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文革早期的四大议程及其对文革走向的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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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时重新阅读文革时期的文献，包括《毛泽东年谱》，有一个新的感受很强烈：文革的搞法不是事先规划的，也与政策设计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由各个参与文革的群体发起的“政治议程”。换句话说，文革的理论认识和政策设计，与文革的政治实践之间是脱节的。
　　文革十年，反文革派和文革派先后轮番出场，提出各自政治议题，然后各派政治力量对相关议题进行表态：支持或者反对。
　　从1966年的政治实践看，主要有三个重大的政治议程，可以分别称之为：当权派议程、保守派议程和造反派议程。1967年军队支左之后，全国各地大量镇压造反派，这是文革第四个重要议程——“老军头议程”。
　　当权派议程
　　在当权派议程中间，基本上与《五一六通知》和四清《二十三条》两大政策文件，没有多少关系，而是各地当权派要通过这种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例如湖北省抛出李达是因为他与省委有矛盾。
　　在当权派议程中间出场的有两股力量：当权派(各级党委和上级派出的工作组)及其操控的亲体制力量(后来的多数派和保守派)，这两部分人构成一个“政治机会主义同盟”。《清华五十天》附录所搜集的《高校五十天》中间的材料，基本上属于当权派议程，这个当权派议程的主要内容在北京是“搬石头”和“反干扰”，在武汉是“反右派”结合少量的“搬石头”，兰州大学的李贵子实际上也是汪峰用群众运动的外观实行“搬石头”的工具，云南搞小学教师的左中右排队则属于“反右派”性质。
　　造反派议程
　　造反派议程的针对性很明显：直接是针对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蒯大富提出批评工作组的错误路线及其利用工具——多数派，这是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政治议程。后来中央文革小组举行北沙滩的红楼座谈会，把7月底地院大字报命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升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加以公开谴责和批判。此前毛的概括是“方向、路线错误”，批判资反路线的提出和提炼过程，这实际上是顶层文革派在概括少数派群众的感受之后重新确立方向和目标，是一种“重新站队”的行为，此后文革十年的矛盾和纠葛，逐步浓缩和收敛到造反派与当权派的冲突和矛盾轴线上来了。一月夺权、军队支左和二月逆流、镇反，实际上是这一矛盾的继续。
　　说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至少从底层文革两派力量的形成过程看，不是这样。准确地说，文革时期有着群众运动的外貌——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搏斗，但是，这两派力量都是反文革派——各级党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制造出来的。毛主席、周总理和文革小组，从上面支持了被反文革派力量“逼上梁山”的民间批判力量，使其可以生存下来，并成长壮大，始终参与文革的政治博弈。不过，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和文革小组从上面支持，反文革派同盟(当权派和保守派)能够轻而易举地镇压造反派，这样就无法形成以群众运动外貌表现出来的政治博弈了。所以，准确地说，毛主席没有发动文革，而是选择性地支持了文革中间的弱势一派，以他为代表的顶层文革派对于底层文革派的支持，是造反派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原因，同时也是文革政治博弈得以持续下去的原因。
　　保守派议程
　　在当权派议程和造反派议程中间，有一个保守派议程，这是从撤销工作组之后成立的“伪文革”开始。工作组撤离之后，往往安排各个单位的文革委员会成员，由他们前期所利用的保守派(北京高干多，太子党往往很受工作组青睐)组成“伪文革”，执行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
　　保守派中间最腐朽最堕落的一部分，主要成员为太子党组成，北京的西纠、武汉特动、西安红色恐怖队、长沙的长保军等等，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组织基本上是高干子弟主导的，他们处于垄断权力表现自己的热望，幼稚地鼓吹自来红要掌权，为此狂暴地打击黑五类，与这个堕落政治要求相配合的舆论是“血统论”和谭力夫的讲话。而太子党组织所搞的“抄家破四旧”“打击黑五类”等政治议程，竟然受到政策和法律水平最高群体——各地当权派的接受和支持，这简直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至少从人类智慧发展的规则是不能够作出很好解释的。这个太子党议程，是典型的“转移运动方向”，不仅与政策设计没有关系，也与普通民众的道德认识和政治认识不相吻合。
　　抄家破四旧、封闭民主党派、取消小商贩等，一系列的重大政治经济变革，都是违背中央政策和法律的，但是，这些由胡作非为的太子党们提出的政治议程，竟然被各级各地的当权派们接受并坚决地贯彻下去了，官一代执行官二代的乱命，算是文革初期保守派和当权派合作的一大特点。陈小鲁和宋彬彬等人之所以出来公开道歉，实际上意味着这个保守派议程，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合法、无法自我辩护的，但，稀奇的是：由于受到“彻底否定文革”之后系统谎言的支持，这个道歉再一次成为公开的政治表演。
　　在官僚精英群体支持下的知识精英写作的文革史中间，陈小鲁们的胡作非为被无限制放大，好像他们的行为就代表了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实践。太子党在文革舞台上活跃的时间很短，1966年8月跳得最高，但随着造反派的崛起，就逐步淡出，1966年年底“六冲公安部”之后骨干被抓，就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但为什么保守派议程中间的太子党议程，在文革早期就被各地当权派接受和执行，这个可以解释：他们的目的是转移运动大方向，但在文革史写作中间为什么也被无限放大(甚至一些自由派的学者也莫不如此)，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分析和解剖。
　　老军头议程
　　1966年10月正式提出“批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以两报一刊为代表的主流舆论，转过来全力支持造反派对于当权派的批判，在各地当权派中间激起普遍的对抗情绪，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组织了三道防线：年轻力壮的小干部组成保卫市委大楼指挥部对抗学生造反派的冲击、中高级干部组成值班小组应付学生的问题、高级干部穿上军装躲进军区。三道防线的设立，实际上是没有罢工号召的实质性罢工行为。党政干部的罢工或者消极怠工，对于中央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不得不寻求重建秩序的力量，上海造反派在反对经济主义妖风过程中间，出现了“接管”并组织起来抓生产的经验，后来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就称为“夺权”，同时，军队被要求出面支左、支工和支农，为秩序重建发挥中心作用，还要求党政干部“亮相”出来工作，这三部分人都被要求为重建秩序发挥作用，这其实就是后来“军、干、群”三结合成立革委会的起源。
　　1967年一月底军队支左之后，有一个“老军头议程”，老军头议程是二月逆流最具体的表现。当时在中央议事中间出现了所谓的“二月逆流”，二月逆流的内涵并不是怀仁堂里“三老四帅”打打嘴仗这么简单，毛主席定性为“从上到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更主要体现在军队支左之后，以军队的力量镇压造反派的全国性现象，其中最恶劣的表现是青海“二二三事件”——军队开枪打死打伤造反派学生和工人369人、逮捕上万人，四川抓捕造反派十余万人。各地造反派普遍被镇压，保守派得到支持。
　　在顶层文革派与底层文革派之间
　　到了军队支左之后，文革的全部参加群体都出场了并自觉地厘清了阵线：你站在哪一边参与文革政治实践?1966年的“资反路线”和1967年的“二月逆流”，在实际上规定了文革双方的阵线和冲突的内容，你参加文革是支持批判资反路线还是相反?是支持军队镇压造反派还是反过来?一个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你是文革派还是反文革派。毛、周和文革小组作为顶层文革派，不过是在这个阵线厘清过程中间，选择一边加入了进去。
　　从1966年的三大议程看，毛、周和文革小组等顶层文革派，在支持批判资反路线这个时间段上，对造反派的支持力度最大;在1967年军队支左镇压造反派的时间段，支持力度就小很多(只支持给群众组织平反，不支持追究责任人，追究责任人就要把“揪军内一小撮”进行到底)。到了1968年八一五国防冶金工作会议之后，支持力度就更小了。
　　与此同时，甩开各级政权组织派出记者，直接去各地搜集第一手的决策信息也差不多停止了，中央文革记者站开始和停止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信号。是否需要建设一个独立的信息链实质上意味着：中央作出决策是依靠各级政权组织提供信息还是甩开各级政权组织的信息?由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存废所揭示出来的政治内涵，是理解顶层文革派与底层文革派关系演变的主要线索;王关戚垮台之前的系列表态，实际上是试图继续以较大的力度支持造反派，并且没有看到力量对比难于更改的事实，以及维持秩序的最低需要。要是从造反派和当权派的矛盾和冲突看，揪军内一小撮和批判当权派的资反路线都没有错。
　　反文革派的优势力量及其对文革进程的决定性作用
　　在1966年的文革实践中间，当权派议程、保守派议程和造反派议程这三大议程出来之后，实际上文革就已经脱离了原初的规划和设计，所谓的斗批改三项原初规划的议程，只剩下“斗”这一部分了，后来所谓的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清理阶级队伍等等，都成为当权派清算造反派的手法和借口，不再与文革的设计有任何关系了。就像蒯大富没有能够在清华的力量博弈中间占据优势一样，后续的批和改都没有合适的依靠力量去进行，也就是说，文革的政治实践因为底层文革派——造反派——未能在力量对比中间胜出，批和改都丧失了依托，迟群这样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教育革命的合适带头人。借用当时的词汇来表述：没有一个新生力量就没有创造新生事物的可能性。
　　在造反派的视野里，当权派及其支持和利用的保守派组成的反文革同盟，其力量非常强大。这个反文革同盟从头到尾主导了对造反派的系列镇压过程;从文革十年期间当权派镇压群众看，有三个逐步升级的阶段。五十天和镇反属于“习惯性镇压”：听到不同意见就用“反革命”“右派”等帽子压制下去，这在官场惯习中间不算反常，多年来官场上下级关系中间发展出一整套“逢迎吹捧拍”的语言，不熟练掌握并使用这一套语言就无法与当权派进行顺利对话，而保守派中间很多党团员倒是有着这样的初步训练和技能，这种在机会主义同盟中间通行的标准恰好是造反派拒绝和不熟悉的;而1967年军队支左后的镇反和武斗、1968年的清队和后来的打“五一六”，这可以称之为“报复性镇压”;1975年的“整顿”和1976年之后的“揭批查”以及后来的清查“三种人”，这个要算是“投机性镇压”。
　　正是在对造反派的系列镇压中间，保守派也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角色和表现方式。在习惯性镇压期间，保守派还只是作为多数派配合当权派的需要，通过揭发批判搞点业余的“诬陷”工作，目的是把提出批评意见的老师和同学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在二月逆流镇压期间，保守派搜集材料论证“镇压有理”;在武斗镇压阶段，保守派拿起武器，武力围剿造反派的有生力量，把文化革命演化为武化革命，武汉的百万雄师就是典型的代表;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期间，保守派很多人成为“脱产”的动力，专司“逼供信”事业，为制造冤案贡献力量。在后续的投机性镇压期间，一样是作为脱产的专案人员起作用。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保守派因为制造冤案有功，得到政治上的优先提拔，进入第三梯队，此后，文革期间的当权派和保守派逐步实现了在毛后时代的官场携手共进。
　　习惯性镇压期间，还勉强算是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问题，而大规模的报复性镇压则够得上毛所称的“一个阶级对另外一个阶级”的冲突性质，至于后来的投机性镇压则是政权重新确立政治同盟并选定执政基础的刻意而为之，那个时期给地富反坏右摘帽乃至于给资本家补发公私合营时期的资产，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包含着明确政治同盟重组所需要的内容。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日初稿
　　二〇一五年一月七日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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