的改革就真的出了问题，如果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我邓小平就是历史的罪人！”（网文《邓力群的梦》）
“1986年9月18日，小平找邓力群谈话后与王震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国家）往“左”的方面拉。1992年邓小平把邓力群定为“左”王，把邓力群踢进了中顾委，把《红旗》杂志改成了《求是》杂志。”（黄黄《邓力群与邓小平1986年的谈话》）
我们再来听听后生们怎么看待“邓三科”的改革开放的。九十代出生、在邓小平理论“陶冶”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青年人，却纷纷呼唤毛泽东。最近有一位学子在题为《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世界》的演讲中告诉世人：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胜利进军的时代。在我们出生前，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1968年”已悄悄隐没在历史的背后，世界似乎又回到了老路。资本及其意识形态四处反攻，收复失地，一路报捷，势不可挡：铁幕不堪一击，历史已经终结，全球资本主义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知识精英们欢呼雀跃，他们诅咒着黑暗的过去，赞美着光明的现在，展望着美好的未来。他们为我们这一代人许诺了一个开放、自由、丰裕的社会。他们说我们将见证现代化的实现并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羡慕我们能够同步欣赏美国大片，羡慕我们能够享用麦当劳快餐，羡慕我们能够使用互联网，羡慕我们能够越来越容易地进入大学，羡慕我们能留在城市当白领而不用到偏僻的乡村和贫穷的农民们一起劳动。他们害怕我们太幸福了以至忘记了他们过去的苦难，于是在我们耳边千百次地重复他们的诅咒，让我们记住他们的血泪史，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一样。可惜生活在幸福中的我们不是白痴，我们有自己的思考能力。当我们能够独立思考，用自己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幸福的时代中竟充满着如此多的荒谬和痛苦。
我们发现大众传媒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堆八卦、广告和肥皂剧，把一切有意义的独特的文化都变成了千篇一律的美国工业制成品。我们的眼中和耳中充斥着无聊的爱情，浅薄的浪漫，廉价的温馨，暧昧的隐私，虚伪的英雄，搔首弄姿的明星和表情呆滞的政客，让我们一次次反胃。
我们失去了历史，只剩下了新闻。我们听不到周围真实的声音，我们看不到真相。我们被剥夺了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视野，这个时代要求我们像白痴般幸福。
我们发现我们的确进入了一个丰裕的社会。但在商品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中，我们晕头转向，无所适从。在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广告统治中，人被简约成了一个消费者，我们人生的价值似乎仅仅存在于不断的消费中，存在于商品的品牌中。
我们发现教育的目的只剩下了考试。学校里只传授考试的秘技和钻营的手段，而再也学不到真理和智慧。为了考试，我们的青春在无休无止的补课中昏天黑地，老师们却被我们父母的血汗滋润得脑满肠肥。
我们发现市场经济似乎为我们的人生提供了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但当我们踏上社会的时候，我们终于明白我们人生的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成为在市场中被买卖的劳动力商品。当我们的售价上扬时，我们欢天喜地；当我们的售价下跌时，我们如丧考妣。
我们发现在开放的社会中我们似乎很自由，但其实我们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在官僚的或资本的机器中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为了饭碗，为了升职，我们在大大小小的老板和上司面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
我们发现在越来越激烈的求职竞争中，在越来越频繁的裁员、减薪中，在越来越昂贵的医疗费用和房价中，我们的生活失去了安全感，我们的人生没有希望。
我们发现美丽的爱情只存在于日剧之中。当男女之间只存在着势利与肉欲的时候，当美女和帅哥基本上是按照财产和权力分配的时候，我们没有爱情，无论是在心灵上还是在肉体上。我们发现现代化还仅仅存在于漂亮的大厦广场上，存在于美丽的口号中，存在于少数人的生活中。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贫困和差距仍旧到处惊心动魄地存在着。
我们发现自由、民主、人权成了西方帝国侵略和屠杀的借口，而整个世界只能在一旁战战兢兢，唯唯诺诺。和平、平等的高调虽然唱得很响，但却没人能够将它实现。在这个时代，强权即是公理。这就是我们幸福的生活，这就是今天美好的时代。
我们烦透了20多年来精英们的说教，我们受够了神圣市场经济为我们安排好的人生。我们要求变革，我们渴望超越，我们呼唤着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寻找着一条解放的道路。因此，我们要纪念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为我们证明：一个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他是颠覆的象征，是造反者的先知，是伟大的解放者。他为一切希望打破全球化资本主义矩阵（MATRIX）的人们提供了典范，作出了表率。（红旗网“参阅文章”第75期）
凡此桩桩件件，数不胜数，足于表明在文革中播下的防修反复辟种子的巨大威力，使得修正主义原形毕露，无处藏身。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铸就的精神原子弹，是文革的正能量、软实力。
文革中毛主席多次保护了造反派
在十年文革中，武汉造反派屡遭打击镇压，都是毛主席在关键时刻出手保护了我们。
1966年6月至8月，湖北省委、武汉市委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向下，在群众中大抓“右派”、“三家村”、“反革命”，白色恐怖，人人自危。毛主席对刘邓路线断然回击，8月1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红卫兵，支持小将们的造反行动；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8月5日毛主席写了我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8月到11月，毛主席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1200多万红卫兵，由此红卫兵运动全国掀起。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群众出牢笼得解放，群众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万炮齐轰刘邓司令部，刘邓路线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1967年1月，走资派消极怠工，大刮经济主义妖风，上海的革命造反派率先夺了走资派手中的权力，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支持，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2月11日和16日，几位老帅在怀仁堂发难，反对文化大革命，各地相应出现支左部队抓捕造反派的镇反行动，“二月逆流”也横溢荆楚。武汉军区在陈再道指挥下，宣布武汉工人总部为反革命组织，数百人被捕，数以千计的群众造反组织被查封、被迫请罪。在此造反派生死存亡关头，毛主席严厉批评并严肃警告：谁反对文化大革命，我就反对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造反派得以重整旗鼓，再战推行新的刘邓路线的走资派。
1967年6月，武汉军区陈再道操纵武斗专业队——百万雄师大搞打砸抢抓烧杀，造反派有厂不能去，有家不能归，白色恐怖笼罩武汉三镇，造反派又面临灭顶之灾。毛主席在周总理陪同下，亲临武汉，明确指出；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工人总部要平反，被抓的人员要释放。由于武汉军区主要领导人屁股坐在刘邓路线一边，坐久了起不来，加上历史形成的与地方走资派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渊源关系，他们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达到难以自控的疯狂顶点，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由于毛主席、党中央果断平息，武汉造反派在濒临绝境时获得大解放、大翻身。
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在斗、批、改中，把革委会这个文革成果当作“马蜂窝”狠捅，把结合进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定为“马蜂王”加以捕捉，大搞秋后算帐，各级革委会有的名存实亡，有的名实俱亡，由此引发了1969年4月的“反复旧”。为解决“反复旧”问题，党中央发出的“五二七”指示。曾、刘处心积虑，利用指示中的“一凌驾”、“三指向”的批语，再掀恶浪，对造反派再加讨伐。但曾、刘有碍于“五二七”指示指出的“反复旧”“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句话，难置造反派于死地而暂缓其手。
1969年10月，曾、刘以贯彻中央“九二七”指示、揭批反革命组织北决扬为名，把各级革命委员会打成北决扬的“防空洞”；1970年，又掀起了空前的“两清”（清查五一六、北决扬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把武汉造反派打成了五一六的“根据地”、“仓库”、“保险柜”。
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主席对曾思玉说：“你那里有北决扬，要注意政策，你不信，你又搞过了一点。还是要宽大为怀嘛。”但曾思玉并没有收手，而且变本加厉。明明是他伙同陈伯达把武汉造反派打成“五一六”，陈伯达垮台后他倒打一耙，说陈伯达是武汉造反派的后台；明明是他和刘丰上了林彪的贼船，却说林彪、刘丰是武汉造反派的后台。1972年，他把朱鸿霞、吴焱金、杨道远、张立国、任爱生、薛朴若、顾建棠、沈复礼等268名造反派和领导干部关进武昌首义路“五不准”学习班，“深挖以林彪、刘丰为后台的五一六分子”。首义路学习班结束后，“深挖”还在继续。1973年7月军区副司令员、省委书记孔庆德在专案人员汇报会上讲：“我们搞清查工作，查出了五一六是成绩，查清了不是五一六也是成绩。这个工作还要继续搞，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能半途而废。对毛主席‘搞过了一点’的指示已经贯彻了两年，我们还要继续搞下去，要搞到底，大家要安心，搞这个工作累死了也是光荣的。至少还要准备搞一两年。”曾思玉把造反派与五一六划等号，又把陈伯达、林彪、刘丰定为武汉五一六的后台，要叫造反派永世不得翻身。毛主席不能再指望军队领导人“宽大为怀”了，决定调整战略，部署兵归营、权归政，1973年12月下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不再兼任地方领导职务，结束了军队介入地方的“三支两军”时期。此时，曾思玉才不得不承认：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张体学说抓了六十多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抓的抓了，不该关的关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同志道歉。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湖北造反派乘此东风，暂时摘掉被扣了多年的六十多万顶“五一六分子”的帽子。
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把毛主席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针对不同情况讲的“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点指示并列，变成他的“三项指示为纲”，并以此进行全面整顿，把结合在各级领导班子中的群众代表定为派性头头，不断调动，不发工资，开除，逮捕。在湖北把我们内定为“资产阶级派头头”、“不安定分子”，对外则称培养新干部，让我们“滚”到边远地区。邓小平后来得意地说：“一系列整顿措施非常见效，七调八调，四人帮手下的爪牙就作鸟兽散了。”邓小平的“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毛主席早有察觉，圈阅了1975年11月26日发出的中共中央1975年23号文件，为批邓向全党高层打招呼；1976年3月3日发出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发布了毛主席指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对文化大革命，一反对，二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主席先后六次回击走资派对武汉造反派的残酷迫害、血腥镇压，造反派无不刻骨铭心。
打倒一大片与解放一大批
多年来，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及其精英们翻来覆去地说，造反派在文革中对干部“打倒一大片”，有些不明事理的人也跟着应声。为了说明真相，举例如下。
1966年6月到1967年1月，是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王任重、张体学把数以万计的群众和干部打成“右派”、“小三家村”、“反革命”，多人被捕，有的被枪决。1966年8月，毛主席写了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党中央发布《十六条》，对刘邓司令部及其资反路线进行反击，千万群众得解放。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民群众面对现实，向直接打压迫害他们的党内当权派回击，自觉不自觉推行刘邓资反路线的党内大小当权派被批斗，有的被戴了高帽游了街。这好比两个人打架，你当权派出手在先，我造反派只是还手而已。
造反派要打倒的干部其实是打而不倒，1967年的“二月逆流”、“三月镇反”和“六月横扫”一来，那些曾被造反派打倒的大小当权派在陈再道的保护、支持下，重上镇压造反派的战场，疯狂报复，支持和参与武斗专业队“百万雄师”，大搞打、砸、抢、抄、烧、杀，造反派被抓捕、打伤、打残、打死的人难以计算，直到挑起七二〇严重政治事件。
1967年8、9月间，全因党内走资派在“三月镇反”、“六月横扫”中血腥镇压造反派，造反派中的少数人违背了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教导，报复少数参与镇压群众的当权派和百万雄师成员，这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即使在当时，对犯错误的干部也没有“打倒一大片”，不久就基本“解放”了。众所周知，在湖北反对文化大革命、参加镇压造反派各级领导干部一个都没有被打倒，而且不仅官复原位，有的还提升加级。邓小平多次反对文化大革命，并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主席还是保留了他的党籍；刘少奇要不是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毛主席肯定还会用他，完全体现了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世界观问题的初衷。恰恰相反，在“清队”、“一打三反”、“两清”中，特别是在“揭批查”中，六十多万湖北造反派被关押、坐牢、三开（开除党籍、团籍、公职）、劳动教养。被基本“解放”的是党内走资派和犯有走资派错误的各级干部，被“打倒一大片”的恰恰是被党内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造反派。
文化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比“武化革命”更难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我一生中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我体会第一件与第二件相比，第一件是“武化”革命，在这“武化”革命的对敌斗争中，红军对白军，八路军、新四军对日本鬼子及伪军，敌我界线分明。但文化革命则不然，这文化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内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在我们自身肌体内发现并切除癌变，这有多难啊！
第一难，就难在难以识别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表面上完全一样，都头戴红帽身穿红袍，只不过走社派是“红皮红心”，走资派是“红皮白心”，在茫茫的红色人物中找出“红皮白心”人，谈何容易，找错了就误伤了好人，这是其一。其二，走资派一般都打着红旗反红旗，比如“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剥削有功”、“三自一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补课论等等，无不在发展生产、富民强国的旗号下出台。又比如邓小平豢养的精英们如今解读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时说，就是用毛泽东的话来否定毛泽东的极“左”，这正是邓小平“绵里藏针”的高明之处。其三，走资派都是手握权力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那些身居中央要位，既有制定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决策权，又有对各级组织的指挥权，能够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走资派，其危害特别大，识别特别难，抵制、揭露更是难上难。这就决定了文化革命的艰难复杂性。正是这场错综复杂的文化革命，锤炼了广大群众和干部，再加上邓小平等的反面教育，亿万人民学到了识别走资派的本领，不管走资派发表何种花言巧语，无论走资派变换什么样的隐秘手法，只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判断他的言行，就可一目了然：看他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是否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是否坚持“斗私批修”；是否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否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缩小三大差别；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是否坚持“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是否坚持发展和壮大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否坚持不断降低人民群众医疗、住房、上学方面负担并提高其质量；是否坚持让人民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个“四大”武器，监督各级党内的当权派；是否坚持党组织的纯洁性，把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即资本家清洗出党；是否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原则；是否在对外方面，反对联强欺弱、联富欺贫，坚持联合贫穷弱小国家，维护其权益，争得公平，面对美帝入侵别国、蛮横干涉他国内政时，敢于旗帜鲜明地说公道话，不做无原则的“和事佬”，等等。这就好比让走资派在核磁共振下透视，其原形就暴露无遗。
第二难，在什么地方找走资派？文革之初，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1973年12月毛主席问许世友“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就指明了称得上走资派的人在中央，在高头。我认为毛主席担心的就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以上的高层出修正主义，因为他们有能力、有条件改变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以及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搞个独立王国什么的有可能，但没有能量改变党和国家的命运。就是刘邓在推行复辟资本主义路线时，在文革中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省部级领导人基本是跟着走的执行人，或者叫做不自觉的“走资派”。但因造反派缺乏经验，往往把跟着走的执行人当作真正的走资派来打。文革中出现的遍地打走资派的原因，一是识别不准，二是把执行人当作决策人来打。这是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
第三难，走资派的性质及其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来讲，走资派的资本主义路线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间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是不能调和的。但对个人来讲还是属于内部矛盾，只要他检讨改悔，仍可复出工作；如他复出后故态复萌，那就再次把他打倒。邓小平被打倒了又起来，他起来了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又一次把他打倒，但毛主席还是保留了他的党籍。这恰恰证明与走资派在思想领域里斗争的反复性和长期性，所以毛主席讲：文化大革命要搞多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
造反派要有自知之明
我说的“要有自知之明”，指的是正确对待犯有走资派错误和推行刘邓资反路线错误的老干部，正确对待受走资派欺蒙利用的群众，正确对待我们自己。
所谓“老干部”，既有长征两万五千里的，又有抗战“三八式”的，还有打老蒋的。他们中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在文革中或犯有走资派错误，或在文革中跟着刘邓资反路线镇压了群众，或站错了队，受到批斗，而我们造反派往往只看到他们是“民主革命派”、“做官当老爷”、“不想继续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而对他们在毛主席、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战斗精神和卓著功勋往往缺乏肯定。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哪来社会主义革命？因而他们心中不服，“老子抗日打老蒋是要流血掉脑袋的！”“民主革命派是那么好当的？”“老子革命几十年，还抵不上你小子造反几十天。”有的虽然在当时的气氛下作了检讨认了错，但总耿耿于怀。我们必须牢记，帮助犯错误的干部，批判其错误不留情，对其历史功绩不否定，要以理服人，要叫人家心悦诚服，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目的是要解决世界观问题。
受走资派欺蒙当了保守派，有的甚至参加了打砸抢，七二〇后造反派胜利，他们成了失败者，我们没有完全做到正确对待他们。比如长办、省、市成立革委会，造反派（包括我在内）谁也没有提出应考虑保守派方面的代表结合的问题，站错队的领导干部可以结合，受站错队领导干部欺蒙跟着也站错了队的群众，为什么没有他们的代表参加结合？所以曾思玉、刘丰后来搞“秋后算帐”时，他们又一次被利用，接着在“揭批查”运动中再一次被利用。正如原百万雄师核心组成员汪士奇所说：“我们是‘皮影戏’，用完了就算了。”
造反派要正确对待我们自己，正视并总结经验教训。在这空前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要求造反派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问题在于能否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纵观文革全程，凡是造反派团结合作的时候，形势就发展；当造反派内发生争斗分裂的时刻，形势就逆转。1966年8月至1967年1月揭批刘邓资反路线，1967年5月至7月反抗暴力镇压，1969年4月反复旧，1974年1月至3月批林批孔批刘丰，1976年2月到9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是在携手合作中奋进。
相反，1967年1月26日联合夺权纷争引发的“香花”“毒草”之争和随后的“钢”“新”之争，不仅严重影响形势的发展，而且授人以柄。虽然其间出现过破镜重圆的局面，但钢、新两大派的头面人物（包括本人在内），都没有认真分析打内战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对此想说说我的看法。
第一，关于一·二六夺权。联合起来向省委夺权的大方向对头，但事前缺乏周密部署，出现纷争时又无补救措施。比如引发纷争的“湖北省夺权筹备委员会”常委名额分配方案，是由新湖大拟定并宣布的，事先知道的人恐怕很少，像二司的杨道远、工造总司的吴焱金事先都不知晓。在这种情况下，匆匆忙忙召集几十个组织的代表来开会，当主持人一宣布这个方案，会场吵成一团，随即纷争出现，导致夭折。如果事前由工人总部、九一三、工造总司、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主要负责人协商取得一致，再召开大会，必然通过。因为这七大组织基本可以控制全局。此外这样事关全省的大动作，没有领导干部的代表参加，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缺失。
第二，关于二八声明。一·二六夺权时当二司代表周孔信退出会场后，如果作为会议召集和主持者的新湖大主动前往二司沟通（周孔信对名额分配不当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共商补救办法，也许不会出现二八声明，因为这个声明是夺权会议之后十三天才发表的。作为工总、二司来讲，完全可以在发表二八声明前与新湖大交换意见，提出批评，也许盛怒之下未能顾及，以致二八声明公开发表了，把兄弟组织放在敌对位置上，“三新”见到火冒三丈，把二八声明批成“大毒草”。由此“香花”、“毒草”两派大开战，一直打到双双挨整吃苦头，才惊醒，才罢手。
第三，关于七二〇后“钢化”与“反钢化”内斗。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发来了一封信（简称中央七二七来信）；8月8日，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将三钢、三新和三司革联的主要负责人请到北京，共商搞好湖北的大联合、三结合，到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共识并形成“八八”纪要。当时武汉造反派无其他派别与之抗衡，而且得到全国的赞誉，曾思玉司令员、刘丰政委领导下的支左部队对我们大力支持，文革形势确实很好。在这大好形势下，以三钢、三新为代表的武汉造反派在全国风靡一时，受到高规格接待、超常规的称颂，无论到哪里，都是“向武汉造反派学习！”“向武汉造反派致敬！”我们经不起胜利的考验，头脑膨胀了，骄气发作了，派性作祟了，视觉模糊了，一时间只想到自己的山头。因而在“八八”纪要出台后，不见传达学习的动作，在纪要上签字的七大组织的负责人中竟没有一个出来传达、宣传“八八”纪要的，像工造总司一号头头吴焱金、交通联司一号头头傅廉、武船联司一号头头林子忠、省直红司一号头头郑军等都没有听到正式传达，相反出现的是钢、新两派之间的“钢化”与“反钢化”大内战。
在这种状态下，曾思玉司令员没有像李德生司令员处理安徽问题那样，采取果断措施，把钢、新两派主要头面人物集中起来，在武汉以外的地方，关起门来认真学习中央七二七来信和“八八”纪要，让他们深刻领会“来信”和“纪要”明示的：“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毛主席、党中央希望武汉革命造反派在实现大团结，大联合，拥军爱民，建立省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等这个新阶段的目标中作出榜样。”让他们真正明了“来信”和“纪要”核心要点是由乱转治。还应该让他们学习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谆谆嘱咐：“现在武汉的形势大好，……大家可不能把功劳都算到自己的身上。……你们要对武汉负责，对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负责。”三钢、三新“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彼此多看对方的长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多作自我评。……不要因为内战辜负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三钢、三新一定要加强团结，武汉对长江两岸、对全国影响都很大。”
武汉文革在大好形势下失去了良机，严重干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大联合的工代会、红代会和三结合的省市革委会的成立，整整推迟了五个月。党中央要求在1967年的7、8、9三个月内成立，结果到1968年2月才完成。我们武汉造反派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希望，特别是在“八八”纪要上签名的“三钢”、“三新”和“三司革联”的负责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曾司令员和刘丰政委也应承担领导失职的责任。沉痛的教训告诫我们，文革造反派在造走资派反的过程中，也要注意改造自己，要勇于向自己的错误言行造反。
第四，关于“反复旧”问题。1969年4、5月间造反派发动了“反复旧”，从当时发生的原因（曾、刘借清理阶级队伍搞秋后算帐）和存在的问题（经合法批准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被当作“马蜂窝”纷纷捅垮）来看，提出“反复旧”并没有错，而且我们的目的是捍卫文革成果。
我们的错误在于实施的时机不对，因为党的九大正在召开，中央发出要把九大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号召，全国欢庆，世界注目，这个时候搞群众性的“反复旧”，显然与九大精神相悖。其次是不懂得也不会运用在体制内斗争的艺术，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我们这些原是体制外的群众组织领头人，已转变为政权体制内的成员了，在碰到有关重大问题必须斗争的时候，要学会在体制内进行斗争的方式方法。如果当时把收集到的曾、刘借清队搞反攻倒算文革的事实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决不会犯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的“三指向”、“一凌驾”错误。
省革委会常委潘洪斌参加解决“反复旧”问题回汉后对我说：周总理批评我们说，你们搞这么大的动作，也不事先给中央报告一下。1967年6月，长办准备动用民兵武器突围，他们事前向我报告，我要他们不能动。你们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这是周总理又一次给我们打招呼。

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两面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但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不愿接受而又必须接受的过渡性制度。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条件下，既可成为迈向共产主义的台阶，也可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滑梯，因为新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生，不可避免地带有与生俱来的旧社会的种种弊端，资产阶级法权并不因为所有制的改变而消失，它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加上人们头脑里从旧社会带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的烙印，也依然存在，且一时还难以彻底改造，这些就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卷土重来的土壤和条件，这个社会主义就天生隐含着姓“社”或姓“资”的两面性。这里的关键是，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是否掌握了共产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权。
共产党保江山的三大难题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实行一党专政，是历史的必然，但要确保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必须解决接班人、对权力监控和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能否永葆红色的三大难题。
接班人问题。苏联斯大林没有解决好，他在苏共第十九大选拔的马林可夫，被赫鲁晓夫推翻。社会主义的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也没有解决好，建国后选定刘少奇，在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上由分歧到对抗；六十年代选定林彪，又没有成功；党的十大上，意向选王洪文，只因其政治理论和运筹驾驭能力不足，加之资历不够，意向难成。最后挑了个表面老实、心术不正的阴险分子华国锋，文化大革命成果，连同整个社会主义中国都被他断送了，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为之震惊。朝鲜的金日成为了保社会主义江山，不得不把儿子定为接班人；古巴共产党的卡斯特罗，不得不把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交给自己的弟弟。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交接班程序，这是一种实出无奈的权宜之举。
对权力监控问题。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内都设有纪律检查委员会，但都规定必须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它无权对同级党委书记实行监督，而手握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大权的恰恰是各级党委书记，中央纪委就无权对中央总书记、常委实行监督。这就实际上存在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书记的监督真空。尽管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国家又实行计划经济，再加上不断的政治思想运动和党内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搞贪污腐败不大容易。但身居高位的刘少奇、邓小平就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开倒车，搞“三自一包”，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央纪委能监督吗？省、地、县和各单位的第一书记，利用手中权力作威作福、欺压群众、权钱交易、结党营私等，在他领导下的纪委能监督吗？
修正主义掌控了中央领导权怎么办？这个修正主义集团一不改变共产党称号、党旗和党徽，但发展资本家入党；二不改变国名、国旗和国徽，但大力推行私有化；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名称，但全力复辟资本主义；四不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甚至还写进了党章和宪法，只不过他们实际运用的是他们的所谓“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列主义的永存原则抽掉了。他们打着“改革开放”旗号，以全民社会取代阶级社会，以和谐之说取代阶级斗争（实际上他们`天天在搞阶级斗争），用金钱挂帅取代政治挂帅，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把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改为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并大加改制和变卖，大力推行私有化等。在这种态势下，如何把中央领导权转变到无产阶级手里，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家想搞都不能搞，曾答应毛主席如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就带兵北伐的许世友也无能为力。因为共产党有一条纪律叫“全党服从中央”，谁取得中央领导权，谁就可以利用这条纪律号令天下，谁要造反就是滔天大罪。恰恰是这条纪律，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人的手脚捆住了。
上述三大难题，怎么办？谁能破解？但我相信我们的后人将会在探索中得到解决。

tuffy05 · 发表于 2015-1-30 05:34:31

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顾建堂著（15）

［作者：顾建堂转贴自：本站原创点击数：871 更新时间：2014/7/10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作者简介：顾建棠，1931年出生，江苏省海门市人。1945年小学毕业，同年11月到衣庄当学徒。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入团，1956年入党。先后在海门县税务局、工商科、劳动科工作，1954年调到长江下游工程局青龙港护岸工程指挥所，1954年10月调南京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1955年5月调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处劳工科，1956年调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肃反审干办公室，1958年春调共青团长办团委。1959年毕业于共青团中央团校第十期，随即回长办团委工作至文化革命开始。
1966年6、7、8月，为长办“保林（长办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派”领头人。1966年10月上旬组建长办第一个群众造反组织“硬骨头战斗队”， 1966年12月26日“长办联司”成立，任一号勤务员。1967年12月任长办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76年11月至1978年1月7日，经湖北省委决定被隔离审查。1978年1月8日被捕入狱，1983年1月被判七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附录一
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二八声明）
（载《长江日报》1967年2月8日第一版）

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在一个激剧斗争的过渡阶段。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湖北黑省委更加疯狂地刮起经济主义妖风，极力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他们转入地下，躲到幕后，驱动喽啰，勾结一切牛鬼蛇神，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阵线内部制造反对派，扶植托洛茨基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实行腐蚀侵袭，软硬兼施，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内外夹攻，挑起混战。最近，正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伟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全省的时候，而以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某些人为首，却把矛头对准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他们充当了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起到了“职工联合会”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进行无理攻击，否认其革命大方向，公开挑起分裂和混战，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反扑。他们还拼凑了一个乌七八糟的大杂烩，策划了一个形“左”实右的假夺权。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认为有必要就目前局势发表声明。
武汉地区目前所发生的围攻工人总部、猛轰“九·一三”战斗兵团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不是偶然的。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现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混蛋退居幕后，操纵一些所谓“造反”组织，以“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实。
毛主席教导我们：“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决不甘心失败，他们必然地要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就是王任重、张体学利用其爪牙走狗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伙同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他一切牛鬼蛇神，相互呼应打入革命造反派内部，配合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利用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及一些忘记阶级斗争，忘记为党夺权的糊涂虫，马大哈，还骗取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纠集了一个围剿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大杂烩，他们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就逐步结合成了托派小联合，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发生了，一种值得人们深思的严重情况出现了。那些在标语、广告和喇叭里叫喊反对经济主义，叫喊“抓革命，促生产”叫得最响的人，他们本身就是王任重、张体学用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豢养的哈叭狗，它在“职工联合会”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疯狗落水后跳了出来。就是这帮东西，对泛滥经济主义，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魁祸首王任重、张体学不揭露，不批判，不斗争，不采取行动。反而架起一百二十门大炮，猛轰工人总部、猛轰“九·一三”，搞什么反对工人总部的“经济主义”，妄图把工人总部整垮，妄图把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联合、大夺权的斗争，把反对湖北黑省委的经济主义，把“抓革命，促生产”的当务之急，引向革命群众之间的纠纷。他们到处乱跑，到处乱说，到处乱写。极力造谣、诬蔑、中伤工人总部，胡说什么工人总部的领导集团“修”了，扬言与工人总部誓不两立，有我无你。北京南下中的一小撮坏蛋与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家伙们互相呼应，狂妄地叫嚣要砸烂工人总部。真是欺人太甚，猖狂至极！他们已经撕下脸皮，公开同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湖北黑省委，同以武汉“职工联合会”为首的保皇党徒坐在一起了，他们还公然叫嚷，要我们搞什么全民“整风”，叫我们下台。见你们的鬼去吧！收起你们的破烂！目前，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下所开展的整风运动，应该是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学习毛泽东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健全各级领导班子，组织好革命造反派队伍，更高举起“造反有理”大旗，大闹武汉三镇，大闹全湖北。而决不是整天赔礼道歉，决不是纠缠于繁琐辟谣，决不是整掉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更不能允许那些口蜜腹剑的家伙妄图把我们整得萎靡不振，垂头丧气，置我于被动，轰我们下台。谁敢这样干，就把他揪出来，砸烂他的狗头！更值得注意的是，有极少数半路出家的投机商，或中途打入革命造反派营垒的那些坏东西，现在把手伸得老长老长，纠集一帮乌合之众，排斥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分裂革命造反派阵营。他们居心险恶，把大印一抢，名曰“联合夺权”。然后，恬不知耻地摆出一副“革命造反”的祖师爷的架势，对我们呵斥到：“不准动，不准你们争权夺利！不准你们闹分裂！”啊呀呀，好一副神气姿态！我们呼吁一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同志们，千万不要上当。我们决不为个人和小集团争权夺利！但是，我们要为毛主席，为党，为人民誓死夺权！目前发生的一系列情况集中到一点，就是王任重、张体学通过他们的“造反”奸贼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反夺权。我们能允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绝对不能！我们在白色恐怖和反革命围攻中杀出来，就是为了夺权。今天，我们更要乘胜前进，以百倍的造反精神夺权！夺权！！夺权！！！
我们最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文中曾经严肃地，全面地，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统一论，就是全国人民的统一论，就是一切有良心的人的统一论。这种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这就是我们的统一论，这就是真统一论，这就是合理的统一论，这就是实际的统一论，那种假统一论，不合理的统一论，形式主义的统一论，乃是亡国的统一论，乃是丧尽天良的统一论。他们要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消灭，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灭，以便统一于国民党。这是阴谋，这是借统一之名，行专政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一党专制的狗肉，死皮赖脸，乱吹一顿，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毛主席提出的这条方针就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统一论，就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总纲领，就是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必须注意，不要因为有人指责我们争权夺利就缩手缩脚，不要因为有人咒骂我们想独揽大权就心怯手软。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应当明确，我们决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同资产阶级的谋权篡位、争权夺利混为一谈。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及其追随者看来，他们的“夺权”就是看谁的手脚快，心眼多，夺得大印的便是王，抢不到大印的靠边站。他们企图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拉向反面，为资产阶级复辟效劳。他们的“夺权”，不是为了把资产阶级当权派斗倒、斗臭、斗垮，而是为了维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统治；或者为了他们自己爬上台，建立复辟资本主义的新机构。他们夺权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老子说了算，挥“权”如儿戏，发号施令，登报扬名，滥印传单，愚弄人民。当前，在他们策划分裂造成混战的假夺权阴谋的流毒下，致使经济主义泛滥成灾，生产几陷瘫痪。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同他们相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忠实的执行者，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当仁不让地夺权，掌权。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能缩手缩脚，不能心软，不能有半点的折中和调和。有人叫嚷说我们“野心大”，公然咒骂我们“纯血统”，“手伸得长”，“老子天下第一”，“大国沙文主义”等等。我们认为，凡是出自敌意的攻击，我们就要坚决还击！但是，来自同志的善意批评，我们就要虚心接受；那些挂着“革命造反派”的招牌，推行机会主义，实行托派路线的混蛋们，野心大得很，手伸得长得很。因此，我们的“野心”还要再大些，我们的手伸的还要再长些，否则，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要灭亡！这是极其残酷的阶级斗争，不能有丝毫的庸人观点，不然，脑袋被别人搬了家自己还不知道。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天来，“九·一三”战斗兵团正遭到托派疯狂的围攻和内部瓦解，这是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反扑！这就是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阶级敌人惯于声东击西，妄图各个击破。他们在开黑会，整材料，千方百计挖我们的墙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重注意。对托洛茨基派必须全线反击、迎头拼杀。
在目前的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要采取果断的决策和具体措施，高举“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的大旗，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大旗，向托洛茨基主义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发动总反击，大清算，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左派，团结群众，争取多数，孤立顽固势力，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向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湖北黑省委发动全面的总攻击，自下而上地大夺权。
当前，湖北省武汉地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深不透，反革命经济主义泛滥还很严重；尽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努力下，正在扭转局势，开始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但是湖北省的大联合、大夺权还面临着托派的大分裂、假夺权的威胁。总之，湖北省武汉地区没有乱透、还没大乱。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紧急动员起来，行动起来，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决不要陷入反革命的分裂混战。我们就是要把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下的闯劲拿出来，把我们在反革命围攻中的造反精神发扬光大。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
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我们要继续大造反、特造反，一反到底！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子弹上膛，刺刀上枪，朝着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湖北黑省委冲啊！
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
后字二四八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
毛泽东思想红卫军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
毛泽东思想红工兵湖北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
毛泽东思想红教工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
毛泽东思想红教工武汉中等学校革命造反总部
《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
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汉联络站
西安军电（临）驻汉联络站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汉联络组
　　　　　　　　　　　　　　　　　　　　    1967年2月7日

附录二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二一八声明）

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革命左派大联合、大夺权的一个新阶段。“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震撼世界，革命形势大好，好得很！武汉地区由于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相互勾结，玩弄各种阴谋诡计，进行新的反扑，以致破坏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夺权的斗争。在这个时候，《长江日报》2月8日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这个所谓“声明”，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所谓“声明”，是与《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这个所谓“声明”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进行策划的，是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坚持把斗争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绝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提高革命警惕，加强团结，坚决粉碎一切制造分裂的阴谋活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斗争中老老实实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特别要学好“老三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等光辉著作，不断整顿思想，整顿队伍，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大立毛泽东思想，一心为公，为大联合、大夺权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必须坚决彻底地批判和克服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重大方针和“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保证工矿企业正常生产，保证各行各业服务正常。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无产阶级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最近，伟大统帅毛主席向全军发出伟大的战斗号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我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满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激情，最最坚决地执行最高统帅毛主席的一切命令，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地彻底地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疯狂反扑，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长江日报》在2月9日社论中提到，《长江日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已经顺利地回到了广大读者手里……”。这里必须严正指出：2月9日，我们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绝不是支持《长江日报》发表的那篇所谓“声明”，这完全是两回事。至于后字二四八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在“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的组织，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特此严正声明。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
　　　　　　　　　　　　　　　　　　　       1967年2月18日

附录三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三二一通告）

当前，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形势很好。但是，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灭亡，他们正在纠集各种反动势力，妄图进行垂死挣扎。
“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成立以来，在少数反革命分子操纵下，与湖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互相勾结，干尽了坏事。他们竭力封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反对毛泽东思想。公然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拼命反对革命的“三结合”到处单方强行夺权，实行反革命复辟，肆意违抗“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他们的滔天罪行，已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顺利贯彻，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若干规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特宣布从即日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一律解散。现将有关问题通告如下：
一、对这个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及其后台，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立功赎罪的政策，区别对待，彻底查处。
二、这个组织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头目，凡自动投案，彻底坦白认罪者，允许他们改过自新，立功赎罪，给予从宽处理。抗拒、破坏和畏罪潜逃者，予以严惩。
三、参加这个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牛鬼蛇神，一律不准改换姓名，伪造历史，再混入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如有破坏行为者，要依法严办。
四、这个组织中的群众是受蒙蔽的，是要革命的，一律不予追究。他们应当迅速醒悟过来，自觉地与其反革命头目严格划清界限，积极揭发和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真正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他们应当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团结、教育、帮助他们，欢迎他们参加革命群众组织，一道进行革命。
五、一切革命职工、革命干部，要最热烈地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成为现阶段全国劳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最出色的模范。
一切群众组织，一切革命同志，广大民兵和我部队全体指战员，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行动起来，与专政机关密切配合，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壮大革命左派队伍，争取团结大多数，尽快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完成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伟大战略任务，为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共同奋斗！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
　　　　　　　　　　　　　　　　　　　       1967年3月21日

附：“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一、“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坏分子当权，大肆网罗牛鬼蛇神。这个组织“总部”的九个头目有四个原来就属于坏分子，有的被判过七年徒刑；下属的“分部”、“兵团”的头目，不少的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牛鬼蛇神。“市电信局分部”控制要害部门的三十八人，全系国民党员、伪军官、特务、地主、封建把头、右派分子等社会渣滓。
二、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的反革命分子，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控制起来，名曰看管，实为保护，并且制造事端，蒙骗群众，搞假夺权，企图保住他们所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继续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革命统治。假夺权的阴谋被粉碎以后，又精心策划，掀起一股新的反革命逆流，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革命的领导干部，继续进行垂死挣扎。
三、反对毛主席，冲击中南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宣扬“怀疑一切，反对一切”的反动论调，并且公然声言对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也可以怀疑”，“也可以反对”，公然呼喊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军委的命令是黑指示！”他们叫嚷“向中央‘将军’”，两次冲击中南海，扬言要“揪陈伯达回白石桥辩论”；纠合二百多人，围住中南海大门，高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并扬言要把衣服脱光，赤身睡在大门口，非要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不可。他们要周总理派飞机，未达到目的，就诬蔑周总理是“和稀泥，态度不鲜明”；而且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央为什么提谁反对陈伯达、江青同志，谁就是反革命，而不提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你们要独立思考”。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他们所控制的单位，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传他们的反革命黑货，公然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
四、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阴谋武装暴乱，妄图夺取军权。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解放军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明目张胆地把武汉部队当作他们的“四大敌人”之一。他们恶毒地诽谤、咒骂、丑化、攻击我军，说“武汉部队党委是黑党委”、“武汉部队是黑省委的看门狗”、是“保皇军”，等等，败坏我军声誉，离间军民关系；围攻、绑架我军人员，扣押、破坏我军车辆，公然呼喊“绞死武汉部队”、“打倒武汉部队”、“武汉部队指战员没有好下场”、“解放军是反革命组织”等反革命口号；窃取军事机密，冲击军事机关和军事机场，抢走作战值班日记，并强行拍照；大量印发反动组织“开封师范学院‘八·二四’”的所谓“×××副总理五点口头指示”的反革命谣言的传单，大肆制造夺取军权的舆论，并和党内一小撮坏分子相互勾结，准备启封库存武器，阴谋武装暴乱，妄图夺取军权，搞垮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五、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反对革命的“三结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帜，盗用群众组织的名义，在他们所控制的《长江日报》上，抛出了反革命的宣言书“二·八声明”，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对抗《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的精神，只字不提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却把一些不同意他们反革命观点的群众组织诬蔑为“托派”、“造反奸贼”、“黑省委的别动队”，等等，妄图把这些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并且猖狂叫嚣“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接着对这些革命群众组织发起疯狂的袭击，妄图搞垮武汉地区的革命阵线，造成混乱局面，以达到他们实行全面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
六、强夺要害部门的大权，实行反革命复辟。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深知要夺取政权，首先要控制要害部门。他们强行夺取公安机关的大权，殴打公安人员，控制一些公安分局，掌握逮捕证，任意捕人；控制电信系统，侵犯人民通信自由，窃听国家机密，盗走电报密码，非法动用战备物资，占用战备线路，任意扣押电报，使通信联络受阻，国家机密遭到严重损失；强夺一些工厂、企业人武部的权，启封民兵武器。
七、进行阶级报复，制造白色恐怖。这一伙反革命分子，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党团员、积极分子和革命干部。说“现在的党员，都是刘、邓的党员，都是修字号的。”大批地任意开除党员党籍，焚烧入党志愿书。他们私设公堂、监狱，肆意进行搜身、殴打、绑架、抢劫、行凶、封门、抄家、戴高帽、挂黑牌、游街、体罚、审问、拷打等等。以抓“职工联合会员”为名，命令所属基层组织抓人游街，规定每个“战斗队”至少要抓三至五人；仅今年1月20日一天，就抓了六千多人戴高帽游街。游街的人，大多数是劳动群众，有些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还有十二、三岁的孩子和五六十岁的老人。有的高帽用铁皮做成，重达三十斤；有的用以钢丝弹簧，名之曰“紧箍高帽”。他们把井冈山大楼（机电局办公楼）的革命职工赶到马路上办公，用钢板、角钢和钢筋焊死门窗和楼梯口，拆除高空走廊的保险栏杆，准备好了水龙带、石灰、刀棒等器物，以对付革命群众。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制造白色恐怖，把革命群众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安”，企图趁火打劫，借以变天。
八、大搞残酷武斗，扰乱社会秩序，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公开说“工人总部是靠抓、砸、打、抢起家的”。他们的反动口号是：“不打不抢是老蒋”，“不抓不偷是老修”。为了搞武斗，专门成立了“敢死队”、“夜袭队”等法西斯组织，佩带匕首、钢鞭等凶器，白天休息，夜里出动。他们多次制造流血事件，严重践踏《十六条》。“二·八声明”发表后的三天内，这伙反革命暴徒就砸了某组织下属的四十三个组织，打伤二百余人，重伤四人，死二人；又据不完全统计，从二月八日至二月十五日的七天中，这个组织进行打砸、抢夺、围攻、冲击等武斗行动一百一十余次。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
九、大搞经济主义，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重大方针。大量挥霍浪费和破坏国家资源，煽动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使一些工厂企业生产下降。这个组织的成员越多的单位，破坏生产的情况就越严重。××厂是“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重要“基地”之一，一月份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二月份只完成了百分之八；该厂的××车间，二月份停工二十五天，国棉×厂有“工人战斗队员”一千五百余人，脱产的约一百人，“请假”的约五百人，一月份亏损了八十五万元。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他们还到处强占公房，大肆破坏，所造成的损失无法统计。
十、窃取国家机密。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窃取了许多机密文件和图纸，有的还拍了照，还将一些机密资料作为传单扔撒；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照片和资料传往国外，外国报纸为之刊登。
“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的反革命分子罪恶滔天，以上所列，只是一些片断，望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检举、揭发、控诉，把这个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彻底公诸于众！把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粉碎。

附录四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六四公告）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武汉驻军全体指战员，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遵照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以高度的革命热情，积极投入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四个月来，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英明领导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帮助下，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广泛深入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开展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大斗争，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中，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
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中央军委十条命令颁发后，我们反复进行了学习。广泛听取了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批评和意见。遵照毛主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的教导，我们对武汉市的“三支”、“两军”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
关于“二·八声明”问题。“二·八声明”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符合《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社论精神的。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二·八声明”进行批判，我们积极给予支持并发表“二·一八严正声明”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批判中，对受蒙蔽而赞成“二·八声明”的一些群众，有的也进行了批判；同时，对当时出现的所谓“香花派靠边站”的错误口号，我们发现不够及时，纠正不够有力，致使一些革命群众在政治上受到压抑。这个责任，不能由群众来负，应由我们承担，群众之间决不能算老账。在这里，我们诚恳地向这些受到过批判和压抑的同志道歉。
关于“工人总部”处理问题。“工人总部”及其下属的某些组织的领导权被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所控制，做了许多坏事，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公愤。解散“工人总部”及其下属的某些组织是正确的。在“三·二一通告”中，对这个组织中的群众同少数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作了严格区别，宣布对这个组织中的群众一律不予追究。并欢迎他们参加革命群众组织，一道进行革命。但是对“工人总部”所属组织，未作具体分析，不加区别地一律解散，是错误的。现在郑重宣布：工人总部不能恢复！“三·二一通告”发布前已宣布脱离“工人总部”，并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组织，重申予以承认，已经参加了本单位，本部门革命群众组织的原工人战斗队员不要退出；个别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的已经予以纠正；重新建立基层组织，应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掌握斗争大方向，决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并按“公安六条”的规定，纯洁组织。在处理“工人总部”过程中被错误地批判斗争的革命群众，我们诚恳地向他们道歉。
对“工人总部”中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采取专政措施，是必要的。但在拘留人时，对可拘留可不拘留的人，也拘留了一些，这些被拘留的人员，除极少数问题十分严重需要继续审理或依法惩办的以外，根据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经教育后已予释放。
关于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问题。各级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在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支持下，贯彻了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做了许多工作，成绩是很大的。但在建立这个机构时，有的没有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对有的干部出来抓生产，同革命群众组织充分商量不够，有的则没有商量。因此，应该根据革命群众组织的意见，加以改进，使这个机构更好地担负起“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任务。
上述缺点和错误，虽然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但给我们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所有产生上述缺点和错误，是由于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较迟，工作新，任务重，时间紧，摊子大，战线长，阶级斗争复杂，干部、战士仓促上阵，缺乏经验，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不足。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够好，对毛主席的教导，林副主席的指示，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理解不深。在实际工作中，不善于走群众路线，缺乏甘当小学生精神；充分发扬民主，充分依靠群众，遇事同群众商量，虚心听取革命群众意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不够；工作方法简单，有包办代替的现象。对有的革命群众组织的缺点和错误，看得多了一些，重了一些，积极热情帮助不够。我们虚心接受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的批评，坚决予以改正。我们衷心地希望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经常对我们进行批评和帮助。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护他们的政权。”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阶级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武汉地区以王任重为首的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正在负隅顽抗，做垂死挣扎。像孟夫唐之流，把自己打扮成“革命领导干部”赤膊上阵，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煽阴风、点鬼火，拼命夸大，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离间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的关系，制造革命组织间的纠纷，挑动武斗，极力转移斗争大方向，公然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革命干部，指向人民解放军，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破坏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妄图为他们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保权”。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也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我们千万要提高警惕性，彻底揭露他们的罪恶活动，使他们的阴谋永远不能得逞。毛主席教导我们：“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地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坚决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彻底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臭，彻底把以王任重为首的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坚决把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在大批判中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历史任务，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
　　　　　　　　　　　　　　　　　　　　    1967年6月4日

附录五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
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武汉市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工农兵，一切忠于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忠于我们伟大的党的事业的指战员们：
近几日来，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我们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胜利地回到北京了。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引的轨道上前进。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当然，你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困难。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妄图垂死挣扎，还妄图镇压。因此，你们不能粗心大意，要千百倍地保持高度的警惕。
你们要善于团结一切群众。
你们要善于启发、教育一切受蒙蔽的人。
过去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群众组织，只要他们一旦觉悟，愿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都要欢迎他们，并肩战斗。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
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对于策划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查办。
武汉市的一系列革命组织，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坚决保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武汉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绝对不是孤立的，胜利一定属于你们，属于广大的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属于我们的伟大的党，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属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党中央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党中央号召：武汉地区的农民群众，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不要进城来干涉工人和学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党中央号召：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武汉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附录六
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八八纪要）

中央首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
时间：1967年8月9日、8月10日
地点：人民大会堂甘肃厅、福建厅。
八月八日，中央用专机将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主要负责人朱鸿霞、夏邦银、丁家显、方保林、李想玉、但功荣、张立国、郭保安、谢帮柱、彭勋、高玉泽、魏梅森、雪湘明接来北京商讨大团结、大联合、拥军爱民、建立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九日凌晨三时二十五分至六时三十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在人大会堂甘肃厅接见了大家，听取初步汇报并作了指示。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同志，北航红旗井冈山、吴介之同志。九日晚十一时三十五分至十日凌晨四时，周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再次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上述单位的代表，进一步听取了武汉情况的汇报，首长们又一次作了重要指示。这次参加接见的除有上次到会的同志外，还有三司革联的另一代表曾庆元同志、武汉军区曾司令员、刘政委、十五军赵军长、方副军长、二十九师张政委及空军和北京、沈阳、广州、福建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吴法宪、郑维山、陈锡联、黄永胜、刘培善等。现将首长两次接见的讲话精神纪要如下：
一、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报刊就武汉问题发表的社论比那一个省都多。毛主席抓住了武汉这个典型的例子，把坏事变成顶好顶好的事情，武汉出了反革命叛乱，矛盾暴露得充分，武汉军区和专政机构的问题都是在这场大风暴中彻底解决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武汉这样关怀，应该走在全国的前面，搞得更好、更好。现在武汉的形势大好，这应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归功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支持，大家可不能把功劳都算到自己的身上。已经取得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许多艰巨的任务还摆在大家的面前。比如“百万雄师”吧，他们在全省的势力还不可低估，斗争还可能会出现反复。当然，不管怎么反复，我们必须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必然战胜一切。
二、武汉的右派势力还很大，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三钢、三新一定要加强团结，武汉对长江两岸，对全国影响都很大。大家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过去并肩战斗，共过患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彼此多看对方的长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多作自我批评。中央首长一再指出，不要因为内战辜负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期望，要站得高、看得远，看到全省，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你们要对武汉负责，对湖北三千二百万人负责。国际上如援越抗美，武汉铁路不通，物资就过不去了。人家越南三千万人浴血抗战对付一个美帝国主义，如果你们三千万人打起内战来，跟人家比一比！
“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一·二六夺权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一个革命的夺权演习，大方向是对的。要支持。“二八声明”还是夺权斗争的继续，大方向还是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它虽然存在着有缺点有错误的口号，如反托派（而且这些口号不是武汉的特产，是从北京传去的），但都是夺权时期的新生胎儿，毛里毛糙、并不漂亮，却富有生命力。陈再道抓住这个声明的非本质的方面，作为镇压革命的一个主要依据，“三二一通告”就是他对待“二八声明”的反革命行为的继续。一边是革命，一边是反革命、镇压革命，在这样的问题上，应当立场鲜明，支持革命的。“二八声明”把一些造反派同志当作成托派，所以，三新的同志提出了批评。如果这个批评的限度是“反托派”不对，但支持它要革命的大方向，就对了。然而，你们（指三新）的错误是超出了这个限度，客观上支持了军区的“二一八严正声明”，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对三新同志这个认识的错误，三钢的同志应当谅解，不能与陈再道的问题混淆起来。事实上，三新的同志很快发觉不对头了，在大风大浪中站在了革命方面，在对待军区的“三二一通告”及工总的问题上，你们（指三新）也还是一个思想支配的。小将在复杂的情况下，把形势看错了，这没有关系。而“七二○”事件是个最重要的考验，主要看“七二○”。过去的账不要算了，对待“二八声明”应当批评支流，支持主流，光说“香花”、“毒草”这两个绝对概念是不行的。
革命派一定要实行大联合。至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研究了一下。不是上海道路，也不是北京道路，应当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北京、上海只是一种方式。武汉有武汉自己的特点嘛！应当创造自己的经验，回去后，先搞个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把文化革命领导起来。在武钢，不支持九一三就是不支持革命。武钢树九一三，这是革命的利益，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当然，九一三也要团结联合其它革命组织，不要歧视人家。中央对武汉造反派的组织不能个个都点名，点名只能是一些出名的组织，不能说未点名就不是造反派组织。搞大联合必须以左派为核心。
三、“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中央非常关心武汉的生产问题。“百万雄师”怠工，我们造反派要顶起来。一月革命中，上海在抓生产上做出了榜样，大批学生到码头上去。你们现在要动员军队、工人、学生去疏通航道码头。现在是收割季节，还应动员学生到郊区去帮助收割，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习劳动人民的优良质量。铁道运输部门必须把生产抓好，这不仅是关系到武汉，而且是关系到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注意节约闹革命，不要搞那么多那么大的袖章。你们的袖章太精致了。
四、革命派一定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高举拥军的旗帜。陈再道、钟汉华，不能代表解放军，他们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是解放军的败类。他们的爪牙还是有的，但要相信解放军指战员百分之九十九是好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子弟兵。没有解放军作坚强的后盾，绝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得这么彻底。美帝、苏修为什么不敢动，就是由于我们有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和你们共过患难，你们要做拥军的模范。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选择派出和任命的曾司令员、刘政委，你们要信任他们，大力支持他们，要注意维护他们的威信。我们已决定武汉原军区党委改组，由新班子来领导。现在外面又传出什么“曾司令员在沈阳是支保的”，这是谣言。你们要回去辟谣，不要什么都怀疑。军队里边自己搞整风，他们会揭发出坏蛋来的。有错误你们可以揭发，但不要去冲击。
武汉出了个陈再道，这毕竟是少数个别的，不要全国到处都抓陈再道。现在有股风，到处都在揪军内一小撮，把精力都放在搞军内一小撮，没有调查研究就到处揪，到处揪陈再道，这是由武汉这个事件引起的，这是不对的，一定要真拥军，即使解放军负责同志一时支持错了，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但只要改正了，你们就要拥护。对他们的缺点要热情帮助。我们解放军有个非常好的优点，就是一旦知道错了，就立即改过来。三支两军工作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你们要坚决支持。乱夺枪也是不对的，不能形成夺枪风。枪杆子一定要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来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首先是武装工人，学校里应该搞军训。但要强调指出，人民武装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它应由解放军来领导来指挥，首先要搞好大联合，然后才能武装起来。不联合就不发枪。
五、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武汉的七二○事件是个分水岭。它检验了一切组织，一切人的政治态度。三司垮台了，这表明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因为是彻底解决，所以武汉的革命三结合的条件比别的地方要好。现在请大家来商量一下建立一个省革委会的筹备小组问题，你们提一提地方上有那些干部可以结合，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可以考虑一下。
从王任重、院党委、工作组到陈再道，搞逼、供、信，群众写了检讨，不能算“叛徒”，不能用他们检讨材料来攻击别人。因为他们是用共产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来搞的。这些材料不论在谁手里，应当一律退回本人，本人也不检讨，按去年十月五日中央决定处理。
公检法要一分为二，有人想造反，但是思想、工作方法还是旧的，好抓人，好抓小辫子。公检法的最大的任务是保护革命派嘛！想造反的也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改造旧的一套。
武汉不是有个联合指挥部吗？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嘛，当然有的大组织也才有一个委员，但是在革委会建立以前，还应当起过渡的作用，将来要取消，由革筹小组代替。
六、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始终把矛头对准刘、邓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对于“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及证据确凿的杀人凶手要实行专政。专政机关不抓，造反派也不要抓，要发动“百万雄师”中的群众起来揭，起来抓，这点要千万记住。专政机关在群众的要求和协助下，只抓极少数。对“百万雄师”必须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充分揭发一小撮坏头头的罪恶，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要帮助，争取教育他们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来。
七、有的组织提到杀向社会，下厂、下乡问题，现在武汉问题还未彻底解决，现在仍然要以搞好武汉为主，有些地方需要下去的话，也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去，下去的各革命组织要团结，要互相配合，不要单枪匹马地到造反派力量很弱的地方去，下去要与新的武汉军区联系。你们学生不要干涉、操纵工人运动，不要当保姆，要相信工人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们要向工人学习，做他们的小学生，要促进他们。工人组织不要包括机关干部，要实现按系统按部门的大联合。
总之，你们回去主要是抓两个方面，一个是大团结、大联合、三结合、大批判，建立筹委会，一个是拥军。
最后各革命组织的勤务员，纷纷向中央首长表态：决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希望，一定按中央首长指示精神办事，一定为毛主席争气。
对这次接见的传达以此文件为准，其它传达和传单一律无效。
武汉钢工总　朱鸿霞　夏邦银
武汉钢二司　丁家显　方保林
钢九一三　　李想玉　但功荣
新华工　　张立国　郭保安
新湖大　　谢帮柱　彭　勋
新华农　　高玉泽　魏梅森
三司革联　雪湘明　曾庆元
军区负责人　曾思玉　刘丰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整理

附录七
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在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永远同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心连心。一年多来，湖北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湖北的代理人王任重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反复较量和英勇斗争，给了阶级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都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为我们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去年七月，正当湖北地区处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生死决战的关头，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派中央领导同志来处理武汉问题。阶级敌人走投无路，疯狂地制造了“七·二○”严重政治事件，毛主席及时作出了一系列极其英明的决策，使阶级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伯达、康生、富春、江青等同志出席首都百万群众大会，全国亿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给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巨大支持。八月九日，林副主席召见军区负责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中央负责同志多次接见武汉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给予了亲切教育和鼓励。特别是去年九月，毛主席亲临湖北视察，为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作了极其英明的伟大指示，又两次亲切接见在京学习的湖北武装干部，这是对湖北全省军民的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给了广大军民无穷无尽的力量。十月，毛主席专门邀请以谢胡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武汉，又为我们送来了强劲的东风。“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事事为我们操心，处处为我们撑腰，步步为我们领路，红太阳照亮了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的心。紧跟毛主席，无往而不胜，全省军民满怀革命激情，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最衷心地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我们遵照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英明决策，迅速调整了部队部署，成立了武汉警备区，调配了湖北省军区各级领导干部，稳定了机关，加强了“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狠抓了部队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用毛泽东思想支持左派，进行艰苦、细致、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了“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教育争取了“百万雄师”受蒙蔽的群众，发展壮大了左派队伍；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广泛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大大增强了军民团结。毛主席最新指示发布后，军民一起，立即掀起大学习、大贯彻、大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热潮，出现了一个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学毛主席著作，大抓斗私批修，大破派性、大搞联合，大胆解放干部的大好局面。毛主席这一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纲领，把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在一年多来剧烈、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经受了严峻考验和锻炼，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当前，湖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基本成熟。
一、毛泽东思想大普及，人民群众觉悟大提高。毛主席思想学习班遍及城乡各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规模空前，气势磅礴，据去年十二月粗略统计，全省已办学习班一万多个，学习人数百万以上，到处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到处是“斗私、批修”的广阔战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受到严肃批判，无产阶级党性大大增强，有力地促进了思想革命化。在全省范围内展现了一个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极其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毛泽东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普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涨，军民关系从来没有像这样密切。广大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被揪出，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一年多的英勇奋战，彻底摧垮了中国赫鲁晓夫盘踞在湖北的反对堡垒---以王任重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百万雄师”彻底瓦解，受蒙蔽的群众迅速觉悟，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断壮大，在组织上、政治上都占了绝对优势。
三、革命的三结合发展迅速，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比较扎实、牢固。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从工厂到学校，从武汉到专县，掀起了一个抓基层、打基础，扎根群众，上筹下联，下促上带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高潮。武汉市八百零四个大、中型国营工厂，百分之九十以上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部分建立了革委会；二十三所大专院校，十九所建立了革委会，三百零九所中等学校，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实现了大联合，多数建立了革委会，在此基础上，一月中旬召开了工代会、红代会，一月二十日成立了武汉市革委会。八个专县已有宜昌、恩施、郧阳、东风、黄冈六个专区建立了革委会；七十五个县（市）已有四十七个建立了革委会，三个建立了革筹小组。荆州、咸宁两个专区、黄石市和其余二十五个县（市）正在积极筹备建立革委会。
四、领导干部大批解放，上下关系大大改善。由于湖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经反复，大多数领导干部站错了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干群关系一直紧张。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级领导干部在革命小将的诚恳帮助下，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在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纷纷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得到了群众的谅解。目前省、地、县机关中层干部大多数已经站出来工作，省直的三百四十四名部、委、厅、局以上领导干部，也有一百三十四人站了出来。还有一批干部，正在军区学习班学习。
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抓革命，促生产也有了新的发展。广大革命群众在狠抓革命的同时，猛促生产，猛促工作，猛促战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情况良好，农业生产全面丰收，市场供应正常，社会秩序稳定。
湖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广大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正以战斗的姿态决心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誓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全省人民迫切要求建立省革委会，经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分协商，已经基本筹备就绪。
革委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革命群众一百名，占百分之五十七（工人三十五名，贫下中农三十名，学生二十五名，机关干部和其他群众组织十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三十名，占百分之十七；解放军二十五名，占百分之十四；留作机动二十名，占百分之十一。
常委会由三十七人组成。革命群众十七名（工人九名，贫下中农二名，学生五名，其他一名），地方革命干部十一名，解放军九名。常委名单：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梁仁魁（拟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树成（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姜一（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赵文华（原恩施地委书记）、李镜如（原粮食厅厅长）、丁力（原省经委副主任）、李周仕（原省气象局局长）、王海山（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舜（女，原地质局处长）、孙德枢（原黄石市委第一书记）、赵兰田（武汉空军副司令员）、王步青（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吴永光（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方铭（武汉市革委会主任、警备区司令员）、张纯青（警备区政委）、朱业奎（湖北省军区副政委）、朱鸿霞（钢工总负责人）、胡厚民（钢工总负责人）、夏邦银（钢工总负责人）、邓锦福（钢九一三负责人）、钟锡钢（钢九一三负责人）、潘洪斌（工造负责人）、顾建棠（长办联司负责人）、王屏（女，工人，国棉一厂革委会主任）、杨玉珍（女，武钢工人）、饶兴礼（劳模，原省贫协副主席），杨道远（钢二司负责人）、方保林（钢二司负责人）、张立国（新华工负责人）、龙铭鑫（新湖大负责人）、谢华之（三司革联负责人）、郑军（省直红司负责人），暂空一名贫下中农。
建议由曾思玉同志担任省革委会主任，由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鸿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等八同志担任副主任。遵照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教导，革委会机构力求精简，初步意见，设办事组、政工组、政法组、生产指挥组，工作人员二百人左右，从原省直机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中抽调，并从工人、学生和解放军中选配一部分。
以上报告当否，请中央批示。
　　　　　　　　　　　　　　    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附录八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中央同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会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王树成、姜一、赵文华、李镜如、丁力、李周仕、王海山、王舜、孙德枢、赵兰田、王步青、吴永光、方铭、张纯青、朱业奎、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邓锦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棠、王屏（女）、杨玉珍（女）、饶兴礼、杨道远、方保林、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郑军和留出贫下中农代表一名共三十七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鸿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八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湖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极大关怀和及时指导，在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明了方向，都是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前进的道路，特别是去年毛主席亲临湖北视察，对湖北省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胜利起到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湖北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驻湖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一年多来的剧烈、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战胜了以王任重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各方面的干扰，经受了严峻考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中央希望，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同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湖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

附录九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69）28号（五二七指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地区三代会和广大革命群众：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望你们根据“九大”精神，认真讨论，坚决执行。
湖北省、武汉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自从批判刘少奇和他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宋侃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来，特别从一九六七年“七·二○”事件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在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武汉市、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一、二月相继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对斗、批、改说，也有一定成绩。这是运动的主流。但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没有很好地试点，抓典型，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点带面，在工作作风上又不够细致谨慎。这些缺点、错误应该纠正，但不能因此并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
中央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广泛宣传和学习“九大”文献，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特别是省、市革委会的主要成员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做加强革命团结的模范。你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搞好斗、批、改，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争取各条路线上的更大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录十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遵照中央指示，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部分常委和“九大”代表在京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在“九大”所作的多次极其重要的讲话和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五月十九日又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中央负责同志多次接见并提了很多重要意见。这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我们的最大教育，最大鞭策。在中央负责同志亲切教育下，开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湖北省、武汉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英明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斗、批、改运动不断出现新的高潮，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很大胜利。运动的发展和主流是好的，但是省、市革委会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问题是：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很好抓典型，总结经验，因而落实得不够好。“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准字上狠下功夫不够，个别单位甚至有逼、供、信和扩大化现象。在工作态度和作风上不够深入、细致和谨慎。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关心、爱护、帮助和培养不够，致使他们常常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
在“九大”开幕以后，全省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最新指示鼓舞下，进一步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向“九大”献礼的高潮。正当这时，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他们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错误已经波及到一些专、县，对革命和生产有了一些不良后果。但这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了认真接受教训，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按照中央负责同志的提议，反复进行了研究，拟采取以下措施：
（一）在全省迅速掀起一个持久的学习、落实“九大”精神的群众运动。各级革委会要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一步在全省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刘少奇和他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宋侃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进一步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实现“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二）搞好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加强革委会一元化领导。各级革委会成员，都要用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既要把自己作为一份革命的力量，又要不断地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联系实际，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认真改造世界观。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公，一切为革命的共产主义精神。
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各级革委会成员，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自己置身于革委会之中，不能置身于革委会之上，也不能置身于革委会之外，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加强集体领导，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革委会内部有不同意见，应摆在桌面上来当面讲，允许保留，也可以向上级报告，但不要搞“小动作”；要提倡言行一致，表里一致，坚决反对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作风。
（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对大联合和三结合不够巩固的单位，上级革委会和支左部队、工人宣传队，要帮助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原则下，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彻底解决跨行业的组织，不许重拉队伍，另立山头；本单位的人员不要到外边去串联、插手、干涉其他单位。广大群众要尊重、信任、帮助、支持、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自觉地维护革委会的革命权威，不要以任何借口冲击、进驻和夺革委会的权，已经非法夺权的，一律无效。“三代会”是群众组织，必须在革委会领导之下，不得凌驾于革委会之上，与下边的“三代会”不发生垂直领导关系，不要插手外单位、外地区的文化大革命。
（四）切实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搞好斗、批、改。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要抓典型，推广试点，不断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当前要继续抓紧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谨慎细心，不要粗枝大叶。“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要严格防止和克服扩大化的倾向。对于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依法处理外，都应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
（五）要正确对待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要允许他们犯错误，允许他们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对参加三结合的干部要信任、支持，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
（六）要正确对待群众。要坚信广大革命群众是忠于毛主席的。参加这次“反复旧”的群众是属于认识问题，要历史地看，全面地看，要肯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成绩和贡献。要说服，不要压服，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不要歧视他们、排斥他们。对参加“反复旧”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也不要歧视他们，认识了错误，接受教训，改了就好。要加强广大群众的革命团结，严防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不团结不得了，团结了就了不得。要革命就得要团结，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夺取更大的胜利。
（七）要拥军爱民，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解放军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认真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认真学习八三四一部队的“三条原则”和“九个一样”的先进经验，不要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
广大革命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等光荣传统，积极支持、热情帮助解放军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百倍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挑拨军民关系，破坏军民团结。
（八）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以革命带生产，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新飞跃。遵照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教导，从各方面做好打仗的准备。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继续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返回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必须说服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返回农村。
在贯彻“九大”精神的过程中，我们一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中央负责同志的建议，以“九大”精神为红线，按照团结的方针和政策，正确处理“反复旧”这一问题。引导广大群众顾大局，向前看。坚决做到在纠正极“左”思潮的同时，防止出现右的倾向。努力做好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夺取更大胜利。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附录十一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69）67号（九二七指示）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一）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五二七”指示、“七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必须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在逍遥法外，扰乱革命秩序，破坏“五二七”指示、“七三”布告、“八二八”命令的落实，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妖风。对这类反革命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四）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五）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
（六）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派性组织。
（七）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具体人数名单由省革命委员会讨论提出，报请中央批准。
（八）进一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调动绝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附录十二
曾思玉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
（1969年10月27日）

同志们：
我们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是从十月三日开始的，已经开了二十五天，就要结束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在汉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省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和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有各地区、市、大型厂矿和部分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常委，还有武汉市三代会的成员，共到会一千多人。
在大会上有七十位同志发了言，在小组会上同志们做了多次发言，大家都揭发和批判了“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子江评论》的反革命罪行。现在，趁大会快要结束的机会，我讲几点意见。
一、对这次会议的看法
我们这次会议，中心任务是传达、贯彻、落实党中央“九·二七”指示。党中央九月二十七日对武汉问题的指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我省广大军民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最大鞭策，是解决湖北和武汉问题的强大的武器，我坚决拥护。刘丰政委遵照党中央“九·二七”指示，对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和反动刊物《扬子江评论》进行了批判，我完全同意。我们的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对阶级敌人所散布的反动思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到会同志受到一次深刻的毛泽东思想教育，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会议发展是正常的、健康的，会议开的是好的，是成功的，收获是很大的。
（一）会议以中共中央“九·二七”指示为武器，揭开了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和反动刊物《扬子江评论》的盖子，找到了湖北省和武汉市问题的根子。“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评》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其中有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有国民党反革命将领于毅，有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还有反革命分子鲁礼安、冯天艾、田国汉、严琳等人。这一帮子反革命分子，干了大量的反革命勾当，罪恶累累，十恶不赦。大家怀着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对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了大揭发、大批判，揭发得很深刻，批判得很有力，剥开了他们的画皮，清算了他们的罪行，给了阶级敌人以致命的打击。通过对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揭发、批判，正如同志们说的，“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二）会议遵照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教导，对我们革命队伍中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进行了严肃的、说理的、恰如其分的批评。有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经过同志们的耐心诚恳的教育，触及了灵魂，总结了经验，接受了教训，得到了挽救，他们表示了改正错误的决心，我们表示欢迎。对毛主席忠不忠，要看行动，要用实践来检验一切。许多同志的发言讲的很好，特别是桂美和、游银松、邱成春等同志，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们代表了工人和贫下中农，说出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心里话，对到会的同志们很有教育。
（三）会议批判了资产阶级派性和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使到会同志增强了无产阶级党性，进一步加强了革命队伍的团结。这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加强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四）会议以大量事实说明了在革委会内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十分尖锐、激烈的。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钻进革委会千方百计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次会议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使到会同志明辨了是非，划清了界限，从而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加强了革委会内部的团结，为加强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真正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五）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分析了当前阶级斗争形势，总结了革委会成立一年多来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促进了思想革命化。许多同志表示决心，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做一个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总之，这次大会是省革委会成立后开得很好的一个会议，是一个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大会，是一个狠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会，是一个“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大会，是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会。这个会议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们相信，通过这次会议，对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和“九·二七”指示，彻底解决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问题，调动绝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指示，都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革命和生产，必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高潮。
是不是所有到会的同志都是这样认识的呢？不是的。有个别人对这次会议是不满意的，不服气的。我们说会议开得好，他们说：“不见得”，他们是准备翻案的，他们现在就在搞翻案活动。有的人对一小撮阶级敌人不揭、不批，对自己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不做自我批评，有的人至今还为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和反动刊物《扬评》辩护，态度十分恶劣，引起了到会同志的义愤。昨天晚上，还有人在小组会上公开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刘丰同志插话：这可不是认识问题了，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他站在敌人一边，为敌人说话。我们把话说在前头，现在广大革命群众的毛泽东思想更多了，眼睛更亮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更强了，谁如果要继续伙同敌人办坏事或者会后搞翻案活动，那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决没有好下场的。
二、认清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林副主席在“八·九”重要讲话中一针见血地告诉我们说，武汉“这里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激烈、最紧张的地方”。
有的同志有一种天真的想法，似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阶级斗争就结束了。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一种表现。阶级斗争没有结束，还要长期斗下去。
武汉是和平解放的，许多事实证明，和平解放不和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很猖狂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和反动刊物《扬评》的出笼、放毒，就是这种尖锐、激烈、紧张的阶级斗争的表现。这个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反革命大杂烩，打着“红旗”反红旗，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流言蜚语，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妖风，唯恐天下不乱，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搞反革命复辟。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已经表演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表演得够充分了。人证、物证、旁证都有，它的的确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大杂烩。要人证，我们逮捕了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动将领干毅和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还有反革命分子鲁礼安等人。要物证，有他们的几十篇反动文章。要旁证，有同志们揭发的大量事实。王盛荣是个什么人呀！我们早就告诉了同志们，他是一个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早在中央苏区时，他就是反对毛主席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他又干尽了坏事，（体学同志插话：文化大革命中抢档案，就是王盛荣、卜盛光搞的。）他们也起来造反，造谁的反呀！（刘丰同志插话：这个人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现在查明他是二十八个半其中的一个。）是造无产阶级的反。
这个反革命大杂烩一出笼，我们就看清了它的反革命面目，就向同志们敲了警钟。我们说它是由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革命派，有的人就是听不进，他们说不是反革命分子搞的，都是一些十七八岁的娃娃干的。在幕前活动的是有一些受蒙蔽的青年学生，为他们刷标语，抄大字报，（刘丰同志插话：这些人头脑里毛泽东思想太少了，也是有错误的。）希望他们反戈一击。对这个反革命大杂烩决不能轻视，据现在了解，不仅在武汉，而且与外地的反革命分子也有联系。（刘丰同志插话：我提醒大家，王任重原来的一个秘书叫马美田，现在在北京，还在插手武汉，搞破坏活动。）应当指出，有些人已经陷进去了，而且帮了敌人不少忙，王盛荣是怎么跑到齐齐哈尔去的？就是有人通过铁路系统送走的嘛！
这个反革命大杂烩所散布的反动思潮，流毒很广，危害很大，有些人中毒是很深的，有的人当了它的吹鼓手、应声虫，有的人甚至成了它的代言人和保护伞。武汉地区阶级斗争的几次反复，就是在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煽动下搞起来的。这几次反复所造成的损失是惊人的。在政治上，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了斗、批、改的正常发展，刮起了一股为阶级敌人翻案的妖风；在组织上，破坏了革命的大团结，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破坏了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助长了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在思想上，一度造成了一些人的思想混乱，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等反动思潮的泛滥；在经济上，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这几次反复，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什么能够煽动得起来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些同志头脑里毛泽东思想很少，阶级斗争觉悟不高，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分不清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对于“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的反革命活动，我们有些同志长期以来不觉悟，划不清界限，居然到了对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恨不起来的程度，甚至公开为阶级敌人辩护，拒不批判。因此，不仅与阶级敌人有思想上的共鸣，而且有行动上的一致，跟着阶级敌人一起反对革委会、反对解放军、反对革命干部，帮了敌人的忙，办了许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起到了敌人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两年来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派性是一个非常反动的东西，“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之所以能够长期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而又能长期逍遥法外，就是因为我们革命队伍中有些人的头脑里还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派性。这些人办事不从党性原则出发，一切都以资产阶级派性为标准，他们不是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而是为他那一派、为他那个小山头服务，认友为敌，认敌为友，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被敌人利用，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大家揭发了很多事实嘛！你们那个工代会已经成了《扬评》的防空洞。我们一定要认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彻底克服资产阶级的派性，轻装上阵，积极地开展对敌斗争。
三、要认真接受教训
两年来阶级斗争的现实，给我们的教训是很深刻的，大家发言中已经讲了很多。我们应当从中接受些什么教训呢？
（一）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在这个阶段还存在着阶级斗争，我们在工作中、在生活中一定要按照毛主席关于“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的教导去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学会它、掌握它、运用它，否则，就要犯大错误。正如林副主席指示我们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所有现象的总的根源。离开了这个总根源去观察社会现象，就观察不出来，就会观察错了。”
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是决不会甘心死亡的，时刻都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斗他，他要斗你，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我们一定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里要有敌情观念，决不可放松阶级警惕。
“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是一帮子不拿枪的阶级敌人，他们明目张胆地公开提出“三个反对”、“三个重建”的反革命纲领，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要建立他们的所谓“决派”党；他们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建立他们的所谓“决派”武装；他们反对我们的红色政权，要建立他们的所谓“决派”的国家机器。这一伙反革命的胃口相当大呀！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拉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让我们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受二遍罪。他们这个反革命纲领，不只是一个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已经有了反革命复辟的行动，反革命分子王仁舟，在浠水的巴河就是按这一套搞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林副主席指示我们：“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正是这样干的。他们为了混淆视听，转移我们的斗争目标，达到他反革命的目的，就利用我们同志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派性，制造了一个极其反动的“阶级斗争论”，他们把社会分成所谓“造反阶级”和“保守阶级”，这样，地、富、反、坏、右不见了，牛鬼蛇神没有了，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也都不是敌人了。那么谁是敌人呢？按照他们的反革命谬论，敌人就是一度站错队的革命群众。我们有些同志是中了这个毒的，而且中得很深，他们对阶级敌人不恨，对阶级兄弟不亲；他们自己不搞阶级斗争，也不准别人搞阶级斗争，如果谁要斗争混入群众组织的坏人，就大肆叫嚷：“你们压制造反派”，拼命为敌人叫屈，想方设法为敌人翻案。他们对阶级斗争没兴趣，他们的兴趣就是压制一度站错队的阶级弟兄。这种行动是革命吗？不，完全不是革命行动，是一种犯罪行动。毛主席教导我们：“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群众，现在是应该清醒的时候了，要狠抓阶级斗争，再不要搞资产阶级派性了，如果继续按反革命大杂烩的反革命谬论搞下去，那就有把自己推到绝路上去的危险。
（二）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林副主席在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指示我们：“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我们要永远记住这条真理。对毛主席紧跟不紧跟，对毛主席的指示照办不照办，是一个根本立场、根本态度问题，是一个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这次大会上，大家总结了不少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甜头，背离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苦头。总结出的共同教训是：要听毛主席的，不能听某一派头头的；要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走，不能跟着某一派头头干。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每一个阶段干什么、解决什么问题，都有安排，都有部署，都有最新指示。我们有些同志，陷入资产阶级派性，头脑膨胀，像害了浮肿病一样，对毛主席的指示听不进去，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以个人口味为标准，对我有利的就执行，否则就阳奉阴违，拒绝执行。对小道消息却津津有味，不仅学，而且还照办，结果总是犯错误，犯了错误还不服气。有的人张口就是“造反”。在冲击反动路线的时候，向资产阶级造反，那是革命的，大方向是对的，现在进到斗、批、改阶段，你造革委会的反，大方向错了，你不服气还要犯更大的错误。也有人说：“怎么搞的，现在一搞就犯错误”，好像不可理解。其实并不难理解，你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迷失了方向，走到邪路上去了。你不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走，而让阶级敌人牵着鼻子走，怎么能不犯错误呢！？要在革命斗争中，为人民做一点有利的事情，起一个螺丝钉的作用，做一个人民勤务员，就要紧跟毛主席，对毛主席的指示要不折不扣的照办，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三）要“三相信”、“三依靠”。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有的同志至今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不相信党，不相信革命委员会，不相信人民解放军，不相信革命干部。相信谁呢？他们只相信他自己，只相信和他臭味相投的一伙子人。还是王、关、戚鼓吹的那一套，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老子天下第一，他自以为只有他最“左”，实际上他最右；他自以为只有他最革命，实际上他最不革命。在大会上朱鸿霞同志揭发的胡厚民的那个“三个长期斗争论”，即所谓：革与保的斗争是长期的，革委会中新老干部的斗争是长期的，钢新两派的斗争也是长期的。这是王、关、戚的反革命谬论。这一套反革命谬论是很恶毒的，他散布了一种互不信任、互相敌视的情绪，是一株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批判。毛主席要我们“三相信”、“三依靠”，他来一个“三个长期斗争”。毛主席要我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他要搞分裂主义，而且还要长期分裂下去。这个所谓“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谬论，不只是胡厚民一个人有，恐怕那些私字严重、资产阶级派性严重、有个人野心的人都有。他们大搞反动的工团主义，大搞反动的“多中心”，大搞反动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大搞“工代会”凌驾于一切之上，大搞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总是把矛头指向革委会、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命干部，是有思想根源的，根源就是这个所谓“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谬论。我劝那些被私字迷了心窍、有个人野心的人，还是早一点回头好。坚持反动立场不改，迟早是要被人民唾弃的。有的同志已经掉到泥坑里去了，我们还是要拉，实在拉不上来，那就只能怪他们自己了。
（四）要斗私批修，认真改造世界观。林副主席指示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真正的革命者，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批评、自我批评是帮助自己不断进步的有力武器。但是，奇怪的是有些自称是世界上最革命的人，他们既怕别人对他的批评，也怕作自我批评。因为据说，如果一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就垮台了。他们为了拒绝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制造了两块挡箭牌。领导上如果批评他一下，他就说：“你对造反派没感情”；如果群众批评他一下，他就说：“老保翻天”。简直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蹦三丈高。这种人十个就有十个是私心杂念很重的人，而且是犯了很多错误的人。这些人坚持错误不改，还有一种极端错误的论调：说什么“反正我是人民内部矛盾，你能把我么样？”持这种论调的同志，他们不懂得，“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我们要永远作一个革命者，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就必须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自己。认真斗私批修，不断清除自己头脑中的灰尘。做到亮私不怕丑，斗私不怕痛，敢于刺刀见红。用毛泽东思想铸造自己的灵魂，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头脑这个阵地占领下来，改造过来，把自己改造成“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四、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们在处理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和反动刊物《扬评》时，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一定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给出路。既要反对右的倾向，对阶级敌人不能手软，也要防止“左”的倾向，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乱搞一气。一定“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阶级敌人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在准字上狠下功夫，不要搞扩大化。
在具体工作中，要切实注意下列几点：
（一）要把“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评》的问题与“反复旧”的问题，加以区别。前者是敌我矛盾，后者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可混淆。
（二）要把“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评》的成员与有“决派”反动思潮的人，加以区别。对前者要他们检查交待，检举揭发，搞清问题，划清界限。对后者只要在思想上肃清流毒就行了，不能以“决派”成员对待。
（三）要把“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评》的幕后操纵者、骨干分子和主要编写人员与一般成员，加以区别。对幕后操纵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对其骨干分子，主要编写人员，根据其罪恶大小和他们本人的认罪态度，审查清楚，分别严肃处理。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只要本人坦白交待，划清界限，反戈一击，允许他们改正错误，一律不作敌我矛盾—处理。
（四）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对“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评》的成员，问题严重的，都必须充分发动群众，进行严肃批判。但在组织处理时要慎重，不要乱戴帽子，特别是不准随便抓人，抓人一定要报省专政机关批准。
（五）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我们处理“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评》的问题，制造谣言，挑拨离间，搞策反和破坏活动。大字报不要上街，大批判专栏要在本单位里搞，在进行批判时，要注意不要扩散毒素。
五、当前的工作任务
我们当前的工作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认真搞好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当前的工作：
(一)认真落实中共中央“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和“九·二七”指示。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和中共中央“九·二七"指示，是毛主席的最新战斗号令，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我们当前的行动纲领，必须坚决地执行，无条件地执行，不折不扣地执行。“九·二七”指示讲了，“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逍遥法外，扰乱革命秩序，破坏‘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的落实，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五·二七”指示下达后，指出所谓的“反复旧”是错误的，有的人就是不执行，他明里不搞，暗里搞，使这个指示不能落实。党中央发布的“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也不能很好的落实。有的单位，毛主席的声音、党中央的声音被封锁，不能同广大群众见面。
为什么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布告、命令不能畅通无阻地贯彻落实呢？我看哪，一个是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在捣鬼，在破坏；再一个是群众组织中混进了坏人，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他们制造了许多谬论，抵制、破坏党中央一系列指示、命令、布告的落实，而我们有些资产阶级派性十足、个人主义严重的人，也跟着他们叫喊。这次大会上，大家揭发的大量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一个谬论，即所谓的“无关论”。他们说，“七·二三”布告是对山西的，“八·二八”命令是对边疆的，“与我们这里无关”。“九·二七”指示，明明是对武汉的，他们也说是对“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评》的，也说“与我无关”，他们不让传达贯彻，要传达贯彻，他说你是“实用主义”。当然，我们不希望他是“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的人，但“决派”的反动思潮对你有影响没有？“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这也与你无关吗？“七·二三”布告，是因为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打击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中央发了这个布告，要求全国各地都要贯彻执行，为什么与你无关？“八·二八”命令，是党中央根据当前形势，为了反对帝、修、反的侵略，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发布的战斗号令，他也说与我无关。保卫祖国与你无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同你无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与你无关，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命令，都与你无关，到底什么与你有关？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共青团员？还是不是中国人？提出和散布这种“无关论”的人，不是别有用心的人，也是个政治上麻木不仁的糊涂虫。这些人，对毛主席、对林副主席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对党中央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对革命人民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好吧！过去你说“无关”，现在，党中央在“九·二七”指示上写得清清楚楚：“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的‘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必须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写了“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再不能说“无关”了吧？这个文件也发到了全国，与全国都有关。现在，又有人说：“这个文件，毛主席没有批示照办，是假的。”这些家伙真是混账透顶。老实告诉这些反动透顶的家伙，你们如果继续顽抗，革命人民决不会让你们长期逍遥法外的。
第二个谬论，叫做“造反派受压论”。这是一小撮至今还逍遥法外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反对清理阶级队伍而制造出来的。可是有的人也跟着叫嚷。谁压了造反派？压了哪里的造反派？跟着叫喊的人，你们有没有阶级观点，是不是进行过阶级分析，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替什么人说话？革命造反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伟大功勋，这是必须肯定的，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作了高度的评价，这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但这个伟大功勋，首先应该归功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应该归功于林副主席，归功于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我们不能都记在自己的账上。你们敢说在群众组织中就没有混进个别的坏人？在这二十多天的大会上，大家揭发了大量的事实，说明混入群众组织中的个别坏人，一直在兴风作浪，进行破坏活动，中共中央“九·二七”指示和一系列指示、布告、命令中，都讲了混入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的反革命罪行，把这些坏人揭发出来，清理出去，是一件大好事。（刘丰同志插话：那个甄别平反委员会，从一号勤务员到最后一个勤务员，他们的公开身分都是钢工总的，或是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的，他们打的是造反派的旗号，但干的是坏事，是专门搞翻案活动的，是专门为坏人翻案的。）“北斗星学会”、“决派”中的反革命分子，就钻进我们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搞反革命活动嘛！把这些坏家伙揭发出来，清理出去，使革命队伍更纯洁，怎么能说是压造反派呢？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那是给造反派脸上抹黑嘛！是给坏人说话嘛！我们贯彻执行党中央“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和“九·二七”指示，有人也说是“压造反派”，简直是胡说入道。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执行党中央的战斗号令最坚决的。把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布告、命令说成是“压造反派”，进行抵制的人，他们不可能是造反派，不可能是一个革命者。希望同志们分清敌我，明辨是非，站稳阶级立场，不要听信这些谬论。
第三个是，“政策不落实论”。对所谓的“反复旧”问题，中共中央“五·二七”指示下达以后，我们作了大量工作，本来可以很好解决的。可是有人反对，阳奉阴违，一直对抗，使“五·二七”指示不能很好落实。他们提出了这个“政策不落实论”，以此为借口，煽动少数人坚持错误，搞不提“反复旧”的“反复旧”。所谓“八区工代会”就是这样搞的嘛！工代会的第二套班子也是这样搞的嘛！有人说，“反复旧”只是口号错了，要提“落实政策”。所谓“反复旧”就是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干部的，不仅口号错了，内容也错了，错光了。现在批判“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我们说不能和“反复旧”问题混淆起来，因为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作为错误思潮来讲，这股思潮是要批判的，决不能让它自由泛滥，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有人也在口头上说“反复旧”错了，错了就改嘛！为什么总是在那里搞小动作呢？这些人也说“落实政策”，他们并不是真正关心政策落实。他们所说的“你们要落实政策”，说穿了，一是要坏人上台，二是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三是要当官，一句话，就是要“权”，要当个“委员”。（刘丰同志插话：要当常委，有的还要当副主任，还要当主任哩！）要不到，就搞小山头，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就搞反夺权。到现在还在搞嘛！十月二十三日，沙市出现的大字报，就说明还在搞嘛！这是不能容许的。
这次会议以后，各地区、武汉、黄石市，也要召开会议，认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九·二七”指示，进一步落实“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湖北全省、武汉全市所有基层单位，都要以中共中央“九·二七”指示为武器，充分发动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调动绝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彻底解决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的问题。我建议，各级革委会的负责同志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庆观礼代表回去以后，要把中共中央“九·二七“指示直接同广大群众见面，认真传达贯彻，坚决执行，一个一个单位地解决问题。
(二)抓紧革命大批判。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各级革命委员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精神，把革命大批判切实抓起来，抓紧、抓好。
革命大批判的锋芒，要指向三个方面：第一，要进一步批判刘少奇及其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宋侃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这些家伙人还在，心不死，至今阴魂不散，还在捣鬼。我们必须彻底批判，肃清他们的流毒。第二，要批判党内、革命队伍内部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第三，要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
当前，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批判“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评》。这次会议揭开了这个问题的盖子，找到了根子，我们要抓住要害，狠狠批判。彻底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纲领和他们鼓吹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反动的“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经济主义等反动思潮，要批深批臭，肃清流毒。不许任何人抵制和压制群众的革命大批判。
(三)认真搞好斗、批、改。
毛主席教导我们：“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毛主席提出这些任务已经很早了，由于运动出现反复，推迟了我们斗、批、改的进程，现在，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斗、批、改的各项任务，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今冬明春，凡是没有搞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单位，一定要抓紧，搞好，搞彻底。这是斗、批、改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必须抓得很紧，决不能走过场，不能松劲。如果阶级敌人搞翻案，坏人又嚣张起来，再兴风作浪，就按照林副主席教给我们的办法：“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清理阶级队伍大体完成的单位，要适时转入整党建党工作，并要进行整团的工作。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伟大理论，按照新的党章，根据省革委会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精神，做好这项工作。
根据中央历次指示的精神，我们再一次重申：凡是非法夺权的，一律无效，必须立即无条件地交回革委会；任何重拉队伍，另立山头，都是非法的，必须强令解散；一切私藏的枪支、弹药，必须立即全部上交，隐藏不交者，查出后，一律以法论处。
(四)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各级革命委员会，都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狠抓思想革命化。这是我们政权建设的根本。要组织革委会的全体人员，认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用无产阶级党性掌好权，用好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要加强革命的团结。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都要把自己置于革委会之中。革命干部代表、军队代表、革命群众代表，要同心协力，三股绳拧成一股劲，认真搞好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要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革委会在工作中，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集中正确意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实行一元化的领导。
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成员，都要注意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防止沾染官僚主义习气。新老干部都要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要防止糖衣炮弹的袭击。有个县革委会的副主任结婚，大收财礼，群众写了一首打油诗：“张三要结婚，忙坏一批人；茶瓶收音机，到处开后门；厚礼一份份，思想添灰尘。主席著作丢一边，看你革命不革命？”这样搞群众是有意见的，告状告到这里来了。（刘丰同志插话：要让这些人掌权，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了。）这个县的革命领导干部带头送礼嘛！我看这里头有鬼，起码也是怕鬼，不讲原则。这就是糖衣炮弹嘛！我劝同志们，特别是青年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
各级革命委员会还要搞好组织革命化。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林副主席说：“领导班子很重要，领导班子就是政权，就是国家机器。”“我们的领导班子，应该是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走毛主席革命道路的人组成。”在干部问题上，只搞思想革命化，不搞组织革命化不行。从揭发的大量事实看，有的单位领导班子是不好的，权掌握在什么人手上，值得研究，有的就是坏人掌权，好人受气。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关于增补、调动、撤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通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使革命委员会更加巩固、充实和完善，保证我们的政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五)掀起工农业生产新高潮。
我们要坚决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战第四季度，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工业战线要热烈响应首都钢铁公司的革命倡议，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大搞技术革新，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武钢，中央负责同志经常督促，我们一定要抓上去。湖北、武汉各主要工厂，都要抓上去。“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评》散布的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流毒要肃清。对煽动工人消极怠工、破坏生产的坏头头，要坚决予以打击。一切离开生产岗位的职工，都要回到生产岗位上去，擅离生产岗位不回去的，不管什么人，都要实行纪律处分，扣发工资，直至开除。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现在要准备打仗，如果不把生产搞好，就是对人民犯罪。
现在，不但工业要抓上去，农业也要抓上去。要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要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反对自发势力，反对破坏集体经济。要把冬播抓好，要把水利抓好，要完成和超额完成粮、棉、油征购任务。
交通运输、财贸各个方面都要抓上去，保证工农业发展的需要。工业要支援农业，城市要支援农村，进一步加强工农联盟。
在“九·二七”指示中，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号召我们：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革命干部，要以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劳动制度，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积极同破坏生产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作斗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的同志，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必须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办事，成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成为加强、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模范。我们要最坚决地响应这个伟大号召。
(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
当前，帝、修、反正在加紧扩军备战，加紧勾结，阴谋侵略我们伟大祖国。现在是大敌当前，大敌压顶，压到我们头上来了。帝、修、反大搞军事演习，修正主义摆开打仗的架势，这是干什么啊？就是要准备打仗。我们不要存有任何幻想、松劲情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指示。现在，在我们这里和平麻痹思想是不少的，有的认为打不起来，或者是打不到这里来；有的认为，大仗打不起来，小仗轮不着打。这些想法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充分准备，有备无患嘛！
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生产队。一定要做好打仗的准备，同时还要搞生产，做群众工作。三支两军工作一定不能松劲，要努力搞好。搞好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
我们要进一步搞好军民团结。坚决批判“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反对人民解放军，挑拨军民关系，破坏军民团结的反革命罪行，深入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加强军民团结。
要做好城市人民防空教育和防空准备工作，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各专县也要抓好这项工作。
要准备疏散城市人口。要把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做好，不要成天往城内跑。休息的干部，要动员他们离开大城市。有的工厂，准备疏散一部分到各地区去，先给同志们打个招呼，思想上有个准备。现在城市人口要清理一下，闲散人口，没有户口的和非法落户的，都要动员他们到乡下去。
要加强民兵工作，认真搞好民兵“三落实”，要教育民兵随时准备参军、参战，支援国防，维护社会革命秩序。
要在广大革命群众中，深入进行战备思想教育，教育他们认清形势，认清帝、修、反的侵略本质，提高革命警惕，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对战争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总之，我们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要用战备的观点检查一切，要用战备的观点落实一切。
(七)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主席在“九大”的开幕式上，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毛主席关于加强革命团结的指示，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纲领，是今后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搞好团结，是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世界革命的大事。不仅是当前斗、批、改的需要，也是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的需要，是备战的需要，是埋葬帝、修、反，实现世界一片红的需要。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我们一定要加强军民团结，军政团结，人民的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印）

附录十三
张体学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
（1969年10月27日）

同志们：
我们这次会议开了二十多天，传达了党中央“九·二七”指示，曾司令员、刘政委讲了话，很多同志在大会上发了言，大家同仇敌忾，一致愤怒声讨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及其反革命喉舌《扬子江评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这里，我首先表示：热烈拥护党中央的“九·二七”指示，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全面落实。我完全同意曾司令员、刘政委的多次讲话，建议各地区、各单位认真传达，贯彻落实。我完全拥护对反革命分子王盛荣、田国汉、严琳等十三人逮捕法办。
这次会议很重要，开得很好，开得很成功。是一次很好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会，是一场很严肃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场阶级斗争表现很激烈、很尖锐。给我们上了一堂最生动、最深刻的阶级教育课。这一课上的非常好，使同志们头脑更清了，眼睛更亮了，阶级觉悟更高了，对敌斗争的信心更强了。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通过这次会议，将使我省的革命和生产形势发生一个新的变化。
曾司令员、刘政委讲了很多问题，讲的很好，我只说点小小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主席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今天结合我们这次会议重新学习毛主席这一教导，感到更加亲切。
我们回顾一下，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二十二个月以来，曾经出现两次大的反复。每次反复都是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革命领导干部，指向广大革命群众。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干扰了斗、批、改的正常进行。为什么多次出现反复呢？通过这次大会得到了回答，找到了根源。就是大会所揭发的“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子江评论》中的一小撮不拿枪的阶级敌人干的。他们钻进群众组织，在资产阶级派性掩护下，以合法地位，鼓吹他们的极“左”思潮，散布他们的反革命纲领，挑动群众斗群众，干尽了坏事，犯下了滔天罪行。
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我们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决派”和《扬子江评论》帮了不少忙。“决派”、《扬子江评论》鼓吹重建他们所谓的“崭新的国家机器”，而有些人则总是把矛头指向革委会，甚至有的进行反夺权，“决派”、《扬子江评论》鼓吹重建他们所谓的“人民武装”，而有些人则拼命抢解放军的枪，搞武斗队，“决派”、《扬子江评论》鼓吹重建他们所谓的“决派”党，而有些人则拼命搞工团主义，以工代会代替一切，领导一切，凌驾一切之上。这一切，不是起到了敌人所不能起的作用吗？
我们从大会揭发还看到，湖北、武汉有那么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个人野心家纠集在一起，打着“红旗”反红旗，混进了所谓“红抗”、“优抚委员会”、“甄别平反委员会”、“革干联”等组织。他们是几套班子一套人马。他们与“决派”、《扬子江评论》有密切的联系。“决派”、《扬子江评论》的黑后台反革命分子王盛荣，就是“甄别平反委员会”等组织的幕后操纵者。他们混进这些组织，目的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红抗”中的一小撮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造反为名，保护自己过关。他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其目的是转移斗争方向，从中混水摸鱼。“优抚委员会”的实质是煽动和支持武斗，破坏文化大革命。“甄别平反委员会”的政治目的，是给卜盛光、刘德胜、李守宪等一小撮叛徒、特务平反，给一群牛鬼蛇神翻案。所谓“革干联”，不论左翼或右翼，其中有一伙野心家在那里搞鬼。在省、市革委会成立之前，他们削尖了脑袋往里钻，他们预先分好了工，谁在省，谁在市，谁当第一把手，谁当助手，企图夺取省、市革委会的大权，搞资本主义复辟。（曾思玉同志插话：把这些家伙搞回武汉来斗。）省革委会成立以后，这伙人的贼心还不死，到处煽动破坏。有一次孟夫唐说：“这次结合不上，看来军队对我是有意见的。”发泄对曾、刘首长和军队的不满。他的话不多，用心是很恶毒的。他的话对一些革命意志衰退、觉悟不高的人和资产阶级派性十足的人是起作用的。这些家伙在一起，互相吹捧，迷惑群众。（曾思玉同志插话：把电视组织起来，播送批斗实况，使大家都看得到。）张华吹捧孟夫唐说：“孟老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很突出，很有影响。”刘真吹捧“孟夫唐是武汉造反派的优秀代表”。这是对我们造反派最大约诬蔑。卜盛光说“孟老年老心红”。我说他年老心黑，他手上有人民的血债，杀了我们共产党员。杨光华吹捧孟夫唐：“孟老为人正派，工作有办法，十七年来一贯表现好。”孟夫唐自己也恬不知耻地说：“我造反是没有带私字的。”张华还吹捧刘真说：“我要向刘真学习，学习刘真的造反精神”；吹捧卜盛光说：“卜老斗争性强，很有见解”；吹捧谢甫生说：“谢老年老资格老，有斗争水平。”这一小撮人，互相吹捧的目的，就是挖空心思，想尽一切办法想往革委会里钻。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我们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终于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胜利诞生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是，必须指出：在我们革委会中，有的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是受了他们的影响，中毒是很深的，陷得是不浅的。有的人老是与曾、刘同床异步，思想格格不入，而对孟、刘、张，王、关、戚总是恨不起来，对“决派”、《扬子江评论》批不起来，甚至有人为他们叫好，为他们辩护。所以，每次社会上有什么思潮，总是首先在革委会内部表现出来，每次社会上有什么反复，总是首先从革委会内部反映出来。极个别人已经滑到敌我不分，认敌为友，成为他们在革委会中代言人的地步。如果再不觉悟，是非常危险的。
通过这次会议揭发、批判，使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今后还会不会有反复呢？阶级斗争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斗争，因此阶级斗争的反复是会有的。为什么？一是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灭亡，他们还要作垂死挣扎，进行捣乱破坏；二是有的人私字严重，经常脑子里想着一个权字，争权争利，要名誉要地位；三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会经常发生的。这些缺点错误是我们前进中不可避免的。但是阶级敌人总是常常对我们前进中的缺点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乘机破坏捣乱。但是，只要我们牢记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狠抓阶级斗争，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过细地做好工作，乘胜前进，发展大好形势，今后就是出现了反复，也将一次比一次小。如果坏人起来闹翻案，再嚣张起来怎么办？那就按照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示的办法：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必须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新生的红色政权没有一元化的领导就不能发挥其权威。我们省革命委员会，曾思玉司令员是班长，刘丰政委是副班长，我和其余的副主任、常委都是小小的战斗员，在正副班长的带领下，统一行动。不然的话，我们这个班的动作就不会整齐一致，就不能很好地执行战斗任务。要搞好我们这个班子，最根本的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同心同德，坚决维护革委会的权威，维护一元化的领导。过去一年来，有些人做的许多事情，恰恰违背了一元化领导的原则。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吸取教训。
大家知道，曾司令员、刘政委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选派来主持武汉军区和省革委会工作的。可是有些人老是抱着怀疑不信任的态度，甚至提出了极端错误的口号：“一看、二帮、三轰、四揪、五打倒”，“给×××种牛痘，防止出天花”，“×××是穿新鞋走老路”等等，把矛头老是对着曾、刘，对着军队。一年多的时间证明，曾、刘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办事的，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方针、政策执行是坚决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是稳重的，原则性是强的。我们对待这样的正副班长还能不相信吗？我们要坚决信任，坚决维护曾、刘的威信。这就是支持和维护革委会的一元化的领导。
过去有些人，口头上说维护革委会的权威，而行动上是拆革委会的台。他们表现在对待革委会的军代表不相信，对待已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不积极支持。他们从资产阶级派性看待干部，不是我这一派的干部，就想方设法把他搞臭。去年把姜一同志揪去几个月，使他结合了无法工作。当时，揪姜一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们那样做，实际上是给革委会施加压力，是做给曾、刘看的，给中央看的，给毛主席看的。因此说，揪姜一同志是错误的，问题是严重的。姜一同志的结合，是中央提出来的，是毛主席保的干部，（曾思玉同志插话：毛主席见了就问，你们结合姜一了没有，我们说结合了，他说好。）可是老揪着不放。如果像这样下去，张三一派揪一个，李四一派揪一个，三揪两揪，革委会不就架空了吗？革委会那还有什么权威？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毛主席要保的干部，有些人偏要打，偏要揪；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该打倒的人，不但不揪不打，而且还要保护起来。这是什么道理，到底对什么人亲，对什么人恨。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敌人要狠，对自己要和。”“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问这些人，你们对毛主席的教导是怎样理解的，又是怎样执行的，不是看得很清楚嘛！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是不是真正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问题。
在我们革委会中有一些群众代表和个别领导干部，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的。毛主席说：“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而他们对待站错队的群众，不是正确对待，而是视如仇敌。由于他们这样做，使混进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坏人，对我们的阶级兄弟进行阶级报复，使许多群众遭到毒打，有的残废，有的死亡。我们能不感到痛心吗？两个农民代表的发言，对杀人凶手进行了血泪的控诉，我们全场的同志都表示痛心。可是有个别人不在乎，我要问你，对劳动人民还有没有一点感情？
有些人的行动说明，完全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他们不是三相信，三依靠，而是三怀疑，三反对。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态度问题。有些人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没有按毛主席教导办事的结果。他们采取资产阶级小政客的作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是心非，两面三刀，结党营私，争权谋利。这样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垮台。我们党的历史上，如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贺龙、罗瑞卿等人，都没有好下场。
我们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不论是军队干部、地方干部、群众代表，都要坚持原则。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就大力支持；凡是违犯毛泽东思想的事，就坚决抵制。我们过去为了使群众代表和少数干部少犯错误和不犯错误，经常给大家打招呼，但是有的人听不进去，不仅听不进去，还认为我们搞小动作。根据大会揭发，到底谁在搞小动作，不是很清楚了吗？有的人总把我们当作他们的对立面，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们把我们当成“糊涂虫”，自以为很聪明，结果老犯错误。曾司令员在去年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你们群众代表都垮了，我们就不光彩了。曾、刘经常讲，叫大家引起注意，就是听不进去。一讲到《扬子江评论》和孟、刘、张等一小撮人的时候，有些人就说：“这些人我们早就了解，和我们没有关系。”到底有没有关系，揭发的材料，铁证如山。阶级敌人总想把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拉过去，为他们达到破坏革委会的目的效劳。这样的教训太深刻了，千万不要再上当了。我希望一些群众代表和个别领导干部，再不能与革委会离心离德，同床异梦。一定要维护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同心同德，好好当一名人民勤务员，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三、要充分发挥地方干部的骨干作用。我们老干部在革委会中发挥骨干作用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带好班，交好班。怎样带呢？就是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按照党的原则办事，处处以身作则，艰苦奋斗，敢于负责，敢于挑重担子，做好样子。交什么呢？交毛泽东思想，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交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我们要交好班，首先要带好班，带班是交班的基础。我们要靠毛泽东思想掌好权，用好权，带好班，交好班。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对新干部不断地加强培养教育，不断地加强他们的思想革命化，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真正掌握在可靠人的手里。这是保证我们国家永不变颜色的大问题。
但是，在革委会中有一些早站出来的领导干部，沾染上了资产阶级派性，不是坚持“三条原则”、“九个一样”，而是亲一派，疏一派，甚至支一派，压一派。有少数人长期陷在资产阶级派性之中不能自拔。有了资产阶级派性，就没有无产阶级党性。他们工作不大胆，腰杆子不硬，情绪消沉，精神不振。在原则问题上，旗帜不鲜明，该讲的不讲，既不敢批评自己，又不敢批评别人，丧失了党的原则和立场。这样的领导干部不可能把事情办好。群众对这类干部的评价是：“好事没有干，坏事干了不少。"上午曾司令员讲了监利和黄梅的问题。由于个别领导干部资产阶级派性严重，致使这两个县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不能巩固发展，革命委员会不能行使权力。这样的领导干部怎样能起骨干作用呢，怎样能团结带领广大革命群众进行战斗呢？这些干部中的资产阶级派性流毒很深，害人不浅。所以说，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现在应该清醒清醒了。再不觉悟，就像毒蛇缠身，最后把你缠死。
列宁说：“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毛主席说：“有错就改，改了就好。”遵照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犯了错误的同志要高姿态检讨。历史上没有一个检讨的人垮台的。我们有个别干部一直坚持错误，总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自己是一贯正确的，把自己放在一个不适当的地位。所以，他对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是没有感情的。我批评一个人，我说同志呀，要想一想，如果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亲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我们的工人、农民早就全完了，哪有今天的胜利，哪有今天强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里，我希望全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加强军民团结。我们要爱护人民解放军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谁反对解放军，我们就打倒谁。我们领导干部要成为“拥军爱民”的模范。总之，我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提高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充分发挥骨干作用，团结和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完成毛主席和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各项战斗任务。
同志们，我们的工作很多，任务很重，特别是现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准备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因此，我们要团结起来，准备打仗，搞好“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争光，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印）

tuffy05 · 发表于 2015-1-30 05:35:06

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顾建堂著（16）

［作者：顾建堂转贴自：本站原创点击数：1562 更新时间：2014/7/10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作者简介：顾建棠，1931年出生，江苏省海门市人。1945年小学毕业，同年11月到衣庄当学徒。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入团，1956年入党。先后在海门县税务局、工商科、劳动科工作，1954年调到长江下游工程局青龙港护岸工程指挥所，1954年10月调南京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1955年5月调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处劳工科，1956年调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肃反审干办公室，1958年春调共青团长办团委。1959年毕业于共青团中央团校第十期，随即回长办团委工作至文化革命开始。
1966年6、7、8月，为长办“保林（长办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派”领头人。1966年10月上旬组建长办第一个群众造反组织“硬骨头战斗队”， 1966年12月26日“长办联司”成立，任一号勤务员。1967年12月任长办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76年11月至1978年1月7日，经湖北省委决定被隔离审查。1978年1月8日被捕入狱，1983年1月被判七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附录十四
顾建棠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
（1969年10月17日）

我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九·二七”指示，并认真学习，落实行动。
中央“九·二七”指示是刺向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及其反动刊物《扬评》的匕首，是砸开湖北、武汉阶级斗争盖子的精神原子弹，是推动湖北、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强大的武器，大长了我们湖北三千二百万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
曾、刘首长的讲话，给了我极为深刻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使我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识别敌我的能力，看透下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推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阴谋和狼子野心。
我坚决拥护曾、刘首长的讲话，拥护我们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对于“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十几天来，首长的报告讲话、同志们的发言给我以极大的教育，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特别是在七·二○以后，我也是犯了很大的错误的，就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曾经有两次反复，第一次就是去年的抢枪、派性斗争、“揪武老扬”，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我也参加了。还有一次是今年的“反复旧”我也参加了，这两次都给我们全省人民、给武汉市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给革命和生产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通过这次学习，深深感到主要是“私”字当头，派性发作，在这方面受了“决派”、《扬子江评论》反动思潮的影响，致使自己一次又一次走上了犯错误的道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犯下了罪过。我今天主要讲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我们省革委会内部的反映。
“决派”、《扬评》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不管耍什么花招，其根本目的就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搞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紧紧围绕着湖北省、武汉市的领导权掌握在那个阶级手里的大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从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后，社会上的两个阶级的斗争没有停止过。在湖北、武汉广大军民同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及其反动刊物《扬评》展开激烈斗争的同时，在我们省革委会内部，也反映了这场斗争。现将我回忆到的揭发、批判以下几点：
一、“决派”、《扬评》对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是刻骨仇恨的，它们在我们省革委会成立之后就讲“革命委员会是一个折衷主义的产物”，要“摧毁”我们这个革命委员会。在去年三月，中央两报一刊提出了“三反一粉碎”的问题，当时，应该是粉碎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翻案妖风，粉碎当时在武汉存在的所谓“优抚”、“甄平”这一类反革命组织，可是，在我们省革委会内部，有的人接过了这个口号，来实现《扬评》摧毁我们省革委会的目的，在省革委会内部大搞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内部的斗争。我记得在省革委会的多次常委会上，任爱生这个副主任，竟然不止一次地这样讲：“我们的干部、军队首长要对造反派有感情，屁股要转过来。要对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老保有刻骨的仇恨。”又说：“我们革委会怕就怕两条，一条就是怕革委会内部右倾抬头，一条怕造反派和平演变。”这些话，在“三反一粉碎”时讲得最厉害。胡厚民从来是很少来参加会的，（曾司令员：“三反一粉碎”在我们省革委会是有斗争的，我们是批判的，可是省革委会批判以后，没有通过，也没有实现，也没执行。批判以后，在省革委会里面没搞，可是做小动作的人在下面搞了。这次会议我参加各个小组，普遍反映。我们省革委会没通过，我们抵制了这种错误思想，反对这种“三反一粉碎”，什么叫“三反一粉碎”呀！很明显，矛头就是指向三红嘛！批判这个思潮，结果，你上面不搞，他下面去搞，现在看起来在我们湖北省，造成了罪过。他们早就在下边搞小动作的，是普遍反映。你们回忆一下，罪过不小啊！张体学同志：那次常委扩大会，在武汉军区礼堂，曾司令员作总结的，一边总结，他们一边发牢骚，说曾司令讲话一点新内容没有的，只会骂人。这个决议我们是不同意的。一直传到下面去了。）在这时候，胡厚民是抱着他的小山头不放的，很少到革委会来开会的，他在下面，利用他原钢工总名义，发表了一个“三·二八”声明，在这个“三·二八”声明当中，他有这样一个意思：首先要在革委会内部搞“三反一粉碎”，首先要“粉碎”革命委员会。接着在军区礼堂召开的一次常委会议上，当时，胡厚民、方保林对于曾司令员的讲话是极不满意的，他们想在革委会纪要中，把他那种“三一粉碎”的观点塞进省革委会纪要中去，但遭到了曾、刘首长和体学同志的严厉抵制。但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曾司令员、刘政委有事没有来，体学同志来了，在这个会议上，大轰了体学同志，他们对体学同志说：“老账未清，又欠新债，当心你垮台。”在这个时候，任爱生又在背后说“姜一结合是不应该的，他是王、陈的黑干将”等等。就在胡厚民、任爱生搞小动作的思想指导下，紧接着就出现了揪斗姜一的情况。（张体学同志：那时常委开准备会，曾司令员、刘政委让我征求常委的意见，看有什么意见没有，我一征求，就轰了四个小时，轰的目的是：你张体学就不敢造反。我说：对呀，王任重的反我没造，我错了。再造哪个你们讲，让我造曾、刘的反，我不干。我还准备第二次犯错误的，没造王任重的反，错了，大错特错。还让我造反，我说：我不上你这个当，你这个用意何其毒也！我是明白的。）在这时候，姜一同志被揪走了，在黄石、武汉游斗姜一同志，大街上“打倒姜一，揪出姜二”的口号出来了，“张体学是湖北复辟资本主义的总根子”大标语出来了。胡厚民曾经在背后讲，他说：“曾、刘是听张体学的”。其意思就是从姜一同志身上开刀，粉碎曾、刘首长和体学同志，接下去，四月八号的武汉市火把游行出现了，他们当时是说“武汉市的天还是黑的”。所以要打着火把游行。这时从理论上，从组织上，他们自上而下搞了许多所谓“三反一粉碎”的指挥部，搞了“三反一粉碎”的联络站。在宜昌就出现了刘德光揪斗军分区司令员，在武汉全市把站错队的群众和干部大批地进行游斗等一系列现象。结果，“三反一粉碎”他们根本没有粉碎阶级敌人的翻案妖风，更没有对那些黑手黑脚动一根毫毛，而是完全“粉碎”在省、地、县各级革委会的身上，把许多革委会搞成了瘫痪状态，实际上是借“三反一粉碎”的名义，实行《扬评》要摧毁革命委员会的目的。
二、“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鼓吹要“打破行业界限”，鼓吹“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
在武汉地区，根据中央首长周总理的指示，在曾、刘首长的领导下，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反复学习、斗争，成立了三代会，以工代会的形式实现大联合，把“决派”所鼓吹的那套东西粉碎了。但是，他们的阴魂一直没有散，而且他们的阴魂在某些人的身上，带进了革委会内部。在省革委会内部胡厚民不止一次而是多次鼓吹，说“要走上海工总司的道路”。他说：“上海毕竟是上海，上海有一个好干部张春桥，上海有一张好报刊《文汇报》，上海有一个好组织工总司。”言下之意说，我们湖北没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湖北省革委会在曾、刘首长领导下，对于胡厚民他们那一些执行“决派”、《扬评》的意图，想粉碎革命委员会，代之以“决派”的“崭新的国家机器”，发展他个人的政治野心没有得逞，抵制了他，斗争了他的错误思想，他不满，所以他极力鼓吹。在省革委会成立后，他极力鼓吹在省、市各战线要搞系统的夺权，要从下面上来夺权。这个夺权，遭到了曾、刘首长多次的严厉批评，而且明确指示，不允许下面到上面来夺权。可是胡厚民根本不听，他还是按他的办法去搞，但他又变了一个手法，即搞自下而上地成立系统工代会，搞变相的夺权。我记得在四月上旬，钢工总总部来了一个人，有我，还有杨玉珍、王舜同志在，带着工人总部的介绍信，上面有工人总部的章子，上面讲请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湖北省工代会。这个东西，我们交到办事组了。这种情况本来是极端错误的，可是，省革委会副主任任爱生，不但不加制止，反而大力支持。他说：“下面到上面来夺权是可以的。”当时有两件事情：一件是湖北省邮电系统的，他们要自下而上地夺权，省革委会已明确表示不允许。可是任爱生在他们群众组织头头来时，他表示：“是可以的，到省邮电局来夺权是可以的。”于是在省邮电系统形成武斗，一直搞不下地。再一件是黄冈地区，任爱生当着黄冈地区一部分要搞自下而上的夺权的群众组织头头的面，支持黄冈地区搞自下而上的夺权，当时黄冈有个部长叫王振武。是坚持省革委会的指示，反对自下而上的夺权。当时谢华之同志在那里，这样搞得王部长下不了台。黄冈地区革委会、黄冈军分区是反对这个自下而上夺权的，而任爱生是支持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搞呢？这里有胡厚民的一段话，完全看出了他们的险恶用心。他讲：“我们把各条战线牢牢控制好了，实权在我们手里，曾思玉再有本事，也得找我。”这一语道破了他们完全实行了“决派”、《扬评》的意旨，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的罪恶目的。
三、“决派”狂叫说：“不难设想，一旦这威力不能够发挥出来的时候，革命委员会便将失去生命力，而被更新的东西所代替。”这段话是“决派’在革委会成立的前夕发表的。
我记得在省革委会成立后的两个半月的时候，即四月中旬，我们省革委会在曾、刘首长领导下，根据当时情况，要讨论发布一个维护社会秩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令，就是“四·一六”十条通令。这个通令在讨论时，大家一致认为是适时的，是必要的，这个通令的矛头确实是指向阶级敌人的，是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反映了全省革命人民的革命愿望的。在讨论过程中，当时胡厚民这样讲过，朱鸿霞也这样讲过，意思是这样：“收缴武器（因为十条中有一条收缴武器问题）的期限不要七天，只要三天就行，不缴者以反革命论处，解放军可以采取强硬的武装措施。”另一方面又讲：“光这个通令不行，要有相应的组织措施，否则就不要发，发下去也不行。”这个通令发下去后，全省革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是坚决拥护的，认为这是省革委会成立以来的第一个通令，应该维护省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可是，不到两天功夫，也就是省革委会副主任朱鸿霞同志和常委胡厚民，利用当时钢工总的名义，发了一个五条，与省革委会“四·一六”十条通令分庭抗礼；不久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焱金同志和省革委会常委潘洪斌同志也用工造的名义发了一个七条，这样一个五条、一个七条，完全破坏了省革委会的十条，这在实际上就实行了“决派”、《扬评》所说的“使革委会的威力不能发挥出来”。也就是那个五条和七条保护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也就是那个五条和七条使一小撮阶级敌人逍遥法外、为非作歹，也就是那个五条和七条，破坏了省革委会的革命权威，是当时武汉人民所深恶痛绝的。“五·三事件”，就是攻打新中原的大型武斗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钢工总五条规定当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凡是我钢工总战士，不管是任何人，要抽查，没有得到他钢工总的允许，要按照他的法律制裁。这就致使新中原事件发生。胡厚民的姐姐胡秀娟，还有朱鸿霞同志的爱人朱爱华和肉联的陈明，也参加了指挥，胡厚民也是指挥了的。（曾思玉同志：有三个女将在指挥。）在这里，我要讲一下新派中的情况。在“五·三”那天，新派的头头有四十多人，在长办工程大学开黑会，这个会是由我、张立国、潘洪斌等背着省革委会，背着曾、刘首长和体学同志召集的所谓分析形势的黑会。在下午两点样子，新中原的头头陈茂祥同志来告诉我说：“钢工总攻打我们了，机枪都架好了。”当时我们要陈茂祥打电话告诉警司。在下午五点多钟样子，在已经攻打之后，我、张立国、潘洪斌三个人用电话向武汉警备司令部和军区三办施加压力，同时，我们又商量认为，动武，我们打不过，我们搞文的。这样就由严常起草，写了一个有十一个组织联名的所谓严正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就公开提出了“武老杨”、“变色龙”挑动武斗，支钢压新，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的极为反动的论调。到晚饭前，新中原的陈茂祥同志通过长办的郑兆鳌拿了三台报话机放在长办电话室，偷听解放军的指挥联系，并同他们在中原厂内的人经常联系。以后，新中原又在长办整理印发了新中原事件的调查报告。这个事情，我知道，也支持，张立国、吴焱金等也支持。随后，在五月五日，在新华工又开了一次黑会，成立了“卫三红”核心组，由张立国、龙铭鑫、潘洪斌、吴焱金、高玉泽，傅廉和顾建棠等组成，并出刊一张“卫三红”报纸。因此，作为当时的新派来讲，特别是我们结合在省、市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在“武汉问题在于警司支钢压新”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所以在“五·三事件”发生以后，没有和省革委会和解放军站在一起，正确处理这个事件，而是对警司产生了怀疑，对军区施加压力，就是火上加油，推波助澜，把事态扩大了。这同样起到了分裂革委会的作用，也起到了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的作用，在这里我要负极大的责任。这个事件发生后，在新派中已有的“揪武老杨”的反动思潮更加抬头了，此后就发展到怀疑刘丰同志就是“武老杨”的恶劣地步了。回想到这里，我们是很痛心的，破坏了革委会的革命权威，分裂了革委会，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
四、“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极力鼓吹抢枪运动。所谓“抢枪运动开始了”，记得是五月下旬，曾司令员从北京打了个电话找武汉的所有的重要头头，工总是胡厚民接的，华工是郭保安接的，明确指示，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枪支，严肃指出，抢枪是错误的，是犯法行为。可是胡厚民等一意孤行，继续进行抢枪活动。五月二十七日中午到下午，在8199师部楼上，当时有军区首长张玉华同志和体学同志，召集我们研究如何贯彻曾司令员指示，如何制止抢枪问题。就在这时，公安厅的仓库的枪被抢了。这时，赵师长亲自组织解放军去劝阻，可是不行。赵师长说：枪是工总和二司搞的，不少战士被砖瓦块打得头破血流，我心中很难过。赵师长当时希望胡厚民出来做工作，可是胡厚民当时把背包在桌子上一拍，说：“你知道吗，我钢工总战士被打，难道我不难过吗？就是要抢。”任爱生在边上加了一句：“不要抢枪，干脆发枪。”在这样情况下，公安厅的枪不到几小时就被抢劫一空。当时体学同志、张玉华副政委还希望把胡厚民还有姜诗存留下来，还要做工作，制止抢枪，可是他们根本不理睬，就下楼了。
胡厚民和任爱生的言论和行动和《扬评》所鼓吹的“人民武装的英勇尝试开始了，抢枪运动开始了”，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在“决派”“抢枪运动开始了”和胡厚民“就是要抢”的思想指导下，武汉抢了，湖北全省抢了，还派人到四川去搞枪。这都是执行了“决派”和《扬评》的意旨。
五、曾、刘首长多次在省革委会上指出：“王仁舟是个反革命坏头头，在巴河一司搞的是反革命武装割据，是法西斯斯统治。”是明确地不止一次地给我们讲了。可是胡厚民在会上不表态，在会下却经常散布巴河一司的新农村如何如何好。我记得就是在处理“反复旧”的过程中，胡厚民还和我们吹：“巴河一司的新农村就是好啊！房子整齐，田里长的稻子、麦苗好，武汉下去的学生就爱上了新农村”等。你胡厚民这样吹是什么意图，为什么要这样吹？（张体学同志：巴河一司王仁舟，在逮捕王仁舟时开大会，曾司令虽讲了话，我们革委会有人在台上大闹了一通。）胡厚民这个话就是“决派”宣言中来的。“决派”讲巴河一司“住房实在阔气得与众不同，麦苗长得好好的”。你这样讲的目的不仅同省革委会唱对台戏，而且是明目张胆为王仁舟这个反革命小丑涂脂抹粉，为“决派”所鼓吹的听谓“革委会好，公社更好”的反革命舆论张目，为其要重建“崭新的国家机器”的反革命样板叫好，
六、去年六月十七号曾、刘首长从北京回来以后，部队团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中央精神，也就是那次点出黑手黑脚：王盛荣、刘真、张华、李迎希、卜盛光、李守宪这些人。六月十八日还没向各级革委会和全体群众传达，可钢工总得到消息了，六月十八日零点在武汉全城、在湖北全省都广播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胡厚民出的点子，叫朱鸿霞带着两个记录员，混进汉高（汉口高级步兵学校——作者注），然后朱鸿霞出来，这两个记录员就在后面听着，记录下来以后，回去工总就开了会议，然后在全省大规模地开动宣传机器，制造和进一步挑起派性斗争，说什么孟夫唐、刘真、张华、李守宪都是新派的黑手……等等，想进一步挑起钢、新两派的斗争，诱使当时新派中“揪武老扬”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想把矛头再一次指向解放军，这个用心是非常恶毒的。他这样的做法是有他的根据的，这点胡厚民自己也讲过，说林杰给他有这么几句话：路线斗争引导对方犯错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
曾、刘首长回来以后，点了武汉的黑手黑脚就是孟夫唐、刘真、张华、李守宪、卜盛光等等这一伙，点了以后，希望组织批判斗争。我记得有一次省革委会常委会开会前，胡厚民讲“这是死老虎”，方保林说“为什么不批判王任重呢？”“对这个问题还有保留”。（张体学同志：什么死老虎哇！前不久还向中央写报告，为刘真翻案。）任爱生副主任至今还没有表态的。
七、在六八年反革命小丑鲁礼安被捕了，曾、刘首长在捕他前后，在省革委会经常向我们打招呼，有明确指示的，“鲁礼安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把他的罪状也讲了。可是在这时，胡厚民怎么说呢？他散布说：“曾、刘首长把鲁礼安打成反革命是牵强附会的，是不够反革命条件的。”任爱生也是不表态的。
有他的思想，也有他的行动，就在六八年六月二十五号，轰动武汉全市的一百多辆卡车的大规模的营救鲁礼安的示威游行。到六八年七月又策划把郭保安抓去，说要用郭保安替换鲁礼安。这些活动，都是在胡厚民一手策划下进行的。
八、所谓“反复旧”问题。“决派”、《扬评》鼓吹的“造反派受压论”在我们省革委会内部是得到一部分人的共鸣的，其中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讲两个问题。第一，这次“反复旧”为什么钢新两派都搞了呢？通过学习，我认识到，钢新两派都搞“反复旧”，实际上是以“私”字和派性为基础的，结成了—个所谓“反复旧”的暂时的统一战线，是统一在“私”字和派性的基础上的，而不是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因此，这是一个暂时假相。
第二，在“反复旧”过程中，在我们省委革委会内部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我自己是在四月中旬以后参加的，当时朱、李、吴的大字报已经上街，他们的街头讲演已经搞开，我当时在思想上是同情，但不同意他们这种作法和这个口号。但由于我自己“私”字当头，在听了朱鸿霞、吴焱金等同志的反复旧宣传后，加上自己在前一段被群众贴了不少大字报，认为工宣队把我当走资派、坏蛋来整，长办的大小头头也个个被轰，又听到其他一些单位的情况，也同我们长办类似，所以《扬评》鼓吹的“造反派受压论”在我的头脑中发生了作用，迷失了斗争的大方向，于是就到本单位收集“造反派受压”的材料，在省革委会内部大肆散布。在长办内部不但支持以工代会名义搞“反复旧”，而且自己亲自跳出来动员群众起来反复旧。在四月下旬的一次常委会上，梁副主任主持的会议，希望大家冷静下来，认真学习九大公报精神，不要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当时朱鸿霞同志这样讲：“反复旧不是我们要反，而是你们搞复旧。去年的省党代会是搞复旧的信号弹。”又说：“曾思玉要把胡厚民打成反革命，就是因为胡厚民说了一句‘曾老头’。”还说：“整胡厚民不是整他一个人的问题。”我记得当时张立国等同志不同意朱鸿霞这个说法，抵制了这个说法，领导干部和部队同志支持了张立国同志的意见，反对了他的意见，朱鸿霞当时说：“现在有人在我们内部制造分裂，当心。”又说：“搞小动作，其实他们搞小动作，比我们还搞得凶。”朱鸿霞说：“不要上当了，几个老头子老是哄我们，把我们当小孩，他们拼命在后面搞鬼。根子在上面，你们不要在下面反，不怪工宣队、军宣队，主要在上面”，“现在清楚了是曾刘挑起了钢、新两派斗争。”随后又开了一次常委会：朱鸿霞同志讲了武重的复旧情况和整祝孝先的例子，我也举了长办大小头头被整的情况，杨道远同志说，他的大标语比王任重的还要大。我说搞我的大标语从四楼挂下来，力图证明造反派受压。会后梁副主任找我个别谈话，我没有听进去。后来省革委会组织了调查组，其中有朱鸿霞同志参加，他那天来了，他说：“我支持这个调查组，但是我不参加。”为什么呢？他说：“你们军队也不来个副主任，为什么我这个副主任要跟你们到各厂去跑？”当时这个组的干部有陈扶生同志，军队代表有黄怀运同志。可是这个调查组，由于我们的思想是“反复旧”的，所以到国棉一厂专找所谓复旧的例子，没有起到调查情况、分析问题、得出正确结论的作用。昨天听谢华之同志讲，是他亲眼看到的，朱鸿霞那张大字报“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他们写好后，交田国汉改过，据说这个标题就是田国汉加上的。在“反复旧”当中，“五·七”冲击省市革委会，什么“五·一一”决议，组织什么“工代会”、“工调团”，这一系列活动都是有计划进行的，都是按胡厚民原来的布置进行的。再讲处理“反复旧”问题回来以后，批《扬评》为什么批不起来的问题。总理讲了，《扬评》是反革命刊物，要批判。朱鸿霞同志讲：“那都是十八、九岁的小青年搞的”，“他们在武重那里还要和我们辩论”，说没有什么好批判的，不同意小题大做。我看在反复旧中，朱鸿霞同志的许多话，是出自朱鸿霞之口，来自胡厚民之手。在“反复旧”和处理“反复旧”过程中，任爱生的表现是比较精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反复旧”高潮时，就是工代会的所谓工宣队　围省革委会、冲市革委会那个时候，五月八日省革委会开常委会，对这个问题要表示态度。大家在会上表示反对，认为是错误的。可是，任爱生一直是不表态的，闷着抽烟，后来，我们就问他：“你表态呀，你要讲一讲呀！”他说：“唉！我……还考虑不成熟。”又说：“我没有态度，你们要强迫我吗？”第二个事，就是在工代会“五·一一”决议出来前后，确实是有丁家显、雷志茂、王光照到任爱生家里去的，这是赖不了的，为什么呢？这个汽车是武锅驻长办的工宣队员在我们长办要的，开车的同志是我们的司机叫梁华，我们有个常委郑成炎同志也去了，开始也不知道到那里去，随着去了，到那里后，他们进去了，其他的人不让进，问丁家显这是什么地方，丁说这是任爱生的家。在“反复旧”问题处理回来以后，任爱生还说“造反派受压”，像《扬评》说的一样，“全国至上而下复旧了”，他说：“怎么不受压？我就受压。”这一次常委会上，他对黄陂斗批改指挥部群众给他贴的大字报，批判他错误的东西，不但不作丝毫检讨，而且采取恶劣的态度，猖狂反扑。（体学：机关对他有意见，我们给他做工作，叫他去接受群众批判。机关有个干部，去我们礼堂写了两张标语，我一发现，把任爱生批评了一通。到了黄陂，指挥部给他搞了一间房子，吃饭、洗脸都安排很好的。他是有抵触的，口里唱歌子：“两个苍蝇嗡嗡叫”。）七月十三号，省革委会开党员干部会，这时候，以武汉市工代会的名义向省革委会写了一个报告，要求增补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其中就有这个反革命分子田国汉。还有工造的彭祖农，他们要参加会议。工代会写出这个东西来，不是偶然的，要分析，他们就是一方面以此来证明“反复旧”胜利了，就是胡厚民说的：“我们输了一顶帽子，你们输了一套衣服”。就是说，要把这一帮子人塞进来，继续欺骗愚弄群众；第二个是把田国汉这个反革命分子塞进来，在省革委会内部，再搞复辟活动。这个问题要靠工代会主任、副主任揭发。这是有材料的，我看到了的。
省革委会成立以来，出现了两次大的反复，一次是去年的“三反一粉碎”、抢枪乱军，一次是今年的“反复旧”。为什么每次都是在省革委会内部首先得到呼应呢？为什么总是把矛头对向曾、刘首长和体学同志？为什么总是使省革委会处于内外夹攻呢？根子在哪里？我说就在革委会内部，我们省革委会内部，就是有“决派”、《扬子江评论》的代理人，否则怎么解释社会上阶级敌人向党进攻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时，在省革委会内有人配合得这样紧密呢？为什么省革委会在曾、刘首长领导下，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指示，要干什么，总是有人在内部对抗、干扰、阻挠破坏？可是“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的反革命毒液又为什么总是有人在内部散播、响应、执行呢？要批判“决派”、《扬评》时，又为什么有人为它辩护？这就不难看出在我们省革委会内就是有“决派”、《扬评》的代理人。第二个就是“私”字当头、派性发作的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中了“决派”和《扬评》反动思潮的毒素，在省革委会内部起了分裂革委会、破坏革委会的作用，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帮了阶级敌人的忙，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我感到我们省革委会内绝大多数的群众代表犯错误是“私”字当头，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派性”发作，但是同“决派”、《扬评》以及他们在省、市革委会的代理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犯错误，我们坚决改正，尽管错误大，我们愿意接受批判，丢掉错误，坚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是，“决派”、《扬评》以及他们在省革委会的代理人不是那样，他们是有野心的，就是要摧毁新生红色政权，搞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坚决粉碎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誓死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
最后，我说一点，就是通过这次学习，对我有很大提高，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在这两次较大的反复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心情是沉痛的，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人民解放军，对不起革命领导干部。光这样说不行，还要看行动。我表示今后要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底粉碎“决派”和《扬评》那“三个反对”、“三个重建”，彻底肃清其流毒，彻底挖掉头脑中的“私”字，接受群众批判，接受群众帮助，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继续紧跟毛主席闹革命，永远紧跟毛主席，当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士。
我还揭发一个事情。就是在我们小组会上，关于请王力来当主任的问题，这个事情是我在小组会上揭发的，当时胡厚民也在场，不吭气。怎么回事呢？就是“七·二〇”之后，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大约在六七年八月底，我从北京才回来，我们长办联司办公室的一个同志告诉我，他说：“今天下午，在小东门政协那个房子里面，召集武汉各派的一号头头去开会，讨论重要事情。”我问什么事，他说不晓得。当时同我一道去的有三人。一到那里，看到会场有四五十个人，主持会场的是湖北大学的梅子惠，他说：“今天开个会。王力是支持武汉造反派的，我们对他是有深厚感情的，我们请他来当任。我们给毛主席发一个邀请电。”这个东西印好了，发给了大家。我问：“今天到底开什么会？为什么没看到华工、湖大、华农的同志来，为什么工造也设来，为什么他们都不来？”梅子惠讲：“我们请三新已经请了三次了，他们不来算了，湖大我代表。”我不同意，提了三条意见：第一，湖北有了曾、刘，何必要请王力呢？第二，既然是各派组织的，为什么华工、湖大、华农都不来？第三，你这稿子没有经过大家讨论，我们不签字。在小组会上我揭了这个问题，郑军同志也提了。梅子惠主持这个会，到底是谁搞的呢？我不晓得。（曾司令：第一是要王力来，第二要刘建勋来，第三要袁振来）。上午那个同志揭发以后，才知道是胡厚民叫刘兴隆搞的，胡厚民就是不老实，在小组会上不老实。你还说什么要实事求是，不能无中生有，胡厚民在武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滔天罪行，在六八年四月六日曾、刘首长布置你们工总、新华工、三司革联、二司抓黑手，为什么恰恰跑掉王盛荣这老反革命，你也不交代，现在还不老实，你胡厚民不交代，只有死路一条，必须交代你全部的活动。我说你实际上就是“决派”、《扬评》在我们省革委会内部的代理人，你就是他们派进来的，就是在我们内部搞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里兴妖作怪，就是搞实现“决派”、《扬评》彻底摧毁我们革命委员会的罪恶目的。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印）

附录十五
中共湖北省委文件鄂文（1974）003号
（关于刘继炎专案问题的批复）

长办临时党委：
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关于刘继炎案件的报告收阅，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对发生死人事件，对有关人员进行专案审查是必要的。
二、我们认为。该案还有些问题要继续查清，可建立专门调查小组继续进行调查，调查清楚后再作处理。
三、对现被监护的人，请解除监护。
四、要做好干部、群众、家属的工作，做到有利于继续把问题查清楚，有利于人民内部团结。
　　　　　　　　　　　　　　　　　　　　  中共湖北省委
　　　　　　　　　　　　　　　　　　　　　　1974年元月10日

附录十六
蔡发奋致顾建棠信
（2003年11月15日）

老顾：您好。
我的事情就这样摆出。刘贺春和我都是受害者，今天有谁能说出公道话？时间的坐标似乎还未转到那个点上，硬去拼，当心过激。
我行年已届七十，再没有当年血气反抗学习班那样高压精力，来日无多，这个破帽，那个破帽，都一样戴。
如果法院不能收回这个判决，而是改判，那又有什么意思，现在我也没有能力请律师，请好律师。请求法律援助，未必有条件，且谁又愿惹这臭烂东西。
当年（80还是81？）刑法公布时，叶剑英当人大委员长，报上说过去的事，按过去文件审理，今后才按这个。但判我时则按这个量刑，我问律师，他说用这个。现在再去翻这帐，法院又要用哪一个？又要用什么追诉法，我是一个技术干部，政治斗争、法律条款一窍不通。
一翻旧事，我的心脏十分难受，这是一边看旧记录，一边抖着手写的，请妥为收管，不用这材料时，烧掉算了。
专此顺祝
健康
法院不公道，并非调查不周，而是为达预先判刑罪名，故意移动情节，剪裁节，在学习班，我为他们搞逼供信苦斗过，怎么会想到法院比他们更是大胆妄为，走得更远，法院凭什么敢这样做！
　　　　　　　　　　　　　　　　　　　　　蔡发奋　2003.11.15
一、刘贺春死于那个他不该死的年代，那个混乱、失掉理智（性）的年代，刘贺春是无辜的，没有证据，证明他是长办钢工总的幕后策划者，即使有，今天看去，也是小事一桩。
二、不信刘贺春的自白，不信他没参加长办钢工总的幕后活动，无中要逼出有来，这是我的大错，纵容打人逼供，是我的错。
三、加给刘贺春的反党—自杀，都是错的，而刘则是以死来表白自己的无辜。
蔡发奋在这事件中既毁去青春，也毁去人生，余下一个躯壳，病老何所依。事件还连累到我的家小，我向谁呼号！
刘之冤死，刘之家属、长办怎能不为刘报复呢！
四、办我五不准学习班之前，刘案已有结论——王前义说。74年3月我从宜昌返汉后，王前义对我说了。这之前，王远忠曾于70年春和王前义以及后来在学习班中的韩世浩、张明、鲁先元、张启舟、张远曙、赖永发等人组织一个调查组，进行各方调查，并作了若干个假定，进行了若干个试验，最后由王远忠执笔写出结论，向麦汝祥指挥长报告了刘贺春系自杀的结论，麦汝祥同意这个结论，并向公检法上报，送去材料，听说后来退回，大概检察院没有接受对我的起诉吧。于是长办自己整起我来，田焕彬（田野——岩基室头头，也是学习班人物）对我说：“我们秘密组织这个学习班来”。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下，却在没阳光地方大搞刑讯逼供，这不是报复又是什么？
五、长办自1970年6月15日—1974年3月10日以办学习班为名，将我监禁、关闭，刑讯逼供共1076天（换三个地方，70.6.15起关在长江工大大楼三楼临院子天井这边一个房子，70.7.21关在长办疗养院36号房，刑讯于院内地下室，71.2.6关在长办青年大楼一层146房，72.12.27转至117房），又监督劳动了289天（73.5.25—74.3.10），劳动地点为宜昌西坝长办物探队内劳动，长办派水文处的陶锷、科学院的柳英宝前去监督我。
在那1076天中对我审讯近400次（余下记录是393次，一些记录被抄去），我被毒打31次。
在学习班也是进行一场无中逼出有来，他们拟定一个刘为他杀，先将刘打伤，再丢下楼，许书俊出主意不留活口，于是再打死他，（杀人像杀鸡一样简单！）界定许书俊为主谋，蔡发奋为主犯，屠、秦为二个凶手。因此我一进学习班，便明确地告诉我必须另讲一套，于是他们诱、逼、套，不给休息，连续审讯，帮你改口供，给你提示，给你指示，你不讲，或讲得不一致，就打，唐作礼甚至拿起椅子夯我的头，我一闪左肩中了。如此天下奇事，可以在一个不存在时间和空间的空中楼阁中造出有人物的活动来。我对专案组的王仁良抗议说，你们大搞逼、供、信。他坦然说，我们是搞逼供，但不信。打，实际要打，两下便把你打在地上。啊！不信，却要逼供，不打，怎么供出来！
学习班的打手有岩基室的张启舟，物探队的唐作礼，勘探十一队的谢松儒、王寿成，水文处的赵东来。到物探队劳动，73年8月27日还被孙经荣打了一次。王远忠说：“你不说实话，打杀人犯，有什么了不起。”经常多次打我是张和唐两个。
1076天之后赖永发仍说刘贺春他杀不成立，自杀理由不足。
74年李萍向员臣汇报了他杀缺乏材料，自杀又没有理由，员臣向林一山汇报，林一山说：“什么材料不材料，看你刀子往哪里捅下去。”
六、74年，长办大院刷出大标语，要求放我，逼于无奈，长办临时党委以第11号决议对我宣布解除监督劳动，回长办原单位，科学院政治处副主任贾国华、刘案专案组王仁良到宜昌物探队对我宣布解除监督劳动。贾谈到决议中要求我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提到做好双方家属、干部、群众的工作，做好有利于内部团结的工作。
我回到岩基室，室请示院后对我宣布给予同群众一样的政治待遇，然而此后多年，我有时和群众一样，有时又不一样。韩兴录代表科学院多次在大会上，当众说文化大革命中诸问题已经查清，但我多次要求给予结论，却不予理会。我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工作上不能得到信任与支持，待遇上，只要“刘贺春问题未结论”一句话，便被克扣。78年我所在小组评为院先进，78年年终奖被扣了，79年也被扣了。78年工资调动，我可参加评比，但不能调。80年又调工资，我属可调二级的人，公布可评名单中有我，80年5月8日院分党委副书记张质彬口头通知我不能参加评比，于是我多方申诉，10月14日终于参加个人考评，后来给予升一级工资即60.5元，第二级不给了，我又多方反映、申诉，没有效果。81年我找张质彬要求对我作出审查结论，张说已有初步结论，只是没有最后结论。81年春长办授予我工程师职称，82年3月授予水工建筑工程师证，这时对我仍不给结论。81年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区盐源县梁龙塘水电站坝基有二个龙眼，盐源水电局委托科学院给他们设计、施工，将龙眼堵死，接受任务后，我和林纬平（岩基室主任）、李良安（地质人员）一同到盐源查勘。回院后，由我设计灌浆方案，出图，编写施工说明及现场灌浆施工、浆材设计等，得到委托方认可，科学院得到一笔委托试验费，我被评为81年委托试验积极分子，一张奖状盖有科学院的印章，称我为“蔡发奋同志”。
83年12月26日我突然被捕，试验正在进行，人在实验室叫到办公室扣走了。
捕前我担负一个科研项目“三峡基岩细裂隙采用细水泥浆材灌浆的研究”，这是岩基室列为83年度计划，安排给我的。另外还有两个生产任务，其一“选择合适的水泥浆材作帷幕灌浆材料以抗万安水电站地下水的重碳酸侵蚀”，当时我已写了两个阶段的研究试验报告，缴上去了，杨绩昭忙着审查、校对。另一个是“陆水二号副坝泄洪闸基础风化层灌浆水泥浆中掺膨润土提高可灌性的试验”，各项实验已开始。这两个任务都是长办下达的任务书，我身边还带有从陆水技校毕业来的中技生陈芙蓉（岩基室指给我的）。
七、在给刘贺春结案时，又制造另一个假案。
1.给我的刑事判决书上说“蔡发奋又朝躺在地上的刘贺春猛踢”，怎么个猛法？踢中何处？踢几下？刘被踢得怎么个反应？法庭既不问，也不对证，就写下去。写得和起诉书不一样（起诉书说：“被告蔡发奋照刘贺春的腿部狠踢一脚”。），为什么要这样，是什么意思？让看的人自己去想。为什么将踢的地点从3024移至3020房间，时间由跳楼后移至跳前审讯时。
2.刘跳楼一节省去，不读，也不写。接着便是“次日凌晨……已经死亡”。那么刘贺春是打死、踢死的了，错了。
3.“本庭确认……对刘的人身迫害、毒打，造成刘贺春的死亡，其行为已构成伤害罪。”不能这样结论。
问：1.今天现代办案中，应根据全过程的各个事实、环节，将存在于时间、空间的事物、活动联系来判定。不能根据某种需要，将案情的全过程进行剪裁，选择那些对某一方有利的情节来拼凑全案情，以达到某一既定的目的。
这里结论：刘贺春的死亡是由迫害、毒打造成的。这是由法院对全案情过程进行剪裁再拼凑的结论，法院不公，大胆妄为，视法律为儿戏。因为法院既没有提到跳楼的案情，也没有驳倒这一节的存在而不采纳，所以由迫害毒打而死亡这个结论是不符事实。
2.我这里打人是犯罪应追究，那么在学习班那黑暗的日子里，刑讯逼供和打人的打，怎么不追究？
实际：定为伤害直接致死这罪名是错的。应是致刘直接死亡的唯一致命打击是他跳楼。
跳楼前打了他是事实，打后他能行走，自己可以去小便，并没有躺在地上。
跳楼后，请了医生看他，医生没有提出住院，我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没有组织送到医院，也没有派人守护，致使死亡。
因此刑讯逼供，造成跳楼重伤，失救死亡才是符合事实。
当晚：1.向我说刘要小便的是许书俊，远处院办公室门口对着楼梯还有王克家、何忠武、何兴翔，他们也知道、听到。
2.刘入厕所，皮道华已在小便池上小便，皮看刘入厕。
3.听到刘坠落声音，看到坠落的影子，并叫喊跳楼的有陈彦生。
4.看到刘躺在地坪花丛里的有毛兴安、曹鹏举。
5.抬出花丛的有我、屠和民，抬上楼的有我、屠和民和曹鹏举。
6.发现花丛有鞋印，并用木箱盖住的是岩基室邓维白。
7.抬上三楼办公室，路上碰到不少人，有汪华亮、有陈彦生（陈还帮抬刘腰）、邓维白及当晚值班下班的人。
8.刘躺在三楼办公室302房4的地上，被仪器室的莆世刚踢了一脚，我骂他跳楼找死也气愤地踢他一脚，踢在左大腿上。
9.在三楼发现刘的右脚踝子骨下，肿出了一个核桃大小的紫色肿块，和当时在花丛中捡来的他的右边解放鞋的后缝线裂开是因扭伤、扭裂一说。
10.当晚有长江医院院长刘秀君医生来看他。
11.抬下楼到七号房的有杨金山、余文畴、我和屠和民。
12.第二天早上发现死亡，后来检查他，有林学文（长江医院外科医生）和刘秀君。
13.第二天有法医及刑事检查人员到现场，检查了尸首及现场，丈量了鞋印后跟深达4.9公分，全过程拍照由土二室的徐隆庆。
14.以上各节在判决书中，一概不提。
八、如果确有文件，能够认定在那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像我这样的人因错而铸成大错，而并非故意弄死人，能予以谅解而不用受刑事处分的话，对我的错误部分，我始终承认，接受处罚。
如果仅仅因将判决书中的伤害罪，改为刑讯逼供、致使跳楼死亡，仍然应受刑事处分、服刑（并附带民事诉讼），那么花那么大的力气改换头上的破帽就不必了。
长办会坐视我摘帽吗？我没帽了，长办舒坦吗？他们不会阻拦吗？我从74—83年前后写信几十封，到处呼号：给我结论，我认错，愿意改错，结果换来一纸追命，我的心全破碎了，想想当年我苦读干什么。我听什么话呀！
今天：林黛玉喊出“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我喊什么？天尽头，何处能评曲直。
过去我嘲笑学习班要搞成他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地茫茫皆不见”，今天我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
老顾，我的事儿就这样吧。
　　　　　　　　　　　　　　　　　　  　　蔡发奋　2003.11.15

附录十七
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
“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忠实信徒，他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克己复礼”是他万事中的大事。林彪的路线就是“克己复礼”的极右路线。
林彪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早就上了贼船，他们伙同在一起，在湖北极力推行林彪“克已复礼”的极右路线。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背叛九大路线，极力配合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残酷迫害、摧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效忠林贼，不批林、不批陈、捂盖子、整群众、整干部、保自己，转移斗争大方向。
当前，湖北正在深入批林批孔，联系湖北两条路线斗争实际，批刘揭曾。但由于曾思玉、刘丰长期捂盖子，一些关键知情人还没有站出来揭发，因此，许多重要内幕还未揭开。我们在编写这份材料时，只能依据有限的资料加以整理，仅供大家参考，有不妥或不完善的地方，请同志们进行指正补充。
这份材料侧重于路线方面的问题。有关刘丰全面的罪行材料和曾思玉同志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材料，有待于今后再行整理。
（一）上贼船，年深日久
死党刘丰和活党曾思玉在湖北卖力推行林彪极右路线，这不是偶然的，是有他们的历史根源的。
曾思玉原是林彪的老部下，他明明什么学问也没有，却写了一篇回忆录，吹捧林贼，以表他早就投靠林贼的心意。在九大期间，中央根本没有分配叶群、吴法宪到湖北代表组来，而曾思玉、刘丰特地请了叶群、吴法宪。叶群进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把曾思玉从沈阳嫁到你们武汉的。”而吴法宪喊的第一句口号就是“以林×××为光辉榜样”，叶群、吴法宪、曾思玉、刘丰他们勾结在一起就是这样紧密。
曾思玉被林彪“嫁到武汉”之后，林彪就接见曾思玉、刘丰，作了臭名昭著的“八·九”讲话。而曾、刘把这个讲话作为政治资本，逢会必讲，奉为上方宝剑，到处挥舞。
林彪为了进一步拉拢曾思玉，对他关怀备至。一九六九年春，曾思玉病了，叶群打来电话说：“听说曾思玉同志病了，林×××非常关心。”并亲自调上海的高级医生来给曾思玉诊断治病。为此，曾思玉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一九六九年秋天，连林彪身上增加“八斤肉”，叶群也挂长途电话告诉他。曾思玉当时正在主持召开省革委会常委会，他放下会议，接完长途电话之后，以“特大喜讯”向与会者传达，他感动得一边用手绢揩泪水，一边喊“健康，健康！”
至于刘丰是如何上贼船的，在中央解决武汉“反复旧”的问题时，叶群早有交待：在720前夕，叶群打电话给刘丰说：“武汉形势要变，正是你立功的好机会。”于是刘丰摇身一变，连升三级，从此，削尖脑袋往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里钻。林彪一伙对他也极力拉拢。一九六七年，有一次中央接见时，叶群问：“武空副司令刘丰来了没有？”刘丰说来了，叶群鼓掌欢迎。一九六八年，吴法宪专门接见他，并同他一起到林贼家中作客；为了加强联系，吴还给刘丰在北京住地安了保密电话。一九七○年，刘丰在京住院，黄永胜给医院下令：在不开刀的前提下，要保证把刘丰的病治好。对此，刘丰感激涕零。每次到北京，总要想方设法看望林、叶二贼，林、叶为了拉拢刘丰，向他赠送照片，刘丰奉若神灵。一九七一年八月下旬，他对一位干部说：“把林、叶照片放在玻璃板底下，我心里好不安呀！”他们的臭味就是这样相投。
（二）搞复辟，罪行累累
第一部分　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阶段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九大”的“团结、胜利”的路线，是九大以后，检验一个地区、或一个人犯不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唯一标准。是坚决执行还是背叛破坏“团结、胜利”的路线，是巩固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实质上也就是前进与倒退，反复辟与复辟的问题。
曾思玉、刘丰在湖北背叛“九大”路线，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疯狂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他们效忠林贼，“克己复礼”，对新生事物、新生力量在“政治上搞臭”，“在思想上搞乱”，“在组织上搞垮”。这是他们行动上的纲领。
推翻“五·二七’指示
（1）中央在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时指示：“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的‘反复旧’的运动……这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参加这次‘反复旧’的群众是属于认识问题，要历史地看，全面地看，要肯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成绩和贡献，要说服，不要压服，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不要歧视他们、排斥他们。”“对参加‘反复旧’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也不要歧视他们，排斥他们，认识了错误，接受教训，改了就好”。周总理在修改“五·二七”指示中还特意加上了：“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关心、爱护、帮助和培养不够，致使他们常常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五·二七”指示体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新生力量的爱护和关怀，曾思玉、刘丰却反其道而行之，大耍两面派手法，当着中央首长的面，表示要正确对待，决不压，要关心、爱护他们。可是回汉后就大打出手，把参加“反复旧”的头头统统当成敌我问题处理。
（2）刘丰在六九年十月省扩大会上列举“北、决、扬”的十大罪行时，有意在第八、九、十条中把“反复旧”说成是“北、决、扬”策划搞起来的，说什么“他们上台，就是牛鬼蛇神上台，反革命复辟”。曾思玉、刘丰别有用心地把凡是参加“反复旧”的人都当成“北、决、扬”分子。
（3）曾思玉在七〇年三月十二日省首届积代会上又说：“他们秉承其主子刘少奇、王任重的死党和王、关、戚，吴传启、宋洛的意旨，网罗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和美帝、苏修派进来和潜伏下来的特务分子组织了一支帝、修、反的别动队，大搞所谓‘反复旧’运动”。这样，他们别有用心地把参加“反复旧”的人叫做帝修反的别动队，当成“5·l6”分子、反革命分子。
（4）曾思玉在七一年省党代会上又再提高调子说：“一小撮阶级敌人垂死挣扎，与帝、修、反遥相呼应，发动了一个所谓‘反复旧’运动。”曾思玉、刘丰心怀鬼胎地再一次把参加“反复旧”的人当作“北、决、扬”、“5·16”、“阶级敌人”来打击。
以贯彻“九·二七”指示为名，行镇压造反派之实
（5）一九六九年十月曾思玉、刘丰主持召开了贯彻“九·二七”指示的省革委会扩大会议，这是经过他们周密策划，选中时机，选中突破口，把革命群众打成“北、决、扬”的动员大会。中央在“九·二七”指示文件中指出“对北斗星学会、决派之类反革命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所谓《扬子江评论》必须查封”。可是曾思玉、刘丰借机别有用心地把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与“北、决、扬”地下反革命组织等同起来，达到他们镇压群众的目的。
（6）林彪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以贯彻“九·二七”指示为名，行镇压造反派之实。例如华工附中校长周岳森同志，明明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却污蔑为国民党特务，并冠以“北、决、扬”后台的罪名。再如田国汉同志，明明和《扬评》的反动文章无关，却为了通过田国汉把“北决扬”和工代会、胡厚民挂上钩，就硬说他是“北决扬”。
（7）曾思玉在六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省革委会贯彻“九·二七”的扩大会上，十分露骨地说：“你们那个工代会已经成了《扬评》防空洞”。七○年三月十二日在省积代会上更是恶毒地说：“工代会和‘北决扬’在一起吃饭、拉屎、睡觉，吃人民的饭，干反革命的事”。工代会是六八年元月十七日经国务院、中央文革正式确认的新生事物，曾思玉、刘丰却把工代会与“北决扬”等同起来，“北决扬”成了工代会的代名词。
（8）方铭在一九六九年十月省革委会贯彻“九·二七”的扩大会上，拿着“九·二七”指示，指着第一条“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逍遥法外……”，对张维荣同志说：“你看胡厚民是不是这号人物？这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是合适的”。并威逼张维荣同志第一个上台发言定调子：胡厚民同志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在这次会上，刘丰还点了吴炎金同志的名，曾思玉说，“想躲风，想混关，这一次是混不了的，躲不过的，过了今天，过不了明天，总有一天把你看穿的”。就这样，在革命群众组织和新生力量中大抓“北决扬”的活动开始了。
（9）“九·二七”指示中指出，取缔的是“反革命地下组织”，曾思王、刘丰却要在公开的革命群众组织中深挖。刘丰在六九年十月三日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说：“我们逮捕的仅仅是浮在水面上的一些人，而且这只是一部分，还不是全部，有些人我们还要看一看”。在总结大会上，他又一次强调“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没有呢？现在还不能说没有了”。曾思玉马上配合，立即插话说：“可以肯定说有一窝子”。曾思玉、刘丰还在这次会上气势汹汹，破口大骂。刘丰说：“阶级敌人认为我们是软弱，认为是怕他们，我们是不到时候不下手，现在到了时候了……”。曾思玉喊道：“这些家伙真是混帐透顶，老实告诉这些反动透顶的家伙，你们如果继续顽抗，革命人民决不会让你们长期逍遥法外的”。
（10）从组织上搞垮。一九六九年六月陈伯达说：“善始者未必善终，善做者未必善成，群众代表从那里来，回到那里去”。林彪说：“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就是政治”。曾思玉，刘丰对这些黑指示如获至宝，连忙召开省、市革委会常委会，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亲自出马传达，立即宣布撒消常委值班制和办公会议，一脚把群众代表踢出了革委会。当时朱鸿霞、张立国同志想过问一下工办、农办的工作，马上被刘丰大骂为“野心不小”。
（11）“九·二七”大会后，立即办各级群众组织头头的五不准学习班，参加中央学习班的有一千六百七十五人，参加省学习班有一千五百余人，参加市的有一千三百余人，各县、区、公社，系统、厂层层都办，参加人数达到空前规模，按照曾思玉、刘丰要抓“一窝子”的黑指示，把全省的造反派头头都当作“北决扬”来搞！
（12）乘各级群众组织头头被关在“五不准”学习班之机，曾思玉、刘丰他们一方面散布舆论说：“到北京的大头头被押送到兰考劳改”，“有的已经送到北京卫戍区法办”。另一方面，以更新革委会为名，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把造反派全部赶出了革委会；又以精简机构为名，砍掉省市各局革委会，连工作人员也踢出门外，实现了曾思玉、刘丰“踢摊子，换班子”的目的。
首届“积代会”，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13）于1970年元月和3月，分别召开了省市首届积代会，这是从政治上搞臭新生力量的一个步骤。曾思玉70年3月12日在省积代会上说得很露骨，他说：“这一次大会是忆苦思甜，从权字着眼，挖苦根找甜源的大会，是进一步夺取对敌斗争新胜利的大会”。这是控诉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的大会。在这个会上骂的是造反派，念的是权字经。
（14）在曾思玉、刘丰精心策划下，武汉市积代会有29人发言，其中有19人的发言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省积代会发言有14人，其中有9人向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把文化大革命说得漆黑一团，凄凄惨惨。为了调动所谓“诉苦”的苦情，开会之前，还专门派人辅导，用了一周时间进行预演。谁假话说得多，谁骂得凶，谁就受到赞赏；金××把革命派比成土匪、国民党、刽子手、流氓，捏造了所谓“坐黑牢、假枪毙、点火烧”等等40多种法西斯刑罚进行报复。由于她控诉文化大革命有“功”，被树为全省第一名活学活用的标兵，被纳新、提了干，现身兼九职。刘丰在70年3月14日省积代会上吹捧金××“心红志坚，临死不惧，挺身而出，生命垂危，浑身是胆，机智勇敢，充分表现了压倒一切敌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她的材料发至全省，她的录音到处放。由于她捏造假情节，在天门县抓了很多人，有的被判刑十五年……。
（15）当时武重的代表在会上把武重文化大革命总结成：“死人腿、金刚钻，沙湖事件、‘六一三’，杀人、放火又强奸，反动标语小集团，叛徒、特务加汉奸，投机倒把黑工厂，贪污、盗窃明着干”。曾思玉把革委会说成是“打倒了老爷，来了少爷，少爷比老爷还坏”。
（16）曾思玉，刘丰在积代会大谈“权”字经，曾思玉说，“有权笑颜开，无权苦头来，保权如保命，丧权掉脑袋。”说什么：“更加懂得了无权的痛苦，有权的幸福，夺权的艰难，丧权的危险，保权的重要”。曾思玉还说“头可断，血可流，权不能丢”。刘丰也紧密配合说“宁愿筋骨碎，决不把权交”。          以清查“5·16”为名，再次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17）清查“5·16”的斗争。毛主席指出：“反革命‘5·16’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老反革命分子陈伯达这个“5.16”的黑后台，破坏清查“5·16”的斗争，故意转移斗争的方向，于70年元月17日在中央办的湖北班说：“武汉第一位的问题是清查‘5·16’。”接着别有用心地说：“武汉是‘5·16’的仓库、保险柜、根据地、据点、大后方”。又十分险恶地说：“保险柜的钥匙在你们手里，武汉的‘北、决、扬’是‘5·16’变种。”对于陈伯达这些黑指示，曾思玉、刘丰如获至宝，不仅跟着陈伯达的调子干，而且有所发展。曾思玉在省积代会上向全省发出了大抓“5·16”的动员令，他说：“武汉、黄石成了‘5.16’的保险柜、根据、据点、仓库。武汉看北京，地区看武汉，各县看地区，有一条反革命的联络黑线”。陈伯达说"5·16”在武汉，而曾思玉却说武汉有，黄石有，各专区有，各县都有，要大挖特挖。在陈伯达、曾思玉、刘丰的黑指示下，在“五不准”学习班里，革命群众又再次被打成“5.16”分子。
（18）中央（70）20号文件是纠正扩大化问题的，文件明确指出：“有些单位已经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5·16’是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5·16’……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各级党委、各革委会、各军管会代表、各军宣队负责同志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曾思玉、刘丰出于其政治的需要，公开地封锁、抵制中央20号文件，4月1日刘丰下达黑指示：“湖北地区不是扩大化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主要是抓得不够，这就是说，不是防左，而是防右”。他大骂正确领会中央文件精神的同志是“打了败仗、害怕敌人的人”。他要军区三办向各级领导通知，不准传达20号文件。过了两天，马兆昆在省委一号楼向省革委会常委传达刘丰黑指示说：“湖北不存在扩大化问题，不要传达20号文件”。
（19）曾思玉说：“什么‘5·16’！凡是够罪行的，都是‘5·16’。”长办军代表传达上级指示：“凡是符合刘政委说的10条罪行的，就是‘5·16’。”曾思玉、刘丰通过他手下的人公然威胁说：“军、工宣队不抓‘5·16’就是失职，就是犯罪，特别是在头头身上下功夫。”曾思玉说：“头头的问题，非要拿下来不可。不拿下来，就助长了敌人的威风”。
（20）在中央（70）20号文件后，曾思玉、刘丰又搞全省范围内的以“两清”为重点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三反”是党中央的号令，中央三、五、六号文件十分明确地指出是清六大问题、十种人，并没有说重点是清查“5·16”、“北决扬”，更不是要在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中去清查。曾思玉手下的人，根据曾思玉的指示，七一年对工宣队讲：先定成“5·16”，然后再查罪证。曾思玉在党代会上说：“态度要坚决，决心要大”。饶兴礼同志揭发说：挖“5·16”指示布置到农村时，正值农村搞规划，农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5·16”。他（指刘丰）却放着规划不抓，硬要农村天天挖“5·16”，那里挖得出来呢？结果开了很多冤枉会。
（21）湖北清查“5·16”、“北、决、扬”是曾思玉、刘丰他们策划指挥的，不准其他常委过问，连张体学同志他们都不准看“两清”的简报。赵修书记在七二年元月份：“每次讲话，写报告，都写上‘一打三反’，只知道这个名词，省委常委没有很好听过汇报，也没有很好研究过。到底怎么‘—打三反’呀，确实不明白，是跟着空喊口号。这样的‘一打三反’运动，你就不可能抓好”。
假借中央名义，把胡、李作为“北、决、扬”总头目、“5·16”骨干、
坏头头批斗
（22）70年5月27日陈伯达在北京学习班说：“可以对胡厚民进行批判”。接着别有用心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批斗、批判是一回事嘛”。对于陈伯达的部署，曾思玉、刘丰欣喜若狂。6月份立即召开全省扩大会，广播遍及生产队，他们叫发言人捏造情节，假借名义，把陈伯达的批示说成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给胡厚民冠上了“北、决、扬”的主要幕后操纵者、总头目、黑后台、现行反革命（今年3月省委宣布以上罪名根本不存在）的帽子。名义上是批斗胡厚民、李想玉等同志，实际上是疯狂地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大会的发言全部把革命造反派骂成是“帝、修、反的别动队，法西斯狗强盗，杀人的刽子手，吃光分光砍光的三光队，要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也不解恨”。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血肉横飞，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头断血流”。丁××在会上说：“对他们就是要压，压得对，压得好，我们不压他们，他们要压我们，我们要压到底，压得他们永世不得翻身”。马××在会上说：“这一伙坏蛋，是假左派，真右派，是假革命，真反革命，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曾思玉在总结中还捏造个假统计说：“一小撮阶级敌人使用惨无人道的毒刑有70多种，据不完全统计，被打死打伤的群众达十八万四千人”。这是地地道道的捏造。74年2月17日信俊杰司令员在省座谈会上说：“连个零头都没有”。
（23）在批斗胡厚民、李想玉等同志后，全省又一次办起了五不准学习班，再次把群众组织头头关进去，大搞逼、供、信。他们公然对抗谢富治副总理和纪登奎同志在70年3月16日，通过中央办的湖北班领导人给曾思玉、刘丰指示：“‘北、决、扬’与三钢挂钩是不行的，一联系就不得了”。接着70年4月6日纪登奎同志又一次对他们指出：“700多人的一个工厂，155个决派，像这样的材料首先要打一个问号。你们把这个叫做原始罪证吗？！搞上400—500，自己骑上老虎，要自己下来。……不能一搞几百，这是不行的。”在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下，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湖北省和武汉市两级革委会中常委以上的革命干部和群众代表被打成“5·16”、“北、决、扬”总头目，“重要骨干”，“黑手”，“幕后操纵者”就占常委总数的62%，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张维荣同志被逼疯，全省几乎把所有三结合的群众代表、干部代表搞掉，革委会只剩下一块名存实亡的牌子。原省直机关有群众组织头头十个，全部被打成“5·16”、“北决扬”头目进行批斗，省直二级单位的320名头头都被批斗。中南汽车制造厂20名群众组织头头被定为骨干分子，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第三制药厂70%的群众被打成“北、决、扬”分子。长航在“两清”五不准学习班中被逼死68人。长办当敌我矛盾立案的就有251人，350多名各级革委会成员，都当作“5·16”、“北、决、扬”的“总代表”、“总后台”、“重要骨干”、“知情者”、“线上人”、“幕后策划者”来搞，还有两个所谓学习班，搞了四年之久，使用各种刑罚，逼死二人逼疯三人。黄冈地区长期办五不准学习班，长达3年之久，参加人数据不完全统计有6521人，由于“四个不急于”，长期挂起来的有15114人，挂一个人牵连一大串。据武汉市“清办”统计，立案41104人。在武钢厂矿一级立案有二千八百多人，其中干部六百五十多人，技术人员近三百人。原处级干部一百六十七人，有五十三人被立案。工人被立案一千九百多人，其中老工人有一千六百多人。“两清”中，大搞逼、供、信，逼死五十八人。曾思玉、刘丰还嫌少了，在总结报告中还说：“只是吹了一阵风，有的下了一点雨，有的点了一把火，做了夹生饭，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还要深挖细找”。可是负责清查的人说“骨干搞瘦了，对象搞烦了，群众搞厌了，领导搞错了”。值得提出的是，六七年曾参加赴阿尔巴尼亚中国妇女代表团团员，武汉电信局女工汤玉莲同志，由于敢于反潮流，惨遭关押、毒打，活活被迫害而死。据武汉不完全统计，被逼死的达四百余名。据马兆昆在省政工会议上讲，全省被打成“北、决、扬”分子的有×十万。与此同时，全省从上到下抄家、抓人成风，白色恐怖遍及全省。
（24）明明“5·16”、“北、决、扬”是地下反革命组织，只有一小撮，为什么曾思玉、刘丰在湖北大抓特抓？他们是故意把水搞浑，把原来公开的革命群众组织当作“北、决、扬”的“黑窝子”、“大本营”、“仓库”、“据点”。明明各级革委会是无产阶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他们就是故意制造借口，诬蔑是“决派委员会”、“5·16的司令部”。明明胡厚民、李想玉等同志不是“北、决、扬”的总头目，不是“5·16”联络站站长、“地下工厂的黑老板”，而故意把他们装上囚车在全省游斗，长期关押。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疯狂镇压群众运动，扼杀新生事物、新生力量，旨在掀起对湖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的高潮。
曾思玉、刘丰站在哪一边？
（25）在“九大”期间，毛主席问：“朱鸿霞为什么没有来？”曾思玉答：“他不是党员。”毛主席说：“不是党员，可以照顾一下嘛！”对于毛主席的指示，曾思玉、刘丰不仅不执行，反而在“九大”后不久，借农村政工会议，破口大骂；“朱鸿霞是大坏蛋”。直到70年8月中央指示，要朱鸿霞作为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时，曾思玉还说：“他可以作为右的代表嘛！”马兆昆还在会上介绍说：“我们作了调查，所有到会的人都不同意朱鸿霞，只有一个人同意他，这人是个地主分子”。刘丰说：“你不要以为毛主席保了你，毛主席还是要听群众的”。
（26）1969年4月在协商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张春桥同志对湖北在选女党员代表时，压制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提出了严厉批评，并说：“要我看应该要王屏来”。曾思玉、刘丰大为不满，在“两清”中，故意以莫须有的罪名，把王屏同志打成里通外国分子，向张春桥同志示威。
（27）1969年5月1日张春桥同志说：“武汉反复旧不对，搞复旧也不对嘛”。曾思玉、刘丰极为恼火，在贯彻“九·二七”指示的省革委会扩大会上，曾思玉大骂：“有的人把手伸到武汉来了，我要斩断他的黑手”。70年上半年在上海召开血防会议时，张春桥同志又重申了这句话，曾思玉、刘丰知道后，大发雷霆，立即联名向中央写信控告，并扬言要斩断黑手。
（28）一九七○年元月，张昭剑根据陈伯达的黑指示，在北京学习班，召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追查“反复旧”的所谓后台。张昭剑阴险地说：“这个人不是王、关、戚，也不是孟、刘、张，此人在中央，比曾、刘大，你们联系反复旧来讲嘛！不是王效禹”。张昭剑接着公开点名说“联系上海嘛”，“你们不要有顾虑，你们是不是看这个人没有倒，你不敢讲，不要怕，我们也有后台嘛！曾、刘也有后台嘛，你们要跟曾、刘”。这一番话，点出了曾思玉、刘丰底到是那个司令部的人，他们的后台不是清清楚楚的吗？联系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曾思玉、刘丰积极参与林贼一起陷害攻击张春桥同志，的确令人深思。
（29）一九七○年三月，在北京学习班，张昭剑捏造了胡厚民私设电台的问题，指派四连指导员朱江、连长赵文林对电信局刘闯进行威逼，要他交待“私设电台的后台”，说“北京有个大人物，支持你们，这个人不是王、关、戚，也不是孟、刘、张，是一个现在还有权的人，而且此人在‘九大’时坐在主席团的右边”。刘闯回答说“我搞不清楚”，他们就拿出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一个个的数，当指到叶剑英同志名字时，他们说：“你想一想，是不是他！是他吧！”刘闯说：“我搞不清楚，我只知道他的女儿、女婿是冲派的头头！”
（30）“九大”时，刘丰污蔑纪登奎同志在“九大”的发言是极“左”思潮。
（31）曾思玉、刘丰一起攻击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带出一批革命干部的纪登奎、刘建勋同志，恶毒攻击河南是一派夺权，是害了慢性病，总有一天要爆发；攻击河南参加“九大”的代表都是“二七”公社观点的，不符合中央精神，并勾结王新两次整理刘建勋同志的所谓“5·16”黑材料，并由刘丰通过黄永胜转交了林贼。
（32）曾思玉、刘丰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新生力量要爱护、帮助的路线公然对抗，把文化大革命中站在毛主席路线上的干部打成“反复旧”的后台，“5·16”、极“左”思潮，这充分地说明他们执行的是复辟、倒退的林彪极右路线。
第二部分　九届二中全会到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武汉地区主要负责人
座谈会阶段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毛主席路线和林彪路线的斗争已经十分明朗，批陈整风已成为头等大事，曾思玉、刘丰是十分清楚的。但林彪死党刘丰和活党曾思玉在湖北却反其道而行之。
不批陈，不批林，捂盖子，保自己
（33）中央（72）14号文件批转的四川省委负责人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去年九·一三以前，我们没有把‘批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而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批二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三老会’）运动上，有些地方，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和群众，混淆了阶级阵线，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重点在批陈’的指示，转移了斗争大方向。”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九届二中全会上和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曾、刘在干什么？
（34）一九七○年八月廿三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会议上，第一个跳出来发表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反革命政变动员令。八月廿四日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煽风点火，曾思玉、刘丰立即响应。他们又是递条子，又是抢麦克风，带头起哄，放黑炮。争先恐后地表现对黑主子的忠诚说：“完全拥护林×××的讲话。李××、叶×的讲话，加深了对林×××讲话的理解”。“有人利用修改宪法反对毛主席，反对林×××，想刮这股妖风”。他们狂叫要把什么“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揪出来“千刀万剐”，“斗倒斗臭”。身为中南组会议召集人的曾思玉伙同刘丰充当急先锋，坚持林贼“设国家主席”的反动政治纲领，公开反对毛主席多次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他们的丑恶表演博得了林贼死党叶群的赞赏。叶群对奴才的拼命卖力，给予精神鼓励，端杯茶递给刘丰说：“不要激动”，“你喝点水慢慢地说下去”。会后刘丰受宠若惊地说：“我的心情半天平静不下来，叶主任对我多关心啊！”同时，他为了争功表功，还攻击其他同志发言的调子低了。
当天上午，刘丰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有的人，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对解放军没有感情，他懂得个屁。”曾思玉为了表示自己是深知其意的，立即用钢笔在手心上写了“上海”两字，伸给叶群看，进行讨好，叶群点点头会心地一笑，林贼死党、活党配合得是多么紧密。
晚上，当王新发言讲到有人说：“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领导，林×××直接指挥，是不符合历史的”，刘丰又抢着插话说：“他是什么解放军，他懂得什么历史？”他们就是一唱一和，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紧跟林贼猖狂向党进攻。
（35）1971年3月刘丰还坚持反党立场说：“在庐山犯的错误我至今不悔，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把他揪出来的。”
（36）当毛主席洞察一切，粉碎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之后，体学同志提出，要曾思玉把中南组的实际情况报告给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同志。可是曾思玉不仅没有如实反映情况，反而把中南组的简报交给林贼的两个死党叶群、李作鹏把关，让叶群从她的秘书曾江的记录本上私自收回她在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掩护林贼一伙由进攻转入退却，为其死党叶群销毁罪证。
（37）关于庐山的斗争，林彪一伙要捂盖子，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曾思玉、刘丰就是这样干的。1970年8月25日，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各大组12个召集人都参加了），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停止讨论林彪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六号简报，严肃批判了“称天才”的反党理论纲领和“设国家主席”的反动政治纲领，并且揭露了陈伯达的反革命丑恶嘴脸，还点出了李雪峰的问题。可是曾思玉回中南组不向到会的同志传达，对毛主席的指示实行封锁，极力捂住林彪、陈伯达问题的盖子。
（38）1971年3月，曾思玉、刘丰在以批陈整风为内容的省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上和省军区常委会上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的精神，由于曾思玉捂盖子，再加上他的江西话听不清楚，大家要求体学同志再给大家讲一讲。张体学同志讲了庐山会议的真实情况，可是曾思玉、刘丰竟敢追查“体学同志讲的是什么”。
（39）1970年9月，毛主席来武汉，对曾思玉、刘丰讲了“军队要谨慎”，“放下两个包袱”，“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等重要指示，对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在这样一个和林彪路线作斗争的重大问题上，曾思玉、刘丰连对省委书记都不作传达。刘丰还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是他“自己想到的”，后来毛主席批示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刘丰才说主席最早是在武汉给他说的，他已经对大家讲了。实际上，当时他根本没有传达，连他分管的报社也没有打招呼，以至有的编辑见来稿中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一语，以没有见过这种提法给删掉了，造成严重的政治错误。
（40）1971年1月9日，毛主席指示召开军委座谈会，在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指示，要他们批陈，要他们做检讨。在林彪的支持下，黄、吴、叶、李、邱不仅拒不作检讨，而且利用会议简报吹嘘自己，以此来对抗中央。对此毛主席批评说：“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会，根本不批陈”。刘丰在会上不但不执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却吹捧黄、吴、叶、李、邱几员大将“是发扬民主的好榜样”，“值得学习”等等。在71年3月死党刘丰在县团以上干部会上还说：“军委办事组就那么几个人……日日夜夜地工作，我们哪有什么意见”。还说：“对四员大将我们怎么批得起来呢？就像郭建光批沙奶奶一样。”公开对抗毛主席指示。他还露骨地袒护黄、吴、叶、李、邱，别有用心地说：“不要认为别人犯错误，自己就想伸手”。
（41）毛主席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时指出，四个伟大“讨嫌”。而刘丰在省第三次党代会后坚持按照林贼一伙的口吻对干部说：“毛主席的谦虚，就谦虚在这个地方，这叫做伟大的谦虚”。
（42）1970年12月6日，毛主席在中联部的请示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批判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可是刘丰在1971年3月1日从北京回汉，刚下飞机来不及休息，就一头栽到他亲自蹲点的武汉锅炉厂，立即召开群众大会说：“现在世界上有三个超级大国，中国、苏联和美国，现在是世界看三国，三国看中国”。
（43）1971年3月5日，刘丰在以批陈整风为内容的省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和省军区党委常委会上，公然为林贼辩护，说什么林×××讲的“天才”和陈伯达讲的不同，林×××的“天才观”是无产阶级的“天才观”，林×××讲的“天才”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陈伯达讲的“天才”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1971年3月23日，曾思玉、刘丰在第三次党代会洪山礼堂会场上的布置仍然使用有“四个伟大”、“三个副词”的大幅标语，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严肃指出后，才勉强解掉。刘丰在3月27日的发言中又引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继续鼓吹林贼“称天才”的反党理论纲领。
（44）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曾思玉、刘丰与王新互相鼓励，妄图为林贼一伙开脱罪责，他们说，“二中全会把叶群也陷进去了，弄得林×××也不好讲话。这次会议也不出来讲讲”。刘丰还为邱会作被批判鸣冤叫屈，说：“西北组太尖锐了”。他和邱会作关系好，他当中央委员是邱会作支持的。还说：“中南组最后开得好”，同情李作鹏、叶群的假检讨，暴露了他死保林彪一伙的真面目。
（45）一九七一年八月，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中央（1971）47号文件下达后，刘丰胡说湖北有湖北的特殊情况，不传达，不贯彻执行。在建立各级党委时，刘丰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大讲“只能军干群，不能干群军，更不能群干军”，并造谣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欺骗群众，流毒很广。在刘丰的反动思想指导下，湖北县委书记中担任第一把手的地方干部，搞得只剩下三个人，并且准备再换掉一个。
（46）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主席巡视外地途经武汉，作了关于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极其重要的讲话，并且指示要向下吹吹风。可是刘丰在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继续捂盖子，只给曾思玉通气，而对体学同志却只讲了几句，并一再嘱咐“要保密，保密”。不仅对毛主席的整个谈话精神没有传达，就连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问题也都保密。由他分管的报纸都不给传达。湖北日报于九月十七日在兄弟省报纸上看到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去问刘丰，仍不告诉，却叫问《战斗报》。到23号刘丰见中央正式文件下来了，怕露了马脚，才慌忙叫见报。登是登出来了，可是报社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还是从李夫全同志那里听到一点。湖南登报是九月七号，距主席巡视当地时间只有十多天，而湖北相距达二十六天！电台也不知道，没有宣传。特别严重的是九·一三事件发生，林贼在温都尔汗报销了廿天以后，曾思玉、刘丰还以“保密”为借口不作传达，以至到十月三日，广播电台和省报还在宣扬林贼，继续放毒，发生了严重的错误，造成极坏影响。
（47）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来汉访问，中央本来没有叫刘丰接待，但曾思玉违背中央指示，擅自决定要刘丰参加接待，刘丰就乘机向死党李作鹏告密，把毛主席来汉时对他讲的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极其重要的讲话，通过李作鹏送给了林贼，成为林贼妄图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恶帮凶。
（48）1971年9月13日晨，林贼叛党叛国的事件发生后，周总理给曾思玉、刘丰打了电话。曾、刘对黑主子的灭亡感到无限惋惜。刘丰凄惶地对曾思玉说：“不是吧，要是他，损失太大了”。此后刘丰心怀鬼胎，一反常态，重新穿上空军制服，于9月16日和18日，连续两次观看电影《野猪林》寄托哀思。
（49）在传达中发（71）57号文件时，在洪山礼堂四号会议室的召集人会议上，大家对林陈死党非常气愤，没有称黄、吴、叶、李、邱为同志，曾思玉、刘丰竟大发雷霆。
（50）中央57号文件明确指出：在各地的中央委员，参加当地省委常委一起听传达。但曾思玉、刘丰不给夏邦银、董明会、谢望春三个同志传达，直到七一年十月李先念副总理从广州来汉时，夏、董、谢三同志向李副总理汇报了没有听到传达的事实。后来李副总理批评曾思玉、刘丰时，曾、刘还说，“他们不保密”。李副总理严肃指出：“你们才是最大的泄密”。
（51）刘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编造政治谎言，欺骗群众，大讲自己保密保得好，说什么毛主席拉着他的手唱《国际歌》，唱一句讲一句，以此标榜自己，掩盖他第一个向林贼告密的反革命罪行。曾思玉则为刘丰广为宣传散布：“湖北保密工作做得最好，没有走漏消息”，“我们不听北京的，也不听上海的，我们湖北只听湖北的”，“刘政委在北京开会，马上就要回来的，说刘政委犯了错误是‘5·16’、‘北、决、扬’一小撮阶级敌人造谣”。
（52）中央（71）57号、65号文件下达后，刘丰、曾思玉极力压制群众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他们公然叫嚷：“不能说林彪是一贯反毛主席”，“八·九讲话是正确的，不准批判”。并为已经机毁人亡的林贼涂脂抹粉，胡说什么：“林彪检查了，不但不会降低威信，而会提高威信”。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召集人会上，曾思玉、刘丰采取高压手段压制对林贼及其死党的揭发、批判，并布置张昭剑发言，说什么“要相信曾、刘，十万个雷霆轰不倒，十二级台风刮不倒”，捂盖子。他们对各地揭发林贼及其死党罪行的材料，怕得要死，规定上送都要经他们审查，说什么“写得不正确的，我还是不给他送”，并利用职权扣压了一些重要的揭发材料。
（53）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曾、刘从北京打电话给张玉华，并由张玉华向全市传达说：刘政委马上就要回来，现在要学习《共产党宣言》序言部分。
（54）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刘丰在中央召开的武汉地区领导入座谈会上负隅顽抗，大耍流氓手段说：“枪毙了我，也就这么多”，他威胁中央，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凌晨，服了大量安眠药，畏罪自杀（未遂）。
（55）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曾思玉在中央召开的武汉地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上，抗拒交代自己的严重问题，伸着腿在床上躺了七天，说什么：“你们要检讨是你们的事，我是不检讨的，要讲我也要到政治局去讲”。态度十分顽固。
从以上材料，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曾思玉、刘丰是根本不批陈，不和林彪路线作斗争的，而是顽固地站在林彪路线上，死保林彪一伙，死保自己。
积极参与反革命武装政变准备
（56）中共中央—九七二年4号文件指出：“571”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出笼以后，林彪一伙按照《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从多方面进行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借用力量”曾、刘积极参与。他们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他们进行反革命串联，为林贼篡党夺权服务；他们进行特务情报活动，向林贼密送情报。
（57）一九七○年以来，曾思玉、刘丰热衷于建设林贼家乡——林家大湾，妄图把林贼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相提并论。他们专门去林家大湾“参观”、“留念”，并一再逼下面“要敏感，这是方向问题，态度问题”。又是盖工厂、设商店、修公路、建铁路专用线，还人为地树“典型”，立“标兵”。在选择大队党支部书记时，指示“第一要姓林的，第二要林家大湾的，第三最好是林彪同房的”，仅为修复林贼“旧居”、“旧址”，就耗费国家财产三十九万余元。在所谓“旧居简介”中，极力为林贼涂脂抹粉，把林贼地主资产阶级家庭说成是劳动人民家庭，为林贼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准备。
（58）曾思玉、刘丰出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还在武汉为其修建“行宫”别墅、观鱼池、晒龟台等等。这些都是曾思玉、刘丰亲自指示市建工局×××搞的，浪费国家资金达三百二十余万元。
（59）为了吹捧林贼，曾思玉、刘丰利用职权，印刷所谓《英明的副统帅》的小册子三万五千多册流毒全国，指使湖北印刷厂偷偷摸摸赶印周赤萍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那本黑书，吹捧林贼是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直到“9·13”事件，林贼粉身碎骨以后，还在新华书店出售。
（60）九届二中全会后，为了替林贼歌功颂德，曾思玉、刘丰在审查林贼死党关光烈精心炮制的所谓某连连队史时说：“要学习毛泽东思想，首先要学习林×××指示”，他还恬不知耻地说：“林×××是这个连的第一任连长，这是我们的光荣”。一九七一年二月刘丰连文艺会演的机会也不放过，把林贼为某连题词的手书也借机搬上舞台，就是这一点，评为所谓优秀的传统节目。
（61）为了标榜林贼、“大树特树”林贼的“绝对权威”，不惜劳民伤财地于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要在武汉铁路局办公大楼顶上安装林贼手书大型霓虹灯标语，并限令“十·一”竣工，同时还准备花八十万元，在长江大桥上也安装林贼手书大型霓虹灯标语。
（62）九月初，召开人民防空会议时，不以传达周总理讲话为主，而是吹嘘林贼在东北的所谓“战略战术”，吹捧林贼“把部队带活了”，为林贼大唱赞歌。
（63）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来汉，曾思玉、刘丰把他安排到武钢和宜昌到处“讲用”，事后并把“讲用报告”印发八十万份，散发全省，拜倒在“林家王朝”、“皇太子”的脚下，追随林贼一伙大吹大擂，为建立“林家王朝”大造舆论。林立果、周赤萍到武钢，由武汉军区要人和康星火陪同，先后到四号高炉。有人还准备给林立果在炼铁厂选两个“妃子”。
（64）湖北是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的老巢，他们对湖北是苦心经营的，武汉是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一支重要借用力量。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程纪要》出笼后，林贼死党四出活动，曾思玉、刘丰也紧密配合。一九七一年五月，刘丰先与林彪死党王洪智密谋，事后窜到恩施地区，十来天的时间跑了六个县，走到那里都要看地图，把公路、河流、山头海拔高度、工厂、矿山标在地图上，并别有用心地说“恩施是湖北的大后方，是战略要地”。从恩施到来凤，他不坐汽车，要乘飞机，还特地从王洪智那里调来一架飞机领航，直飞来凤。刘丰看了来凤机场地形，测算了跑道长度说：“这个机场很好，是个疏散机场”。联系到《571工程纪要》出笼的时间背景和他们的言行，他坐飞机到来凤，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65）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王维国来武汉，进行反革命串联，刘丰批准他住在市革委会高级招待所，还从北京打来电话，要王维国“少往外跑，注意影响”，“不要急着走，等我回来”。刘返回后，请客送礼，与王密谈。王维国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我在庐山的问题，已向春桥、洪文说了，别人说错了话，就没有问题”。刘丰对此深表同情。当王维国说到“我们上海的王洪文厉害，不好对付”，刘丰及其同伙方铭却洋洋得意地向王维国传授反革命经验说：“你们连个小小的王洪文都对付不了？！谁叫你们把他捧得那么高的，是自讨苦吃，我们武汉就是把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吴焱金他们批的批、斗的斗，看他们老实不老实”。刘丰还要王维国从上海为武汉东湖招待处选十名“女服务员”。
（66）反革命武装政变《571工程纪要》中提出要“掌握空降、空运”。方铭是我军某空降部队负责人，在这种情况下，王维国于四月二十—七日来汉，不久，方铭又到上海，其中进行了什么阴谋活动，很值得深思。
（67）一九七○年四月，于新野、何汝珍来汉选“妃子”招“驸马”，进行阴谋活动，刘丰也是大力支持，紧密配合，当时在黄石就挑选了刘××为候补“妃子’。
（68）党的“九大”以后，林贼配合苏修，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制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反革命分子林立衡，在1969年到郑州、武汉大肆散布这一黑纲领。她在武汉工程兵司令部举行了座谈会，林立衡宣传说：程世清能干，有创造性，江西工作很活跃，有生气，处理万里浪的问题，处理得好。当时，江西日报发了几篇“文化大革命成果有被小资产阶级抢走的危险”的社论。林贼一伙号召向江西学习就是兜售林贼极右路线。死党刘丰和活党曾思玉忠实地推行了这一路线。
（69）陈励耘也从杭州专门派医生由一名保卫干事陪同来武汉给刘丰“看病”，还带有陈的亲笔信。刘锦平来汉时也托人向刘丰问好。一九七一年夏季，周赤萍来武汉，曾到刘丰家，刘丰夫妇也到招待所回拜周亦萍。看！这段时间，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秘密串联是何等频繁，其罪恶活动必须彻底交待！
（70）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根据《571工程纪要》拟定的“情报保障，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的反革命计划，使用安钉子、搞窃听、暗中监视等特务手段，搜集情报，掌握动态，上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71）一九六九年六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武汉，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曾思玉、刘丰故意不执行，更为恶毒的是，将毛主席的指示进行密写，交给黄永胜的老婆向林贼司令部送情报。
（72）刘丰竟胆敢布置招待处的服务员记载毛主席的谈话和活动情况，向他汇报。当陪同毛主席来的张耀祠同志发觉并坚决制止后，他仍坚持这样干。他还通过王新收集毛主席去河南的活动情况。
（73）一九七一年八月，毛主席来汉，作了重要指示，指出庐山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九月五日，林贼死党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访问武汉，中央本来没有叫刘丰参加接待，曾思玉却特意安排刘丰参加接待。刘丰在接待之机向李作鹏密送情报，联想主席在座谈会上对曾思玉说“我到你那里去时，你不在，要是你在也许好些，也许更坏些”，岂不发人深思吗？！
整干部、整群众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批陈整风是头等大事，可是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极力转移斗争大方向，整干部、整群众。
（74）一九七一年元月十七日曾思玉在省“两代会”上的发言共20页，却有一半的内容是讲清查“5·16”、“北、决、扬”。一九七一年二月九日湖北简讯第二期全部内容是曾思玉关于“一打三反”的发言节录和有关理论，以及报道他们蹲点的“六厂一校”即武锅、武重、武船、武钢“一打三反”的所谓典型经验。
曾思玉在省两代会上的讲话，首先就说：“大会批斗了‘北、决、扬’总头目胡厚民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任爱生，使大家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这次大会突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突出了阶级斗争”。真是胡说八道。他在总结发言谈第—个问题就是要抓紧革命大批判，继续深入地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把斗、批、改搞得更加深入，更加扎实。他们的批判对象不是毛主席指出的“重点在批陈”，而是重点在批胡。他说：“要把北、决、扬总头目胡厚民的三个反对、三个重建、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黑纲领批倒批臭，对这个反革命地下组织及其反革命喉舌《扬子江评论》要系统地批、深入地批，彻底肃清它的余毒。”而对林贼称“天才”的反党理论纲领和“设国家主席”的政治纲领，不仅不批，相反还极力鼓吹。
他还说：“这次大会不但揭露批判了胡厚民、任爱生三个反对、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谬论，而且还揭露了他们使用帝、修、反别动队的手段，打进来、拉出去，冒充解放军搞军队的情报等罪行”。诬蔑“胡厚民窃听由武汉到北京的电话，搞军事情报等等。这就是特务活动，他起到帝、修、反起不到的作用。”他号召：“希望同志们回去继续批判这些人的罪行，揭发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极力把批陈整风的斗争大方向往批杨（道远）、批胡这方面引，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胡说什么：“全省被打死打伤的人真是无法统计”。他还批评说：“现在有的地方对一打三反运动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抓得时紧时松，有的同志对一打三反运动甚至还有思想顾虑，顾虑什么啊？”他学林贼的口吻说：“我们湖北的阶级斗争相当激烈、复杂、尖锐，特别是武汉市经常刮妖风，说什么办过学习班了，参加‘5·16’、‘北、决、扬’不装档案，不戴帽子，不作处理，想‘一风吹’，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总要有案可查”。他操着陈伯达“湖北是‘5·16’大后方、据点、仓库、保险柜”的腔调说：“‘5·16’在全国搞了许多严重的政治案件”，“黄石有没有‘5·16’？我看不保险”，“胡厚民就是驻北京联络站的站长”。“有的‘5·16’分子跑到武汉来想躲风，你躲得了？你跑到什么地方也要把你抓回来”，“胡厚民与‘5·16’合伙。”“究竟有多少‘5·16’、‘北、决、扬’，重罪恶事实。”报告中，他号召“要加强党的领导，领导亲自动手，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打一场围歼帝、修、反别动队的人民战争”。于是，在全省、全市掀起了深挖“5·16”，“北、决、扬”的高潮，例如：武锅就搞李洪荣等同志，武重就搞李向阳同志等。
（75）一九七一年二月，中央发了13号文件，文件指出清查“5·16”要防止扩大化，也不能一风吹，清查“5·16”的重点在北京。中央规定此文件发至地、师级，可是曾思玉、刘丰却将文件扣压，不传达。相反的，却层层加码，到处查大事件，自立所谓“5·16”的重大案件，例如：武船有二十八大事件，武锅有十大事件，长办有十六大事件，国棉一厂有六大事件等等。有的甚至在车间也列什么“大事件”，把矛头指向广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
（76）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在洪山大礼堂召开全省批斗杨道远同志的大会，会后，把杨道远同志送到全省游斗。与此同时，批准方斌、秦况等七人在全市游斗。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妄图用批杨来继续转移批陈整风的大方向。更不能容忍的是精心安排黄冈地区所谓代表黄××发言，公然为林贼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为林贼狗兄、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叛徒林庆佛翻案，把这个老反革命说成是“老革命”。大会统一布置呼喊“誓死保卫林×××”的口号。在会上，把造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反的革命派，污蔑为反革命派。对于知道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曾思玉、刘丰说来，其反革命用意，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第三部分　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武汉地区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后到
活党曾思玉调离湖北阶段
在北京座谈会上，揪出了死党刘丰，对活党曾思玉，毛主席和党中央给予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评，希望曾思玉能真正转变立场，痛改前非，带头批林揭刘，以实际行动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可是曾思玉从座谈会后，在湖北继续推行林彪的极右路线，不批林，不揭刘，继续整群众，压干部，捂盖子，保自己，甚至还公然为自己翻案。
对抗党中央、篡改毛主席指示
（77）七一年十一月廿日，北京座谈会结束，当时毛主席指示：“回去无非北京那一套。”可是曾思玉回汉后，不同意省市革委会结合的群众代表参加省委扩大会，不同意向群众代表传达北京座谈会精神，说什么：“群众一听就要崩了。”张体学同志坚持说：“毛主席叫传达，就传达；毛主席叫传达到什么范围，就传达到什么范围。”在张体学同志的坚决斗争下，才不得不召集了五十八名群众代表在滨江饭店办学习班，传达了座谈会精神。
（78）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廿日，毛主席亲自指示曾思玉说：“你那里有北、决、扬，要注意政策，我跟你讲过，你不相信，你又搞过了一点。”曾思玉回汉后，首先向省委书记作了歪曲地传达：“你那里有北、决、扬，我跟你讲过，你不相信，你又搞过了一点。”抽掉了“要注意政策”这—句，掩盖他多次对抗毛主席的指示。
制造政治谣言，为七·二○翻案
曾思玉从北京座谈会回到武汉后，就制造政治谣言，为七·二○翻案。
（79）1972年3月22日上午八点，在武汉市公安学校会议室，由武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审批组组长冯行慎、群工组组长刘华阶、预审组组长舒福元等人，接见了原“百力雄师”头头和原“公检法”头头，说什么：“毛主席指示，7·20是王力他们搞的。江青同志说，当时他们想一箭双雕，我们受了他们的骗，上了他们的当。”
（80）一九七二年三月廿六日，原曾、刘直接控制的“军区三办”主任刘志，在红旗饭店向省办的骨干学习班的总结大会上说：“湖北是林陈反党集团，用派进来、拉出去的办法，苦心经营，下了本钱的借用力量，组织‘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我们要清算，他们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六七年七月，他们搞打倒陈再道，又谋害毛主席，一箭双雕。”
（81）七二年四月十一日，在首义路省二招礼堂召开的省学习班全体大会上，省学习班负责人、省“清办”主任刘志说：“对七·二〇的问题要重新认识，林彪死党三次阴谋谋害毛主席，第一次就在武汉哪，就是七·二○，他们想搞一箭双雕，既要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又要打倒陈再道。”
（82）1972年11月2日，韩宁夫书记、曹正科副主任、刘安信副主任、冯行慎组长等省、市领导人，又把原“百万雄师”和“公检法”的头头，召到汉口六合路市委招待所开会。韩宁夫说：“毛主席说了，七·二○是王力他们搞的。”曹正科插话说：“王力是前台，根子是林彪，他们想在武汉搞一箭双雕，他们想在武汉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然后说是你们搞的，你们现在想起来不怕吗？”
在七二年省政工会上，批干部、整群众，继续捂盖子
（83）1972年5月，曾思玉亲自主持召开了省政治工作座谈会。会议大讲正确，大摆成绩，大谈深挖“5·16”、“北、决、扬”，根本就不揭发、批判林彪死党刘丰。在这个会议所发的七个文件中，只有两个地方提到了刘丰。
（84）1972年5月18日，曾思玉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把林彪的极右路线说成是极“左”，他说：“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以后，林彪、陈伯达一伙又从极‘左’、形‘左’实右方面，推行他们的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妄图把反革命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
（85）1972年5月18日，曾思玉在全省政工会上，不讲在清查“5·16”、“北决扬”中“又搞过了一点”的错误，反而提出：“继续清查反革命阴谋集团‘5·16’和反革命地下组织‘北决扬’的幕后策划者和操纵者。”借此继续镇压革命群众。
1972年5月的全省政工会上，马兆昆在讲到当前主要任务时说：“有组织、有步骤地继续清查‘5·16’、‘北决扬’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他们有意转移批林整风这个大方向。
（86）秉承省政工会议精神，1972年6月中旬，武汉市召开了政工会议，会议文件《关于狠抓阶级斗争，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意见》中指出，“清查‘5·16’、‘北决扬’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揭发批判了‘5·16’、‘北决扬’的反革命罪行，查清了一些重大案件（指重大事件），挖出了坏人，掌握了一些重大问题的重要线索，为进一步查清‘5·16’、‘北决扬’组织，深挖其骨干和幕后操纵者，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有的单位对清查‘5·16’、‘北决扬’的工作抓得不够很紧，决心不是很大，也有‘5·16’、‘北决扬’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还没有挖出来”。“要经常分析和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要上挂下联，……狠批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狠批‘5·16’、‘北决扬’的反革命罪行和极‘左’思潮，狠批边反边犯的行为”，“对已经批准的批斗对象，要充分准备，组织好批斗，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鼓舞群众斗志，打击敌人的反革命气焰”，“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对阶级敌人的监督、改造和管制，严防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破坏和捣乱。对那些企图公开闹事的，各单位要发动群众，认真开展革命大批判，但不要用大字报的形式，他要搞也不让他搞。对企图在街上公开贴大字报、演讲的可由群众扭送处理”。“认真贯彻执行省委（1972）35号文件，继续重点清查‘5·16’、‘北决扬’的骨干和幕后操纵者”。“凡属‘5·16’、‘北决扬’的重大事件，都定为重大案件，报上级批准。”
（87）座谈会以后，曾思玉不是从内心感激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挽救和同志们对他的帮助，认真改正错误，而是怀恨在心。在1972年5月省政工会议上马兆昆在开幕时说：“九大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省的政治工作路线也是正确的。有人反对我们省的政治工作路线。对此，责任不在第一把手，也不在第二把手，也不怪下面的干部，但是，是我们省的主要负责人”。开幕式以后，在东湖召开了省委书记会议，会上，因为张体学同志在座谈会以后带头批判过林彪死党刘丰和活党曾思玉的“军党军国论”，就把张体学同志打成了湖北省的反党乱军分子，并责备张体学同志不该把座谈会精神在滨江饭店向五十八名群众代表传达。会上，把张体学同志整哭了。
假借中央名义举办了省学习班，在革命群众组织头头中大挖“林彪死党”、
“5·16”和“北决扬”的幕后操纵者
（88）曾思玉为了继续捂盖子，保自己，极力扭转批林整风大方向，从七二年四月十一日到七三年一月底，举办一个由省“清办”和省公安局直接控制的学习班，时间长达九个多月。参加这个学习班的有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吴焱金、杨道远、胡厚民、邓金福、钟锡钢、张维荣等，全是结合在省市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而且每个同志都要带上2～8个不等的专案人员跟着。连中央委员夏邦银同志也不例外。在学习班里还有带枪的解放军“保护”着，甚至来学习班放电影的也是公安人员。在七二年八月份，由于朱鸿霞、吴焱金等同志感到这个学习班不对头，想冲破曾思玉的控制，上访中央，事情被刘志发觉后，在八月六日晚上，出动了很多武装的解放军，岗哨密布，如临大敌，马兆昆和刘志亲自出马，搜腰包，缴本子，一片白色恐怖。
（89）刘志在三月二十六日，在汉口红旗饭店骨干学习班上说：“这次省学习班的目的，是挖林、陈死党和‘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清算‘5·16’、‘北、决、扬’的罪行”。“‘5·16’、‘北、决、扬’在湖北作怪，要把骨干和幕后都揪出来。参加学习班的人，都有点名气，有的结合以后，、成了不大不小的头头，还有群众组织的头头，有的是一般干部，有的是高级干部，有的动过，有的未动过，有单干的，有互助组，有合作社。这些人都是湖北地区多次反复的制造者。这次是一场硬仗，他们有反革命经验，破坏我们几年了，我们为什么不攻他们呢？要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能把胜利拿到手，你们要完成这一任务。你们是忠于毛主席的好干部，几年来保卫了毛主席。”“在学习班里，我们和他们是一对矛盾，我们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要起主导作用，要站在斗争第一线。”“这次学习班对象的政治性很强，他们是林、陈死党，‘5·16’、‘北、决、扬’的骨干，有的是幕后指挥，这种人是重大政治问题。”“他们的欺骗性很大，打着‘红旗’反红旗，口号极‘左’，老造反，香花派，最革命。”“这些人见过世面，参加过大大小小的、中央的、地方的学习班，有很多反革命经验来对付我们，不能拿过去那种不好的方法来对付他们。要研究他们每个人的特点，要各个击破，我们要有信心，不怕困难，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这回学习班，关于组织问题不能讲，也不点他们，叫他们自己讲，到时候再点，要注意方法、策略，目前要和他们搞在一起，要和他们面对面的斗争，要警惕他们，注意他们的行动。”
（90）在省学习班上，不批林，更不批刘丰，而是借批极“左”，专批胡厚民和杨道远、李想玉、任爱生等同志。学习班提出了所谓：“上联林彪、陈伯达，下联武汉地区历次反复，中间把自己摆进去”的口号。1972年6月7日，学习班负责人刘志在全体大会上说：“林、陈的幽灵在首义路上空盘旋。”刘志把学习班学员分为三类：一是联系自己联得好的，即敢于与林贼靠线，挂在一起的；二是尚有些顾虑的；三是不与林贼挂在一起的，就是负隅顽抗的。
（91）省学习班后期，对绝大多数学员都做了所谓的“结论”，装入档案，具体分四种情况：
一是与核心有联系，犯有严重罪行的，定为反革命分子；
二是与黑线有联系，犯有一般罪行的，也定为反革命分子；
三是与黑线有联系，有严重错误的，定为严重政治错误；
四是有一般错误的，定为一般问题。
七二年底，曾思玉在学习班用欺骗的手段抓了四个所谓样板，其中一个工人，一个学生，一个干部，一个教师，把这四个同志都带上“严重政治错误”的帽子，并推广全省，妄图把造反派统统置于死地而后快。
（92）曾思玉没有也不肯同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限。因此，他不愿意批林贼的极右，而偏偏要顽固地坚持批极“左”。直至1973年1月12日，曾思玉在中共湖北省五级干部会议上做工作报告时，还说：“林彪一伙，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采用极‘左’的手法，形‘左’而实右，是为了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对于极‘左’思潮，是应当批判的。”
违背中央首长指示，不借中央（72）42号文件的东风
（93）1972年11月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河南王新问题的42号文件。省委召开了贯彻42号文件的省委扩大会议，中央首长对这次会议作了明确的指示，“要广借42号文件的东风，联系湖北的实际，解决好湖北的问题。”
由张体学同志签发了中共湖北省委（72）号文件（是12月18日发出的），这个文件引用了中央首长的指示，并且认为中央首长的指示完全正确，要坚决执行。并把刘丰的罪状（十条）附后，交给广大群众揭发批判。这个文件下发不到几天，曾思玉从河南赶回汉口，借口此件未经他签发，就把这个文件统统收回，改发了一个把矛头对准革命群众的“刘丰罪行材料（15条）”。
（94）七二年十一月在省委扩大会上，张体学同志点了方铭的名，要他“端正态度，交代问题，彻底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线”。但事隔不到半个月，曾思玉有意安排方铭在省五级干部会上，分别在七个分会场上公开亮相并给方铭以五个头衔。
（95）七三年二月，中共中央委员夏邦银同志写信给河南唐岐山同志（中共中央委员），这封信被曾思玉非法查扣，并在三月份亲自追问夏邦银同志“写信给唐岐山干什么？”
拒不执行中央（73）17号文件精神，否定革命工代会
（96）武汉革命工代会，是武汉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革命大联合的成果，曾思玉、刘丰早在六九年十月，就把武汉工代会污蔑为《扬评》的“防空洞”，以实现他们把武汉市革命工代会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垮的目的。
（97）七三年上半年，整建工会时，中央（73）17号文件的附件——北京市委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一九五○年以来，北京市先后开过四次工会代表大会，一九六七年开过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因此，这一次定名为北京市第六次工会代表大会”。上海市委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召开了上海市革命工人造反派代表会议，一九七二年初，上海市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改名为上海市工代会……这就为召开上海市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创造了有利条件”。曾思玉没有按照这些精神办事，在湖北整建工会工作中，却把“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一笔勾销。把在七三年五月和六月，先后召开的武汉市和湖北省工会代表大会，分别定名为“武汉市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和“湖北省第四次工会代表大会”（一九五○年以来，省、市分别先后开过三次和四次工会代表大会）。这完全无视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这个历史事实。
在组织上排斥了原“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绝大部分成员。原“武汉工代会”的常委进入新产生的省、市总工会常委的只占省、市总工会常委总数的17.4%，占原“武汉工代会”常委总数的18.6%。在各基层工会的整建中，除极少数单位有极少数的原基层“工代会”的成员进入工会领导班子外，其余全被排斥在外，有不少单位连当代表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98）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对曾思玉、刘丰在九大以来推行林彪极右路线，镇压革命造反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罪行，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进行斗争。当曾思玉在整建工会又一次对抗中央精神时，就在四、五月间，开始运用“四大”武器进行战斗，曾思玉就动用专政工具进行镇压。七三年四月三十日和五月上旬，先后抓捕了詹士金和邓世普同志，接着又把长航的革命领导干部王文波同志夫妇二人，秘密搞到市外办五不准学习班。五月二十六日在东湖又抓捕了谢妙福同志。五月二十七日，从江汉路到六渡桥一带，密布数以千计的军警和便衣警察，伺机大肆抓捕。六月七日省工会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又把谢妙福、王光照、吴立春、刘玉泉、高远飞等六位同志抓到走马岭办所谓控制性学习班，直到省工会结束，才把这些同志放回来。
对抗十大精神，继续镇压反潮流战士
（99）周总理和王洪文副主席在“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对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错误作法”。但曾思玉顽固对抗，对反潮流战士和革命干部采取了抓捕、镇压的手段。
七三年九月九日上午，曾思玉在省委扩大会上传达十大精神时说：“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原则是对的，但敌我矛盾不属这个范围……你要闹，我告诉你，翻不了天，我还没有抓呢”。
七三年九月三十日，抓了聂年生同志，把他押送到咸宁。
七三年初抓了王华珍、谢妙福等同志。接着又抓了吴方义、何天泽等同志。
七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在湖北化纤厂，又下令抓了河南纺建公司的两个革命领导干部。
曾思玉在湖北抓人，直到他调离的时候，还在抓。以他的行动证明，他是顽固对抗“十大”精神。
猖狂翻案，对抗到底
（100）一九七三年九月底，省委常委给曾思王同志做四届人大代表的鉴定时，马学礼同志说了一句：“曾思玉还有上了贼船的事呢……。”可是，没等说完，曾思玉就当场站了起来，暴跳如雷地说：“我什么时候上了贼船的？！”曾思玉竟敢公开翻毛主席、党中央在座谈会上对他的错误所定的案，足见其至今还顽固地站在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疯狂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劭正茂整理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

附录十八
赵辛初同志在省直机关愤怒声讨揭发批判王、张、江、姚
反党集团罪行大会上的讲话
（1976年11月9日）

一、省委决定办夏邦银、朱鸿霞、沈复礼三人学习班，要他们彻底交待揭发与“四人帮”插手湖北的阴谋活动。夏、朱曾多次到河南郑州找唐岐山，他们找唐岐山搞了些什么活动，是什么人指使唐岐山与他们联系的？他们曾在很多场合上讲要学河南，超过河南，到底要搞什么鬼，必须彻底交待。
《人民日报》在今年先后派二批记者来湖北共五人，先二人后三人，根据《人民日报》揭发，这些人是来搞情报的。谁与这些人来往密切？那些记者的住处门庭若市，到底搞了什么活动，送了些什么黑材料，与“四人帮”有什么勾结？夏、朱在各场合说他们与上面有联系，有他们的一条线，上面支持他们，是什么线，必须交待清楚。
沈在今年四月间公开贴李先念副总理的大字报，那时候武汉这类大字报满天飞。南京贴了张春桥的大字报，马上制止。我们湖北点李先念的名，省委几次发报请示都没有着落。沈这样搞一定有来头，幕后指挥是谁要彻底交待。夏、朱等以中央委员、革委会副主任的名义公开贴大字报发号召，在武胜路把五个书记也揪去了，搞无政府主义，还插手各地县各单位。他们有一条线自成体系，这和“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有密切联系，必须彻底交待。
对夏、朱、沈等人与“四人帮”的联系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揭发，把广泛揭发与内查外调结合起来，这次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把湖北搞得不安宁的总根子挖出来，要相信群众的多数，掩盖是不行的。对夏、朱、沈等人，希望他们能按中央16号文件精神，尽快觉悟过来，交待问题，党的政策是明白的，交待清了，立场转变过来了，就好。如不能觉悟，坚持不改，责任在自己身上。
二、要放手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热情支持群众揭发。“四人帮”手伸得很长，从湖北来讲，我们有亲身体会。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党的一元化领导无法实现。“四人帮”对下面点火放火，公开与中央指示对抗。中央不叫搞串联，打招呼会议（指批邓时）江青的讲话说不传达，我们还没有回来就传达下去了，点名放火，“四人帮”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煽风点火，兴风作浪。跟大家说，我们是“信文不信章”。他们派记者到处溜，从他们据点里、他们的根据地里抛材料，造谣言，上搞中央副总理，下搞省市负责人，从几个点指挥全国，闹得全国对毛主席指示没有办法贯彻执行。说要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要把党委套住，既要你工作，又不让你工作，闹得你不好下台，最后把你整垮。在“四人帮”干扰下，我省革命、生产受到极其严重破坏，这是有目共睹的。“四人帮”在湖北的罪行必须彻底批判，肃清流毒。凡与“四人帮”有牵连，送过材料、写过信的，都要交待。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中央16号文件，已经传达学习了，有问题现在不讲，是不好的，你不讲，群众要讲，迟讲不如早讲，稳不住，拖不过，首先要交待、讲清，交待清了，讲清了，我们会按中央文件政策办的。
三、同“四人帮”的斗争一定按16号文件精神，认真贯彻16号文件，一律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各级党委要站在运动前列，与群众在一起，同时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采取强有力措施，消除派性，不准拉山头，不准搞串联，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
四、省委今年九月对省革委会部分常委作了安排决定，这个决定是有缺点有错误的，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现在宣布不算数。这方面的缺点、错误欢迎批评。
五、省里的缺点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欢迎批评。我在十月十四日的讲话有缺点错误，同志们批评，我表示欢迎并决心改进。
　　　　　　　　　　　　（此记录稿当时下发省内各基层党组织）

附录十九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2）9号（中共中央关于批转《第五次
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同意“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关于《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现转发给你们，请同陈云同志的重要批件和胡耀邦同志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起传达，认真贯彻执行。
“文化文革命”是一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直接、间接牵连的人很多，各人的情况不尽相同。中央一贯强调，对“两案”审理工作，要采取审慎的方针，严格执行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政策。陈云同志的批件，对“两案”审理工作的指导方针作了更为完整的概括，是中央处理“两案”问题的总的指导思想。胡耀邦同志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陈云同志的批件，对中央“两案”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作了充分的深刻的阐述，《纪要》则进一步加以具体化。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在此基础上，按照胡耀邦同志和陈云同志阐明的中央对“两案”处理的方针政策和《纪要》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审慎地处理本地区本部门的两案工作。
　　　　　　　　　　　　　　　　　　　　　　中共中央
　　　　　　　　　　　　　　　　　　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此件发至地、师级。胡耀邦同志讲话见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处研究室《情况通报》第150期。陈云同志的重要批件，已在胡耀邦同志的讲话中全文传达。）

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六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陈云同志就“两案”审理工作写了重要批件，胡耀邦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学习讨论了中央有关“两案”定性处理的方针、政策，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批示；分析了全国“两案”定性处理的情况；讨论平衡了“两案”中受审查的属于中央管理，省、市、自治区或中央部委一级管理的拟判刑人员和属于中央管理的拟开除党籍人员的名单；研究了“两案”定性处理的有关具体政策。
（—）
会议一致认为，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开展的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清查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基本上查清了同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摧毁了他们的帮派体系，教育、挽救了一大批犯错误的干部。这次清查运动，对于稳定政治局面，促进安定团结，分清党内是非，端正党风，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起了重大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央的领导下，“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先后召开过四次“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反复研究了关于“两案”定性处理的方针、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对受审查人员的定性处理做了大量工作，到目前为止，已处理百分之六十以上。
会议认为，这次清查运动，贯彻了中央的正确方针和“冷”处理的措施，进行得比较稳妥。但是，在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地区和部门对受审查人员的处理定性偏高了一点，处分偏重了一点，也有搞错了的；少数地区和部门也有该清查而没有清查的，有的“三神人”还在领导岗位上。
会议指出，这次清查运动，由于斗争尖锐，情况复杂，牵涉面广，持续时间比较长，出现一些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当前，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央对“两案”定性处理的方针、政策，抓紧做好审查结论和组织处理工作，妥善地解决好这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运动善始善终。
（二）
会议认为，“两案”中受审查人员的问题，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在这场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除了若干阴谋野心家以外，当时许多人说错话，办错事，或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有一些罪行，都要考虑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办法，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对“两案”受审查人员问题的处理，采取“从宽从缓”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两案”定性处理中要留有余地。历史经验证明，凡是处理过头或不留余地，就容易带来长久的后遗症。只有这样认识和处理问题，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更有利。
会议认为，在“两案”定性处理中，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面要小，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要判刑的，只限于参与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叛乱；直接策划、亲自参与阴谋篡夺省、市、自治区或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领导权的野心分子；直接策划、亲自参与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罪恶昭彰，不判刑不足以平民愤的极少数人。就全国来说，在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之后，要把判刑的人数缩小到最低限度。对于犯有一般罪行甚至比较严重罪行的，只要认罪态度较好，在历史上为党为人民作过一定贡献的，即应据情从宽处理：有的免予起诉；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暂缓处理，以观后效；有的保留党籍，给予其它纪律处分。
对犯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进行处理。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一个同志，要重在现实表现。只要犯错误的同志真诚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自己所犯错误有了认识，作了检查，吸取了教训，就应从宽处理。对少数错误严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品质很坏的人，则要给予应得的处分。
对受审查人员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要慎重掌握。行政处理不宜采取开除公职的办法。
会议指出，讲从宽是有原则的，是要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不是宽大无边，马虎了事，“一风吹”。对于确有错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本人拒不认错，甚至无理取闹的，要批评教育，如仍坚持不改的，则要从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对有罪不认罪，蓄意制造事端的，要给予严厉打击。对林彪、“四人帮”残余势力的动向应密切注意，切不可以失去警惕，要防止他们利用党的从宽政策进行破坏活动。
（三）
会议就执行“两案”定性处理政策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以下的解决意见：
1.对受审查人员的结论，可采取写实的方法。犯有罪行的，是什么罪就写什么罪，除判刑的以外，不戴“分子”的帽子；犯有错误的，是什么错误就写什么错误，一般不用“政治错误”和“严重政治错误”的定语。对于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只要把问题说清楚了，接受教训，可不作结论。
审查结论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有的问题查不到证据或证据不足的不写入结论；罪与错难以分清的就以错认定。认定问题要恰如其分，不要无限上纲。事实材料要与本人核实，审查结论一定要同本人见面。
2.对犯错误人员在作出审查结论以后，应根据其错误程度、认错态度、工作能力，由有关部门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分配适当工作或进行适当安置。有的可以分配相应的工作，有的可以降级降职使用，有的可以回到生产劳动岗位。对年老多病不能工作的，可按有关规定作离休或退休处理。
3.对受审查人员中不予起诉的和依法作出免予起诉的，都由原单位负责，或与有关部门商定，酌情安置。不予起诉人员中适合工作的，分配适当工作，除给予降级处分的以外，一般应维持原来工资；对年老多病不能工作的，可按有关规定作退休处理。对免予起诉人员在未安排适当工作以前，根据本人具体情况，每月发给生活补助费五十元至二百元，但不能超过原工资。
4.凡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军队可按有关规定执行）。
5.凡被拘留、逮捕、判刑，经审查无罪释放的，以及开除公职经复查属于开除错了的，有关工资补发问题，可参照一九八一年四月中央对湖南省委关于补发工资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复精神办理。
6.对犯错误人员给予降低工资级别处分的，一般不要超过两级。对已作过降级处分超过此限的，可按此规定改正。但原处理扣发的工资不再补发。
7.对在清查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人员，应实事求是地作出组织结论，写明主要问题和死亡情况。除犯有严重罪行畏罪自杀的以外，其抚恤和遗属生活补助按正常死亡对待。
8.受审查人员，凡不作组织结论的，本人写的检查材料退还本人，其他材料由组织负责清理按有关规定处理；凡由组织作结论和给予处分的，其错误事实材料、证明材料、本人检查材料和对组织结论的意见，应归入本人档案。
9.对判刑和开除党籍的案件，进行必要的复查（复议）时，主要是由领导上掌握，内部进行案卷审理（注意不要造成复查风），结合必要的调查研究，核实材料。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确实错了的应予纠正，定性不当、处分过重的要降下来，判刑畸重的可在适当时机酌情改判，或在适当时机提前释放。
复查（复议）工作，由原结论处理的单位负责。对军队干部已作离队处理的，不再收回军队，由军队原结论处理单位与本人现所在地方的组织联系解决。
10.有的地区和部门该清查而没有清查的，应该结合在改善党的领导、端正党风的工作中继续完成。“三种人”仍在领导岗位上的，都必须从各级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对他们的处理，要根据事实，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根据本人的态度和现实表现，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处理的方法，由组织，人事、纪律检查部门按正常的干部管理权限，一个一个地解决。对其他犯有严重罪行或严重错误该清查而未清查的，也要按照正常的手续，由原单位负责查清处理。
11.凡属中央管理的干部，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和只做结论不予处分的，报中央审批。
凡属省、市、自治区或中央部委一级管理的干部，给予判刑和开除党籍的，由省、市、自治区党委或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党组）根据这次会议精神，认真、慎重地讨论决定，报中央备案。
（四）
会议认为，对受审查人员的定性处理，是一项政策性很强、很细致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巩固清查运动的成果；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利于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四化建设。
各级党委要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要加强领导，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适当充实加强工作班子，把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
要加深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案件的处理实行从宽政策的意义的认识，进一步统一政策思想。要做好办案人员的思想工作，充分肯定他们的工作成绩，提高他们的政策思想水平，做好定性处理工作。要向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宣传“两案”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使党的政策为广大群众所理解。
要分析犯错误人员的思想状况，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教育，有针对性地做思想转化工作，教育他们正视错误，吸取教训。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和要求，要耐心听取和分析，凡是合理的、正确的要予以采纳和解决。
会议指出，在“两案”定性处理工作中，要防止以感情代替政策，防止派性干扰。要保护参加“两案”工作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不允许清查对象和其他任何人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要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从大局出发，向前看。各级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善始善终地做好这一工作，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同心同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八二年二月三日发出）

附录二十
中共湖北省委文件鄂发（1982）26号（印发《黄知真同志在第四次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
各地、市、县委，省军区党委，省委各部委，省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局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
省委同意黄知真同志在第四次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现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加强对“两案”审理工作的领导，认真学习，坚决执行中央关于“两案”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审慎地处理受审人员的问题，善始善终地完成好“两案”审理工作的任务。
　　　　　　　　　　　　　　　　　　　    中共湖北省委
　　　　　　　　　　　　　　　　　　       一九八二年四月八日

黄知真同志在第四次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根据记录整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七日

同志们：
这次请大家来开会，是为了传达贯彻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中发（1982）9号文件，讨论研究善始善终地作好我省的“两案”审理工作问题。
会议期间，大家认真学习了陈云同志的重要批件，学习了耀邦同志的重要讲话和中央9号文件。联系我省“两案”定性处理的实际，分析了情况，肯定了成绩，交流了经验，检查了存在的问题，研究了今后的工作部署，会议开得是好的。现在我就会议讨论的情况，讲几个问题。
第一，讲一讲统一认识的问题。
陈云同志的批件、耀邦同志的讲话和中央9号文件很重要。我们处理“两案”的思想认识要统一到这三个文件上来。陈云同志的批件，对“两案”审理工作的指导方针作了完整的概括。胡耀邦同志的讲话，对陈云同志的批件，对中央“两案”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作了充分的深刻的阐述。《纪要》则进一步加以具体化。
中央在处理“两案”问题上，始终考虑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因为“两案”中受审查人员犯错误和犯罪的问题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乱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而“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陈云同志在批件中指出：从全局来说，“文化大革命”，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处理这场斗争，除了对于若干个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用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所谓用政治斗争的办法，就是重在教育，分清是非，提高认识，总结经验，从而达到团结大多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目的。也就是在处理人的问题上，要持宽大方针。这是以我们党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的，也是为了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对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我们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缺乏正确认识，主要是忽视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过去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往往在局部问题上考虑的比较多，从全局考虑的少；从现象上、思想感情上考虑的比较多，从党的方针政策上考虑的少。因此，在谈到处理“两案”方针政策时，原则上表示拥护，一遇到处理具体的人和事时就想不通。我们不能这样认识和处理问题，必须从全局出发，以党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为重，正确而又妥善地处理好“两案”问题。对“两案”的定性处理，是否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是检验我们在政治上是否与中央保持一致的一个标志。
中央一贯强调，处理“两案”问题要采取审慎的方针，从一九七九年八月第一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中央领导同志邓小平、胡耀邦、陈云以及黄克诚、王鹤寿等同志，都先后作过指示、对“两案”定性处理要“从宽从缓”，处理面宜窄不宜宽，处理人宜少不宜多，尽量缩小判刑和处分的范围。要“通盘考虑，全国平衡”。要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材料要扎扎实实，处理要公平合理，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精神，严肃认真地处理好“两案”问题。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判刑的面要严格控制，要缩小到最低限度。定敌我矛盾性质要判刑的只限于《纪要》中规定的四条。联系我省实际情况，要判刑的，主要是第三、第四两条，即直接策划、亲自参与阴谋篡夺省一级领导权的野心分子；直接策划、亲自参与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罪恶昭彰，不判不足以平民愤的极少数人。属于打砸抢性质的问题，仍按中发（1978）48号文件精神处理。
对犯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人的处理，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处理的人要少，处分要从宽。只要能够检查、认识、改正错误，拥护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应从宽处理。要给处分的只是少数错误严重，态度不好，品质很坏的人。开除党籍要慎重，要从严掌握，可开除可不开除的就不开除。行政处理不宜采取“开除公职”的办法。
当然，我们讲从宽处理并不是不讲原则，也不是宽大无边、“一风吹”。是要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对于那些确有严重错误，需要给予纪律处分的，要给予处分；对少数拒不认错，甚至无理取闹，经批评教育仍坚持不改的，要从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对有罪不认罪，蓄意制造事端的，要给予严厉打击。要密切注意林彪、“四人帮”残余势力的动向，防止他们利用党的从宽政策进行破坏和捣乱。如果发现他们在政治上捣乱，在经济上犯罪，各级领导就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进行斗争。对触犯刑律的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
对清查运动和“两案”审理工作的估价问题，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指出：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开展的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清查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基本上查清了同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人和事，摧毁了他们的帮派体系，教育挽救了一大批犯错误的干部。《纪要》还指出，这次清查运动，贯彻了中央正确方针和“冷处理”的措施，进行得比较稳妥。但是在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地区和部门对受审查人员的处理定性偏高了一点，处分偏重了一点，也有搞错了的；少数地区和部门也有该清查而没有清查的，有的“三种人”还在领导岗位上。这个估价是正确的，是符合我省实际情况的。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我们根据中央的部署，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揭批查运动，对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了清查。全省立案审查的近八千人，其中拘留、逮捕审查的九百多人，隔离、离职、停职审查的近四百人，采取其他形式（如办学习班）审查的六千多人。一九七七年底以来，省委根据运动的发展情况，先后发出通知，要各地停止办“五不准”学习班；对采取监护审查措施的，除个别人经省委批准继续实行监护审查外，其余一律解除监护。各地都执行了省委的通知，对四千多人作为说错话、办错事予以解脱。对拘留、逮捕审查的九百多人也及时地进行了清查审理，到一九八○年春，共释放了六百六十余人。
一九七九年九月，在清查运动基本结束的基础上，转入了“两案”审理。全省需要审理的共有三千五百多人，到目前为止，已经结论处理了一千九百多人，占需要审理的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其中作敌我矛盾处理的（主要属于打砸抢性质的）依法判刑的一百九十多人，作内部问题结论处理的一千七百多人，其中开除党籍的一百五十多人，待结论处理的一千六百多人。
总的来看，我省的清查是比较彻底的。目前县以上的党委、政府领导班子里面还没有发现“三种人”。从执行政策看也是比较稳妥的，基本坚持了“从宽从缓”的方针，判刑和开除党籍的都控制得比较严，不予判刑和不作结论处理的都及时予以解放和解脱，拟作内部问题结论处理的，大部分还没有结论处理，省管以上受审查的24名老干部，一个也没有处理。可以说，我省的清查运动和“两案”审理工作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这对于稳定我省的政治局面，促进安定团结，分清党内是非，端正党风，调整和加强领导班子，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对部分受审查人员的处理定性偏高了一点，处分偏重了一点，也有搞错了的，个别单位也有清查不彻底的。应当指出，由于清查中斗争尖锐，情况复杂，牵涉面广，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只要我们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9号文件上来，在实际工作中按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第二，讲一讲工作部署问题。
关于工作部署问题，总的讲，要按照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和中央9号文件的精神，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积极而又审慎地搞好“两案”定性处理，争取今年十月底以前基本上完成这项工作。这里我着重讲两点：
一是对已作结论处理的案件，不论是判刑的或是作内部结论处理的，都要有领导、有计划的进行复议。复议的重点是那些给予判刑、开除党籍、留党察看、撤职处分的和明显处理错了的案件。在复议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原定事实失实，或者混淆了两类矛盾性质，确实搞错了的，要坚决纠正过来；对于定性不准，处分过重，应该减轻处分的，要降下来；可判刑可不判刑的就不判，党籍可开除可不开除的，就不开除。被错开除了公职的，要收回来；对于原结论中写上了“政治错误”、“严重政治错误”的定语或用词不当的，要采取写实的办法，作必要的修改。凡经过复议，作了改动的，审查结论和处分决定要同本人见面。手续不完备的，要补办手续。
二是对未作结论处理的案件，要按照中央9号文件精神，抓紧办理。首先要核实材料，在核实材料的基础上，按照中央9号文件精神，审慎作出决定。对于说了错话，办了错事的，只要把问题说清楚了，接受了教训，就不作结论，尽快予以解脱。
对于需要作结论处理的，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结论处理。审查结论要采取写实的办法，是什么错误就写什么错误。错误事实要与证据材料相吻合，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正确，处理恰当，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审查结论和处分决定，要按照《党章》和《准则》的规定，同本人见面，并由本人签署意见。属于省管干部的审查结论和处分决定，要求在六月底以前报省审批。
对于在押未决的案件，要抓紧审理。需要判刑的，要在五月底以前依法判决；不够判刑的，要做好工作，尽快予以释放，并由原单位负责，酌情予以安置。
第三，讲一讲有关执行政策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关于“两案”定性处理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中央9号文件已有明确规定。总的讲，这些规定是符合我省实际情况的，应该坚决贯彻执行。过去，我们在“两案”定性处理中，也遇到和处理过这方面的问题，现在看来，对多数问题的处理是符合这个精神的，但对有的问题的处理并不完全符合中央的规定。凡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就坚持，不符合的，就改过来。现在，我就大家提出的几个具体的问题讲点意见：
第一个是对犯错误人员在作出审查结论或给予处分以后的安置问题。对犯错误人员，思想教育要从严，组织处理要从宽、安排使用要慎重。要根据他们的错误程度、认错态度、工作能力，由原主管部门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分配适当工作或作适当安置。《纪要》中规定的“有的可以回到生产劳动岗位”，是指“文化大革命”前是工人、农民，“文化大革命”中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或作干部使用的那部分人，原来是干部的，还是作干部对待。对那些说错话，办错事，不作结论处理，至今没有安排或安置的，应由原单位提出意见，报请主管部门尽快予以落实。
第二个是对受审查人员中不予起诉、免予起诉或免予刑事处分的，都由原单位负责安置。个别不宜回原单位的，亦由原单位商同有关部门酌情安置。
第三个是“两案”中被拘留、逮捕、判刑，经审查无罪释放的，以及开除公职开除错了的人员工资补发问题。根据我省情况，可参照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八日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局、人事局《关于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中，补发工资的联合通知》和六月二十三日的《补充通知》办理。
第四个是对不作结论的受审查人员的材料处理问题。按《纪要》规定，本人写的检查材料，退还本人。其他材料，属于清查方面的，由组织上清理销毁；属于个人政治历史、生活作风等方面的，按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个是关于受审查人员结论处理的审批权限问题。中央纪委二办（1981）5号文件已作明确规定，我们要参照执行。属于省管干部，不论是给处分的，或只作结论不给处分的，都要报省审批。其中“文化大革命”前是工人、农民、学生或一般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结合为省管干部职务的，委托地、市、大型企事业、省直各战线审批，报省备案。结论处理工作的要求，按中纪委二办（1982）13号文件精神办理。
原经省平衡、批准判刑的，经复议需要进行改判或撤销原判的，由各地、市委决定，报省备案。
第四，讲一讲加强领导问题。
中央和耀邦同志一再强调要加强对“两案”审理工作的领导。这项工作很重要，政策性很强，牵涉面广，情况又错综复杂。因此，我们要切实加强领导，把它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并明确专人分管。“两案”审理领导小组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具体抓好这项工作，负责到底。工作班子撤了的要恢复起来，力量不足的，要适当充实。“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及其工作班子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贯彻党对处理“两案”的方针政策；了解和掌握“两案”审理工作情况，分析研究有关问题；当好党委的参谋，协调有关部门的工作，善始善终地完成好“两案”审理的工作任务。对受审查人员的结论处理，应按照党纪、政纪和法律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职责范围，分别由各职能部门办理。属于党员要作结论或给党纪处分的，由纪律检查委员会受理；属于非党干部要作结论或者给予行政处分的（包括党员干部的行政处分）由人事部门受理；属于依法处理的（包括不予起诉、免予起诉和免予刑事处分）由公、检、法机关受理；属于工作安排、安置问题，由组织、人事、劳动部门负责。要做到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各负其责，既互相配合，又互不代替。
各级党委必须明确，在“两案”审理工作中，要从始至终地宣传好党的政策，做好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党的政策为他们所理解。要保护参加清查和“两案”审理工作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要肯定他们的成绩，提高他们的政策思想水平，要支持他们的工作，决不允许清查对象和其他任何人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要做好受审查人员的思想转化工作，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帮助和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和要求，要耐心听取，认真分析，正确的就采纳，合理的就解决，错误的要说服教育，无理取闹的要批评，坚持不改的，要严肃处理。
同志们！“两案”审理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于巩固清查运动的成果，巩固和发展我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四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积极地、审慎地做好这项工作，善始善终地完成好这项历史任务。

尾　声
尽人皆知，1976年10月发生了违纪违宪的篡党窃国政变。走资派及其精英们弹冠相庆，同时编造谎言，罗织罪名，给投身文革的革命造反派扣上无数顶经过妖魔化、小丑化的帽子，又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造谣污蔑，大搞非毛化、去毛化。武汉的一些文革造反派义愤填膺，2007年5月由曹承义、柳英发、彭勋和顾建棠等酝酿、发起，2007年10月8日谢望春、杨道远、吴焱金、曹承义、柳英发、赵文成、余明生、刘传福、彭勋、林子忠、王光照、刘素珍、王小青和顾建棠等开了一个座谈会，决定写一部武汉文革史为文革正名，为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唱赞歌。大家推我做召集人，成立写作班子，定名为“1008”工程，曹承义、赵文成、王小青、彭勋等出资支助，彭勋写出“1008”工程的写作提纲，后因种种原因没搞成。但我们的决心没有动摇，当时柳英发与彭勋和我商量，先从个人写文革回忆录入手，然后以此为基础，再来写武汉文革史。
我就此开始打腹稿，2009年10月动笔。起初书名叫“文化大革命实践篇”，但在撰稿中总感到这个书名不称心。当时感受到造反派内部有的同志因在文革中特别是在“揭批查”中遭受严重打击，大有悔不当初、“生不逢时”之感，这当然也可说是人之常情。我想，我要是当林一山的“保皇”派当到底，肯定不是现在衣食无着的下场。我该不该悔不当初、哀叹“生不逢时”？不，决不。所以我就把书名改为“生逢其时”，并向彭勋请教，彭勋建议就以“生逢其时”为此书冠名。
我之所以把章标题定为“九字双行”，缘于毛主席九月九日发动领导秋收起义，九月九日又是他老人家归天之日；节标题定为“十字单行”，缘于毛主席发动领导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九字双行”同“十字单行”相加是二十八字，以示毛主席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八年，建成了令美帝、苏修敬畏，深受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爱戴的东方大国。谨以此寄寓满怀崇敬。

　　　　　　　　　　　　　　　　　　　　　作者

　　　　　　　　　　　　　　　　　　　2014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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