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顾建堂著（9-12）

tuffy05 · 发表于 2015-1-30 01:06:15

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顾建堂著（9）

作者简介：顾建棠，1931年出生，江苏省海门市人。1945年小学毕业，同年11月到衣庄当学徒。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入团，1956年入党。先后在海门县税务局、工商科、劳动科工作，1954年调到长江下游工程局青龙港护岸工程指挥所，1954年10月调南京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1955年5月调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处劳工科，1956年调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肃反审干办公室，1958年春调共青团长办团委。1959年毕业于共青团中央团校第十期，随即回长办团委工作至文化革命开始。
1966年6、7、8月，为长办“保林（长办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派”领头人。1966年10月上旬组建长办第一个群众造反组织“硬骨头战斗队”， 1966年12月26日“长办联司”成立，任一号勤务员。1967年12月任长办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76年11月至1978年1月7日，经湖北省委决定被隔离审查。1978年1月8日被捕入狱，1983年1月被判七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第十四章　“钢铁路”公然持枪杀人
　　　　　“新施总”报复炸断铁路

正在钢新两派激烈内斗时，1968年6月8日，钢工总铁路兵团蒲圻站成员违反铁道部向西安铁路局发出的“紧急通知”中关于铁路系统不得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在火车上抓了长办施工总队革委会主任邓文光等七人。事发后长办革委会先后向军区三办、省革委会办事组和武汉警司报请营救，但久未见效，6月21日，施工总队获得了铁道部的这份文件。22日，施工总队运输队张仁兴等九个工人到蒲圻车站附近张贴这份文件，蒲圻车站钢工总人员开枪打死张仁兴，致使施工总队炸断了京广线蒲圻段铁路，时称“六二二事件”。这一事件惊动了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和周总理。
第65节　急讯急电急事紧急指示
22日上午，我正在向长办革委会常委们传达曾思玉、刘丰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到会的有郭志伟、王秀林、王有秋、张炳华、严常、郑成炎、王志鹄、郑兆鳌、苏勇和办公室秘书黄炳乾等。九点左右，革委会委员、施工处的蒋乃明急冲冲来到会议室报告：“施工总队和蒲圻车站打起来了。我叫他们不要打，他们一定要打。”会议当即转而讨论此事并作出三点决定：一、事态不能扩大；二、坚决不能打火车站；三、赶快向驻军八一九九部队报告。当时只有严常不同意，他说：“矛盾就是要激化，要扩大。邓文光同志被抓至今，还没有放回来，矛盾扩大后，中央才好表态，才能解决问题。”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不同意他这种意见。
九点半，我拨打加急电话给施工总队革委会，将这三点决定下达施工总队，是谢开文接的电话。我先问情况，谢说：“蒲圻车站工总的人先开枪把我们的工人张仁兴打成重伤，现正在输血抢救。群众很气愤，我们要打车站。”我说：“不行，坚决不能打。我现在向你传达长办革委会常委会的三点决定，你记下来，向施总革委会传达，”但谢开文仍然坚持要打车站。我再强调：“坚决不能打，你们赶快向八一九九部队报告。”我随即向郭主任和常委们作了汇报。
十点多钟，办公室的李钊生急告：“施总来电话说，张仁兴死了，他们坚决要打车站，讲完就挂了电话。”我立即又打加急电话，要施总革委会副主任刘春才接，可还是谢开文接了。
谢说：“张仁兴同志抢救无效已经死了，我们一定要打车站，要和他们拼了。”我说：“一定不能打车站。”谢说：“再不打，车站上的人都跑光了。”我说：“既然都跑光了，那就更不该打。我们坚决反对。”
谢说：“他们同湖南湘江风雷勾结，湘江风雷支持他们。”我说：“你们如果有证据，马上向八一九九部队报告。”谢说：“车站我们打定了。”
我说：“我们反对，无论如何不能打，你这样做要犯大错误，请转告刘春才……”我的话还没说完，谢开文就把电话挂了。
郭志伟立马叫夏其发到军区三办报告，就说施工总队的张仁兴已被蒲圻火车站的人打死，请求军区制止事态扩大。
中午十二点刚过，武汉军区三办的朱章电话找我：“你们施工总队抓了蒲圻车站的人，使车站不能工作，影响通车。你们叫施工总队马上放人。”
我当即要施总刘春才接电话，但还是谢开文与我通话。
我问：“你们抓了车站上的人没有？”谢承认抓了。我问：“抓了多少人？”谢答：“几十个吧，现在还没有具体清点。”我说：“现在正式通知你，刚才军区来电话要你们赶快放人，我们一定坚决执行，马上放人。你要知道，你们一抓人，车站就停摆了，这个责任你们负得了吗？赶紧放人。”谢开文提出：“那我们施工总队革委会主任邓文光被车站抓去至今未放，怎么办？”我说：“你们先把车站上的人放了，邓文光同志被车站抓去的事，我们继续请求军区去搞回来。”他最后同意放人。
到了下午两点，军区三办又来电催问：“人是不是都放了？”
我又要施工总队刘春才接电话，可接电话的还是谢开文。我问：“你老实告诉我，到底人是不是都放了？”谢答：“大部分放了，还有几个主犯没放。”我要他赶快统统放了。他坚决不同意，在电话中大吵了一架，他气愤地挂断了电话。
下午三点，省革委会办事组电话找我，要我立即前去。因为施工总队切断了蒲圻煤矿的用电线路，已经六小时了，煤矿积水很深，如不恢复供电，就要出大事故，所以要施工总队马上恢复供电。我立即要刘春才接电话，我问：“你们是不是切断了煤矿的电？”刘春才承认：“是的。”
我说：“这件事省革委会都知道了，我现在通知你，你们要马上恢复供电，不得延误，否则煤矿要出大事故。”刘答应立即恢复供电，煤矿用电及时得到了恢复。
正在这时，武汉铁路局军管会韩主任找到我：“我就是来找你，你们施工总队把我们的铁路炸断了，火车停了。”我当时不敢相信，头都昏了，稍静一下就挂加急，问刘春才：“你们炸了铁路啦？！”他说：“没有炸啊，可能是六〇炮弹落在道岔上，把道岔打坏了。”
我当即向韩主任转告。韩主任斩钉截铁地说：“不对，我们的消息是绝对可靠的。”
下午四点左右，张炳华和夏其发来到省革委会办事组找我：“军区三办的朱章来电话，说体学同志有电话找你，要你马上到军区三办去。”我赶到后朱章为我接通了张体学的电话，他讲：“你们施工总队把蒲圻的铁路炸断了，总理也知道了。总理有四点指示：事态不能扩大，到蒲圻参加武斗的人员和车辆一律不得进入蒲圻地区，双方据点要撤除，要立即恢复通车。”
张体学又说：“你们施工总队抓去的车站的人，要立即统统放出来。”我当即表态：“坚决按照总理指示和首长要求办。”
下午五点多，回到长办向郭志伟主任和长办革委会常委汇报了总理的指示，同时长途加急找施工总队刘春才，可还是谢开文代接，而刘春才迟迟不来接电话。我们深感蹊跷，大家同意赵枣安的提议：“为防万一，把电话接到广播室，并由易卜吉　、刘作涵　帮助接上录音带。”
我再用长途加急找刘春才，仍是谢开文接话，我把总理的指示和张体学的要求，一字不漏地向他作了传达，并要他记录下来，马上向施工总队革委会传达，不得有误。
我还问：“我们为什么炸铁路？是怎么炸的？”谢开文回答：“我们没有炸铁路，是小炮弹打在道岔上。”我批评：“你还不说实话，周总理都知道了，你还说没有炸。现在你们赶快把铁路修复通车，抓来的车站的人统统放了。”谢开文说：“我们没有炸铁路。他们把我们的人打死的打死，抓走的抓走，就这样算了吗？你怕什么？你想当官，你怕，我们不怕。”我坚持：“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修复铁路，统统放人，这是党中央、周总理的指示，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至于邓文光被抓的事，我们已向曾、刘首长和体学同志报告了，军区正在给对方做工作。我们先把车站的人放了，反过来促使他们……”
对方的电话被石德泉　抢过去，他说：“有事找我，我们是不放人的，邓文光不回来，我们不放人。铁路我们没有炸，有事找我石老头，天大的事我石老头顶着。”
郭志伟主任接过我手中的话筒，对着话筒喊：“老石，这是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发的指示，无论如何，要坚决执行。”石德泉不回答并把电话挂了。
当晚，郭志伟、苏勇、张炳华和我通宵守夜，并多次打电话施工总队，催促他们执行周总理指示。
第66节　奉命参加“六二二”调查组
23日下午三点多，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召见我：“你马上到武汉警备区找王副参谋长，代表省革委会调查组，到蒲圻调查炸铁路的情况。到达以后，一要修复铁路，二要双方无条件放人，三要无条件收缴武器，四要把坏人搞出来。”我请求：“是不是省革委会再派一个常委同志一道去为好。”他同意，但因是星期天，办事组找不到人，张体学就说：“这样吧，你在长办挑几个人，作为省革委会调查组工作人员跟你一道去。”我又问：“双方无条件放人，是否包括被铁路抓去的施工总队革委会主任邓文光在内？”体学说：“那是当然的，双方都要执行，不管是谁，要是不放人，你打电话给我。”我表态坚决完成任务。
我领命回到长办，正在向长办革委会郭主任和常委王秀林、苏勇、张炳华、郑成炎（郑兆鳌、严常不知去向）汇报时，五点十三分，省革委会主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打电话找我：“顾建棠同志，炸断蒲圻铁路的事，总理也知道了，总理责备了我们。同志呀！我们的教训够多的啦！告诉你们的同志们，这实质上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我现在请你马上到武汉警备区找王佑民副参谋长。你去后要协助我们部队，把铁路修好通车，把情况调查清楚，必要时可以办学习班。把情况调查清楚后向我报告，你现在可以走了。”我向曾思玉表态说：“我一定遵照首长指示去完成任务。”
长办革委会遵照张体学、曾思玉的要求，决定指派苏勇、张炳华、赵枣安、夏其发、姚善勇五人跟我一起作为省革委会调查组，协助由王副参谋长率领的武汉军区调查组工作。当晚六点我们随王副参谋长出发，随行的还有省军区的余副政委和六〇九二部队一个加强营，24日凌晨六时到达。此前，王副参谋长问我：如何进施工总队？我建议：“部队不能马上进施工总队。总队的人都是铁道兵转业的老兵，正在火头上，而且还认为炸铁路是革命行动，他们手中还有武器。如部队贸然开进，有可能发生意外。大部队先在蒲圻城里待命，你和余副政委带些警卫，由我陪同进去，先找他们负责人谈谈，探探态度，要从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入手。”王副参谋长和余副政委都接受了这个建议。
第67节　调查是从查勘现场开始
我们一行人到达蒲圻人武部与咸宁军分区苗司令员会合，并在先期到达的警备区军管组长储××引导下，查勘了现场。在离车站南端五百公尺处的凤凰山下，炸断铁轨一根，长七十一公分；五十二根枕木松动。另外，在陆水大桥南端一百公尺处，有一个埋设炸药包的坑洼，据当地群众讲，施工总队的人在这里埋过炸药包，当时守桥解放军劝阻，他们不听，后来又有三个解放军前来劝阻，他们才取走。
从6月24日到7月23日，在施工总队二十九天的调查中，我发现造反派内部的派性，是造成“钢铁路”杀人、“新施总”炸路的主因；而长办联司内部的派性，严重干扰了调查工作正常进行。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和发生的一系列奇闻怪事，就是例证。
6月24日下午，我和长办的同志一起陪同王副参谋长等到达施工总队革委会办公室，由刘春才、吕杰、谢开文、牛发汉、张彬、石德泉、徐开元等革委会成员接待，并向军区调查组王副参谋长、余副政委和苗副司令员汇报。
刘春才汇报说：“铁路是我们炸的，但这是被迫的，因为这事是铁路上首先挑起的，是他们先开枪打死了我们的工人张仁兴。”
谢开文接着说：“他们打死我们的人在先，我们炸铁路是革命行动。”
王副参谋长说：“放第一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炸铁路已经超出了武斗的范围。”
刘春才同意王副参谋长单独看望了尚未放回的张怀印和黄和贵（打死张仁兴的凶手）的老婆。刘春才还主动提出；“我们来修复铁路行不行？”王副参谋长回答：“你们这样的精神很好，铁路还是由铁路上来修，你们只把铁路上的人放了就行了。”刘春才、谢开文等都不同意。王副参谋长也没有坚持，他临走前要我们几个搬进施工总队住，继续做刘春才的工作。
24日晚上，我同苏勇、夏其发到风灌队去了解情况，一进门，一个叫吕介农的工人问我：“你来了正好，我本来想到汉口找你。我现在问你，你在汉口给了我们什么指示？”我回话：“6月22号那天，我打电话给谢开文，要你们不要打火车站。”吕介农又问：“你有没有对谢开文说你同意炸铁路，还说你已转告了曾、刘首长？”我说：“没有这个事。谢开文是这样说的吗？”另一个叫张怀英的工人说：“我当面听谢开文这样说的。”这是我们到施工总队后第一次听到这一令人震惊的谎话。
后经查证，22日那天，谢开文先后三次在给风灌队的电话中谎称炸铁路请示了顾建棠，顾建棠同意。
第一次，上午十一点样子，谢开文当面对徐纯合说：“我们的人被打死了，车站上的人都快跑光了，还顾虑什么呀。我已打电话给顾建棠了，顾知道了，也转告曾、刘首长了。你们照命令执行。”
第二次，十二点多，吕介农接到谢开文打来的催问电话：“铁路炸了没有？”吕回答：“没有。”谢开文对吕说：“我们的人被抓的抓，打死的打死，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我们请示了顾建棠，顾建棠同意，并且转告了曾、刘首长。马上炸。”
第三次，下午一点左右，谢开文打电话问：“你们炸了没有？”
吕介农说；“还没有。”谢开文说：“炸铁路的事，我们请示顾建棠，顾建棠同意，并且转告了曾、刘首长。你们马上去炸。”
当晚我从风灌队回招待所，立即召集省革委会调查组和施工总队的刘春才、吕杰、牛发汉等开会。我先把曾司令员和张体学的指示作了传达，要求统一认识：炸铁路的行为极其错误，是犯法行为；现在先把铁路上的人赶快全部放了，这对铁路修复通车有帮助。
刘春才对炸铁路已开始认识到错误，但对放铁路上的人思想仍然不通。接着我叫苏勇和夏其发把在风灌队听到的情况给讲一下，大家听后都十分吃惊，刘春才、吕杰等都说：从未听到炸铁路是请示过顾建棠而且顾同意了的这种说法。
我又问：“长办革委会的三点决定，谢开文告诉过你们没有？”刘春才等都说不知道。当晚我向警备区军管组长储××汇报了以上情况。谢开文的骗局被捅开，对刘春才等思想觉悟提高起了促进作用。
25日下午，由刘春才主持召开了有吕杰、石德泉、张斌、苏勇、谢开文、牛法汉、徐开源等参加的施工总队革委会会议，地点在一〇三（施工总队工程代号，当时作为施总武装部代号）指挥部的大房子里。这个会的目的是要大家认识到炸铁路是犯法的，实质上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我在会上把曾司令员和张体学的指示作了传达。又把中央二六命令　宣读了一遍，然后我讲了话，主要内容是：“同志们可以想一想，6月8日邓文光同志被抓走后，小小的列检所为什么来挑衅？这是敌人利用了我们头头容易头脑发热的特性。我们的工人同志都是很直爽的，阶级敌人就是抓住我们弱点，叫我们发火，上他们的当。结果呢，把铁路炸了。这样一来，又直接影响到整个长办。炸铁路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施总是长办的一部分，他们就可以把我们整个长办联司搞成反革命组织，徐州一个组织就是因为炸了铁路，被作为反革命组织处理的。你们还说什么炸了铁路，邓文光同志可以早点放出来，同志们，你们又错了。炸铁路是反革命行为，邓文光是我们的头头，你们想一想嘛，邓文光不但不能出来，相反因为铁路被炸事件而可能成为坏头头。特别是这条京广铁路，是我国的南北交通干线，炸断了对国家有多大的损失呀，对国际影响有多坏呀。请大家想一想，我们应如何认识。”
会上刘春才、吕杰、牛法汉等认识到炸铁路是犯了错误，上了阶级敌人的当，张斌、徐开源不吭气，谢开文、石德泉仍认为炸铁路是被迫采取的革命行动。又经过一番学习讨论，多数同志思想上初步通了，尤其是谢开文有了明确态度。他说：“我一直认为炸铁路是革命行动，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现在经老顾同志反复说理，我现在通了，我们是上了阶级敌人的当，是犯了错误。”石德泉、张斌、牛法汉、徐开源也都表态：炸铁路是犯了错误。
在革委会成员认识基本统一后，刘春才提出：“26日下午两点半，召开全体职工大会，要承认我们犯了法，炸铁路是错误的，不能再说是革命行动了。”会上一致通过刘春才的提议。
大会准时开始，由谢开文主持，但他在大会上突然变卦，一再强调：“炸铁路是被迫的，是革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的，是革命行动。”刘春才见状，上台说：“炸铁路是犯法行为，我们犯了错误，我们犯了法。”谢开文又上来讲：“炸铁路是革命行动，是集体决定的。”刘春才最后又讲：“炸铁路是错误的，是我点了头的，不是集体决定的，也不是革命行动。现在我们认错，是革委会会议一致决定的。”
谢开文的突然袭击，群众的思想给搞乱了，大会被搞垮了。
正如王副参谋长听了汇报后所说：“谢开文这一手倒厉害，炸铁路时假冒老顾的名义，今天又在大会上谎称是集体研究的，还说什么是革命行动，这是在煽动群众情绪嘛，”经王副参谋长和八一九九部队杨营长做工作，刘春才召集革委会会议，建议释放铁路上被抓的人。26日晚上九点多，革委会内取得统一认识，并决定“明天一早把张怀英和黄和贵的老婆放还铁路”。
但在深夜十二点，刘春才得到电话告急：“运输队的丁万忠等一伙人把铁路上的张怀英毒打了一顿。”我得知后马上请求王副参谋长救护。27日凌晨一点，六〇九二部队来车把铁路上的人全部接走了。事后据牛法汉到运输队了解，打人是谢开文煽动的。吕杰也查悉：打人前，是谢开文到运输队去煽动的。施工总队革委会放人对于被炸断铁路的修复起了作用，当天下午铁路修复通车。
6月25日，严常在武汉组织了“六二二事件民办调查组”，指派了刘××和盛××26日上午赶到施工总队，并向谢开文等进行调查、交换信息。
26日上午，郑兆鳌在长办组织召开新派声援长办施总联司的上千人大会。而钢工总铁路兵团组织武装示威，并打算攻击长办大院，幸亏长江航运总公司工总头头沙云乐同志力劝铁路兵团头头杨大炮（杨全顺）只示威不攻击，流血惨剧才得以幸免。
29日开始，我们全力组织力量，主要是依靠解放军全力以赴营救邓文光等七人。工地上又出现谣言：“我们把铁路上的人都放了，铁路也修复通车了，省调查组却马上就要走了，不管邓文光他们了。”实际上，经解放军营救，邓文光等七人在7月3日平安回到施工总队。
与此同时，双方的广播又对骂起来了。为了解决问题，使邓文光等早日放出来，王副参谋长找我商量：要施工总队的广播率先降温，广播大方向的东西。我就要求施工总队政工组把广播控制好，不播送加剧气氛的东西，不管人家怎么搞，我们只广播《人民日报》、二六命令、九五命令　和毛主席指示。我还扣压了施总联司二兵团的一篇“炸铁路是革命行动”的稿子。为此，袁海还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压制群众，不让宣传六二二事件真相。
第68节　刘春才投案有人唱反调
7月12日下午，王副参谋长把邓文光、吕杰、苏勇和我找去说：“我看现在正是小刘（春才）同志自动投案的最好时机，建议你们做好小刘的思想工作。”我说：“参谋长的要求，我们可以全力去做。不过我要冒昧问一句，那铁路上开枪打死了施工总队张仁兴同志的事，怎么处理呢？”王副参谋长说：“这一点请放心，我们决不庇护，只要你们这样办了，不会吃亏的。我们这样做，不但对小刘今后的成长有好处，而且对处理整个事件有帮助。”大家都表示同意。（在刘春才投案的第二天，就逮捕了蒲圻火车站开枪的李佐基和范文夏。）
吃晚饭时吕杰见到刘春才，难过得哭了起来。刘春才晚饭后到招待所找我说：“我自己去警司投案，炸铁路我虽然没有直接布置，但是我是点了头的，所以我应该去。”我当时很心痛，又很感动，我问：“你怎么想起自己要去警司投案呢？”他说：“吕杰见到我就流眼泪，我心里明白了。”我说：“你这个行动是对的，是革命的行动。”他说：“我明天就走，现在我去准备东西。”
我当即把吕杰、邓文光、牛法汉、苏勇、石德泉找到招待所，把小刘要去投案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大家都哭了起来。
我说：“现在我们要支持小刘的行动，他这样做是对的。”
牛法汉提出开个大会讲一讲，我没有同意：“要是现在开大会，可能小刘走不成，一旦群众起哄，就没有办法了。是要让群众知道，但不是现在。小刘写封公开信，说明他自动投案的想法，由他来安定群众的情绪。这封信等小刘到汉口后再公布。”
大家同意我的意见。当晚刘春才写好了公开信，准备到汉口后再发回来。这封信我18日下午在施工总队职工大会上宣读了。
13日上午，刘春才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要到各队去转一转，但绝不透露投案的事；二是要见一见王副参谋长。我都同意了，但王副参谋长要我转告刘春才：“小刘我不见为好，你代为转告小刘，自己去，勇敢些，不能叫解放军送，一送就不叫自动投案了。”
我如实告诉了刘春才，后来刘春才与王副参谋长通了话，王副参谋长仍然肯定刘春才的行动是好样的，要勇敢些，要相信党的政策。同时我打电话给长办革委会主任郭志伟，请他明天下午在办公室等候刘春才。下午，刘春才点名要职工医院的张兴和王××两人送他到汉口。
7月14日，长办革委会主任郭志伟等陪同刘春才向武汉警备区投案。刘春才与原省委秘书长刘真、原省委副秘书长张华、原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一起，关在武汉警备司令部对面一幢小别墅中，郭志伟主任和我曾去看望两次。1969年1月刘春才被释放，回到施工总队。
第69节　刘春才投案后大起风波
7月15日，调查组完成了双方放人、铁路修复、上缴武器、刘春才投案、逮捕蒲圻车站凶手李佐基和范文夏等任务，取得并核实了书面证明和当事人的交待材料。调查组与施工总队革委会商定向全体职工报告调查情况。
16日上午，王副参谋长把邓文光、吕杰、苏勇、石德泉、牛法汉、张斌和我找去，他说：“我建议施工总队开个职工大会，把调查情况向职工作全面介绍，先由一〇三指挥部王俊武和谢开文讲，然后由知情人出来作证，最后由施工总队革委会负责人作调查报告。如果群众在这种情况下要扭送王、谢，我们不阻止；如群众没有动作，不布置不鼓动，目的是让群众知道炸铁路是怎么一回事。”大家一致同意大会由邓文光主持。
16日晚上，在施工总队招待所，邓文光主持召开了施工总队革委会成员、各职能小组组长和调查组成员的联席会议，警司军管组的老储、六〇九二部队的张连长也到会。研究决定：17日下午三点召开职工大会，先由谢开文、王俊武交待指挥炸铁路的事实和经过，再由一〇三指挥部通讯员、风灌队的吕介农和起重队的几个参与者出来作证，最后由牛法汉代表施工总队革委会报告调查情况。大会由邓文光主持。我还提议搞个录音。
17日下午大会准时开始。邓文光主持，有一千多人到会，六〇九二部队领导和警司军管组储同志参加大会，大会按预定议程进行。王俊武在大会上说：“我指挥炸铁路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有人告诉我的，不过我现在不讲。在这个人没有觉悟之前，我承认炸铁路是我指挥的，一切责任由我承担。”谢开文在交待炸铁路经过时说：“炸铁路犯了错误，我去投案，但我永远忘不了我们施总联司的广大战士。我犯了罪，但不许老保们拍手称快，不许张魁元、展孟利等走资派高兴，我愿去投案，愿接受处分，战友们不要为我难过……”
王、谢两人发言的时候，严常的民办调查组成员刘××、盛××一直在场内走动。牛法汉上台介绍情况时，会场内以丁万忠、袁海、张建国、肖航为首的部分人起哄，上台夺了话筒，大叫：“为什么要处分谢开文？为什么要搞录音？”他们抢走了录音器材和记录本，并同警司军管组储同志干起来了，大会完全被搞乱了。
下午六点多，丁万忠、张建国带领二百多人冲进招待所我们的住处，抢走了我们的记事本、一部分六二二事件原始证明材料和电话记录本。晚上八点多，丁万忠、张建国等人把省革委会调查组成员、长办的杨立人和李大川抓去搞了一通，又把谢开文抢到运输队保护起来，同时在我们的住处通宵放哨，对我们进行监控。
17日晚八点，王副参谋长通知我们：他决定在18日上午再开职工大会，由他来作形势报告。
18日上午八点，王佑民副参谋长作形势报告，到会的有一千多人，此时严常率领六二二事件民办调查组其他成员也到达施总，王副参谋长做报告时没人起哄。下午三点，大会继续，也有一千多人与会。我介绍六二二事件调查的全部内容，并宣读了刘春才给全体职工的公开信。我讲话时，严常派来的六二二事件民办调查组成员刘××、盛××等一直在下面活动。五点多我刚讲完，运输队的丁万忠就跳到台上责问我：你到施总来开了多少次黑会？你能不能代表省革委会？为什么要监视谢开文？为什么刘春才到到警司投案事先不给我们讲？为什么昨天大会要搞录音？为什么不让我们宣传六二二事件真相？为什么不到群众中听意见？铁路上打死张仁兴的人到底抓了没有？为什么要把黄世忠、王英绍、颜卫等长办大院的干部结合到施总革委会来？
紧接着丁万忠带领一伙情绪激动的人围攻、驱逐王副参谋长，王佑民副参谋长把椅子重重一顿，严词斥责丁万忠：“我也有造反精神，谁敢再放肆！”丁万忠等才下台去。
19日下午，邓文光拿着中共中央给广西的“六一三”加急电报来找我：“你看到过这个文件没有？”我说：“我没有看到过。你这个文件从哪里来的？”邓答：“是工程大学刘永熹　给我的。”邓又问：“武汉新中原‘五三’事件还没有处理嘛，你为什么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说：“同志，你不要冲动，我们来这里是贯彻周总理指示，按省革委会首长的要求办事。炸铁路十分错误的，实质上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我不能包庇这种事情。”邓说：“我病胡涂了，被他们关了二十多天关胡涂了，把自己的同志当敌人来打，出卖了我的同志。我现在要求你把小刘弄回来，办学习班也可以，在这里办解决问题。”
他说着说着，痛哭失声，昏倒在地。我手足无措，心想一个头头投案去了，一个头头眼看昏死过去了，我也痛哭起来，一面掐他的人中一面死命喊他的名字。稍后他醒过来了，他仍要我还他的小刘。我对他说：“好，我回去向首长汇报，请求把小刘放回来，在这里办学习班解决问题。”他才让人把他从地上慢慢扶了起来，送进医院。
20日下午六点多，我同牛法汉、苏勇、张斌等向王副参谋长汇报后，在六〇九二部队帮助下，由警司派专人连夜护送我赶到军区三办。次日凌晨郭主任、赵枣安、黄炳乾等来到三办，我向他们作了简要汇报。郭主任介绍了严常、蒋乃明、苏鲁平等在长办大院内开大会、贴标语和大字报，声称“不准出卖施总联司”、“打倒陈独秀式的人物”、“打倒老机”、“还我战友”。
21日中午，我向张体学作了汇报。他说：“你和王副参谋长在六二二事件调查工作中的做法都对头，没有错。严常在长办大院内搞你，说你是‘老机’，我也知道了。他们还准备把六二二事件交新派处理，我批评了他们。你回去告诉严常，他这样做是极为错误的，就说是我讲的。”我向体学请求：“小刘能不能暂时放出来，到工地上办学习班，因为工地的群众闹得很凶。”体学说；“姓刘的小伙子表现很好嘛，自动投案是正确的。这小伙子是要受一下教育，对他将来工作有好处。在警司好，放出来反而不好。”
下午回到军区三办，把张体学的话都向牛法汉、张彬作了传达，请他们转告邓文光。
22、23日，我先后向长办革委会常委会（严常不知去向，未到会）、长办革委会扩大会（扩大到二级单位革委会成员）汇报了六二二事件调查过程。
23日下午，召开了长办全体职工大会，我向大家汇报了六二二事件的全部调查内容。

tuffy05 · 发表于 2015-1-30 01:07:08

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顾建堂著（10）

［作者：顾建堂转贴自：本站原创点击数：923 更新时间：2014/7/1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作者简介：顾建棠，1931年出生，江苏省海门市人。1945年小学毕业，同年11月到衣庄当学徒。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入团，1956年入党。先后在海门县税务局、工商科、劳动科工作，1954年调到长江下游工程局青龙港护岸工程指挥所，1954年10月调南京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1955年5月调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处劳工科，1956年调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肃反审干办公室，1958年春调共青团长办团委。1959年毕业于共青团中央团校第十期，随即回长办团委工作至文化革命开始。
1966年6、7、8月，为长办“保林（长办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派”领头人。1966年10月上旬组建长办第一个群众造反组织“硬骨头战斗队”， 1966年12月26日“长办联司”成立，任一号勤务员。1967年12月任长办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76年11月至1978年1月7日，经湖北省委决定被隔离审查。1978年1月8日被捕入狱，1983年1月被判七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第70节　六二二事件的调查报告
调查处理工作结束后，又完成了调查报告，上报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副主任张体学。六二二炸铁路事件性质严重，影响极大，有必要根据我保存的原始记录本，详细讲述该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以便人们了解事件真相。
六二二炸铁路事件调查工作从6月24日到7月23日，历时二十九天，完成了省革委会曾思玉主任、张体学副主任交给的四项任务。26日施工总队释放了蒲圻火车站的两个人，27日铁路修复通车，7月3日蒲圻火车站释放施工总队邓文光等七人，7月5日施工总队上缴全部武器，7月14日施工总队刘春才主动到武汉警备司令部投案，15日蒲圻火车站李佐基和范文夏被逮捕。
一、炸铁路的起因——蒲圻车站枪杀施总工人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钢新争斗，钢工总铁路兵团蒲圻站人员仗势向蒲圻城关扩张，城关的新派受压，向长办施总联司求援。蒲圻站不敌施总联司，扩张受阻，心怀不满，伺机报复，遂于1968年6月8日在火车上抓住了施工总队革委会主任邓文光等七人。事发后长办革委会先后向军区三办、省革委会办事组和武汉警司报请营救，但久未见效。6月21日，施工总队获得铁道部发出的关于“铁路系统不得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文件，22日早晨七点半左右，施工总队运输队的张仁兴、胡德兴、张仁春、林礼维、张光炎、何云飞、陈运清、邹清明、胡金山九个工人，到蒲圻车站附近张贴铁道部的这份“紧急通知”。而蒲圻车站的李佐基、范文夏为阻止张贴，竟朝张仁兴开枪，致张仁兴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总队革委会会议上没有人提出炸铁路
当时，施工总队革委会正在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播放中央首长关于四川省成立革委会的讲话录音。八点左右，张仁兴被车站上的人开枪打成重伤的消息传到会场，参加大会的施工总队职工当即一跃而起，各自奔向施工总队的阵地前方。石德泉手拿手榴弹往前冲去，并对王俊武说：“给我打。”这时刘春才、牛法汉到小学三楼去了。
大约在九点，在一〇三指挥部的王俊武用电话布置切断蒲圻车站南北路段：风灌队到车站北端牛角山把守，起重队到车站南端凤凰山把守。王俊武布置完后，总队革委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到会有刘春才、谢开文、牛法汉、张彬、王俊武等，吕杰去看张仁兴，没有到会。会议决定：用装甲的柴油机车头开进车站冲他一下，丢几个手榴弹就撤回来，不要停留。会上没有人提出炸铁路。
九点半左右，王俊武在一〇三指挥部又召开了一次支队长会议。王俊武问：“各队是否都已进入预定地点？”大家都说已经进入。接着王俊武布置具体任务：风灌队守牛角山北段，起重队守凤凰山南段（负责人杨巨国还没到会），土石队守中段，任务是阻击对方的增援队伍和防止车站的人逃跑。这次会议上也没有人提出炸铁路。
三、刘春才应王俊武之请同意炸铁路
支队长会议刚散会，起重队的杨巨国赶来了，一进门看到王俊武手上拿着一张32开的白纸在画地图。王俊武见杨巨国来到就对他说：“万一情况危急，他们援兵来了，就把铁路炸掉，现在做好准备。”
杨巨国踏着自行车回到队里，找到唐科德传达了王俊武的命令，同时把五包炸药（每包两公斤半）交给了唐科德，要唐马上送到起重队的阵地上，交给张贤木、单良才。起重队的张贤木在阵地上召开了战斗组长会议并分了工，把炸铁路的任务由唐毅传给唐辞联，唐辞联决定由田应清、杜邦卫两人负责点火起爆，但说明没有一〇三指挥部的命令不能点火。
上午十点多，一〇三指挥部的通讯员周国钧、王政荣刚从搬运站传达撤退信号（手榴弹响声后放音乐表示撤退）回来，正在吃饭，武装部的吴刚来对周国钧、王政荣说：“王俊武有紧急任务找你们，快去。”周、王二人赶紧到一〇三指挥部，王俊武对他俩说：“现在有一个紧急任务要你们去完成：命令起重队马上把铁路炸掉。要炸就要炸狠些，以炸断为原则。越快越好。”周、王二人奉命顺着电厂过去，由廖全华用机枪掩护前往传令，把命令传给了李才多，李传给张贤木和单良才，再传给唐辞联，唐就叫田应清、杜邦卫两人去炸。因炸药量不够，没有炸断，时间是上午十一点。
唐辞联向张贤木报告铁路没有炸断，张派姚臣珊回队部再拿炸药，同时对姚臣珊说：“再请示一下，如要再炸就拿炸药来，如不炸了就不拿。”姚回到队部，向杨巨国、唐科德、孔庆荣、蔡中林汇报铁路未炸断的情况。当时杨巨国问：“谁叫你们炸的，我们怎么不知道呢？”姚臣珊说：“是一〇三指挥部通讯员到阵地上传达的王俊武的命令。”
听姚臣珊说完，杨巨国同姚臣珊去拿炸药。正在这时，一〇三指挥部打来电话，要杨巨国去开会，杨把13.5公斤炸药交给姚臣珊后就去一〇三指挥部开会，姚臣珊扛着炸药正要走，孔庆荣提出再请示一下指挥部是否再炸，就由蔡中林用电话请示：“第一次未炸动，怎么办？”指挥部回答说：“呀！还没有炸掉？继续炸，继续炸，马上炸掉。”（这个发话人据蔡中林说是王俊武）得到这个命令后，由孔庆荣、姚臣珊、姚文光、郑家年四人把13.5公斤炸药送到前方阵地，取出6公斤包扎一个炸药包，埋在铁路底下，准备再炸。
姚臣珊、孔庆荣等四人走后不久，杨巨国回到队里，他对大家说：“一〇三指挥部会议决定，还是要继续炸。”（事后调查，杨说这次会议是王俊武主持的。但王俊武说：“没有开会，是我在电话中请示刘春才，刘同意后，下令开炸，炸完后就分批掩护撤退。”）这个命令由杨巨国传给了曾道才，再由曾道才传给张贤木和单良才，张贤木又传给唐毅和唐辞联，最后由唐辞联、单良才、田应清三人在蒲圻车站以南凤凰山脚铁轨上点火爆炸，时间是6月22日下午二点多。
施总工人李冬至在一〇三指挥部听到轰的一声巨响，看到王俊武手一拍手说：“好！铁路炸啰！”李冬至问：“你炸铁路啦？！”王俊武回答说：“你懂个毬。”
四、风灌队抵制王俊武、谢开文炸铁路的命令
6月22日上午八点多，王俊武打电话给风灌队，是吕介农接的电话。王说：“你们马上带一个班到牛角山去，任务是阻击，不让车站上的人跑了。”吕介农当即向徐纯合作了传达，徐决定由颜卫带一个班到达牛角山。
九点多，王俊武第二次打电话给风灌队，是徐纯合接的电话。王说：“你赶快送一包炸药到牛角山去。”徐问：“为什么？”王俊武说：“桥头堡已被人家占领了。你们把炸药包送到铁路桥那边，如果汉口来车增援，你们先鸣枪警告，如果他们不听，强行通过的话，你们就把铁路炸了。”
不久，王俊武第三次来电话催促：“赶快把炸药包送去，汉口来车，先鸣枪警告，不听就炸铁路，”吕介农接电话后就叫李生德装了一个3公斤的炸药包送到牛角山，并传达王俊武的命令。
十一点左右，王俊武第四次打电话给风灌队，是吕介农接的电话。王说：“现在命令你们，马上把铁路炸了，炸了后马上把队伍撤回来。”
吕介农听了电话，不敢答应，就找徐纯合等商量。经过一番辩论，大家想不通，由徐纯合打电话给王俊武：“我们想不通。”他放下电话后到一〇三指挥部当面问王俊武：“是不是你下命令炸铁路的？”王说：“是的。”徐纯合以商议的口气说：“是否等他们来了人再炸，”王说：“不行，马上炸，炸了后把队伍撤回来。”徐纯合又说：“他们人来了，先鸣枪警告，他们不听，我们再炸。现在他们人还没有来，马上炸铁路，道理上说不过去呀。”王俊武气愤地说：“这是命令，马上炸。”
徐纯合只好回队传达，经大家激烈讨论，一致认为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坚持不同意炸。当即由徐纯合打电话给一〇三指挥部，是谢开文接的电话。徐说：“我们都不同意炸，为什么要马上炸？”谢答：“武汉马上有人来增援他们，照命令执行。”徐问：“来了多少人？”谢说：“我们搞不清楚，你们照命令执行就是了。”
徐纯合仍不放心，第二次蹬自行车到一〇三指挥部问个究竟。徐到时谢开文和张斌在场。徐纯合问：“武汉到底来了多少人？”谢开文答：“不知道，反正你们把铁路炸了就是了。”徐纯合说：“马上炸没理由，军队可能要开枪。牛角山那边我们有一个班在把守，要是他们真的来了，我们可以用机关枪扫，何必一定要马上炸呢？”谢开文说：“我们的人被打死了，车站上的人都快跑光了，还顾忌什么呀。我已打电话给顾建棠了，顾知道了并已转告曾、刘首长了。铁路我们一定要炸，你们照命令执行。”徐纯合回队后，感到事情难办了。
十二点，徐纯合和谭友俊一起到牛角山找颜卫商量。徐、谭二人刚走，王俊武第五次打电话来催问：“铁路炸了没有？”吕介农回话：“没有。”
稍后，王俊武第六次打电话催问：“铁路炸了没有？”吕介农回话：“没有。”
十二点多，第七次是谢开文打来电话催问：“铁路炸了没有？”吕介农回答：“没有。”谢开文对吕说：“我们的人被抓的抓，打死的打死，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我们请示了顾建棠，顾建棠同意，并且转告了曾、刘首长。马上炸。”“马上炸？”吕介农立即告诉了张怀英，张说：“一〇三指挥部可能从大局出发，干脆就炸吧。”这话一出，当场遭到群众反对，又展开了一场争论。张怀英只好派高东武、李明彩二人去追赶徐纯合和谭友俊，转告他们：“没有家里的命令，不准炸，待命。”
高东武、李明彩走后，沈廷贵不放心，又到一〇三指挥部去问个明白。约十二点半到达一〇三，只看到一〇三一片混乱，并听到说：已经炸了，两包炸药没有炸动。沈廷贵说：“当时心想反正已经炸了，再反映也没有用，所以我转身回队。”
下午一点左右，一〇三指挥部第八次来电话，是谢开文打的，他问：“你们炸了没有？”吕介农说；“还没有。”谢开文说：“炸铁路的事，我们请示了顾建棠，顾建棠同意了，并且转告了曾、刘首长。你们马上去炸。”
不久，谢开文第九次打电话来催问：“炸了没有？”吕介农说；“还没有。”谢开文责问：“南边已经炸了，你们北边为什么还不炸？马上给我炸。”于是风灌队再一次派汪正天和乐家红到牛角山传达谢开文的命令：“马上炸。”
下午一点多，高东武、李明彩比徐纯合和谭友俊先到达牛角山阵地。因为高、李二人走的是开阔地，路程短；而徐纯合和谭友俊绕道而行，路程远，下午三点才到达。高、李二人对颜卫说：“没有家里的命令不准炸，待命。”这时阵地上争论起来了，正在这时，汪正天和乐家红也赶到了，向颜卫传达谢开文的命令：“把铁路炸了，把队伍撤回去。”
颜卫受命后宣布：“我开枪就不炸，丢手榴弹就炸。”当即有几个工人把颜卫围住了高喊：“不能炸！”
乐家红再次对颜卫说：“一〇三指挥部的谢开文说，炸铁路顾建棠已经同意，并转告了曾、刘首长。”颜卫听完后说：“那就炸吧。”恰在此时徐纯合和谭友俊赶到，徐纯合对颜卫说：“先把队伍撤回去再说。”
下午三点，风灌队干部段建祥对刘春才说：“我们不同意炸。”刘春才说：“还是要炸。”段建祥警告说：“炸了不好办。”刘春才这才说：“好，算了，不炸了，把人都撤回。”
下午四点多，颜卫和张怀英来到一〇三指挥部交换意见，在场的有刘春才、谢开文、张斌等人。颜卫汇报了没有炸铁路的情况。张斌说：“开始叫你们炸，你们不炸；现在再炸，性质就变了。”刘春才则说：“当时要你们把铁路炸了然后撤回，是考虑到你们人少，撤回早些可以避免伤亡。等他们来人时，我们把水电站闸门打开，他们就过不来了，你们只要守住七号阵地就行了。”
就这样，由于风灌队工人群众的多次抵制，避免了北段铁路被炸的灾难。
关于六二二事件本身，我当时的调查记录就是这些。

第十五章　借清队　之机秋后算帐
　　　　群体反复旧由此激起
曾思玉司令员、刘丰政委主政湖北，一开始，对造反派确实是支持、保护的，但这是出于“奉命”和当时的形势。当造反派出现某些政治幼稚病的时候，曾思玉未能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指示办事，而大为恼火，从敷衍、忍耐、反感、讨厌、憎恨以致全盘否定。军区内有影响的保守派人士乘机火上浇油，鼓动对造反派痛下杀手。“解放”出来结合到省、市革委会中的某些地方领导干部，没有真正地从思想上站过来，一朝复出，故态复萌，在军队干部面前煽风点火，添油加醋，曾司令员越发怒不可遏，就与他们连手，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利用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大中学校等上层建筑机构的时机，对造反派实行“秋后算帐”。
此事早有谋划。据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马兆昆1974年3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向造反派揭发：“1968年2月，根据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化民的指示，我们整了杨道远、朱鸿霞、胡厚民、彭勋、郭保安的黑材料。李化民还对我讲：我跟徐健讲了，整了材料后，上报给曾思玉、刘丰、张玉华、李化民等人。”
武汉军区政治部三办徐健1974年3月与马兆昆同时揭发：“曾、刘通过张玉华向我们了解造反派的动向，口头讲的是不要出现反复，巩固大好形势，其实就是了解了动向就好整人。”
因七二〇事件是党中央、毛主席定的案，他们不能也不敢翻案；以“三钢”、“三新”为代表的武汉造反派，又是党中央、毛主席点名肯定的，无法从正面下手，只好等待时机。1968年5月25日，党中央、
毛主席发出了在全国开展“清队”的指示，曾、刘首长乘机承接王任重“秋后算帐”的衣钵，打击造反派。接着党中央发出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曾思玉、刘丰向各单位派遣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过革命口号，以“工宣队”、“军宣队”的名义，开始了文革中第三次对造反派的大规模镇压。
1968年8月18日派出第一支工宣队进驻武汉钢铁学院，到当年12月30日，数以万计的工宣队员进驻了武汉全部23所大专院校，80所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湖北省直和武汉市直机关，各工矿、文卫事业单位和中央在汉单位，黄冈、孝感、荆州、宜昌、咸宁、襄樊、郧阳、恩施八个地专机关以及72个县直机关。大部分工宣队员为原百万雄师成员，军代表为领导。
在实际运作中，他们歪曲毛主席、党中央派工宣队的宗旨，抓住造反派的错误，借清队之机，严整狠治，在造反派中抓阶级敌人，导致全市造反派群情沸腾。1969年3月开始，武汉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反复旧”运动。
第71节　曾主任异化工宣队方向
由于北京个别高校中的两派武斗不断，迟迟未能实现大联合、三结合，1968年7月26日，党中央、毛主席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北京各大中学校。
1968年8月25日，经毛主席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明确指出：“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以及那些还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的工人不要参加（工宣队——作者注）……进校后，都要认真学习和正确掌握毛主席的政策，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贯彻‘七三’、‘七二四’布告，作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对两派组织先作调查研究，不要匆匆忙忙地轻易表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发现和团结那里面的学生、教师、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共同工作，推动教育革命。”
这个《通知》的核心精神是正确掌握运用毛泽东思想，实现工人阶级领导；任务是帮助、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发现、团结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目的是促进、保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巩固发展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成果。这就是工宣队的方向、任务和目的。然而时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曾思玉和副主任刘丰，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当“马蜂窝”狠捅，把各级革委会成员当“马蜂王”狠打，工军宣队奉命照办。我不说别的，只说曾、刘派出的工军宣队在长办的作为。
1968年12月8日，武汉军区和省革委会派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工（军）宣队大约有上百人，工人占多数，指挥长是武汉军区炮司所属高炮团的郭团长、王副团长，武汉重型机床厂姚××、武汉锅炉厂许××和武汉461厂张胖子为副指挥长，领导长办的“斗、批、改”。我当时作为省革委会常委，事前一无所知。
12月9日，就是工（军）宣队进驻的第二天，原百万雄师长办造委几个人，用榔头和石块狠砸毛主席塑像，长办联司的人进行阻止并向工（军）宣队报告，可是工（军）宣队迟迟不来，直到发展为群体争斗，才来劝阻。但这几个人的狂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工（军）宣队的批评和谴责，工（军）宣队反而热情接待，并倾听那几个原百万雄师成员“诉苦”，其倾向性显露无遗。
工（军）宣队根本不把新生红色政权——长办革委会放在眼里，就像全国解放之初接管敌伪机关那样。郭指挥长不听我们半点汇报，12月9日，气势汹汹地召集长办革委会及在汉院、校、处、所、室、站、队革委会成员开会宣布：1.革委会成员都要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2.革委会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回原单位，接受再教育。就这样，经国务院授权、武汉军区党委批准的三结合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革命委员会，按当时他们的说法，已经“一锅端”了。
12月10日，长办革委会（除郭志伟外）全体成员和二、三级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长办革委会各职能部门负责人，都被送到武昌宝通寺内洪山宝塔下的高炮团驻地，集中办学习班，不准回家。如家有要事，经请假批准方可回去，但必须按时归队。同时还在长江科学院、长江工程大学、勘测水文处和规划设计处等二级单位开办学习班。在学习班内，各级革委会成员、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和造反派骨干都成为清队运动的对象，工（军）宣队队员是“动力”。采取小会揭，大会批的方式，什么武斗打人，什么抢枪乱军，什么揪“武老杨”就是反解放军……在学习班外，工（军）宣队以派划线，以原百万雄师成员以及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为“动力”，控诉文化大革命，把各级革委会打成大大小小的“马蜂窝”，把革委会的主要成员打成“马蜂王”，并号召狠捅“马蜂窝”，活捉“马蜂王”。一时间，谣言四起：“长办革委会是没有批准的冒牌货，长办夺权是黑手李守宪操纵的。”“郭志伟和王秀林是叛徒。”“王有秋是假党员、特嫌。”“李镇南是潜伏特务。”“长办联司是北京联动在武汉的联络站。”“顾建棠是六二二炸铁路的幕后指挥。”
在学习班里搞人人过关，郭指挥长要我们全体学员“批派性、斗私心、挖野心”，搞背靠背揭发，搞斗私批修、活学活用讲用会，总之要我们自己把自己搞臭、搞垮。
我是学习班中重点的重点，王副指挥长要我交代四大问题：1966年12月绑架林一山是想把他搞死；李守宪这只黑手与你的黑关系；刘贺春是他杀，你为何包庇凶手？1968年6月施工总队炸铁路，你在幕后怎么操纵的？这全是要置我于死地的诬陷，对此我写了长篇“交代”，一一用事实驳回。
工（军）宣队的种种作为，把文化大革命中新生的各级革委会搞垮，各级革委会成员被诬陷，职权全被夺走，文革积极分子全被整肃，而原先已经解体的反文革保守派被重新集结，借尸还魂，重新掀起反文革恶浪。广大群众和领导干部对工军宣队由相信到怀疑、反感、埋怨，再到愤怒，甚至有些原站错队的人也不甚赞同工军宣队这种做法。
我当时曾对好多人说过：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我都参加了，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都受表扬奖励，从不会挨整；而这次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怎么受到如此整肃打击呢？许多老干部对此也有同感。
3月中旬开始，在洪山学习班学习的长办各级革委会成员明里暗里不听学习班领导的指挥，有的自行下山逛街，有的打一声招呼就回家，工（军）宣队的权威受到了无声的反抗和挑战。这是反复旧的先兆。
第72节　保文革成果进行反复旧
1969年3月上旬，王志鹄参加武汉市三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学习班回到洪山学习班说：“武汉造反派都在受压，都被当‘马蜂窝’捅，清队是专整造反派。张昭剑在事先没有和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通气的情况下，强行解放了辛甫（文革前任武汉市委组织部长，百万雄师的幕后操纵者）。”他还说：武汉市革委会散发了一本介绍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经验的小册子，其中有一句遭批判的话：“造反者被造反”。
两天后，我参加了省革委会常委会议，听到张立国、杨道远、朱鸿霞、龙铭鑫等都讲到造反派头头被轰、被批，工宣队进驻的单位，“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这是复旧。因为我已有三个来月在学习班，没有机会与朱鸿霞、胡厚民、吴焱金等接触，所以他们正在酝酿“反复旧“行动，我全然不知。但对照进驻长办工（军）宣队的做法，越发想不通：为什么把经正式批准的长办革委会当“马蜂窝”来捅？为什么把革委会成员都当阶级敌人来搞？为什么原百万雄师的人公开造谣说老红军郭志伟是叛徒，工（军）宣队却听之任之？多次得到省革委会和军区领导肯定的长办革委会的工作，为何被说得一无是处？为何以派划线搞“清队”？凡此种种，促使我认定工（军）宣队的指导思想有问题，他们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在搞复旧。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69年3月27日开始，我就在体制内反复旧。
1969年3月27日下午，我和张炳华、王志鹄、郑成炎三人到军区三办反映长办的情况，徐健接待了我们。我向他讲了工（军）宣队进驻长办后，出现了叫人想不通的几个问题：
1.为什么对革委会不是补台，而是拆台？长办革委会是国务院授权武汉军区党委批准的新生红色政权，成立后的工作多次得到省革委会领导的肯定。工（军）宣队一进长办大门，不作任何调查研究，把我们三级革委会成员和职能部门负责人都弄到洪山上办学习班，将职能部门工作人员都赶回原单位，革委会剩下的只有一块牌子，名存实亡。
2.为什么不领导学习班搞“斗、批、改”？在学习班里，工（军）宣队不引导学员们去斗走资派、批刘邓修正主义路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而要学员批自己的所谓派性，斗自己的所谓私心，挖自己的所谓野心。许多人按要求认了错，作了深刻检讨，还是不能过关，硬是要学员们承认“造反为当官”、“夺权有野心”，硬是要你自己把自己搞臭。
3.为什么纵容支持别有用心的人造谣？在学习班外的长办大院内，原百万雄师的人造谣：“长办革委会是没有批准的冒牌货”，“是一派掌权”，“是法西斯专政”等，进而诬陷革委会主任郭志伟是叛徒，常委王秀林是叛徒，常委王有秋是假党员、特嫌，委员李镇南是潜伏特务。工（军）宣队明知这是造谣诬陷，却不表态而默认。
4.为什么把革委会打成“马蜂窝”？在工（军）宣队支持下，大会批，小会揭，大字报、大喇叭一起上，把三级革委会都打成“马蜂窝”，革委会主要负责人都成了“马蜂王”。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头头，都被炮轰、被批判、被贴大字报，在名字上打红叉叉，搞得造反派人人自危。只要造反派之间一接触，就扣上“搞派性”、“搞小动作”、“反清队”等帽子。
5.为什么以派划线搞“清队”。？工（军）宣队进来之前，长办革委会已有专案组，其成员70%是造反派，30%是原保守派。工（军）宣队一进来就接管了专案组，把造反派全部换成铁杆保守派。对专案组里的保守派，他们认为不可信的也换了下来。长办的造反派一下都成了清队对象。同时，不知奉何人之命，让林一山历史调查组停摆了。“清队”本应当让95%以上的人高兴，而工（军）宣队使长办70%以上的人不高兴。
6.为什么对我们七二〇后所犯错误揪住不放？七二〇后我们最大的错误是参加了“揪变色龙”的活动，早在1968年6月下旬，我们先后向曾、刘首长和张体学作了检讨认了错，后来在省革委会常委会上张立国和我等都作了检查，在工（军）宣队办的洪山学习班上我又一而再、再而三检查认错。长办内的武斗无论是长办联司还是别的什么人搞的，长办革委会从未支持或庇护过。在社会上，我们从未打过别人，只有别人打我们，而且我们从没有以牙还牙。我们从未指挥或唆使抢枪，向人家要枪是有的，但尽管如此，我们革委会还是承担了执行毛主席、党中央指示不力的责任。这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工（军）宣队为何穷追不舍？
工（军）宣队在长办的所作所为，不管叫复旧还是叫别的什么，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搞垮了，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造反派搞臭了、打熄了。长办还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吗？
我们希望曾、刘首长给长办工（军）宣队郭指挥长打个招呼，纠正这些错误做法。洪山这个学习班已办了三个多月了，何时才结束？我们要求不要再办了。当时徐健表示：一定向首长汇报。
我们向军区三办反映情况后的第七天，即1969年4月3日，工（军）宣队在他们的指挥部召开从洪山回来的三级头头座谈会，郭指挥长作了长篇讲话，大讲他们工宣队的成绩，没有一点自我批评。我只听没讲话，我们向上反映等于零。我觉察到问题出在工军宣队手上，但根源在走资派身上。
1969年4月16日，针对向上反映情况杳无音讯，我在省革委会常委会上发言说：我支持反复旧。我只说长办的复旧情况。长办造反派被捅“马蜂窝”已经三个月了，已被捅得不像粮食（一塌糊涂）了，革委会成了空架子，什么都不知道。工宣队不依靠造反派，却依靠原百万雄师的人，革委会设立的专案组，其成员70%是造反派，现在工（军）宣队大换血，变成了100%的保守派。我这里有一份工（军）宣队编印的清队统计表，长办革委会被称为“原长办革委会“，你们都来看一看。工（军）宣队加上这个“原”字是有名堂的，看来是准备另搞一个革委会。3月24日《长江日报》上有一篇报导说“长办各级革委会成员在下面抓典型”，那是假的，我们根本不在什么“下面”，而是在洪山上办学习班，在那里抓什么典型？只能在洪山宝塔底下抓西北风。我认为工（军）宣队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助长右倾思潮，造反派被说得一塌糊涂，所以我同意反复旧。但不同意上大街搞，不同意公开搞，因为革委会和工（军）宣队都是毛主席肯定的新生事物，工宣队错误地把革委会这个新生事物当“马蜂窝”捅，我们不能反过来用工宣队对付我们的办法来对付工宣队。不管怎么说，总是内部问题，我主张在内部协商解决。
1969年4月8日，长办工（军）宣队郭指挥长找我个别谈话：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说：指挥长，既然你真心想了解下情，我也就说说我的心里话，也许有些话不中听。第一，工（军）宣队的屁股坐歪了。长办是实现了大联合和三结合的单位，长办革委会是经正式批准的文革新生事物，工（军）宣队进来后是爱护它支持它，还是打击它捅垮它，我认为工（军）宣队是属于后者。但我相信毛主席派出工（军）宣队决不是要摧毁革命委员会，打垮造反派。我可以告诉你，长办的造反派早在1966年12月21日，就得到周总理的首肯，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尽管他们在史无前例的革命大潮中一度犯过错误，但你们借此把大批积极分子打成阶级敌人，方向对不对？有些别有用心的人造谣说郭志伟等是叛徒，你作为指挥长为何沉默不表态？不表态就是表态，就是默认。第二，长办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当心上当。文革初期保林一山的红旗总部自感当保守派吃不开，就拉出林一山游斗，喊出“打倒林一山”的口号，并改名长办造委；1967年1月加入武汉工总，随即就甩开了林一山；到了3月上旬，陈再道镇压工总，长办造委立即宣布退出工总，高呼“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5月加入陈再道支持的百万雄师；七二〇后又摇身一变，高叫“打倒陈再道，严惩百匪”，在一位高干的授意下，费尽心机，企图成立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造成严重后果。指挥长，你说他们算什么派？今天所以讲这么多，因为你们工宣队进来后，耳朵里听到的尽是站错队的人的声音，你们从未听过我们的声音。我希望你们能了解长办文革运动的全过程。把工作方向拨正。
1969年4月24日，在工（军）宣队指挥部的同意下，在长办南京路招待所召开了长办革委会全体会议。会议的最后一天，革委会郭主任的秘书黄炳乾打电话到省革委会，要我赶回南京路招待所参加会议，说工（军）宣队要我提意见。
我在会上作了如下发言：根据我在国棉一厂调查的情况来看，长办的情况与他们差不多，革委会都被当“马蜂窝”捅了，班、排、连代替了各级革委会，造反派头头被打成了“马蜂王”，造反派抬不起头来。问题的根子在走资派身上。工宣队听站错队同志的话听多了，也有个别军代表还是站在资反路线的立场上，比如一五二部队的老孙同志。七二〇前他支持百万雄师长办造委，这次他来长办当了军宣队行政片负责人后，我听了他几次个别谈话，他是带着七二〇前的框框来的，总是找我们的毛病。他还怀疑我指挥炸铁路，要我坦白交代。我现在老实告诉你们，施工总队炸铁路的事，武汉军区调查组的报告中已有正式结论，蒲圻六二二炸铁路事件与顾建棠无关，而且顾建棠事前全力劝阻、事后认真协助军区调查组做了大量工作。老孙同志不是不知道，却多次压我“坦白交代”，这不是明明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吗？长办内有人造谣说长办革委会没有被批准，说郭志伟、王秀林是叛徒等等，这种舆论就是要搞垮我们，工（军）宣队指挥部为什么不出来讲话？革委会专案组人员为什么大换班？林一山的历史调查为什么停下来了？你们这种搞法，不管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就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现在希望给我们落实政策，支持革委会开展工作。
1969年4月19日，省革委会副主任梁仁魁传达武汉军区党委决定：成立省革委会清队工作调查组，参加调查组的有：张立国、杨道远、邓金福　、潘洪斌、杨玉珍、龙铭鑫、顾建棠，军代表黄怀远，干部代表陈扶生。由张立国、杨道远和陈扶生分别担任组长、副组长。
4月21日，调查组讨论调查单位时，我提出是否可以把长办作为调查单位，大家同意放在后一个，先到国棉一厂去。我就电话通知王志鹄转告郭主任，作好有关汇报材料的准备工作。
22日，调查组到达武汉国棉一厂，原计划要听三方面的意见，就是参加反复旧的、不参加反复旧的和军代表，首先听参加反复旧的人谈。
28日得到通知，中央通知朱鸿霞、吴焱金、李想玉、张立国、杨道远等立即去北京解决反复旧问题，我不在其内。后来听张体学讲，因为我一开始没有同朱、李、吴、胡搞在一起，所以军区上报的名单中没有我。
27日上午我通知王志鹄，要他和郑成炎、黄炳乾赶快整理一份长办“复旧”情况的材料。29日中午，我带着王志鹄、郑成炎、黄炳乾到滨江饭店，把这份材料交吴焱金带去。
第73节　在长办内部发动反复旧
我深感向上反映情况、与工（军）宣队沟通，都没有起到作用，对中央要朱鸿霞等上京又作了这样的错误估计：如果中央认为反复旧错了，来个电报就能够刹住，比如1968年夏天中央一个电报就制止了全国的抢枪。现在中央不来电报，而要省、市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上京，中央很可能承认复旧现象存在。所以，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我在长办发动反复旧。
从1969年4月29日到5月13日。我先后五次召开群众大会鼓动反复旧，讲话内容大同小异，5月1日那天的讲话比较系统，其余4次讲话内容大多包含其内。
我在长办“五一”反复旧大会上的发言如下：
什么叫“复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红卫兵、革命造反派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等都是新生事物，你打击否定它们，并且让那些至今不知悔改的文革反对派取而代之，这就叫复旧。对是否复旧的看法，是有阶级性的，革命群众认为是“复旧”的，在文革反对派眼里则是“复兴”。最近我参加了省革委会清队工作调查组，在国棉一厂调查中看到：班、排、连替代了革委会，先建立班、排、连，然后把革委会当作“马蜂窝”狠捅，把厂革委会成员集中办学习班，狠批造反派的所谓资产阶级派性，把你搞得臭臭的，最后搞个选举，一个晚上，十一个二级革委会全部搞垮。国棉一厂还有一个走资派说，上面把他们搞臭，下面把他们掏空，把他们这些煤球炉子搞熄火，再也烧不起来了。还有个走资派提了浆糊桶，上大街贴王屏的大字报，污蔑王屏是苏修特务。长办有没有复旧和复旧的倾向呢？我们只要对照一下国棉一厂的情况，长办的复旧是明摆着的：革委会被打成“马蜂窝”，三级革委会成员被送进洪山学习班，“批派性、斗私心、挖野心"。施工处的魏廷铮贴出大字报，要打倒许耀雄、潘熙浩　。工会的董玉堂讲：现在我们要反夺权了。一直称病不上班的李廷序在东湖疗养院接见了长办六百多人次。郭世太　接管了专案组工作，人员大换血，变成了清一色的保守派。长办内谣言四起，说什么长办革委会是没有批准的冒牌货，是牛鬼蛇神的大杂烩，郭志伟、王秀林是叛徒，王有秋、李镇南是特嫌。复旧是借清队为名，狠捅革命委员会，打击革命造反派，实现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所以我们反复旧一定要收集材料，有了真实材料才有说服力，才能发动群众，才能与工（军）宣队沟通。在沟通中也要承认我们的错误。
我们反复旧不是反工（军）宣队，复旧问题出在工（军）宣队的工作上，但根子在走资派身上。工（军）宣队和革命委员会都是毛主席肯定的新生事物，工（军）宣队的错误在于没有看清革委会和革命造反派的主流，又把支流看过了头，我们不能把工（军）宣队的工作上的错误也看过了头。我们同工（军）宣队之间的纷争是内部问题，我们只在长办内反复旧，不在社会上搞。
1969年5月3日下午。武汉锅炉厂开来了一辆宣传反复旧的广播车，进入长办大院。王志鹄找到我说，人家来宣传车支持我们，我们也得用广播叫一叫，表示感谢。在我的支持下，王志鹄带人强行借用工（军）宣队广播室，播放口号：热烈欢迎武汉锅炉厂的战友！感谢武汉锅炉厂的战友对长办革命造反派的支持！事后，郭主任为此向工宣队写了书面检查。
5月5日晚上，得知武锅来的许副指挥长和武重来的姚副指挥长在本单位都是反复旧观点，我召集王志鹄、张斌华、郑成炎等商议，决定由郑成炎起草，以长办工代会名义向工（军）宣队发出公开信，矛头不指向工（军）宣队，主要介绍长办文革中两派斗争的焦点及其真相。语气要平和，摆事实讲道理，自己的错误要承认。希望工（军）宣队的同志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反对走资派的反攻倒算，反对搞复旧，领导长办广大职工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支持长办革命委员会恢复工作，搞好清队，搞好斗批改。
1969年5月6日晚饭前，汽车队司机吕兴仁急急忙忙来报告说：工（军）宣队的姚副指挥长带领一卡车工宣队员去洪山，出大门时喊了反对复旧的口号，他们现在省革委会。
我认为工（军）宣队开始反复旧了，这是好时机，当即召集陈学先、赵枣安、张斌华、黄炳乾、阎清武等商量，先派张斌华到省革委会看一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张回来说，他们都坐在省革委会，不讲为什么。我马上叫食堂做馒头和菜汤送去，看他们吃不吃，如吃了就表示支持我们反复旧，结果他们不吃。到了第二天（7日）下午他们回来后，我找到姚副指挥长，他说：“在长办内反复旧我们支持，到社会上我们不支持。”我说：“我们从不主张在社会上搞，只要你们支持我们在长办反复旧就行了。”
1969年5月7日下午，王志鹄正在组织人员，我问干啥，王说：市工代会通知，为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三周年，举行大游行，我们游到江汉路就回来。你去不去？我说不去。结果王志鹄等人随大流冲击了市革委会，
5月13日，在长办革委会组保部办公室，王志鹄对我讲：“11日我参加了市工代会召开的江心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武汉反复旧的五一一决议。”并拿给我看，我当即表示：“我不同意这个决议。我们反复旧的目的同他们不一样，我们反复旧只要求工（军）宣队支持我们，能够依靠造反派，还是要搞清队的，还是要打击阶级敌人的。我们是拥护省、市革委会的，怎么能讲湖北全面复旧了呢？他们是要搞垮曾、刘、方、张，推翻省、市革委会，我们不能这样干。这是我们与市工代会在反复旧宗旨上的根本分歧。”
我问：你举手同意了这个决议吗？王回话：是的，但我不同意搞曾、刘、方、张。我再问：这个决议现在发了没有？王说：可能还没有，因为警备区代表也不同意。我说：这个决议是完全错误的，你现在就打电话给市工代会，表明我们的态度，要求他们不要发。当时工代会没有人接电话，王志鹄提出：召开三级革委会头头会议，传达江心会议精神和五一一决议。我明确表示：这个决议和他们的精神在长办不能贯彻，会可以开，但不是贯彻，是说明我们不按他们的决议办。
在阅览室召开了三级头头会议，王志鹄传达了江心会议情况后要读这个决议，我当即不同意读，他坚持要读，其他人也想听一听，就由王志鹄宣读了。
我在他读完后再次发言：我不同意这个决议，不能在长办贯彻，我们长办根本不理他们那一套。他们反复旧的目的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把矛头对着曾、刘和省、市革委会，还要摸张体学的屁股；我们反复旧是因为工（军）宣队把我们的错误看过了头，但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搞清队的，还是要搞斗批改的。所以我们不能照这个决议干。在这个会上多数同志反对这个决议，这样，五一一决议在长办没有什么影响。
1969年5月14、15日，长办革委会召开全体会议，郭志伟主持，讨论反复旧问题。为了统一认识，写了个纪要供讨论，其要点：
1.决不介入社会的反复旧，市工代会的五一一决议不准在长办贯彻。2.长办存在复旧，不管叫什么，反正问题要解决。3.工（军）宣队对长办运动全过程不了解，要多多宣传。4.当前要学习九大文件，加强与工（军）宣队的团结。5.不管怎么说，我们与工（军）宣队之间是内部问题，不能把工（军）宣队的问题看过头。6.工（军）宣队进驻搞清队是大方向，问题在于对革委会和造反派没有正确对待。7.长办革委会成立后的成绩是主要的。8.不能用长办革委会的名义领导反复旧。
会上有争论。
王志鹄：要在长办贯彻五一一决议。
郑成炎：要革委会来领导反复旧。
郭志伟：革委会不能领导反复旧，支持用工代会名义搞反复旧。
王志鹄、苏勇、张炳华：把工代会写进纪要中，以示其合法性。
郑成炎：赵枣安、缪盛桂修改的纪要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产物。
但多数同志认为纪要写得温和些为好。
王秀林：要求工宣队对三级革委会的头头都要表个态，不表态，文革成果被否定，我们怎么工作？
缪盛桂：都表态他们可能有困难，只要同意革委会出来工作就可以了。
我在会上说：工（军）宣队和革委会都是新生事物，都是毛主席肯定的，工（军）宣队把革委会的问题看过了头，现在我们不能把工（军）宣队的问题也看过头。事实上，七二〇后我们是犯了错误，但同成绩相比还是次要的，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所以成绩要讲，错误也不回避。我们反复旧是因为我们的大方向被否定了，但我们不参加社会上的反复旧。外面的事我们坚决不参加，市工代会的五一一决议不能在长办贯彻。长办的问题要解决，但我们与工（军）宣队的分歧是内部问题。纪要要客观，不能把矛头指向工（军）宣队，对省、市革委会要表态，我们是拥护的。长办工代会搞反复旧是革委会承认的，实际上还不是革委会的人在搞？所以写不写进纪要都无所谓，我看没有必要写哪个组织领导，就如实讲，是群众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起来反复旧。问题在于长办是不是存在复旧问题，不反一反不行，但反过头也不行，我认为反是对的，现在也没有过头。我们只要求工（军）宣队对我们落实政策，要相信依靠造反派，支持革委会工作。工（军）宣队搞清队是对的，问题在于搞以派划线来搞清队就错了，不但不依靠革委会来搞，而且把革委会当“马蜂窝”狠捅，就错了。我们不否定清队的方向，只指出工（军）宣队在工作中偏离了方向。这样我们有理有据，就可以与工（军）宣队团结起来搞好斗批改。
郭志伟最后拍板：纪要由缪盛桂再修改，但要肯定工（军）宣队的大方向，不要上敌人的当，破坏革委会与工（军）宣队的关系。长办革委会成立后成绩是主要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解放了一批干部，搞了整党试点，清理阶级队伍，召开了五省防洪会议，成立了水土保持宣传队等。也有错误，武斗，向人家要枪，揪变色龙等。但把我们说得一无是处是不对的。现在要落实政策。同志们，工宣队叫我们工作，我们就工作，躺下不干是不对的。
他又指定我代表革委会，根据会上的精神，做个准备，在明天（5月16日）在工（军）宣队主持的职工大会上讲个话。我当晚作了认真的准备。
我在职工大会上的讲话要点如下（据手头保存的材料）：
1.长办革委会成立后取得的十大成绩：
（1）在职工中开展大学毛主席著作活动。
（2）进行了整党试点。遵照刘丰政委和武汉警备区的要求，1968年1月开展了整党建党试点工作。经警备区张绪副司令员实地考察认定，长办水文处预报室为整党试点典型，并决定在长办召开了全市整党试点工作经验交流大会。预报室作为第一典型发言。
（3）向水电部报送了兴建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报告，并得到钱正英部长和周总理的首肯。
（4）隆重举办了庆祝毛主席视察长江三峡十周年活动。
（5）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组建了有30%不同观点人员参加的专案班子。
（6）解放了一批领导干部，比如长办政治部副主任黄世忠、政治部副主任于亚农、工程大学副校长孙昌、科学院副院长赵天万、勘测处处长王林、长办工会主席粱华栋、阿富汗援外专家组组长叶扬眉、保卫处处长员臣、保卫处副处长杜福祥、长办宣传部部长张志、长办组织部副部长王兴云、器材处处长李振东等。
（7）在抓革命促生产方面，荆江上车湾裁弯工程开工，陆水试验坝蓄水发电，丹江口、乌江渡设计顺利完成。
（8）抗洪抢险，完成荆江复堤和湖南拓溪大坝修复工程。
（9）召开了五省防洪会议。
（10）成立了水土保持宣传队。
2.长办革委会成立后的三项错误：
（1）参加了“揪变色龙”的错误活动。
（2）钢工总铁路兵团蒲圻站枪杀施工总队工人，引发我们施工总队炸断铁路的六二二事件。
（3）武斗抢枪风潮中，向施工总队和工造总司要枪，还自制手榴弹。
3.要求工（军）宣队支持长办革委会恢复工作。
第74节　反复旧在长办紧急刹车
1969年5月18日，吴登煌　和严常对我说：听说湖北大学的龙铭鑫从北京来信，说反复旧错了，不能搞了，要收，要降温。但不要给群众泼冷水。王志鹄、郑成炎已经知道。我说我不知道。
18日上午，省革委会通知我去开会，姜一传达九大精神。会后姜一个别与我谈话：你也搞了反复旧？我回答：是的，但我没有在社会上搞。姜一说：不能搞反复旧的，你看九大报告上哪一段提到反复旧？报告中说，在斗批改中要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工宣队可能在工作中有缺点甚至有错误，但大方向正确。任爱生、胡厚民跳得那么高，那么起劲，你知道他们搞什么鬼名堂？你再有意见，也不能同他们一起搞反复旧，赶快刹车，不要搞了。现在中央正在处理这个问题，你们要相信中央会正确处理的。我昨天同彭勋谈了三个小时，他表示不搞反复旧了，你可以到彭勋那里去听听他是怎么转变过来的。我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反对五一一决议。姜一批评说：但你实际上是在搞反复旧。不能搞了，赶快刹车。我当即表态：好，我回去就刹车。
到彭勋处，他对我说：姜一同志找我做了思想工作，我不搞了。龙铭鑫来信说，中央对我们是亲切的关怀、严肃的批评、耐心的教育，反复旧不符合大方向，错了，不能搞了，特别不能在社会上搞。当前主要问题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要刹车，要收，要降温。
我回到长办，首先向郭志伟汇报，接着在机要室召开了革委会常委扩大会，我说：“姜一找我谈话说，搞反复旧不符合九大的精神，赶快刹车。长办的反复旧一定要收，但现在不能急刹车，因为群众情绪还很高，一下子降不下来。大家回去后先在头头中传达做工作，叫大家不要搞了。”王志鹄、郑成炎思想不通，他们说：你不要尽听姜一的，姜一当然要这样讲。不搞了，长办的问题怎么解决？郭志伟说：不能搞了，大家做工作。
经过三天的工作，到5月25日，长办的反复旧刹车熄火。

第75节　反复旧刹车我又被隔离
1969年5月28日，上京解决反复旧问题的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张立国、杨道远、潘洪斌、龙铭鑫等回到武汉，带回了中发（1969）28号文件（以下简称“五二七指示”）。（附录九、十）。
但曾、刘没有认真全面执行五二七指示，把中央批评我们“三指向”、“一凌驾”的错误，作为一根铁棍子，对我们实行再清算。1969年6月1日，工（军）宣队通知我到汉口刘家庙长办汉口水文总站报到，军代表、王副指挥长向我宣布：从现在起你就在这里学习，好好地交代你搞反复旧的阴谋诡计。有什么事就给他们这两位（船舶队的龙哲成和鲍万年）讲。我对他说：我搞反复旧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你王副指挥长也心中有数。我可以统统告诉你们。
从此，开始了对我的隔离审查，我被一直关到10月上旬贯彻九二七指示的省革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其间我有三次短暂离开：第一次是6月7日，张体学找我，传达毛主席查问林一山有没有历史问题的讲话。第二次是6月15日上午，刘丰前来解决工（军）宣队查抄郭志伟的秘书的办公桌一事，把我叫回长办。第三次是省革委会通知我参加国庆节省、市革委会庆祝活动，在中山公园门楼的检阅台上，曾思玉问我：这些时怎么老见不到你呀？我说一直在学习班里。他只点点头。
第76节　工军宣队指挥长被撤换
中央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驻长办工宣队郭指挥长又神气起来了。1969年6月11日，他指派副指挥长张胖子一清早带了几个人，把郭志伟主任的秘书黄炳乾的办公桌抽屉撬开，抄找反复旧的“黑材料”。
郭志伟上班走进办公室，看到秘书的办公桌被撬开，问：“这是怎么一回事？”黄秘书说：“是工宣队的张副指挥长搞的。”郭志伟立刻下令：“黄秘书，把张副指挥长找来。”郭志伟问张：“你为什么要来撬黄秘书的办公桌？”张胖子回答：“是郭指挥长要我搞的。”郭志伟挥着手：“你去把郭指挥长找来。”郭指挥长大踏步来到郭志伟办公室，往沙发上一坐说：“郭主任你找我？”郭志伟怒不可遏：“谁叫你坐的？你给我站起来！你凭什么撬黄秘书的办公桌？我问你，这是为什么？你摆架势吓唬谁呀，你给我滚！”郭指挥长当时目瞪口呆，威风没了，一言不发，只得回军区汇报。
6月15日上午，刘丰在炮司樊司令员陪同下来到长办，郭主任和我将其接到二楼会议室。樊司令员首先表示：郭团长派人撬郭主任秘书的办公桌是十分错误的，郭主任批评得对。
接着刘丰与郭主任拉起了家常：“郭主任你是江西老表吧？”郭志伟说：“是的，我家在婺源。”并问刘政委老家是哪里的，刘丰答：“我是河南渑池县人，在江西宁都加入红军。”郭志伟说：“我当时是赤卫队，参加了宁都暴动。”刘丰说：“我当时在董振堂部，也参加了宁都暴动，那我们还是老战友啊。我们今天来，樊司令员代表炮司向郭主任道个歉，军区决定将郭团长和王副团长撤回，另派军代表来长办当指挥长。”郭志伟说：“谢谢军区首长的关怀。”不几天，果然来了一位江西老表白师长。这位白师长与郭志伟聊天，很谈得来。从此，长办再没有工（军）宣队，只有军宣队。不久，二炮的师政委麦汝祥和白师长换防，一直工作到1973年才回到部队。

第十六章　举九二七指示尚方剑
　　　　　李代桃僵滥抓北决扬
1969年5月28日，参加中央解决反复旧问题的武汉造反派代表回到武汉，满以为可以按照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嘱咐，在曾、刘首长领导下，不折不扣地执行五二七指示，造反派检讨认错，曾、刘纠正“清队”扩大化错误，落实党的政策，从此团结一致，搞好斗、批、改。
然而，尽管造反派再三检讨认错，曾、刘还是揪住造反派的错误不放，对五二七指示指出的“清队”中的缺点错误，非但不纠不改，反而变本加厉，利用五二七指示指出的个别头头“一凌驾”、“三指向”，对全体造反派大加讨伐，再次“狠捅马蜂窝”。造反派提出要全面执行五二七指示，而曾、刘却借此说造反派破坏五二七指示的落实，并污蔑这是“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只因五二七指示明白无误地指出“但这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阻止了曾、刘借此一棍子打死造反派的企图。
在此态势下，曾、刘不把造反派赶尽杀绝决不罢休，经四个月的精心谋划，弄出一个“北决扬”，先把它打成反革命组织，再把这个二十多人的小流派和湖北造反派等同起来，从1969年10月起，以贯彻中央九二七指示（附录十一）为名，首先打击结合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群众代表。
第77节　召开省革委会扩大会议
1969年国庆节的第二天，长办学习班的负责人通知我：马上去省革委会开会。报到后才知道是开省革委会扩大会，但会议的内容全然不知。非但我不知，就是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朱鸿霞、张立国、杨道远和任爱生等也一无所知。
1969年10月3日，曾思玉主持的省革委会扩大会议开幕，到会的有一千多人。刘丰讲话，传达了中央的“九二七”指示。
中央根据曾、刘以武汉军区党委名义呈送的报告，下发的对武汉问题的指示（中发1969年67号文件）即九二七指示，成为曾、刘置造反派于死地的尚方宝剑。
第78节　高悬尚方剑铲除造反派
10月3日，刘丰在大会上说：“我们逮捕的仅仅是浮在水面上的一些人，还不是全部，有些人我们还要看一看。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没有呢？现在还不能说没有了。”曾思玉插话说；“可以肯定地说，还有一窝子。”刘丰又说：“阶级敌人认为我们软弱，认为是怕他们，我们是不到时候不下手，现在到了下手的时候了。”
曾、刘，还有张体学，给这次省革委会扩大会议定了调子，划了圈子，指了靶子，选了种子。（附录十二、十三）
定调子，就是威逼与会人员一致认定，北决扬是反革命地下组织。
划圈子，就是要省、市、地、县革委会中的造反派代表必须带头批判“北决扬”的反革命罪行，并把自己摆进去，上挂下联。
指靶子，胡厚民是“北决扬”的总后台，是现行反革命。10月3日，方铭拿着九二七指示对市革委会常委张维荣说：“指示中讲，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在逍遥法外，你看胡厚民是不是这号人物？这顶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给他戴是合适的。你要第一个上台发言，说胡厚民是现行反革命。”张维荣被迫上台发言，给胡厚民扣上了北决扬总后台、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张维荣由此深受刺激，患上精神病。
选种子，经培训，从造反派头头中选定既能批判北决扬、又能联系自己揭发胡厚民的典型。省革委会扩大会议11月3日结束，会议整整开了一个月，其间有一百多人登台批判北决扬，“联系实际”揭发、批判胡厚民。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发言（见附录十四），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参加了北决扬或与北决扬有瓜葛。但为了应付曾、刘，为了过关，在这次会议上都说了些违心的话。其中得到曾、刘首长带头鼓掌称许的有三个人，他们的发言，轰动全场，令人震惊。
湖北大学的彭勋说：“一根毒藤，两个毒瓜。”把北决扬比作“一根毒藤”，把胡厚民和自己比作“两个毒瓜”。他的揭批发言引起全场骚动，曾、刘带头鼓掌。事后，他坦率承认，这个发言是军区三办施压的产物。
桂美和（武汉锅炉厂工人，工总洪山办事处一号头头）在大会发言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承认自己加入了北决扬而且填了表。曾、刘当场赞扬，并号召向他学习。但桂美和不久就自杀了，可能是天良再现，无地自容。事实证明，武汉造反派主要头头无一人加入北决扬，桂美和的大会坦白交代，显然是在巨大压力下无奈而为之，事后并未逃脱关起来死整的命运。
朱鸿霞在发言中揭发说：“胡厚民有‘三个长期斗争’的理论，就是新干部与老干部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钢派与新派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曾、刘带头热烈鼓掌。造反派中许多人深为惊讶，此前没有一个人听到胡厚民说过“三个长期斗争”，与朱鸿霞最为接近的夏邦银就说：从没有听胡厚民说过这样的话。朱鸿霞已逝世多年，这个发言是他凭空想出来的，还是有人授意的，至今是个谜。
会议期间，在批判北决扬的同时，军队当局还胁迫造反派特别是有影响的造反派头面人物，交代自己参加北决扬的问题。刘丰在大会上点了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工造总司一号勤务员吴焱金的名，曾思玉接着说：“你想躲风，想混过关，这一次是混不下去的，过得了今天，过不了明天。总有一天把你看穿的。”
紧接着军区领导找吴焱金个别谈话，软硬兼施，小组会上胁迫诱导，要他承认参加了北决扬。吴焱金软硬不吃，理直气壮地说：“我自己与北决扬毫无瓜葛，工造总司与北决扬没有任何组织联系。”“我堂堂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不当，去参加十几个人的小团体北决扬，除非是神经病！”“你们不可能有任何证据，因为没有就是没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长达一个月的省革委会扩大会期间，北决扬在押“首犯”鲁礼安，九二七指示点名的“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始终没有到场接受批斗，而将与北决扬毫无瓜葛的胡厚民当成了众矢之的，岂非咄咄怪事？！
第79节　怪事不怪原本就是圈套
中央九二七指示说得很清楚，中央了解武汉出现北决扬，是“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这个“材料”就是曾思玉、刘丰以武汉军区党委名义向中央呈送的。曾、刘比谁都清楚，武汉市的北、决、扬，早在九二七指示发出前两年就出现了，1967年10月“北斗星学会”成立，11月“决派”成立，12月《扬子江》创刊，后改为《扬子江评论》。北决扬人数很少，不过几十人，并没有多大的影响，造反派很少有人参加。由于《扬评》公开攻击周总理，钢、新两派都不支持他们，而且反对他们，新华工和新一中等还大张旗鼓地批判过鲁礼安等“决派”的极左思潮。1968年7月新华工就将鲁礼安扭送警备区关押，《扬子江评论》1968年9月停刊，1969年上半年北决扬基本没有社会活动。
曾、刘为什么要把早已囚禁的“死老虎”又翻出来当“活老虎”打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寻找置造反派于死地的突破口。原以为借“清理阶级队伍”可一网打尽造反派，出乎意料被反复旧运动所阻挡；曾、刘又企图利用五二七指示彻底否定反复旧、加害造反派，但五二七指示明确说反复旧“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令曾、刘无可奈何。因此，曾、刘挖空心思把小小的北决扬无限放大，把造反派与北决扬捆绑在一起，往死里整。北决扬不过是一个道具，即使武汉文革中没有北决扬，他们一定会弄一个别的道具出来。
就北决扬这个道具本身而言，曾、刘选择和使用的水平也太低太烂，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清查北决扬闹剧发生十年后，1979年10月，中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向湖北省委呈送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说：“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北决扬的头目及骨干分子，省高级人民法院本着给出路的政策，作出了免予刑事处分的决定，均予以释放。”12月湖北省委批复，同意省高院的处理意见。至此，北决扬本身的问题，当局算是给出了一个结论，鲁礼安被关押了十余年之后，也恢复了自由。实际上，1979年和1969年的两个湖北当局在反对文革、镇压造反派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1969年曾、刘导演的这出闹剧演得太拙劣，1979年的当局看不过眼。但是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几十万群众和干部深受其害，哪一届湖北当局都闭口不言，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

第十七章　京鄂两地大办学习班
　　　　　南北胡编乱抓五一六
曾思玉、刘丰在贯彻中央九二七指示的省革委会扩大会后，“认定‘北决扬’是敌我矛盾，省、市公安机关成立了‘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负责清查这两个组织的人的活动情况。1971年3月1日，为加强对‘五一六’、‘北决扬’专案的领导，武汉军区党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决定，建立湖北省驻军和地方‘五一六、北决扬专案联合小组’，由马兆昆、田文等11人组成。联合小组以湖北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原‘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为办事机构。”（据武汉市情编辑部、武汉市档案局编《武汉大典》第一卷，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
曾、刘根据九二七指示，1969年10月5日把参加省革委会扩大会的人员送到北京，进了所谓中央开办的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五不准学习班）。刘丰讲：“这次去北京办学习班，要把各个难点的难点弄到北京去，让家里发展大好形势。”结果，各单位报的人很多，受名额限制，不能都去北京，所以曾、刘就决定在全省办了由曾、刘总操盘的省、市、区、地、县和厂矿事业单位的学习班。（1974年3月“批林批孔”中，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马兆昆、军区三办徐健揭发。）“五不准”的学习班，京汉齐办，同时遍及湖北城乡。
1970年7月上旬，从中央“五不准”学习班结业回来的学员，又关进省、市、区和各单位的“五不准”学习班，继续大抓特抓五一六反革命。
1969年10月到1973年底，湖北全省抓了多少五一六、北决扬分子呢？1972年8月，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对刘汉武（武汉机械学院学生，钢二司武机总部头头）说：“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扬，搞了六十几万人，确实搞错了，要给省委一点时间纠正错误。”（据田力为采访刘汉武记录）
1973年12月24日，曾思玉在赴济南军区任职前的告别会上对我们说：湖北清查五一六、北决扬搞了几十万。
与此同时，曾、刘对省、市、区、地、县和厂矿企业、文教卫等单位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进行全面大换血，把大大小小的文革反对派塞了进去，把合法的革委会成员关起来（但曾、刘不敢把省、市革委会合法成员除名），把非法的拉进来扶上台。当我们从北京学习班回来时，已经是招牌依旧，“换了人间”，连工作人员都换掉了，全省真正的各级革委会就这样被搞垮了。
各级各类的“五不准”学习班，持续到1974年“批林批孔”。当时除任爱生和杨道远的五不准学习班还在公开继续办外，其余的都明撤暗留。学习班撤了，专案材料专人妥善保管，清查五一六、北决扬的专案人员作为“预备役”待命。后来“揭批查”运动时，这批“预备役”专案人员重新上岗，又成了“揭批查”的“现役”专案人员。
第80节　曾思玉圈定学习班名单
进中央办学习班的人，由曾、刘圈定1000多人，都是省、市、地、县和各大单位革委会中有影响的群众组织代表和支持造反派的干部。11月底，曾、刘又决定增加学生造反派头头、新华社驻汉记者、《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的造反派，共300多人。据马兆昆、徐健在批林批孔时揭发，先后送进北京学习班的总共1319人。
长办革委会成员中被圈定进北京学习班的有顾建棠、王秀林、王有秋、苏勇、张炳华、赵亚兰、李镇南，由军代表陈团长带队。其余三级革委会成员都被关进了长办自己办的五不准学习班。
临行前，曾、刘讲话：中央学习班是党校式的学习班，林副主席是校长，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湖北的关怀。回来时我们还是敲锣打鼓欢迎你们。这是哄骗我们的假话，1970年7月我们从北京回来时，根本没有什么敲锣打鼓欢迎，更不见曾、刘，而是直接关进省、市、地、县和各单位的“五不准学习班”，勒令继续交待参加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北决扬的问题。
1969年11月5日乘火车离汉，抵京后接进空军学院。学习班全称是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名誉校长林彪，校长陈伯达，学校领导人还有黄永胜、纪登奎等。我们属中央学习班的湖北组，组长是武汉警备区副政委张昭剑，副组长是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王步青和工造总司的平毅（工造总司成员），学员编成班、排、连。我们长办的学员与长航、铁路和邮电的人编在三连，我被指定为一排副排长，排长是长办军代表陈团长。学习班是全封闭的，纪律是“五不准”：不准会客，不准通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串联，不准传播小道消息。
第81节　陈伯达率先抓捕五一六
1969年11月至1970年7月，陈伯达先后4次来到湖北学习班。
第一次，我们在张昭剑组织指挥下，列队夹道鼓掌欢迎。陈伯达在纪登奎等陪同下，面露笑容，挥着右手，缓步行进。接下来，学员都到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陈伯达操起闽南语发表讲话，经人翻译才知道他讲的内容：这个学习班是中央办的，是党校性质的学习班，林副主席是咱们的校长，你们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请来的，这是毛主席对你们的亲切关怀。你们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消除资产阶级派性，要斗私批修，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讲话中没有提到五一六、北决扬。
大会后，陈排长传达学习班领导的指示，要求学员认真学习伯达同志的讲话，一定要充分调动阶级感情，而且要有具体的体现。陈排长示意我先发言，我就泛泛谈了自己的认识。陈排长不以为然，接着带头从他的苦难家史讲到投身革命，边讲边流泪，大家都受到感动。我在他的启发下，也讲了我在旧社会饿肚子吃野菜，当学徒挨打被逐出，一直讲到翻身解放的情景，越讲越激动，真的是声泪俱下。班里的王秀林、苏勇、赵亚兰等都是苦出身，联想到自己，哭声一片，真的把阶级感情调动起来了。
1970年春节以后，陈伯达在张昭剑陪同下，第二次来视察讲话。
他首先到学生连队。后来听说，陈伯达拉着杨道远，要杨坐在椅子上并说，你是司令，是头头，头头就是首长，我是小小老百姓。说着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弄得杨道远十分尴尬。
陈伯达一进我们连，张昭剑指着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的王小青说：她是人民银行的司令。陈伯达对王小青说：你一定参加了武斗。王小青平静回答：我没有。陈伯达摇着头说：哦！哦！不对，你不要害怕。列宁讲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会原谅的。王小青又一次说：没有。
张昭剑来到王海山面前向陈伯达介绍：他是副省长王海山。陈伯达说：久闻大名。你当了副省长还不满足，还要与李守宪一起搞地下黑省委。王海山：没有的事，这是胡说。
接着张昭剑走到杨友山身边向陈伯达介绍说：他是邮政局局长，支持造反派的。武汉解放时，他接管了国民党的邮电局，后来就当上了武汉邮政局局长。陈伯达问：你是哪里人？杨友山答：山西人。陈伯达问：什么成分？杨友山答：贫农。陈伯达说：不对，不对，你家是地主。从你的脸上看，就是地主成分。杨友山反驳：我家是被地主压迫剥削的贫农。陈伯达说：我再问你，你在接管国民党邮电局时，捞了多少黄金白银？杨友山反驳：造谣。
陈伯达第三次来之前，武汉市农委干部、武汉市机关红司一号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常委魏绳武被单独隔离，逼他承认参加并在武汉发展五一六；华中师范学院学生、武汉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王彩珠被迫承认参加了北决扬；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钢二司成员、二八声明起草者雷志茂违心承认是杨道远发展他参加了五一六。陈伯达第三次来的那天，在大礼堂召开逮捕刘万泰（钢工总汉阳区办事处一号头头）、王锦铭（工造总司头头）和张鹏程（钢九一三头头）的宣判大会。陈伯达讲话：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北京把五一六一抓，就都跑到武汉去了，武汉成了五一六的根据地、仓库和保险柜。武汉的北决扬是五一六的变种，是武汉的土特产。现在是到了全面清查的时候了。从此，北京学习班掀起了狠抓五一六分子的狂风恶浪。
第四次，大约在5月底，那天开大会。在张昭剑主持下，吴焱金、彭勋等大会发言，有一个好听的名目，叫做宣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体会，其实是按照他们的意思，“上连刘（刘少奇），下联牛（牛鬼蛇神），中间火烧头”，就是要你自己把自己搞臭搞垮。陈伯达在纪登奎陪同下到会，还讲了话。出现了省革委会副主任、支造革命老干部任爱生和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科长、著名反蒋爱国斗士闻一多的侄子闻立清公然与陈伯达打嘴仗的场面。
陈伯达先点任爱生：你造反有野心，想当大官。任爱生反驳：我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支持造反派，出于公心。你不要以势压人，乱扣帽子，我不怕你。陈伯达又点闻立清的名，问：“士可杀不可辱”，这话是你讲的吗？闻立清昂首直视陈伯达：是我说的，么样？陈伯达提高嗓门：我要杀你的头。闻立清说：你敢！纪登奎马上为陈伯达辩解：伯达同志说的要杀头，是指要杀你反动思想的头。
就在陈伯达第三次在“湖北学习班”讲话后，京鄂两地全面大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在京的“湖北学习班”里，先后被抓捕、监护、隔离并先行押送回汉的有魏绳武、刘万泰、王锦明、胡厚民、杨道远、彭勋等多人，并继续深挖。
第82节　我在学习班的所作所为
在中央办的五不准学习班里，我既没有揭发、批判过别人，也没有被人家揭发、批判，只在学习班统一安排下作了斗私批修的自我检讨。我承认，七二〇事件后打派仗、揪变色龙、向人家要枪支、自造土武器、反复旧，犯了错误。
在学习班狠抓五一六的高潮中，没有把我们长办的人当五一六清查，相反，我们全班还成了清查的“动力”，比如电信局的方景清和六六一仓库的武齐华，就是我们长办班的“帮助”对象。我奉命去“帮助”武齐华交代五一六问题，武齐华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我确实没有参加。要是我真的参加了又不承认，我把脑袋割下来当你的尿壶。我向学习班的排长、长办军代表陈团长汇报：我不相信武齐华是五一六。陈排长说：算了，到此为止，不要再去交心谈心了。
北京学习班期间发生一件事，是周总理指示我在林一山书面检查上签署意见。1970年2月20日左右，春节过后几天，学习班的陈排长急急忙忙找我说；麦政委（驻长办军宣队指挥长麦汝祥）把林一山的书面检查派人送来了，并转达周总理指示：林一山的书面检查必须经顾建棠同志阅看并签署意见后，再与群众见面，解放林一山。
讲到解放林一山，要从1969年6月初说起。那年6月初的一天，曾思玉找我说：“九大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找我们问林一山历史上有没有问题，要查一查。详细情况体学同志要找你谈的。”我顺口问了一下：“是不是要解放林一山了？”曾司令员说：“体学同志会告诉你的。”
6月9日，张体学找我到洪山宾馆，告诉我说：“九大期间，毛主席、周总理问曾司令员和我：长办的林一山历史上有没有问题？我们都答不上来。主席讲：你们回去查一查，要是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解放出来当个古董、参谋之类。周总理也说：历史如没有什么问题，当个参谋、顾问嘛。”张体学问我：林一山的历史你们查过没有？到底有没有问题？我回话：查过，历史相当复杂，很难定论，而且是我们单方面调查的，也许有倾向性。所有调查材料都交给了工（军）宣队了，后来我们都进了学习班。今天是工（军）宣队麦汝祥指挥长把我从学习班里叫出来的。张体学最后说：我给军代表讲，从现在起，你全力配合军代表，重新成立林一山问题调查小组，赶紧调查，写出书面材料，尽早向军区和省委报告。
我回到长办，立即向麦指挥长汇报。麦指挥长明确表示：调查小组由我们韩副指挥长负责，你们也派人参加，具体人选由你们提出，集中办公。我说：我建议工作人员要吸收原保林派的人参加，调查中尽可能避免先入为主的倾向性。麦指挥长同意并说具体人选都由你们提，报我就是了。我又向郭志伟主任（实际上已靠边了）汇报，并商定了提供给军代表参考的名单：赵国兴、刘业凯（反林派）和李忠贤、胡涛（保林派）。1969年6月中旬，“林一山问题调查小组”成立并开展工作。
8月中旬，在讨论林一山历史调查材料时，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和争论，争论首先从材料标题上引发。一种意见认为：以“林一山罪恶历史材料汇编”作标题为好，因为他历史很复杂，问题很严重，如入党的时间和介绍人至今不清；明明他在雷神庙战斗中负伤，而残废证上却写的是平型关战斗；济南高中反蒋抗日组织被破坏，7个成员中6个被训育主任李映元开除，唯独林一山不仅没开除，反而由国民党CC分子李映元保送他进北京师范大学，等等。对此意见不一，争论十分激烈。我当时表态：不同意把标题写成“林一山罪恶历史材料汇编”，建议把“罪恶”两字去掉，在这份材料中只写事实，不加观点和定论，结论由毛主席、周总理下。最后达成共识，并在1969年8月底将《林一山历史调查材料》印制成册，分别报送湖北省委、武汉军区党委、水电部党组，由省委转呈毛主席和周总理。
这份材料上送5个月后，毛主席、周总理指示解放林一山。1970年2月，在北京中央学习班，我遵照周总理指示，认真阅看了林一山的检讨。林一山在检查中写道：“是长办的革命群众深深教育了我，我感谢向我造反的同志们，过去只晓得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结果跟着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走到邪道上去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挽救了我，宽大了我，我犯的走资派错误，决不赖帐，并坚决改正。”
我认真看了两遍，并在这份检讨上写下我的意见：“坚决拥护总理的指示，解放林一山同志。”
1970年3月30日，长办召开职工大会，林一山宣读了检查，军代表指挥长宣读了我的意见，宣布林一山解放。从1966年12月23日到他复出，靠边三年零九个月。
第83节　林一山复出报复一大片
长办的五不准学习班早在1969年11月就开办了，1970年3月林一山解放复出后，出任长办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排在军代表、长办党委书记麦汝祥后面，并进入了长办“两清一批”（“两清”指清查北决扬、五一六，“一批”指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领导班子。不久当上了长办临时党委书记，独揽全局。对在文革中曾揭发、批斗过他的人，以及在对待文革和造反派上与他有分歧的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不同手段，实施全方位、大规模的反攻倒算与报复。
1970年7月5日，中央办的五不准学习班结束，我们离京返汉，不见曾、刘在我们出发时说的“敲锣打鼓的欢迎队伍”，更不见曾、刘首长亲临，却开来了军用卡车，把我们送到汉口黄浦路兵站住下。
第三天开始，陆续有各单位来车把人接回，长办也来了车，把我直接送进长办大院青年大楼一楼房间里单独关押，开始了漫长的五不准的学习班生活。
我们（顾建棠、王秀林、王有秋、苏勇、张炳华、赵亚兰、李镇南）从北京“五不准”学习班回来又关进长办学习班的时候，长办已有上千造了林一山反的人，包括长办及其所属各处、室、院、校、站、队三级革委会成员和革委会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全都列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反党夺权野心家等，被关进“五不准”或“走读”学习班审查。其中有长办革命委员会主任、原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老红军郭志伟，原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黄世忠，原党委委员、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赵立苍，原党委委员、长办副秘书长、老红军罗红元，长办革委会委员、长办水利工会副主席、老红军胡奇，长办总工程师、长办革委会委员李镇南，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一级工程师何之泰；处长缪盛桂、王秀林、刘信芳、邱碧谨、王有秋、周义昌、吕杰、吴松声、吴洪畴；科级干部（长办的科级相当于县处级）张振奇、徐秀庭、王前义、阎清武、高永华、刘大明、王志珍、李纯钊、吴希承、于钟黎、叶树萍、刘秀君、赵墨轩、王秀成；科技骨干和文革前培养中的接班人陈林海、王宜久、张贤良、赵国兴、郑兆业、江超伦、沪玉其、钟灵英、戚务华、陈颜生、李爱华、何重新、邱忠恩、徐炳华、王叔善、徐隆庆、赵枣安、葛仲余、姚永喜、何畏之、王志鹄、葛守西、许耀雄、蒋乃明、朱伯良、魏国强、苏鲁平、王立柱、潘熙浩、姚玲泉、杜其国、毛祖述、蒋文海、夏其发、彭炎生、陈学先、谢从勤、金荣山、黄炳乾、杨立人、谢宜曙、葛洪明、王桂林、杨财运等数百人。
作为敌我矛盾立案的有251人，其中就有以严常为首的所谓“长江工程大学反革命杀人集团”和长江水利水电科学院以蔡发奋为首的“谋害刘贺春的杀人犯”。到1973年，除郭志伟、顾建棠、严常、蔡发奋四个专案学习班保留、继续审查外，其余的五不准学习班先后解散，被关“学员”释放，但长办及其所属单位三级革委会成员和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一律不分配工作，靠边站，名为“待分配”，以示全面否定长办各级革委会。上至原党委委员赵立苍、罗红元，下至普通工人，有的不给工作，有的给工作但降格使用，如原长办总工程师、长办革委会委员、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的建议人和直接参与者李镇南，在他人安排下做具体的技术工作。
还有的被逐出或被迫离开长办大院。原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七二〇事件后反戈一击而第一个解放出来工作的黄世忠，不仅长期坐冷板凳，还被铁杆保林分子、行政处长李金太当众殴打，逼得无处立足含愤自辞，请求省委调他到宜昌葛洲坝工程局工作。原规划处长、长办革委会常委王有秋，被弄到蒲圻长办水电学校当教师。原器材处长周义昌，被弄到宜昌长办设计代表组搞后勤。原机电处长、长办革委会委员邱碧谨，设法调往广州正在筹建中的珠江水利委员会，她是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抗战时期参加东江纵队，新中国成立后调来长办，曾任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保送北京水电学院深造，毕业回长办任机电处长。根据邱碧谨的资历和学历，广东省委与水电部商定任命她为珠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得知后，以长办党委的名义，向广东省委发函说她是“支派”干部，并把长办机电处的技术员孔宪志（铁杆保林分子）推荐给广东省委，结果邱碧谨被拉下当处长，而孔宪志当上了“珠委”副主任。规划处技术员邱忠恩，一贯表现很好，是处里的骨干，还是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的积极倡议人和参与者，葛洲坝工程启动时，深受正、副指挥长曾思玉、张体学器重。就是因为他在文革中批判过林一山，林一山插手葛洲坝工程后，就把邱忠恩从葛洲坝指挥部拉下马，弄回长办严加审查。
凡此种种，许多年轻人都感到在林一山统治下的长办没有盼头，纷纷自请调离。据不完全了解：长办革委会常委、枢纽处技术员郑成炎，调回福建老家；长办革委会常委、施工总队革委会主任、技术工人邓文光，调到四川；勘测处革委会常委何畏之，调到武汉弹簧厂；施工处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技术员许耀雄，调到广东水利厅；长江水利水电科学院革委会副主任、技术员王叔善调到山东潍坊；长江水利水电科学院材料室技术员王立柱调回江苏淮阴；原当接班人培养的黄炳乾、杨立人、谢宜曙等都离开长办而去。

第84节　被重点打击的郭顾严蔡
林一山对郭志伟、顾建棠、严常、蔡发奋四个学习班，进行重点报复。
第一个是郭志伟。这位老红军已年过花甲，在学习班里年复一年，交代交代再交代，作不完的检讨，写不尽的材料，身体日见衰老。
1971年秋，水电部军代表、部长张文璧到长办视察，在俱乐部给职工作报告时，惊愕发现精神憔悴的老战友郭志伟坐在台下。他走下台要郭志伟上主席台，郭志伟摇着手说“我是学员”。会后张文璧到郭志伟家探望。张部长临行前要长办党委将郭志伟从学习班解脱出来，可是林一山口是心非，就是不办。
1972年春夏之交，郭志伟与老战友、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彭冲联系，要去南京治病，望安排落脚之地。彭冲满口欢迎，并要郭行前电告。陪护郭志伟夫妇的张贤良请长办党委开个介绍信，却被拒绝。张贤良来到省委组织部，经张学琪部长批准，由省委组织部开了介绍信赴宁。彭冲夫妇亲到下关码头迎接，并陪送到玄武湖一所别墅，还为郭志伟夫妇配备了警卫和厨师。经半年的治疗，郭志伟的健康状况有了明显恢复。这样一位跟着毛主席、在粟裕大将指挥下屡建奇功的战将，只因为响应毛主席号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揭批了刘、邓资反路线及其追随者林一山，为外出治病请单位开个介绍信这一小小的合理要求，林老板竟断然拒绝，其报复心态可见一斑。
第二个是顾建棠。我这个学习班的班长，是林一山的夫人、原组织部长张彬。学习班里的“动力”，都是清一色的原百万雄师长办造委的铁杆保林骨干。他们一上来，就要我彻底交代从打倒武老谭（陈再道）到揪变色龙（刘丰）的反党乱军活动。我先后向他们谈了16个问题，我承认七二〇后参加打派仗、向兄弟单位要枪、反复旧、揪“变色龙”等活动，违背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错误的。七二〇前的事一个字都不讲。他们不满意，要我再一次作了检查，还是没有达到“动力”们的要求。
“动力”的组长罗光宇（水文处保卫科科长）对我进行“帮助”说：你为什么不将自己的罪行与刘少奇挂钩？你在中央学习班学习过，难道不知道要“上连刘（刘少奇），下联牛（牛鬼蛇神），中间火烧头”吗？我们老实告诉你，北京学习班里为啥要你们“上连刘”？因为你们五一六的总后台就是刘少奇，你们破坏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死保刘少奇。
罗光宇和“动力”桂裕炳（干部科办事员）发问：七二〇前你参与整周总理的黑材料，你在中央学习班为何不交代？我反问：你们是从哪里听来的谎言？你们不想一想，周总理是最早支持我们造省委反的，我们感激他都来不及，怎么会去整他的材料呢？你们红旗总部整总理黑材料才合逻辑，因为总理不支持你们。
“动力”又说：人家已经交代了，是在我们水文测量船上整的黑材料，现在你该明白了吧？我反驳：你们就是在乱炒菜，连基本情况都没弄清，瞎胡扯。你们提到水文测量船，我倒真的明白了，水文测量船从汉口起锚到上海，是在7月上旬，船上除严常外，还有新湖大的彭勋和交通联司的傅亷等。他们在船上确实整了材料，但绝对不是整总理的材料，整的是陈再道的材料，准备上送中央的。这个时候我正被你们关在长江工程大学当囚犯，我怎能分身上船？现在你们该明白了吧？
“动力”们反复对我施压：你那个“联司”就是“北京联动”，也就是五一六。你派赵枣安到北京当联络员，就是与“关王庙”（指王力、关锋等）挂钩，所以你把“捍卫阵线”改称“联司”，后来转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长办联司就是五一六的据点。老实告诉你，只有彻底坦白才是出路，否则死路一条。我辩解：我们将“长办捍卫”改为“长办联司”，完全是在省委认错收回一一一六保林信件后形势发展的结果，根本与什么联动没有任何关联。当时你们不是也把“红旗总部”改为“长办造委”嘛，因为形势对你们不利。我明白，你们把“长办联司”与“北京联动”划等号，又与“五一六”联起来，就是要我当反革命。我老实告诉你们，绝对没有的事。
陈伯达垮台后，长办临时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李文光找我谈话，张彬和桂裕炳参加。李文光要我认清形势，把五一六问题交代清楚。我说错误是有的，属于共性问题，五一六问题是绝对没有的。李文光很严肃地对我说：你们五一六的后台老板是陈伯达。在武汉，在长办，不仅有“五一六”，还有“六一六”和“七一六”。五一六的根子深得很，不是现在才有，早在延安时代就有了。你得好好考虑你的问题。
过后不几天，军代表韩副指挥长在毛主席塑像前广场召开的职工大会上也讲：在武汉，在长办，不仅有“五一六”，还有“六一六”和“七一六”。
1971年春节后，张彬找我谈话：小顾，你要知道，刘丰政委讲了，凡是到北京串联过的人都要当作五一六清查。（1974年批林批孔时，武汉市委书记王克文的秘书也揭发刘丰说过这句话，是在市革委会干部会上讲的。）你确实在1967年7月到过北京，而且还有人在交代中证明你参加了五一六，这就是我们反复帮助你的根据。好比说你现在掉进长江里了，我们是来拉你上岸，你也要配合啊。我说，我知道你们早就把我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了，反正我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1971年国庆节后，学习班的“动力”罗光宇、桂裕炳对我讲：现在请你谈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你要认真老实向组织说清楚。我说：我没有这个问题，拿什么给你说清楚？罗光宇说；你不要装蒜，有多人证明你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旗手江青同志，反对江青同志就是五一六，你放聪明些。我说：你们尽是胡编乱造。桂裕炳说：我们现在给你提醒一下吧。罗光宇说：可以，叫他自己念。桂裕炳给我一张纸条，并要我念。他们这点小聪明我懂，要我自己出声念，就是抓我的现行反革命。所以我拿着纸条只看不念，上面写着：“×××揭发：顾建棠恶毒攻击说，江青是中央的实权派，是当代的慈禧太后。”我愤怒：这是造谣，是诬蔑，你们是千方百计把我住死里整。没有那个事，你们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罗光宇说：你不要抖狠，老实告诉你，你搞的阴谋有的是，现在只是开始。
从那以后，学习班要我写书面交代，而且要交代“要害问题”。
交代材料我写了一次又一次，他们总是不满意，学习班班长张彬批评说：“小顾，你不是在写交代材料，是在玩积木，颠三倒四就这几个问题，都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要害问题一个都不写。那怎么能过关呢？”她要我再写，我还是用搬积木的办法应对，也不知道应对了多少次。在这次学习班里我写的材料仅存两份，一份是1970年9月16日写完的，交代了12个问题；再一份是1973年2月28日写完的，16开材料纸写了97页。
写呀，写呀，我被关在阴暗的屋子里不分昼夜地写，白天光线很暗，晚上15支光的白炽灯泡高悬，我的右眼因此患上了中心性视网膜炎，未得及时医治，致使我右眼失明。
这次五不准学习班期间，被抄家5次，抄走1956年至1965年的各种奖状、文革笔记20多本、1959年“五四”运动四十周年观看航空表演后中央团校学员与中央首长的合影照片、张体学赠我的他当新四军旅长时的半身照片、1967年周总理在武汉东湖设宴的请帖等。此外，还在学习班里被勒令上交笔记本39本。
1971年春到1972年春，反复要我交代他们所需要的“要害问题”，而且是“策划于密室、见不得人的阴谋”。他们说的“要害问题”到底是什么，只有天知道。1973年夏天，黄炳乾在垃圾堆边上捡到一份未烧毁的顾建棠专案材料打印件第17至20页。这几张残页上写着：
（顾建棠）尚待进一步查实的重大罪行：
1.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2.密谋策划绑架曾司令员。
3.图谋杀害革命群众（指王远忠　和郑学平）。
4.密谋策划“斗陈（毅）”、“换场术”。
5.参加“五一六”的组织线索。
这就是林一山所需要的我的“要害问题”。他们之所以穷追不舍，反复紧逼，是因为只要落实其中一条，就足可置我于死地。可是条条都是胡编乱造的谎言。比如“恶毒攻击江青”，揭发者说是1969年11月3日、4日在彭勋家里，而这个时候我正在北京中央办的五不准学习班里；再如“策划绑架曾司令员”，曾思玉在湖北主政7年，在“清队”、抓五一六中给造反派扣了不少帽子，可从未讲过造反派要绑架他的亊：至于1968年8月16日“密谋策划斗陈、斗朱”，更荒唐，当时我正奉曾思玉之命赶往荆沙地区抗洪堵口，何况我根本没有资格参与这样高级别的活动。他们编造谎言栽赃于我，终于未能如其所愿。
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在全国传达，长办学习班迟迟不向我传达。1972年3月下旬，李文光才向我传达，传达前说：我现在正式告诉你，林彪在1971年9月13日，全家乘飞机叛党叛国投向苏修，在蒙古境内飞机油料没了，迫降起火都被烧死了，他是背叛毛主席、背叛党的叛国投敌的奸贼。他是陈伯达的后台，所以，林贼才是你们五一六的真正的总后台。我问：林彪怎么又变成了五一六的总后台？李文光很严肃地说：不是又变成了，他原本就是。我不是给你讲过，五一六早在延安时期就有了，根子深得很。你要认清形势啊。
接着他宣布：你作好准备，隔几天就去省委学习班。果然，4月11日，我被转入省委在首义路二招办的五不准学习班，直到1973年1月。
林一山重点报复的第三个人是严常。他把严常等三十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杀人集团”。
1967年8月，长江工程大学学生刘继炎跳楼自杀，当即送解放军161医院抢救无效，死在急救室。当时经公安局法医检验后确认自杀。同年11月，学生张伯诚跳楼自杀，经武汉市公安局军管会法医验尸确认自杀，并有死者亲笔的绝命书为证。
1970年3月，林一山复出，把四年前刘继炎、张伯诚自杀事件列为重点清查对象，并以此组建了有曹立煌、边春起、田元孝、沈文藻等人参加的“清查杀人集团”五不准学习班工作专班，曹立煌为班长。开始以“一打三反”　为名，后改为清查“五一六”学习班，把严常、宋其波、伍登煌、刘永熹、郑明义等三十多名学生关起来。
如若真是为了查清问题，对刘继炎、张伯诚自杀事件进行复查，自在情理之中。严重的问题在于复查的目的不是把问题查清，而是假借复查为名，把原本的自杀事件搞成团伙他杀的“反革命杀人集团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从1970年3月到1974年1月，在长达四个年头的“五不准”学习班里，施行各种酷刑，大搞逼供信，把一个确凿的自杀案搞成假的“反革命杀人集团案”。这就是蓄意诬陷，栽赃报复。
1969年10月以后，我也在“五不准”之中，对严常等人的状况无从知晓。1973年7月我的学习班从“五不准”改为“走读”后，严常、宋其波、刘永熹等的爱人，伍登煌的双亲和谢××的老爸，先后来到我家诉说冤情，我答应尽可能向上反映。
抱着试探的想法，我先找军代表麦汝祥指挥长。麦说：严常爱人袁宝珠找过我，要求与严常见一面。我带她到工程大学，可是学习班的人员一口拒绝，不买我的账。这个学习班我都无力过问。接着我向麦指挥长提出请求；你是军代表、指挥长，你都过问不了这个学习班，可见问题的严重。你能不能向省委反映反映呢，要把人家关到哪一天才是个头啊！麦说可以，他又说：你也可以向省委反映，你还是省革委常委嘛。
当时我的行动还受到长办临时党委控制，只好给省委书记赵辛初、姜一写了内容相同的信件，请求省委彻底调查长办的名为“清查死人案”实为制造大冤案的学习班。同时，我又分别与严常等人的家属通气，告诉他们：听麦指挥长讲，在党委成员中孙昌（工程大学校长）是唯一为严常等说了公道话的人，麦汝祥也是同情我们的。我建议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向长办要人，还要向省里喊冤求救，把声势搞大。
宋其波、刘永熹的爱人，伍登煌的母亲和谢××的老爸等就用贴大字报、在长办静坐等方式，要丈夫！要儿子！要亲人！得到许多长办职工的同情和支持。
不久，省委于1973年10月派出以马济民为组长的省委调查组进驻长办，经三个月的实地调查，认为以严常为首的所谓“反革命杀人集团”不存在。省委据此于1974年1月向长办临时党委发出中共湖北省委（鄂发[1974]003号文件）（附录十五），严常等三十多人获释。但不给结论，对严常、刘永熹、伍登煌不分配工作。
第四个报复的是蔡发奋等。林一山把蔡发奋、屠和民、秦公民打成杀害刘贺春的凶手。
当时，在工总钢化江城的形势下，原百万雄师长办造委的人不断活动，要求加入钢工总，由此在1967年10月6日，发生了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在长办大院树旗的“一〇·六”事件，导致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政治处主任刘贺春跳楼自杀。当时经武汉市公安局法医勘查现场、验尸，确认为自杀。1968年12月8日，第一批工军宣队进驻后，又进行复查并认定是自杀。林一山复出后，于1970年6月15日，把与此案有关的蔡发奋、屠和民、秦公民关进五不准学习班，其中蔡发奋关了1076天，行刑逼供400多次（有记录可证的393次，另一些记录被抄走），被毒打31次。严刑逼供的目的，就是要把自杀逼成他杀。
蔡发奋在2003年11月15日给我的信中说：
在学习班里也是进行一场无中逼出有来，他们拟定一个刘为他杀，先将刘打伤，再丢下楼，许书俊出主意不留活口，于是再打死他。（杀人像杀鸡一样简单！）界定许书俊为主谋，蔡发奋为主犯，屠、秦为二个凶手。因此我一进学习班，便明确地告诉我必须另讲一套，于是他们诱、逼、套，不给休息，连续审讯，帮你改口供，给你提示，给你指示，你不讲或讲的不一致就打。唐作礼甚至拿起椅子夯我的头，我一闪左肩中了。……我对专案组的王仁良抗议说，你们大搞逼供信。他坦然说，我们是搞逼供，但不信。……赖永发仍说刘贺春他杀不成立，自杀理由不足。七四年李萍向员臣汇报了他杀缺乏材料，员臣向林一山汇报，林一山说：“什么材料不材料，看你的刀子从哪里捅下去。”（附录十六）
正当林一山的刀子准备捅下去的时候，毛主席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省委又明示长办临时党委解除现被监护的人员，但林一山迟迟不落实。3月8日严常在职工大会上进行了血泪控诉，同时群众纷纷写大字报要求立即释放蔡发奋、屠和民、秦公民。无奈之下，林一山掌控下的长办临时党委作出第11号决议，解脱监督劳动，回原单位工作。但林一山的刀子并未放下。在华国锋叛党违宪的右派政变后搞的“揭批查”中，林一山的刀子终于捅下去了。
第85节　首义路学习班贼喊捉贼
1972年4月1日，我从长办五不准学习班来到省委办的首义路五不准学习班，这个班实际上是曾思玉直接指挥下的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　举办的。地点在武昌首义路省委第二招待所。进入这个学习班的绝大多数人是结合到省、市、专区和各大单位革委会的群众代表，还有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有省革委会副主任任爱生（单独关押）、省革委会常委孙德枢、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薛朴若等。群众代表有省革委会副主任朱鸿霞、杨道远（单独关押）、张立国，省革委会常委胡厚民（单独关押）、顾建棠，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李想玉、吴焱金和常委田学群、沈复礼、胡崇元，华中工学院革委会常委赵文成，湖北大学革委会成员梅子惠、彭勋，省革委会委员、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曹承义，铁四院赵老大等，共268人。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如此规模学习班的内容和目的，但凭经验预感到不是好事。开学了，从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刘志所作的简短讲话中，听出味道来了，特别是布置各学习小组的学习内容和要求，其真正用心就一目了然了。
学习班直接领导人是武汉军区副政委张玉华、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刘志，主要工作人员有徐健等。
我和新湖大“红八月”头头、湖大革委会常委梅子惠，新华工勤务组成员、华工革委会常委赵文成编在第九班，我们这些“对象”都有各单位专案组配备的“动力”陪同。我的“动力”杨世华来自长办水利工会，后来成为林一山秘书，这时担任班长。赵文成的“动力”是华中工学院教师朱江道，任副班长。杨世华班长反复向我们宣讲：“学习班的任务是批林整风，批林彪的罪行，整自己的风，所以要把自己摆进去。”“武汉有个北决扬，曾司令员讲了，北决扬就是五一六的变种。”“五一六的后台是陈伯达，陈伯达的后台是林彪，林彪才是五一六的总后台。”
开始我们这些学习班的对象都不发言，杨世华点了我的名，我就借机挑明：“经班长多次开导，我懂了，参加批林整风，我们应当将自己与五一六联系起来，再与陈伯达联系起来，然后与林彪挂钩，把自己摆进去，我们的风就整好了。是这样吧？”梅、赵两人频频点头。班长皮笑肉不笑，不知道他是认为我领会深刻，还是因为他们的老底被点破。
后来我和梅、赵两人商定，我们要控诉自己多年挨林彪集团的整，戳穿他们借批林为名把我们打成五一六的鬼把戏。我们三人就一唱一和，热烈发言：“陈再道对我们武力镇压，死的死，伤的伤，有厂难回，有家难归。”“林彪死党刘丰借清队狠捅革委会的马蜂窝，死整所谓马蜂王，批的批，斗的斗。”“刘丰以贯彻九二七指示为名把我们打成北决扬分子，两清一批又把我们打成五一六分子。”“先说刘少奇是我们的后台；陈伯达一垮，又说陈伯达是我们的后台；林彪倒了，又说林彪是我们的总后台。将来还有没有人又会成为我们的后台？我们到底有多少后台？”
赵文成说：“毛主席说刘丰是林彪死党　，没有说造反派是林彪死党，怎么不整刘丰要整我们？”
梅子惠说：“我们本来在岸上，有人硬要把我们推下水，反说是我们自己掉进水里的，水快淹到颈子了，要拉我们上岸，我们不配合。你是拿着竿子抵在我们身上，一边高喊‘我在拉你哟’，一边死命用竿子往下顶着我们的身子，你喊一声，我们就往水里沉一点；你喊得越多，我们沉得越深。世上有这样从水中拉人上岸的吗？”
我们这一手有效，动力们无计可施，并且惊动了上面，只好无可奈何地撤销我们这个班，把我们三人分散。我被分到工总头头沈复礼那个班，我的动力也就打道回府了。这充分证明我们的“捣蛋”有成效。学习班领导把我们的行为作为“事件”对待，编写了专文，1972年5月5日刊登在专供省委书记阅读的《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简报》第八期上。
“首义路学习班”是在毛主席要求全党全军开展“批林整风”，点名批判林彪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的背景下启动的，可是上了林彪贼船的曾思玉不仅不“批林整风”、解剖自己，反而逼迫我们在“批林整风”中将自己与林彪挂上钩、摆进去。而我们是早在1970年就被“林彪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打成了五一六、北决扬，被长期监禁、内控的受害人。而今真正的林彪活党曾思玉却把我们打成假的“林、陈死党”，他做贼心虚，一手遮天，偷梁换柱，掩盖自己。
这个学习班开办之前，在汉口红旗饭店举办骨干培训班，培训学习班对象所在単位的专案人员。3月26日，刘志在培训班上说：“这次学习班的目的，是挖林、陈死党和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清算五一六、北决扬的罪行。五一六、北决扬在湖北作怪，要把骨干和幕后都掀出来。参加学习班的人，都有点名气，有的结合以后成了大大小小的头头，还有群众组织的头头；有的是一般干部，有的是高级干部；有的动过，有未动过；有单干的，有互助组，有合作社。这些人都是湖北地区多次反复的制造者。这次是一场硬仗，……他们是林、陈死党，五一六、北决扬的骨干，有的是幕后指挥。我们要有信心，不怕困难，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关于参加五一六、北决扬组织的问题，也不点他们，叫他们自己讲，到时候再点。”这就是学习班的宗旨，实质是贼喊捉贼。刘志的这个讲话稿，批林批孔中省委提供给我们了。
第86节　总理关注我的组织生活
1973年7月，我的学习班由“五不准”转为“走读”（晚上可回家），我乘机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党的九大后，各级新党委相继成立，党员成批恢复组织生活。现在党的十大即将召开，可是我以及同我一起造了林一山的反的党员同志，至今都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原因是林一山复出后诬陷我们是五一六分子，已审查四年。不给结论，不处理，不说明，无期限拖着。
1973年9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军代表、军宣队指挥长麦汝祥到我家，一把拉着我上车，将我接到长办，在他的办公室里对我宣布：“今天晚上要恢复你的组织生活。你在这里准备一下，在会上作五分钟的自我检讨，然后表决。”
晚上7点，在长办红楼二楼原林一山的会客室，召开原政治部所属各支部的党员会议，但造反派中的党员没有一个，因为他们都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我作了检讨后，原福利部的张寅东、原监委的韩桂兰和原保卫处的崔吉礼不同意恢复我的组织生活，出乎意外的是原政治部主任、时任党委副书记的丁福五表态：“我同意恢复顾建棠同志的组织生活。”接着军代表麦汝祥指挥长也表示同意。最后表决，绝大多数举手通过。
麦指挥长送我回家，路上我问为什么这样匆忙，麦指挥长说：这是省委的指示。明天早上你在家中等着，跟我一起到省里参加传达十大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
第二天，我在省委报到时，省委书记、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见到我，拉着我的手说：“你来啦？十大期间，总理到湖北组来看望我们时，问长办的顾建棠同志的党组织生活恢复了没有，曾司令员说不清楚，我们都回答不清楚。总理嘱咐说，你们回去后问一问，要是还没有恢复，省委过问一下，把顾建棠同志的组织生活恢复了。恢复你的组织生活是总理的指示，我们回来后就给长办打了招呼。可是昨天长办姓丁的书记和军代表来报到，我问他们，顾建棠来了没有？他们说你的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我火了，说：你们赶快回去恢复顾建棠的组织生活，通知他一起来开会，否则你们也不要来了。长办的领导真不是个东西。”实际上，九大以后省市革委会中群众代表龙铭鑫、潘洪斌、王屏、沈复礼等就恢复了组织生活。
此后，1973年国庆节夜晚，我被通知到大桥局顶楼平台与曾思玉等省、市领导一起观看焰火。这是1969年以来的第一次。总理的这一指示，实际上是对诬陷我为五一六的否定。
第87节　曾思玉抓几十万五一六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省委9月6日至15日召开扩大会学习贯彻。
1973年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并说：我考虑了半年，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一调好。
12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经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对调。
12月25日，我接到通知到省委开会，在洪山宾馆报到。会上我们听了毛主席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的讲话录音：“朱总司令是好司令啊，是我们的红司令啊，不是黑司令。我给你们请来了总参谋长，此人姓邓名小平，他是绵里藏针，柔中寓刚，表面上客客气气，里面是钢铁公司，你们可要注意了。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耳朵听不到不同声音，眼睛看不见新东西。韩先楚同志你在福州几年啦？（韩答：14年。）许世友同志你在南京几年啦？（许答：19年了。）我要你读《红楼梦》，你读了没有？（许答：读了。）读了几遍？（许答：一遍。）一遍不够，要读三遍。西汉初年刘邦手下的名将叫周勃，他是厚重少文。许世友同志，要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许答：我带兵北伐。）好，你就当周勃吧。”“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地方的书记就不兼任了，秘书也不要带了，家属一起走。你们回去后无非北京那一套，离任到任同时进行，欢迎欢送一起宴请一下，离任的同志要与军队师以上、地方地专以上干部告别座谈一下，这件事年底前办完。”
我们这才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听完录音后得到通知：明天上午十点曾司令员在洪山宾馆会议室举行告别会见会，邀请省革委会常委以上的群众代表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张立国、顾建棠、王屏、潘宏斌、邓金福、钟锡钢、黄石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开厂、孝感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王宏等参加。
我当即向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潘宏斌、邓金福等建议：“曾司令员要走了，他在这里搞了那么多五一六、北决扬，胡厚民、杨道远、李想玉等被关押至今，王锦铭、刘万泰等被捕坐牢，还有许多同志长期受审查，总要有个交代吧？我们是否可以要求他召开全省广播大会说清楚，并要求释放胡厚民等人和任爱生。”在场的人一致同意，并商定：要曾思玉对此事做出结论，如是真五一六分子你就公开处理，如是假的就得平反放人，不解决就拖住他不让走。这样做必惊动毛主席，毛主席决不容忍把数十万人打成五一六分子，放人平反有望。我们商定，由朱鸿霞放头炮，其他人紧跟发言。
12月26日上午10点，曾思玉准时来到洪山宾馆，曾司令员说：我来武汉已经七个年头，感谢在座同志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但我没有把工作做好，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抓的抓了，不该关的关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同志道歉。
可是，朱鸿霞没有按我们商定的步骤行事，却接着说：我们也没配合好曾司令员的工作，还给你带来不少麻烦……曾思玉当即起身，一面讲“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面拱手离开了会场。
曾思玉主动认错，很可能得到了我们要在五一六问题上发难的信息，朱鸿霞一改初衷，不知是出于恻隐之心，还是有人事先打了招呼，至今不明真情。
两年后，华国锋的中央发动了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揭批查”运动，被曾思玉打成五一六、北决扬的六十多万人，一下子又全部被打成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分子、代理人、骨干、爪牙、三种人，其中许多人受到党纪、政纪和刑事的各种处罚。
中午，我们参加了欢迎杨得志司令员、欢送曾思玉司令员的宴会，我和潘洪斌代表我们这一桌的军地干部，分别向两位司令员敬酒。曾思玉对我说：谢谢，你有机会到济南，欢迎你来我家做客。正在这时，孔庆德副司令员要和我碰杯，他把我杯里的红酒一口饮完，把白酒倒进我杯里。我连说“孔司令，我不行我不行”，他说：“好，那你半杯我满杯，但都要干杯。”我就直了喉咙一饮而尽，刚回到座位就倒在地下，急送医务室静卧醒酒。

tuffy05 · 发表于 2015-1-30 01:08:09

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顾建堂著（11）

［作者：顾建堂转贴自：本站原创点击数：847 更新时间：2014/7/2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作者简介：顾建棠，1931年出生，江苏省海门市人。1945年小学毕业，同年11月到衣庄当学徒。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入团，1956年入党。先后在海门县税务局、工商科、劳动科工作，1954年调到长江下游工程局青龙港护岸工程指挥所，1954年10月调南京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1955年5月调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处劳工科，1956年调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肃反审干办公室，1958年春调共青团长办团委。1959年毕业于共青团中央团校第十期，随即回长办团委工作至文化革命开始。
1966年6、7、8月，为长办“保林（长办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派”领头人。1966年10月上旬组建长办第一个群众造反组织“硬骨头战斗队”， 1966年12月26日“长办联司”成立，任一号勤务员。1967年12月任长办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76年11月至1978年1月7日，经湖北省委决定被隔离审查。1978年1月8日被捕入狱，1983年1月被判七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第十八章　批林批孔军地齐上阵
　　　　　曾刘制冤秘籍被曝光
1973年9月3日，张体学在北京逝世。12月，曾思玉调离武汉军区，杨得志、王六生分别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赵辛初1973年6月出任湖北省委书记（当时未设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克文1973年6月出任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武汉市革委会主任。
1974年1月18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1月24日和25日，江青等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全国各地掀起了批判林彪极右路线的高潮。
曾思玉、刘丰1967年8月至1973年12月在湖北主政期间，从未认真组织批判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未组织批判湖北头号走资派王任重，打着三支两军的旗号，把清队、一打三反、斗批改、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等运动，一律歪曲成对文革和造反派的反攻倒算，一次又一次地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同时，对结合到各级革委会的地方领导干部，军代表视为可以任意使唤的摆设和陪衬。他们见右不批，见左就打，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极为不满，导致军民之间、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的关系恶化，矛盾加剧。1973年底，军队三支两军干部离开武汉的时候，武汉市委书记王克文明确表示：军队干部全部离开，一个也不挽留。批林批孔运动一来，长期被压制、被迫害的造反派有冤要伸，已“解放”出来工作的地方领导干部有气要出。
第88节　省委开批林批孔座谈会
湖北省委在赵辛初、赵修（文革初期一度改名赵立公）和王克文（时称两赵一王）领导下，对群众的要求和行动，采取支持和默认的态度。1974年2月上旬，省委在群众要求下，召集多年没有召集的省革委会常委们，开了一个批林批孔座谈会，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姜一和省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朱鸿霞、张立国、顾建棠、潘洪斌、王屏、钟锡钢、邓金福等出席了座谈会，商讨如何开展这场运动。
大家肯定省委的积极态度，希望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紧密联系林彪在湖北的死党刘丰和活党曾思玉所犯下的罪行和错误，开展批林批孔，并一致要求尽快释放被长期关押的胡厚民、杨道远和任爱生。
我在会上提出要求和建议：第一、要求省委责令长办临时党委给严常等三十多人彻底平反。长办党委以捏造情节、诬陷栽赃、酷刑逼供等非法手段，把严常等三十多名大学生打成“反革命杀人集团”，制造了震惊长江沿线长办所属单位的大冤案。省委于1974年1月向长办发出鄂发（1974）3号文件，严常等人获释，但长办临时党委至今不结案、不给结论、不平反。长办临时党委还把长办科学院蔡发奋等3人定为“杀害刘贺春的凶手”，关押在五不准学习班已经四个年头了，至今不结案、不给结论、不释放。这是林一山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铁证。我请求省委责令长办临时党委给严常等三十多人彻底平反；立即释放蔡发奋等3人，并作出正确结论。第二、建议组建批林批孔材料组，尽快向群众提供刘丰、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极右路线的具体材料，同时成立宣传组和联络组，他们的工作一定要争取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会后有人不赞成提“争取省委的领导和支持”，我解释说，要汲取反复旧的教训，何况“两赵一王”不同于曾思玉和刘丰。
赵辛初书记表示：省委一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联系湖北实际，同广大群众一起开展批林批孔。关于解除胡厚民等人的监护问题，省委一定认真研究，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关于联系湖北实际搞材料、成立材料组的事，我是赞成的，这件事由赵修同志直接领导，省委副秘书长陈克东　负责办理。
省委接受群众要求，3月2日释放了被曾、刘打成“北决扬、五一六湖北总头目”的胡厚民。这就形成了军地干群连手、上下呼应、相互支持的“批林批孔”统一战线，撕开了曾、刘借清队，一打三反，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故意制造冤案的黑幕，为数十万蒙冤、挨整、遭压制、被排挤、受歧视的群众和干部说了话，出了气，正了名。
第89节　“林彪的极右路线在湖北”
座谈会后，赵修对我说：组建一个材料组，由你赶快提出具体人选、工作要点和要求。办公地点就在省委一招13号楼2楼搞两个房间。我当即提出要有沈复礼参加，赵修书记连声同意。
由顾建棠、沈复礼、丁元芳（武汉制药厂职工业余教育教师，钢工总武汉制药厂负责人，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李宝善（国棉三厂工人，工造总司成员）等组成批林批孔材料组，并商定为了尽早完成整理编辑材料的任务，要求省委提供必要条件：1.省委尽可能提供原始材料；2.请省委解决办公用品及打印；3.工作人员在招待所食堂用餐，省委给予一定补贴。
赵修书记当即答复：都可以办到，工作人员伙食费每人每天补助3角钱。你们可以找陈克东解决。
材料组昼夜加班，每天从7点到22点，有时到24点。3月15日，完成了“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附录十七）
这个材料的提纲如下：
（一）上贼船，年深日久
（二）搞复辟，罪行累累
第一部分　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阶段
推翻“五二七”指示
以贯彻“九二七”指示为名，行镇压造反派之实
“首届积代会”，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以清查“五一六”为名，再次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假借中央名义，把胡、李作为“北决扬”总头目、“五一六”骨干、坏头头批斗
曾思玉、刘丰站在哪一边
第二部分　九届二中全会到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武汉地区主要负责人座谈会阶段
不批陈，不批林，捂盖子，保自己
积极参与反革命武装政变准备
整干部、整群众
第三部分　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武汉地区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后，到活党曾思玉调离湖北阶段
对抗党中央，篡改毛主席指示
制造政治谣言，为“七二〇”事件翻案
在七二年省政工会上，批干部、整群众，继续捂盖子
假借中央名义举办了省学习班，在革命群众组织头头中大挖“林彪死党”、“五一六”、“北决扬”的幕后操纵者
违背中央首长指示，不借中央（72）42号文件的东风
拒不执行中央（73）17号文件精神，否定革命工代会
对抗十大精神，继续镇压反潮流战士
猖狂翻案，对抗到底
材料定稿后，我们提出用“中共湖北省委批林批孔办公室”署名。赵修书记回话：省委意见还是用群众组织的名义为好。材料组最后商定，用“少正卯”的谐音“劭正茂”署名，材料由省、市总工会发送。
第90节　受害人严常的血泪控诉
从3月初开始，省委领导认真落实承诺，省里率先实施，各级党委紧跟照办。全省各种形式的五不准学习班纷纷解散，被关人相继释放，受迫害人掀起揭发控诉高潮。
3月2日，省委首先撤销对胡厚民的隔离监护，释放了胡厚民。这一举措震动全省，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的各种形式的五不准学习班顷刻瓦解，被关押人员获得自由。长办临时党委迫于形势，终于释放了被关押五年之久的蔡发奋、屠和民、秦公民三人。
但长办临时党委迟迟不给严常等三十多名学生平反，3月5日我和严常等商量决定：用铁的事实揭露林一山执行林彪反革命极右路线、残酷迫害、疯狂报复的罪恶行径。3月8日在长办职工俱乐部召开了由我主持的职工大会，严常诉说了惨遭残酷迫害的真情实况，进行了血泪控诉：
1967年8月和11月，我们长江工程大学先后发生了学生刘继炎、张伯诚跳楼自身死亡事件。刘继炎经解放军161医院抢救无效，死在急诊室，当时经法医检查鉴定确认自杀。张伯诚跳楼当即死亡，经武汉市江岸区法院尸检，鉴定确认自杀，且有亲笔绝命书。这个事件早在1969年第一批工军宣队进驻长办后就进行了复查，认定原尸检鉴定成立。可是1970年3月解放复出后担任党委书记的林一山主任，把已经工军宣队复查，认定原尸检自杀成立的刘继炎、张伯诚跳楼自杀之事翻出来，以假设他杀案进行复查，并组建了由曹立煌、边春起、田元孝、沈文藻等人参加的“清查杀人集团”五不准学习班的工作专班，曹立煌为班长。把严常、宋其波、刘永熹、伍登煌等三十多名已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先后关进“五不准”学习班（后改为专案组）达四年之久，其间两年关在不见阳光的地下室里，使用罕见酷刑进行逼供。
林一山的他杀假设为：“严常等一批学生经过密谋策划，于半夜时分，在宿舍的地下室内，先将刘继炎、张伯诚打死，并连夜搬尸体到楼顶，然后抛尸学生宿舍院外。精心伪造自杀现场，以蒙骗公安机关。”
专案人员按照这个假设逼迫我们写出书面交代，我们不肯就范，曹立煌、边春起、田元孝、沈文藻等人对我们就施暴逼供，除了拳打脚踢，还有棍棒相加，刑罚种类之多、手段之狠，同志们啊！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1971年6月27日晚上，边春起为刘永熹“剪彩”（对学习班对象的第一次拷打）。开打前训话时说：“别人老早就吃过这种苦头。你还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苦头，今天我对你是第一次。你不交代清楚，就别想回去，不让你尝尝这种苦头，你就不知道厉害。我告诉你，打你是经过批准的，你要到军区去告，要到公安局去告都可以，你就说这话是我边春起说的。”田元孝又吼叫：“告诉你，打你是有法律根据的。”
接着边春起指挥开打，把衣服剥光，只留一条短裤，从晚上七点拷打到第二天凌晨四点，人被打瘫后，又把你架住贴在墙上成十字架形。这时，边春起又训话：“你要是再不老实，下次我们还要更加狠狠地打。只要认为你不老实，不管是在谁面前，不管是谁看见，都可以随时拖进来打，这就是我们规定的纪律。”
这种苦头，我们不但尝了，而且还多次尝了，尝尽了曹立煌、边春起给我们的种种酷刑。我现在简要告诉大家，他们在我们身上使用的酷刑种类：
车轮战：几昼夜不让睡觉。
打对角：用布蒙住眼睛，把人置于中央，四个打手来回打。
独木桥：地下室里放水，支起摇晃的独木桥，逼着你在上面走，一走就掉进水里，凶手就上来猛打。
拜观音：用凳子叠高，叫你在上面长时间跪着，头上还顶一盆水。要是水盆倒了，或人昏了，凶手就上来拳打脚踢。
不让大便：叫你疼痛难熬，实在熬不住，叫你拉在饭碗里，这时凶手们拍手狂笑。
不倒翁打点：要你蹲下并要前后不停地摇摆，就是要你的身子连续向前扑、向后仰。人受不了倒地，凶手们用棍棒狠打。
加压弹簧：就是要你蹲着，突然凶手们猛扑在膝盖、肩膀和头顶上，又要你死命站起来，接着再把你压下去，这样的一上一下来回弹动，直到你昏倒为止。
摔砣子：先把人打倒，凶手们上来架住你的肋下和胳膊，把人在地上拖，然后把你提起来摔下去，再把抬起来抖了又抖，把你的腰抖伤。
压双脚：凶手们拿一块床板压在双脚的脚尖脚背上，床板还站一个人，还要你不断蹲下起来、蹲下起来，弹簧式地来回。直到你倒下为止。
在这样的酷刑下`，戴树德、郝梦奎同学自杀而亡，伍登煌被逼疯，刘永熹逼得严重精神分裂。
林一山指挥他的打手们，使用各种酷刑搞逼供，由此把一个真正的自杀案搞成了“反革命杀人集团案”的冤假错案。长办党委以此正式定性“反革命杀人集团”大案，多次上报公安局，要求“判一批，杀他一两个”。虽然全因上报材料的虚假未能得逞，但林一山并没有就此罢休。
第91节　省市委同意查两清材料
曾、刘以“两清一批”为名，假借子虚乌有的五一六、北决扬反革命集团案，在湖北省打出了六十多万反革命分子，制造了旷世大冤案，而他们保管冤假错案材料的档案室，就是盛满曾、刘推行林彪极右路线罪恶的仓库。造反派群众要求批林批孔联系湖北实际批刘丰，就得把这个罪恶的仓库打开，让见不得人的黑材料见见阳光。从3月20日到4月初，武汉出现了攻曾、刘“三办”（武汉军区曾刘首长第三办公室），查两清黑材料的高潮。
1974年初省委批林批孔座谈会后，沈复礼和我一起全力组织人员整理“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初步材料”（即“劭正茂一百条”）。我们在整理过程中感到省委提供的原始材料实在太少，特别是没有提供几十万造反派被打成五一六、北决扬的关键性材料，总感到省委有所保留。
3月17日，沈复礼对我讲，他要去参加军区三办揭盖子、要材料的行动。这次行动是由武锅造反派发起，武重、武船和市电信局的造反派参与。随后钢新两派连手攻三办，得到军区首长支持。
3月30日，杨得志司令员和王六生政委在军区小电影放映厅接见群众代表。林子忠主持，沈复礼、彭勋先后发言，揭发曾、刘制造冤案，把六十多万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北决扬反革命分子，而原军区三办是前台指挥部，请求杨司令员和王政委支持揭开三办的盖子。王政委讲话，批判曾思玉、刘丰，杨司令员要求大家听毛主席的话，紧跟中央部署，团结一致把批林批孔运动搞好。在这种情势下，军区三办的刘志、马兆昆、徐健等人纷纷发言，揭发出曾思玉、刘丰迫害造反派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
3月17日或18日，我见到张立国，问他知不知道“三厂一局”攻三办的事，他说：听说了，我们也要搞。我说：钢派“三厂一局”攻三办，方向对头，我们要支持。张立国说：那当然。
3月22日，张立国在湖北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31号楼召集新派头头开会，到会的有张立国、吴焱金、顾建棠、张维荣、严常、林子忠、于昌禄（市机关红司成员）、傅廉、曹承义、彭勋、薛存元（新武重联司头头）等。会议主要内容，一是商讨对“三厂一局”攻三办的态度，二是商讨我们如何搞两清黑材料。大家议论，都认为对攻三办要肯定，要支持，要和他们并肩战斗。钢派行动得快，要向他们学习。
关于我们怎么行动，市档案馆于昌禄说：市委有一批两清一批的材料，是十五军留下来的，放在市委机要室代管，可能还没转走，这事是确实的。多数人认为可以搞。最后张立国拍板：就搞这批材料，明天就去。并决定由林子忠当总指挥，彭勋当顾问，严常当秘书，薛存元任副总指挥。现将林子忠提供的书面回忆抄录如下：
3月23日上午8点，我带领一辆交通车、两辆卡车和一辆摩托车，按约定时间在阅马场与武重厂的人会合，武重厂来了两个人。我请他们上车后直奔市委，经警卫通报后，我们到了办公大楼的二楼会议室，见到于昌禄和秘书长赵铁夫，
赵秘书长问：小林哪，你搞那么多人来干什么呀？
我说：我们是来封查两清一批材料的，目的是了解方铭、张昭剑在武汉到底把多少人打成了五一六、北决扬反革命分子。这个问题也是前段支左存在的问题，请秘书长批准。
赵秘书长又问：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回答说：一、要承认我们这次行动是合法的革命行动。二、请市委同意我们清查两清一批材料。三、请克文书记接见我们。四、请安排我们食宿问题。
赵秘书长说：请等一等，我要请示。
过了约一小时，他向我们传达了市委常委的意见：（封查两清一批材料）是革命行动，同意查封。安排在市委党校休息。克文同志准备接见大家。但是在查封时，不得影响机要室正常工作，不得接触机要室其他文件，查封必须在机要室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赵秘书长还说：你们搞完后就到市委党校休息。
我当即表态：对市委常委的意见，我们深表感谢。所提注意事项，我们一定注意。接着我带领武船厂的同志进入机要室，把两清一批的材料贴上了封条。不到一个小时，全部工作完成。
正在这时，夏邦银、胡厚民来到市委，在会议室与大家见面，他们表示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接着顾建棠、严常、彭勋、张维荣都来到市委大楼与大家见了面。
下午3点刚过，王克文书记的秘书高国华来到党校通知我：克文书记和常委们要接见大家。正说着，王克文、王哲南、惠锡礼、栗栖、赵铁夫等来到了楼下，随即在党校一号楼二楼会议室与大家见面。在与大家谈话中，王克文主要批评了军队在支左中所出现的问题，曾、刘在湖北打击地方干部的行为，并说刘丰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当解放军。他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听毛主席的话，把批林批孔运动搞好。
克文书记问：小林，你们封了材料后，还有什么问题？
我说：我们查封后还要查看一下。
彭勋接着说：封查封查，封了不查，有什么意义呢？
经大家议论后，王克文讲：可以查，但决不能影响机要处正常工作，只能查看两清的材料。这批材料是十五军撤走时留下的，我们机要处只是代为保管。
最后确定：由我们派5个党员同志和机要处5个同志一起清理，然后确定两清材料的数量，办理交接手续。
3月24日，由严常到各单位抽调5名党员同志，下午4点到了机要处。联系好后，即进了机要室，双方配合清理。清理很顺利，但由于数量大，有数千份数万页，所以到下午7点还没有弄完。我和严常在外面，因为我们当时都不是党员。平毅来了，他说我进去看看，我以为他是党员，就让他进去联系。他跑进跑出，传达消息。事后才知道他不是党员。天快黑了，外面听到宣传车的声响，这时王克文在高国华陪同下来到，问我搞完了没，我说快搞完了。他说快搞，否则聂年生他们来了很麻烦。
王克文走后没多久，我们的人员出来讲全部清好了。我当即通知中原机械厂陈茂祥派车到市委来接我们，车到后大家把机要箱封好装车。当时他们告诉我：材料共两千多份，三万多页。我就给机要处翟处长写了借条，他才给我们放行。
我们的车从市委大院后门开出，直开中原机械厂。从厂大门进去后马上把门关上，观察有没有人跟踪。没有发现有人跟踪后，就由侧门出来，直奔南京路长办招待所。
这以后，就由严常全面负责，安排清理人员开封，抓紧时间阅看抄写，其他人都离开长办招待所。我离开时已经是25日凌晨5点。
26日严常对我讲：是否能再抽些人来？我就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第二机床厂抽了几个人到严常处报到，参加清查。
过了好几天，大约在4月4日凌晨1点样子，张维荣和市委秘书长栗栖来到我家（武昌解放路476号），我问：什么事？张维荣向栗栖介绍：材料问题是小林主持的。我说：是的。栗栖马上说：小林，现在向你宣读一下总理指示。我一听是总理指示就站起来，栗栖正式向我传达说：“周总理电话指示：把抢走和运走的档案材料立即送回。”我当时没有考虑什么叫抢走的什么叫运走的，我说我们一定按总理指示，把材料送回。
栗栖问材料在什么地方，我说在长办南京路招待所。随即我们三人一起到了长办招待所，严常他们刚睡下。我把他们都叫起来，并向他们传达了总理指示，要把材料送回去。
严常说：我们刚入手怎么就送回去呢？我说：还是清理一下再讲吧。他们就去清材料。这时张维荣对我讲：是不是和彭勋说一下，这个事不通过他也不好。我也觉得不要彭勋来不好，当即乘栗秘书长的车到了彭勋家，把总理指示给他讲了。彭勋听后很不理解，但还是一起来到了长办招待所。大家在清理材料时把中央学习班结束时黄永胜对彭勋的批示清出来了，黄永胜批示：“罪行实属严重，不予分配工作，送农场劳动改造，以观后效。”这个批示在学习班宣布后，彭勋到农场劳动，直到批林批孔运动前夕才回到学校。
彭勋把黄永胜的批示拿在手里说：这就是黄永胜的批示。此时大家触景生情，都对立即送回材料不理解，装箱工作慢下来了。栗秘书长觉得事情不好办，而且有些不耐烦了。双方出现争论，栗秘书长就给市委打电话。早上4点多钟，王克文来到长办招待所，在招待所传达室开了一个小会，谈送还是不送还的问题。王克文最后决定：先把原件全部送回，手抄件下一步再讲。
就这样，原件装箱后，早上6点多钟市委警卫连来车，由中原厂、武重厂、武船厂参加清查的同志把材料箱装上车，并护送到机要处，9点交接完成，机要处翟处长开具了收条。机要处的同志在清点材料后讲：真没想到，两千多份、三万多页，没少一页。
1976年，厂里知道我在1974年封查两清一批材料的事，追问我手抄件哪去了，我说都烧了。他们不信，就抄我的家，结果抄出了我给翟先锋处长的借条和翟处长给我的收条，这件事才没有再追下去。
1974年3月30日晚上，我和林子忠一起来到省交通厅大楼，傅廉、余明生（交通联司二号头头）、黄金善（武汉工业安装公司“红工”头头）、李家华（钢九一三成员）、李苏民、罗世栋、邓金福、杨玉珍（邓、杨均为钢九一三头头、省革委会常委）等已在开会，讨论去省委机要处搞省里两清黑材料的事。
傅廉向我们介绍了情况，他说：省委机要处材料没人管，门口没有警卫，门也没上锁，一推就开了。
余明生说：我们已多次与省委联系，要求清查两清材料，他们答应和我们商谈，但不落实。怎么办？我们想听听你们两位的意见。
我说：还是像市里那样，争取省委支持。市委的态度，省委不可能不知道。建议加紧催促，不宜冲击。
林子忠表示：尽可能争取省委支持为好，要是没有王克文的支持，我们能把材料从机要室搞出来吗？
最后大家基本同意不去冲省委机要处。凌晨两点左右，我和林子忠各自回家。但当天即3月31日上午，余明生等人还是把省委存放在五号楼的两清材料搞出来了。现将余明生提供的回忆文字抄录如下：
1974年3月批林批孔运动期间，省委书记姜一、赵修等领导答应我们，将武汉军区三办转来的两清办公室的“两清”（即清查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北决扬）运动中整干部、整群众的专案材料给我们作大批判用，并同意群众组织派代表（要求是党、团员）参加整理。我们等了好几天了，未见领导来找我们，打电话秘书挡了驾。我们到存放材料的省委五号楼观察，发现原先的岗哨没有了。为此，30日晚上我们在交通厅楼上开会，商讨要不要我们自己去搞出来。当时有支持的也有不同意的，会上听了顾建棠和林子忠的意见，基本同意不去搞。
但黄金善、李家华、李苏民还是认为不能再等了，决定明天先给省委领导打电话，如果他们按照原来的表态办就算了。
31日上午9点左右，我和黄金善、罗世栋、李苏民等先去省委五号楼，一瞧，里面没有人，门也没有锁，有几个办公室都放着箱子、麻袋等，还有些材料散放在地上，也有红头文件。我告诉大家不要动，等我打电话给省委领导后再说。
于是我先后打电话给姜一书记、赵修书记和组织部长薛坦，都是秘书接的。我在电话里讲：关于两清材料问题，请领导来五号楼商量。但没有回音。我最后电话里讲：如果再不来，我们就把材料运走了。
同时又打电话给新华社武汉分社，请他们报告周总理：关于两清材料问题，我多次打电话给省委领导，他们不理，材料我们运走了。
随即我要黄金善、李苏民通知车辆来五号楼，将材料装车。当时没有人干涉、阻拦，顺利离开五号楼。车开出后，往武钢方向开，再经汉沙公路到仙桃停下。我通知大家体息，找黄金善等商量后，让黄去仙桃船厂把厂长张国平（交通联司船厂一号头头）、党委书记陈光清找来了。在公路上商定，派鄂25号船转运材料。当时在仙桃将材料装上船开往武汉，汽车上的人员全回汉口，等候通知。
4月1日，我告诉傅廉关于材料的情况，并要他去找省委领导商量：材料仍运回省委，找个地方由我们派代表参加整理。
后来傅廉告诉我姜一等领导的意见：
第一、省委没有地方，就在船上整理。
第二、省委派省检察长房绍义同志负责，并带两清办的两个人员一齐上船。你们也派代表（党团员）参加。
第三、船上工作人员生活补助按省委会议标准。
后来我到船上开了个小会，按省委意见，房绍义同志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杨玉珍为副组长，余明生负责生活。
5日凌晨傅廉对我说，中央电话指示：抢走、运走的两清专案材料一律全部运还省委，不得复制、转移、销毁。当即我们传达指示，落实行动，把全部材料运还省委了。
但李苏明说他经房绍义检察长同意，留下了张体学、朱鸿霞等人的部分材料。我和李苏明将这部分材料送往北京，交中央未果，后来交给了武汉军区在京开会的信俊杰。
毛主席逝世后，在华国锋、邓小平发动的揭批查中，以打砸抢的罪名，将参与此事的傅廉、余明生、李家华、李苏民、罗世栋都判了刑。
第92节　湖北两清冤案部分材料
在广大群众共同努力下，在大军区和省市委领导支持下，从3月18到4月4日的十七天中，经“攻三办”、“封查两清材料”行动，终于撬开了省市“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制冤材料的“保险柜”。由于时间短、情况变，只能见到将万千群众打成五一六、北决扬的众多材料中的一部分，摘要列举如下。
第一、曾、刘在两清中所为。
“曾思玉在军区内部多次讲，我恨造反派，就是恨他们不听话，不听招呼。”
“胡厚民进北京学习班后，没有材料，五一六分子定不下来，就打电话给王一夫和我，要搜集胡厚民的“三反”言论，有一条就行。材料交给张玉华，他说上纲不高。”
“刘丰讲：‘这次去北京办学习班，要把各个难点的难点弄到北京去，让家里发展大好形势。’”
“刘丰讲：‘凡是到北京串联过的人都要当作五一六清查。’”（以上为军区三办徐健揭发）
“曾思玉、刘丰、张玉华封锁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谢富治同志1970年3月16日跟纪登奎讲，纪登奎又跟曾、刘讲：‘北决扬与三钢挂钩是不行的，一联系就不得了。七百多人的一个工厂，有155个决派，这样的材料要打个问号。搞上四五百人，你们骑在老虎上。’曾思玉说：‘我骑在水牛上，愿意上就上去，愿意下就下来。’曾思玉、刘丰不但向群众封锁这些指示，相反，曾思玉指示张玉华叫军区三办派人继续在中南汽车制造厂调查决派名单。”（军区政治部主任、三办负责人刘志揭发）
“1971年曾提过以两清为中心的一打三反运动，我认为这个提法是错误的。”
“1971年2月13日，曾的秘书传达曾思玉的意见：‘北决扬就是五一六的变种。’”（以上为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马兆昆揭发）
第二、曾思玉、刘丰对继续抓紧一打三反的指示。
“今天交个底你们，五一六一定要挖，北决扬也一定要挖，有什么组织挖什么组织，挖到什么问题是什么问题。五一六一定有，北决扬一定有。不要怕，不要一风吹。有的是五一六的头子，有的搞阴谋。查‘三怪’（怪人、怪事、怪现象），怪现象多得很，文化大革命中搞无政府主义，一万人，一个人身上找一件，就是一万件。武重搞了个祝孝先　，干净了吗？武锅的李洪荣肯定是个五一六，武重的李向阳　肯定是个双料货。”
“各个地区都要搞个人批斗会，不要认为除了‘六厂一校’　就没有问题了，只要搞闹事活动的就要专政，搞工厂不要手软。”（曾思玉在军工宣队指挥长会议上的讲话）
“1972年3月1日，在三支两军工作会上，曾思玉讲：‘五一六、北决扬干了什么坏事呢，中央是清楚的。全国列了十件大事，湖北有六件。我们主要是搞北决扬，武汉地区确实有北决扬，我们搞过了一点，主席跟我们讲了，要引起我们注意。陈伯达说我们搞过了一点，陈伯达要搞一风吹不行。敌人确实干了许多坏事，现在清楚了，挖到刘丰头上来了，刘丰的后头是王、关、戚。我们搞五一六、北决扬时，搞不动，陈伯达说我们搞扩大化了。’”
“1972年3月2日，我传达曾思玉的指示。2月25日的湖北日报二版的标题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就是要压》，副标题是‘再论造反派受压论’。他说：‘造反派’几个字最好是少提或不提为好。”
“刘丰指示：‘市里开“两代会”，要把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拉去批斗，省里开会也要把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拉去批斗。’”
“刘丰讲：‘给大家交个底，五一六是五一六，北决扬是北决扬，有多少算多少，挖干净为止。’‘批斗杨道远的大会开得好，触及了一些人的灵魂，像李苏明这样的罪犯也要反戈一击，可见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以上为军区副政委张玉华揭发）
第三、成立“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收集造反派材料，编列所谓“大事件”。
省、市专案联合小组共获各种物证28666份，到1972年初，市专案联合小组掌握大事26件，各区、局及大单位掌握大事238件，省专案联合小组也掌握大事数十件。为查清各种大事件，还组织了许多协作小组，如省里交办的“反党乱军”事件，市专案联合小组就组织了4个协作小组进行调查取证。到1972年初，全市有专案计144起，其中认定属于“五一六”的70起，占49%；认定属于“北决扬”的74起，占51%。市专案联合小组直接掌握42起重点专案，认定多数应交专政机关处理，少数不属于“五一六”和“北决扬”。1972年1月以后，省、市及各区、局、各单位依据有关政策的精神，对尚未处理的大事件进行逐个审查清理。被定性为“五一六”、“北决扬”的多达数万人。
第四、清查深挖五一六、北决扬的黑材料、密件种种。
1.文革以来湖北、武汉各群众组织编印的小报、传单，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有的还拍成照片，作为整群众、整干部的罪证。
2.刘丰、曾思玉、方铭、张玉华、马兆昆、刘志等人关于清查的一系列指示、批示、讲话。许多内容涉及对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
3.深挖五一六、北决扬的一系列计划、方案。摘抄几条目录及有关内容如下。
（1）彻底清查林、陈死党，深挖五一六、北决扬的初步规划。
（2）关于清查五一六、北决扬问题的“讨论稿”、“修改稿”、“送审稿”。
（3）关于清查五一六、北决扬斗争的几个问题。
（4）关于“新派”中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报告。
（5）在湖北、武汉地区发生的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有联系的重大案件。
（6）五一六、北决扬分布图、系统图。
（7）大会批斗方案、小会批斗方案、重点人员突破计划等等。这些东西很具体，比如“关于批斗汤玉莲　方案的报告”，就有会场怎样布置、批斗人员站在什么地方、写什么标语、喊什么口号，都非常完善。
（8）造反派头头的动态情报。如哪些造反派头头在一起走路、谈话，时间、地点等。
（9）地方干部的材料。有张体学、王克文、姜一的，大量的是“革干联”　的材料，除武汉地区“革干联”，还有东西湖“革干联”、大专院校“革干联”、地县“革干联”等的材料。干部“左、中、右翼”，新华社记者，总理联络员，各行各业各系统的材料，应有尽有。
（10）继续深挖五一六、北决扬的材料。1971年11月毛主席就批评了曾思玉“你又搞过了一点。还是要宽大为怀嘛。”曾思玉根本不改，他们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刘丰批示说：“暂不传达”。从发现的文件中看到，1972年11月23日，在省市召开的专案会议上，有关负责人讲到：“关于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问题，社会上在解决‘过了一点’的问题，我们这里在深挖，明年解决敌我问题。”
1973年5月14日还在公开要求下面继续“深挖”。
1973年7月，孔庆德在专案人员汇报会上讲：“我们搞清查工作，查出了五一六是成绩，查清了不是五一六也是成绩。这个工作还要继续搞，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能半途而废。对毛主席‘搞过了一点’的指示已经贯彻了两年，我们还要继续搞下去，要搞到底，大家要安心，搞这个工作累死了也是光荣的。至少还要准备搞一两年。”（《武汉地区批林批孔联合大批判小组第一次情况汇报》）
（11）1972年4月至1973年1月的省首义路学习班期间，1972年11月拟定了18名特别重要的五一六骨干分子名单，曾思玉用红笔在其上批示：“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处极刑”。
第五、专案办公室自查的所谓扩大化问题。
1971年11月20日，毛主席对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说：“你那里有北决扬，要注意政策，你不信，你又搞过了一点。还是要宽大为怀嘛。”按照毛主席指示，1972年后，武汉市为解决两清“搞过了”的问题进行试点工作。全市共挑选11个单位进行试点，被审查的对象448人，其中有91.8%被认为不属于五一六、北决扬组织成员。试点工作结束后，全市解决“搞过了一点”问题的工作全面展开，至1973年底基本结束。据当时统计，作为五一六、北决扬问题进行审查的共33659人，经查证落实参加北决扬组织的177人，其他人都作了否定的结论。（官方的试点和涉案人数统计都是不可信的。1973年12月曾思玉调离前承认湖北抓了几十万五一六、北决扬，搞错了。在批林批孔中经省委查核，北决扬除货真价实的二十多人外，全省再没有一个北决扬分子，更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
4月5日周总理指示传达后，朱鸿霞、张立国、胡厚民、顾建棠、沈复礼等商定赶紧把已经复写在手的两清材料递呈党中央，同时决定由朱鸿霞、张立国、顾建棠、沈复礼专程上京。4月8日或9日晚上我们一行四人乘特快软座离汉，深夜到京。第二天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朱鸿霞出示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工作证，要求办理住宿。接侍人问明原由并与里面通话后转告说：你们省委领导在宾馆（宾馆名称忘），你们去向他们汇报。果然赵修接见了我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说：中央对湖北情况很了解，你们的汇报材料都交我，你们先回去，要相信省委。我们就把材料交给了赵修书记。

第十九章　邓小平否文革搞翻案
　　　　　毛主席号召批邓反击
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我们这些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都拥护毛主席的决策，也相信邓小平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作出新贡献。可是，他辜负了毛主席的重托，自食“永不翻案”的誓言。
他复出后就编造了他的“三项指示为纲”，并以此大刮翻案风，同时又支持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在1975年8月和10月两次写信告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邓小平的倒行逆施，毛主席洞若观火，1975年11月3日对刘冰等人的信作出批复：“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11月下旬，在北京专门召开的“打招呼会”上，毛主席对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行径明确表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书记、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打招呼”，发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召。
第93节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5年1月至10月，邓小平在党的会议上，在关于军队、铁路、钢铁、国防工业、科教、农业等方面的工作会议上，多次讲话，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整顿要以毛主席的“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纲”。例如1975年5月29日他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讲：这三项指示“就是今后我们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
现今精英们这样颂扬邓小平把三项指示并列为纲：邓小平把“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都提到“纲”的高度，是借毛泽东的指示否定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唯一比较切实可行的行动，反映了邓小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的独特个性以及斗争中的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来源：互联网综合20110715）
1984年10月，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邓小平明知“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点指示，是毛主席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先后针对不同情况提出的。他却把这三点指示并列，变成他的“三项指示为纲”，作为他全面整顿的纲，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各项工作的纲，以此在政治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全面整顿的手段，把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打成“派性头头”，从各级班子中清除，从组织上搞垮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以围剿所谓派性为名，把人民群众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走资派、一月风暴、革命委员会和批林批孔等统统打成“资产阶级派性”进行批判，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邓小平讲话之后，立即派出干部深入到各部队调整班子，选派得力干部到一些部队去任主官。
紧接着，邓小平又在1975年1月25日至3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说：“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了重点整顿，撤职、调动了各路局中的派性头头，打乱了派系组织，建立了生产秩序。”
邓家帮的那些精英在《1975年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后的整顿风云》中描述：“邓小平领导整顿，实质就是部分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整顿中坚决反对派性，打击和严肃处理派性头头，实质上就是打击‘四人帮’在下面的爪牙。……邓小平鼓励……对不服从调动的就不发工资，直到进行法办。造反派们经不住不发工资和反复调动，七调八调，‘四人帮’手下的爪牙就作鸟兽散了。”
邓小平整顿的核心是各级班子，整顿的具体对象是班子中的派性头头（即群众代表）。从1975年3月开始，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中被邓小平定为派性头头的群众代表统统滚下去，同时又大批所谓资产阶级派性，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第94节　翻案风中“滚”出省革委会
毛主席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曾经说过：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毛主席这句话针对的是一个普遍现象，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对进入各级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刻骨仇恨。当时我们这些人都“滚”出了省革委会。
1975年3月初，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姜一、韩宁夫把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胡厚民和我等人找到省委谈话。
赵辛初说：你们都是省革委会的新干部，遵照中央关于对新干部下放培养的指示精神，省委研究决定让你们到基层锻炼，你们都要作好准备。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实践中增强才干。其他书记都表示：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新干部的关怀，并寄予厚望。你们一定要好好干，干出个好成绩来。
我们对省委的这一决定都深信不疑，对邓小平整顿的真正目的一无所知，纷纷表示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3月4日至5日，省委通知夏邦银到通山、朱鸿霞到大悟、张立国到麻城、胡厚民到罗田。
3月6日长办党委转告省委姜一书记找我。姜一对我讲：“你到随县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具体工作由县委安排，一定要好好工作。”说着他把党的关系和行政介绍信交给我。我表示在基层一定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决不给省委丢脸，决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我走后，长办党委把早已靠边的长办革委会常委王志鹄（作为不安定因素的派头头）下放到四川奉节水文站，把长期受审查的原长办革委会组保部长张贤良（作为不安定分子）下到江西湖口水文站。
7日长办派小车送我到随县报到。接待我的是随县县委组织部长陈运铁，他表示欢迎并问：你爱人怎么没有一起来呀？我当时并不在意，回答：没有来。后来知道，当时已内定把我全家一锅端。陈部长把我领到县革委会内一座小楼上一间约二十平方的房间里，对我说：我们这里条件不好。你先在这里休息几天，工作安排过两天再谈。
五天后即3月11日，县委组织部派一辆吉普车，由一名干部陪同送我到洪山区委，再由区委派人把我送到双河公社。公社晏书记接待了我，很热情地与我共进午餐。下午晏书记领我来到红星大队，向大队肖书记介绍：省委关怀我们随县，特派省革委会常委顾建棠同志来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指导我们工作，并到你们红星大队蹲点，你们要好好安排。肖书记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欢迎顾副主任来红星大队指导工作。我们想请顾副主任到十二小队蹲点，你看可不可以？我满口答应：可以，可以。你们不要把我当什么领导或客人，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是来向大家学习的。
稍事休息后，我跟着肖书记来到了第十二生产小队，小队王队长安排我在一个姓张的单身汉家住下，一直住到1976年2月。
这个小队地处丘陵，全队十三户人家，男女老少四十多人。除了种粮糊口外别无其他收入，是大队里的贫困队。
我在这里蹲点期间，一直是”三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在农民家里，一日三餐就在这十三家中每天一家轮流吃派饭，按规定付给粮票和伙食费。每天下地劳动，耕地、播种、插秧、施肥、收割、打场、扬谷，一样不拉。我建议王队长用水塘养鱼，在山坡种果树，以增加收入。贫下中农渐渐把我当成自己人，他们爱护我关心我。每天晚饭后我都要摸黑回住处，而晚上常有一种叫“五步蛇”的毒蛇出没，他们怕我碰上，总是送我回去。我多次推辞后，他们专为我做了一根下半截劈成几片的竹棍，教我一面走一面敲打出响声，五步蛇听到这种声音就跑掉了。有一次我感冒发烧，王队长和好多群众都跑来看望，令我十分感激。这期间，我帮助基层干部按党的政策办事，例如劝说王队长纠正了不按规定给社员发放基本口粮的做法。有一个1968年下放的武汉知青，因家庭成分是资本家兼地主，同他一起来的都招工走了，却总是轮不到他返城。我向大队肖书记和公社晏书记反映后得以招工返城。6月中旬，十二小队粮库被人偷走一麻袋小麦，经发动群众多方调查，偷小麦的是一个姓胡的复员军人，王队长火气大发，拿着赃证把他一家五口弄到大队关了起来。我闻讯赶往大队与肖书记商量后，纠正了这种做法。
同时，我也目睹了基层干部的好品德。那年公社拨给红星大队三个推荐下放知青上大学的指标，规定其中有一个是当地贫下中农的知青子弟。在支部委员会讨论时，有两个支委提名肖书记的女儿肖大权，还有两个支委也同意，而肖书记坚决反对。他说我们开会是为开好贫下中农代表推荐知青上大学的会作准备，不是搞私下瓜分。我的女儿该不该上送，城里下放知青应推选哪两个，都要由贫下中农代表会评选推荐，我们不能胡来。
凭良心讲，我在红星大队十二小队下放锻炼期间，做到了对党的承诺，没有给省委丢脸。可是省委却在背后耍弄了我们，培养是幌子，滚开是真情。省委向我们宣布“锻炼培养”背后的东西，才是“贯彻中央新干部下放培养的指示”的真实意图，那就是邓小平的以整顿为名彻底清除造反派。世上的许多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依人的主观意图转移。
我蹲点期间，长驻双河公社的工作队长是随县商业局副局长，他原是武汉的下放知青，经常来看望我，还多次同桌吃饭同睡一床，实际上是受命观察监控我。时间长了，他了解了我的为人，渐渐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1975年9月中旬的一天，他问我：顾副主任，我想问问你，你知道为什么下到这里来吗？我说：省委领导说，遵照中央关于新干部下放培养的指示精神，到基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到这里来是为了锻炼培养我们。他淡淡一笑，摇着头说：不是的，你下到这里的内情只有三个人知道，就是县委书记张怀念、组织部长陈运铁和我。你下放这里，对外讲是省委对我们随县的关怀，特派省革委会常委顾建棠同志来我县指导工作，并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对内讲顾是派性头头，是武汉的不安定因素，下放到边远山区长期监控。
所谓“锻炼培养”的内情对我触动很大，但我还是控制住情绪，平静地说：原来如此，谢谢你。事后我的蹲点工作一如既往，未受影响，因为我是为广大社员工作。
平心而论，叫我们“滚”下去，不是省委的本意，源头在邓小平那里。当时老邓大权在握，谁能对抗，谁敢对抗？邓小平是为了打击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要我们“滚”；但从另一方面讲，我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也了解了农村和农民。
第95节　响应批邓号召急速返汉
1976年元旦清早，我在十二小队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们这些人在文革中养成了对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反复研读的习惯，当天下午我到红星大队队部认真阅读这篇社论，有些重要内容现在还记得。当天还发表了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这也是没有前例的。
社论列举了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其中提到“老、中、青三结合，使各级领导班子生气勃勃，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正在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锻炼成长”，这不就是肯定各级革委会和结合进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吗？社论重提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不就是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吗？社论提出了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指出“肯定还是否定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斗争”。
我深感社论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毛主席把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看作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把结合其中的千百万群众代表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加以培养，可是湖北省委主要领导却把我们内定为“派性头头”，用两面派手法把我们骗进深山野谷，长期监控。我预感到一场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斗争已经来临，我们也将又一次得到毛主席的解救。
紧接着惊闻周恩来总理逝世，我痛哭失声。回想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长办和长办造反派的深切关怀，不禁泪流满面。1966年到1973年，周总理先后对长办的工作和文革运动作出八次指示：1966年12月21日支持长办群众造省委的反；1967年6月25日指示我们长办民兵武器“不能动”；1967年10月8日在东湖长天楼宴会上与我交谈，称我是他的“小老乡”，并询问林一山的情况；1968年1月28日在长办红楼二楼会议室，曾思玉传达总理提名顾建棠结合为省革委会常委；1968年3月钱正英部长传达总理支持长办革委会兴建长江第一坝即葛州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1968年5月总理批复同意由我起草并署名的《关于葛洲坝工程以毛主席3月30日视察三峡之日命名为“三三〇”工程代码的请示报告》；1970年2月总理指示我在林一山的书面检查上签署意见；1973年8月在党的十大期间总理指示省委领导恢复我的党的组织生活。
我内心把总理当亲人，而今总理归天，怎不叫我痛心疾首，泪如泉涌。我常想要是周总理再活五年，包括我在内的武汉造反派决不会是现在的下场。
1976年1月中旬，随县组织部派吉普车把我接到县委招待所，陈运铁部长通知我可以回家过春节。当时我三弟在中纺部直属的湖北化纤厂工作，厂址在襄阳县陈家湖，我没有回武汉而到我三弟家过年。年初三或初四清早，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新闻：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过了两天，我三弟（时任党总支书记）给我讲：昨天厂党委齐绛军书记传达了中央1975年23号文件，是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宣读的毛主席“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文件说：“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听了三弟的话后，我当即向三弟告辞：下午我就要走，不去随县，回武汉搞批邓。
1976年2月8日我返回武汉，10日我与夏邦银、胡厚民在潘洪斌家交换看法。夏邦银说：前两天我们在傅廉家碰了一次头，就是你和沈复礼没到。我们都表示，决心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积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家劲头大得很。胡厚民提出要请沈复礼和你出山。
胡厚民讲：华国锋担任代总理，邓小平靠边了，表明毛主席、党中央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决心，而且是“重上井冈山”的决心，所以我提出了夏邦银、谢望春一定要牵头的意见。
我向他们说了省委把我们下放基层不是锻炼培养，是把我们定为“不安定的派头头”下放边远地区长期监控，还介绍了在湖北化纤厂听到的毛主席“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我说，我和你们一样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所以我不请自来。我也赞成夏、谢牵头，是牵头争取省委积极领导群众反击右倾翻案风。
话题就转向如何争取省委积极领导的问题。夏邦银说：对，我们要像批林批孔那样，争取省委领导，我们紧跟。我说了我的意见：同意老夏的看法，应该尽可能地争取省委的领导。但要看到批林批孔批刘丰，实际上是批曾、刘支保吃左、乱抓五一六制造大冤案、欺压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运动一来，饱受迫害的造反派有冤要申，曾受欺压而重掌大权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有气要出，就是这种申冤与出气的共同要求，才出现省委积极领导、支持群众，群众相信、拥护省委的局面，这种干群连手的情况从未有过。但目前情况不同了，自从邓小平复出推行“三项指示为纲”、大搞右倾翻案以来，省委不是抵制而是紧跟，屁股上有了屎。如若省委敢于反戈，放下包袱，我们又工作得当，争取省委再度率领群众批邓是有可能的。倘若省委阳奉阴违放空炮，争取工作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胡厚民说，两种可能，两手准备，先帮后促。最后商定眼下对省委一看二等三沟通，在造反派内部一学习二通气三搞好团结四准备材料。
第96节　呼吁省委紧跟中央批邓
省委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躲躲闪闪，原因是自己屁股不干净，又不愿意自觉认错。毛主席、党中央发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召一个多月后，仍不见省委的实际行动，为此我们省、市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商定，采取措施促省委转弯子，开展批邓。
夏邦银、谢望春接受了胡厚民和我的建议，2月中旬在潘洪斌家召集沈复礼、曹承义、彭勋、严常、胡厚民和我开了个通气会。
胡厚民说：老顾和我有个想法，就是以夏、谢和我们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表示我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心，反映湖北严重的右倾翻案问题，希望省委领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请大家商量一下，搞不搞？
彭勋说：从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发表到今天，已一个半月了，可是省委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一点实际行动。我完全同意给毛主席写信，而且要公开发表这封信，这对省委是个促进，还能起到发动群众的作用。
谢望春、沈复礼、曹承义、潘洪斌、严常都发言表示同意并作了补充。最后夏邦银指定彭勋、严常负责起草，彭勋又提名丁元芳（武汉制药厂工总头头）、马车（工造总司成员）参与其事。
2月24日，在汉口中山大道水塔下的大字报墙上贴出了《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信》，有二十二人签名：中共中央委员夏邦银、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谢望春，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群众代表朱鸿霞、吴炎金、李想玉、胡厚民、王屏（国棉一厂钢工总头头、省革委会常委）、王舜（省地质局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省革委会常委）、杨玉珍（钢九一三成员、省革委会常委）、邓金福（钢九一三头头、省革委会常委）、钟锡钢（钢九一三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潘洪斌（工造总司头头、省革委会常委）、顾建棠、沈复礼（钢工总头头、市革委会常委）、李洪荣（钢工总头头、市革委会常委）、曹佩贤（钢九一三头头、市革委会常委）、田学群（市公安联司头头、市革委会常委）、聂年生（新华工头头、市革委会常委）、曹承义（新一冶头头、市革委会委员）、徐筱芳（三司革联头头、市革委会委员）、郑峰（市档案局干部、市机关红司头头）、平毅。这是武汉文革中造反派头头唯一的一次集体大亮相。
这封信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群众蜂拥而至，水塔下人群水泄不通。这封信被转抄、翻印，连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大字报贴满武汉三镇，充分反映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得人心。2月29日，武汉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尽管是闭门批判，也算是一种姿态。省委依然纹丝不动。
第97节　摸情况建班子帮促省委
1976年3月2日赵辛初、杨得志、董明会等出席华国锋主持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后回汉，没有向在汉的中央委员夏邦银、中央侯补委员谢望春传达此次会议精神。3月3日中央下发了4号文件，要求全面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4日夏邦银找到董明会了解会议情况，董只讲在中央读书班的情况，不谈华国锋主持召开的会议内容。在夏邦银的追问下，董说：我再不能讲了，今后会明白的。这显然是有重要内情，定与湖北的批邓运动有关。董说“再不能讲了”，一定是有人给他打过招呼。
无法了解此次中央会议的精神，无奈之下，3月5日朱鸿霞去郑州拜访唐岐山　打听有关情况，回来后于8日在武重厂大礼堂向胡厚民、吴炎金、顾建棠、沈复礼、彭勋、曹承义、方保林　、李洪荣等四百多人作了传达：唐师傅说，批邓不仅要搞，而且要大搞，要发动群众与走资派斗，用革命的大字报冲它一下。要进行斗争，中央是不能代替你们进行斗争的。希望湖北的同志积极行动起来，团结起来，争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唐岐山也没有讲董明会“不能讲”的内容，可能因朱不是党员。
当天晚上在潘洪斌家，夏邦银、谢望春召集朱鸿霞、李想玉、吴炎金、胡厚民、顾建棠、沈复礼、田学群、聂年生、彭勋、傅廉、曹承义、林子忠、郑峰、严常等碰头。
夏邦银说：找大家来，就是商议如何帮助省委领导转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争取省委积极领导我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要像批林批孔那样争取省委领导，而不是取代，这一点大家要明确。
胡厚民说，前些时，夏邦银、顾建棠和我议论过，对待省委目前态度，我们是先帮后促，又帮又促。我建议夏邦银、谢望春牵头，还要有个工作班子，而且要有分工，任务要落实到人。
彭勋说：帮促也是斗争，斗争要有方向，要有口号，要有切入点。
吴炎金说：争取省委领导我们，而不是我们取代他们，这个方向对头，不能大轰大嗡，不能搞揪斗。
我说了三点：一、夏邦银、吴炎金说的争取省委领导、帮促省委转弯、决不取代、不搞揪斗，这些都完全正确。二、要做到像批林批孔那样，有一定难度。“两赵一王”与曾思玉、刘丰没有任何牵连，相反他们还受过曾、刘的欺侮，心中有气，与造反派批曾、刘方向一致，所以那时省委支持我们。现在不同，“两赵一王”推行了老邓的“三项指示为纲”，搞了右倾翻案，屁股不干净，因此对批邓迈不开步。但“两赵一王”不同于曾、刘，只要我们工作得当，争取省委再度支持我们并领导批邓是有可能的。三、我们现在这样搞可能有人说在拉山头，我说不是的。纵观文革过程，毛主席每一次战略部署，走资派总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唯有造反派紧跟捍卫，所以受到毛主席肯定。革委会中群众代表是干什么的？我以为首要的是监督各级领导干部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部署，这是我们群众代表的天职，帮促省委的行动就是在履行天职。但要吸取反复旧的教训，力避“三指向”、“一凌驾”的错误。
我又提了个行动口号：“上促下攻，内紧外松，立足基层，统一行动。”
彭勋和严常提出：以赵辛初1975年6月4日的讲话作为帮促的突破口。
谢、朱、李、沈、聂、曹、林、傅都发了言，一致同意“争取而决不是取代”的帮促宗旨、“十六字”的行动口号和以“六四讲话”为突破口的策略，并共同决定：
由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七人组成帮促指挥班子。夏邦银、谢望春牵头，但不公开出面，重大事情由夏邦银、谢望春召集七人小组讨论决定。朱鸿霞、李想玉、吴炎金公开出面指挥。胡厚民、顾建棠、彭勋、曹承义、聂年生（不久自动退出）组成参谋班子。
内部分工：朱鸿霞、彭勋、严常负责宣传舆论，曹佩贤、孙厚智（武汉工业安装公司“红工”一号头头）搞简报，龙梅生（工造总司宣传部长）、马车、丁元芳搞水塔版，顾建棠、沈复礼负责材料，曹承义、林子忠等为社会活动一线总指挥，田学群、李少斌（公安联司成员）、何永清（工总成员）、吴正彪（工总建工系统头头）负责安全，丁喆生（工造总司成员）、李洪荣负责后勤。
地区、系统分工：武昌区朱鸿霞，江汉区顾建棠，江岸区潘洪斌，长肮、铁路聂年生，交通傅廉，市直郑峰，城建吴正彪。
宣传车：由武钢、一冶、汉轧、武重、财贸、武船负责。
后来彭勋把这个班子概括为“夏、谢的旗子，朱、李、吴的牌子，胡、顾、彭的点子”。
我们这个“帮促班子”对省委领导能否转弯作了评估。1974年1月，赵辛初与赵修、王克文、姜一组成湖北省委领导班子，全面主政湖北，并积极投入批林批孔运动，这一时期造反派与省委形成了良好的关系。1975年省委领导跟着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指挥棒转，我们认为，他们一是没有真正领会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质，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修正主义路线面前缺乏识别能力；二是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敢抵制，他们跟着邓小平转不是自觉的，所以我们对帮促省委转弯子有信心。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教育下，加上我们的帮促行动，相信省委一定会由被动逐渐走向主动，诚诚恳恳地快转弯，转好弯。
第98节　帮促省委转弯子第一步
3月9日至4月10日省委跨出了转弯子的第一步，4月13日至6月中旬迈开了第二步，7月至10月7日转弯子落实到行动。
3月9日，我们以省、市革委会成员的名义，由彭勋、严常执笔，向省委发出公开信，批判赵辛初1975年的六四讲话，揭露省委把各级革委会中几乎所有的群众代表打成不安定分子，让他们“滚”到偏远地区并实行长期监控，敦促省委承认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积极领导群众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搞好。朱鸿霞、张立国、吴炎金、李想玉、胡厚民、王屏、王舜、杨玉珍、邓金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棠、沈复礼、李洪荣、曹佩贤、田学群、曹承义、徐筱芳签名，张贴武汉三镇。但张立国当天就后悔了，要武重厂技工学校新派头头张继良当晚把他的名字从贴出去的公开信上抠掉。他自以为这样就可以和造反派划清界限，得到走资派的谅解，哪知当华国锋叛党、邓小平重举屠刀后，照样对他无情重判。
1976年3月11日，夏邦银、谢望春参加了省委在东湖五所召开的常委会，研究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夏邦银打电话给汉阳轧钢厂工总头头程天琦和胡厚民等人，说会上阻力很大，要发动群众去促一促，把广播车开来造声势。胡厚民调汉轧、武重、一冶、武船的广播车开到五所门前叫喊，夏却出来训了大家一顿，要他们回去。当时林子忠、程天琦等很有意见，说叫我们来，又叫我们回，什么意思！后来胡厚民和我弄清了夏邦银、谢望春的意图，是要组织人多一点，规模要大一点。于是重新部署，通知朱鸿霞带领省、市革委会成员徒步走到五所，支持群众要求，要求省委接见；同时调动大批人员到五所门前高呼口号。不一会儿赵辛初、姜一、赵修、王步青等来到五所门口接见我们，我们提出：要求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华国锋主持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负责人会议的精神，要求开展群众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希望省委带头转好弯子。书记们承诺三五天内答复，但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此后并未兑现。
赵辛初不给夏邦银、谢望春传达华国锋主持的那次会议内容，参加会议的董明会对夏说“不能讲”，朱鸿霞亲访唐岐山也未得真情，引起大家的关切和疑虑。于是夏邦银3月12日赴郑州面见唐岐山，14日在潘洪斌家，夏邦银向胡厚民、谢望春、朱鸿霞、吴焱金、顾建棠、彭勋、沈复礼、李洪荣、潘洪斌、田学群、曹承义、林子忠、郑峰、王屏、李想玉、曹佩贤、严常等传达了唐岐山介绍的情况。唐说：这次你们湖北的问题要解决了。那天晚上我和你们省的董明会在一起，江青指着董明会说，他是三钢三新的，是造反派，我是老造反派。这是说给杨得志、赵辛初听的。江青还说要快转弯，转好弯，痛痛快快向造反派承认错误。
夏邦银接着说：这些情况省委常委会上也没有传达，所以董明会不敢讲。
沈复礼说：这是封锁中央的声音，湖北的根子在李先念那里。
谢、胡、吴、顾、彭、潘、田、曹、林等都发了言，一致认为：江青的讲话符合刚发表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今年四号文件的精神，但赵辛初书记不传达，这是对批邓阳奉阴违。
我说：邓小平搞右倾翻案，是林彪极右路线的继续，打击镇压我们是手段，其目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与他们的斗争是一场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央要求跟着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跑的领导干部转弯子，就是要他们从否定文化大革命转到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来。只要他们真正转了弯子，把“滚”出去的群众代表请回来、对造反派“高抬贵手”等问题都将得到落实。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
彭勋提出“要转弯，快转弯，转好弯，迟转弯不如早转弯，痛痛快快转好弯”的口号。
胡厚民提出要在“滚”字上做文章，要促使他们把从各级革委会“滚”出去的造反派代表都“请”回来。
朱鸿霞提议适当加温，就是大力发动群众用大字报搞大批判，同时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情况，送材料。
严常提出以“目的不变，决心不变，基调不变，突破口不变，方法要善变，以不变应万变”作为当前的斗争策略。
这次“三一四”会议，对增强帮促省委的信心、完善帮促的具体做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帮促班子成立后没有活动地方，工作也难开展。我和朱鸿霞、胡厚民商量了一个办法：由朱鸿霞批个条子给省第一招待所，让他们腾出13号楼给我们帮促班子使用。一招负责人肯定要请示省委，无论省委同意与否，都是对他们是否愿意转弯子的一种检验。3月20日，胡厚民、曹承义和我带着一百五十多人拿朱鸿霞的批条到省一招，一招负责人不接受，说要行管局长批才行。我们就把行管局长请到13号楼，这位局长说：朱鸿霞虽然是省革委副主任，但他的批条不行。这时我们的人已把二楼的钥匙搞到了，并打开了房门。行管局长说：你们这样做我要挨批的，我建议你们去找韩宁夫，只要他点个头，你们就可以住，我也没事。于是我们和行管局长在洪山宾馆找到主管省革委会的韩宁夫书记，他听了我们的要求和局长的陈述后说：那就住下吧，可不能损坏家具，吃饭就在食堂凭票进餐。
从此帮促活动有序进行，大字报、大标语、公开信都在这里成文发出，会议在这里召开，材料在这里汇集上送。4月23日我们主动撤离，没有损坏任何物品，而且进行了清扫。
3月24日上午，经田学群与《人民日报》记者沈光、郭伟成、归长根联系，下午一点半，在洪山宾馆二楼，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田学群、彭勋等向沈光、郭伟成介绍情况，谈了六个问题：1.武汉地区右倾翻案的基本情况。2省委对待这场批邓运动的态度很不端正，封锁中央对湖北的具体指示，批邓空对空，软拖硬抗不转弯。3.省、市委消极对抗的主要原因，是主要负责同志犯了走资派错误，对文革仍不理解不满意。4.邓小平否定文革、打击造反派很合省委领导的心意，他们实际上是文革的反对派。5.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李先念是总后台，湖北的班底基本上都是他的人。6.现在我们要帮促省委转弯子、揭盖子、批邓、反翻案、保卫文革成果。我们是帮促决不是取代，是要求省委积极领导我们。最后应记者的要求，给了书面材料。
4月5日发生天安门事件，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7日当天，曹承义带领多辆广播车到武汉三镇呼喊口号，并把大标语刷遍武汉三镇：
“拥护中央两个决议，拥护中央正确处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打倒邓小平，消灭还乡团！”
“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转好弯，快转弯，诚诚恳恳作检讨！”
省委却一无声息二无行动。4月8日，发生了造反派将省委领导请到武胜路群众大会上表态的事件。武汉电信局和武汉重型机床厂的造反派找到朱鸿霞、胡厚民，要他俩带领群众去要求省委领导出席群众大会，对中央两个决议公开表态。我接到严常通知，要我赶到武胜路新华书店前协助布置会场，没有参加到省委找赵辛初等的行动。当天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韩宁夫在朱鸿霞、胡厚民、吴焱金等陪同下来到武胜路新华书店前，讲台设在书店二楼大阳台上。我在台下扶着梯子，保护赵辛初、赵修、韩宁夫上讲台。
参加大会的群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大会由吴焱金主持，赵辛初、赵修、韩宁夫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都明确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两个决议，坚决打倒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定转好弯子，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朱鸿霞、胡厚民也讲了话。赵辛初、赵修、韩宁夫讲完话，由夏邦银护送回到省委。
事后中央打来电话批评我们（夏邦银传达），尽管这事全因省委不及时对中央两个决议表态而引发，且在中央来电话前就已把赵、赵、韩安全送回，但我们还是诚心接受批评，从中吸取教训。
4月10日，湖北省委、武汉部队党委、武汉市委为贯彻中央两个决议、动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有十万多人参加，批邓运动随即在全省展开。省委跨出了转弯子的第一步。
第99节　帮促省委转弯子第二步
4月13日，在我们的要求下，省委召集省革委会中“滚”下去的常委们开座谈会。到会的有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姜一、韩宁夫，“滚”到外地的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胡厚民、顾建棠、郑军（省直红司头头），“滚”到本单位班组的潘洪斌、邓金福、钟锡钢、杨玉珍、王屏等。“滚”出去的同志在会上讲了各自在基层工作的情况，没一个犯错误，没一个被批评，且业绩比比皆是。
我汇报了在随县蹲点情况后说：前年批林批孔中，我曾向省委领导讲过，多年来，我们是有理无权老挨整，人家是有权无理老整人。我请求不当这个省革委会常委和长办革委会副主任，只求不要老把我们当敌人来整。我们在革委会中的职务早已无名无实，希望放我们一马，回归从前。可是树欲静风不止，趁今天省委领导都在场的机会，向书记们提一问：去年3月上旬省委决定把我们下放各地，当时辛初书记说，你们都是省革委会的新干部，遵照中央关于对新干部下放培养的指示精神，省委研究决定让你们到基层锻炼锻炼，还说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新干部的关怀，寄予厚望。但我一到随县，组织部长陈运铁问我“你爱人怎么没来”，我当时没有在意。前些时听彭勋说他下到利川后，他爱人周惠华所在的协和医院领导要她也调去利川，因周惠华坚决不去才作罢。可见陈运铁的问话表明，要我爱人同下随县，早在省委计划之内。我下到随县后，县委对外讲“省委关怀我们随县，特派省革委会常委来指导工作并兼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对内另有布置，说“顾是派性头头，是武汉不安定因素，下放到边远山区长期监控”。我有证据证明：前者是幌子，后者是真情。我们下放后，省委领导在全省围剿我们的资产阶级派性，这套把戏不是省委的发明创造，是邓小平打着“三项指示为纲”旗号整肃造反派做法的翻版，但毕竟是通过我们信赖的“两赵一王”之手实现的。我现在想听听书记们的意见，要我们下放基层，到底是锻炼培养，还是把我们定为不安定的派头头让我们“滚”下去并长期监控？
赵辛初首先表态：我们省委没有认识到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搞翻案，借搞整顿打击新生力量，我们没有看清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我又说：难怪我在随县将近一年，而且还挂了个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头衔，可是我从未见到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张怀念，没有参加一次县革委会会议，没有看到从中央、省到地、县的任何一份文件，这叫锻炼培养吗？这叫政治欺骗，把我们当政治奴隶。
韩宁夫接着说：我们都上了邓小平这家伙的当，你们恨邓小平，我们比你们还要恨得狠一些。
但书记们没有讲自己跟着邓小平跑的内在原因，更没有讲省委如何转好弯子的具体措施。
鉴于省委的这种态度，4月15日我们又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希望中央能够从上面促省委转弯。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

去年夏季前后，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推行邓小平“三项示为纲”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全省范围内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以围剿派性为名打击和压制革命造反派。这是继林彪及其死党刘丰在省、市革委会成立以后，采取一“捅”（捅革委会）二“清”（清五一六、北决扬为名清造反派）之后，邓小平搞的三“滚”（造反派滚出革委会），是林彪从政治上打击迫害，从组织上换班夺权，全盘否定湖北、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继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现将我们收集、整理的部分问题呈报毛主席、党中央：
《省、市领导人刮右倾翻案风的言论》
《传播政治谣言，大造复辟舆论》
《湖北、武汉地区右倾翻案风的情况》
《关于湖北省委在组织路线上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武汉地区文艺战线右倾翻案情况》
　　　  签名人：中共中央委员夏邦银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谢望春
                              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部分成员朱鸿霞、
                                 李想玉、吴炎金、胡厚民、顾建棠

4月23日，市机关红司头头、武汉市档案馆的郑峰到省一招13号楼，对胡厚民、彭勋、曹承义和我等人说：市纪委副书记薛同莲是华国锋的老上级，1949年华国锋在薛同莲直接领导下随军南下。现在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我们是不是请薛同莲向华国锋反映一下湖北的问题？我们听后一致同意并要郑峰负责联系。
24日郑峰带着胡厚民、彭勋、曹承义和我到花桥惠济小路市委干部宿舍区薛同莲家。此前郑峰与他通过气，他热情接待了我们。招呼我们坐下后，他说：1949年3月，我和华国锋等一行十几人组成随军南下工作队，我是队长。华国锋当年二十八岁，出发前我们还一起照了相。郑峰问：照片还在吗？他随手把挂在墙上的相框拿下给我们看，薛同莲坐在中间，华国锋站在他的身后。薛同莲又说：我们到湖南湘潭后，我在地委任书记，华国锋分配到湘阴县任县委书记，后调到湘潭县委任书记。我1957年调来武汉后，与华国锋的联系少了。我听郑峰说，你们想要我帮忙向华国锋同志反映一下情况。胡厚民、曹承义都说我们是有这个想法。彭勋说：薛书记是革命前辈，我们给华国锋写个信，要是方便的话，请您代为转呈行不行？薛同莲答应代转，但他又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央第一副主席，多年来我又很少与他联系，我的信他不一定能收到，收到了也许没有回复，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我们第二天就把已写好的给毛主席的信重新抄写，还是上述那些人署名，请薛同莲转呈华国锋。
4月23日我们撤出省革委会第一招待所13号楼，5月2日，夏邦银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招待所召集朱鸿霞、谢望春、胡厚民、李想玉、吴炎金、顾建棠、郑军、邓金福、沈复礼、李洪荣、杨玉珍、彭勋、曹承义、严常、丁喆生、吴正彪、戴行江、林子忠、丁元芳等开会部署“下攻基层”。我传达了帮促指挥小组会议精神：省委开了十万人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拉开了转弯子的序幕，“上促”初见成效。现在我们要在中央两个决议指引下，“上促”不放松，重点搞“下攻”，就是回到各单位去促基层党委抟弯子，大战红五月，夺取新胜利，进一步帮助省委转好弯。怎么攻？1.依靠群众，坚持方向，独立自主，各自为战。2.据理力争，要他们恢复基层革委会和革命翎导小组的活动，但不夺权。要批推行邓小平路线的当权派，要他们好好工作；又要促他们，要他们解决问题。5月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单位搞起来。3.抓重点，抓武重、武钢、一冶、武船、武锅、交通、财贸、省体委。
彭勋在会上讲：要攻不要松，要稳不要等，形势大好，乘胜前进，下楼不下山（虽然撤出13号楼但不放弃斗争），斗志不松散，立足基层对着干。
胡厚民补充说：还要把“滚”出去的请回来，要打革委会的旗帜。抓好四件事，一学习，二批判，三调查，四请回。严常说：要把朱、李、吴请进党内来。
5月初，从曹承义那里传来时任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转弯子”的讲话，“杜则进”写作组（原工造总司人员组成）全文抄成大字报贴在水塔下，群众将这个讲话与湖北省委对照，议论纷纷，夏邦银还把这个讲话送给省委领导。同时，曹承义在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的同志陪同下，拿着赵紫阳的老战友、支持造反派的原省委副秘书长张华的亲笔信，乘机飞往成都，面见赵紫阳。曹承义此行，是他首先向夏邦银、谢望春提出，夏、谢召集朱鸿霞、李想玉、吴炎金、胡厚民和我商议后全力支持，但暂不外传。
曹承义返汉后，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招待所将见赵紫阳的情况向夏邦银、谢望春等二十多人作了详细介绍，大家盛赞老曹干得好。接着把曹承义面见赵紫阳的谈话记录抄成大字报，张贴武汉三镇。又专呈省委“两赵一王”，推动了省委转弯子，据夏邦银说，省委领导自己也说“触动很大”。
6月间，“下攻基层”有了眉目。我和谢望春一道，支持武汉市财贸战线的闵捷、陈忠相，要求一轻局、二轻局党委将“革命领导小组”重新挂牌，恢复活动。谢望春和我在大会上发表了“权理配套”的意见：“多年来我们是有理无权老挨整，人家是无理有权老整人。这就叫‘权理不配套’。当前就是要把权理不配套搞成权理配套，这也是党委转弯子的内容之一。”省委知道了谢望春和我的“下攻”活动，6月20日姜一书记找我个别谈话，他说：“省、市厅局的革命领导小组不要恢复了，原来的成员都在厅局领导班子中安排。”我问明这是省委的意见后，同意停止活动。省委转弯子又迈出第二步。
第100节　帮促省委转弯子第三步
1976年7月上旬，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在襄樊市召开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交流会，省委领导赵辛初、赵修、王克文、姜一、韩宁夫等亲临，武汉以及黄石、孝感、荆州、宜昌、咸宁等地市领导到会，朱鸿霞、张立国、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潘洪斌、顾建棠、沈复礼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我见到了被贬到襄樊的省革委会常委孙德枢（文革前任黄石市委第一书记）和丁力（文革前任省经委副主任），他俩都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
经验交流会主题是学习、推广襄樊市委的经验，他们在中央两个决议公布后，端正思想，积极领导群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肯定文化大革命及其胜利成果，并且从组织上落实，新干部是党员的进党委领导班子，党外的吸收入党，从而改善了干群关系，增强了团结，促进了生产和各项工作。会上还介绍了襄樊棉织厂的典型经验，该厂领导讲了他们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怎样转好弯子，首先要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造反派、正确对待自己，其次带头联系实际批邓，第三对群众代表要在组织上作出安排，解决补台问题。
薛朴若作了长篇发言，火药味较浓，获得不少掌声。
赵辛初高调发言，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一场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我们一定要紧跟党中央。襄樊市的经验给我们上了一课，是个好经验，省委希望大家把襄樊市的好经验学到手，带回去参照办，把我们省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好，我们要认认真真地快转弯、转好弯。
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对推动全省的批邓运动，加快各级党委转弯子，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是省委真心实意转弯子的体现。
7月中旬，赵修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回来说：会议期间华国锋副主席传达了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最新指示。接着省委通过夏邦银、谢望春给朱鸿霞、胡厚民、吴焱金、沈复礼和我等传话：省委正在研究补台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经大家议论提出了如下建议：夏邦银、谢望春进省委班子，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吸收入党，胡厚民、顾建棠在省委部、委、办安排，郑军、邓金福、王屏、潘洪斌、傅廉、曹承义、林子忠等在省厅局中安排，沈复礼进市委常委，彭勋在省委宣传部安排，都没有提具体职务。9月下旬，赵辛初当面对我说；省委准备让你担任省委副秘书长。这表明省委是在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第101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在长办
长办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开始就出现了以新到任不久的临时党委第二书记、长办革委会副主任黄友若　和临时党委成员孙昌为代表的批邓运动响应派，与以临时党委第一书记、长办革委会主任林一山和党委成员丁福五、赵奔荆为代表的批邓运动抵制派之间的分歧和斗争。临时党委内林氏“抵制派”占优势，林一山在北京遥控得心应手，因此，黄友若要求党委以实际行动展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领导干部认真“转弯子”，屡遭林一山远程干预，难以实施。当时黄友若书记想找我找不到，我虽1976年3月就开始在长办发动群众投入批邓，但没有主动去找黄书记。我在体制外活动，他在体制内斗争，虽目标相同，目的一致，但无联系。
从3月到8月，我在省里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时又与长办的同志一起进行了批邓的具体活动。
3月上旬，我通知科学院的王立柱、苏鲁平、刘永熹，规划处的朱伯良，枢纽处的蒋乃明，施工处的郑明义、夏树生等在我家里开了碰头会。我向他们简要通报了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打招呼的讲话内容，要求他们积极投入运动，一要深入发动群众，群众起来了就可排山倒海，荡涤翻案风；二要收集长办领导紧跟邓小平搞右倾翻案的材料，材料是帮促党委成员转弯子的教材，有了材料帮促就有了说服力；材料是批邓的弹药，有了材料才反击有力。碰头会上商定了两件事。
第一件，根据大家的提名，确定了各单位发动群众的联络人名单，涉及科学院土工室、材料室、岩基室、水工室、河流室、仪器室，施工处、枢纽处、规划处、机电处、勘测处、水文处、计划处、财务处、器材处、宣传部、秘书处、保卫处、组织部，共二十六人。
第二件，开列了收集翻案风材料的提要：
1.长办革委会及下属二三级革委会机构、成员情况，“拆庙（撤除革委会机构）赶和尚（赶走革委会成员）”的，“庙堂（革委会机构）尚在换了和尚（革委会成员）”的。
2.现各单位领导班子状况（包括党、政）。
3.提拔任命干部的名单（时间，文革中站队情况）。
4.支持造反派干部状况（包括关学习班时间，下放、调离、逼走、靠边等情况）。
5.造反派头头和各级革委会成员几年来状况（学习班时间，下放、调离、逼走、靠边等情况）。
6.1976年7、8、9月造反派“滚”下去、被监控、被批派性的情况。
7.科技领域内右倾翻案风表现。
8.党委领导班子对文革态度（言论），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态度（言论），搞整顿、反攻倒算（言论）。
9.典型事例。
10.目前流行的奇谈怪论和政治谣言、反动谣言。
4月13日下午，在我家里召开了碰头会，到会的有顾建棠、赵国光、葛洪明、蒋乃明、毛祖述（以上为长办革委会成员），还有钟灵英、陈振风、王永昌，葛守西，肖世刚，邓子仪、曹阳、毛新安、苏鲁平、周学文、李应存、阮永植、连良平、罗崇贤。
我首先介绍了省里的情况：由于省委领导去年跟着邓小平推行“三项指示为纲”，搞一“滚”（叫造反派“滚”）二批（批资产阶级派性）三否定（算文革的帐、翻文革的案），屁股不干净，所以批邓运动一来，就被动了，又没得勇气反戈一击，不敢站在前头领导群众批邓。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不搞打倒，不搞批斗，不搞取代，只搞帮促，就是帮助省委领导承认错误，摆脱包袱，转好“弯子”，这个工作正在进行中。对长办党委来讲，去年的情况与省委差不多，现在的情况也与省委差不多，可能更差些。我们现在的任务要先造声势，就是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两报一刊”的文章用大字报张贴，印成传单散发。对党委成员交心谈心、批评批判，不搞批斗，更不提什么打倒，目的是促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大家在议论中，对我的发言大多数赞成，也有不赞同的。为了搞好促党委转弯子，科学院由钟灵英负责，生产片由蒋乃明负责，财务、器材由葛洪明负责，水文由葛守西负责，勘测由李吉贵、何畏之负责。经常出大字报造舆论由蒋乃明、苏鲁平和王立柱去搞。材料保管统由张贤良负责。领导干部工作由顾建棠抓，钟灵英、张贤良配合。
5月初，我和长办蒋乃明、钟灵英等几个人商量约请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胡厚民等人到长办搞一次形势座谈会，并决定5月6日晚上在老大楼一楼会议室举行，我随即与夏、谢、朱、胡约定。
5月6日下午，我电话告诉了蒋乃明：今天晚上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胡厚民等人要一起到长办来，开个座谈会，要他与钟灵英作好安排。那天晚上参加的人相当多，约一百人左右，连窗台上和窗户外面都是人。夏、朱、胡、谢等人围着会议桌坐，座谈会由我主持。
夏邦银说：毛主席为什么在他八十三高龄的今天，要发动和领导这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1967年3月，毛主席批评“二月逆流”时说：“反对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谁反对文化大革命，我就反对谁。”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向毛主席发誓“永不翻案”，老人家相信他，让他复出并委以重任，把党政军大权交给了他。可是邓小平一旦大权在握，就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毛主席说“永不翻案靠不住”。所以他老人家以“重上井冈山”的决心，发动领导这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因为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我们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后来人，当此严重时刻，我相信长办的同志一定会与全省人民一道，满腔热情奋勇投入，捍卫文化大革命。
谢望春说：我是工人，文化低，不会说话。我们愿和大家一道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斗争到底。
朱鸿霞说：省委领导跟着邓小平否定文革搞翻案，但他们同邓小平有本质区别。他们是被动的、不自觉的，他们有一条原则，谁在高头就跟谁，他们没有懂得毛主席说的不要跟人要跟路线。我们对省委领导，一是批评他们的错误，二搞帮促他们转弯子。
胡厚民说：大家要注意，现在右派煽动一些不明事理的人搞干扰，而且行动很快，我们不能上当，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我最后也讲了几句，我说：感谢夏、谢这两个委员，不改工人本色，愿与群众交流思想，又能同群众一起战斗。今天没有想到来了这么多人，说明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今天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就算上了革命的航船，让我们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我们开了这次座谈会，没有想到长办临时党委5月10日向省委告了我们一状。现节录如下：
省委：
五月六日晚七时多至十时多，顾建棠等人事前未经同意，私自在长办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进行串联，搞山头。……到会人员有长办职工，也有不少外单位人员，其中有夏邦银、朱鸿霞、谢望春、胡厚民等。……据反映，会议由顾建棠主持，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谢望春、顾建棠先后在会上讲话。……
5月下旬，我回长办，来到新来的党委书记黄友若办公室。他是1975年下半年从贵州省调任长办党委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湖北枣阳人，是黄火青的侄子，《长江日报》记者黄红军的哥哥。我作了自我介绍，他握着我的手说：早闻你名，今天得见十分高兴。接着说：长办的情况有所了解，我找郭志伟主任谈过，他不想多谈。像郭志伟这样的老红军出身的领导干部，长期不给工作就不对头。你能否给我讲一讲长办的情况？我就着重讲了文化革命中数以千计的人被整了八年多，先打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旗号，把我们打成阶级敌人；继而以清查五一六为名，把成百上千群众和干部打成五一六反革命，有三十多名工程大学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杀人集团”，有的被逼死，有的被逼疯……现在弄得郭志伟和我连坐的地方都没得。
黄书记告诉我：在党委会上丁福五等在林一山遥控下向我发难，我据理力争，党委内只有孙昌支持我，好在省委也支持我。逼得我实在没得办法，我就在电话里对林一山讲，要么你回来管事，要么你不要背后遥控。
我向黄书记坦诚汇报：前些时我召集长办一二三级革委会尚在的成员和文革积极分子，开了两次会。5月6日是我邀请中央委员夏邦银、候补中央委员谢望春、省革委副主任朱鸿霞和常委胡厚民，在二楼会议室开了群众性的形势座谈会，我没有事先向您请示，十分抱歉。
黄书记说：我事后知道，这没有什么，你是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有这个权力，况且目的是开展批邓嘛。听说来的人很多，我认为是好事。他又说，你现在可以回来了。过了两天，黄主任通知我去他办公室，对我说：我已把郭主任和你的办公室安排好了，现在去上班。果然按长办革委会副主任的规格，给我和郭志伟各配单间办公室，配齐桌、椅和文件柜。
我向黄书记表示谢意后说：目前在体制内我帮不上忙，但我是长办的老职工，在群众中还有点活动余地，我想尽我所能在体制外发动群众，去帮促包括党委成员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转弯子。但一不搞揪斗，二不搞打倒，三不搞拆台。他十分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并表示有什么困难可随时找他。
5月27日，在青年大楼王立柱房里，我召集蒋乃明、苏鲁平、王立柱、严常、刘永熹、张贤良、钟灵英等开碰头会。我说：从现在起要抓紧做争取领导干部的工作，应当主动找他们谈，特别要找党委成员谈，要帮助他们丢掉顾虑，放下包袱，转好弯子。我们是真心实意，决不揪斗，也不打倒，把大多数成员争取过来，这样才能解决长办的问题。今天先通个气，大家作好准备。
6月1日，我又召集蒋乃明、苏鲁平、陈林海、张贤良、严常、刘永熹、王立柱、蒋乃明、王运昌、陈振风等开会，着重商定做好干部工作的具体分工：
1.层面工作分工：
宣传舆论：蒋乃明、苏鲁平
干部工作：严常、刘永熹、王立柱
收集材料：陈林海
联络：张贤良
2.各大系统的联络分工：
科学院：钟灵英、王立柱
生产片：蒋乃明、朱伯良
政工片：张贤良
水文：葛守西
勘测：王运昌、陈振风
行政片：葛洪明
当我们决定在6月1日找丁福五副书记交谈时，他人不见了，他家里说身体不好，住在市二医院。
找不到丁书记，6月1日傍晚，我和严常、刘永熹、葛洪明、蒋乃明、朱伯良和苏鲁平等找到了赵奔荆副书记（丁不在时他当家）。我们向他反复说明：你们去年跟着邓小平搞右倾翻案，这是事实吧？（他点头。）在当前批邓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们有错，但不是自觉的，原因是你们不看文化大革命是为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上台，防止党变质、国变色这个大前提，只记得在文革中被批了，靠边站了，感到吃了大亏，总是耿耿于怀。当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借机兴风作浪、否定文革时，你们就身不由己地紧跟照办，你说是不是？要说翻案，你们早在1969年就开始了，到1973年已经把长办各级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都打倒了。你赵书记说说，这是不是事实？今天来不是给你算这个帐，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是来跟你交流思想，希望你们党委听毛主席的话，在批邓中积极行动起来，从否定文革转到肯定文革的立场上来，这就叫转弯子。
赵奔荆很谦恭地回话：谢谢大家来帮助我，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积极起来转弯子。不过党委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林一山和黄友若，最近党委正在研究黄友若提出的郭志伟、顾建棠进临时党委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会解决的。
我说：据我所知，临时党委的真正决定权还在林一山，我只希望你能积极支持黄友若，就是转弯子的表现。长办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的安排问题，是要转变对文化大革命、对一月革命风暴的态度问题。不但长办革委会，二三级革委会、领导小组全都得恢复工作。我们对临时党委以及二三级党的领导机构，决不像你们搞革委会那样，“一锅端”，“拆庙赶和尚”，我们按毛主席的教导，搞补台不搞拆台。
严常向他提出当前要解决五个问题：
1.召开批邓大会，要在大会上安排顾建棠和严常发言；
2.恢复长办三级革委会的工作问题；
3.解决去年“滚”出去的人员（王志鹄、汪贵、张贤良、王立柱、陈林海、黄炳乾、赵国兴）调回的问题；
4.补发严常、刘永熹及夏树生、张贤良的工资问题；
5.认真追查反革命谣言。
赵奔荆有点紧张：这五个问题我不能表态，我可以把它交给黄友若书记，由党委决定。哪知不几天，赵奔荆到东湖疗养院住院了，与我们交谈中说好听的话是应付、软对抗，一转身就变脸。赵奔荆跟着丁福五也称病住院了，这同前年批林批孔时一样。真奇怪，只要批走资派的运动一来，都得病住医院；运动一过，比如邓小平搞“整顿”向文革倒算了，马上百病全消，神气十足，挥戈上阵大整造反派。这几乎成了规律。
鉴于在林一山遥控下，丁福五、赵奔荆先后以“治病”为由住院，妄图停摆工作，瘫痪全局，叫你黄友若独角戏都唱不成，以全面对抗批邓，我和大家商议后，决定以我个人的名义给临时党委写信。我在6月10日的信中列举了长办临时党委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软拖硬抗的种种言行后，明确提出：“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再次要求在最近期间召开全办批邓大会，书记同志特别是赵奔荆同志要带头联系实际，……如果临时党委再借故拖延，我们将以长办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召开”。
紧接着，我们连续三天对临时党委成员进行面对面帮促，希望他们积极起来批邓，认认真真转弯子，痛痛快快转好弯。
15日上午，顾建棠、严常、葛洪明、张贤良到市二医院帮促丁福五。
16日上午，顾建棠、严常、葛洪明、张贤良、阮永植、毛祖述到长办东湖疗养院帮促李廷序、赵奔荆。
17日上午，顾建棠、严常、钟灵英、张贤良帮促孙昌。
17日上午，顾建棠、葛洪明、张贤良、钟灵英帮促余文藻。
17日下午，严常、蒋乃明、苏鲁平、王运昌、陈振风帮促叶扬眉。
全因林一山遥控干扰，长办的批邓运动举步艰难。对此我向黄书记作了汇报，并提出我要向上反映当前的严重情况，还向他反映机要员张玉书不给文件我们看。黄书记反问这是为什么，我说因为这个人是林一山夫人的内侄，你给我和郭主任安排办公室，肯定有人向林一山报了信，而且林一山还有指示。黄书记感慨地说：我曾听说长办是林一山的独立王国，我还不大相信，现在我亲历其境了。
在此情况下，我先后向湖北省委、水电部和中央写信求助。
第一，给省委姜一书记写信，报告长办在林一山遥控下，批邓运动受到严重干扰，丁福五、赵奔荆两位副书记突然称病先后住进医院，运动几乎停顿，工作几乎停摆，第二书记黄友若被弄得……请求省委进行实地调查。后来姜一叫省革委会副主任张立国转告我：省委已向水电部通报，要求林一山专事休养，不得遥控。如果林一山不听招呼，继续遥控，省委有个考虑，叫林一山不兼长办第一书记。
第二，向省委和水电部打报告。5月27日，在青年大楼217房，我要蒋乃明、严常、苏鲁平起草一份向省委和水电部的报告。由蒋乃明起草，经苏鲁平、严常审看，严常只将开头语改了一下，最后经我手发出：
湖北省委并报中共中央、水电部党组并报中央：
……长办形成了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随着林一山的重新工作，走资派又在长办复辟了，而且情况更加严重。他们的这种态度决不是偶然的。十年来，以林一山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诬蔑、反攻倒算。……长办临时党委中没有一个造反派的代表……
                        长办革命委员会：顾建棠　严　常
　　　　　　　　　　                赵国光　蒋乃明
　　　　　　　　　　                葛洪明　陈学先
　　　　　　　　　　                毛祖述杨朝忠等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七日
第三，给华国锋写信。6月下旬，我请赵枣安、郭予二人为郭志伟和我起草一份给华国锋的信：
华总理：
……多年来，在林一山的修正主义经营下，长办已成为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很大一部分权力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以林一山为首的长办临时党委，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软拖硬抗，……扶植复辟势力，扼杀新生事物，对造反派进行残酷打击报复，对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大搞复辟倒退。……建议上级党委重视长办和林一山的问题，令林一山立即回长办接受群众的批判，并作出深刻检查。……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郭志伟　顾建棠
                     　　　　                   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
这封信写好没有立即发出，因黄友若书记马上要去北京见林一山，是否发出这封信视林的态度再定。黄与林谈崩，我们才发出这封信。
第四，向《人民日报》记者沈光、郭伟成谈长办情况并送材料。
我告诉记者：我们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是属国务院、水电部管的单位，运动是属湖北省委管的。去年7、8、9月，以林一山为首的长办党委也执行了邓小平的错误路线，把一些头头和干部下放了，现在党委还没有转弯子。
严常讲：长办是一个独立王国，水电部管不到，省委管不了。运动一来，形势不利，领导就躲的躲，病的病；一旦形势对他们有利，都上班了，干劲大得很。长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就是被他们否定了的，党委不承认革委会。去年7、8、9三个月，长办刮了右倾翻案风，以批派性为名，把结合进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全都调离了。
最后由陈林海用一个信封装了材料，写上请交华国锋总理，当面交给记者了。（本节材料均据李晓航提供的长办顾建棠专案组1977年8月编“顾建棠罪证材料”第三部分）
7月上旬，黄书记在长办党委会再次提议：郭志伟、顾建棠进党委，孙昌同意，丁福五提出要先请示一下林主任，结果林一山反对。为此，黄书记亲赴北京找林一山商量，他回来后对我说：林一山说如果党委都同意的话，我保留。我与他争辩，你保留总要有个理由吧，他说不要理由。我说你这是故设障碍。我离开时说还是请林主任回长办主持为好。你要不回来，那请不要再遥控了。全因林一山的作梗，不仅战功累累的老红军、原党委委员、监委书记郭志伟和我进不了党委，黄书记也因此在1976年10月后被林一山逼出长办。
第102节　悼主席继遗志深入批邓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举世痛悼，我闻讯顿感天崩地裂，如坠深渊。悼念期间我分别在省委和长办守灵，脑子里总在想毛主席走了我们靠谁呀，越想越是泪流不止。
9月26日上午，省革委会副主任、全国劳动模范饶兴礼同志到我家通知我：赵书记有请，马上跟我上车。我问什么事，饶兴礼答：我也不清楚，反正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到达东湖百花邨，只见省委书记赵辛初和姜一在，他们挥着手：请坐！请坐！赵辛初对姜一说：你来谈吧。姜书记则说：还是你来谈。赵辛初对我说：今天叫你来呢，有事要告诉你。前几天水电部钱正英部长来湖北，同省委商量把你调水电部任副部长。我们省委向钱部长讲了，省委商定准备把你调来省里任省委副秘书长。钱部长对我们表示：找接班新干部，你们省委比我们容易，你们就把顾建棠放给我吧，这也是湖北省委对水电部的支持。现在省委同意钱部长的要求，调你去水电部工作。今天特地向你通报，并听听你的意见。我当即表态：服从组织安排。自参加工作以来，对于工作调动，就是一切听从党的决定，从不说二话。
姜一说：你的表态很好。钱部长与省委商量，实际上是对省委的尊重，所以省委就同意了。看你还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要帮助的？
我说：有个请求。在学习班里长期在暗淡的灯光下写材料，我右眼得了中心性视网膜炎，周边有光感，中间一团黑，基本上失明。听说上海中山医院能用激光治疗，能否在上京之前，请省委开个介绍信，我到中山医院做个检查。二位书记都表示同意，并嘱办公厅办理。
告别时，姜一告诉我：辛初同志想要你参加省革委全委会议后再去上海治疗。去水电部报到的事，由省委向钱部长通报。
4月中旬以后，我们在各种场合提到各级革委会恢复活动的问题，但从未单独要求召开省革委全委会。省委在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和党中央“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的号召下，决定在10月3日召开省革委全委会，以示深批邓、转好弯。10月2日我和长办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委员郭志伟向会议报到。
3日上午全委会开幕，韩宁夫主持。他说请赵辛初主任讲话，这时我举手发言：请问韩书记，会议日程表上为什么没有省革委会工作报告？韩宁夫答：时间紧没准备。我说；从1968年8月以来，没开过一次全委会，以前的由曾思玉负责，现在要由你来负责。韩宁夫说：我不是主任，辛初是主任。我说：你是分管革委会工作的书记，主动拿出工作报告送赵主任审阅，是你的责任，难道还要赵主任教你吗？韩宁夫无言以对，其他人都发言支持我的意见，当时韩宁夫确实很尴尬。
赵修出来化解：省革委会是要有个工作报告，现在马上写，过两天补上。今天就听辛初同志讲话。大家鼓掌赞成。1976年十月事变后，官方和民间盛传造反派头头事前有组织有计划大闹全委会，妄图夺取省委大权，都不是事实。
会议期间，赵修、姜一、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胡厚民、郑军、潘洪斌、王屏、邓金福等都发了言，长期靠边受审查的领导干部孙德枢常委、赵文华常委（恩施地委书记）和江涛委员（武钢政治部主任）也讲了话。江涛发言最尖锐：要把颠倒的阶级关系颠倒过来，把颠倒了的革命对象颠倒过来，把错误的组织路线纠正过来。省委要采取措施，一句话，从口头到实际真正地转。
会议期间，姜一书记给我讲过：无论安排你们到哪里，都是副职。比如潘洪斌，准备安排到省冶金局当副局长；郑军吸收入党后当团省委副书记；彭勋到省委宣传部或省教育厅，或任湖大党委副书记；夏邦银、谢望春进省委常委。我问：那胡厚民呢？姜一说：当然也有安排，会议结束的时候要向大家通气的。
10月7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全委会开到了第五天，参加会议的人对北京中南海发生的剧变全然不知。那天上午，姜一给到会的副主任和常委通报：赵辛初、赵修同志有事上京，我们的会议继续进行。9日下午三点多，省革委会副主任韩宁夫草草宣布全委会结束。

tuffy05 · 发表于 2015-1-30 01:09:47

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顾建堂著（12）

［作者：顾建堂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548    更新时间：2014/7/3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作者简介：顾建棠，1931年出生，江苏省海门市人。1945年小学毕业，同年11月到衣庄当学徒。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入团，1956年入党。先后在海门县税务局、工商科、劳动科工作，1954年调到长江下游工程局青龙港护岸工程指挥所，1954年10月调南京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1955年5月调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处劳工科，1956年调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肃反审干办公室，1958年春调共青团长办团委。1959年毕业于共青团中央团校第十期，随即回长办团委工作至文化革命开始。
1966年6、7、8月，为长办“保林（长办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派”领头人。1966年10月上旬组建长办第一个群众造反组织“硬骨头战斗队”， 1966年12月26日“长办联司”成立，任一号勤务员。1967年12月任长办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76年11月至1978年1月7日，经湖北省委决定被隔离审查。1978年1月8日被捕入狱，1983年1月被判七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第二十章　伪君子叛党发动政变
　　　　　揭批查冤狱遍于神州

10月9日下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全委会议结束。这时姜一派秘书通知我到他的住所去一下。姜一招呼我坐下后问：前天我在大会上的发言（主要讲转好弯、扶持新生事物）怎么样？我说：大家都说很好。姜说：好个屁。又问：你看了《人民日报》社论没有？我说：看了啊。姜问：有没有点体会？我回答：北京有可能出了问题。姜问：你有什么根据？我答：社论最后一句说，“谁要搞阴谋诡计，决没有好下场”。姜说：今天散会了，回去说话要按《人民日报》社论说。我问：两位赵书记回来了没有？姜答：回来了，杨得志司令员也回来了，在洪山宾馆，不对外会客，我去见了他们。姜未讲两赵说了些什么，我也不便追问，但根本没有想到江青等被抓捕。
第103节　惊闻华国锋抓王张江姚
1976年10月10日晚大约11点多钟，有人“咚、咚、咚”连连敲打我家窗户，开门只听一个神情激愤的年轻人说：不得了了，北京出了大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被抓起来了。我说：不可能！毛主席才逝世，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谁敢下此毒手？你从哪里听来的马路消息？年轻人说：武汉军区都传开了，军区大院里像炸开了锅，小卖部的酒快卖完了，他们拍手叫好。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确实被抓了，是华国锋下的手。说完转身而去。此后再没有见到这位年轻人，如果他看到我这本书，希望能与我见一面。
我当即骑自行车到省委党校找到在那里学习的胡厚民，宿舍里只有他一个人。胡厚民说：我还没有听到这个情况，但极有可能是真的。你看我这个房间里住四个人，他们三人都是省直机关的，今天晚上同时回去了，就剩我一个人，可能他们回去听传达。我与胡厚民商定：他先到潘洪斌家，我到市委党校找到田学群后一起去潘洪斌家再议。我到市委党校向田学群说明来意，田学群跟我一面走一面说：今晚奇怪，我这个宿舍里四个人，他们三个同时回家了，这三个人都是市直机关的老保，看来有问题。
在潘洪斌家我们四个人作了短暂的议论。我介绍了有人给我送消息的情况后说：事情不用怀疑了，这是右派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年后，蒋介石搞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斯大林1953年逝世，赫鲁晓夫1956年抛出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隔三年。可毛主席逝世还不到三十天，尸骨未寒啊，华国锋就发动了政变。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就是打倒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是华国锋上台的基石，你华国锋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你那个第一副主席还能站得住吗？可以断定他是短命的，螳螂捕蝉在前，还有黄雀在后等着你呢。田学群说：王洪文、江青、张春桥他们怎么没有一点防备？华国锋这样搞，是对毛主席的背叛。胡厚民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应在毛主席追悼会后立即召开三中全会，右派想搞政变也难得逞，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华国锋突然把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和两个政治局委员抓起来就是反党，实质是右派政变，是背叛毛主席。潘洪斌说：这是反革命右派政变，抓江青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党反革命。今后怎么办？胡厚民说：少说话，少出门，不接触，作最坏的准备。我补充：要讲话，就照《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调子讲。
这是一次特殊情况下的紧急碰头会，大家一致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必将彻底否定文革，对造反派必将血腥镇压，我们无力回击，只好各自善处。第二天即11日清早，我又向郭志伟、严常通报了这个消息。1976年11月后我们都先后被捕入狱。1983年我出狱时，郭志伟、田学群已不在人世了。
10月12日得到确实消息，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违纪违宪、叛党窃国的严重事件，是阴谋家、野心家发动的右派政变。
10月7日，即政变后的第二天，冒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并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同日，华国锋召集三省、市领导人去北京参加中央打招呼会，湖北赵辛初、杨得志、赵修应召上京。10月18日华国锋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16号文件，宣布王、张、江、姚为反党集团。
第104节　华氏对造反派斩草除根
众所周知，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有了文化大革命才有王、张、江、姚，才有热烈响应的亿万群众，才有红卫兵，才有造反派，才有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是一个血肉相连的整体。无论是谁，只要你打击、镇压造反派，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否定毛主席和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1980年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对邓小平说，中国人谈到“四人帮”时却伸出五个手指，示意“四人帮”实际上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五人帮”。
华国锋密谋抓捕王、张、江、姚，深为以党内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文革反对派叫好，因为在他们眼里，就是这个“整体”摧毁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了走资派，并夺了他们手中的党政财文大权，他们对这个“整体”恨之入骨。而今华国锋办了他们久久想办而没办到的事，他们当然弹冠相庆，当然高呼“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
10月10日，华氏中央成立了审查王、张、江、姚反党罪行专案组，并在全国展开了“清查与‘四人帮’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
华国锋说：“对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要一查到底，决不能留有死角和漏洞，决不能有丝毫的心慈手软，决不能留下隐患。”（引自河南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郜国荣等2006年5月20日致中共中央的《关于河南省在“两案”清查中出现的冤假错案情况的报告》）
叶剑英说：对这些造反派，必须除恶务尽，在地球上消灭。（1977年6月长办专案组的王玉成和罗光宇亲口对顾建棠所说）
聂荣臻说：造反派就是闹事派，要把这些闹事派斩草除根。（原《武汉晚报》总编辑邓国栋从中央文件汇编中看到）
陈云说：要他们断子绝孙。（张建成、柳英发回忆）
李先念在视察武汉钢铁公司时问：你们这里有个叫周岳来的造反派吗？这个人干了很多坏事。武钢领导说：已抓起来了。李先念很高兴地说：抓得好，抓得好，抓得好。（1981《武钢文艺》）
媒体应声造势。“如果你检索一下自1976年10月到1983年的《人民日报》，便会发现竟有260篇把‘造反派’作为文革最大的罪孽来批判的社论和理论文章。至于把‘造反’作为一个罪恶的公共贬义词的文章，共有1229篇之多！换句话说，在中共的中央党报上，每天便至少有一篇丑化造反派的文章，更遑论数以千计的地方性的官方报刊、电视电影里对造反派描述的简单化和脸谱化了。”（宋永毅《造反派和“三种人”——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
“揭批查”运动迅即掀起，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又成了镇压对象。这是继“刘邓资反路线”、“二月逆流”、“两清”和邓小平“全面整顿”之后的第五次打击，其残忍性、毁灭性，较前四次有过之无不及，因为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已经毫无顾忌。
第105节　揭批查万千干群陷绝境
10月12日，武汉街头开始出现“坚决拥护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一类大标语，署名“工农兵”，这个“工农兵”是已垮台的百万雄师的变种。百万雄师的中坚分子七二〇后从未停止活动，此时更是毫无顾忌地在武汉三镇大肆抓捕、绑架、游斗、毒打造反派。
10月14日，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赵辛初在广播讲话中说：据我们了解，湖北的造反派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在政治思想方面受的影响可能要比我们大些。赵辛初说了符合事实的老实话，但却受到了来自上下的严重压力。
11月8日，省委决定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进“五不准”学习班。11月9日，赵辛初在省直机关声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大会上讲话，宣布他10月14日的讲话“有缺点错误”。（附录十八）11月11日，省委又决定董明会、谢望春、李想玉、沈复礼进“五不准”学习班。
11月19日至24日，省委赵辛初、赵修、姜一、王克文、韩宁夫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副政委张玉华奉命上京汇报。李先念听取汇报后讲：很明显，湖北的问题，根子在“四人帮”。现在打倒了“四人帮”，湖北的问题明朗了，好解决了。……集中火力大揭大批“四人帮”，在湖北联系实际，可以揭发批判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这三个人。你们湖北省委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打人民战争，不要小手小脚。“四人帮”祸国殃民，罪行累累，中央己发了16号文件，还要陆续公布他们的罪行材料。他们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如果这伙人上了台，我们的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人民就要遭殃。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各级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习，带头揭发，带头批判，带领广大群众掀起大学习、大批判的新高潮。要抓住“四人帮”极右实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把他们各种画皮统统剥下来，彻底戳穿这帮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极右派的反革命面目。……这次中央请杨得志、张玉华同志来京参加会议，是希望驻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把支持地方的工作搞得更好，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发展湖北大好形势。杨得志、张玉华同志表示，要继续大力支持省委，大力支持地方，这很好。张玉华同志是湖北省委书记，前一段回去抓部队工作了，现在省委的同志希望他回省委工作，这个建议也很好。（据当时从省委机关流传出来的记录稿，郑军提供）
赵辛初等赴京汇报期间，省委第三次决定进“五不准”学习班的人员，有龙铭鑫、高玉泽、谢华之、方保林、王屏、邓金福、郑军、魏绳武、徐筱芳、田学群、林子忠、潘洪斌、傅廉、赵文成、薛存元、曹承义等六十名省、市和企事业单位革委会成员。
经李先念点名，张玉华于1976年11月底重回省委当书记，专事“揭批查”，架空了赵辛初对运动的领导。但张玉华还不敢将在曾思玉主政时期他一手打成五一六、北决扬的六十多万造反派，再次全部打成与四人帮有牵连的反革命，因为曾思玉承认过“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这个事情搞错了”，张玉华知道赵辛初知道，他还是有顾忌的。
华国锋阴谋政变后，陈丕显出任云南省委书记，他与原省委书记赵健民联手，依靠文革中以赵健民为首的“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后改称“摧毁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造反兵团”，简称“摧资兵团”——云南的当权派变成了“造反派”），以满腔的仇恨向真正的造反派反攻倒算，把150多万人打成四人帮的帮体系，5万多人坐牢，15万人受处分。（据2013年7月22日《云南揭批查幸存者赴京上访情况通报》）
1977年7月，陈丕显从云南调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俞文斌曾当面对我说，陈丕显一到武汉，会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他，还要他当省总工会副主席，俞文斌接受一位知名人士的意见没有同意。陈丕显在省、市领导干部会上说：造反派没有一个好东西。多年后王克文的秘书高国华告诉李洪荣，王克文当场顶了陈丕显：陈书记的说法太绝对了，比如武汉锅炉厂李洪荣的情况我就比较清楚，他是老劳模、党员，人品很不错的。（参看田力为2006年8月采访李洪荣的记录）
陈丕显随即全面改组省、市委。1977年7月，赵修调任武钢党委第二书记，不久调往吉林。8月，姜一调任陕西省委书记，王克文调任山西省委书记，韩宁夫留下当了陈丕显的打手。至此，名为第一把手的赵辛初已被彻底架空。接着陈丕显升任省委一书记，至此，“两赵一王”的省、市委成为历史。
陈丕显上任后，在全省刮起了“揭批查”的狂风暴雨。当年担任全省“两清”领导小组组长的武汉军区副政委、省委书记张玉华，出任全省“揭批查”专案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他接手后，全数恢复1973年11月明撤暗留的各级两清专案组，名称由“两清”换成“揭批查”，把成千上万的造反派关进“五不准”学习班或单独隔离，罪名由“北决扬”、“五一六”换成“四人帮帮派体系”。关押最长的达十三年，最短的三年；被关押年龄最高的七十多岁，最小只有十二岁（长办张贤良的大儿子）。审查中任意挂牌游斗，拳脚相加，疯狂逼供，致使被审查者有的含恨自杀，有的毒打致残，有的逼迫致疯，比如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焱金，被逼跳楼，腰椎断裂，大小便失禁，瘫痪难起，正在住院治疗，被警察戴上手铐押解入狱，残忍至极。
张玉华曾在湖北文革“两清”中一手将六十多万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在“揭批查”中，还是这位武汉军区副政委、重回省委任书记的张玉华，翻手把这批假“五一六”、假“北决扬”又打成“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代理人、追随者、阴谋分子、黑手、骨干、爪牙和“三种人”，并予以逮捕坐牢、判刑（最高20年、最低4年）、劳教、三开（开除党籍、公职、团籍）、留党察看、留厂察看、降级、降职、撤职、免职等各种处罚，制造了又一起群体大冤案。湖北造反派被栽赃为参加“五一六”阴谋集团、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双料反革命，两者相加，蒙冤受害者起码有130万人次（一个蒙冤的造反派至少被两次打成反革命）。
第106节　从被隔离审查到被逮捕
10月12日以后，我耳闻目睹了党内走资派操纵指挥百万雄师的变种“工农兵”大肆抓捕、绑架、游斗、毒打、关押革命造反派，如武汉钢铁公司工人、中央委员、武汉市委书记董明会，武汉锅炉厂枝术员、市革委会常委沈复礼，被“工农兵”抓去游斗；国棉一厂工人、省革委会常委、国棉一厂革委会副主任王屏，被厂原百万雄师抓捕后打得死去活来；湖北省航运局工人出身的科长、省交通厅航运局革委会副主任傅廉，被交通厅原百万雄师头头抓捕关押。白色恐怖笼罩江城。我不能再呆下去了，为了免受原百万雄师的残害，决定借机逃亡。1976年10月25日，我带上省委为我赴沪治病致上海市委的介绍信，乘船离汉。我没有到上海市委转介绍信，直接到中山医院看病。经检查，确诊为中心性视网膜炎。当时激光治疗还在试验阶段，尚未临床应用，所以未做手术。我随即回海门老家，怕父母担忧，只讲来上海看病，对大哥和三弟讲是回来躲避百万雄师的抓捕，待形势平静一点后返汉。
长办党委的丁福五等神气起来了，11月上旬派人到我家抓我扑空，随即抄了我的家。11月底，长办党委致函海门县委，要求协助把我遣回，县委未作答复。12月上旬，长办党委派专案人员王世侨、杨钟岳到海门县委联系，无果而返。海门县委一再不理长办的要求，原因有二，一是我在海门的老同事都了解我，而且有好多同志处于领导岗位；二是我三弟和弟媳为在建的海门棉纺厂发挥着关键作用。12月下旬，湖北省委行文商请江苏省委责令海门县委交人，县委通知我三弟顾敬贤：江苏省委下令要我们交人，县委已让长办派人来接，并向省委报告。你叫顾建棠主动与长办联系回汉。按照海门县委的要求，我与长办党委黄友若书记通了长途电话，决定回去。
12月27日，在我老家与长办派去的王世侨、杨钟岳会面，离家去上海。临走时，我娘紧紧拉着我的手哭着说：娘舍不得你呀，心痛啊！这一去啥辰光回来呀！娘晓得你是一心跟着毛主席、共产党的，决不会做坏事的。我娘调转头对王世侨、杨钟岳说：我家顾建棠是好干部，你们不信到县里打听打听。我热泪盈眶，依依惜别，哪知竟成永别，我出狱时双亲已因悲愤过度而亡故。
27日晚宿上海大厦。28日王世桥对我说：我们乘飞机回武汉。当时乘飞机是有级别的，长办的处长都没有资格，我问：怎么能乘飞机呢？王世桥笑着说：还不是因为你，是党委批的，我们是搭香边（武汉方言：借光）。
28日午后抵汉，被押送到长办东湖疗养院。当晚黄友若、丁福五（党委副书记）、李文光（政治部主任）、崔吉礼（秘书长）前来“验明正身”，但神情各异。黄友若平和坦然：就在这里住下，事情以后再谈。丁福五慢条斯理：好好考虑考虑问题。李文光冷笑点头，崔吉礼板着脸一言不发。
林一山指示由丁福五、张魁元、李文光、崔吉礼组成顾建棠专案领导小组，指定罗光宇、王玉成、李维本、刘哲、王世侨、杨钟岳和船舶队的小关、龙哲臣等具体负责，上面是省“揭批查”专案办公室的谢杰民分管。1977年元月上旬，专案组的罗光宇和王玉成对我讲形势，交待政策：你们帮派中的什么委员呀、副主任呀、书记呀，都进了五不准学习班了，现在都缴械投降了。因为他们作恶太多，群众气愤，把他们游斗示众，我们对你还是很客气的。党的政策你比我们清楚，只有竹筒倒豆子，全面、彻底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才是出路。
我问：什么叫全面、彻底？罗光宇答话：从你们那个一月夺权到批邓都要交待。我又问：按你这个说法，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算什么？罗光宇回答：你们是跟着四人帮捣乱，破坏文化大革命，我们才是紧跟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你就全面、彻底交代你的问题吧。说罢起身而去。
我没有按他们的要求写交代，只写了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批林批孔和批邓的情况，对他们要求写的与四人帮关系问题一字未写，因我原本就和四人帮没有任何关系。交出去后他们很不满意。
1977年元宵节后的第二天（2月15日），专案组把我从东湖疗养院转到汉口刘家庙水文总站，不几天又把我转到长办大院二食堂楼上一间屋里，窗户全部钉死，用报纸糊住窗玻璃。专案组罗光宇和王玉成向我宣布：经省委批准，对你实行隔离审查。你得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丢掉任何幻想，全面彻底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才是出路。
1977年3月16日，在长办职工倶乐部召开了第一次批斗我的职工大会。会后罗光宇、王玉成等要我交代与王海山、李守宪、姜一、钱正英、王（力）关（锋）戚（本禹）、四人帮的关系。日夜轮番穷追。我明确告诉他们：我与王、关、戚没一点关系，与四人帮更无任何牵连。我与王海山、李守宪、姜一、钱正英等人是有联系，可那都是众所周知的，我心中完全有数，你们这样搞，我看白费心机。王玉成三角眼圆睁，指着我的鼻子：你说心中有数，无非想有人保你，这是梦想。告诉你，姜一已经靠边站了，攻击林主任“三重三轻”（重洋轻土、重大轻小、重电轻水）、“挥金如土”的钱正英那个臭婊子也完蛋了。言出王玉成之口，实表林一山之恨。我强压怒火，双目直盯王玉成一言不发。王玉成对着我吼：你桩桩件件罪行都与四人帮有牵连，必须交代清楚。
我说：你们真想听，那我就给你们讲一讲。
1966年12月1日，把林一山弄到水电部，是钱正英部长主持召开的批林大会。
12月3日到9日，我们向省委造反，要求收回11月16日保林信件。13日我们派出由赵枣安带领的赴京控告团，钱正英部长把我们的诉求面呈周恩来总理，总理在21日指示：“湖北省委的信是错误的，长办的同志应当造他们的反。”省委于23日收回了一一一六信件。
1967年6月26日长办联司撤离长办大院，准备动用民兵武器突围，向周总理发报请示可否，总理指示“那个东西不能动”。我们遵照执行。
1967年10月8日，总理在东湖长天楼宴会上同我碰杯时问：林一山现在怎么样？我说在作检讨，总理点头说“好，好”。
1967年12月长办成立革委会，向总理写了报告，总理嘱托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代表国务院，授权武汉军区党委批准。
1968年2月我结合为省革委会常委，是周总理提的名。
1968年3月8日，长办革委会《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是由水电部钱正英部长转呈给周总理，并得到支持。
1968年5月，总理批复同意以毛主席1958年3月30日视察长江三峡十周年纪念日作为葛洲坝工程代号“三三〇”的报告。
1968年6月22日，施工总队炸铁路事件我参与调查，是执行周总理的四点指示。
1969年九大期间，毛主席对曾思玉、张体学说：“林一山历史上有没有问题？如没有问题，解放出来当个古董、参谋之类。”周总理同时说林可当个参谋、顾问。
1970年毛主席对葛洲坝工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
1970年2月，总理指示我在林一山请求“解放’的检讨书上签署意见。
1973年9月是周总理指示省委恢复我党的组织生活。
从1966年12月到1973年9月，毛主席和周总理对长办先后讲话、指示、批示十一次，你们不是不知道，王、张、江、姚当时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是对长办发了话，也是在情理之中，你们敢反对吗？比如林一山到上海治眼病回来后，在职工大会上说：“王（洪文）副主席对我十分关心，他亲自指示医院要尽一切力量。”你们为啥不去“揭批查“一下子呢？除上述事实之外，我顾建棠在文革中没有这种牵连关系。
我可以再告诉你们，在武汉地区的文革中，造反派与四人帮也没有什么直接牵连。1967年七二〇事件，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1967年8月，是总理邀请武汉造反派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代表上京，签署了“八八纪要”；1967年10月8日，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谢胡总理访问武汉，促进武汉的大联合、三结合；1967年10月到1968年2月，在周总理关怀、指导、审定下省、市革委会成立；是周总理处理了1969年4、5月间发生的“反复旧”问题；是周总理审定朱鸿霞等的四届人大代表资格；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省、市委允准的“两清”材料外移问题，是周总理发出立即送回的指示；批邓运动中，我参与上报材料，是呈报毛主席和时任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你们说我与四人帮有牵连，从何而来？连影子都没有。
我接着反问：你们能举出所谓我与四人帮有牵连的桩桩件件吗？
他们面面相视，过了一会罗光宇开腔：我们要你交代问题是我们的权利，你交代问题是你不能推托的责任。
1977年3月30日在长办职工俱乐部召开“愤怒声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及其黑干将顾建棠大会”。批斗会比较文明，台下有人喊“站起来、站起来”，我就站起来，过了一会儿主持人就会要我坐下。此后的批斗会基本上都是如此。
4月1日，罗光宇、王玉成、李维本和船舶队的小关来到隔离室，王玉成嬉皮笑脸地说：你隐瞒了你与四人帮极为重要的牵连，你老实交待吧。我回答：我没什么隐瞒，也没什么交待的。罗光宇说：我们不是无的放矢，有证据在。老实给你讲，这件事对你来说是生死攸关。你现在不想讲，允许你暂时想一想。
当天下午，看守我的一位老工人偷偷地告诉我：听说明天要把你弄到蒲圻施工总队去批斗。果然，第二天一早，王世侨、杨钟岳将我押送到陆水施工总队接受批斗。我挨了一天批斗后返回隔离室，罗光宇等又来问：怎么样，想起来了没有？我摇摇头。罗光宇说：给你点一点，四人帮中三点水那个女人，你再不该装傻了吧？我问：江青？罗光宇说：对啦，那你就把秘密讲一讲吧。我哈哈大笑：真是天大的笑话。想当年，你们打我五一六的时候说我是反江青的，怎么今天我反倒成了与江青有重要牵连的人了？我与江青无任何牵连。罗光宇说：那我们只好向你摊牌了。你在毛主席逝世后向江青写了劝进信，拥护江青当党中央主席。
这一下我才明白他们所说的“极为重要的牵连”是什么了。我笑着说：根本没有的事。你们能拿出真凭实据，可以枪毙我。王玉成吼叫：你还硬，就是没有这个事你也得死，叶帅说了，对这些造反派，必须除恶务尽，在地球上消灭。我说：你也不要抖狠，坐牢我早有准备，杀头还轮不到我。什么劝进江青，绝对没有的事，你们枉费心机。
任凭专案人员再怎么软哄硬吓，我闭目养神。随后又将我押送到丹江批斗，回汉后，罗光宇、王玉成又来不断追问，我还是一言不发。11月冒着大雪，乘长航“东方红”轮二等舱将我押送沙市、宜昌等地进行批斗。
奇怪的是，1977年8月后专案人员再也不提我劝进江青的事了。直到1983年1月出狱后，才知道向江青写劝进信的是百万雄师长办分站的芦方甫。他是林一山的铁杆保皇派，也是我的专案人员的亲密伙伴。那些“动力”们再也没声息了，只好打掉门牙往肚里咽。他们在“揭批查”中搞了许多冤假错案，就是在这样的逼供下造成的。
隔离期间，专案组指派船舶队的龙哲臣和一位老船工（名字忘记了）看守我。开始时对我态度较严厉，后来渐渐变和气，特别是那位老船工，不但安慰我，见我偏头痛发作还给我按摩。我的偏头痛几乎三两天发一次，只要是他当班，必给我按摩。每次批斗我之前，他总悄悄地送来消息，还对我说要想开些。在逮捕我的前一天，他告诉我：明天要开大会逮捕你，你一不要怕，二不要熊。他还把糊在窗户上的报纸抠个洞，叫我向外看，果然大院里拉起了“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顾建棠”等横幅。我含着泪水问：老师傅，你为啥这样关心我？他说：我知道你是好人。
第107节　看守所囚禁中见闻点滴
1978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两周年。林一山选定这天逮捕我是别有用心的。如果我是个“反周分子”，或是周总理痛恨的人，以抓捕我来祭总理亡灵，无可非议。但林一山明明知道，是周总理支持我们造省委的反，是周总理提名我进省革委会任常委，是周总理指示林一山的书面检查必须经顾建棠同志阅看并签署意见，是周总理关注并指示省委恢复我的组织生活等等，而选定总理逝世纪念日来逮捕我，是不是以此影射“你周恩来赏识抬爱的顾建棠是个反革命”？这实质上是在蓄意羞辱周总理。
上午9点钟的样子，我被押到长办大院毛主席塑像前的台阶上，只见台上坐着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省革委会常委王步青和丁福五、李文光等，却不见黄友若。李文光宣布我的“罪行”，王步青代表省委宣布撤销我一切职务，丁福五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和公职，公安人员宣布逮捕我。我被戴上手铐，押上吉普车，直驶宝丰路第一看守所，至此我进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两案审理阶段”。在关押期间，耳闻目睹了好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情。
一进看守所先要搜身，手表、钢笔、钱包、裤带等都被收去保管，姓名被阿拉伯数字取代，有事先喊“报告”，穿制服的人都要叫“干部”，牢房叫“号子”，吃饭的筷子一律插在号子门外的筷筒里。早上6点起床，7点早餐，8点干活（糊火柴盒），12点至14点午睡，14点至18点干活，晚上还要干两小时活。睡觉时一律脑袋向着号子门，不准蒙着头。不干活时一律面向号子门坐着，不准讲话。王所长规定每周放风一次。
看守所的管教干部讲，这个第一看守所是武汉市最好的看守所，监号里有抽水蹲厕。我的预审员贾辉讲，这里是关押国民党将军和共产党犯错误的高干的地方。文革中王盛荣、孟夫唐（湖北省副省长、支持造反派）、李守宪等都在这里关过。七二〇后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等也关在这里，关了几年都走了，现在你们造反派来了。
我跨进看守所，第一个看到我并喊我的是严常。当时看守所已人满为患，我被关在二楼一间规定住4人的牢房，现在住了7个人，都是造反派。管教干部怕我们串供，经常调号子，调来调去原来不认识的也认识了。我先后与国棉六厂余桂林、武汉重型机床厂戴新江、市法院罗思栋（政法尖兵头头）、六机部汉口办事处副主任唐晓风等同号子。我还见到严常、林子忠、李想玉、沈复礼、曹承义、胡秀娟、傅廉、余明生、吴焱金等同案人。
头一天我见牢饭又脏又有刺鼻异味，没有吃给了别人。第二天实在饿得吃不消了，为了活命，还是直着喉咙吃。牢饭一日三餐九两米，米是不洗的，用圆形铝碗蒸饭，打在饭面上的菜是盐水煮的萝卜、白菜、包菜叶。1978年8月间整整吃了三十多天的臭腌菜，许多人大便都拉不出来。要是吃上老豆角或老菜薹，那就是打牙祭了。牢饭是吃不饱的，市福利院的一个三十来岁的司机和我同一号子，他个子大，实在饿得慌，就偷吃糊火柴盒的浆糊。他每次吃的时候问我：你办不办？我摇摇头：不办。他说；你不办，我就办了。后来管教干部发现偷吃浆糊的还不少，就在浆糊里加柴油，那个司机不管这些，还是吃，结果吃得脸发肿眼发绿。经大家劝说并省点饭给他吃，他才停吃浆糊。
1979年，调来了一个指导员叫余华山，还调来一个姓孟的所长。有一天孟所长找我谈心，问了我的情况后说：你还是个老同志，应该知道，运动嘛，过些时还不是回单位去。交谈中孟所长也说了他的坎坷，他是解放武汉时第一批进城的解放军，是这个看守所的第一任所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郊区东西湖乡办工厂当工人。他被打成右派时，现在市公安局七处的胡麻子胡处长还是个拿着牢房钥匙的小管教。这个小胡在打他右派时出了力，爬到了处长的位子。不久前老孟平了反，回所恢复原职。
我乘此机会向孟所长反映：煮饭的米要洗；我们都吃不饱饿得很，能否想些办法多搞些瓜菜代；希望把一周放一次风改为每天放一次风。其他人也反映饿肚子的事，后来这些问题都先后得到改善，特别是解决了大家饿肚子问题。孟所长和余指导员在做火柴盒的羁押人员中开展超指标有奖活动，每人每天的定额是1000个，超额有奖。一个月下来，我能得两斤饼干，武重厂的戴新江可得到4斤，有时还分得苹果。在当时饥饿难耐的情况下，确实是一项善举。
1979年初夏，我被调到一个大号子，见到热水器厂的芦小明和国棉六厂的余桂林。我被安排与一位年约七旬、须发斑白的老者并肩而坐，并头而睡。此人整天不与人说话，做火柴盒时只见他嘴唇抖动听不到声音，后来他说是在默念《圣经》。有一天我用新毛巾洗脸后晾在窗户的挡板（为了阻止犯人看窗外，用木板钉死窗子的三分之二）上，他瞄着毛巾上的英文Good morning念出声。我听到后好奇地问：老先生会英文？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同号子的人说，这是他第一次有这样的表情。从此，我与他开始断断续续地简短交谈，时间一长，他对我的戒心似在渐渐消散，信任感有所增强。
有一天，他低声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文革中犯了么事？我如实相告。从他的神情上看，似乎是在告诉我，他的人格得到了尊重。此后他也陆陆续续讲了他的身世。他是东西湖柏泉人，幼年父母双亡，7岁讨饭到汉口，流浪街头，被天主教孤儿院收养，从小学读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毕业。以后又到荷兰进修，还到梵蒂冈见过教皇。解放前任汉口教区辅理主教，1954年受武昌教区花园山总堂“圣母军”事件和上海教区龚品梅事件的影响，被判刑劳改。因他懂拉丁文、法文和英文等，刑释后省公安厅留他当翻译，他担心犯错没有答应。我问为何，他说外文译成中文，其意可有多种，稍有不慎，容易被人误解，招来横祸，就到汉口新生塑料厂当门卫。华国锋政变后的1977年春节，十几个门徒给他拜年，闲谈中门徒们问他对形势的看法，他说：华国锋的行为是反毛，必将向西方转，否则他没得出路，我们也有可能转运。这句话不知哪位门徒传出去，他就进来了。我问他尊姓大名，他说不敢，敝姓刘。直到他临释放时才告诉我他叫刘和德。
我问他能不能教我英语，他作了肯定的回答，但说：没有课本怎么教？我说：你先口头教，从字母教起，我想法搞课本来。他教我学由此开始。恰巧有个管教叫舒明宽，他的大儿子患小儿麻痹症，想去协和医院骨科治疗，没得门路找专家。不知谁给舒管教提供的信息，他找到我帮忙，我二话不说，写条子给我爱人梁丹心。经大教授朱通伯诊治，效果很好。舒管教很感激，主动问我有什么事要他帮忙，我就请他带信要英语课本。监所规定不准带进课本，但英语字典可准许，不久，舒管教送来了一本1978年出版的《英汉小词典》，我如获至宝。刘老先生很高兴指着《英汉小词典》说：我们现在可以从音标起步，同时教单词。学外语一定要做到“三会”，即会说、会听、会写，要说得清，听得准，写得好。
糊火柴盒时他低声教我单词，休息时教我认音标。我先是在晚饭后用刷浆糊的小毛刷蘸上水在墙壁上写单词，后来把牙膏皮卷成条状当笔，在废纸片上写字。我自创了一种学习方法，如学“人”这个单词，就把人身上的各部分——头、发、须、脸、耳、嘴、舌、皮肤、眼、手、脚等联在一起学。我把它叫做“连串法”。经九个月学习，到我出狱时能够阅读短文了。
有时，刘老先生和我们也谈些学英语以外的话。比如谈到造反派受镇压打击时，他说：你们不是真正的造反派，毛泽东、孙中山才是真正的造反派。他们在没有权势人物保护的情况下起来造反，随时可能掉脑袋；你们是在毛主席的保护下造反的。毛主席上了天堂，你们就无回天之力，只好到这儿报到，就倒霉了。
我问他对毛主席的看法，他毫不迟疑地说：他是个伟人。我不赞同毛主席的阶级斗争，但他让中华民族真正地站立起来了，孙中山没有做到，毛泽东做到了。这位汉口教区辅理主教，在意识形态方面与毛主席、共产党是对立的，他能对毛主席如此评说，不失其良心和良知。
1980年后，关在第一看守所的造反派被判刑的、免予起诉的都走了，进来不少惯偷、抢劫犯、杀人犯，有些是二进宫、三进宫的，我得以看到这个小天地中的另一种黑暗。
牢霸，就是号子里的黑老大，通常是二进宫、三进宫的老油条，拉拢几个人，自封“座山雕”，要其他人称他“三爷”。新进来的人必须口称“三爷”向他跪拜，送上自己最好的袜子、毛巾等，第一顿饭全部、第二顿饭划一半叫“月亮弯”、第三顿划四分之一叫“黑三角”，贡奉“座山雕”。号子里的人都得由他摆布，为他端水洗脸、擦身、洗衣服，稍有怠慢，他的打手就拳脚相加。牢霸所为，所领导和管教都了解，默认其存在，而且利用其控管囚犯。但是一旦牢霸不听管教使唤，就会遭到严惩。
管教和牢霸对不守号规或不听指使者，轻者罚站，重者施以各种私刑，有“打对角”（四个打手站在四方，将人打到对面再打过来）、“三点一面”（鼻子和两个膝盖紧贴墙面，下蹲时也不得离开墙面，离开就打）、“骑摩托”（像骑摩托车那样下蹲，管教模仿摩托发声，发一声犯人必须抖一抖，连续发声得连续抖，昏倒为止）。最重者“进零号”，即戴上手铐关进黑湿狭小的洞里，吴焱金就进过零号。
第108节　从保外就医到收监判刑
我在第一看守所被关押6年零27天，其间有1年保外就医。
1978年到1981年底，市公安局七处的贾辉是我的预审员，对我从未恶语辱骂。头一年预审次数较多，估计有三十多次，涉及文革全过程，包括揭批林一山、长办一·二四夺权、反二月逆流、为工总翻案、揪陈再道、组团赴京上告、刘贺春跳楼自杀、六二二炸铁路、揪变色龙、反复旧直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反攻倒算，而我的供词从头到尾没变过。1979年以后很少提审，我预感即将判刑。
1979年夏天，芦小明被判，不久国棉六厂余桂林释放。1980年国庆节前，那位辅理主教刘先生对我说：我快要到岸了，现在告诉你，我叫刘和德。他又说；你也快了，你的船还在青山，我的船已靠武汉关码头。果然国庆节那天下午，管教打开号门指着他说：姓刘的，把东西拿上走。
1981年12月15日，看守所余华山指导员找我说：你赶快写个保外就医的报告。我问为什么，余指导员说：上面有精神。二十年后我才知道，所谓“精神”，就是1981年12月6日至22日，中央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认定，对顾建棠作其他组织处理，当时湖北省委是在贯彻这次会议精神。
我写了保外就医申请书。1982年1月15日，余华山指导员笑眯眯地把我从号子叫出，带我到市公安局七处二楼贾辉的办公室。
贾辉说：你的保外就医批准了，回去后保证随传随到，不要串联，少发牢骚，这里的情况不要对外讲。我说：保外就医还有这个不准那个不行，我不搞了。你们关了我四年也不给我一个结论，回家了有人来看我，我要不要讲话？一讲话难免发牢骚，因为我们是被冤枉的。上街碰到熟人讲两句话，叫不叫串联？还有我回去吃饭怎么办？贾辉说：我是按规定办事，总的精神是要你注意政治影响。余华山说：生活费问题，我们已和长办联系了，由原单位给。你回号子把东西清好再来这里。
我拿着衣被返回贾辉的办公室时，我爱人梁丹心正在等着我。贾辉送我出门时对我说；保外就医是一种形式，你的问题也就差不多了。
1982年春节后，长办政治部主任李文光派规划处吴泽宗来我家传口信：“好好休息，注意身体，生活费过几天解决。”前八个字是官话，后八个字从未兑现，全是谎言。就是因为这后八个字，协和医院取消了我爱人每月5元的困难补助。我保外就医前，医院领导见梁丹心一人供养三个孩子和老父亲，每月工资只有43元，于是给予困难补助。我保外就医回家后，医院方面听说长办给了我生活费，就停发了困难补助。这一下由保外就医前的48元养五口人，变为43元养六口人。长办之所为，不取决于李文光和丁福五，是林一山听了他们汇报后决定的。
1983年1月6日上午，看守所余华山指导员到我家说：老顾，你跟我们回所。我问：为什么？余华山答：给你做个结论。我问：做结论为什么要回所？不回所难道不能做结论吗？你不如实回答，你就拿枪把我崩了，我也不跟你走。余华山只好告诉我：要对你作刑事处理，不过保证你回来过春节。我立即跟他上车去看守所。
看守所给我安置大号子，还特地把市三医院的一个医生和一个惯偷与我关在一起，让医生给我看病，小偷给我洗衣服。伙食也不错，有鸡蛋肉丝面、馒头、米饭，几乎顿顿有荤菜。
1月17日，副指导员俞少平找我个别谈话。他开门见山：上面要求我们在春节前把你的案子了结，就是要判你的刑。你有什么要求，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帮忙。我说：我无罪，凭什么判我的刑？我不怕，我要据理力争。俞少平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应该懂得，你是个老党员，党要你去死，你就得去死。现在党要判你的刑，你就得承受，这就叫政治需要。我还可以告诉你，你的刑期是关押多长就判多长，你已被关押6年，这就你的刑期。宣判之时，就是你刑满释放之日。判刑后党员当不成了，你的官也没得了，但回原单位工资照发。这是邓小平讲的。他最后说：过两天，检察院还有法院会有人来找你的。
1月18日，在预审室，检察院的两个人向我送交《起诉书》，我正要翻看，他们要我回号子再看，先谈谈想法。我明确表示：文化大革命是谁发动领导的？是毛主席、共产党，不是国民党、蒋匪帮。我在文革中是犯有不符合毛主席指示的错误，请问我贪污盗窃了吗？杀人放火了吗？出卖国家情报了吗？投敌叛变了吗？因为我举手高喊过“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就要起诉我，请问你们喊过没有？其中一位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奉命而来，按规定办事。
1月19日，武汉市中级法院的丁锋送给我《开庭通知书》，并问我有什么要求。我问：能不能请律师？丁锋：可以。我问：要不要钱？丁锋：要的，但你请不要钱。我说：那我请两个律师。
接着我提了以下要求：出庭时不带铐子，囚车不鸣笛，要有医生相随，我无罪所以不脱帽，我陈述时不得阻拦。丁锋全都答应了。（丁锋为什么全都答应，二十年后我才搞清楚。）同时又打了个招呼：希望你在庭审陈述时不要太那个了，按武汉话说叫“来得去得”。
1月20日来了两个律师，他们问：你要我们为你辩护什么？我说：两点。一是我无罪，不是反革命；二是具体事件的申辩。
律师也很坦率：第一个问题你自己辩，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承担。我问为什么，律师说：我们是奉命而为，否则我们还当得成律师吗？你的事天知地知人人皆知，说句实在话，文革中是毛主席保护了你们，毛主席上天了，谁来保护你们呀？
1月23日上午，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检察官起诉，法庭调查，律师辩护，过场走完后，法官问我有什么话要讲的，我想了一下：这是政治需要，再有理也没用，但在宣判前要表明我的态度。我说：我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共产党的号召投入文化大革命，我与林彪、江青毫无关系，因而是无罪的，是你们把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
休庭后开庭，宣判我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我当即质问：原来说好的判六年，怎么现在变成了七年呢？一个法官解释：原定是六年，后来发现你实际羁押六年零二十七天，如果按原定六年判，那等于法院欠了你二十七天，这不行唦，因此改判七年。但还是按刑满释放，明天你就可以回去。第二天，1983年1月30日，我爱人梁丹心和三女儿到看守所门外接我回家，八年来才得以合家团圆过了个年，尽管很寒酸。
第109节　一人蒙冤株连老少三代
在我饱受迫害的同时，我家老幼三代也蒙受株连数十年。
1978年2月19日，协和医院骨科党支部书记史学章找我爱人梁丹心谈话：你父亲梁瑞河是五类分子，在这里没人监管，必须马上回广州。梁丹心哀求：我父亲七十多岁了，身体不好，又没有生活来源，他就靠我这个女儿，叫他回广东，怎么活呀。请求领导能让他在这里监管改造。史书记说：不行，这是规定，明天就得离开。
梁丹心只得服从。送老人走得给生活费，不然老人家回广州会饿死。当时我已被逮捕，梁丹心每月工资只有四十三元，要是给了父亲，三个女儿就一个月没得饭吃。梁丹心硬着头皮向医院工会哀求，工会开恩暂借了五十元。在沈文清　帮助下，元宵节前一天把老人送上了火车。3月中旬医院发工资，梁丹心分文全无，一问，原来是工会全数扣还，还欠七元钱。眼看就要全家饿肚子了，梁丹心向工会再三恳求：每月扣五元分十个月扣清。工会看梁丹心实在太可怜了，才勉强同意。这十个月中，每月收入只有三十八元，全家四口人赖以艰难度日。
岳父梁瑞河，祖籍广东开平。青年时期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参加过抗日战争。因反对内战，1945年底辞去广州沙面区副区长职务当小学教员，并参加民主同盟。1955年春在路上偶遇任副区长时一个姓梅的同事，两人一起喝早茶，此后再没见面。不久梁瑞河突然被捕，说此人是特务，交代与梁瑞河喝过一次早茶，因此把梁瑞河当作同案犯逮捕。捕后一次未审，1955年10月判刑六年，押解黑龙江劳改，1961年释放，监督改造。1985年6月向广州市中级法院申诉，同年11月广州市中级法院撤消原判予以平反，回原来所在学校恢复原级别待遇，办理退休。与此案相关的十几人同时平反。
我的双亲远在千里之外的江苏海门，同样深受株连。1976年12月27日母亲含泪目送我离家返汉时，已是七十一岁的人了。此后，我父母为我担惊受怕，忧郁终日。1977年下半年开始，父亲和大哥顾敬之、三弟顾敬贤受我株连，先后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受此打击，加上我被捕后不知下落，我母亲日夜焦急，不吃饭，不睡觉，终日哭泣，乃至一病不起。病危时，我母亲要家人以全家名义向长办党委发电报，请求让顾建棠回来见最后一面。长办置之不理，在绝望中我老母亲于1981年10月16日悲愤西归。
我的父亲病魔緾身，又为我日夜担心，本已被折磨得神魂颠倒，加之痛失老伴，风烛残年病弱之躯，难当接二连三的残酷打击，1983年2月15日八十老父抱恨含冤离开人间。
我大哥是小学教师，1977年7月突然被关进学习班，要他交代窝藏四人帮黑干将顾建棠的情况，审查了一年多。我大嫂杨慕蓝十四岁入党，是四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担任小学校长二十多年，时任县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深受当地小教界师生的尊敬。受我的牵连，海门县委在一段时期内不让她主持学校党支部工作。
我三弟顾敬贤、弟媳应芸春都是中共党员，六十年代毕业于华东纺织工学院。1963年9月，中纺部点名将两人从华东纺织工学院调入中纺部科技情报研究所，1968年为支援三线建设，在中纺部政治部主任齐绛军带领下，来到湖北襄阳陈家湖兴建亚洲最大的帘子布生产基地——湖北化纤厂。工厂正式投产时，出任棉粕车间主任、党总支书记。1976年9月初调回老家海门县，参与创建海门有史以来最大的纺织企业——海门棉纺厂。
1977年春夏之交，突然宣布我三弟进学习班审查，当年底升级为“五不准”，1978年1月8日我被捕后，又升级为“隔离”，在县直机关公开批斗，说“抓到了一个进口的四人帮大家伙”，并上报要求批捕。正逢胡耀邦纠正扩大化，才得以幸免。但审查继续，由“隔离”转为下放金工车间监督劳动。1983年1月我已刑满释放，我三弟却仍在监督劳动。
1984年，时任江苏省长的顾秀莲　到海门县考察，在海门棉纺厂细纱车间碰见我弟媳应芸春，顾秀莲问：小应，你怎么在这儿？应芸春说：1976年我们从湖北化纤厂调来。顾秀莲又问：那顾敬贤呢？我弟媳回答：在金工车间劳动。顾秀莲要应芸春带她去看望我三弟，应芸春委婉地说：我现在班上。顾秀莲会意，随即要陪同的县委领导一起前去。顾秀莲看见顾敬贤，伸手来握，顾敬贤摆着满是油污的双手，连说“太脏！太脏！”顾秀莲当即要我三弟跟她上车。到县委招待所后，顾秀莲当面问县委领导：顾敬贤同志到底有什么问题？审查完了没有？县委领导说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顾秀莲说：文化大革命时，顾敬贤和我都在中纺部，而且在情报所同一个办公室。我了解顾敬贤，没什么问题。我现在要问县委领导，你们安排不安排他工作？如不想要他，我明天就把顾敬贤带走，在省里安排。县委领导当即表态：我们一定马上安排，一定马上安排。第二天县委宣布撤销对顾敬贤的审查，并任命为海门棉纺厂副总工程师，同时任命应芸春为前纺车间主任。七个年头的审查总算有了个说法。要是顾秀莲不来考察，我三弟何时解脱只有天知道了。
我爱人梁丹心是广州人，1955年7月护校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协和医院骨科病房。她工作一贯积极肯干，认真负责，有口皆碑，却因我受到严重株连。她很不愿回想当年，每当忆及当年惨景，便心痛不已，泪流难止。为帮助我完成本书，她才诉说了我从未听到过的生死悲情。
1976年12月我被“五不准”后，长办每月13日把我的工资送给梁丹心。可1977年3月反常，23日仍不见工资送来，梁丹心24日下午冒着狂风大雪去长办拿我的工资，正碰上长办召开职工大会，梁丹心就坐在后排静候。大会宣布休息，梁丹心找到时任长办党委书记的赵奔荆。赵问：你来这里干什么？梁说：来领顾建棠这个月的工资。赵说：不是已发给了吗？梁说：没有。要是给了，还冒着大风顶着大雪来找你，我疯啦？这时站在赵奔荆身边的人问：你是谁？梁回答：我是老梁。这个人误听为“我是老娘”，就瞪着眼喊：你还敢称老娘？打死你！说着上来几个男人又推又打，梁丹心大喊：打人啦！救命呀！你们看哪，几个大男人打我一个女人呀！这种行径引起在场职工的众怒，他们才住手，但还是把梁丹心扣押不放。他们通知协和医院人事科说：梁丹心冲击会场，还自称“老娘”。要求速来人领回医院处理。
协和医院立马派人把梁丹心押回医院，视为四人帮爪牙破坏“揭批查”的重大事件，立即在骨科、大外科批斗，接着又召开全院批斗梁丹心大会。可怜梁丹心无半点申诉之权，只得低头受辱挨批。此后在骨科三天两头批斗，安排在上班前和下班后批斗，简直成了骨科全体人员的必修课。
1978年1月我被逮捕后，梁丹心急焦万分，一个晚上青丝急成了白发。党支部书记史学章还不断找梁丹心个别谈话，胁迫梁丹心交代“顾建棠和他的同伙在家里策划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情况”，要梁丹心“与顾建棠彻底划清界线，否则死路一条”。梁丹心反复表明：顾建棠干的事情从不给我讲，我也从不打听。现在他是他我是我，已经一刀两断，划清界限。史学章说：这不行，还要继续交代，要站稳阶级立场。那时梁丹心精神极度紧张，一听说史书记找，就两手冰冷，双脚颤抖。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的三重压力下，梁丹心面容憔悴，骨瘦如柴，实在是生不如死。梁丹心多次想自杀，望着熟睡的三个女儿禁不住泪似泉涌，想到顾建棠在武汉无亲无故，自己死后孩子无依无靠怎么活呀？只好忍辱负重活下来。
折磨不断升级，梁丹心生死两难。死，难舍未成年的三个女儿，小三妹还不到六岁，死后孩子要苦死了。活，没完没了的批斗、交代，每天如坐针毡，什么时候是个头呀？思来想去想到了离婚，心想只有离婚，才能和孩子一起活下去。1978年5月上旬，梁丹心到江汉区法院提出与顾建棠离婚的请求，一位女法官劝说不要离婚：要是个个提出离婚的话，对犯错误的人改造不利，对国家也不好。梁丹心向女法官诉说：无休止的批斗会，没完没了的交代，史书记三天两头找谈话要我“彻底划清界限”，可我再怎么划，总是划不清。我要上班还要带孩子，工作稍有差错，就说是阶级报复。我是在水里淹火中烤，实在受不了啊，撑不住了。你要是不让我离婚，我只好去死。女法官同情地说：是这样的话，我受理，但你必须拿顾建棠的判决书来。
梁丹心回医院找到史学章书记说：我决定与顾建棠离婚，现在向你要顾建棠的判决书。江汉区法院说了，有了判决书就受理。史书记说：好，你等着。等了一个星期，不见音信，梁丹心向史书记催要，史书记说你再等几天。后来又多次找史书记：你赶快把顾建棠的判决书给我，你迟迟不给我判决书，我的交代总也交代不完，批斗我总也批斗不完，怎么划也划不清界限，怎么站也站不到你史书记要求的立场。我还要带孩子，还要上班，我受得了吗？求求你把顾建棠的判决书给我吧。只要我一离婚，就说明我彻底划清了界限，彻底站稳了阶级立场。最后一次，史书记想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就再等一等吧。从此以后，史书记再不来找梁丹心了，全院人人皆知的四人帮爪牙梁丹心破坏揭批查的重大事件，就在无声无息中消失了，但株连还在继续。
1978年7月间，骨科门诊一度出现十分混乱的状况，领导决定调梁丹心去骨科门诊当班，同时开展新业务。在同仁的共同努力下，骨科门诊恢复正常，新业务也开展起来了。这个时候有人反映，梁丹心在门诊没有夜班，怪舒服，太便宜了她。领导马上下令把梁丹心调离骨科门诊。此后，白班、中班、夜班都要上，可提职、提级、评先进，项项无缘，就是工资普调也不一视同仁。
1980年3月，梁丹心参加全省护师统考，考取护士师职称，随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主管护士师职称。全院开展主管护士师提升副主任护士师的评审时，却不把梁丹心报上去。梁丹心追问时，主管此事的负责人轻描淡写地回答：“把你忘了。”怎么全院恰恰就忘了梁丹心一个人呢？梁丹心升副主任护师的权利就这样被永远剥夺了。
我入狱后，三个女儿常被人殴打，不敢上学。医院内放露天电影，我的孩子去看，被别的孩子打骂，梁丹心只好陪女儿去。可那位史学章书记还要教训梁丹心：你倒快活，场场电影都有你。遭受如此欺压歧视，无处诉说，无人诉说。
我被逮捕后，大女儿顾慧敏高考权利被无理剥夺，求学无望。此时全家五口吃饭，仅靠梁丹心一人的微薄工资实在艰难，高中毕业才十几岁的顾慧敏不得不找工作，希望能贴补家用。1978年夏天，协和医院招收临时工，顾慧敏应招录取在妇产科当临时护工。不久社会上招工，她参加考试录取了，可一政审，又被刷下来了。梁丹心携大女儿找到江汉区劳动局理论，劳动局说，只有到国棉二厂当纺纱工。慧敏为减轻母亲负担，打算接受分配。正好刘永熹来家，他劝说梁丹心母女：“国棉二厂在武昌，上班要过江，还有夜班，慧敏个子又小，还没有纺纱机高，你们是往火坑里跳。不要去，等一等再说。”母女俩这才放弃了原先的决定。
后来同济医学院招工，顾慧敏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被录取，但经政审，不能到实验室、图书馆等部门工作，只能当炊事员。无奈之下，梁丹心向协和医院领导求助：我女儿顾慧敏录取后被分配到食堂当炊事员，我家里还有两个小的，没有人照顾，而且当炊事员早上四点就摸黑上班，一个女孩子家，我实在放心不下。请求把顾慧敏分配到妇产科，反正都是当工人，再说她在妇产科病房工作已有一定基础。领导这才同意把顾慧敏分到妇产科当了正式护工。
1980年，医院领导决定在正式护工中通过考试择优保送黄石护校带薪学习，顾慧敏考试成绩在择优保送之列，并已拿到了黄石护校发给的录取通知书，可领导上不让顾慧敏去报到。梁丹心到人事科问个究竟，人事科说：妇产科不同意同时保送两个人，所以顾慧敏不能去。梁丹心反问：如确有这样规定，那也应择优而定。请领导公布妇产科两个人的成绩单，如果顾慧敏的成绩低于另一位，那我无话可说；要是顾慧敏成绩比那一位高，那为什么不让顾慧敏去报到？是不是又因为她爸的事情受影响？请领导考虑。由于梁丹心的抗争，报到期限最后一天的早上，院方才通知顾慧敏去黄石护校报到。如果梁丹心不去抗争，这次顾慧敏去卫校学习的机会就又被他们剥夺了。
顾慧敏从护工、护士到护士师，三十年如一日，一贯工作积极，勤奋负责，功底扎实，业务娴熟，态度又好，深受病人及其家属称颂。她乐于助人，又不妒能嫉贤；她无职无权，但新老同事都尊称她顾老师。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没有取得主管护师呢？原因是有时领导根本不通知你，有时刚下夜班就要你上考场。顾慧敏上了两次当后，认识到这又是在搞株连，发誓宁愿终身不要这主管护师，也决不再受他人愚弄。
第110节　无休止的内控隐形监视
我原以为刑满释放后，等到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期满，就完全恢复自由了。可是事实告诉我什么叫刑满释放，说穿了就是刚出监狱门又入似无还有的监控中，而且无期限地监控至今。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时，我正埋头研究“人造皮肤”，全然不问窗外事。7月上旬，新华街派出所突然通知我参加学习班，交代六四前后的活动，谈对六四事件的认识，批判反革命暴乱等。我不想发言，一位民警点名要我表态，我说：我来之前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要为活命埋头苦干，哪有闲功夫关心这些。现在听大家说了，我就表个态，听中央的，中央说的我拥护。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北京的追悼大会后，派出所民警找我个别谈话：邓小平同志逝世了，你有什么想法？我说：你找我就为这个？民警点点头。我说：人老了总要上西天的。我给你说实话，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的肚皮。你们都是知道的，我从牢里出来到今天已经十五年了，可是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有谁来找过我？你今天找我要是帮助我解决活命问题，我就感谢你。除此以外，我什么想法都没得。
中央决定取缔法轮功，派出所把我请进学习班，一要表态拥护中央决定，二要主动交代参加法轮功的情况，三要填表登记，参加与否都是要登记。我明确表态：我与法轮功没任何关系。他搞活动你要取缔，同我毫无关系。
2003年2月，我根据中央1982年9号文件（附录十九）规定，多次上访省委，提出对文革“两案刑释人员应由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的诉求。2004年4月间，我与李家骥、程贻兴（原工造成员）、刘袓平（原公安联司成员）等一起到省委、省政法委、省人大、省信访办、省劳动厅等处上访。6月22日端午节那天，民警徐少白把我传唤到新华街派出所：今天找你是想给你打个招呼，社会上很复杂，不要跟那些人搞在一起去省委。听说你还是五个代表的头头嘞，我劝你不要搞了。我说：为上访的事你找我，正好我向你汇报汇报。我们这些上访的都是因参加文革判了刑的人，也就是所谓两案刑释人员，按照中央1982年9号文件规定，都得由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可是省委没有执行，致使我们二十多年没有单位，没有分文工资收入，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徐同志你说说，我们该不该上访？你说的所谓代表，是因为上访时很多人拥在一起，是接待人员随手指定的。我想你也是奉命办事，今天也是个机会，我把有关材料呈上，请你转给市局或江汉分局领导，帮助落实中央政策，免得我们老去上访。这些材料有中央9号文件、省政法委秘书长谢杰民给我写的证明、省劳动厅为夏邦银等回原单位安排所发公函、我们给俞正声书记的诉求信等。徐少白收了，表示一定上送。
2011年9月15日，湖南省肖茂盛等27位文革老人（其中18名在“揭批查”中被开除出党）在网上发表了《致党中央及全国人民的呼吁书》，要求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解决“揭批查”中的历史问题，他们呼吁各地文革老人和全国人民给予支持。经吴焱金提议，由我执笔写了一篇网文：“诉真情　求生存——武汉地区文革老人支持、响应湖南肖茂盛等同志的《致党中央及全国人民的呼吁书》”，谢望春、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王屏、郑军、栁英发、魏绳武、谢保安、曹承义、林子忠、傅廉、刘素珍、杜向东、王小青、刘祖清、方景清、彭祖龙、胡秀娟、李江、余明生、朱爱华、徐正全、肖银宝、黄家祥等在上面签名，2011年9月22日发出。
2011年10月下旬的一天，江汉区公安局陈同志在新华街派出所小李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我家。陈问：你们有没有在网上发表支持湖南文革老人的文章？我答：有这回事。陈问：这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我反问：你怎么知道是我写的？陈答：是吴焱金给我们讲的。我说：是的，没错，是我写的。我想你来找我就是要问个究竟，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我想先请你看一份材料，标题叫“一案三冤”，是我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你看完了就知道我们写支持信的原由了。
陈同志看得很认真，他说：你们被整得那样惨，从未听说过。你这份材料能不能给我，我想代你上送我们领导。我当即深表谢意。
第111节　林一山的倒算不只对我
1976年10月到1984年，在党内走资派向文革全面反攻倒算、对造反派大开杀戒的“揭批查”运动中，林一山把在“两清”中欲除未果、欲杀未成的干部群众，都当作四人帮的代理人、阴谋分子、黑手、骨干、爪牙，再次关进五不准学习班和隔离室严加“揭批查”，其中不少人受到党纪、政纪和刑事处罚。对已调离长办的人员，林一山也不放过，还要以长办党委名义，向已调出人员所在单位发文，说其与四人帮有牵连，应予审查。葛洲坝工程局的黄世忠，珠江水利委员会的邱碧谨，福州的郑成炎，广东省水利厅的许耀雄，山东潍坊的王叔善，江苏常熟的黄炳乾，江苏淮阴的王立柱，武汉弹簧厂的何畏之，长江港务局的王志鹄，长江航运局的郑明义，湖北应城的杨立人，武汉五三农场的谢宜曙，宜昌的赵国兴，湖北省电力厅的宋其波，四川的邓文光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揭批查”。比如何畏之就被关了一年多，不仅在弹簧厂受到批斗，还被拉到长办和他爱人涂盛兰单位批斗，甚至已上报批准择日逮捕，正巧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纠正“揭批查”扩大化的错误，何畏之才得以幸免。
严常、蔡发奋、屠和民、秦公民、刘永熹是林一山欲置死地而后快的重点打击对象。早在“两清”中就把严常等打成了“反革命杀人集团”，要“判一批，杀他一两个”，只因在“批林批孔”中省委向长办发出了鄂发（1974）3号专文，严常等人才获释放。在华国锋发动反革命右派政变后展开的“揭批查”运动中，林一山乘机把严常逮捕判刑，并向蔡发奋等“捅刀子”。1983年12月26日，突然逮捕了蔡发奋、屠和民、秦公民三人，江岸区检察院和江岸区法院完全按照林一山的意志，不顾多年来经多个法医、官方复查组反复认定的刘贺春“跳楼自杀”的结论，硬是把此案伪造成“毒打致死”的假案，于1984年5月10日判处蔡发奋七年、屠和民七年、秦公民四年徒刑。
刘永熹要求长办党委对故意制造的“反革命杀人集团”大冤案作出结论，还蒙冤人清白，坚持数年上访。林一山就把他列入“揭批查”对象，并与四人帮挂钩，开除了刘永熹的公职。
在林一山“看你的刀子从哪里捅下去”的思想指导下，精心策划，栽赃诬陷，酷刑逼供，无中生有，编造案情，大开杀戒，长办一个单位就判刑五人、开除一人。这在中央在汉企事业单位、武汉各大单位和省市直机关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提林一山反攻倒算、打击报复的四宗特例。
第一例。1972年春，水电部长钱正英在省委书记赵修陪同下，来到长办要看一看三峡模型。当时林一山在二楼会议室开会，钱、赵推门而进时，林一山既不起身，也不打招呼。当赵修说明来意后，林仅派秘书安排引领。林一山所以如此，就是因为1966年12月在北京，钱正英主持了林一山的批斗会。他以此当众羞辱，报往日一箭之仇。
第二例，林一山在麦汝祥背后捅刀子。原驻长办军代表、二炮某师政委麦汝祥，1973年10月回部队。只因在严常学习班刑讯逼供和要置郭志伟、顾建棠于死地问题上发生分歧，林一山利用“揭批查”这个大环境，以长办党委的名义，向麦汝祥所在的确山二炮某师党委发信，状告麦汝祥在长办支派，并包庇四人帮骨干顾建棠、严常等。麦汝祥因此不仅受到严审，而且弄得几乎转业无门。麦汝祥生在广东长在上海，组织上征询他转业何处时，他提出一广州二上海。档案到广州被退回，档案到上海还是退回，原因是档案装有长办发去的文革中“支派”和所谓包庇四人帮骨干的材料。后来他自己写信给时任江苏南通市委书记的老战友，才得以转业到南通市出任市政法委书记，直到离休。
第三例，打击、逼走时任长办党委第二书记黄友若。1975年黄友若奉调出任中共长办党委第二书记，林一山当时在北京治病疗养仍全面负责。1976年初，党中央、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黄友若遵照党中央和湖北省委的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扶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运动中“要转好弯子”、进行“补台”的指示，安排被林一山长期剥夺工作权的郭志伟、顾建棠上班，并在党委会上提议郭、顾进党委班子。但在北京治病的林一山却遥控其他党委成员反对。为此黄友若与林一山通话交换意见无果，就亲赴北京向林一山面陈，林一山与之无理争吵，黄友若明确表示：要么你回汉工作，要么你好好养病，不要遥控。对此林一山怀恨在心，就利用“揭批查”运动，诬陷黄友若支持四人帮帮派骨干夺权，并组织批判，迫使黄友若手提行李箱只身离开，竟无小车送行。正巧给科学院的彭炎生遇见，彭主动上前接过箱子，叫上三轮车相送。黄友若在临走前公开声明：我还要回来的。果然，1981年底，黄友若以水电部副部长兼长办党委第一书记、长办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重返长办。
第四例，“揭批查”中郭志伟又一次挨整，关进“五不准”，限自由、作交代、写检讨、受批判，职务全免，家人受牵连、受歧视，电话被拆除。这位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赫赫战功的老红军，被折磨得一病不起，忧郁含愤而终。林一山领导下的长办党委不登报发讣告，不向郭志伟当年的首长和战友报丧，致使粟裕大将、万海锋将军、张文璧将军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冲等得不到信息，他们的唁电直到入殓以后才发出。林一山的长办党委把这些唁电压在办公室秘封不宣，郭志伟家属事后好久才知晓。
我作为革命后来人和被领导者，在我的心目中，林一山和郭志伟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有贡献。文化大革命中林一山挨批靠边了三年九个月，其间1967年12月到1968年12月7日是郭志伟主政长办，虽然未能适时解放林一山，那也是形势造成而不是郭志伟一人所为。但他从未故意刁难林一山，相反他多次给我讲，要看护林一山的行政处负责保护好。当他听说长江工大学生把林一山弄到地下室，要我把严常叫到他身边，当面批评了严常，并要他立即放了林一山，送回行政处。而从林一山1970年3月“解放”复出到郭志伟逝世的十一年中，郭志伟就被林一山关在“五不准”中审查了十一年。1972年郭志伟去南京治病，要求开个介绍信，林一山断然拒绝。1976年10月后的“揭批查”中，林一山心更恨，手更辣，郭志伟含悲长逝后连讣告也不发。人们要问，号称共产党员的林一山，你的党性何在？中国人的人性何在？你是毛泽东的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还乡团员？林一山复出后的所作所为，可以借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林一山是有权便猖狂！
第112节　被走资派迫害概况一览
纵观我在文革和后文革时期的全过程，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党内走资派对造反派疯狂报复的画面。
后文革期间，那些精英们反复诬蔑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我认为造成“浩劫”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华国锋的“揭批查”运动以及后来的“两案”审理，它对革命造反派来说，是一场真正的浩劫。
仅就湖北而言，铁的史实证明，走资派们也明明知道，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从七二〇事件，“八八”纪要，组建大联合的“三代会”，成立三结合的省市革委会，确定党的九大、十大代表，解决“反复旧”，以及朱鸿霞当全国人大代表，包括恢复我的党组织生活等等，都是周恩来总理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处理的。我们在文革中除打派仗、争核心，违背了毛主席教导外，全部活动都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指示下进行的。可是华国锋的“揭批查”运动，把与四人帮毫无牵连、并在文革中紧跟毛主席的武汉造反派，全部打成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政治上一举歼灭。（王、张、江、姚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向他们汇报请示了，有何过错？）接着查你祖宗三代，（长办专案人员到海门查到我1951年曾与赵建玉谈过恋爱，赵的父亲是商人，曾当几个月的保长。他们如获至宝，由张寅东在批斗我的大会上揭发。）查你海外关系，查你经济问题，查你生活问题，实在查不到什么问题，最后也免不了三开（开除党籍、团籍、公职），二察看（留党察看、留厂察看），一教（劳教），一判（判刑），一断（卡脖子不给活命）。总之，他们为了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从下面这张表可以看出走资派在文革和后文革期间制造的造反派的浩劫。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俗话说得多好。这里我只就我遭受迫害的“光阴”即时间，作个统计。走资派把我们生命中无数“寸金难买”的“寸光阴”给断送了。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6.1—1976.10.6）3801天，后文革时期（1976.10.7—2012.12.30）13223天，两者相加17024天，其间我被“五不准”、下放监控、羁押、判刑、隐形监控15320天，占文革十年、后文革三十六年总天数的90%。15320天相当于42年，2012年底我近82岁，我已有生命的51%被走资派夺走了，而且监控还在继续。
在文革中我协助郭志伟主持长办工作只有493天（1967.8至1968.12.8），占文革十年总天数的13%。扣除省委工作组进驻长办的时间3%，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时间4%，文革十年中80%的时间，我是在无情打击、残酷镇压、“五不准”审查、靠边站、“滚”到边远处之中煎熬，左肱骨被打断，两根肋骨被打裂，右眼失明。文革后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离休待遇取消。但我义无反顾，无怨无悔，能在毛主席指引下为实践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贡献绵薄，深感无尚荣光。
这张“清单”只反映了我个人受到打击迫害的基本情况。其实，我只是武汉地区成千上万遭受刘邓资反路线、华国锋叛党集团残酷镇压群体中的一个，而且不是最严重的一个，如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杨道远、张立国等同志判刑比我重；吴焱金同志被逼跳楼终身致残，在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状态下，从病床上逮捕入狱；林子忠家破人亡；田学群同志在审理中身亡；还有杨爱国、汤王莲、武齐华同志被迫跳楼身亡、悬梁自尽；武汉钢铁公司的庞玉来同志被判刑枪毙；戴鹏同志被百万雄师活埋；百万雄师“六二四”攻打工造总司，被打死的有名有姓有单位的就有王明阳、贺志键、朱庆芳、魏东、陈祖忍、胡文斌、徐天山、杜四训、樊安学、廖益福、夏记友、胡崇海、饶有富、普功浩、刘庆安、张海民、白汉卿、曾广大、杨慧斌等28人。（见彭祖龙《六渡桥的黄昏》）

第二十一章　灭顶深渊里何以活命
　　　　　　昂首战寒冬发愤自救
人要生存，吃饭穿衣第一桩，要有饭吃有衣穿，就得有钱，没有钱就无法活，就要你的命。1983年1月22日刑满释放回家时，我老岳父已经平反住在我家，全家六口人吃饭，全靠梁丹心每月四十三元工资，人均每天二角三分八厘。当时我还天真地相信看守所副指导员俞少平对我说的那句话：判刑后党员当不成了，你的官也没得了，但回原单位工资照发。这是邓小平讲的。可是迟迟不见兑现。
这年3月中旬，第一看守所的舒明宽与江汉区检察院一位科长来我家告知：奉市公安局之命，多次到长办联系，要求长办按党的政策接收你并安排工作。长办以各种借口拒绝，因为长办级别高，我们也没有办法。现在建议你做个体摊贩。我说：谢谢，我没得本钱。科长说：我们帮你去贷。我说：做个体贩摊，至少要两个人。我家老的老小的小，没人手。
武汉市公安局尽了责，长办的林一山先以隐形手法将我枉判，继而违抗中央1982年9号文件规定，断我生路，杀人不见血，要置我于死地。
我和许多同志一样，穷不失节，身处逆境，不偷，不抢，不骗。从1978年至今的三十四年中，在我爱妻梁丹心的辛勤操持下，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不欠他人一文钱。
原以为刑满释放意味着自由得恢复，生活有安排，但对我们这些“文革案刑释人员”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刑释不如坐牢，在牢中至少每天九两米有保障，一旦刑满出牢房，分文无着，无粮果腹。我们的“刑满释放”，就是在他们设置的条件下，叫我们自己走向不归路——死亡。我不怕，笑迎满天狂雪，昂首何惧寒霜。
我刑满释放即坠入深渊底谷，若无我爱人梁丹心夫妻情深，必将毙命街头。回家后得到了梁丹心亲姨（在香港打工）和我同胞手足的热心关怀，又蒙梁丹心所在协和医院和我长办的同事、文革中的战友，以及大女儿的小姐妹雪中送炭，还有我小三妹在幼儿园深受阿姨们的多方照料……我们夫妇常嘱咐三个女儿，一定要铭记心间，永志不忘。在此我向关心支助我家的亲朋好友再表谢意。
第113节　我用穷办法对付穷环境
工作权被剥夺了，基本生活出路被切断了，我已是一无单位、二无组织、三无工作、四无收入的社会另册人员。怎么办？路在何方？
一是禁嘴巴。除计划供应的必需生活品外，不买任何东西。每天到菜场捡菜根、瓜皮，碰到三分、五分钱一堆的扒堆菜，就会喜出望外。邻居家一个小姑娘经常看到我家切瓜皮晾菜根，一句话脱口而出：梁阿姨真遭孽，菜根瓜皮当菜咽。这是我家生活的真实写照。
二是找零活干。大女儿同学杨翠萍帮助我家接到安装手表带的活，全家老少齐上阵，一天可以搞到两元钱。因为部件十分细小，操作很难，返工又多，这活实在干不下去了。后来胡秀娟介绍糊信封，糊一千个一元钱，糊了三个月，还是难以维持生活。
三是当推销员。我在武汉一家小公司干过没有固定收入的推销员。这家公司转手销售冒牌自行车，与我没任何关系，可武汉市中级法院要我交代问题，经一个多月的审查，才把我解脱。后来在严常胞弟严连帮助下，替浙江长兴县一家乡镇企业——长桥耐火材料厂当推销员，有基本工资还有销售奖励。但同类产品很多，竞争非常激烈，推销成效不大。
穷办法终究难以改变穷环境。做推销很难，同时我也感到我们这号人不能做买卖，因为一直有人在监控你，随时随地会遭到盘查、诬告。不久，杨道远、严常、林子忠、孙建春（原工造总司成员）、罗世栋（市法院造反派）等第二次蒙冤，证实了我的预感。我萌发了搞一种“别无分店”的新产品的想法，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叫“创新”。越想越感到对头，只有独创，才能图存。
第114节　首闯研发羊毛脂求生路
我的想法实际上是幻想，因为一无技术，二无本钱。但困境所迫，只有尽力一试。
我开始翻书，在《毛纺织染整手册》第五章上看到，洗羊毛的污水中含有十分宝贵的羊毛脂，这种东西在金属防锈、印刷油墨、塑料增塑、医药、化妆品等方面用途广泛。经市场调查，知道我国从洗羊毛污水中分离粗羊毛脂才起步，但粗羊毛脂还要经科学处理，制成无水羊毛脂（也叫精羊毛脂）才有使用价值，现在国内用的都是进口的无水羊毛脂。
1984年夏初，经我三弟顾敬贤介绍，我到华东纺织工学院向我三弟的同学、毛纺系的顾教授请教。他告诉我：洗毛污水中回收羊毛脂是个好项目，不仅变废为宝，而且还净化环境。这个项目国内才起步，可以研发，但投资不小，没有实力难以实施。
羊毛脂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连洗羊毛的污水都没见过。我爱人有个比较亲密的病人叫毛巧云，她的亲姐姐毛满荣在武汉毛条厂（汉口新华路唐家墩）工作。在毛满荣帮助下，得以进入武汉毛条厂，并且结识了王厂长，亲眼看到了洗毛的全过程，见到了漂浮在污水面上含有羊毛脂的黑色黏性物。征得王厂长同意，将这黏性物取回一点，经四个多月的反复实验，不但从中提取出粗羊毛脂，居然还制得十克精羊毛脂。但是要投入工业化生产，难度还很大。我曾向王厂长试探，希望由他投资，王厂长摇头说：耗时长，投资大，我情愿交排污费。我又通过三弟的关系，请新疆石河子毛纺厂厂长、我三弟的同学给我邮寄了五公斤粗羊毛脂。经多次研试，每次都成功制得精羊毛脂。请武汉化工总厂检测，其中两批产品没有完全达到药典标准，后经改进工艺，批批达标。又送武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检测三次，全部达到中国药典标准。1984年11月无水羊毛脂的生产工艺研究成功。在此期间，我又开始研究甲壳素并初见成效。
1985年5月，我偶遇朱光文　和杨逢春　。他们问我现在在干什么，我说：为活命在搞羊毛脂。他们问羊毛脂是什么东西，我向他们作了简要介绍，他们很感兴趣，并要我明天带上资料和样品，到汉口游艺路他们两人创办的武汉科技节能设计处详谈。经商谈，朱、杨很想投资，我也有与他们合作的意向，但我还是建议他们先做市场调查再定。一个多月后，他们的调查结果是，中南、华东和华北地区没有生产无水羊毛脂的厂家。
朱、杨决心与我合作，双方商定，科技节能设计处投资，我负责生产技术、生产管理，不负亏损之责，无分红权利，每月发我六十元工资。在我三弟顾敬贤的帮助下，在武汉科技节能设计处没有付款的情况下，8月上旬新疆石河子毛纺厂发来1000公斤粗羊毛脂，随即试生产，成品经武汉质检所检测合格后开始批量生产。9月初朱光文和我到苏州、扬州、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推销，效果不错。设计处挂靠在硚口区六角亭街办事处下面，这件事引起街党委的高度重视，又是参观，又是汇报，我也被请去座谈介绍情况。
1986年3月上旬，朱光文、杨逢春找我，但他们久久不开口。后来朱光文总算说话了：你明天就不要来上班了。我惊问：为什么？朱光文说：我们也不知道，我是传达六角街党委的指示。我说：你们不好问，我去街党委问。起身就往街办事处奔去。
六角街党委书记接待了我。我问：为什么你们要朱光文通知我明天不要来上班？他说：我们是根据硚口区委的指示。我又问：指示总要有具体内容啊。他不吭声。我接着说：你在长办的长江医院支过左，我们是老相识了，你多少对我有所了解，你不妨讲实话。你要不讲，我就去找区委。街党委书记终于开腔了：你是不是参加了武汉最大的一家诈骗公司？要是真的参加了，赶紧去交代。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到头：没有这个事。你说那家诈骗公司叫什么名字？街党委书记说：叫什么东湖智力开发总公司。我斩钉截铁地说：向你保证，绝对没有的事，恳请你向硚口区委领导澄清一下。街党委书记摇着头：你的名字上了市委内参。我实话告诉你，像你这样的情况，谁敢为你说话？
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就到武汉市委接待室，他们见我火气很大，就应我的请求找来个负责人。我自报家门后向他讲：六角亭街党委根据硚口区委的指示，说我参加了东湖智力开发总公司这个最大的诈骗公司，把我的饭碗敲了。我来找市委弄个明白。他要我等一下，转身回办公大楼，不久返回对我说：对不起，搞错了。市委内参编写人员编材料时，看到东湖公司有个诈骗团伙，其中有一个是长办造反派头头，就误以为是你顾建棠，实际是严常。这是个误会，实在对不起。
我说：我是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刑释人员，你们误会一下，就把我靠自己努力搞来的纸饭碗给敲掉了，叫我怎么活？
这哪里是误会？连他们认为没有“误会”的严常、林子忠、孙建春等都是被蓄意诬陷的。这不是什么误会，是统治集团内权利斗争，移祸栽赃报复造反派的奇冤怪案。其背景是：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来武汉创办“中国东湖智力开发总公司”，自任总经理，内定将出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胡德平开办“东湖公司”，作为他进入武汉的桥头堡。湖北历来流行“有市才有省”的观念，就是说谁掌控了武汉市就掌控了全省，而湖北恰恰是李先念的根据地，他焉能容忍。偏偏东湖公司又聘用了严常、林子忠、孙建春等造反派，李先念的湖北帮把柄在握，伺机下手。严常、林子忠、孙建春等代表东湖公司为宜昌电视机厂代购一批显示屏，交易中发生了收款后未如期交货的纠纷，宜昌电视机厂为此状告东湖公司诈骗。湖北省委就认定东湖公司是湖北最大的诈骗公司，但对总经理、法人代表胡德平只能逼走，而把既没有诈骗又没有贪污挪用的经办人严、林、孙等投入大牢处以刑罚，多年后经最高法院任建新院长批示重审才平了反。这不是误会，是阵线分明的阶级斗争，他们就是要把造反派赶尽杀绝。那些违纪违宪篡党夺权的当权者及其精英大喴特喴反对阶级斗争，实际上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搞阶级斗争，只不过只许他们斗人民，不准人民斗他们。
1986年五一劳动节，“无水羊毛脂”荣获武汉市科技新产品金奖。这项科技新产品的研发人是谁？提供原料的是谁？生产出合格产品的又是谁？是顾建棠，可顾建棠获奖无份。
第115节　再闯新路研发了甲壳素
北方不亮南方亮，黑了西方有东方。精羊毛脂成果被夺走，我只得再闯新路——研发“甲壳素”。
活生生的现实告诉我，置我于绝处不仅仅对我个人，林一山的作为不是他的个人行为，武汉市委在“内参”上点我的名也不是什么误会，归结到一点，就是党内走资派向文化大革命进行疯狂反攻倒算的继续，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我又一次受到重击，但没有被击倒，反使我意志更坚，决心大搞科研，失败不退却，跌倒再爬起。
1984年夏初，也就是研发羊毛脂的同时，我在江苏海门罐头厂看到堆积如山的梭子蟹壳，就问该厂副厂长、我侄儿顾震时：这些蟹壳有没有用？他说：下脚废物，往海里丢，听说可以提取一种叫甲壳素的东西，但没有人去搞。我说：你二伯想研究研究，能不能无偿把蟹壳给我？侄儿爽快答应：随便拿，要多少拿多少。
从甲壳中提取甲壳素决非易事，它涉及生物、化工、物理等知识，对此我一窍不通。我不知蟹甲壳的成分，对甲壳素更是莫名其妙，看着硬邦邦的蟹壳发呆，不知从何下手，只好去图书馆。《动物甲壳》一书中说，动物甲壳中只有节足动物甲壳含有甲壳素，其中蟹甲壳含量最高，虾甲壳次之。蟹甲壳含有碳酸钙、脂肪和色素，经脱除后才可得到甲壳素。甲壳素用途极广，对甲壳素的开发应用尚在起步阶段，科技界极为重视。但书中没有讲脱除的方法，
多次失败的教训，促使我改变盲目乱试的做法，甲壳脱色、脱灰、脱钙、脱脂这个问题，粉碎、水浸、加热都不行。我想到了化学方法，我买了《化工辞典》、《精细化工》和《溶剂手册》，就在酸、钠、醇、醚、酯、醛等试剂中反复试验优选，1984年12月终于取得了了乳白色的甲壳素，可是不能溶解。再次到图书馆查资料，原因是乙酰基没脱除。
1985年2月回到海门，就地取材深化试制，我的老战友仇富能、袁素芳夫妇为我提供了试验场地、器具、能源和我的食宿。1985年5月终于制成可食用的可溶性甲壳素，比日本鸟取大学用高科技方法脱乙酰基得到可食用的可溶性甲壳素早半年多。随即小批量生产出5公斤甲壳素，制成品经华东化工学院生物系翁清清教授检测，其质量可与日本制品媲美。其间，我对甲壳素作了进一步的了解：甲壳素最初叫几丁质，是1811年由法国学者布拉克诺（Braconno）发现，1823年由欧吉尔（dier）从甲壳动物外壳中提取，并命名为CHITIN，译名为几丁质，又叫甲壳质、甲壳素、甲壳糖、壳聚糖、壳多糖，是一种乳白色、无味、无毒的氨基多糖类物质，可应用于食品、医药、保健、化工、纺织、造纸、制币、塑料、皮革、卷烟、农用植保、生物工程等。当时我确实十分高兴，庆幸取得到了成果，准备着手推销，可是合格的甲壳素就是没人要。
1986年6月我开始推销甲壳素，从武汉出发到九江、合肥、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福州，又到郑州、济南、南昌、广州、南宁等地，向二十七个工矿企业单位推销。只有位于上海福州路的上海医药公司的一位业务主任在英国见过甲壳素，其余的人看看样品都摇头说：这个东西还是第一次见到，名字也头一回听说，更谈不上应用了。产品就是卖不出去。我还面访请教了三十多位科技人员，只有武汉的化工专家王大可看了样品说：我听说过甲壳素，但没有见过实物。这一下我发现根本问题是没有人会应用。
有一天邂逅老干部唐晓风　，闲谈中说到甲壳素卖不出去的原因是没得人会用，我说，好比有了大米没得人会做饭。唐说：我给你介绍个大专家。他是广州知名的化学专家，解放后他把自己的化学研究所无偿献给国家。我虽没见过他，但知道这个人，叫赵则龙，他住在广州东山头一座小别墅中，你不妨去请教请教。
我抱着真诚求教的心情来到广州，敲响了小别墅的门。一位中年妇女问：你找谁？我说：我想见赵老。中年妇女又问：你认识他吗？我回答：我初次前来。“嘭”一声，中年妇女把门关了。
第二天又去敲门，开门的还是那位中年妇女，她说：又是你。说罢又是“嘭”一声。隔了两天，第三次敲响别墅的门，开门的是一位满头白发、脸色红润、十分端庄的老夫人：请问您找谁？我说：我想见赵老先生，我从武汉来向赵老求教。“请你稍等。”老夫人把门轻轻掩上，不一会儿她又打开门：请进。她引我上楼，见到赵则龙先生。我快步上前：赵老好，赵老好。赵老虽银丝盖顶，但精神爽健，他直截了当问：你有什么事情要找我？
我把在研发甲壳素中碰到的问题作了简要陈述，赵老说：甲壳素是用途极为广泛的含氮高分子聚合物，属于生物原材料。你提出如何转化成适合人们日用的产品，这只有靠你自己进行二次开发，因为对甲壳素的实际应用，国内外都处于起步阶段，无成熟的转化技术借鉴。
第116节　三闯新路制成人造皮肤
对甲壳素进行二次开发，从何下手？在我爱人提示下，向协和医院外科教授张寿熙求教，张教授建议：搞生物纱布，这种纱布既可覆盖、保护创面，又有治疗修复创面的功能。如研究成功，可取代现在的纯棉纱布，真是利在病患，功在社会。经张教授点拨，我用土办法制成了甲壳素丝状物，但无弹性又易断裂。为此，到我三弟工作过的湖北化纤厂求助。该厂生产的帘子布要经抽丝才能织布，但喷丝头是进口的，个人买不到也买不起。搞生物纱布就此作罢。
又向武汉市第二医院眼科鄢烈汉教授求教，他建议我搞生物角膜，临床试用由他负责，结果因试制品透明度和柔性不足而中止。
我去上海寻求甲壳素转化技术，偶见西宝兴路火灾，被烧伤的人面目全非。我心想要有人发明一种人造皮肤，把烧坏的皮肤换下来有多好啊。第二天《新民晚报》报导了美国用甲壳素研制成医用缝合线，术后可被人体吸收，无须拆线。研发人造皮肤的想法顿生，并立马返汉。
我除甲壳素外一无所有，梁丹心问：你能行吗？你一没学过化学，二没学过生物，既不懂医，又不懂药，更不了解烧伤治疗，搞人造皮肤有点异想天开。我对梁丹心说：你说我异想天开，你说对了，世上所有发明家都是异想天开者，而且都不是一出生就是天才。大科学家牛顿中学时代学业平平，爱迪生读小学时老师说他弱智，要他退学。他们后来成为大科学家，全在于求知不倦，善于异想。中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出身店员，中国的心算家却不是华罗庚，而是不知名的史丰收。有异想才有天开。
我无钱购买研试设备，就用煤球炉子和锅碗瓢盆取代，梁丹心全力支持，参与实际操作。人造皮肤的初期试制品好像“千张皮”，我们边试边改，历时六年，经九百一十八次研试，1989年5月，以甲壳素为基本材料，在煤球炉上用水浴法制成了半透明、有不规则密集微小气孔、无毒无味、片状薄膜形的第一张人造皮肤。
人造皮肤属医用材料，必须一安全二有效。为了了解其疗效，首先在我自己身上试用，10天创面修复，无疤痕。接着在兔子身上切皮后贴敷试验，术后33天不但创面修复，还长出毛来。当时梁丹心十分困惑，就向协和医院朱通伯教授求教：我在做人造皮肤试验时，将兔子切皮5×8厘米，而且切到肌肉，毛囊全都破坏。贴上人造皮肤33天后，不但创面修复，而且还长出毛来。这是怎么一回事？朱通伯教授很肯定地说：毛囊破坏了，不可能再长出毛来。你在我指导下重新做。在朱教授亲临指导下，梁丹心在兔子身上切皮10×4厘米，切至肌肉，把切下的兔皮放在酒精中保存。给兔子贴上人造皮肤33天后，创面修复了，毛也长出来了。朱教授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人造皮肤了不得。
但这仅仅是实验室的试制品，仅仅在动物身上试验有效，还必须在人体上作临床试用和验证。我不敢贸然送试制品到大医院搞临床，我采取先小后大、先少后多的办法进行。武汉毛条厂的毛满荣油炸汤圆时，被溅出的滚油烫得满脸水泡，梁丹心为其清创贴敷人造皮肤，一次治愈；同济医大教师晏炬大腿被滚油烫伤，经自擦“万金油”、盐水湿敷，水泡破裂、伤口红肿渗水、发烧、伤口剧痛，行走困难，经清创贴敷人造皮肤后，第二天好转，换贴一次即愈。随后又经广州药用包装厂医务室梁冰心医师、海门棉纺厂医务室栗风荣医师、海门中医院郭正年医师、协和医院门诊袁彩莲医师、第一冶金建设公司职工医院烧伤科马璋大夫、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烧伤科杨宝宏大夫等临床试用100多例，无一失败。
接着我到武汉第三医院请求临床试用。第一次医院办公室人员听我说到人造皮肤，哈哈大笑说：“江湖骗子，滚！滚！滚！我们三医院都没有搞出人造皮肤，轮得到你来招摇撞骗？”第二次找到院长室，接待人一听说是人造皮肤，二话不说把我推出门外，并说：走方郎中，请吧。
正在此时，我碰到长办长江医院方楚侨大夫，她请我到她家坐坐。闲聊中谈到在武汉第三医院碰壁的情况，她老公周刚强说：“你怎么不早说？我原先邻居的女儿在三医院工作，是烧伤科住院大夫。”方楚侨对我说：“你可以直接找她，她叫杨家璧，就说方阿姨叫来的。”我真是喜出望外，连连感谢方大夫老两口。
第二天我径直到烧伤科病房，找到杨家璧并向她说明来意。她问我是哪个单位，我说是长办的。她说我舅舅也在长办，叫易卜吉，你认识他吗？我说：啊，易卜吉原来是你娘舅，不仅认识而且还是好战友，他在规划处工作。你打电话问问，就了解我顾建棠了。
她说：这人造皮肤第一次见到，我来做临床，你不要告诉别人。（后来才知道，新产品做临床必须经烧伤科主任批准。）一个星期后我打电话你，你就来；要是你没有接到我电话，就不要来了。我当即把协和医院第一宿舍的传呼电话号告诉了她。
第十天，梁丹心接到杨家璧电话，我来到烧伤科。杨家璧大夫微笑说：“效果很好。我是专治儿童烧伤的，这个孩子屁股烧伤，一次贴敷修复，脱痂后屁股光溜了。你再拿点来。”杨大夫自应用人造皮肤后，病人一个个很快治愈出院。别的医生问她：不见你换药，怎么病人那么快出院？杨家璧告诉说：我用一种人造皮肤覆盖创面，一次贴敷即可修复治愈，不必换药。用这人造皮肤既减轻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也减少了我们的劳动，又大大提高了病床周转率。事后李彪、王礼放两位大夫通过杨家璧要我提供人造皮肤。李彪大夫作临床对比，四个人常规治疗，另四人用人造皮肤，结果用人造皮肤的治愈出院时，常规治疗的还需换药，这四人纷纷要求李彪大夫改用人造皮肤。由此，武汉市江汉区科委于1990年元月向我颁发光荣证，授予“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在全国烧伤医学界颇有名气，我的人造皮肤在这里临床应用取得优异疗效，使我有了把握。又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上海瑞金医院烧伤科、第一军医大南方医院烧伤科、广州红十字会医院烧伤科和中国赴阿尔及利亚援外医疗队等处临床验证812例，包括浅2度、深2度、浅3度、切削创面、肉芽创面和供皮区、受皮区，治愈率达97.5%。我研制的人造皮肤命名为“SMGW—918人造皮肤”，1992年更名为“顾氏—918人造皮肤”。
第117节　评审鉴定填空白居领先
人造皮肤经两次专家评审鉴定，认定其临床应用性能已经达国内先进水平。
1990年12月9日至10日，在广东惠州召开了“SMGW—918人造皮肤”第一次科技成果鉴定会，我代表惠州中德工贸有限公司邀请了武汉协和医院朱通伯教授、武汉第二医院闻立斗教授、武汉第三医院李济时教授、第一军医大南方医院周一平教授、暨南大学附属医院王德就副主任医师、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杨宝华副主任医师、惠州中心医院陆炳刚主任参加，并协商组成以朱通伯教授为主任委员的评审委员会。
邀请李济时教授时有点波折。武汉第三医院烧伤科在湖北首屈一指，在全国也颇有影响。李济时是烧伤科主任，性格内向又高傲，据说能请动他很不容易，再加上我在三医院烧伤科找杨家璧大夫做临床没有通过他，而现在已经特邀杨家璧在鉴定会上现身说法、介绍临床应用情况（同时还特邀第一冶金建设公司职工医院马璋大夫），看来李济时难以受邀。经了解李济时与武汉第二医院闻立斗和南方医院周一平交往较深，我向他俩求助，闻立斗与李济时通了电话，我又拿着周一平邀请他参加鉴定会的亲笔信拜访他，向他说明来意，并对贸然找杨家璧做临床一事表示了歉意。李济时说：我确实不知道此事，疗效怎么样？我说做了十五例，都一次贴敷愈合。他笑着说：那好啊，杨家璧就和我一起去。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闻、周两教授相帮，肯定请不动李济时教授。
科技成果鉴定会我是第一次参加，第一次作为成果所有人作简要说明并接受质询。
人造皮肤的主要原料是什么？我答：纯天然的含氮高分子聚合物。
你说人造皮肤在液体中不溶解，能否当场演试？我答：完全可以。当场取皮片分别在不同剂量的乙醇、高锰酸钾、氢氧化钠、清水等液体中浸泡，显示并不溶解。
你是哪个大学毕的？是学医还是学理化？我答：我是小学毕业参加革命，一直搞政治思想工作，没有上过大学。我只在共青团中央团校学习过，是第十期毕业生。
你怎么搞起人造皮肤来了呢？我答：说来话长，一言难尽，逼上梁山，日后详告。
有专家说：你土法上马，白手创新，实在感人。以自身烙伤作试验精神可嘉，但不宜提倡。
经专家闭门评审后，作出如下鉴定意见：
SMGW—918人造皮肤是惠州市中德工贸有限公司化工研究所顾建棠等同志于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〇年经反复研究而制成。经理化试验、毒性试验及动物试验，显示其具有使用安全，与创面粘合力强。又经8所医院临床应用100例表明，该人造皮肤对创面无刺激性，且有止血、减轻创面疼痛效果。由于有效地封闭创面，故可防止感染，保护创面，起到加速创面愈合的作用，适用于烧伤创面（特别是二度烧伤）及浅表面外伤创面。本产品除薄膜型外，还有喷浆型，使用方便，适用于不同部位创面。本研究所开发的产品，具有成本低及上述临床效果，已受境外客商欢迎，具有进一步开发生产及应用价值。该项研究在临床上述病例的应用上，达国内先进水平。
　　　　　　　　　　　　　　　朱通伯（签字）
同意鉴定意见
　　　　　　　　　　惠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章）
第二次SMGW—918人造皮肤试产科技鉴定会于1991年7月12日在广州市召开，广东省医药管理局主持，所有评审专家都是由该局邀请的，有暨南大学理工学院院长邹翰教授、第一军医大南方医院烧伤科主任周一平教授、广州红十字会医院烧伤科主任刘锡麟副教授、广东省新技术出口公司顾问陈汀芹高级工程师、广东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副站长罗子分工程师、广东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室主任陈振尧工程师、广州市卫生防疫站毒理科主任诸茂盛主任医师，并组成以邹翰教授为组长的SMGW—918人造皮肤试产鉴定委员会。我简介产品研制应用情况后，接受了专家们的提问和质询。
评审专家：家用锅碗瓢盆搞试验，你当时就有把握能成功吗？
我答：这是穷办法，毫无把握。不过我想过，在旧器具上研试人间没有的崭新东西，大概是普遍现象，总是先有新产品然后才有与之匹配的新器具。
评审专家：你这人造皮肤肯定有配方，请问其数据从何而来？
我答：没有仪器，用笨办法对付。比如基本原料是固体，必须变成液体，而且要取得最佳配制数据，我就摆上十只有时是二三十只碗，以不同比例的溶液注入各碗，投入固体物，观察其溶解时间和浓度，然后筛选取其优。
我还告诉评审专家：我小学毕业就参加了革命，一直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没上过大学。搞人造皮肤是被逼上梁山，说来话长，日后相告。
散会时，邹翰教授要我留下并问：你有五十开外了吧？我答：已虚度六十。他笑着说：我们是同龄人，你的坚毅精神令人钦佩，我带的研究生要有你一半的精神就好啰。你真的没上过大学？你还说搞人造皮肤是逼上梁山，一言难尽，你能否给我讲一点？我感动非浅，含着泪水向邹翰教授简要诉说了我的身世，诉说参加文革当了造反派，历史上从无错误，且年年先进，却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坐牢判刑，目前生活无着。搞这个项目是为求生。
邹翰教授十分沉静地听完后说：谢谢。当天晚上我听到总经理秘书羊彪说，邹翰教授把“鉴定意见”稿子要去了，他要亲自审查修改。第二天讨论鉴定意见时，邹教授说：鉴定意见我作了修正，现在请各位发表意见。结果全票通过。
鉴定意见如下：
SMGW—918人造皮肤，是以高分子聚合物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添加剂研制而成。
产品经广东省医疗器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和广州市卫生防疫站进行理化试验、生物试验和动物试验证明，各项指标均已达到药典有关规定和符合企业标准，无菌、无毒、无抗原性，对创面无刺激性并有一定疗效。
该产品经武汉第三医院、广州红十字会医院和第一军医大南方医院等九所医院临床应用132例表明：疗效良好，有安全、使用方便、减少病人疼痛、节省敷料、粘附性强、无毒副作用等优点，并具有止血、止痛、通透性较好、保护创面从而防止感染、促进创面愈合等疗效，它适用于便于暴露的二度烧伤创面、机械损伤和供皮区创面覆盖。经临床应用证明，性能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产品填补了省内空白，受到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好评。该产品已具备生产条件，有推广应用价值，建议小批量生产，进一步提高人造皮肤强度。
　　　　　　　　  鉴定技术负责人　邹翰    周一平
在评审鉴定中，专家们不仅对人造皮肤的性能和疗效给予了肯定和称颂，而且对我这个无学历的门外汉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精神更为惊叹和敬佩。在我看来，评审鉴定不仅是对产品，更重要的是对一种精神的评审鉴定。
我和梁丹心研制的人造皮肤，1991年3月12日广东国际联机检索中心在美国医学索引检索1966年到1991年的资料，结果：无。
1991年5月，人造皮肤作为中国技术出口展览团广东分团的参展项目，在美国第七届发明新产品展览会上展出。
1993年5月24日，顾氏—918人造皮肤荣获首届中国专利技术博览会金奖。
2000年1月22日，中国知识产权局向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发明人顾建棠、梁丹心颁发发明专利证书。
第118节　人造皮肤的漫漫坎坷路
尽管人造皮肤是首创，且临床疗效优异，却因我是文革案的刑释人员，屡屡受歧视、受欺受骗。有人要强占我的人造皮肤发明专利权；有的人自己不出资，背着我用我的发明专利向银行不断贷款，做皮包老板。
1990年6月，我向时任武汉市长的赵宝江报告人造皮肤研制成功并请予支持，等了两个月不见回音，原因是我系文革案刑释人员。
1990年9月，经长办的同事吴泽宗介绍，惠州中德公司与我签约，合作生产SMGW—918人造皮肤。为了真诚合作，在商谈中我将我的真实身份主动相告。同年12月9日，经专家评审，取得了SMGW—918人造皮肤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此时中德公司总经理李中建以协助工作为名给我派了两个助手，实际上是来偷技术的，我当时并不在意。1991年7月12日，广东省医药管理局主持召开SMGW—918人造皮肤试产专家评审会，按照规则，鉴定证书上的“成果简要说明及主要技术指标”和“推广和应用前景及效益预测”这两项理应由我来填写，却被总经理李中建的秘书羊彪代写了，而且在内容上作了关键性更改，即把第一次成果鉴定会上专家评审意见中确认的“SMGW—918人造皮肤，是惠州市中德工贸有限公司化工研究所顾建棠等同志于1984年—1990年经反复研制而成”，改为“SMGW—918人造皮肤是惠州市中德工贸有限公司与德普技术工程（惠州）有限公司联合研制成的”，“顾建棠等同志于1984年—1990年经反复研制而成”不见了，当时并不存在的“德普技术工程（惠州）有限公司”堂而皇之写上去了，而且不让我过目。直到广东省医药管理局核发了粤医械试字（91）第293004号试产批文后，才给了我一份复印件。
就在中德公司拿到试产批文的第三天，总经理李中建给我施压，要我向他公开人造皮肤的核心技术。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作为总经理不知道这个核心技术，我怎么管理公司？我断然拒绝并问：试产鉴定书上怎么写成“中德工贸有限公司与德普技术工程（惠州）有限公司联合研制成的”呢？这个德普公司什么时候从天上掉下来的？他说：这你就不必问了，是公司董事会的事。我劝你交出来，对你有好处的。你要是不干，那就把公司交给你来办下去，我退出来。明知我是穷人怎能接办，显然在下逐客令。我决定不等他开赶，主动离开另找出路。
为了保护人造皮肤的科研成果，1991年9月9日，我申请了“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25日国家专利局核发了“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的受理通知书（申请号：91106811.2）。1993年4月6日中德公司向广州市中级法院诉顾建棠侵害它的“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发明专利申请权，并要求国家专利局中止实审程序。1993年4月21日，国家专利局公布了“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公开说明书，同年5月13日国家专利局向我发出了《中止程序请求审批通知书》。
关于中德公司诉我所谓侵害其“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发明专利申请权案，当时我全然不知，还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函告我方晓。钱副主席是前水利部长，我的老首长。在国家专利局公布“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发明专利说明书后，1993年6月5日我给钱副主席写信，简要汇报了研制人造皮肤以及申请“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发明专利的概况。7月12日钱副主席复信：
顾建棠同志：
收到六月五日来信，很高兴。
但据查核，你们的“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所引专利批准文号，实为专利申请号，在“公开程序”过程中，广东一家公司向当地法院提出公诉，认为侵害其技术成果，为此国家专利局已于今年5月13日发出中止程序通知书。
我出差杭州时，认识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杭州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薛艳庄同志，她是生物学教授。如果你有其他项目，想找合作伙伴或技术鉴定，可去杭州持此信找她面谈。
此致
敬礼
　　　　　　　　　　　　　　　                         钱正英
1994年9月28日，在广州市中级法院审理中德公司诉顾建棠侵害其“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属控辩中，中德公司于法于事实无据，处于被动时竟说：顾建棠是刑满释放的文革造反派。我的律师当即驳斥。广州市中级法院（1993）穗中法经字第48号民事判决书作出了判决：（一）驳回惠州市中德工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撤消被告顾建棠、梁丹心的专利申请权。
我不服这个判决，随即向广东省高级法院上诉。1995年4月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1994）粤知终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
        本院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裁定：
（1）撤消广州市中级法院（1993）穗中法经字第48号民事判决书。
（2）本案发回广州市中级法院重审。
1997年5月28日，广州市中级法院（1995）穗中法经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这场历时五年的专利申请权属官司，以我胜诉告终，发明专利证书延滞了四年才颁发。
1991年25日国家专利局核发了“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的受理通知书后，经人介绍，港商李家强主动派苏镇钦先生来汉，走访了武汉第三医院烧伤科和患者。1992年11月18日，李家强决定投资800万港币，我以人造皮肤的专利技术投入，在广东汕头筹建华亨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作生产“顾氏—918人造皮肤”。1993年4月28日，经广东省医疗器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检测，产品质量全部合格，批准批量生产，并开始试销。
1994年8月，汕头市审计局和工商局来公司核查投资到账情况，发现港商分文未到。当时公司董事长李家强、总经理苏镇钦都在香港，审计局和工商局的人要我通知李、苏赶快回汕，800万港币必须全部到帐。我与李家强通话如实转告，李说：你放心，我有办法对付。到了1995年9月，审计局和工商局来人查封公司，真巧，李、苏又在香港。我问来人：为什么？查封人说：你们是皮包公司，除人造皮肤技术到位外，号称投资800万港币的港商，实际上一分都没到位，已经三年了。我又问：那我们公司各种开销的钱从何而来？查封人说：你还不清楚，是用人造皮肤专利项目向银行贷款，农业银行的行长在你们公司有干股。我再问：那我现在怎么办？查封人说：查封公司与你无关，但必须从这里离开。
1995年9月17日，我在武汉发航空信给汕头市民权路32号504室苏镇钦总经理，原信退回。同日，我发航空信给香港九龙尖沙嘴柯士甸道130号11楼座承亨贸易公司李家强董事长，结果也是原信退回。1995年10月11日，我又发航空信给李家强董事长，再次原信退回。原来李、苏早已人去楼空，我又上当受骗。此类官商连手、内外勾结的骗术，是邓式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1996年，“顾氏—918人造皮肤”在江苏南通市斯得福公司落户面市。由于假社会主义天颠覆了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了医院的服务宗旨，医院成了医店，救死扶伤的医生成了见钱眼开的商人，“顾氏—918人造皮肤”这样质优价廉的产品，没有高额回扣也休想打开销路。有的大夫说：你给我实惠，你的东西就是狗屎，我也给你用了，不然的话你就是灵丹妙药，我也不要。人造皮肤的实际成本每平方米500元，以800元给医院，因我的价格太低医院不要；我们提到1500元/平方米，还是不要；提到每平方米4000至5000元，回扣院方60%（2400至3000元），接受了。但用到患者身上，就得每平方米万元以上，这与我研发人造皮肤为治病救人、造福社会的本意格格不入。我不为所屈，毅然停产歇业，致使人造皮肤未能全面推广，我也未能摆脱穷困。但这丝毫无损我是用甲壳素研制人造皮肤成功的第一人，是获得中国人造皮肤发明专利第一人，是人造皮肤通过省级试产和投产鉴定并获得准字号批文的第一人，是编制并经省级批准颁发人造皮肤企业标准的第一人。
从精羊毛脂到甲壳素再到人造皮肤，我绝路思变，变而有成，发愤苦斗，梦幻成真。尽管未能完全如愿，但给了妖魔化造反派的党内资产阶级有力回击，在一定程度上为文革、为造反派正名。

第二十二章　一案蒙三冤蓄意制造
　　　　　　申诉五百次受而不理

1983年1月2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罪名，判我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原判决执行十八年后，我有确凿证据证明：
第一，原审法院违抗党中央和省委对“顾建棠作其他组织处理”的审理认定，把应不受刑事处罚的我判了刑，蒙受枉判之冤。
第二，枉判后也得按中共中央1982年9号文件规定“应由单位安排生活出路”，却被长办拒绝执行至今，深受生存权被剥夺之冤。
第三，依法依据向湖北省高级法院申诉，因承办法官索贿不成又被非法驳回。此后，我不断向省委、最高法院直至党中央申诉重审，却无人理睬，再受投诉无门之冤。
这是武汉市中级法院在“揭批查”运动中人为制造的一起人们闻所未闻的错案假案，见所未见的“一案三冤”。
第119节　违抗中央认定肆意枉判
我是怎么知道中央对我的认定的呢？1998年6月18日，我在长江大桥汉阳桥头公交车站，碰到二十多年没见面的夏邦银，便问他：你刑满后去了哪里？夏说：我刑满释放后回我原单位汉阳轧钢厂，现在已退休。我问：你判十五年，能回原单位；我判七年，怎么不能回呢？是否有什么文件精神？夏说：听说有文件。我出狱后我厂的厂长亲自到我家，说三个工作岗位由我挑，我挑了当门卫。我要夏给我写个材料，以便我向长办提出要求。6月23日，我收到了夏邦银来信：
顾建棠同志：
你在六月十八日问我：“你回汉阳钢厂安排工作，是否有什么文件精神”。
一九九〇年三月，我的单位汉阳钢厂根据当时省市的有关文件，派人（厂长、书记等）到我家了解情况，并说在家休息。不久，厂里向我提出三项工作，可由我选择，其中一项是我原在的检验科，我要求做门卫传达工作。一直工作了八年，后在一九九七年七月，我要求退休，厂部也很快为我办了退休手续。
此致
祝你万事顺心，身体健康
　　　　　　　　               　　　  老朋友　夏邦银
接信后我到汉阳轧钢厂，请夏邦银帮助我在厂里找省、市委的有关文件。结果在劳资科找到了一份文件。
湖北省劳动厅文件
鄂劳函字（90）第041号
关于朱鸿霞等“两案”人员刑满释放后安置工作的函
武汉市劳动局：
根据省政法委员会政法办（90）3号文件和省委领导同志批示意见，现划拨三名全民所有制合同制工人劳动指标给你们，用于安置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等三人工作。请你们与有关部门通力合作，认真落实。
            　　　　　　　　　　　湖北省劳动厅（章）
　　　　　　　　　　　　　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三日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法委员会
这份文件对我来说至关重要，一是党中央对文革“两案”刑释人员确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二是湖北省委还有落实的举措，三是我将也能像夏邦银那样回到原单位享有退休待遇。为此，我决心要把中央、湖北省关于文革“两案”刑释人员的文件弄到手。
6月下旬，我到省劳动厅核对“鄂劳函字（90）第041号”文件，并请求提供第041号函中提到的“省政法委员会政法办（90）3号文件和省委领导同志批示意见”，省劳动厅以无法提供为由拒绝。
随后我走访了长办原党委书记丁福五，原政治部主任李文光，原组织部长郭世太、梁华栋、殷欣春，原保卫局局长许鹏程、科长吴保梁和原党委秘书王世侨，他们都推托说：1983年是黄友若同志在主持长办全面工作。
当年11月8日，我发信（挂号0747）黄友若副部长，12月26日收到了黄副部长12月23日给我的复信：
顾建棠同志：
你好！两封信都收到，请释念。所提问题因时隔近20年了，具体情节我已记忆不清。此事我已将你的两封来信，交水利部人劳司，并请他们与长委人事部门联系，查清情况，按政策予以处理。
此致
近好
　　　　　　　　　　　　　　　　　　　黄友若
　　　　　　　　　　　　　　　　　　　　　98.12.23
1999年3月，我写信给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高凤梧（文革初为省委驻长办工作组成员、副省长王海山的秘书），请求帮助查找有关刑释人员回原单位安排工作的中央文件。几天后高副秘书长电话告知：只找到公安、司法、民政、财政、劳动五部联合发出的一个文件，并告诉了文号，要我去长办查阅。结果在长办人劳局毕苏谊局长帮助下，文件是找到了，该文件规定：判刑三年以内，有一技之长，原单位需要的刑释人员可回原单位工作。显然对不上号。
为了查找省委政法委政法办（90）3号文件和中央相关文件，从1998年7月到2000年1月，先后向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党委、政府、政法委、人大、政协直至国务院、全国政协等十七个机关及其领导人，发出特快专递、挂号信124件，市公安局13件、市中级法院14件、省委书记杨永良1件、省委办公厅5件、省政协8件、省人大1件、省政法委6件、省委组织部8件、省纪检委2件、省劳动人事厅4件、省高级法院16件、全国政协2件、国务院办公厅1件、国家劳动人事部1件、国家水利部15件、长江水利委员会25件、央视“今日说法”栏目组2件，都没有结果。
1999年9月22日，我到郑军同志（原团省委干部、省革委会常委）家闲聊，我谈到夏邦银回原单位安置，是根据省政法委1990年3号文件办理的。我现在苦于找不到这个文件，要是能找到，我也可以回长办，不至于像现在这样遭孽。郑军当即告诉我；当时省政法委有个负责同志叫谢杰民，他是专门搞“揭批查”案件的，听说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都是他经办的。他已经退休，你可以找找他，也许他清楚。
第二天，我就向谢杰民同志邮寄请省政法委转交的挂号信，主要询问：省政法委或其他机关在我刑满释放时是否作出了由原单位接收安排的决定？如有这样的文件，是否发给了武汉市公安局和长办？此文件能在何处查到？如省政法委没有发文给武汉市公安局，那么你是否知道，是省里哪个厅局向市公安局发出了相关文件？
10月12日上午十时，谢杰民同志打来电话告诉我：你是中央定的不判刑的，是哪里判了你的刑啊？我顿时又惊又喜，回话说：是武汉市中级法院。我请求面谈，他答应了。
13日，谢杰民在家里接待了我和老伴梁丹心。他平静而又真诚地说：在“两案”清查审理中，我在省委“两案”办公室工作，“两案”工作从上到下都是由纪委牵头的。你的专案审查是由我负责，当时长办还派人协助。在“两案”审理中，中央的政策是宜宽不宜严，坚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和你顾建棠等要作判刑处理，都要上报中央审理平衡。在中央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议上认定：湖北的夏、朱、胡、张四人应受刑事处罚，你顾建棠不作判刑处理，回原单位作内部组织处理，也就是说你是不判刑的，这是因为考虑到你一贯表现比较好。我当时陪同省委领导参加了这个会议。1982年判夏、朱、胡、张四人时，没有你嘛，你判刑的事我不知道。如果是武汉市中级法院判了你，你可以找市委“两案”办的杨世英同志，看他是否知道。如果市里要判你，必经市委“两案”办审理报批。我问：你能不能给我写个书面材料？他说：可以，但你来不行，要请组织上来或者请律师来。我又问：你看我现在怎么办？谢杰民指点我：只有向法院申诉，请求再审。
从文革的派别来讲，谢杰民同志是我的对立面，在“揭批查”和“两案”审理中又是我的专案组长，我与他素不相识，在我向他询问我的案情时，他能如此坦诚相告，我才得以知道武汉市中级法院违抗中央和省委在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对我作出的审理认定，实在难能可贵。
14日上午，我与杨世英通了电话，当时我做了记录。我自报家门后问：你是否知道我被市中级法院于1983年1月判刑的事？杨世英回答：你们长办历来由省里管，你当时又是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也不归市管，你是由省“两案”办公室管的，我们市“两案”办从未管过你的案子。你可向省“两案”办的谢杰民了解。
谢杰民和杨世英的证言以及我查证的事实表明，武汉市中级法院的审判程序及其市法（83）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都有极其严重的多方面的错误，且是明知故犯。
1.公然违抗中央和省委对我的审理认定。中央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对我作出了作其他组织处理的审理认定，而市中院在中央认定下达274天后，依然对我判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2.政治上不与中央保持一致。湖北省委鄂发（1982）26号文件特别强调：对“两案”的定性处理，是否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是检验我们在政治上是否与中央保持一致的一个标志。原判决却与此背道而驰。
3.对我的刑事处罚没事事实根据。判决书确认顾建棠的“犯罪行为”共十起，其中1967年一起，1974年一起，1976年八起。这十起材料正是1981年11月6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认定顾建棠作其他组织处理所依据的材料（湖北省档案馆“两案”审理原档可证）。武汉中级法院明知中央认定顾建棠不受刑事处罚、作其他组织处理所依据的就是这些材料，而在省委传达中央认定十个月后，竟套用了这些材料，将顾建棠定罪判刑。从中央对我审理认定至原判决宣判之日，即1981年11月22日至1983年1月21日，我仍在押，无任何新罪，为什么被判刑？
4.我的这起冤案是精心谋划、故意制造的。第一，市中院迟文和院长于1982年3月17日至4月8日出席了省委召开的第四次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会上学习了中央1982年9号文件，并听到了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议认定夏、朱、胡、张四人应受刑事处罚，顾建棠等人由省下放到各地市、各部门作其他组织处理的传达。可迟文和院长在知晓顾建棠作其他组织处理304天后，依然违纪违规违法对我枉判。第二、全省座谈会后，成立了湖北省处理“两案”指导小组和审判夏、朱、胡、张的“审判专班”，迟文和院长是其中的领导成员。他对与夏、朱、胡、张同时经中央审理认定的顾建棠不受刑事处罚、故不设“审判专班”的内情十分清楚，他也知道1982年7月26日对夏、朱、胡、张宣判时，没有顾建棠。可在夏、朱、胡、张宣判175天后，却对我实行枉判。第三，武汉中院精心择日、快速开庭，意在摆脱“两案”审理程序。“两案”清查定性处理中，受审人员应受刑事处罚的，都要先经各级“两案”办“审判专班”审理认定，并有省、市委同意判刑的批文，承办法院才能开庭审判。这是必须遵循的“两案”审理程序，否则就是违规。我顾建棠是经中央审理认定“作其他组织处理”的，若要对我审判，首先要有中央对我的“应受刑亊处罚”的认定，其次要经省委“两案”办的“审判专班”审理，再次要有省委批文，市中院方可对我开庭判决。而原审法院手中既没有“应受刑亊处罚”的中央认定，又无省“两案”办“审判专班”的认定和省委批文，却公然开庭对我实行枉判。第四，市中院精心选择了审判时间。1982年8月15日武汉市委“两案”办公室撤销，同年9月15日湖北省委“两案”办公室撤销，时隔四五个月，1983年1月16日我被收监，两天后即18日检察员吴天起、宋瑞腾向我递送了（83）武检二字第一号起诉书，20日中院的丁锋向我通知了开庭日期，21日开庭、宣判、释放一气完成。从收监到刑满释放，前后只六天，罕见的高速审判，338天余刑也免了。可见其底气不足，心虚理亏。难怪省委“两案”办工作人员谢杰民说：“对顾建棠被判刑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武汉市委“两案”办工作人员杨世英也讲：“你顾建棠判刑的事，我们不知道”。谢、杨两同志哪里知道，这是武汉市中院蓄意制造的冤案。
本案不是常见的“事实不清”、“定性不准”、“适用法律不当”、“量刑过重”的错案，而是知上情而故违，晓程序而故背，明无证而故栽，不惜颠倒乾坤，精心策划，巧妙安排，用区区“本院确认”四个字，把党中央作出的“审理认定”打倒了，把我顾建棠的政治生命扼杀了。这是一起抗中央、欺省委、违党纪、践法律的故意制造的冤假错案，致我蒙冤至今已三十多年。
第120节　抗中央文件刑释不安排
198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转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发［1982］9号文件）。该文件第三条第4点说：凡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军队可按有关规定执行）。这个文件，早在我被宣判之前一年已发到地（师）级单位，当然我无缘知道。长办是省部级，林一山能即时看到，但置若罔闻，拒不执行。
1983年3月中旬，第一看守所的舒明宽与江汉区检察院一位科长来我家告知：奉公安局之命，多次到长办联系，按党的政策，要求长办接回并安排顾建棠工作，长办以各种借口拒绝。
1998年6月16日，我偶然碰见舒明宽，他问我后来是否落实政策回到长办，我说：哪有这样的好事，至今还拒之门外，十几年我一无单位、二无组织、三无工作、四无收入，全靠老伴活命。他深表同情，并为我写了证明：
证明
顾建棠同志原在文化大革命的事，在我市公安局七处一所关押期间，之后刑满释放。为此，根据当时有关省的文件精神，应由原单位接收。我们所派人到长办多次联系，请长办组织部门研究接收，但从其言语总是推托。
最近看见顾建棠同志讲后，请长办党委领导同志研究，根据政策，应给予解决为荷。
　　　　　　　　市公安局七处已离休舒明宽（印）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六日
舒明宽说到“根据当时有关省的文件精神，应由原单位接收”，可是我既不知是哪个文件的政策规定，又不好向他打听，这样的文件我无从得到，但又必须弄到这个文件。我想夏邦银等之所以刑释后由原单位安排，是根据省劳动厅的鄂劳函字（90）第041号文，而鄂劳函字（90）第041号文件是根据省政法委政法办（90）3号文件发出的，这个3号文件的后面必有中央文件。为了查到中央对文革“两案”刑释人员回原单位安排的文件，从1998年7月至2000年1月，不断查找，可就是查不到。是一个意外信息，让我找到了中共中央中发（1982）9号文件。
2000年3月初，从我二女婿的一位朋友口中得悉：中南石油公司政治部主任张华庭，因文革中死人问题判了刑。后来他搞到一份中央文件，结果根据这份文件平了反，恢复了离休待遇。
我面见张华庭，他简述了自己根据中央文件撤销原判平反的情况，并告诉我这份文件是1982年中央9号文件。我到湖北省档案馆查找，终于在2000年3月6日得到了9号文件，内容是中央批转的“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同时得到湖北省委“鄂发（1982）26号”文件（附录二十）。这两个文件，就是我争取像夏邦银那样回原单位安排退休的政策依据。
本案审判长吴仲华，2001年3月26日下午在他的住处——汉口江大路129号3单元502室当面告诉我：“在判你之前，我到长办找了一姓李的负责同志（即李文光，时任长办政治部主任），如他还在的话，有八十岁左右。我对他说，顾建棠判刑后，按中央的政策规定，仍由你们长办收回来给予生活出路。当时他满口答应，哪知他说话不算数。”当年4月7日下午，同样的话吴仲华又对我说了一次。
2002年7月上旬，我向长江水利委员会（长办已更名）人劳局长毕苏谊面呈了中央1982年9号文件、湖北省劳动厅鄂劳函字（90）第041号文件、夏邦银1998年6月21日给我的亲笔信、谢杰民2000年11月27日所写《关于顾建棠的有关情况》（详情见下文）、舒明宽1998年6月16日所写《证明》等五份材料，并提出要求：我是经中央和省委审理认定不判刑、回原单位作其他组织处理的，却被市中级法院判了刑，这是个冤假错案。在宣判前武汉中院曾派审判长吴仲华当面向李文光提出，按中央政策顾建棠判刑后，由长办收回来给予生活出路，当时李文光满口答应，可事后翻脸赖账。其次，我被宣判后，市公安局派舒明宽等多次到长办要求按党的政策接收顾建棠，但总是推托拒绝。事隔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来麻烦你毕局长，在法院撤销我的原判之前，以中央9号文件为根据，以省委安置夏邦银为参照，让我回长江委办理退休。毕局长说：这件事要认真研究，还要向上请示，因为长办像你这样的人不止一个。我说：是的，还有严常、刘永熹、蔡发奋、屠和民、秦公民等，当然要解决一起解决。我不是要局长你马上解决，今天只希望你能受理，我等候。
随后，毕局长对我提供的文件、材料和相关情况作了核实了解，2002年10月以长江水利委员会人劳局的名义，向湖北省委政法委写了请示报告，请求像安置夏邦银那样给长江委下个文。但省政法委不提供书面答复，只以电话答复。
电话记录
2003年1月27日上午9时，综合处吴春兰同志就顾建棠一事，与湖北省政法委魏处长再次进行了联系，请求给予答复。
魏说：对此事不提供文字答复，口头答复如下：
1.关于顾建棠一案的判决，不是错案，这是非常明确的。当时的处理，是根据中央精神办理的，此类政治案件，中央后来也有精神，不予更改。
2.现对顾建棠所提要求的处理，建议：
（1）按武汉市最低生活保障费用标准，由长江委内部处理。
（2）顾的问题要慎重考虑，必要时可征求一下老干部的意见，以免引起新的矛盾。
                                     　　　　　　       2003年1月27日
此件在2003年4月4日，经长江委副主任付秀堂批准，由人劳局综合处杨立军处长复印给予，有严常、刘永熹在场。
2003年3月初，原长办水利工会王志珍科长告诉我：前几天人劳局毕苏谊召集丁福五、崔吉礼、张寅东和我开会，传达了省政法委关于给顾建棠发放最低生活费的指示。丁福五一言不发，崔吉礼不同意，还点了王志珍的名说：顾建棠是你老王家的常客，你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些什么啊。张寅东说：我要是见到顾建棠，我会与他握手笑谈，但要回来拿低保不行。
3月12日人劳局综合处杨立军向我宣布：你的问题，不能回来安排，只能按武汉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发生活费。我问：这是谁家的规定？杨答：这你就不必问了，反正是组织决定。我问：是哪一级的组织决定？是你人劳局，还是长江委？杨答：我们没这个权力。我问：那有这个权力的是哪一家？杨答：那你管不着，我也不能告诉你。我说：你不告诉我，我今天就不走了。我一定要看到东西，你杨处长空口说白话，我怎么能相信呢？杨说：那我要请示一下。
最后，杨处长叫吴春兰给我看了2003年1月27日湖北省政法委魏处长与吴春兰通话的“电话记录”。我说：这份记录你们把它当圣旨，我看只不过是一份错误的答复而已。我们属于“两案”刑释人员，把我们划为低保对象依据何在？这是魏处长的胡编乱造。所以，第一，我不接受打着省政法委旗号的魏处长指示。第二，今后不找人劳局，你们已为我出了力，我找省政法委。
长江委人劳局对待我的诉求，是认真负责的，尽了心又尽了职，在这里再次说声谢谢。
省政法委魏处长的口头答复，至少有三点错误：其一，他说“关于顾建棠一案的判决，不是错案”，是针对谢杰民的书证的，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谢杰民的书证恰恰很有说服力地证明顾建棠一案是违抗中央和省委认定的枉判。其二，即使按魏处长说的顾案不是错案，中央1982年9号文件明令文革“两案”刑释人员“应由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魏处长视而不见，拒不执行。其三，既然魏处长把我定为社会低保对象，按规定应由民政部门发放低保费，为何要长江委发放？
1983年1月至3月，2002年7月，武汉市中级法院、武汉市公安局和我本人多次要求长办按中央9号文件的政策接收安置顾建棠，前几次被长办拒绝，最后一次被省政法委魏处长阻止。但就是“拿低保”这样的退而求其次的要求，还是遭到为林一山“看家护院”的崔吉礼、张寅东的反对。直至今天，我仍承受生存权被剥夺之冤。
第121节　高院索贿不成驳回申诉
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前，我于2000年3月18日，向市中院邮呈申诉状（挂号0651），并在4月24日（挂号0268）向立案庭、5月7日（挂号1104）向审监庭、7月17日（挂号0997）和9月3日（挂号0873号）向承办法官胡惠发提供重要证人谢杰民的电话和住址。但据谢杰民书面证明，胡法官“曾打电话约我谈顾建棠的情况，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10月11日，市中院以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的再审条件为由，向我下达了（2000）武刑监字第39号《驳回申诉通知书》。胡法官在通知驳回时对我说，你这个案子肯定搞错了，但我无能为力。
从2000年10月至2001年12月，历时十四个月，我委托湖北元文律师事务所胡昌琳律师代理，依法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并经省委书记杨永良批示再审，只因承办法官索贿被拒，竟违纪违法蛮横驳回，足见司法腐败空前，令人发指。
通过律师的合法调查，取得了新的重要证据，同时发现了原判决的许多违规违法错误。
取得谢杰民书证：
关于顾建棠的有关情况
顾建棠原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干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湖北武汉地区造反组织“新派”，是该派的主要头头之一。一九七一年被省“清查办”列为清查对象进行清查。认定其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当时我是省“清查办”工作人员，并与国防科工委保卫处长秦松萍负责“新派”的清查工作。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也先后派出李维本、刘哲（已调陕西省农委）两同志参加清查。一九七四年因“批林批孔”出现反复，致使顾建棠等人清理工作停顿下来，而顾建棠在此阶段又犯有错误。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党中央成立了“两案”（即林彪、江青专案）办公室，组织动员全国上下揭发清查他们的罪行，并布置各省市请查这两个集团在该地区的帮派骨干分子。湖北省委按照中央的布置，相应成立了“两案办公室”，由省委副书记许道琦主管，由省纪委专管，由省纪委书记杨青、林木森、李文明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张思卿负责组织这项工作。我是“两案”办成员。从此省“两案办”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顾建棠等几十名帮派头头进行了内外调查。
在“两案”审理工作中，党中央非常重视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胡耀邦、王鹤寿等领导同志在中央召开的一至五次“两案审理”工作会上讲话（讲话全文已印发），强调“两案”审理工作必须坚持上下统一，全国平衡，“宜宽不宜严，宜粗不宜细。”要坚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批判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和“给出路”的方针政策。强调要考虑“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
我省“两案”办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经过清查，提出对夏、朱、胡、张、顾等人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理意见，报省委同意后，带到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上进行讨论平衡。经中央审理后，直到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议认定，我省的帮派分子应受刑事处罚的是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人。而顾建棠等人由省下放到各地市、各部门作其他组织处理。顾建棠则由武汉市“两案”办（负责人是市纪委的杨世英同志）和“长办”处理。全国“两案”审理的五次工作会议我都陪许道琦、林木森、张思卿等同志参加，会前事和会后精神都向省委作了汇报，文件材料都存省纪委。
一九八二年，我省按照中央审判王、张、江、姚的办法，成立了审判夏、朱、胡、张的审判专班，由张思卿同志牵头，钟澍钦、谢杰民、迟文和、余湘、艾江金参加的审判办公室设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由武汉市中院负责对夏、朱、胡、张的审判。经过数十余人、几个月的审理，最后判处他们的有期徒刑，分别为十七至十九年。从此省里的“两案”审理工作基本完成。此后，我回省委组织部并到中央党校学习。而顾建棠被判刑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一九八四年，我被调省政法委工作。随后夏、朱、张也先后刑满释放。按照中央的给出路政策，经省委同意并组织省劳动人事厅，负责对他们的出路进行安排。经过工作，夏邦银回原单位汉阳轧钢厂，朱鸿霞回武汉重型机床厂，张立国回随县齿轮厂当工人（省劳动人事厅为此专门发了文件），除夏邦银服从回原单位外，朱鸿霞和张立国要求自谋职业（胡厚民已死亡）。当时中央和省委坚持给出路的政策，规定对这类刑释人员应一律安排工作，原则是：一、回原单位；二、安排当工人；三、工种可从实际出发。按此精神，顾建棠可以不判刑，即使判了，刑释后也应给出路，安排适当工作。以上情况和建议供武汉中院和省高院参考。此外，前不久武汉市中院的同志曾打电话约我谈顾建棠的情况，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谢杰民
　    2000年11月27日
谢杰民同志原任省委政法委秘书长，现退休。“两清”时在“两清办”工作，所写材料供参考。
                   　　　　　       省委政法委办公室（章）　27/11
取得余华山证言：
                               调查笔录
时间：2001年1月12日下午
地点：宝丰路81号
调查人：胡昌琳、刘春晓　　记录人：刘春晓
被调查人：余华山，男，72岁，市公安局七处一所干部
胡：我们是湖北元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受顾建棠委托代理其申诉一案，为此找您了解当年有关情况。
余：行。顾建棠是78年元月8日关在我们看守所，他不服，主要是我在做工作。82年2月顾建棠被批准保外就医，是我送出去的，他家里蛮困难。83年元月我们把他收监，法院判了七年，宣判的时间是83年1月21日。判了刑后我又把他送回家。送回去时过春节，他家很困难，我们送了50元到他家里，是我送去的。
胡：是否有这个事，由于当时判了刑所以长办不接受？
余：当时单位是不要他，单位说判了刑就不要了，我记得审他这个案子原来是省公安厅段处长、艾副厅长等。
胡：您还知道什么情况？
余：他关在这里就是这些情况。
胡：请您看看记录，如记录无误请签名。
看过不错。
余华山2001.元.12.
　　　　　　　余华山同志系我处退休干部
　　　　武汉市公安局监管处政治处（章）　　2001.1.12.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亊诉讼法》第204条规定，根据谢杰民、杨世英、余华山等人的证言，原审判决违反中央和省委关于我不作判刑处理、下放到原单位作内部组织处理的审理认定，是一起错判的冤案，于是我要求再审。
2001年3月22日，我向湖北省高法信访接待室递呈刑事申诉状。接访的是立案庭的赵武建。他反复看了这本95页的刑事申诉状及律师“对顾建棠刑亊申诉案调查情况的意见和建议”、原申诉材料后说：你这样的案子我本来不想收的，但你的申诉状搞得那么规范，我还没见过，我破例收下，但不会受理。最好你能找到省委哪个领导，在你的申诉状上批示交办，那就一定受理。
当天晚上，我与长办同事、时任省政协副主席的张荣国通话，问他能否把我的申诉状转呈省委领导，他答应并让我马上把刑事申诉状送去。他接过申诉状后说：你的申诉材料是否可靠？你的要求就是请省委书记在申诉状上批示一下？
我说：申诉材料绝对可靠。据省高法立案庭的同志说，只要省委书记批示交办，高院就受理。
4月11日上午九点张荣国来电话说：申诉状已经送到杨书记手上，等候消息。
20日晚上，张荣国夫人电话转告我：老张刚从武昌来电话说，主管政法的杨永良书记当面告诉他：我要省纪委查核后已批给省高法办理。
30日下午三点三十五分，省高法立案庭赵法官电话告知：你的申诉状省领导已批交我院，我们吴院长已批示立案。你这个案子确实是个冤案，受苦几十年，这个案子一定能解决，你的好日子在后头。撤销原判后，你要请客哟。由于我院只有一辆办案车，到市中院调档案没有车子，而且规定调案卷不能乘公交车，请你设法搞一辆小汽车给我们用一下，5月8日上午八点半前在我们大门口等，到中院去调案卷。我说：可以，我想办法借一辆，或者叫一辆的士，行不行？赵说：可以，在五一节后我再给你电话。你是江苏海门人，我是泰州人，我们是老乡。我问赵：能不能告诉你家里电话，住在何处？赵告诉我他家电话和BB机号码，还告诉我家庭住址。
我向同济来福康公司总经理任炳发借了小轿车，按与赵法官的约定，来到首义路高法大门口。立案庭的赵武建和谢法官到武汉市中院调出原审档案，交给审监二庭的石日庭法官承办。
我的律师胡昌琳是湖北黄陂人，1932年生，1950年进省高法工作，在省高法工作42年，曾任院审判委员、民事审判庭庭长等职，1992年退休，1996年受聘于湖北元文律师事务当律师。文革中与我不同观点，原本互不相识，经同济医学院原人事处长任炳发介绍，接受委托当我的代理人。他为人很正派，工作很认真。
2001年5月15日晚上，我打电话给胡昌琳律师：今天上午立案庭赵武建法官打电话给我说，承办法官要找你了解情况，要你的电话号码和住处。我想问一问你，该不该告诉他们？
胡律师说：他已经找了我，他一个人来到我家，他姓石。他问我有没有中央1982年9号文件，我说中央文件的文号，我的调查报告中写清楚了，省高院机要室应该有，可以找到，如果你找不到，我可以提供。石法官还主动告诉我，这个案件从中院调回的档案很多，要花时间看。我对他说：中院的档案不必都看，因为这个案件很简单，中央并没有决定判顾的刑。湖北省委宣布省里只判夏、朱、胡、张四人，没有顾建棠。审理此案的唯一依据，就是中央“两案”座谈会上平衡各地判刑者的决定，没有其他东西。简单说，中央和省委叫不判顾建棠，你武汉中院判了，所以本案不复杂，再审不困难。但石还是说：由于手头上的申诉案很多，顾的案件材料又多，要到明年才能结案。我又对他说：不必看那些，你只查对谢杰民的书证和原审判决就够了。人家已经七十岁的人了，已经三十多年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我请你尽快结案，搞快一点。但他还是说手头案件太多，要到明年才能结案，我还是请他尽快结案。我又问他除结案时间可能要长一点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石说：申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就是结案时间要到明年。我仍请他搞快点。我最后问他：听说这个案子是省委书记杨永良批示交办的？石说，是的，杨永良的批示在我手上。
我问胡律师：既然我的申诉没得问题，为何要拖到明年才结案呢？胡律师说我也弄不懂，他主动找上门来，完全出我意料。
承办法官石日庭独身一人去见胡律师，后来知道他是在婉转索贿。这一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三十二条第十二款的规定：法官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请客送礼”；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八条“法官在审判活动中，不得私自单独会见一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第十一条“法官审理案件应当保持中立。法官在宣判前，不得通过言语、表情或者行为流露自己对裁判结果的观点或者态度”。
我听了胡律师这一番话想，既然石法官说申诉没有其他问题，为什么要拖到明年才结案呢？16日晚上，我打电话到赵法官家中问：石法官一面说申诉没有问题，一面又说案件要到明年才能结案，这是为什么，我想不通。我想到你家请教，行不行？赵法官爽快答话：欢迎你来。
17日上午我到赵武建家拜访，他与我谈了45分钟。我说：今天登门拜访，打扰了。赵说：没关系，我欢迎你。我说：星期五石法官找了胡昌琳律师，石向胡说了以下三点：一、问胡律师手上有没有中央1982年9号文件。二、这个案子的档案材料很多，要花时间看，虽然申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但要到明年才能结案。三、杨永良书记的批示在他手上。我想不通的是，既然我的申诉没得问题，石法官为何要拖到明年才结案？
赵法官说：石法官叫石日庭，是审监二庭的。他说要明年才能结案的原因，我实在不好说，叫我怎么说呢？胡律师不懂行，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唉！叫我怎么讲呢？你是我老乡，就给你讲实话吧。石法官说结案时间要到明年，实际意思是通过胡律师叫你破费一点，叫你意思意思。我问：怎么个意思法？赵法官说：你这个案子，我也请他抓紧办，石法官那里总要那个一下吧（拇指与食指来回搓）。要是不意思一下，石法官说了，他慢慢看，拖到他退休，叫别人去办好了。现在这个风气是普遍的，我们院内有个顺口溜：“你要立案先请吃饭，你要办案先拿一万”。我说：先拿一万，以后还要拿？赵说：一万元他们三几个人一分，每人只得两至三千元，是小意思，这样的事太多了。所以先拿一万元后还要拿。我说：那不是我行贿，石法官受贿，我们一起进（牢房）去？赵说：三五万元上不了线。我说：我要是不拿呢？赵说：一是维持原判，驳回申诉；二是无限期待办。我说：我没有这个实力，给少了不行，给多了我吃不消。赵说：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经济实力，要是能够意思一下的话，现在就可以办，而且很快可以结案。我说：我家十分困难，二十三年我无分文收入，一直靠爱人的工资生活，现在我爱人每月只有八百多元，我两个孩子下岗，孙儿也在我家生活，我实在无此能力。如果石法官能早日给我撤销原判，改判我无罪，并回长办落实政策，我只要有收入，一定感谢他。赵说：你的意思就是现在先欠一欠帐，待以后结案回长办后再补办？我说：是的，赵法官你看当前我还能有什么办法？我与爱人商量，是否先请石法官等人吃顿便饭，怎么样？
赵说，很好，这个办法可以，但要请胡律师出面搞，你我都不参加，就请他庭里几个人。此亊就请胡律师出面。我说多了，人家以为我得了什么好处。杨书记的批示批得很好，我是第一个看到批示的，石法官心里清楚，原判肯定要撤销。这是十拿九稳的，所以要你意思意思。
5月18日，我与任总（炳发）通话，告诉他这些情况。任总告诫说：不能给钱，就是有能力也不能给，万一是个圈套，说你是行贿，不仅案子翻不过来，还要吃苦头。这些法官是坏透了，现在正在搞严打，他还敢明目张胆索贿，党风坏到底了。你再想法摸摸准，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果是真的，可以告诉赵法官，钱是可以想办法的，但我要请示一下杨永良书记，如杨书记说可以，就一定给石法官意思意思。看他们怎么回应。
接着我向省政协副主席张荣国汇报，他十分气愤地说：一分钱都不给，他真的硬要一万元，我就告他请他下台。请他吃顿饭可以，你钱不够，请先告诉我，我可以借给你。
19日，我又向胡律师通报。胡律师说：我在省高法工作四十年，当法官的怎么如此公开索贿，司法腐败啊！不拿钱也不请客。你要是上了钩，就是无底洞。
我决定“不拿钱不请客”，6月18日至7月20日向石法官连续发出10件挂号信。在这些信中，我反复向石法官陈述：原判决的错误在于违背了党中央对我作出的不受刑亊处罚、作其他组织处理的认定。将已经中央和省委认定不判刑的顾建棠判了刑，这是我申诉状的核心。务请到谢杰民处核实中央和省委的审理认定，务请到省纪委查阅省“两案”办的原始档案，请他秉公再审。不要因为索贿不成，利用职权对我的申诉强行驳回。可是他还是违法驳回了。
2001年12月24日上午，承办法官石日庭约我到武汉中级法院二楼见面，我不知道为何不在省高法约见。九点四十五分，我和老伴会见了他。石法官说：你的申诉驳回。随后向我递交了“驳回申诉通知书”。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
[2001]鄂高法监二刑字第31号
顾建棠：
你为颠覆政府、反革命宣传煽动、诬告陷害一案，不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法（83）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以定性不当、不构成犯罪等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判认定你犯颠覆政府、反革命宣传煽动、诬告陷害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
综上，你对该案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申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亊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再审条件，原判决应予维持。
特此通知。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章）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石法官要我签字，我拒绝签字，同时毫不客气地质询石法官：石法官，我问你，我的申诉请求是因为市中院违背当时党中央有关“两案”审理的方针政策，无视党中央审理认定顾建棠不属判刑之列，判了我的刑。因此我要求撤消原判，改判我无罪，并回本单位按党的政策落实善后。这个通知对此没有片言只语，通知驳回的所谓“申诉理由”，我根本设有向高法提出。我的申诉要求在我的申诉状中有，在我给你的多封挂号信中也十分明确报告了你，你是怎样看待的？驳回申诉通知中为什么对此毫无反映？你说。石沉默片刻说：这是集体研究的。
我说：我再问你，谢杰民同志那里你去核查了没有？张思卿同志那里你去了解了没有？有设有到省纪委查阅“两案”审查的原始档案？你去了没有？石又沉默片刻，欲言又止。在我追问下，他微笑着说：我们的门至今没有关，你还有门路可走。
我说：到底谁不符合204条的规定？你说。我有新的证据向高院提出申诉，难道不符合204条的规定吗？你们那个四不象的通知难道反而符合204条？这样的通知出自高级法院之手，实在令人吃惊，你们不怕被人当作笑柄？石还是说：我们的门还敞着的，你可以继续申诉。我说：省高院驳回了，我走哪条门路？到哪里去申诉？石说：你可以继续申诉，在湖北、武汉都可以，总之我们的门没有关。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带回去，向上反映。你这大年纪了，心情放宽些。
这份“驳回申诉通知书”主要错误有二：第一，“驳非所申”。申诉状的核心是，原判决违抗了党中央和省委对我的审理认定，而“驳回申诉通知”书对此有意回避。第二，“滥用法律”。谢杰民的书证等都是原判决执行十八年后取得的新证据，以此提出申诉，完全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人民法院当重新审理”的法定条件，然而省高法不执行这条规定，又找不到驳回申诉的法律依据，只好倒打一耙，反称申诉状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真是岂有此理。
12月26日，我向省政协副主席张荣国汇报了申诉被省高法驳回的情况。张副主席告诉我：你的申诉驳回的亊，11月省高法吴家友院长就给我讲了，因为当时尚未给你下达驳回通知，我不便给你讲。当时我问吴院长，不是中央审理中只认定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人应受刑事处罚，顾建棠不在其内，是作其他组织处理的吗？吴院长解释说：是有这回亊。但顾建棠是知名人士，武汉中法有权审判。
吴家友院长的“解释”表明：武汉中法和湖北高法在对我判刑之前就知道，中央和省委只认定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人应受刑事处罚，顾建棠不受刑事处罚作其他组织处理。仅因为顾建棠是“知名人士”，武汉中法就可以无视中央决定而“有权审判”。“知名人士”就该判刑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里有这种条款吗？按当时的“两案”审理程序，法院判刑必须有省、市专事“两案”审批的“两案”办公室的交办批文，可省市“两案”办都不知道顾建棠判刑的事，你武汉中法权力从何来？
第122节　枉判错驳申冤十年无果
我不服武汉中法执法犯法、枉判制冤，不服省高法违法错驳，从1998年6月21日至2011年1月13日，历时13个年头，以特快专递和挂号信发出申诉状493件：武汉市公安局16件，武汉市中级法院17件，武汉市委6件，湖北省委、省府领导70件，省委政法委42件，省委纪检委22件，省委组织部8件，省信访局2件，省人事劳动厅4件，省人大主任9件，省人大代表14件，省政协7件，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21件，湖北省高级人民检察院6件，全国人大常委会11件，全国政协4件，国务院办公厅1件，人事劳动部1件，水利部17件，长江水利委员会25件，中央政治局常委34件，党中央职能部门9件，最高人民法院正、副院长15件，最高法职能部门23件，传媒9件。
我的申诉信平均每九天发出一件，从中央总书记到武汉中级法院院长。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最高法院正副院长，他们握有重权，口称权为民所用，把群众当亲人，可是我发给他们的91件申诉信，都似泥牛入海、风筝断线，无半点回音。同时，我也看到了好多有党性、有正义感、有天良的好人，比如武汉中级法院的胡惠发法官、吴仲华法官，湖北省高级法院的吕忠梅副院长，省政协副主席丁凤英和张荣国，湖北省高检的方院长，省纪委书记黄远志，省委书记俞正声和杨永良等，不愧为人民的好干部。
第123节　一案蒙三冤背后的猫腻
按照他们的政策我不该判，但是判了；按照他们的政策我刑满后长办应该接收，但是长办不接收；按照他们的政策我可以要求重审，但是我的申诉被驳回。为了弄明究竟，我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调查。
2000年11月16日，在吴仲华家的院子里，我说明来意，并请他看了谢杰民写的“关于顾建棠的情况”。他告诉我：1982年7月，判了夏邦银等四人后，我们的审理班子就解散了。大约在1983年初，院里突然把我们召集起来，恢复审理班子，我接到案子时才知道要审判你顾建棠。判夏、朱、胡、张，省委下了文件，但判你的刑没有听说有省委的文件，当时都是市委决定的，没有市委文件是不敢判你的。要是中央和省委认定不判你的刑，而武汉市委决定判了你的刑，这确实是个问题。我可以肯定市委一定有文件，否则我们不敢判你的。这种文件我们是看不到的，市“两案”办的杨世英知道内情。
2001年3月26日上午十一点，二访吴仲华。我说：1983年1月是根据什么审判我的？吴说：当时市委肯定有文件，否则我们审判无依据，这个文件法院和检察院的档案里应该有。这个文件肯定有人批准的，我是具体办案人，我没有看到。但院领导肯定看到这个文件。
下午三点十分，我和夫人梁丹心接着访问吴仲华法官：我想请问两个问题，一，迟文和院长还在不在？二，你审判我时知不知道中央和省委已经对我作出了不受刑亊处罚、作其他组织处理的认定？判我时有无文件根据，你见到没有？吴仲华说：迟文和还在，他已86岁了。可以肯定，根据市委文件才能判你，这种文件我们是看不到的。市里很可能是谢滋群负责。如果中央和省里决定不判你，而市里判了你，看来这是个大问题。我又问：当时中央和省委对我的认定，省、市领导和你们院长都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吴仲华说：我们当时不知道中央对你认定的文件，很可能是长办的某个领导与市里某个领导说了话，所以就下文判你的刑。我又问：如果查到市委的文件，而与中央和省委对我的认定是矛盾的，那该怎么说呢？吴仲华说：市委的文件当然不能超越中央和省委的认定。市委那个文件，哪个批准的哪个负责。我说：原省委政法委秘书长、省委“两案”办的谢杰民说中央审理认定顾建棠作其他组织处理，但由省下放到市和长办后，却被判了刑，市“两案”办的杨世英应该知道。我两次问杨，他说市里从未管过你们，市‘两案’办始终没有办过你的案子，你被判刑我们不知道。吴仲华说：杨世英肯定知道，现在说不知道，涉及到责任的事，都怕负责任。
2001年4月7日下午三点五十分，找到武汉中级法院迟文和院长家（中院内高干楼4楼），迟院长夫妇俩接待。
我说：打扰你老，我是十八年前被你们中级法院判刑的顾建棠。今有一事相问，在你们判我之前，是否知道中央和省委已经认定我不受刑事处罚而作其他组织处理？请你先看一看原省委政法委秘书长谢杰民写的证明材料。迟院长看后说：我记不清了。我说：你当时是审判指导专班的领导成员，怎么记不清了呢？迟问：你判几年？我说：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迟说：我管十年以上的，你的案子不属我管，是副院长管的。我问：当时有没有市委的文件？迟说：记不清了，我现在年老多病。判夏、朱、胡、张都是省里来人，我们法院只是一个门面，借给他们用。当时省里是张思卿、谢杰民负责，你是省管的。现在说中央和省委认定不判你，而市里判了你，这就奇怪了，是个问题呀。
2001年2月8日、2月23日、3月23日发三封挂号信向谢滋群咨询。4月30日谢滋群秘书打电话给我，转告谢滋群的回话：那时我不在公安局，我也不知道你判刑的事。当时王杰是公安局长，市委领导是王群。
2003年2月12日上访省高检，是该院方院长（女）接待。她听我陈述后说：判你这样的人，一定要有中央、省委或市委的批文，否则法院无权开庭。中央不可能为改变原先对你一人的认定再发文，省委当时有人参加中央认定，不可能再给中央写报告要判你的刑，所以只能是武汉法院有了市委批文后，才有权审判你。如果谢杰民的证言确实，是中央已认定你不受刑事处罚而作其他组织处理，那武汉中法对你判刑肯定是个大问题。我问：省高法在驳回我的申诉时，为什么不把市委的批文作为驳回申诉的根据？方院长说：省高法驳回你的申诉，不好用市委的批文去否定中央的认定，法院也无权公开市委领导的批文，所以你的申诉只能走党委这条线，法院这条线不行。
2003年2月13日上午，到省档案馆查找武汉市委对我审判的批文。在1982年和1983年的省委文件卷宗中，查到了在我判刑之前对夏、朱、胡、张审判的省委批文，也查到了在我判刑之后，省委对武汉市委关于追究王大宾（文革期间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刑事责任的报告的批复。可就是找不到省、市委对我判刑的批文。本案的审判长吴仲华多次强调：根据市委文件才能判你，否则我们审判无依据，没有市委文件我们是不敢判你顾建棠的。现在查不到任何文件，你说奇怪不奇怪？
2003年4月5日，我面访林一山复出后得到他重用的一位领导干部，谈到我被冤判的情况，他给我讲了如下一段话：你被判刑的内情我可以给你讲一下，是林老板给市委领导打了招呼：你给我把姓顾的办了他。市里就把你办了。但我不能为你作证，事情是真的，但我手上没有证据，林是口头打的招呼，没有文字报告，市委领导也没有给林批复。你还要保密，你一旦说出去，我可以不认帐，但我说的是真话。我估计你翻不过来，心中有数就行了。
这位老干部虽称“可以不认帐”，但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如说谎不可能如此坦率，另一方面，从林一山对待郭志伟、黄友若、麦汝祥的作为，以及对严常和蔡发奋等的疯狂劲头来看，他如此对我，合乎其仇恨文化大革命、仇恨造反派的一贯思想逻辑。
我的“一案三冤”，由邂逅夏邦银时发觉；经郑军提供线索，多亏谢杰民坦诚相告实情，指点诉求方向；幸有热心人任炳发和好律师胡昌琳相助，虽未昭雪，但基本搞清了冤情。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