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双龙：文革中一场自下而上的民主与法治的诉求——记一度在中国发生过的真正的大辩论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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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一场自下而上的民主与法治的诉求
——记一度在中国发生过的真正的大辩论

吴双龙

文革中，有没有真正的面对面的大辩论？似乎这个问题显得幼稚，因为大多人心中的“大辩论”只不过是在一片“打倒”声中被斗者低头认罪、任由摆布的表演会，哪有什么“真正的面对面的大辩论”？
但是在广州却有一个在当代思想史极有影响的事件——“李一哲”事件。这个事件之所以影响极大，不仅它是场自下而上的对民主与法治的诉求，而且也是在文革期间中国最有影响的一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本文想通过对此事的考察来谈谈大辩论在文革中的特定命运，它何以能成立，何以被扼杀，以及它的历史条件。
请大家见下图中白三角所指处的那个从容不迫的人，是“李一哲”事件中的“李”，李正天。因与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一道书写“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那张大字报，而遭受了一百多场面对面的批斗。从新华社记者在中山大学万人批斗会上拍的会场一角中可以发现，对李正天的这场万人批斗是与众不同的：没有戴高帽、没有被人反扭双手，反而他的面前多出了让他讲话的麦克风……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待遇呢？首先，因为“李一哲”大字报犹如一声惊雷令海内外震动。当时全国已几乎没有什么大字报上街了，而在每年举办两届交易会的广州，突然出现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自然会万人瞩目。当时流行在北京、广州和港澳地区有句话：“上面发了话，对李正天不要抓、不要杀，让他讲话，看你们有谁能把他驳倒。”此事被中央高层关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默认和赵紫阳的直接指示下，才有了那一百多场让他讲话的大辩论。
再则，当时共产党内也有不少人反对无法无天的社会状态，这也是大辩论得以展开的内部条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赵紫阳及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每周星期三派省委的张作斌代表他们接见李正天，听取他以“本地区问题业余调查批判组”的名义（吴注）向赵、许反映广东出现的冤假错案的材料报告。他们能这样做，说明党内也有对当时社会上的无法无天状态的反感，要求健全民主法制。
“李一哲”大字报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广州美院找李正天谈话，问他大字报中讲的“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是谁，李正天坦率讲是江青等人。广东方面将大字报呈送中央，要求定性。江青说它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吴注2）。如果党政系统看法完全一致，大辩论也展开不起来。从此，“李一哲”大字报被定为“一份反动的大字报”，全省批判。紧接着，批判李正天、陈一阳等人的大会也一场接一场的展开。广东省委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各种压力，于1974年12月3日印发了署名“宣集文”的批判“李一哲”的长篇论文，下发各单位，批“李”运动开始。随后宣集文还写了“二批”、“三批”“李一哲”的文章……，当月“广州市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全文印发“一张反动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和供批判而写的长篇按语，并与“省市委、省市革委会部分不脱产委员在1974年12月4日学习班大会上对李一哲反动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批判发言”等文一道，汇集成册，分发给各级群众，人手一册，以供批判。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李”运动自上而下地开展起来。
吴注：参与调查的重要成员有莫栋梁、陈慧珊等。他们被打成“李一哲”集团分子，受过迫害。
吴注2：参见戴维•桑鲍的《赵紫阳——从地方干部到总理》,1988年版第59页
紧接着，党校、省直机关、各高等院校、各大型厂矿、市总工会、市城建、市教育战线、广州铁路分局、市建工局、黄浦造船厂、南方日报社等等各级行政、企业单位，写了大量批判“李一哲”和《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的文章，“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将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收入《革命大批判稿选刊》，大量发行。
如果被批判者一批就低头认错，这样的批判会是不可能展开的。与此同时，“李一哲”先后发表了“反批判书”、“一评宣集文”、“二评宣集文”、“三评宣集文”、“四评宣集文”、“五评宣集文”、“25个问答”等一系列文章，印发并公开贴出来。
对态度强硬、坚持己见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还是会保护的，如对复旦大学的一些教授，还有敢于当面顶撞他的梁漱溟。李正天也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与他的辩论达一百多场。陈一阳也被拉到不少地方批判。同时受批判的还有被打成“李一哲”集团的其他人，如陈锦禄、张嘉琪、郑庆和等等。
李正天们舌战群儒……，辩论会上，李正天在已写的大字报的基本论点上作引伸，在长达一年之久的辩论会中从不妥协、从不低头、从不认罪，真真正正是“不畏虎的年轻人”。由于“李一哲”理论水平高，惯于斗争，掌握了丰富的事实，很有辩才，他们利用这种批斗会，作为表达自己意见的讲坛，使得批判他们的人，反而受他们批判。据海外媒体披露，毛泽东曾说：“广东出了个‘李一哲’是好事。”“李一哲”大字报已“通了天”！
哲学家廖雨兵曾写道：
我第一次知道李正天，是由于那张著名的“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七十年代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的淫威下，中国大地一片萧杀，万马齐喑。李正天们的这张大字报犹如严冬里的一声春雷，预告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四•五”天安门运动的来临。
当大字报张贴在中国广州最繁华的北京路口时，由于看的人太多，交通为之阻塞，使许多人只能在深夜打着电筒抄录，它迅时传播到内地和海外，支持的信件鸟投林般地飞来，民心为之一振。
但同时，还有许多人对这张大字报不理解。我当时是一名现役军人，我以军人的戒心和热忱，买了纸笔，写成批判大字报张贴在街上。从1974年开始，几年中，和我一样，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自觉地参加了对李正天的批判会。这样的批判会开了七千多场。
把那一切都归罪于“四人帮”，不是负责任的态度。除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原因之外，毋宁说，对李正天的反对和批判，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反映了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先驱者的孤独和悲壮，这令人想起鲁迅先生在他的杰出小说《药》中，对这种悲剧所作的深刻揭示棗
先驱者以自己的鲜血饲喂患病的群众。
作家筱敏在《成年礼》中写道：
于是，1974年深秋的某一天，我在街头看到了那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文化大革命残延到了这个时节，大字报早已不再时髦，早已在驱除清扫之列，因为它扰乱了全国统一的惟一的声音，而这个声音每日每时都在宣称它的至高无上，它绝不允许出现哪怕极其微弱的旁的声音。
然而，那张有违时令的大字报无疑是一个异端的声音。民主与法制，必然与无限忠于绝对权力是对抗的。
我站在人群里，默默地读完了它，走出来。接着又回到人群起始的一头，再次从第一次字开始。天昏暗下来，人越聚越紧。有人划着了火柴，这边的一枝熄了，那边一枝燃起来（那时的火柴是凭票限量供应的）。一个女孩一手扶着一位老者，一手举起手电筒，一字一字念给半盲的老者听。人群慢慢挪动。离开人群的时候，我才知道下雨了，深秋的冷雨，细细的，斜飘着。“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我想着这句话，在细雨中站了很久，这一刻我觉得自己不仅愿意承当，甚至是渴望厄运。

香港学者许行在其所著的《毛泽东的神权时代》一书的“论李一哲大字报”篇中指出：
这篇大字报，说是大字报，实在不是普通大字报，而是一篇纲领式的文件，序言和正文各有一万三千字，洋洋大观。正文初稿于七三年九月，至七四年十一月才定稿，中间经过一年多时间，可见它是思考周详之作。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献，它代表了中国革命新生一代的革命呼声，也代表了他们成熟的历程，值得海外人士普遍加以注意。
……
李正天是广州美术学院一九六六年毕业生，文革时是广州红色造反者总司令部宣传部副部长，后来脱离“红司”司令部，回到当时红司的“呐喊兵团”当头头。思想很激进，在文革中影响甚大。（吴注）
吴注：据我考证，许行这里讲的“红司”实为“红联”，全称为广州地区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李原来是红司呐喊的头头，红司加入红联后，李到红联当宣传部副部长。“红联”解散后，李又回到了红司呐喊。
……
因为开会批判李正天的单位甚多，李正天一时成了“红人”，各单位都要事先向当局登记，安排日期，然后用专车将他送到会场。李正天的确不愧为时代英雄，他勇敢、镇定、机智、思想灵敏、极有辩才。他很懂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往往驳得那些批判他的人，无法招架，狼狈不堪。
……
但是李正天曾经沧海，经过文化大革命风雷岁月，具有倔强的意志，时时将批判大会变成自己发表政见的论坛。这种不屈不挠、凛然赴义的精神，在群众心坎里反唤起了崇敬和思慕的回声。
林彪事件后，“李一哲”清醒地觉察到，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他的体系的完结，“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就了一个新的即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压伏在人民身上，要搞的是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林彪体系”的余毒不仅未得到彻底铲除，反而滋生出一个新生的特权资产阶级。
是“礼治”还是“法治”？是“专制”还是“民主”？中国人民又一次站在了历史抉择的紧要关头，“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应运而生。
毛泽东曾多次讲过，而且在文革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要保护少数。但文革中，到底为什么武斗之风愈演愈烈？为什么无法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呢？一是由于某些当权派在文革初期所搞的“清华经验”、“红色恐怖”、“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吴注），开了一个乱打“反革命”、乱抓“右派”的坏头，这大大地破坏了群众之间的团结；二是江青等人所谓的“文攻武卫”，又将武斗引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三是林彪制造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导致大多数群众盲目搞运动，一旦他人煽风点火，就会失去理智，武斗升级，从而引发动乱。

吴注：对于文革初期的这段历史，至今很多人不敢正视。
以李正天为例，在他经历的一百多场批斗中，其中有七十多场辩不下去，演变成了武斗，往往是刚上台就因为不低头而遭到一顿暴打，其间更有不少“积极分子”冲上台去施以拳脚。赵紫阳为了贯彻毛泽东“让他讲话”的指示，不得不派出一批人负责保护李正天。以后的每场批斗会，都有身材魁梧的保镖陪同在李正天身旁，以防李正天遭受不测。
据当年参加过批斗李正天的人士回忆，在中大操场举行的数场批判会上，设有两个讲台，各有扩音器，采用辩论形式，批判者和李正天各占一边。但李正天言词激烈、语义犀利，批判者往往无法招架，强行关闭李正天使用的扩音器的做法时有发生，这种状况，逼得李正天讲话更加言简义骇。而批判者则奉命叨念批评文章，照本宣科。相形之下，成了两不相干令当局极不光彩的局面。
当时对李正天每场批判，预先都要彩排，他们还要请人扮李正天，并将讯问词事先设好。同时，也准备好了李正天反驳时他们的应变方案。
当局安排了一次一次的批判。有一次请来了工人，当一位工人拿出一个机器零件置问李正天：“你知道它是怎样造出来的吗？”李正天说：“我又没有参加这种劳动，怎么会知道是怎样造出来的？那我问你，你知道红调绿是什么颜色吗？”那人语塞，马上有人骂李正天：“你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臭知识分子。”李正天反问道：“好啊！我请问你，四体哪四体，五谷哪五谷？”对方哑口无言，全场轰动、掌声四起。另一次，一位老工人忆苦思甜，控诉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对过去悲惨生活记忆犹新。李正天十分感动，站起来很沉痛地说：“老伯伯，我们贴大字报，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正是要防止旧社会会的悲剧重演。要是不将林彪体系批倒，中国人民又将回到旧社会。”老工人连连点点称是，搞得全场大笑，批判会只好草草收场。还有一次，在某大学的辩论会上，有人说：“李正天提倡民主与法制的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伟大导师列宁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无须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李正天立即回答道：“这个人看来是认真读了书的，列宁是讲过这样的话，这句话出自《列宁选集》第三卷623页‘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文中。对这句话的滥用，正是我们要提出健全民主与法制的缘由。”李正天讲后，全场顿时嘎然无声。此事不胫而走，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
在不少有解放军列席的批斗会上，当有人带头高喊打倒李正天时，在场参加批斗的一大片穿绿军装的军人没有举手，有人问他们为何不举手，带队的人说：“上级没通知。”再有人高喊打倒李正天时，全场举手的人便七零八落了。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认识到解放军在“文革”中对稳定政治局面的作用，同时反映出部队广大指战员对李正天的基本看法，也体现了当时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态度。
像这些批斗会上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时，李一哲的大字报上写满了群众支持和赞赏的批文，有很多人还冒着危险到美术学院找李正天表示敬意、支持和同情，支持的信件也雪片般地寄来。工人徐向东等人当时冒着危险贴出了支持“李一哲”的大字报。试问，如果没有广泛的群众支持，会有这样一场有声有色的“李一哲”事件吗？当然，对李正天一百多场的批斗会中，有七十多场还是发生了血腥的殴打。
韦国清主政广东后，“李一哲”的命运立即发生了逆转，大概发现“李一哲”大字报指出的某些当权派无法无天、大肆迫害群众的问题正是自己主政广西时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吧？此时赵紫阳已调离广东，周恩来、毛泽东病危病重，对批不倒的“李一哲”，韦国清下令将李正天押往粤北矿区石人嶂钨矿石坑井下“安全措施小组”（即抢险队）接受监督劳动改造。陈一阳被押到农场监督改造，被打成李一哲“组织部长”的陈锦禄最早被收进监狱，被打成李一哲“宣传部长”的张嘉琪也批斗看押起来。李正天在石人嶂矿山又遭到轮番批斗，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师姑山坑口的批斗中，他躺在血泊中达三小时之久。恢复后李正天连夜逃往广州，向省委监委书记老红军李坚真大姐控告在矿山惨遭毒打的事，李大姐得知此事后，大声讲道：“怎么能这样？中央不是讲过不许打人，不许抓人吗？”并立即通知下面不得乱来。至此，这场震惊世界、轰动全国的对李正天长达一百多场的批斗会，宣告结束。
四人帮垮台后，韦国清为了掩盖自己追随四人帮在文革中犯下的镇压群众的滔天大罪，转移视线，1977年3月2又把当时与四人帮一伙作了坚决斗争的“李一哲”主要成员当成“反革命集团”一一拘押。李正天被当成“李一哲”反革命集团首犯，加以处置。3月2日凌晨，李正天被广东省公安厅从石人嶂押送到韶关监狱第一号牢房，几天后又押送到广州槎头监狱第一号牢房，不久又转到黄华监狱第一号牢房。1978年初夏，李正天被移送到广东省第一看守所（即柯木塱监狱），他又被关在第一号牢房，单独监禁。李正天在监狱中作了曲折复杂的斗争，直至在狱中绝食抗议、在狱中反复写申诉信……，后来习仲勋调来广东，收到了李正天在狱中不断的申斥，决定重新复查“李一哲”案。终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1979年2月6号，广东省委正式在广州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为“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平反。
《二十世纪中国全记录》《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年表》《文革十年史》《中国二十一世纪通鉴》《中国焦点》《位卑未敢忘忧国》《毛泽东神权时代》《成年礼》《习仲勋主政广东》和巴金的《随想录》都提及李一哲事件，最近出版的《胡耀邦与冤假错案》一书第七章再次提及此事，足见此事在当代的巨大影响。
宁为玉碎 不作瓦全
——我在“李一哲”事件中的亲身经历
陈锦禄

作为“李一哲”的主要成员之一，曾被当时的广州市委领导焦XX圈定为“李一哲反革命集团”组织部长的我——陈锦禄，在今天，理应责无旁贷地尽自己能力，如实地以文字重现当时的亲身经历，为被歪曲，被挖空的那段历史作出修正与补充。
引子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
一九七五年春天，“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贴上街已近两个月了。江青说，这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注：见戴维•桑鲍的《赵紫阳——从地方干部到总理》,1988年版第59页）在那种条件下，广东省委对此定性为“反动的大字报”，并组织、指挥其下属，对其发起了文字批判，批判班子人员搭配资格相当之高，对“李一哲”批判的激烈程度也远远超过当时中共中央部署的“批林批孔”运动。
当时，我们针对广东省委为批判“李一哲”所搭构的写作班子——“宣集文”的批判文章，继续采取了大字报辩论的方式，贴出了反批判的评论。并准备巧用中国共产党曾经对付当年苏联共产党的批判模式——“九评”，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当我们第五篇反批判大字报贴出后，这种在当时还被中央领导层普遍认可的、有限的“街头民主”却被突如其来的专制手段所替代，“李一哲”中的几位主要核心人物被分隔管制以及受到非法拘役。面对“李一哲”的这些文章，“宣集文”已经理屈词穷。虽然他们集中了省委写作班子的精英们尽力搜罗“马、恩、列、斯、毛”对于有关“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中的论述，并断章取义、曲解运用，但亦压制不了中国人民要求实现“民主”与“法制”的日渐高涨的呼声；尤其是在经历过“文革”后的当时，被这篇“大字报”所引发的、来自于党内外以及各阶层的、迫切要求改变当时社会制度状态的强烈诉求。在对“李一哲”的批判，不但收不到预期效果，有可能激发起更大的反弹浪潮的情况下，“宣集文”只有草草收场。或者，除了执行上司的旨意外，“宣集文”在批判中屡占下风的被动处境也极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中个人的仕途，种种原因引致了这场暂短论战的结束。
我编这本《“李一哲”事件纪实》借此告慰战友和师长——郭鸿志、李士非、李秀芳的亡灵，并希望藉此激励仍然活着的战友们，为了正义，也为了我们的孩子，尽己之能尽快完成对这段历史的补充和完善。
血荐轩辕
一九七五年初，喧闹了两个多月的“批判李一哲反动大字报”黑风恶浪因春节的来临而静下来了。省市“批林批孔办公室”的领导，高级理论家们除了节日的休息外，重要的是借此调整一下“批李”的步署，否则很难向上面交代，想想举一省之政治宣传“精英”而无奈几个毛头小子，像样吗？
我们是一群血气方刚无私无畏的年轻人，是被一些当权者“册封”的“李一哲反动集团”。乌云压顶，已然预感将会有“黑风”刮起，将会带来凶讯。过大年了，我们相约到广州烈士陵园轩辕亭去散散心，鼓舞士气，以利再战。大家来得很准时，一踏上轩辕亭台阶，看着亭上“血荐轩辕”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心中一下浮起李清照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身子一下挺直了，好似一下长高了很多，好像“人杰”了。
伙伴们不约而同地仰视亭上“血荐轩辕”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时，都会意而含蓄地微笑点头招呼，然后自觉地在亭前一列站齐照相，大家心照不宣：估计到今后难以有较多的机会集会相见的了。现在，当我在灯下提笔追忆那逝去的33年前的往事时，相聚的憧憬，真的感慨万千，时光啊去得真快，真的是弹指一挥间啊！
尽管是已过去了33年之久，在朦胧记忆中，陈慧珊、莫栋梁和翟树言这三个当年广州市第十七中学的优秀生——“李一哲”的主力队员亦会清晰浮现眼前。当时我们忙于该大字报时是16人，而十七中占了六人，所以是“李一哲”的主力队员。
我们在承受着沉重的压力下仍然会心欢笑，只要目光相碰，这会意的欢笑就交替流露。这欢笑也包含着对施压者蔑视和嘲弄。我一生中没有看到过比这更美的笑，可惜这世界上最好的笑脸被某些权力者违法地剥夺去了，现在回忆起我们的笑仍是最美的笑。为什么，因为这笑是由一群青年发自内心，笑得某些当权者心烦气躁，因为这笑是最无私、不索取的笑。乃是世界上最美的笑容。直到今天，仍能会真切地回忆那远去的往事，是我一生中所做的最有意义的往事，仍能追忆到那美好的笑容应该是我生命中最幸福和快乐的时光。一旦我们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和坚持，就不能有这种快意的回忆。这是我们的情缘，“李一哲”对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诉求的情缘。
轻松愉悦地，尽情欢笑地度过当天，我们仍带着那会心的微笑离开陵园，陵园不属于我们，还给先烈们吧，让他们安静地在这幽清的环境中看着世界的变化和发展，愿他们也有美好往事的追忆。我们则将迎接新的，更激烈的战斗洗礼。
七四年十一月九日晚贴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后，由于广大民众多年来受到没有民主，没有法制的社会压抑，现在既然有人胆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向毛主席、党中央提出诉求，使整个北京路段、中山五路段通宵沸腾，广大市民群众不知怎么会这么快得到消息，从城市各个角落涌向大字报张贴处……两个月前的情景还清晰地在人们的脑际浮现，还在人们的口中不迭地传送着。
果然，广东省革委会经这一阵忙乱后，决定使用他们的致胜法宝——权力。他们不再允许“李一哲”进行“反批判”了，因为他们在批判与反批判的大辩论中全面败北。所以要用权力掀起一场血腥的大批斗。大字报上街后第三天晚上，芳草街派出所突然抄了我的住所，不但把所有资料文具全搜去，而且把水桶、铁锅、锅铲、钻等炊具也全掠去。我说为什么连这些吃饭的家伙也抄去，他们说，这是张贴大字报的工具，是案件证据。我驳他们说：“火炉都是呀，怎么不带走”？他们无言以对，狠狠地瞪我一眼，意思是等会收拾你，我愤怒地瞪着他们离去。第二天，“李一哲”写出一份抗议大报上街，指责当局查抄广州市民政局工人陈锦禄的家，一下子暴露了我这个刚刚摘去“现行反革命”份子帽子的工人。在民政局本已有相当知名度的人物更加震动了广州市。民政局乱了，我工作单位——广州紧固件厂更乱了。上班时与我有多年工作关系的工友都瞪着我，好像不认识似的。我只好避开工友们异样的眼光，走向工作岗位。
过了春节，我们开始应对哪些老爷们的战备调整。大字报上街反批判被取消了，“宣集文”失败了，广东省革委会组织万人批判会对付我们了。李正天被最早接受批斗，单独应战。当年的批判会，往往一开场就要“打掉他的嚣张气焰”，强迫要低头，而李正天常常因为拒不低头被扭打、按头，以至于常要到正骨医院治疗。赵紫阳没有忘记他们承诺允许我们反批判的条件，当然他不是同意“反批判”，而是说“允许人家说话”，并一再强调用文斗，不准武斗。试问万人大会而且各种人物都有，以万人以上对付一个孱弱书生采取武斗像样吗？就说不出人命也面子无光。赵紫阳还是能够掌握分寸的。大概是初三吧，休息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已知李正天要单独作战对付万人大会。我们想赵紫阳应该不会允许武斗出现吧，但我们仍然担心这些无耻的家伙在前往会场或散会离场时伤害李正天。为避免对李正天的伤害，郭鸿志提出由我陪他赴会。会后由我将他接回李秀芳的家。征求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同意接受安排。李正天代表我们去接受万人批判，我责无傍贷为他的人身安全尽力。另一个是王希哲，他被控制在沙面省水产制品厂的上级单位处接受“检查”。我的单位在芳村，下班须经黄沙码头，六二三路回家，因此也安排我每天下班须到沙面西桥时想办法与王联系，看他有什么想法，并把李正天挨批判的情况转告他，鼓励他的斗志。其实这两样任务我只做了和王的接触，没有接送保护李正天，因为李正天的批判会全部由主办批判单位派车接送，并承诺保证李的安全。从而我也白白得到了一个李正天保镖的衔头。
大年初三我与李正天，郭鸿志在李秀芳家，我们四人共同安排一切后，针对大家发现有人在监视和跟踪，通过分析当时恶劣又严峻的形势，认为下一步不宜往我们自己家里聚集，改为在海珠广场聚会。每天下班后，大家都到海珠广场华侨大厦一侧的草地碰头，各人汇报情况和见闻。我每天下班后照样去沙基涌遥见王希哲，通过手势示意，了解其思想、看法，情绪，带到海珠广场的会面中汇报交流。有一次，我到了海珠广场，见到陈一阳、莫栋梁时，即滚鞍下马（自行车），头晕眼花，吐了一地。陈一阳立即扶住我，按人中按虎口忙乱一会。待我好点后，大家问我为什么喝酒，我笑对他们说，我很闷，不知怎么的走了大运升了大官了，他们说升官是好事，值得庆贺，升了什么官？我风趣地告诉大家，今天厂里领导说焦书记（焦林义）责成民政局，说陈锦禄是“李一哲”的“组织部长”，是“李一哲”的核心人员，要对陈锦禄加强审讯和分化，如果不行，即采取行动，该逮捕法办就逮捕法办。并要求民政局派出办案工作队加强对我的审查。听说是局党委副书记陈XX，局办公室于X为正副工作队长，这时，我极端愤怒，我对厂领导说：“你叫他们工作队别来，谁敢踏进紧固件厂一步我就打断谁的腿。在省里他们说了算，在紧固件厂我说了算”。其实我心里还在想，我们这次捅的漏子可大了，事实上我们还不是为他们鸣不平。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上到国家主席，大元帅大将军，省委书记，下至各支部书记和老百姓，一夜之间变成罪犯遭受关押、毒打、游街、批斗，抄家。我们只是说这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民主社会，这是法制的不健全所造成的，所有的厄运就将降临了。
5月份，我的多发性肾结石病发作，只好到医院诊治，医生说结石太大（2.5X2.5cm）太多，要立即动手术。我只好听医生的话，住进三元里的广州市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外科室，第二天即安排上了手术台。当天，学院保卫科带了我厂教导员到手术室，要求带我回厂接受批斗。医生麦主任对他说：“病人病情严重，已经准备好手术了，不能拖延时间。从人道主义上看或从医疗工作的救死扶伤的精神来说，病人现在属于我管，谁都不能干扰手术”。我一直做了8个多小时手术。而当时中医正在推广针刺无痛麻醉，结果我只有在手术过程中咬牙强忍那撕心裂肺的剧痛，两座落地风扇对着头部吹，豆大的汗滴不断地流，两位护士姑娘替我抹汗，被缚的双手像握哑铃似的握着两个拳头，可能面部表情太痛苦之故，“麻醉”很长时间了，麻醉的效果仍然是零。麦主任看得不忍了，对护士说：“全麻吧。”护士手一扬，一块白色物体覆盖在我口鼻上，我立即失去了感觉。当我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李一哲”的朋友们，兄弟姐妹站满了病房，我是一个人一个病房，我妈妈也在，李正天挨完批判也马上来看我。由于麻药过敏，不如说是麻药中毒，我大量呕吐，我二哥将盆放在我的胸部接呕吐物，呕吐物竟像决堤的洪水越盆而出冲向下体，衣服全是呕吐物。我看自己粗壮的手臂和健硕的身体由于水分的流失，很快变成皮包骨。大家很难过，我笑笑说，“只要有骨头在，肌肉很快会长回来的。”经过13天的抢救，我人生的第一次生命危险期渡过了。我也为“发扬光大祖国的中医学作出了身体力行的体验和贡献。”
由于“李一哲”们很重视我的健康，当局不知是怕我是魔鬼可能会推翻他们霸占的特权呢还是忌妒我得到“李一哲”这群“搅得周天寒彻”，名震天下的一群不畏虎人物的关顾而对他们不顺服，还来个一评、二评、三评、四评、五评他们的文章，指指点点的奚落他们，进行激烈的批判，竟恼羞成怒地宣布不准“李一哲”来医院看我。除我家属外，包括我的工友和私交朋友都不准来看我。听说由于“李一哲”的到来探望，学院党委书记都只得装病住到我对面病房呢。
住院一个多月后，我的生命危险期已过，可以下地吃饭了，虽然当局仍不允许“李一哲”们来看我，可是他们是不怕虎的呀，怎么会不来呢？他们没有预约，而谁有空就来，告诉我外面有关批斗“李一哲”的情况，同时看我康复情况。见我恢复得很好，吃饭多，与病友们相处很融洽，也就放心了。由于我所在的病室是外科病室，病人身上这里或哪里总有创口，创口未完全好的时候最怕打喷嚏或者大笑，这会拉扯创口发痛。为了解闷和令病友们宽颜，我们吃饭时都喜欢聚在一起，我就讲些笑话故事，病友们既喜欢听，又怕伤口痛，说到幽默好笑时大家按着伤口来打我。“李一哲”们看着也都开怀大笑。
住了一个多月医院结交不少病友和朋友，大家都写下家中地址给我方便以后保持联系。但因回厂后，当局即咬牙切齿地把我押入大牢，故病友们的联系方式都未能够保留，况且我被当局押牢足足三年半零一个星期，没时间想他（她）们，只思念着“李一哲”的状况怎样了。
到6月初，麦主任对我说，恢复得很好，写45天（一个半月）假单给我回家休息，如有什么要求或需要入院就来找他，我拜谢他后就去找林医生，多谢他“刀下留人”，回病房收拾东西回家，第二天，厂领导的教导员就登门了，我把病假单交给他，他只好回厂汇报了。
在家休息还不到一个月，尚有15天病假期，当局就迫不及待地派那位“领导”来传达，要我明天回厂。回厂后，我说：“我假期未完而且伤口尚未愈合得好，怎么上班呀？”他说：“上级要你回厂不是上班，是要你回厂好好地想想，把你的思想检查写出来，为什么参加‘李一哲’？是谁介绍的？在李一哲中你干了什么？扮演了什么角色？”我对他们说：“大家知道我不会说谎的，更不懂得伪装，我10岁入民政局，15岁派出工作，从来都不说假话，决心一下，不管上面是谁，不实之词对我，我是不会容忍！我今年33岁，从未离开过这民政局单位。从农场到矿山到今天的五金厂，一向都是工作踏实，决不落在任何人之后，生活作风正派，尊纪守法，用一句方言说：“我唔偷，唔抢，你吹我唔胀。”（我不偷，不抢，你奈我何）
我继续说：“我的思想感情就是大字报精神。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也应该讲民主、要讲法制。我与“李一哲”的观点一致，也没有人介绍我认识他们，我们是红旗战友，早就相识，或听说过名字，根本不须介绍，任何一个红旗派总部我都可以进入。况且“李一哲”关于广东冤案的调查早就轰动了广州城，一方面是受害者的含冤莫辩，期待申诉。一方面是冤错案的制造者，惊恐仇视，人人都知。另一方面，我住立新北路418号（即法政北路）“李一哲”联络点设在442号，相距只有几十米，不少红旗派战友都去，常碰到熟人所以就上去了。看了一些资料，留下很深印象：接待厅正面墙上，李正天用毛笔字录写鲁迅先生的诗句：
“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时光如涛荡泥土,砥柱触天立中流。”
龙飞凤舞，好诗句，大壮正直者之胸怀，震慑邪恶者的肝胆。李正天一见我就感到我们是真正可共事的朋友了，送过一叠资料后问我是那总部交流的。我说是民政局系统的。他即问我是否认识谭世友，我说谭是被老保称为旗派黑司令，其实谭早期投在我旗下，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战友了。李正天立即邀我参加他们的活动，我告诉他我住不远的418号，他高兴地说：我们又会多一位战将了。从此我一有空就到442号，帮他接收各总部分部送来的资料并分发资料给他们带回去。早期（73年9月上旬）工作接触最早的是莫栋梁，陈慧珊，他们俩人对我也是一见如故的热情和信任”。
厂里搞调查的人见我越说越得意，很有点不舒服，就对我说，厂里安排了一间新空房子，一房一厅，有厕所、厨房齐全，一张桌子一张椅给我，叫我每天按上班时间回厂到这里写思想心得体会，下班自己回家不要接触他人，要来的终于来了——当时的无法无天的隔离审查，私设监牢。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早上，我回厂后感到头晕、发热，就对一个工作队员（厂工人运动早期被打成反革命，由我带队到他厂解救他的）说，我发烧，要去看病。他说他陪我去，我意识今天要开会批斗我了，该来的来了。10时，我看病回来，吃了药，出了一身虚汗，衣服尽湿，看到工友们纷纷向礼堂走去，而我室外有几个队员三三两两分隔10米8米站岗似的，如临大敌。最终叫我出去礼堂，老天今天好像有意羞辱我似的，重感冒弄得我无精打采，头晕得不得了，尽管神志清醒，但无力按照我昂首大踏步的设想走进会场，今天是我最无面的一天，还说打断人家的腿呢。在去礼堂的路上，一眼看到球场停了一部黑色雪佛兰，心里就知今天入大牢了，雪佛兰是省公安厅的车。
就这样，我在昏昏沉沉之中被带上车，一句批判的话都听不到，宣布扣留我的说词也听不到，但在进入雪佛兰之前，我清醒过来，抬头大喊谢XX，这个领导立即跑过来，我对他说：我的单车在黄沙码头保管，你帮我取回厂来。他从我衣袋中取出锁匙。我坐的车一路向珠江大桥驶去，一直把我载到黄华路广州市第一看守所，那些常客们称它为“黄华大厦”的大牢。当天由于有病全无胃口，把吃的饭全丢在一边，我就叫同房的难友分吃了。后来他们说一般入牢房，饭是被监犯头分吃的，但见我一进监狱双眼就搜索他们，眼中喷火很吓人，面色又黑，怒气满面所以无人敢看我一眼。“你有什么冤情呀”问我这话的犯人有50多岁了，一看就知是很世故的人，没有什么心思应付，也就不答理他了。
由于得到“充分”的休息，感冒很快好了，气也平顺了很多。第二天就考虑将应付那些审讯了，如今自己要孤军作战了，没有“李一哲”们的直接支持和安慰作精神支柱，确实有点乱了手脚，心里有点没底。这时我才想起郭鸿志要大家每天下班碰头的意义实在很大，很有必要。郭确是“李一哲”的灵魂，核心人物。郭鸿志是共产党员，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没有脱离党的领导嘛。我想通了，想起他们（李一哲们）也就有了精神力量，李正天不是单独应战吗？而且是以一对万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只不过是以一对几，可能是以一对一呢，如果对方是有良知的，听听法律界如何评价“李一哲”未尝不是好事，他们是高级知份子，法律为专业嘛。如果是讲理的话，可能会增长我不少法律知识呢，如果他不讲理的话，正好是对手，我也不需要和他们论理，一定将他们打得一败涂地。
坐穿牢底
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正义，都有真理，特别是在低层民众中，因为低层民众没有牵挂。所谓一无所有，不怕人偷，不怕人抢，因而直率无畏。他们无私无畏，最见义勇为。奸恶之徒很怕这个阶层，因为他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所以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光明，只有奸恶的人才怕这种光明，比如黑社会组织就怕这种地方，就怕有各类阶层人群的地方。监狱是最黑暗的，因为这里无正义，无真理。在这黑暗处，是奸恶之徒主宰的地方。这些奸恶之徒可以在这没光明的地方胡作非为，制造冤假错案，由自己随心所欲。就是在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大声呼喊这句口号的火红年代里，共产党被人民，特别是青年群体的拥护和追随，向往的光辉岁月中，不也是处处有冤案吗？就看习仲勋这位革命元老吧，也就是一个典型。他对我们说，他坐了共产党16年大牢，他儿子18岁时去探望他，他认不出自己的儿子。当然，儿子也认不出老爸。习仲勋犯什么罪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根源不能不提。习老先生曾用他自身的悲哀劝告我们：“要宽怀对待。”不死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并且说：“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要被人利用，要有敌情观念”。根源就在这里，这个可爱的习老先生，他的罪根，他的冤案正是共产党的这个咒语所制造的。从李立三反AB团时的敌情观念说到王明时反社民党的敌情观念到共产党一统天下的敌情观念一脉相承。敌情观念——即斗争矛头所指，皆指向人民（阶级斗争），包括共产党人，到今天仍然拿出来吓唬我们这些手无寸铁而又不怕虎的人，你说习老先生可不可爱！
李正天在万人大会上接受批斗，由于有中央主要领导的指示：让受批者讲话，不准打。参加批判方有明显的人数优势，但所谓批判的很多群众实质是倾向“李一哲”，也就是倾向李正天的，所以李正天得到很大的锻炼，锻炼了他成为精神上的钢铁战士，万夫不敌的英雄。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我成为“李一哲”集团的第一个入狱者，到最黑暗的场所孤军作战。拿了个第一，我将不辱使命，不损“李一哲”不怕虎的精神。况且文革多年来多次的牢狱生涯，牛栏的锻炼，很多人都接受过了，批斗折磨，一斗就是七、八个小时的弯体九十度并低着头按压，什么冤屈，什么磨难未尝过呢。讲实在话，我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越斗越勇，越冤屈越愤怒越坚强。我不但不怕虎还不怕黑，越野蛮对我反而激发起越是坚强的抗争。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等着我的对手。为什么？它不仅对我不公平，对整个社会都不公平。我曾经热情地追随过共产党，像全国青年一样。在少年期就接受共产党教育熏陶，以共产党的英雄人物为榜样，以劳动模范事迹要求自己，长大后要成为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来报效祖国。可惜，共产党的所谓斗争理论教坏了部分老一辈共产党人，使得他们太自私，没有正气，参加毁灭了一代一代的无辜青年人的纯洁理想。
入狱第三天，我估计会提审了，我们的较量开始了，果然，叫我的犯号了。我随着管教员到了预审室，见室内只有一个人，比较清瘦，有点像知识份子的味道，我大步走到他对面坐到专设给犯人的櫈子上，看着他。他点燃一支烟示意给我抽，我看着他，摇摇头，指指自己的喉头，意思喉头不适，不抽，给了点面子以示答谢，因为他此举说明他输定了。他不了解我，判断错了，认为我是弱者。
以下是我与提审者的对话：
“乜野名（什么名字）？”一个纯正的广州产提审者。“陈锦禄。”“因什么入来呀。”“这我不知道呀。我还未知你们定那条罪就把我拉进来。”我一直看着他，观察他的面部表情，他抬起头看着我，面上带上了怒意。啊，这是情绪型、野蛮型好对付。接着他指着他背后上方说：“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好好想想，彻底坦白交待你的罪行”。我没有顺着他的手势去看，因为一进入审讯室就看到了，只是平静地答复他一句：“你们采用这八个字来审我或其他政治犯是错误的”。他惊慌地好像听错了我的回答，并提高音调大声说：“这是毛主席说的话，你说毛主席的话错了”？我还是平静地，但音量提高了一些说：“我知道是毛主席在延安的方针，也不是说毛主席的话错了，我说你们错了，如果这么简单来对我们定罪，就不用法律了，就不用法律审理核定了，只根据态度定罪就得了。你们这样错用毛主席的话就可废除法律了，就可以你们的情感确定人的大是大非的了，你们也可以此抗拒从严惩治我了吗？其实我们的问题早就交代清楚，一点都没保留的了，你没有看过我们贴出的大字报吗？”他立即翻案卷，我觉得好笑，就说“不用翻了，我们是向毛主席，向全国人大，向全国人民交代得明明白白的。”他恍然大悟，有些羞怒地说：“大字报只是你们的表面文章，背地里你们企图推翻共产党，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丑恶行为就要交代，平时没有贴大字报的时间那么多，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我也是平静地对他说：“你接案后，不用调查案件真相的吗，调查案件真相应该用时间吧？你没有看我们的案件吗？告诉你，我们的案件就是大字报，我们的大字报写了许多了，这就是我们对共产党负责、对毛主席负责，对全国人民负责的态度，经过我们全体人员对社会的全面调查，对毛主席教导的深入学习讨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所得的结晶，我们不像你们的上级那样估量我们企图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甚至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我们都是一群爱国、爱党、爱民的热血青年，我们深知，我们想的、做的，都为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利益。我们也深懂共产党成长的艰辛，我现在才知道我们国家为什么冤假错案如此之多，一是掌权者的心虚，践踏法律，无法无天的治国；二是你们这些法律专业人士这样懒惰，连案情都不去调查，这样失职判案，只依据上司定调就以态度定罪，可悲啊，中国人民……”
我可爱的提审员对我真的忍无可忍了，他发怒了，他拍桌子了，他吼叫了。“陈锦禄，你顽固到底，坚持反动立场，决没有好下场……”我也忍无可忍了，我也愤怒了，我也吼叫了，可我没桌子拍。情急之下我一拍大腿吼叫了，我大声地说：“你做什么，你现在是上班办案，我与你不相识也就无怨无仇，你这么大声吓唬我做什么？你这种情绪对待你的办案对象？等一会你下班回家饭又吃不下，还会影响了你全家的食欲就不好了。”我大声说是想压倒他的音量，等他听见我的警告，别影响全家人的健康，他也知道了我的好意，因为我们从不认识，只是一种工作关系嘛，值得吗？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尊姓大名，我根本不认识他，以后可能也没有机会见面了，所以不问他的名字 。由于这次审问没有半点收获，这位清瘦的提审员最后威胁地对我喊叫：“以你今天的态度下去，看你有没有本事把无产阶级的牢底坐穿”！我本来已经起来准备走回自己的82号仓，听到他的话，立即转身愤怒回敬他：“能否坐穿你们的牢底，不但要考验我的意志，也要考验你们的运气和能力，等着瞧吧”！说完，即朝着自己的监房走回去。这位审讯者当时也没有让我在其审讯记录上签名。只听到他恶狠狠地对我抛出一句话：“我就是要雪藏你，看你有多大能耐”。什么是“雪藏”，当时我还没有领略到其中含义，在后来长期的监狱生涯中，才体会到。监狱要“雪藏”一个犯人，就是对犯人不理、不审、不问，让他在漫长寂寞的监牢里折磨煎熬，直至你屈服或者死去。这位提审员先生，大概第一次碰到我这个不买他账的犯人吧。这是第一个回合，到底是他胜还是我胜呢？我认为是我胜了，虽然我还未坐穿无产阶级的牢底，也算初战告捷。第二天，主管教（姓关）拿了一本空白记录本来给我，叫我争取宽大，写好交代。我说：“我该说的，在大字报上已说完了，没什么好写的，执笔的工作由‘李一哲’负责，我也没有用笔可写的东西。”关主管又取出来一张顾送单，叫我填写交给他通知我家属送手巾牙刷内衣袜等及钢笔来。我填好交给他，主要告诉家里，我入了大牢。很快我收到这些东西和一包白砂糖，一包甜饼干。
我的牢房是四仓，82房。据说四仓是政治大仓，共两排，82房在两排的西南角，窗外是岗楼，外面马路是一片石粟树，这时正值石粟开花，满树小白花如烟似雾的飘在空中。我在监狱里有一首没完成的小诗：“秋暑寓英华，窗外粟花，朝晖不见会晚霞……”没写好是因为我的文字水平太低之故，但在那段被“雪藏”的日子里，我还是希望能够以我仅有的语文知识，学习诗词的写作驱走寂寞，坚定信心。牢房每天送来一份《人民日报》一份《广州日报》和每月一份的《红旗》杂志。报纸一般每份8版，二份16版，加一本当月的《红旗杂志》，一天看完已打发不少时间了，不必用写深刻检讨来打发时间，因此我每天都看二报一刊，剩下的时间很少，就是晚饭后的两、三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又唱又跳。早上是徒手操、掌上压，锻炼身体，这就是我的“雪藏”生活。
入狱以来，我都没有担忧过什么下场，更不去想什么争取宽大处理了。直接向国家领导、政府部门上书说话提意见都要入大牢，还求什么宽大。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及其机关人员，本来他们应该说，或下传说一声：你们的意见书政府收到了，谢谢你们对国家的关心。至于到底叫谁来说呢，毛主席、国家元首、周总理、政府首脑，或他们的下属人员？用不了多少力气吧，更不会死人。但这样把提意见者抓进大牢，则会容易气死人的。李正天怎么样了，他还有那么潇洒吗？其他“李一哲”们呢？遭受迫害严重吗？遭受迫害最严重当然是李正天，历史选择他为“李一哲”代表，权力者对“大字报”又那么咬牙切齿。在晚饭后或深夜时我常常沉思，我完全相信“李一哲”中每个人都会承受得起，那个“搅得它周天寒切”而发出的会意的微笑中，说明我们的坦承，谁想歪曲我们的本意都谈何容易。
很快半年过去了，不幸的事来了，那个我们寄以厚望的伟人总理周恩来谢世了，总理比主席，比很多领导人都年轻，太操劳了。因此我写了一首小诗在总理照上，以记怀这位76岁的老人：“一生操劳尽，半世为斯民，今朝辞我去，痛煞天下人。”后来不知是谁，在七八年把我这首小诗在北京路张贴为我呼喊，谢谢把小诗带出狱的朋友，谢谢为“李一哲”和我呼喊的朋友。
大概在1975年的十一月份，我入狱四个多月的某天，监狱突然宣布召开狱中大会，内容除了开场白的“新八股”宣称“一片大好形势”外，继而说到狱中也有不少违反监规的现象。以我为例并点我的犯人号码，指出“7333”坚持反动立场，顽固对抗无产阶级专政。批判我思想极端反动，违反监规等。并警告恐吓我：如不知悔改，只有死路一条，将受到监狱严惩。
听到后我觉得十分奇怪，我现在没有自由，与其他4——5个犯人整天关在包括厠所在内，不足6平方的监牢里，没有行走的余地，只能挤对坐着，还能犯什么规？没有与人吵架、打架，更没有呼喊“反动口号”，这何来“坚持反动立场”？监狱又以那些标准来定性我是反动？我从来遵纪守法，只不过是因为用大字报的形式向共产党提出民主与法制的建议而被说成是反革命被抓进监狱的。真是欲加之罪，一派胡言，可笑。
我没有理睬他们，每天饭后坚持唱歌，以及保持平时锻炼身体。典狱长终于忍不住了，一天早上，主管叫把我喊了出来。当时我还以为那位提审员对我又产生了兴趣。当我来到主管教办公室，还没有坐下，主管叫就迫不及待地大声说：“你如果再不守监规，调皮捣蛋，我就命令让你戴上手铐脚镣”。我当即抓紧双拳举到他面前说：“我是什么人”？他说：“你是监犯”。“我现在既没有手铐，有没有脚镣，虽然被你们关在监狱里，但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罪犯，我还是一个中国公民，一个清白的市民。你们没有任何凭据就抓人收监，是你们在犯罪”！一席话，把他说的目瞪口呆。我接着对他说“还不明白吗？我们是制服不了的。如果你在狱中胆敢胡作非为，人民决不放过你。我是被你们绑架进来的，你们没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续，以暴力手段剥夺一个正直公民的的人生权利、剥夺了一个遵纪守法的工人的权利，你们才是罪犯”。看着典狱长气得在哪里发抖，我扭头走回了监房。
之后，他们就隔三岔五地找借口对我提审，在提审的时候尽可能地对我侮辱。虽然，每次这样的提审都令我非常愤怒，但我每次在与他们的斗争中，总能够抓住他们言行中的错漏，针锋相对地回击。看着他们无奈又尴尬的样子，心里掠过一丝快意。他们对我的无理取闹，反而练就了我更加坚强的意志和胆略。
蛰伏了半年多，在寂寞中，我开始思考反击。针对我的“雪藏”，我写了一篇“供词”给那位清瘦的提审员。我想起他说我思想反动，我反驳他：自幼年起、童年、少年、青年都在国接受共产党的教育成长的，我牢记共产党叫我做老实人，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小学时就读方志敏的诗，夏明翰的诗……以共产党英雄人物为学习榜样，做勇敢、正直坚强的人。关大牢就对我是否听党的话的检验。说我反对共产党，这也是一种阴谋，如我说不是就会说不做老实人，不讲老实话。我简单承认，你们就说我承认反党。我不存在反党，我反对的是共产党的某些做法，比如说：阶级斗争，从1949年开始，斗了28年，斗遍整个九州大地，还要重复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把神州大地搅得无日安宁，到文革时真的付之实践了，曾经是英雄模范的各级领导也真的被斗了。这些英雄挂着几十斤的大铁牌游街，跪石子，充街塞巷的，没有一点人的尊严，没有人格，没有一点人权，却还不承认中国无人权，法制。
我对我的提审员说过，我一生只受到共产党的教育，只会唱共产党的歌，只会唱苏联歌曲，甚至比他会唱。我就唱了“青年近卫军”之歌，“苏联国歌”和“静静的顿河”等歌曲。
那位提审员收到我的“供词”后以为我受不了，要投降了，几天后就来提审我，看我怎么坐穿无产阶级的牢底？见我一进预审室微笑着跟他点头为礼，知道我仍然顽固对抗。主管曾在全监狱广播大会上点了我的犯号，说我是全狱最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动份子，其实我只是晚饭后唱唱歌，炼炼弹跳，否则坐穿了无产阶级的牢底时走不动，回不了家。怎么办？
他问我想得怎样，是否愿意交代了，我们知道你是受“李一哲”他们影响，讲义气去帮他们做傻事的，只要彻底交代了，跟他们划清界线就无事，我们党一向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等等。我对他说，其实我和他们一样，是不能分开的整体，是对文革的反思的深刻觉悟，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思想，这是一个经受了锻炼而确立的新思想，正确的新思维方式。我们有二个思想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文革及文革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共产党中央讨论通过的，决定全国人民要积极参加的，运动过程变化太快，内容变化太大，不是人民群众自发起来参与的，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北京部分学生受到中央某些人的控制和指挥，然后影响，带动到全国各地的。事情发展到走向直接揪斗人了，所有领导干部和最低层群众都被任意游斗，我们傻了，停下来了，但红卫兵，特别是北京红卫兵按照北京的做法，组织了揪斗，怕群众不参加，招集很多红卫兵鼓励工人参加批斗，我们厂是红卫兵接待站，红卫兵不知怎的把民政局局长张荣接到我们厂批斗（没有武斗）组织者主要是武汉红卫兵，张荣也不知毛主席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以共产党人的服从性，军人的服从性茫然地被红卫兵批斗了，由于不理解，承受不起第一次的冲击，结果这个老红军，长征老干部血压立时高升280度，晕眩了，立即被送入医院，我向武汉红卫兵要回张局的小车，小华沙。第二天把车匙送到医院（市一）给张局长，安慰他，并叮嘱他一定要经受得起才好。我局还有个副局长XXX，就未能经受住，听说有材料说他有汉奸行为，就上吊自杀了。我厂是民政局第一个组织起工人战斗队的工厂，可我们还未组织运动批斗会，只有两次接受了对立派组织的批张大会，我们对文革的发展也不很理解，但也无奈。
第二个思想是历史以来，学校和社会教育都叫人遵纪守法，和睦相处，家和万事兴。但是现在的社会都从不把法制，律例放在治国的重点上，次次运动均按比例抓坏人，比如反革命呀，右派呀，都按比例圈定，这能实事求是吗？人民没有参与民主发言的权利自由，社会没有以法制管理社会，这叫什么社会呢，就算写进宪法的国家大法都不能实现。对待大民主是比法西斯更法西斯，更荒唐，文革的大民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镇压和歧视，但是它是某些人利用以最高国家权力机构为后盾的，是受最高权力机构煽动起来搞得越乱越好的，他们是以国家最高权力机器行驶他们的权力，而没有让人民群众行驶民主与法制的权利进行有效地制约。比如最简单的民主和自由——大小便，犯人对公安说，人有三急呀，公安人员都马上设法让他解急啦。社会上有一座建筑物——厕所，它就解决人们三急的地方，否则人们就到处去民主自由了。但这座建筑有两门口，社会上只有一半人允许进入左边门，另一半人允许进右边门，因为这是公用的，是对使用者制约的，这就是男女厕所只有门口没有门的自然制约，如不遵守这个制约乱进门的话，任何人都可以提醒他（她）走错了。否则这人会被认为耍流氓而被送派出所，或当精神病看待了，个人能力有限，正确使用民主与自由是必须的，法制就是对损害大众利益的民主与自由的制约。目前经常看到报上报道不少黑社会组织和一些无法无天的恶人，以籍其人多势众而无端打人、伤人、杀人，使无辜者投诉无门，有钱、有权就可以组织人去侵占他人的土地财产，杀人伤人，执法部门不去依法制裁他，而对那些写张大字报或说几句完全善意的话的人，却咬牙切齿地大批判后又投其入大牢，这是什么道理呢。
我继续写我的“供词”。记得一九六八年的七月十六日，早上我经过中山六路回厂，一串子弹从教工俱乐部内射出，我刚好被骑楼巨柱挡住，然后向教工俱乐部看过去，几个戴钢盔的警司军人手提着冲锋枪，在他们前边躺着被射杀的红卫兵学生，坐着一个女人，一地鲜血，门前马路边一部装潲水的单车倒在地上，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倒在单车旁，血流从男孩身上流向路边。这三个冤魂是谁批准他们处死的，这就是无法的社会，我不止一次的向我的提审员明确表示，我是不可能从“李一哲”中被分离出来的，我不是受他们影响或者受他们利用，我是和他们一样对文革的疑问和反思，在一起集思广益，思想得以飞跃提高的结果，我的疑问就是从六八年军队在全市开枪杀人起开始沉思，开始分析什么是正确和错误。这是第二次较量（第二回合），是谁胜呢？当然是我胜了，虽然还未坐穿无产阶级的牢底，是我发招叫他接的，他又基本上接不住我这招，反而成为我的听众了。
又一次蛰伏了很长时间，我想起到了李正天他们，他们是否一起全面挨批斗呢，还是只有李正天挨呢？陈一阳，老郭呢？想到老郭挨斗一定很精彩场面，陈一阳就很难想象他的场面了，想不到张嘉琪会被拉去陪审陪杀的情境，我也很想出风头了，玩这招者，非人类也。想呀想，于是我用他们给我的供词纸张写了二份辩论挑战书，一份准备给广东宣传部及理论界权威们挑战，挑战书声明：如果我辩输了，我甘心情愿笑着大踏步走向刑场，成为“李一哲”第一勇士，如果他们辩输了，全都撤职回乡务农，自食其力，不得俸禄。第二挑战书发给法律界包括中央权威们和省、市最高院，如果他们使我哑口无言者算我输，也和第一挑战一样，我就义，让他们看到“李一哲”勇士的风采，如我胜了，他们也如“宣集文”们一样回乡拾猪屎过日子吧。写好后怎么办呢，交给谁转呢，我想到我住的牢房外好像是黄华路，我又一次等哨兵行过去后立即观察，果然是市场前的路，想办法掷到路上让人拾到按信封上面写的单位名称送去不就得了，到了晚上，我把挑战书卷成一支毛笔一样，上写：请交省委宣传部（内详），到大约10时（22时）我观察到岗楼哨兵转去围墙那边，观察围墙外的情况了，我迅速爬上铁窗上，用左手吊着自己，右手迅速伸出窗外用力把挑战书掷向围墙外的路面，真不巧，挑战书被岗楼最外一角挡了一下跌弹回墙内的放风场。第二天下午，主管教来找我了，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对我说，以后有什么要送出向上级单位的文件，信件交给我，我们一定能按你的要求送到，不要放在放风场，在那是送不到你要的地方的。我立即说那请你代我上送，他没有出声，但从此他们对我态度有了改善，知道这个全牢房最顽固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伙顽固到底的原因了。
就这样，我一直等待着这些被轻视，被嘲弄的权威们忍无可忍地想方设法报复、打击我，我知道他们不会接战的，他们也知我是在戏弄他们，我敢如此放肆挑战他们，实在是我根本看不起他们。这一次我又胜了，不战而屈其帅，漂亮。
打倒“四人帮”后，大约在一九七八年初吧，有两个人到潭岗第二看守所找我，想了解项明的事，想知道项明在“李一哲”中起到什么作用。这个人较高大，黑黑的像我，问我认识项明吗？我说项明在广州名声很大，我当然认识，他说我普通话说得很好，我说一两单词还可以，而且说惯了当然发音就比较标准。他说省委定性了，你们是反革命集团，不要认为“四人帮”垮台你们就好了，不是的，省委刚定了你们的性质是“四人帮”在广东的社会基础，项明在你们那里做些什么，参与那些活动，你可以说说吗。我说自从他一九六七年初的事发生后，已对这些不大感兴趣了，社会太奸险，太不公平了，他常到来我们那里坐，一是我们相熟，二是他有空，看看我们还做什么，另外，项明摄影技术很好，我们经常邀他帮我们照相，特别是有时去郊游一定邀他的，除此，别无他事可做，坐坐，聊聊天，看看资料吧。这个来调查的人也客气，平反大会上，进场时有人拍我肩膀，回头一看，竟是他，听陪他来的人说他姓语，处长。
（把我调到调二所是什么年月？记不清了，但原因都很清楚，是说广州可能出现地震，要疏散到郊区，其实是政治地震，打到“四人帮”后，大约是一九七七年初吧。黄华大调狱到潭岗二所，开会宣布是“关心犯人人身安全”避免地震伤害犯人生命等等。大约于中秋节前调回“黄华大厦”的。我记得我又有一首没写完的小诗是这样写的：圆复缺，铁窗四度中秋节，九州同庆，四人帮灭……。这时已是一九七八年的九月了。）
我和我的提审员只见过三次面，即很少交锋，但关了三年半又一个星期（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第二次交锋时提审员对我说：你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非常狡猾，一个是记忆力非常强，我说你只说对了一个，我记忆非常强，是喜欢回忆，特别是对我有用的事，至于“非常狡猾”是正反看法，我应该是非常机警。因为你们现在做提审员很无良，很偏激，本来职责是调查审理犯人是否犯罪，是否有罪，使犯人在平等的、公正的审理中得到合情、合法、合理的判决，你们不搞调查，只按照上级权力者们的指示想方设法置犯人于死地，毫无天理，我们要对付你们，不机警自保，不保持警惕、记忆不好还行吗？
第二点是，我脱离了“李一哲”和广大群众，孤军作战于这最黑的地方，不可能有正义、有真理的地方，深感空虚，所以必须特别警惕，所以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不给你有任何幻想，想办法激怒你，休战时可腾出时间想出另一办法对付我，当然我也杜绝对你们的一切幻想，使我们在没有幻想的对等条件下一对一地较量，你不正好钻入了我的战阵中，无法找到我的死穴，以为冷藏我就会逼我失去斗志，结果失去斗志的是你们，你们对陈锦禄估计错误，包括习老先生对我也估计错误，徒劳了。所以在第三次见面时，我的提审员带上他的上司，预审科长（提审员介绍说）。看到我还是那句话：“怎么样，陈锦禄”？我还是那句话：“我是李一哲集团成员，拿不开的，你们怎么处理“李一哲”就怎么处理我吧”。他们相互对望后对我说：“听说你身体不好，先休息一下吧”，然后离开了。第二天，是1979年的元旦，一月一日。主管教一大早来开门，叫我去收拾东西出去，也不检查我的东西，就带着我下楼（通常调仓是要经过严格检查的，看有没有夹带）主管教一直送我到看守所新后门外对我说：“你走吧”。当时我的第一反应说：“我终于坐穿了无产阶级的牢底了，我胜利了”！立即转头问管教：“车呢”？“已走了”。可能他没有听到我“终于坐穿牢底”的欢呼，也没有听到我还在咕噜：“抓我的时候用雪佛兰，现在放人了，也应该用车把我接回家吧？这么一大袋子的日常用品和衣服，我怎么拖回家呢”？不过，我终于有机会实践了“坐穿无产阶级牢底”，赢得了这次胜利。这次胜利，意义巨大，我觉得非常自豪。
有一点遗憾的是，出狱前的大半年前，我策划在出狱后办一个杂志社，名称叫做《李一哲》杂志社，刊物名称是《民主与法制》。结果老郭对我说：“当局不允许我们再利用‘李一哲’做任何活动了”。当时听到后非常难过，也感到非常泄气，多么恨这个“当局”啊！特别在后来，听说“民主与法制”被上海官方用作杂志名称后，我就更不满这社会的不公平。
最后谈谈我们能取得胜利的必然条件。这得感谢我们生长，生活的地区——广东省、广州市，这充满民主气氛的区域。广州是孙中山先生推翻封建帝制活动和发展的民主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先生的前辈和后辈都有民主革命的著名人物，故广州的民主风气甚浓，加上与海外接触较多，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民主自由的气氛影响了广州人。共产党执政后，来穗官员受到了近30年的民主影响，所以广大干部，特别是群众的民主意思很强，最可贵的是胸怀广阔，不记前仇，主要是明白群众是无辜，错就错在执政者身上。赵紫阳在文革期间被批斗时，腿部被打断，差点死于被追杀途中，只因总理追问广州军区才被逼交他出来，调往内蒙古做避难性使用。所以，赵紫阳在我们面前表示接受批判，因为我们从来不认为我们是绝对正确，但是必须允许反批判，赵紫阳说允许我们说话，即反批判。虽然以万对一是很不公平，但允许反批判在当时已经是绝无仅有。并且强调不能武斗，保证被斗的人人身安全。只有少数地方官也是高级官员却心里极坏地不执行赵的指示。因他们也曾以“群众”身份参加过批陶批赵，与红卫兵一样的“乱来”，现在赵紫阳回来。他们没有希望能够取代第一书记之职务了，不恨这个走资派吗？所以连后来的习仲勋他们也恨了，他们坚持不同意为“李一哲”平反了。他们暗地里议论：你司仲勋算老几，你不也是刚从狱中出来吗？发什么号施什么令呢！你一个北佬以后不是也得要靠我们，你仅仅要熟悉广东也要3、5年呢，走着瞧吧。红卫兵的小孩冲动竞那么强烈地存在于这些“老同志”的思想行为中。这个时期，主席逝世了，总理逝世，今后谁主沉浮？邓小平只不过是个“死不悔改的资派罢了。最可惜的是伟大旗手们倒了，使他们这些准备将接新政权的这批还不老的“老干部”梦幻破灭了。
这些老东西就是这样的心态在强烈地对抗历史的发展，他们是不会管你社会潮流的发展趋势，他们也不会管你国际舆论谴责，他们就只会顾及自己的官运前景好不好，所以致赵紫阳不在话下，致习仲勋不在话下，甚至致中央也不在话下。坚持“李一哲”就不能彻底平反，起码也得保留一条大尾巴给他们，还要把他们都打进国安监控的范围里，永远不准他们抬头，看他们平反了又能怎样。这是共产党的规定呢？还是地方政权的规定？中央的指示彻底平反，由于习仲勋新来，对广东情况不了解，为了尽快忙于搞好广东的恢复工作，习仲勋无奈地拿为我们的彻底平反打折扣来换取这些死顽固们的让道，这账怎么算呢？今天，世人都等了30几年了。民主政治必须实行，法制社会必须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