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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9 1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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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 顾建堂著(8)" i E; R" S0 G1 { k, i( J- J
9 U2 T E' g9 y[ 作者:顾建堂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644 更新时间:2014/6/29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8 z# _$ B$ [ q$ o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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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顾建棠,1931年出生,江苏省海门市人。1945年小学毕业,同年11月到衣庄当学徒。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入团,1956年入党。先后在海门县税务局、工商科、劳动科工作,1954年调到长江下游工程局青龙港护岸工程指挥所,1954年10月调南京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1955年5月调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处劳工科,1956年调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肃反审干办公室,1958年春调共青团长办团委。1959年毕业于共青团中央团校第十期,随即回长办团委工作至文化革命开始。
" f0 `1 E. P# `2 a1966年6、7、8月,为长办“保林(长办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派”领头人。1966年10月上旬组建长办第一个群众造反组织“硬骨头战斗队”, 1966年12月26日“长办联司”成立,任一号勤务员。1967年12月任长办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 @5 {4 u9 Y# ?1976年11月至1978年1月7日,经湖北省委决定被隔离审查。1978年1月8日被捕入狱,1983年1月被判七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1 @9 v; H: F'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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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群情激奋欢歌庆胜利- L5 L) |3 U% Z' m9 c- {
长办联司面临分裂境; A+ Q) t9 E" h! X1 e5 u$ p
' ]: P" _/ e# z7 C1 e# j I6 s1967年8月初,长办联司六二六大撤退时逃往北京的人要返回武汉了,我前去北京水电学校给大家送行。大家要我说几句,我当时联想到百万雄师的悲剧,以及钢新两派在京代表唇枪舌剑的现状,就对即将回汉的同志们说:陈再道倒台了,百万雄师覆亡了,现在我们成了胜利者。我们一定要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请同志们千万注意骄兵必败,回去后一定要正确对待站错队的群众和干部,千万不能报复。百万雄师垮台,原因很多,但到处抓人打人杀人是他们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不得人心。我们回去,他们害怕我们武力报复,所以万万不能搞他们那一套。毛主席说了,要允许人家革命,站错队站过来就是了。还有一点,我们长办联司绝不参加外面的派别斗争,把自己单位的事办好就不错了。我呢,先回老家一下,待伤势好了回武汉。- |: Q1 H; J; D1 K6 l- m: J' R8 g
第45节 郭主任痛陈乱象忧分裂% C; j: F: n1 G5 r+ `% k$ q
我8月10日回江苏海门老家疗伤,原准备国庆节前回长办。谁知连续接到当时主持长办工作的郭志伟主任的两封电报,催我尽快返汉。后又派我的同乡、规划处技术员黄××到我家,当面转达了郭志伟要我立即回汉的意见。我8月20日抵汉,联络部的夏其发和彭炎生到码头接我,并安排我先在新中原(中原机械厂)住下。* f* K% x1 |" p2 N0 I
当天回到长办大院见到了郭主任,他对我讲:“现在乱得很啊!外面钢工总插手长办,要在长办发展钢工总,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致使长办联司出现了‘钢化’与‘反钢化’两派。还有人要彻底改组长办联司,有人提出重新组建联司勤务组……等等。”" Q/ L+ h8 h2 e5 G; h) Q
郭主任又说:“8月上旬长办联司的同志不仅不抓人不打人,而且对不敢上班的百万雄师长办造委的那些同志,上门看望,主动送去工资,人家也很感动。但不久‘钢风’刮进了长办大院,外面的打人歪风也随之而来,内部又出现了‘报复’与‘反报复’两种意见。”郭主任很担心,认为长办联司面临分裂的危险。
% N4 D9 Q7 g9 M; c0 L( V; R为了长办联司不内乱,不被钢工总吃掉,我从了解情况入手,听取各方意见,提出应对措施。我向李纯钊、邱碧谨 、王秀林、王有秋、高永华(长江科学院政治处组织科长)、缪盛桂、徐秀庭、张振奇(长办组织部组织科长)等领导干部征求意见,请教办法,随后,与郭主任商量:先开个长办联司勤务组会议,邀请几个领导干部参加,就目前存在的“钢化长办”、“改组联司”和“武斗打人”三个问题,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议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中心是团结内部,保护长办联司不分裂。郭主任赞成,要我尽快召开。) Y9 A7 n) o; Q
8月26日上午,在红楼二楼会议室,我主持召开了长办联司勤务组扩大会。会上七嘴八舌,提了不少好建议。根据会上意见和自己的想法,我提出了以下四条措施,得到一致支持,并顺利实施。7 F# V) w+ {7 b) l8 c4 A
第一,加长“板凳”,扩大勤务组,避免长办联司分裂。六二六撤退后,联司勤务员各自东西,武汉、长沙、上海、北京等地出现了主持工作的实际领头人和一批积极分子,比如在武汉除严常、郑兆鳌外,工大的王明、修建队的孙敬龙等坚持斗争;工大女学生刘本凤孤身一人闯进长办大院,打开广播鼓动抗暴,百万雄师闻讯赶来,包围了长办要捉拿她,刘本凤身背大喇叭,用一根麻绳从新大楼五楼滑行下来,在围观群众的护送下,安全脱险。在长沙有殷亮白,在上海有吴泽宗,在艰难条件下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现在有同志提出要改组或推倒长办联司勤务组,我认为是很不妥当的,不能因为在特殊情况下大家出了力,而否定排挤原联司勤务员。因此,我建议加长“板凳”,就是扩大长办联司勤务组,六二六大撤离后在武汉、长沙、上海、北京等地主持工作的实际领头人,都可以进入联司勤务组,这样做可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内部分裂。请大家考虑。) {& s. g5 F- |& @+ i3 t( T K
第二,对内一盘棋,对外三面旗,堵住“钢化”风。早在1966年12月26日长办联司成立时就定下规矩:长办联司不参加任何社会性组织,不接受任何社会组织、人员加入长办联司,不准社会性组织在长办内发展其组织。但时局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长办联司成立后,应郑兆鳌的要求,我们与武汉工造总司结盟,长办联司内就有了工造总司的旗帜。七二〇后钢工总多次插足长办,他们不达目的是不罢休的,我们来个借“钢”堵“钢”,由谢从勤带领堤角修造厂工人加入钢工总,把钢工总的旗帜接过来。这样,从组织上形成了对内长办联司一盘棋,对外联司、工造、工总三面旗。请同志们发表意见。8 m# x7 x; R1 D
第三,组织文斗示范大会,制止武斗打人。批斗对象是李庭序,规定批斗中只动口,不准动手,不得辱骂;李庭序坐着接受批斗,允许发言申辩。我强调:反对武斗打人,坚决制止打人。有人打着为造反派报仇雪恨的旗号打人,那是谎言。说要报复,我有这个资格,我被打断了左膀和两根肋骨,在长办没有第二个人。搞武斗打人的人,是形左实右,是帮倒忙,是在破坏大好形势。如果这次文斗示范大会成功,今后各单位就按这个样板去搞。$ ~! o4 S4 M4 F) a) p+ p5 x& J' N
第四,要保护好长办党委成员和百万雄师长造委的头头。# |/ m" b# J( O" A) r0 V) H9 R
以上四条得到了大家支持,并顺利实施。# D3 r1 E; i( I% K( M* H
8月27日上午,在灯光球场召开了批斗原长办党委第二书记、百万雄师长办造委后台李庭序的群众大会。在这次文斗示范大会上,出场批斗李庭序的人,除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于亚农一人用手推了李庭序一下外,其余的都没有出格。会后我还当面听取了李庭序的感想,他说;“在延安整风中,也有过激行为。昨天这样的会符合党的政策,尤其是让我申辩,事前我想都不敢想。”
1 ]8 n( D& Z0 U8 r我先后走访了宣传部的成绶台、枢纽处的刘仁(长办团委第一任专职书记,后送出深造成为技术干部),他们和我都是从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调到长办的。我看到成绶台脸面被打得又青又肿,刘仁也被打,但未见伤痕,当时我问是谁打的,他们都不讲。后经了解,动手打人的有长办联司的人,也有百万雄师长办造委中反戈一击的人。动手打林一山、李庭序的,不光有长办联司的人,还有党委成员,有的还是林、李的亲信。(林一山复出后,凡是打了他的人,即使是长办造委的,都没有得到重用。)长办联司成员中七二〇前挨了打的人,除个别人外都没有报复打人。真正动手打人的,恰恰是那些没有挨过百万雄师打的人。(长办联司中有名的打手,在“揭批查”后林一山一统天下的长办却被破格提拔,由工人当上了处长。)3 `7 I2 C( V& N' @; c
但武斗打人并没有因此绝迹,在公开的批斗大会上明目张胆地打人不见了,可是有那么几个人变换手法,会上不打会后打,明里不打暗里打,群众很难发现,被打的人又不敢声张。比如政治部办公室主任、长办造委发起人之一、百万雄师成员胡彤被打后,没有声张,我得知他住院后赶到协和医院看望时,才知道是修建队工人周启太把他打成重伤。我请求院方领导项济生不惜代价全力抢救,胡彤终于治愈出院。
6 h' |# c$ `5 o8 D对在汉站错队的长办党委成员进行监护,防止被武斗。我们作了专门安排,林一山由行政处负责,李庭序由机电处负责,丁福五由施工处负责,黄世忠由施工总队负责,防止对他们武斗。于亚农反戈一击表现好,没有人会对他武斗。( w0 t- F5 G: h
一次长江工程大学长办联司八一阵线的几个学生把林一山关进防空地下室,郭志伟得知后,马上叫我找到严常,要严常立即放人,很快林一山回到了行政处。4 i7 W8 Y+ I" m, l+ Y8 m
李庭序1968年11月上旬突发脑溢血,当时我和郭志伟正在黄浦路兵站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录音。李兆生和梅荣其向郭主任急报,郭立即请假和我赶回,马上要长江医院立即转协和医院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以后又转北京积水潭医院作康复治疗。4 v5 ^7 J. i' i. w4 g
我们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抵御“钢风”、稳定长办运动形势以及团结长办广大干部群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4 ~' q7 S9 r, W) D Q4 Z
这里还有一件事要提一下。在狠捅“马蜂窝”和“两清” 时,在长办大院展出了李庭序被打断肋骨十几二十根的X光片(人体肋骨总共二十四根),而且说李庭序的伤是在顾建棠纵容下造成的,不少人信以为真。后来在批林批孔中,据长办东湖疗养院姚院长和袁东海大夫透露,展出的X光片是放射科某医师伪造的。三十年后,与我住同一栋楼的协和医院顾寄真教授,正是当年在北京积水潭医院为李庭序治疗的大夫,我与他闲聊时谈到李庭序的病情。我问:听说李庭序的脑溢血是因被打断十几二十根肋骨造成的。他说不是的,断了十几二十根还了得,我给他多次做全身检查,没有发现肋骨断裂。曾一度闹得满城风雨这一事件,是真是假,只有李副主任心里最清楚,但他始终没有出来说句公道话。
" t, v k5 {1 a- n# ~, j) k" l第46节 真情实意保护“造委”头头4 I2 ^5 b3 [; G; K
1967年5月长办造委整体加入百万雄师后,对长办联司实行全力围攻,特别是在6月26日长办联司撤退时,就有老红军、长办副秘书长罗红元,老新四军、部队转业校官、秘书处长缪盛桂,老八路、行政处房管科长阎清武,老新四军、部队转业干部、劳资科的张贤良、长江工大老师俞剑如等一百多人被抓,没有一个不挨拳脚的,还要设计好的表上登记画押,有的要写书面检查,有的被迫写出“投降书”。
) O' M# f& m# ?) `" }8 U七二〇事件后,长办联司的绝大多数群众和干部都能不计前嫌,正确对待并保护昔日的对立面,尤其是尽力保护了造委的头面人物。* N& K. |" F3 l2 p1 m
第一个是长办保卫处干部任国顺。任国顺是百万雄师总部保卫部部长,不少人要找他算帐,一些外单位的造反派也在找他。长办联司组保部副部长陈林海会同王宜久、江超伦、沪玉琪(此四人均为长办保卫处干部、中共党员)和人武部的郑兆业等,在我返汉前就把任国顺秘密保护起来,毫毛未动一根。
7 q2 U0 l# x- q" U3 \第二个是百万雄师长办分站一号头头马振河。他原是长江科学研究院材料室的工人。1967年5月和宣传部的郑学平一起带领长办造委集体加入百万雄师,并成为长办分站的一号头头。七二〇后他出逃外地未归,而群众到处寻找他。为了防止他回来挨打,我给联司科学院负责人王叔善打了招呼:“一旦发现马振河回来,一定要保护起来。”不几天王叔善告诉我:马振河回来了,咋办?我说:“先保护起来,封锁消息,然后慢慢放风。同时做好联司同志的工作,在不会发生武斗的前提下,再让马振河与群众见面。”王叔善认真执行了,马振河平安无事。他也十分感动,曾在毛主席像前拿着他父母的家信跪地痛哭,悔恨“违背了毛主席教导,站错了队”。6 N+ t7 H8 R c0 N% H0 c0 g
第三个是百万雄师长办分站二号头头郑学平。大约在1967年10月上旬的一天,郑学平爱人赵仁桂 到我办公室,低声告诉我:“老郑回来了。”我问:“现在哪里?”赵回答:“在家里。”我说:“不安全。你明天一清早把郑学平带到我这里,由我安排,你放心回家。”
6 y7 O+ [0 ] H _7 Y& ~我当即叫来施工总队的苏勇和李仕清,我对他们说:“有个重要任务交给你们。郑学平回来了,我们先把他秘密保护起来,现在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千万要保密。”并要苏勇把我对面的办公室清理一下,放一张行军床,然后把门锁上,钥匙由苏勇保管,今明两天不要离开大院。我又要李仕清赶紧回蒲圻施工总队,嘱托他把我的信一定要亲自交给邓文光,然后听从邓文光的安排,连人带车迅速回来。
! \# v$ T* x* D9 b2 X% Q第二天清晨,郑学平戴个大口罩,在他爱人陪同下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把苏勇找来,让他把对面的办公室打开,让郑学平进去。我对郑说:“你要作好准备,今天或者明天把你转移到施工总队。你就在那里好好休息,看看毛选,吃饭、保护由苏勇同志负责。”
. |. n1 d3 b; B/ z" @8 S下午,李仕清和十几个人乘一辆带篷卡车回到大院。下班后,郑学平仍戴着大口罩上了卡车,立即驶往蒲圻施工总队。' h% A3 t6 ~- |* c
过了两天,我在联司勤务组会议上向大家透露了郑学平回来的消息,不少人闻讯而来:郑学平现在哪里?我们要批斗他。我乘势讲了我的意见:“人在我这里,你们要批斗也可以,但必须文斗,动口不动手。你们只要做得到,我先把郑学平交宣传部,就像批斗李庭序那样,由宣传部组织文斗示范批斗会,其他单位可以派代表参加。各单位要批斗,必须经宣传部同意,并派人陪去陪回。”就这样,郑学平也安全渡过了这一非常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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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N0 N% R: M1 u" J; n第十章 钢新内斗偏离大方向' h% ~) R( g. ]2 |. v" U2 E
狂刮钢风长办遭大殃/ F: n! J9 d" Q' T+ Z
七二〇事件后,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附录五)中明确指示:“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这个新阶段必须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轨道上前进”。希望武汉革命造反派在实现这个新阶段中“要善于团结一切群众。要善于启发、教育一切受蒙蔽的人。过去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群众组织,只要他们一旦觉悟,愿意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都应该欢迎他们,并肩战斗。”同时任命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任命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全面主政湖北。
7 `* X) ?3 {1 ?8月8日,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把三钢、三新、三司革联 的主要负责人请到北京,共商搞好湖北的大联合、三结合,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事。到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共识,并签署了“八八纪要”(附录六)。纪要中周总理谆谆叮嘱:“现在武汉的形势大好,……大家可不能把功劳都算到自己的身上。……你们要对武汉负责,对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负责。”“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彼此多看对方的长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多作自我批评。……不要因为内战辜负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期望。”“纪要”中党中央要求:“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三钢、三新一定要加强团结,武汉对长江两岸、对全国影响都很大。”
+ {6 u+ ~5 ]+ h8 x这是毛主席、党中央为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指明的正确方向,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由于曾、刘没有真正贯彻执行八八纪要,致使钢、新两派偏离了毛主席指引的大方向,再次爆发内战。
0 T1 K# f. `: v& ~! G+ X' h: ?6 y第47节 钢新在京代表开打派仗
. A3 u n; M# D/ W/ {1 W$ y0 M参加过抗暴(抗击百万雄师武斗暴行)的武汉造反派都知道,钢新两派的头头们也晓得,赴京代表团中的两派成员更清楚:5月16日,由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与工矿企业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共同组建了武汉市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武汉大联指”)。接着就以武汉大联指的名义,代表全体武汉造反派,组成了武汉赴京控告团在京展开活动。可是七二〇后,在京的钢新两派代表四处发表的演讲中,这个武汉大联指不见了,被钢新两派的在京代表搞靠边了。七二〇后,我从7月27日至8月9日,在长办联司驻京代表赵枣安的安排下,先后参加了首都百万军民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大会,北京地质学院召开的武汉造反派控诉陈再道大会,在中山公园召开的中直机关支持武汉造反派群众大会,水电部机关造反派声援武汉造反派大会,还参加了京郊一个大工厂的声援武汉造反派的活动。在这些会上登台讲话的武汉钢新两派代表,包括长办联司在内,闭口不提武汉大联指,不讲自己是武汉大联指代表了,只讲自己的组织。代表武汉全体造反派的武汉大联指在一片欢庆胜利声中消失了。这是钢新分裂再次内斗的前兆。# J c8 E* w# j P+ n# w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发表之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勤务组邀请武汉造反派在京代表,在海军大院参加座谈会。到会的有新华工的聂年生、工造总司的陈海波和另两人(不认识)、钢工总的两人(不认识)、长办联司的顾建棠和赵枣安,还有另外几个组织的代表。“三军”勤务组代表发言的主要内容,是希望武汉造反派大团结、大联合,把握毛主席、党中央指引的大方向,把武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W1 q" U+ E) t/ g; b+ Y
聂年生发言说:在二八声明问题上,我们是有错误的,在这里我代表新华工向我们的亲密战友钢工总表示歉意。现在我们保证,在胜利后一定同武汉的造反派团结战斗在一起,共同把武汉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也不辜负三军造反派的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和希望。4 z2 a4 s ~& M4 f; I( R
钢工总的代表发言说:二八声明的方向完全正确,我们永远是这样看的。以前新华工帮陈再道镇压了我们,但我们不计较。现在毛主席给我们撑了腰,我们解放了。但今后如果再有人在背后搞我们的鬼,我们决不客气。
3 X3 h# U/ x! |. n! L( v- X工造总司的陈海波则大讲工造总司和三新在为工人总部翻案中作出的巨大牺牲。他说:有的人怎么在抗暴中没有见你,现在反倒成了英雄……等等。
) y: H% F$ v4 E* Z, B0 T! o这就预示着钢新内讧即将来临。- F; d5 T+ W" F- {+ T; ]
第48节 在京钢派独占《武汉烈火》# P+ h+ J) p/ ^2 L# B* L4 T
1967年8月初,在北京三弟家我看到一份《新武汉》报,该报刊登长办联司是联办单位,我原先只知道武汉大联指办了《武汉烈火》报,在北京日报社印刷,长办联司还派吴宗良(《人民长江报》记者)去当记者。怎么现在又出来个《新武汉》呢?我怀疑有人搞分裂,问了赵枣安才知道,原来是钢派把《武汉烈火》强行独占了,工造总司的驻京代表龙梅生 于是另办《新武汉》。由于长办联司是武汉大联指成员,所以把长办联司列为《新武汉》的联办单位。我与赵枣安等商量后,决定以长办联司的名义通知龙梅生他们,立即停办《新武汉》报,力避公开分裂,以求钢新团结。吴焱金的回忆录《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版)中也提到:“在北京打出‘新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旗帜,估计是工造总司驻京联络站负责人龙梅生联合其他新派组织搞的。”(第74页)。我们的努力没有一点成效,种种迹象表明,钢新之间派性斗争的再次爆发已渐行渐近。2 f( N6 e( X6 j( a- b9 q) x* Z# O
第49节 钢化反钢化派仗战不休
% N9 A$ X; `) U% v1967年的8月到10月上旬,是七二〇后钢新两派内斗的第一阶段,表现为两派围绕“以钢工总为核心,钢化江城”这一主张所展开的钢化与反钢化的激烈斗争。
4 Z9 f6 W& Q5 \( i当时工造总司决定加入钢工总,可是钢工总提出只收兵不要头,就是不要吴焱金等勤务组成员。这实在欺人太甚,因而工造总司勤务组取消了加入钢工总的决定。这是1967年8月26日上午郑兆鳌告诉我的。
. F& z7 r* O/ g: C) I# a# [! P交通联司一号勤务员傅廉 曾对我说过:交通联司当时也同意加入钢工总。在谈判中他提出:交通联司整体加入,只要求在交通联司名称前冠以“钢工总”就行。但钢工总的一位女代表提出:“我们是来接管收编的。”交通联司一听很反感:把昔日的战友当成“傅作义”来收编,老子不参加你钢工总了。
1 F1 M+ K7 [, O- r中原机械厂在七二〇前只有新派的“新中原”一个造反组织,而七二〇后钢工总插手该厂,组建了钢工总中原兵团,其中多是原百万雄师成员。我当时不无感慨地说了一句话:钢工总想钢化江城,有心无量。
! b6 \) o7 Q4 n2 Y9 k2 v工总的这种行为得罪了新派,因此新派反“钢化”。工造总司提出以“大联指”为基础实现大联合的主张,吴焱金为此在1967年8月24日《湖北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加强联指,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建议》的大块文章,与工总的“钢化江城”公开对抗。新华工等又提出应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按系统按行业按单位实行革命大联合”的主张,公开与“钢老大”的“钢化江城”叫板。9 [! i7 E5 `, A5 d: E5 B
工总针对新派的回击,在武汉三镇刷遍了‘钢化江城”、“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的大标语。这场派仗越打越大,直到10月8日后才由明争转为暗斗。5 A7 p4 g0 A2 D/ I$ S; E7 i- a
第50节 钢风满江城长办吞恶果
2 ]0 [- {& O8 {: A长办联司当时属新派,七二〇后我们联司勤务组一心想搞好本单位运动,力避卷入不符合大方向的派别斗争,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偏偏钢工总一而再、再而三插手并分裂长办。对于新华工提出的“遵照中央指示,按系统按行业按单位实行革命大联合”的主张,我们拥护支持。为了避免被钢工总吃掉,我们采取了“借钢堵钢”来应对。但工总“钢化”长办的雄心更大,分裂长办的手伸得更长。
5 x! y2 W& W1 d. p我们长办联司成立时就规定:联司不参加任何社会性组织,不接受任何社会性组织加入长办联司。七二〇事件后,长办联司在社会上已稍有影响,当时虽有不少造反组织主动要求加入长办联司,我们都一一婉言谢绝。我们一如既往,既不加入任何强大的社会性组织,也不欢迎任何社会性组织插手长办、扩张势力,我们只想按照毛主席指明的方向把长办的事情办好。从1967年8月起,“钢化长办”尽管屡屡被阻,但他们分裂长办联司、鲸吞长办之心不死,要成立统辖整条长江长办系统的“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导致严重后果。
6 G4 C. H$ r5 Q9月26日,联司成员、长办水利工会长江职工俱乐部干部姚永喜(中共党员)在二食堂门口对我说:“钢工总要在长办搞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人员都是原来百万雄师长办造委的人,他们在汉口技校已经开了勤务组会议。”我问:“有没有证据?是不是真的?”姚说:“没有错的,是他们勤务组中的人来告诉我们的。”我说:“那就请你好好查清楚。查实后,要给钢工总总部讲清楚,我们反对他们插手长办,反对他们来长办制造混乱。”
6 `8 X/ U: \+ O+ J0 F! V1 l6 V两天后,姚永喜告诉我:“现在名单都搞到手了,并且向钢工总总部核对了,一点没错。共有159人,其中158人是百万雄师长办造委的,只有一名是住在长办疗养院的外单位的人(后来了解是水电部武汉列电的工人)。长办科学院工人罗德义是头头。而我们联司所属井冈山的周仁(科学院岩基室技术员)也到钢工总报名参加,钢工总要周仁和罗德义合起来在长办树旗,他们之间为谁当头头争吵不休,现在还在扯皮。另外,叶茂盛(中共党员,长办水利工会干部,长办造委成员)对我讲:“原百万雄师长办造委的人七二〇后一直没有停止过活动。成立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是根据李庭序七二〇后在堤角修配厂要他们恢复工总长办工人分部的指示搞的。他们先是搞‘工人分部’没有搞成。接着又搞‘钢红旗’,又没有搞成。现正在搞‘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一旦搞起来长办就要大乱了。”
1 ?% V+ U+ d! J5 j) Z. y0 v' f我说:“李庭序的话看来起了作用。他们是想在长办重新制造对立的两派,想依靠钢工总的力量把我们搞垮。你们赶紧到钢工总去说明我们的态度,希望他们不要到长办来插手搞分裂。必要时把长办造委即工总长办分部在1967年‘三月镇反’中反戈一击投靠陈再道的材料拿给他们看。七二〇前我们为工总翻案的时候,工总长办工人分部正在高喊‘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现在工总翻了案,反过来支持百万雄师,不惜踩踏昔日为其翻案的战友,不惜纠集已经覆亡的百万雄师长办造委残余来破坏长办的大联合。如果钢工总发展他们,我们坚决不答应,对钢工总来说也是很不光彩的。”. X* D, L; k e: X( |% a* o6 _
1967年国庆节前夕,张文彦 到老大楼二楼大办公室找到我说:“我在宜昌搞到一份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的名单,并到钢工总总部进行了核对。据了解,一开始钢工总答应给他们树旗,但经我们把情况一摆,他们答应我们不给树旗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钢工总又同意他们树旗。经我们交涉,钢工总再次向我们明确讲了,保证不来长办树旗,在长办只承认长办联司。原先周仁他们也参加了长办系统兵团,在工总也听到工总说的在长办只承认长办联司,他们也不搞了。”我说:“只要钢工总不给他们树旗,他们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搞不起来的。钢工总要是支持他们并给他们树旗,就是对抗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按单位、部门、行业、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指示,是破坏我们长办的大联合,就是明目张胆搞分裂。你们的工作很有成绩,否则我们哪里知道这些情况,甚至他们把旗在长办树起来了,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们现在把材料整理好,放在材料组保存。”我当时以为这件事已了结。 Y& @6 J0 s( l& P! W% }5 I4 [
10月6日上午,长江职工俱乐部正在召开欢迎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谢胡总理访汉的动员大会,子弟小学的宁金姣老师急急忙忙找到我:“不好了,长办有一个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定在10月7日来长办大院树旗,你们知不知道?”我说:“前几天听说有人要搞什么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但工总表态说在长办只承认长办联司,不搞什么长办系统兵团了。怎么又要搞树旗了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宁金姣说:“在一六一医院看到了公告、请帖和标签。”我说;“你去拿来给我看看。”
( d* \0 N5 E9 J. A5 `( g$ ~% c午饭后宁金姣把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树旗的公告、请帖和标签给了我。这时姚永喜报告,钢工总要在长办树长办系统兵团的旗;紧接着郑兆业也报告,员臣告诉他这个消息;严常、郑兆鳌相继为此事向我告急;周仁、王立柱 也提供了相关情况,并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反戈一击。
5 B! e5 e; X5 G; {8 u在这种形势下,我主持召开了长办联司勤务组紧急会议,统一了思想:钢工总在长办搞树旗,是对抗毛主席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实现大联合的指示,是破坏长办已经实现的革命大联合,是蓄意分裂造反派,为走资派张目效力,因此必须认真对待,彻底揭露,全力阻止。会上拟定八条应对措施:/ g# l/ h! f* V
第一、派葛仲余、何重新 带上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的公告、请帖等物证和周仁、王立柱等人证,前去武汉警备区汇报,要求警备区立即劝告钢工总停止在长办大院为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树旗。' b1 X* c7 O- V+ s: [! `
第二、由我主持,召开长办全体职工大会通报情况。严常向大会报告:原百万雄师长办造委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七二〇后千方百计、削尖脑袋钻进钢工总。现在他们打着钢工总的旗号,改头换面,借尸还魂搞复辟,想把我们长办的大联合搞乱搞垮,想把一小撮走资派重新扶上台,想恢复七二〇前的境况。他们不惜反对毛主席关于按行业、部门、单位实现大联合的指示,成立了一个什么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并且明天要到长办大院来树旗。同志们,战友们,一切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革命群众,你们说,答应不答应?场内群情激奋,高呼:坚决不答应!% n% k9 w% w$ d& t% c8 r u2 s
姚永喜上台介绍了长办系统兵团的内情,并说他们的活动地点在汉口劳动技校,李庭序、董玉堂 、刘贺春 、崔吉礼等为后台。这些情况,我在会后问过姚永喜,姚说是周仁向张文彦和他提供的,周仁一开始就与罗德义等搞系统兵团,罗德义直接与刘贺春联系。
4 Y$ o! g; s3 c4 @$ X我在大会最后宣告:凡是参加了系统兵团的人及其指使者,只要向所在单位联司负责人表态脱离,一概既往不咎。
8 h/ z S" o- n }; d) n第三、向中央文革发电报,报告钢工总插手长办,策划已垮台的百万雄师长办造委成立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制造分裂。2 _& l. V0 ]' _, p0 F6 Q4 t
第四、安排周仁搞一次反戈一击大会。2 P7 D$ G/ o% j9 K7 h$ B: W/ s
第五、向钢工总发抗议。5 W6 y# u! p5 r2 A& B; J
第六、向新派各组织发呼吁书,请求声援。% S6 K% l1 D" @5 u+ u6 H; X. G& I
第七、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揭露原百万雄师长办造委借尸还魂的阴谋。1 O8 D2 e+ r- m6 P* R
第八、为防止武斗等意外,把李、董、刘、崔由所在单位控制监护起来,不让他们回家,不准打骂,7日下午解除监护。
& c/ N% O% m' A0 k; v7 B! r1 b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在长办大院树旗的图谋没有得逞,但参与策划此事的科学院政治部主任、分团委书记刘贺春跳楼身亡。10月6日半夜里,长江科学院的蔡发奋 来到联司办公室对我说:“刘贺春跳楼了。”我问:“现在人怎么样了?”蔡答:“还好,跳下来后,我下去抬他时,他说不要抬。是我们扶他上的楼。”我问:“你们是不是打了人?”蔡答:“我没有打,别人打了他,我劝阻了。”我又问:“怎么跳的楼?”蔡答:“我们把刘贺春从二楼一个办公室向小办公室转移,经过厕所时,他说要解小手,就让他一个人进了厕所。跟他的人没有跟进去,他趁人不注意,就跳了楼。”( I4 e* e3 ? l
我要蔡发奋马上把刘贺春送医院。蔡说:“已经请长江医院刘院长来看了,说没有大问题,所以没送医院。”我又问:“你们问了他什么问题?”蔡答:“问了系统兵团的事,他先说不好讲,后来又说不敢讲。”2 ], x+ m0 P' ?1 d
我说:“这有什么不好讲的呢,看来有顾虑。你回去再检查一下刘贺春的身体状况,如果情况不好,赶快转到医院去。”0 Z6 |; G4 @& a
10月7日早上,戚务华告诉我:刘贺春死了。: c' q2 I3 A5 e9 q- _
我立即跟着戚务华直奔科学院,找到蔡发奋和王淑善问:“现在人在哪里?”他们引我到科学院一楼左边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地上有一个棕绷子(棕绳穿在木框上做成的床板),刘贺春躺在上面,盖着被子,脸上有一小块紫色伤痕。& }( R8 e- Y* Y) L
我问:“你们不是说请医生看了吗?”蔡说:“是请长江医院刘秀君副院长来看的,刘副院长当时检查后说正常,所以我们没送医院。”我再问:“你们不是派了两个人看守他吗?”蔡说:“是的。哪里知道这两个人后来把门一锁走了,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5 @& m5 F+ O& U3 Z- F6 {
我问;“跳楼的现场在哪里?”蔡、王两人引我们到办公大楼大门右边,正对三楼厕所窗口,地面上有一双并着的脚印,后脚跟较深,前边有一个膝盖和大腿的印迹,旁边有一棵小树。蔡发奋说:“他跳下来后,我们下到楼下看到他的手扶在这棵小树上。我们当时要抬他上楼,他不要我们抬,我们就扶着他上了楼。”
V4 D: K7 s! h/ P; ?, G E这时陈林海来了,他已经通知市公安局前来验尸和查看现场。陈林海在验尸后告诉我:公安局的法医验尸后讲,这个人当过兵,应该有这方面的经验,知道一般跳楼的人双脚并着跳下来是致命的。但是从身体外表看不出来,双脚落地会震动大脑中的某个致命处,或者造成肝脏破裂。如果当时马上送医院是可以救活的。结论是跳楼自杀。" Z3 y/ M: u$ L$ z
刘贺春之死,对他的全家是很不幸的。长办联司特别是我负有一定的责任。但这一悲剧的根源在于:李庭序七二〇后策动长办造委恢复工总长办分部,钢工总鲸吞长办之心不死。要是没有这两个根源,就不会有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树旗的图谋,长办联司也不会如此兴师动众采取防范措施。0 L h# L! W0 v& m
刘贺春之死,从1968年12月8日军工宣队进驻长办起,到1984年6月,一直列为长办的重大事件,长达十六年。长办主政人力图把这一自杀案打成他杀案。这一栽赃诬陷在林一山力主下最后得逞,共有五人因此案被判刑,总刑期达三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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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毛主席特邀谢胡访汉
0 F+ b) e8 V M& [ 总理呕心力促大联合" s1 {# k S* A; j7 ^' W
七二〇事件后,毛主席、党中央热切希望武汉造反派实现大团结、大联合,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阶段中作出贡献。. U. z7 k4 O& S# A4 i( S. P
在八八纪要中,周恩来总理谆谆叮嘱:“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先搞个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把文化革命领导起来。”
9 i# A% f- r0 T( Y* _可是,两个多月过去了,胜利了又分开,纷争、内战取代了团结、联合,筹建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为了拨正方向,化解纷争,促进大联合,组建三结合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谢胡总理,于1967年10月8日至9日访问武汉。5 ?1 a5 T/ i/ e( i) u% b: i
第51节 热烈欢迎谢胡总理访汉
# c2 }% P& E! a7 W% A6 R2 N10月6日上午,长办联司召开欢迎阿尔巴尼亚谢胡总理访汉的动员大会。同时按照武汉警备区要求,抽调二十名党团员,委派武装民兵连副连长谢从勤为领队,由警备区直接指挥,参加周总理和谢胡总理抵汉时现场的保卫工作。事后谢从勤汇报说,欢迎现场真是人山人海,我们的保卫人员站在欢迎队伍的前列维持秩序,防止意外,看到了周总理和谢胡总理。现场一度出现混乱,但没有发生问题。
0 x0 J! K" y/ f z6 g/ `10月8日那天,我没有接到周总理接见和参加宴会的通知。下午六点多,武汉警备区派专车紧急找我,说要我参加周总理接见武汉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和宴会。当我到达东湖长天楼时,天已黑,座谈已近尾声,随即就上了二楼宴会厅。1 e- c& ?+ I) M" b( h
为何我成了迟到的被邀请者?后来才听说,那天周总理在机场等候谢胡总理抵达这段时间里,只见到三钢、三新和三司革联七个组织的代表朱鸿霞、李想玉、杨道远、张立国、龙铭鑫 、高玉泽(新华农一号勤务员)、谢华之(三司革联一号勤务员),周总理问:晚宴准备了几桌?刘丰政委说:准备了两桌。总理说:范围要扩大,各个组织都要有代表参加。这样,工造总司、新一冶、长办联司、省直红司、市直红司、中学红联、新中原和公安联司等组织的代表才受到补充邀请,都成为迟到的被邀请者。周总理弥补了七二〇后中央只点出七个武汉造反组织的不足,同时示意曾思玉、刘丰和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头头,在实现大联合、三结合中“范围要扩大,各个组织都要有代表参加”。
. f6 a% C1 x2 w* D周总理在宴会上即席讲话:“我们这次陪同谢胡同志来汉,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特意请谢胡同志到武汉来促进革命大联合。希望同志们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实现革命大联合,把革命委员会搞起来。”接着就到每一桌给大家敬酒。周总理来到我们这桌时我们都站起来,总理与我碰杯时问:“你的名字叫……”,我说:“报告总理,我叫顾建棠。”总理说:“我记起来了,你是长办的。国庆十周年时,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见过面,你还是我的小老乡。林一山现在怎么样?”我回答:“靠边站,在作检讨。”总理点点头,说:“好。”% ]" m- ^3 d3 ?" f" W4 F6 i" b
事后我虽然如实向长办联司勤务组和全体职工传达了总理问起林一山的话,但未能领悟总理问话的精神实质:在省市促进大联合、成立三结合革委会的形势下,提示我长办联司是否应该考虑解放林一山的问题。当时我只看到林一山跟着刘少奇犯有走资派错误的一面,没有看到文革新阶段提出的新目标、新任务,所以压根儿没有想到要解放林一山。尽管当时提出解放林一山很难在联司勤务组通过,在联司群众中也难以通过,但我没有在一定范围内组织学习、领会总理指示,为解放林一山吹风,这就叫政治敏感性不足。6 |2 k" e! Q4 l
这次会见,钢新两派的领军人物都向周总理作了承诺:第一、当省革委会主任不行。第二、不走北京道路,不走上海道路,武汉走自己的道路。第三、不搞钢工代会也不搞新工代会,成立革命工代会。第四、接受了“人小派性大”、“各组织的头头的派性都比较大”的批评。第五、头头要带头克服派性,要做大联合的带头人。3 n4 m& h8 S# K# U4 N0 N
尽管在大联合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纷争起伏,但这五点承诺对化解分歧、促进联合,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 b+ H# X: }- A. M# z3 h$ d. x; g+ |第52节 群众审议的长办革委会
' g( \8 Z. u/ ]8 E4 W首先提出成立长办革命委员会的是赵枣安。1967年10月初,在郭志伟主任的办公室,赵对我和郭讲:“我们现在要把长办革委会成立起来,这是毛主席、党中央指引的大方向。人家新华工在七二〇后不久就向中央文革打了报告,由中央文革直接批准成立了华中工学院革命委员会,是武汉第一家。”, z- L7 {' c& {; ~/ Z4 b, v0 z
我问:“怎么成立法?人家有没有什么经验?”赵说:“主要在造反派内部协商,造反派中有影响的头面人物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肯定要进革委会。这是基本原则,北京许多单位都是这样搞的,华中工学院也是这样搞的,全国都是一样的。”
; ?, k3 D. U8 B- A: B5 ?我征求郭主任的意见,是不是就由赵枣安来负责革委会成立的筹备工作,哪知赵枣安抢先开了腔:“我不干,我不干。”郭主任也劝赵枣安把革委会的筹备工作抓起来。可是赵坚决不干,并建议由联司勤务组的主要成员来抓比较合适。% l! c/ E' J$ G% ^/ q& s& f
第二个提出成立长办革命委员会的是郑兆鳌。他来找我说:“现在形势很好,在长办就是联司一统天下,要抓紧把革命委员会成立起来。”当时郭志伟和我都同意郑兆鳌的意见,后因发生了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成立树旗的一〇·六事件,这件事中断了一段时间。% s. l9 V: K U8 |8 A
10月10日,我先后在长办联司勤务组和全体职工大会上汇报了周总理接见武汉造反派头头,要求实现革命大联合,成立省、市革委会以及宴会上总理与我碰杯并问起林一山等情况。# Q: e% H6 r ~
第二天,召开了长办联司勤务组会议,研究成立长办革委会筹备工作组。我在会上说:“要借周总理陪同谢胡总理访问武汉的东风,抓紧把长办革委会筹备组搞起来,大家同不同意?筹备工作我提议叫赵枣安来搞,但他坚决不干,大家看叫谁来干合适?”
) O4 Q! p% F6 V3 k; d1 \( l大家都同意成立长办革委会筹备小组。郑兆鳌还说:“我举双手同意成立长办革命委员会。至于筹备工作,就由我来搞。有的人前怕狼后怕虎不敢搞,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把这个工作交给我,我保证搞好。”当时没有人对郑兆鳌的自告奋勇提出异议,勤务组会议当即决定:成立长办革委会筹备小组,由郑兆鳌负责。
3 Z4 P, |6 n8 E- [/ L3 Z我问郑兆鳌:“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郑兆鳌说:“没有,不要搞什么方案,选上谁就是谁,要相信群众嘛。”我说:“不对。我建议,第一、长办联司勤务组成员和联司二、三级负责人原则上都列为候选人,第二、各级勤务员是否能够列为候选人,必须由各自所在基层单位的群众决定,第三、所有联司成员都有权参加候选。请大家发表意见。”与会的大多数人都表态同意。
+ S: [; Q/ Z n G' A6 g, `到了10月下旬,郑兆鳌的筹备工作未见眉目,反而出现了内斗。长办联司虎山行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反对顾建棠进入长办革委会,理由是顾在1966年6月26日被百万雄师长办造委抓捕后,写了投降书《我的回顾》,没有资格。长江工程大学长办联司八一阵线的严常等搞了一个“揪叛徒、肃内奸”调查小组,把在六二六撤退中被长办造委抓捕并写了“材料”的罗红元、缪盛桂和阎清武等说成是“叛徒”;把修建队的造反派骨干、转业兵金荣山等说成“内奸”;把数以百计的、六二六后在长办造委所谓的“登记表”上签了字的长办联司成员,都说成是“变节动摇分子”。还有人提出政治部的造反派都不可信。但也有不少群众反对这种做法,并质问虎山行战斗队为什么只公布顾建棠《我的回顾》的一部分,要求全文公开。一时间乱云飞渡,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 `& ^8 O: I. {% x) N当时有人告诉我,虎山行的行动大有隐情,它后面有人支持,有的人想进革委会,有的人想把你搞臭取而代之。# G, H8 O; B" _, S) O. F& ]
我心里明白,1967年6月30日《我的回顾》交给了长办造委,同时提出要住院治疗,7月1日仍不送医院,长办人武部的罗礼社对我说:“你写那个东西是为自己评功摆好,不行,住医院休想。”当时长办造委将罗红元、缪盛桂等写的材料又印发又广播,唯独对我写的《我的回顾》无声无息没有动静,是因为没有什么油水可捞。要是真能搞臭我的话,长办造委早已印发全江各单位了。事隔一年零四个月,在革委会筹备期间抛出了《我的回顾》,显然是内外串通,上下呼应。我比谁都清楚,《回顾》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因此,我不能感情用事,要尽力防止混乱和分裂。我虽不好公开申辩,但必须设法平稳化解。我找到郑兆鳌说:“我写了《回顾》是事实,但绝非投降书。人家有权提出质疑和评说,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我希望你转告虎山行,把《我的回顾》在大院内全文张贴,由大家评说。”同时,我又请长江科学院的王淑善和戚务华出面,再次要求虎山行把这份《回顾》用大字报贴出来,由全体职工来下结论。
r! S2 b) R$ V+ J. _10月27日,“揪叛徒、肃内奸”调查小组组长严常,在长江职工俱乐部召开大会,宣布他们的调查结论。他说:“六二六联司大撤退,顾建棠被抓后写了《我的回顾》,询问当时看押、审讯和劝降顾建棠的人,查看了当时百万雄师长办造委的记录,证明当时能写出这份《回顾》,是多么的难能可贵。顾建棠不是什么叛徒、内奸,倒是我们长江工大有个别学生,被长办保卫处的崔吉礼引诱、收买,当了内奸,向支保的崔吉礼送情报。”干扰的声浪开始消退,群众的情绪渐趋稳定。
7 ]5 o' {+ \8 Q9 X C10月29日我找到郑兆鳌商量:“筹备工作进展如何?”郑兆鳌答:“没有进展。被他们一闹,简直到了无法进行的地步,我正想找你。现在怎么办?”我说:“我听到一些意见,有些人提出,各级勤务员全部由各自单位的群众来决定是否推举,但这么办可能发生争吵。干脆由筹备组提出一个长办革委会候选人员名单,由全体职工去选。你听到什么意见嘛?”郑兆鳌说:“有的人说成立长办革委会时机不成熟,因为群众意见乱糟糟,你同意他反对,他同意你反对,实在头痛。”我向郑兆鳌建议:“开个勤务组扩大会,请几个领导干部参加,向大家请教。会议我主持,你向大家通报情况并请大家出主意提办法,你看怎么样?”郑兆鳌同意。
8 O- I6 R5 [9 t$ R7 `( p9 d10月30日,联司勤务组扩大会议在老大楼二楼召开。经反复讨论,最后一致同意“先下后上”的办法,即先成立二级单位的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然后在二级单位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中推荐进入长办革委会的人选,长办联司勤务组成员都回到各自单位让群众评议。
, k/ a8 y w# T* K$ o* k6 D如果先搞长办革委会,候选人产生是个大问题,因为谁也无法提出一个使大家都满意的长办革委会成员候选人名单。由二级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推荐进入长办革委会的候选人,只有二级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才有资格得到推荐,这样就形成了长办各级革委会的垂直组织系统,你进不了二级革委会就无法进入长办革委会。
8 _( g" Y- i5 d* _6 E0 W9 Y1967年10月17日长办施工总队革委会成立。24日长江工程大学革委会成立。此后,勘测、水文、规划、枢纽、施工、机电、总工室、秘书、财务、行政等处室和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长江医院等单位的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相继成立。
4 |2 E7 E8 U0 J在此基础上,经国务院授权武汉军区党委批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革命委员会于1967年12月20日召开了成立大会。 V9 F$ I* M. T/ \6 R# l
革委会组成人员如下:4 r2 ~, `' D: _9 S
主 任:郭志伟(党员、干部)
% u5 |6 `4 E- E2 V" n" o副主任:顾建棠(党员、干部) 郑兆鳌(团员、工人)
6 E. D* }! a" A0 ]常 委:王秀林(党员、干部) 王有秋(党员、干部)& L% k% l( [5 V3 K
王志鹄 (党员、工人) 张炳华 (团员、工人)# b5 D# a/ P3 x1 B5 p
严 常(团员、学生) 苏 勇(工人)
' a& A+ S k( E, x3 E 郑成炎 (团员、技干) 邓文光(党员、工人)+ ]6 F" C" S" {' ~* V" j" P$ F
委 员:胡 奇(党员、干部) 汪 贵(党员、干部)
7 }. Y3 q1 [/ R3 o! J# G1 r 王前义(党员、干部) 邱碧谨(党员、技干)
# m, Y" [+ u. u, o) p 徐秀庭(党员、干部) 李镇南(党员、技干)
# J9 M' U0 \6 B. R' j I9 F% N4 V 赵国光(党员、技干) 毛祖述(党员、干部)
" t( d P- D$ k, p- E* _ 赵春元(党员、技干) 刘戴生(党员、技干)
V6 r8 L6 K2 p, a 卢正安(工人) 徐炳华(党员、技干)
2 J$ h1 W5 ^% a( _( l 赵枣安(党员、干部) 姚永喜(党员、干部)+ I0 Y* s* ^: H! \7 `5 J/ T* `3 ?* Z# X
蒋乃明(党员、技干) 葛洪明(团员、干部)
- h3 @! L/ w# k; f" M4 ?: G/ e 王宝华(行干) 赵亚兰(团员、护士)
$ H* k) \2 d1 k9 D 杨益阶(工人) 刘春才(团员、干部)
1 r8 i+ o! ^( k: i! D 张 斌(团员、工人) 陈学先(团员、工人)
0 p, @2 i* n& X: k 汪汉臣(党员、工人) 陈世柏(团员、技干)
, N9 ~# P* W% v& b+ y7 r/ h' v* k; k5 i& p 杨朝宗(党员、工人) 胡吉才(党员、学生); S- J; `4 u$ Y1 N5 n
宋其波(团员、学生) 罗家惠(职工家属)
1 ~' c1 @' d [% x; ^" ^长办革委会常委11人,委员28人;其中党员21人,团员11人,群众7人。1 f) `( N0 w0 v4 k+ @8 @4 A
第53节 省革委会在争斗中成立
4 c; y, I0 c' O5 U0 u10月中旬开始,武汉进入了共商大联合、筹建革委会的新阶段,钢新之争从未停息,先是争大联合的“核心”,后转为省市革委会的席位之争。能坐到一起唇枪舌剑,没有形成全面的武斗,这个局面就来之不易,是周总理苦口婆心做工作的结果。从1967年10月到1968年2月,围绕省革委会成立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各方进行了激烈的争斗、谈判。我作为长办联司的代表,亲历了协商成立湖北省革委会的整个过程。7 b, r- v: o* E* d. g
当时长办联司接到军区通知,要我们派代表参加筹建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革命工人代表大会(工代会)和省革命委员会的协商会议。联司勤务组为此开会,讨论以什么样的态度参加。有人提出要争得一席之地;有的说不要讲争,就摆一摆长办联司在抗暴斗争中的贡献和长办本身是国务院直辖单位,让别人来提名为好。我征求郭志伟意见,他摇头并要我表态。 m: E* U2 j. H- f# y
我说:“我不赞成‘争’,也不赞成‘摆’。长办联司成立时就立了规矩,就是立足本单位,用郑兆鳌的话来讲就叫‘独立寒秋’。抗暴中我们出了一点力,但不能因此伸手,我们能把长办自身的事情办好就很不错了。我们参加协商,一不要工代会的席位,二不要省革委会的席位,我们去的目的是讲团结、促联合。”最后大家鼓掌支持。同时会议决定:王志鹄参加工代会协商,顾建棠参加省革委会协商。* w6 a( D4 X* P& ?* B( u
王志鹄和我在协商过程中,都按联司勤务组的决定办事,不争、不摆、不要。据王志鹄回来讲:“在工代会协商中,各派摆功争席位,气氛很紧张,争吵很凶。我虽然劝大家莫吵架,好好商量,但人家不听你的。反正我抱定一条,不要席位。”不争反而有得,1968年1月15日成立的武汉工代会领导班子中,王志鹄被推选为常委。但我们确实不是为了“有得”而“不争”的。5 U" h1 i* C( `, w4 p
我在协商成立省、市革委会过程中,看到钢新争斗非常激烈,争执的焦点,一是各自推举领导干部,二是各自组织所占席位的多少与职位的高低。比如钢派推原宜昌市委书记杨春亭结合到武汉市革委会当副主任,新派反对;新派提名原黄石市委书记孙德枢,钢派反对。有一次在军区招待所商议群众组织代表名额时,朱鸿霞与张立国甚至当着曾、刘的面打起来了。0 W$ o+ {. R5 i
在商量各组织代表结合名单时,的确有兄弟组织代表提名长办联司,我先后三次明确表示:感谢兄弟组织,但长办联司不参加省革委会,这是我们勤务组的决定。曾思玉、刘丰都问我是不是心里话,我说是真心的。我第三次表态后,刘丰再度问:是真的吗?当我正面回答后,刘丰很严肃地说:“那我们就不考虑你们了。要是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像你那样,有多好哟。”
+ T$ D8 D/ M8 W8 i$ P经过争吵辩论、沟通协商,最终基本达成一致,提出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包括常委和委员),完成了《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附录七),曾、刘赴京汇报。
/ I6 m& A! Z; }! w4 A第54节 总理提名我进省革委会" Y& C. B: ?, d3 i R
1968年1月24日晚上十点钟左右,办公室的李兆生拉我到窗前,只见四辆黑色轿车驶向长办红楼。我和李兆生立马下楼,见到曾思玉、刘丰、方铭 、张昭剑 下车,这是他们破天荒来到长办。我一面迎上前去,一面叫李兆生通知革委会常委们立刻到二楼会议室来。四位首长坐下不久,已接到通知的郭志伟、王秀林、苏勇、郑成炎、王志鹄、严常、郑兆鳌、赵国光、徐秀庭等长办革委会成员陆续赶到。# G" s# }/ j2 y5 c- ~% |3 i& e3 m
张昭剑第一个开腔:“告诉你们哟,曾、刘首长一下飞机就来到这里,晚饭都来不及吃。”我一听马上派人通知食堂准备晚饭,曾思玉说:“算了。顾建棠同志,革委会的人是不是都来了?”我答话:“大多数常委都到了,委员也没有全到。”刘丰说:“那现在就开会。曾司令员和我刚从北京回来,带回了周总理的指示,现在请曾司令员给大家传达。”曾思玉在一阵掌声中讲:“我和刘政委到北京向总理汇报省革命委员会组成情况,总理认真审阅了名单,还询问了好多人的情况。他问我们,怎么没有长办联司的代表?我们向总理报告,在协商中长办联司的代表三次表态不参加省革委会结合。总理说,长办联司造反精神比较强,在武汉还是有影响的嘛,应该有他们的代表。我建议长办联司的顾建棠结合到省革委会担任常委,你们要是赞成的话,就请你们回去找长办革委会的同志商量一下。如果他们赞成我的建议,就这样办;要是不赞成,也没有什么关系。”刘丰接着说:“那就请大家表个态,我们好向总理汇报。”大家鼓掌赞成周总理的建议。
2 _% j4 o0 g3 G" R# U就这样,武汉军区临时党委1968年1月28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968年2月1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附录八)中才有了顾建棠这个名字。在清查五一六和文革后的“揭批查”中,长办当局却诬蔑我是削尖脑袋钻进省革委会的,这完全是歪曲历史事实。2000年11月严常为此事写了一个证明,附在这里,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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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文革硕果长办革委会 {0 z7 D2 ? X' f6 C( s
新生事物显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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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办革委会成立,长办的文化革命进入了由革委会领导的新阶段。革委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决定在12月26日毛主席七十四周年诞辰那天,在长办红楼前举行建造毛主席全身塑像奠基仪式。第二件事,批判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开展整党建党工作。第三件事,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提出兴建长江第一坝的设计项目。
* [* r- R% V0 m. c/ A# R第55节 长办成为整党建党典型5 i+ g; ~: ?! p. O
1968年1月15日晚上,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武汉市警备区副政委张昭剑来到长办,郭志伟、顾建棠、严常和郑成炎等在二楼会汉室迎接他们。
( `" j I# j2 q$ p$ z刘政委讲:“你们长办联司在武汉大联合和三结合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张昭剑插话:“我犯一点自由主义,反正刘政委在这里,毛主席、党中央把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交给了曾刘首长。”
! V; a4 y. q( M2 e; W; e0 E刘政委接着说:“你们要认真学习元旦社论的精神,社论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整党的最新指示。今年我们要把整党工作当作重点工作来抓,我们希望一些成立了革委会的单位先走一步,搞个试点,希望你们也抓个试点,摸索一些经验来。我们已经要求警备区在全市选几个单位做试点,你们长办革委会要认真抓一下。有些造反派头头即使不是党员,也可以参加整党,上海有这方面的经验,在整党中经受考验和锻炼。”
! [4 @9 i6 W# K# m# q1 n刘政委发话的第二天,革委会召开了常委会,传达了刘政委的讲话,又重新学习了元旦社论。会上指定由郑成炎起草1968年工作要点,将整党工作列为全年的工作重点,先试点后全面展开。2月初,按照《上海支部生活》刊登的整党经验和武汉警备区的要求,成立了长办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员有郭志伟、王秀林、顾建棠、邱碧谨、王前义、赵枣安、张振奇,革委会常委中的非党员苏勇,作为党外代表参加,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同时要求各处、室、院、校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都要成立相应的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党外代表按七比一或五比一的比例,进入整党建党领导小组。选定水文处预报室作为长办革委会的试点单位。
6 K9 }- ~/ {! f/ r6 X! ~) t2月中旬,武汉市革委会和警备区举办了整党工作学习班,长办革委会派张振奇和邱碧谨参加。在这个学习班中,警备区领导对长办在整党试点工作中结合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做法,作了具体了解,认为很有代表性,具有典型意义,要求长办抓紧试点工作。
9 }% k/ l4 H% G' j2 \& N7 U8 K" Y3月中旬,经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市革委会副主任张绪实地调查,认为长办水文处预报室的整党试点是成功的,可以作为整党典型进行交流,决定在长办召开武汉市整党工作经验交流大会。% |% e/ b, ~5 v8 C3 Y: M
第56节 抓革命促生产初见成效+ ~6 J1 d5 r2 W9 z. Y/ `/ [
长办联司遵循毛主席、周总理的教导,自1967年1月24日夺权那天起,对所有在建工程和设计任务,从未放松。
5 G; x5 h( g; V第一,确保在建工程有序进行。当时的丹江、陆水、乌江渡等直接由长办负责设计的在建工程,均延续无误,上从李镇南总工程师下至科技干部和后勤人员,干劲十足,日夜辛劳,加班加点。湖北蒲圻陆水水电工程 于1967年7月下闸蓄水,丹江口枢纽 第一台机组于1968年国庆节启动发电(朱鸿霞和我代表省革委会参加庆祝大会),贵州的乌江渡水电站 等工程都随后相继建成运营。
: n- e: r, H0 L. U6 s第二,援外任务如期完成。关系到我国国际信誉的阿富汗援外工程,长办指派组保部长张贤良专理其事,1966年初由枢纽处处长叶扬眉接任援阿专家组组长,两年后,按水电部的规定,叶扬眉调回,由员臣接任。文革中援阿工程依然顺利) v) Z/ j# K. u; ?2 J" |3 t
第三,军工宣队进驻前,1968年荆江上车湾裁弯工程开工,1968年6月至8月长江抗洪抢险复堤,同时应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华国锋请求,派出技术组帮助修复拓溪水电站。特别重要的是,长办革委会提出了兴建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枢纽 工程项目。( P9 [2 Y: w: a+ w
第57节 毛主席赞成长江第一坝1 F$ j1 ~3 [# C1 Z3 f2 ?
长办革委会成立后,在原总工程师室的基础上组建了生产指挥组,由常委、规划处长王有秋任组长,委员、总工程师李镇南和委员、技术员徐炳华任副组长。他们在抓紧丹江等在建工程的同时,积极研究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可行性,起草了《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
C4 N4 S" p4 D1968年3月8日,由革委会主任郭志伟率领李镇南、徐炳华、邱中恩和我上京,向水电部钱正英部长汇报,并递呈了《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的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作为三峡工程的前期工程,葛洲坝工程是实战练兵;二是葛洲坝是利用自然落差的径流坝,即使出现突发事件大坝被毁,只要及时启动荆江分洪,可以确保中下游人民和武汉的安全。钱部长表示支持,并提出了设计和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李、徐、邱作了回答。钱部长听后说:“我要抓紧向周总理汇报。你们就在北京等几天,听了总理指示再回去。”过了两三天,钱部长向我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设想很好,实现主席‘高峡出平湖’的理想,是大家的心愿。备战备荒为人民,要有战争观念。万里长江第一坝,要审慎筹划,兼顾各方,有利无弊,万无一失,准备打仗,确保武汉。请长办的同志抓紧研究,继续论证。”0 H' J0 i' _7 p$ n1 a( _) a
返汉后,按照总理指示和钱部长的要求,我们加强扩大了葛洲坝水利枢纽设计组,全面展开了设计论证工作。8 P6 h/ m' P, u6 {
第58节 庆主席视察三峡十周年
7 j0 n6 `$ r* T7 K9 C* o1958年3月30日毛主席视察长江三峡,到1968年的这一天,整整十周年;又恰逢葛洲坝水利枢纽项目得到钱正英部长和周恩来总理首肯,长办革委会决定,3月30日那天在长办大院隆重举行庆祝毛主席视察三峡十周年大会,并由我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为实现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雄伟宏图而奋斗》的广播讲话,政宣部负责编印“庆祝毛主席视察长江三峡十周年”招贴画。* H) k d" J7 j' A. B
当天我还起草了《关于葛洲坝工程以毛主席3月30日视察三峡之日命名为‘三三〇’工程代码的请示报告》报送国务院,当年5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并复示长办革委会。于是葛洲坝水利枢纽设计组改为“三三〇”设计组,这个“三三〇”一直沿用到1980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后才被取消,改为“葛洲坝工程”。
- @5 U3 O2 w W4 g K) l, [1968年12月8日军、工宣队进驻长办后,革委会的职能部门和工作全被接管并改组,但三三〇设计组保留,人员未动,继续工作。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周总理批准的特大项目,不敢下手。九大召开前的1969年3月,三三〇设计组完成了立项报告,并由军代表报送水电部和省革委会。九大期间,毛主席问张体学:“为什么把葛洲坝工程叫‘三三〇’?”张体学说不知道,总理接着说:1958年3月30日主席视察长江三峡,十年后的1968年3月长办革命委员会向水电部提出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所以长办的同志将“三三〇”作为葛洲坝工程的代号,以示实现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宏图。这个情况是1969年6月9日,张体学向我传达九大期间毛主席、周总理关于清查林一山历史问题的指示时告诉我的。8 B, w3 U% ]' T4 [* F# @
1970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上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1 {, W! s* D3 l
1971年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开工,1988年建成,为三峡工程建设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奠定了基础。如果工宣队进驻后诚心帮助而不是捅垮长办革委会,我可以断定我们会比他们搞得更快更好。
. ~" Z3 d- i1 d% k) W9 Y第十三章 曾主任穿新鞋走老路
2 ~3 m4 v# \+ L$ f; q 军干群难同心窝里斗4 q4 q' p+ {& v C
1968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了《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2月5日召开了成立大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长江万里起宏图──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
' I3 V: \$ Q3 E$ `* p1 x6 f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175名委员组成。37人为常务委员,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鸿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8同志任副主任。设办事组、政工组、政法组、生产指挥组四个职能机构。" P( A3 I: S7 y1 u2 x
第59节 文革成果革命委员会好
% J$ ~# P) {; u1967年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由群众组织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翻开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新篇章,建国以来,在各级权力机构中,第一次有了不脱离生产、不脱离群众、半官半民、亦官亦民、“升官不发财”的群众组织代表。- p; d9 ^( N. V9 B- u* s
革命委员会好就好在群众组织代表反映群众呼声、帮助和监督革命干部代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革命干部代表承担日常管理工作并接受监督,军队代表担负着保障社会秩序和保卫新生权力机构的使命,三方面的代表互相监督、互相促进。$ w3 K3 }3 d9 x+ R) j
革命委员会好就好在将这个临时权力机构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筑起了一道防止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屏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后捍卫革命原则、巩固革命阵地、保卫胜利成果、完成后续任务提供保证,进而建立一个充分体现无产阶级意志、从根本上防止党内滋生特权阶层、防止复辟资本主义的新的政权体制。& c! x. i# s9 Y
但又必须看到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的特性及其初生期间不可避免的某些不足,走资派必将伺机利用,兴风作乱,因而必须提高警惕,新事新办。, Y. _3 E0 m+ a4 @; a* E. Q
第60节 省革委会的特性与现状3 q0 Z# U8 L4 p6 n, C! {
革命委员会不同于原先的人民政府、人代会和政协,也不同于解放军的建制,它是由群众组织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军队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个新生事物。它是集立法、司法、行政、协商、监督等于一体的具有综合性功能的权力机构,其领导班子由军、干、群三方代表组成,这个班子又有其自身特有的初生态势:三方互不了解或不十分了解,有的曾是文革思想交锋的对立双方,还有小团体主义的派性未消………三方代表,组织上是“合”了,但思想上没有真正“合”起来,有的敢说敢讲,有的心存疑虑,有的谨小慎微,有的居高临下,有的怨气尚存,有的不满现状,有的认为“老子革命几十年不如你造反几十天”,有的缺乏自知之明妄自尊大,有的习惯于天马行空不安当配角,等等。所以,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管理,不能沿用老一套,曾思玉主任、刘丰副主任理应在省革委成立初期,带领大家认真学毛著,增强党性,对症下药,循循善诱,抓思想,讲团结,多沟通,释互疑,不分军干群一视同仁。要讲全省一盘棋,军民一家人,特别要强调革委会中的军、干、群更是一家人,从政治思想上把三方拧成一股绳,在任用方面,要诚信在先,用而不疑,因人制宜,用其所长,因事制宜,各尽其能,有成者励之,有错者教之。
" O* f1 [1 H8 A/ v+ r+ C遗憾的是,曾、刘只看到省委会的成立之初,在省委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各地、市、县和工矿、院校,到1968年3月底都建立了革委会:武汉市804个大、中型国营工厂,全都建立了革委会;23所大专院校,省革委会成立前4所没建立革委会的已全部建立;309所中等学校,在省革委会成立前46所没有建立革委会的也全部建立;8个专区全都成立了革委会;省革委会成立前有47个县市建立了革委会,省革委会成立后又增加了28个,即全部75个县市都成立了革委会。曾主任对此津津乐道,他只看到新人新事新景象,热气大情绪高的一面,而对军、干、群三方在思想上没有真正“合”起来的现状,却视而不见或没有认真正视研究。6 a: V' F8 ], C/ K- _' _
第61节 军方独统难以同心协力0 e# p! `2 I4 q; f6 Y
曾思玉自感“党政军”集一身,责任重大,唯恐大权旁落,但他又无新事新办之招,因而弃新桃恋旧符、穿新鞋走老路成为必然。他对造反派,只记住钢新两派在七二〇后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打派仗、争核心、抢席位的幼稚病。他在军内多次说过:“我恨造反派,就是恨他们不听话,不听招呼。”他不自省缺失,不借“七二七”中央来信和“八八”纪要的东风,把钢新两派头面人物集中起来学习,吃透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进入新阶段的精神,并领悟执行,同时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也掀起学习热潮。曾、刘首长在这关键点上严重缺失。从1968年2月省革委会成立至同年12月我被关进学习班的十个月中,曾主任没有一次组织我们革委会成员学习毛主席著作,也没有一次组织我们批判刘邓修正主义路线,更没有一次组织举行交流思想和征求意见的务虚会。只记恨造反派不听话,由此,对三结合中的群众代表心存芥蒂,另眼侧目;对“解放” 后结合的地方领导干部也不甚放心;对结合为副主任、常委的“亮相” 领导干部,更是政治上不信任,工作上不分配,只安排日常值班。他大权独揽,中权不放,小权全由各职能小组军代表组长掌控,形成了省革委会由军方独统的局面。
2 ^" F; W" |9 L' Q6 x3 Y/ E省革委会的一切工作,全由曾思玉掌控的武汉军区党委决策审定,冠以副主任、常委头衔的群众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不得与闻,比如以省革委会名义组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派驻各单位,由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于1970年10月30日共同向中中央提出《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事前全然不知,只有事后听个传达的份儿。省革命委员会变成了“军管会”,“群干军”三结合只剩“军人”一结合了,省革委成了“曾家店”,开会也是一言堂。这就造成了地方干部和群众代表的不满和愤慨。张体学在1968年4月中旬曾对我说了内心话:“我的秘书和警卫员都是人家给我配的。”副主任任爱生曾就要正确对待造反派,在整党建党中解决造反派中预备党员转正和发展新党员等问题,向曾思玉写信建议,这些建议有的被人奉命“挡驾”,有的则被当作批判材料,任爱生为此忿怒难平。$ Q( ^8 N- @, F( ?: _9 k9 @
原本革委会中的革命领导干部代表有管理日常工作、自觉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并接受监督的权利和义务,群众组织代表有帮助和监督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在日常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革命路线和大政方针的权力,而曾思玉主任以“一人化”领导全取代了。群众组织代表编出这样的顺口溜:“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一打电话汽车来,重要议事就踢开。”“招之即来,来之能听,听之即走。”这确实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写照。曾思玉听后,非但不检讨自身的不足,反而认为这是争权、有野心,越发恼火,不整不快。这更导致省革委会常委们离心离德,值班制也形同虚设,不解自散,曾主任又放任自流。这一下不仅扩大了隔阂,为钢新两派头头“天高任鸟飞”、派性再膨胀、内战重开创造了空间,也给走资派阴谋破坏省革命委员会提供了机会:3月28日钢工总发表不乏派性的声明,4月7日新派救姜一、提出“揪变色龙”,5月3日钢工总攻打新中原,6月22日铁路工总开枪杀人、长办施工总队炸铁路。
5 }2 k# b( J" Q1 ]第62节 三二八声明直指省革委
+ b X# K2 D: s/ N. ^, `/ a1968年3月28日,省革委会成立五十天,钢工总发表三二八声明,号召开展“四反”——反对破坏大联合、三结合,反对破坏拥军爱民,反对王任重的第四套班子,反对机会主义者保护走资派,提出“拥护曾、刘、方、张,打倒薛、李、孙、姜”的口号,即拥护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打倒薛朴若(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李长根(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孙德枢(省革委会常委、黄石市革委会副主任)、姜一(省革委会常委),要打倒的都是支持新派的领导干部,同时抓走了姜一。新派针锋相对,策划了救姜一、卫“三红” 、揪出支钢“变色龙”(指刘丰)等行动。
. E- W l$ u; {& i% j ]钢工总三二八声明号召开展“四反”斗争,具体对象何指?是谁破坏大联合、三结合?是谁破坏拥军爱民?是谁组织了王任重的第四套班子?是哪个机会主义者保护了走资派?当时不明,至今不清。但矛头明显是对准省市革委会的。
$ c4 Y E+ B6 g' z4 g& U钢工总号召“拥护曾、刘、方、张,打倒薛、李、孙、姜”。而这要“拥护”、要“打倒”的都是省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这是在明目张胆地分裂省市两级新生红色权力机构。同时给社会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曾、刘、方、张”是亲钢的,以此引诱新派去反对,叫你新派成为新形势下的“反军派”。; K8 H" r0 D6 J; n. T0 p7 m3 {
钢工总抓捕姜一,这是违纪、违法的破坏行为。在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中随意抓领导成员,首开先例,此例一开,红色政权还有宁日吗?
$ i# Q4 g: r* P: ^如此空前的致命大动作,如此高超的谋划,至今未见有关人士披露底细。按照我们造反派行为惯例,凡是重大行动一定要有“来头”和“根据”。比如1966年10月前,广大群众任凭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宰杀,无一群体反抗,“红八月”后,在毛主席写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十六条”发表、主席在北京连续接见红卫兵之后,群众组织雨后春笋般出现,奋勇揭批资反路线;毛主席、党中央支持上海“一月风暴”,武汉地区造反派掀起了向走资派夺权浪潮;陈再道依仗“二月逆流”镇压造反派,3月毛主席严批谭震林等,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武汉造反派奋起反逆流,全力揭批“武老谭”;1967年8月后钢工总组建“江城前哨”,事先得到武汉警备区认可和支持;1968年5月,新华工在黄石抓住“北决扬”头目鲁礼安后扭送警备区,是执行曾、刘首长指示,9月10日《湖北日报》奉曾、刘首长之命发专文批判鲁礼安及其《扬子江评论》;曾思玉从1968年8月开始大搞“秋后算帐”,在造反派中大抓北决扬、五一六达五年之久,未见群体反抗,直到1974年春党中央、毛主席发动“批林批孔”,我们才揭开了曾、刘在湖北把六十多万人打成五一六、北决扬的大冤案……因此,钢工总搞这样大的动作,且用心良苦,我认为不是钢工总自身所为,定有高人指点,这个高人也许是体制内的,比如我们搞“救姜一,揪刘丰,卫三红”,是在曾思玉主任明示下进行的。当然不排除体制外的可能性。
" `- v: P- n0 u8 N" @/ {第63节 钢派抓姜一新派揪刘丰
: M4 t* d* z0 b/ D( k+ u4 M. p钢工总突然发难的内情,至今无一知情人揭晓。但新派“救姜一卫三红,揪出支钢变色龙”的活动我参加了,现将始末概述如下。
! L% g% g9 A) H" z/ f+ S6 I- W从1968年4月7日到6月19日,新派头头先后开了十二次会议进行策划。4月5日,张立国对我讲:“曾司令员要我来下面了解了解情况,开个新派头头座谈会,然后向曾汇报。座谈会想在长办召开。”此事我向郭志伟主任通报并得到同意后,通知了张立国,他决定4月7日在长办召开第一次新派各主要组织负责人座谈会,由长办的彭炎生、夏其发负责通知安排。此后两个月内,从第一、二次会议决定成立“卫三红”指挥部,到最后一次会议决定撤销“卫三红”指挥部、向曾、刘承认错误,这十二次会议基本反映了武汉新派头头策划救姜一、卫三红、揪变色龙的全过程。现在根据我保存的资料(1970年9月、1973年9月在长办学习班的两次交待),将这十二次会议的要点整理出来。, B+ Q: v' o! u. b# e/ o
新派头头1968年4—6月十二次会议记录要点& u1 h- Q4 ^ d- D4 u! o
第一次
( \6 o- V) H( p# q1968年4月7日,长办新大楼。7 }: Y+ [8 ~- r8 S& |2 R$ ^0 `
到会人:张立国、吴焱金、潘洪斌、张维荣、彭勋、龙铭鑫、郭保安、肖木生、高玉泽、谢文照、曹承义、傅廉、陈茂祥、顾建棠、严常。
+ k& K% g8 F+ o4 w7 E" O张立国:我们结合到革委会后,同你们没有联系了,你们听不到省里的消息,我们也听不到你们的情况,真有点把大家忘了的样子。同志们受到钢派的压,这是他们以我为核心的继续。长航、武钢、武船、汉纸、肉联等单位的大联合、三结合被钢派破坏。钢派要吃掉我们是办不到的,我们可以同他们斗么。告诉大家,曾司令员在正副主任会上说了,揪斗姜一是反革命行为。我们各个组织都要上街刷大字报,造成声势,把姜一搞出来。5 K& t. R- b% q. t4 b
吴焱金:要同他们斗,就公开斗,不能让他们钢派到处显威风。你们都是大单位,你们有问题可以通天、找首长,可是小单位就苦了,我们要为这些小单位着想。1 q8 x8 O3 ]8 n3 G! Q& }2 v3 \6 O" p
顾建棠:钢派最近的活动说明他们对省市革委会是不满意的,他们揪斗姜一同志就是例子。同时他们转向下面,一方面反对在厅局成立革命领导小组,要成立革委会,一方面到处挑起分裂,想把新派搞垮吃掉,想从根本上架空省市革委会。在工代会里钢派独霸,实际上工代会已成了钢工总的橡皮图章。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维护和支持省市革委会的权威。新派要听曾刘首长的话,现在我们不能同他们对着干,在省市革委会和工代会内与他们斗,因为现在是要治不要乱。
1 n; ?* K, k+ P, d傅廉:我们同工总斗争要立足文攻,坚持武卫,加强团结,统一指挥。
9 \# C0 Z( J2 Z" l# Z彭勋:当前敌人接过“四反”的口号搞反夺权,各派都在分析、准备、观察。他们的目的要夺省革委会的权,一是把矛头指向“三红”,二是在基层一个一个把新派吃掉,三是利用派性搞反夺权,他们发的三二八声明就是信号。我们要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不要太天真了。要念念不忘一个权字,要关心一个权字,革委会、工代会都是同他们斗争的场所,斗争要得力。他们的三二八声明是以“四反”为借口,以保“三红”为幌子,采取恶人先告状、贼喊捉贼的手法,力图实现反夺权。朱鸿霞在武汉铁路局讲,武汉有王任重的四套班子,就是王任重死党、陈再道死党、工代会和新派,要同这四套班子血战到底。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拼不好,跑也不好,交通联司傅廉的办法好,“立足文攻,坚持武卫,加强团结,统一指挥”。具体地讲:狠斗一个坏人王任重,狠挖一条王任重、曾惇黑线,狠批一台《江城风暴》黑戏,狠抓一批孟夫唐、刘真、张华、李守宪、王盛荣等黑手。对姜一同志被揪斗一亊,赶快表态,揪姜一是矛头对着毛主席、党中央的,因此当前要大造声势。( M5 y9 n" s, w8 \; ]
曹承义:武汉警司是支钢的,“江城前哨”就有警司派的人在支持操纵。8 W7 s3 g3 W2 M' l% s2 G
张立国:把同志们的意见向曾司令员汇报。" Q6 h% V0 \5 {0 ` Y
第二次- z5 U" S8 e O3 ?5 ?5 u2 h
1968年4月27日,湖北大学大礼堂。' k1 g- `" r o v+ h* t2 {2 E
到会人:张立国、吴焱金、潘洪斌、张维荣、龙铭鑫、郭保安、肖木生、高玉泽、谢文照、曹承义、傅廉、严常、彭勋。
2 Y- O' K' l3 C" y% F! n; v彭勋:1.全国全省形势大好。2.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五个回合,在这第五个回合中要立新功。3.当前斗争形势的特点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披着革命的外衣,打着造反的旗号,插进黑手,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从当前全国看主要是右的危险,有一股右倾翻案妖风,我们和钢派的斗争是国共两党的斗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要准备走四川的道路,但武汉起决定作用的是军队,警备区是支钢的,刘丰也是支钢。3月24日北京揪出了“杨余傅”,他们是假支左真保右,我们武汉也有这样的人,七二〇前支保,后摇身一变成了支左反陈英雄,连升三级,现在又变成支钢压新,他是一条变色尨。4.目前军区内排挤军内造反派和真正的支左解放军,蓝裤子掌实权。5.军队有18人上书中央揭批杨余傅。6.新派要统一组织起来,要成立一个指挥机构。
2 W3 n$ W9 R' P& t顾建棠:要紧跟毛主席部署,要狠抓阶级斗争,要后发制人。近来形势是比较紧的,钢派拼命搞我们,最近还搞到我们长办联司头上来了,4月6日肉联工总的人到长办来打伤我们四人,打了我们还向我们送抗议书,周围枪声不断,弄得人心不安。在省革委会常委扩大会上,朱鸿霞、胡厚民背后支持钢工总的人冲击会场,还把黄石的一位副主任张开厂打成重伤。他们就是要搞独霸湖北,就是要搞垮省市革委会,我们要同他们斗争,就是要保卫省市革委会,这是当前的大方向,这是不能含含糊糊的。如果他们把省市革委会搞垮了,我们就要完蛋,他们能把好日子给我们过吗?不过我也有点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敢于明目张胆地搞,根本不把省市革委会和解放军放在眼里?他们在武汉干了那么多坏事,警司为什么不敢公开处理他们?我看警司是支钢的。但是,我不同意彭勋说的武汉发展要走四川道路的分析,估计得太严重了,因为武汉已经有了省市革委会,这是有区别的。他们想搞垮省市革委会,我们要保卫省市革委会,但我们不搞武斗,我们搞文的。我同意吴焱金意见,可以搞个统一的指挥机构。
1 b4 q- H W7 E5 p最后决定成立新派的指挥机构,指定彭勋、傅廉、曹承义、严常等负责提出方案。后来把这个机构定名为“卫三红”指挥部。1 g4 q$ A) N: I* ^5 K9 X
(会后,28日,我和严常一起向郭主任汇报,郭主任同意召开三级革委会负责人会议,由严常传达彭勋讲话,由此长办开始了“揪变色龙”的活动。)
: I2 I- I# B6 @+ K1 K' s第三次
! a, e' G1 F2 r8 w1968年4月30日,华中工学院教学大楼。
- H6 y2 r3 G" [8 `: o Q到会人:吴焱金、曹承义、彭勋、傅廉、顾建棠、郭保安、龙铭鑫、高玉泽、谢文照、肖木生、陈茂祥、彭勋。 k/ m7 B; E; {2 k
彭勋:我们武汉的变色龙不是一般的变色龙,他能升天入海,腾云驾雾,呼风唤雨,发起威来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他是余立金一条线的人,穿蓝裤的。陈再道镇压造反派时,他是得力打手,七二〇后一下变成了反陈支左的英雄,连升三级,由一个军区空司的副司令员,一跃成了大军区政委,现在又是省革委会的二把手。他是盘踞在红色政权中的变色龙。所以说我们要卫三红,必须揪出这条变色龙;揪出变色龙,正是为了卫三红。$ F' p1 y% X8 J+ H5 c
接着彭勋提出了成立“卫三红”指挥部的组织方案以及口号,“卫三红”指挥部的领导小组由张立国、吴焱金、龙铭鑫、高玉泽、曹承义、潘洪斌、陈茂祥、顾建棠、傅廉等组成,张立国为组长,吴焱金、顾建棠为副组长,彭勋、严常任参谋组正副组长,参谋组下设《卫三红》编辑部、动态组、专县联络组、文卫组。(后来没组建)。
* i7 T- x! z" [' y第四次) r8 q3 w7 t" [0 a( l# K6 Z
1968年5月3日,长办长江工程大学。
7 T+ v0 w* q# J# X z- Y到会人:张立国、吴焱金、曹承义、彭勋、傅廉、顾建棠、田学群、龙铭鑫、高玉泽、谢文照、肖木生、郭保安、陈茂祥、严常。6 J& r% y' C, E/ v
原计划请新派所有组织和倾向新派的组织的负责人参加,由彭勋作“卫三红”、“揪变色龙”的报告,当天发生钢工总武装攻打新中原事件,会议的内容也变成声讨工总。0 ?- c3 ]7 E2 n* \
彭勋:攻打新中原是武汉变色龙向江城造反派开刀,要向中央发特急电报,新派要发联合声明,其中要提“揪变色龙”。% m K& }8 K+ F
顾建棠:由新中原写一封给钢工总广大战斗队员的公开信,要钢新团结,造反派不打造反派,号召他们不要上坏人的当。同时在大门设个广播,向江城人民说明五三事件真相。7 C" F2 g' j3 x' |6 w
张立国、潘洪斌和我又在长办电话室给警司联络组和军区三办 打电话,要求制止武装围攻新中原,后警司派军队前去制止。
9 ?3 a4 U0 G o$ ^) e# i' g' v第五次
: T+ L3 i3 ]. @; r6 {! ^( J1968年5月4日,华中工学院教学大楼。; d: `' V1 |/ |3 [9 C3 c1 q
到会人:张立国、郭保安、王富山、肖木生、龙铭鑫、高玉泽、陈茂祥、傅廉、田学群、潘洪斌、谢文照、严常、顾建棠、彭勋、曹承义。
* P, e a K, x5 g. k顾建棠传达曾思玉主任5月3日晚在省革委会常委紧急会上的讲话:“攻打中原机械厂是极为错误的。毛主席、党中央希望你们钢新团结,你们为什么还要打派仗?谁在指挥谁要负责,武汉警司要认真调查,报省革委会。”" R- ^" r, |% _5 [, s# C
曹承义提出上京向中央控告,郭保安认为不妥,作罢。; h: B5 D+ I z9 b( {
彭勋讲了变色龙就是刘丰的根据。他说:武汉警司是支钢的,它后面是刘丰。他列举了刘丰七二〇前后的种种表现,大家都同意彭勋的分析。“卫三红、揪变色龙”的行动由此展开。4 z, M" ]3 |. g2 u9 w
第六次
: ~ h& g ?9 k9 b1968年5月7日,长办科学院会议室。0 a7 T) o9 l: t: t; A( G8 M9 j$ I- R3 |
到会人:张立国、吴焱金、曹承义、彭勋、傅廉、顾建棠、田学群、龙铭鑫、高玉泽、肖木生、郭保安、严常、陈茂祥。
3 U3 `0 i0 C1 O2 a, f3 t这次会议大谈刘丰这条变色龙的种种表现,特别谈刘丰与余立金的关系。我说:“刘丰在余立金揪出来以前,总是得意洋洋。杨余傅事件后,刘丰态度明显不如以前,往日曾讲话后总要补充,现在很少讲话。”7 `& ^/ y; f' E
会上决定:以后只称“以曾司令员为首的武汉军区”,不称“曾刘首长”。1 I! S, Q1 H& ~: E; a& F
第七次; n+ F! w& I8 m
1968年5月19日,长办科学院材料室。
% x% e \% E, e) s( k到会人:张立国、吴焱金、龙铭鑫、高玉泽、彭勋、曹承义、傅廉、田学群、顾建棠、严常、陈文汉、郑兆鳌、曹承义。+ v) e2 T# a, ~, I* g) e% d
会议讨论揪变色龙行动的口号。曹承义提出:“炮轰警备区,拥护解放军,揪出复色龙,誓死卫三红。”大家不同意。我提了一个“横扫小爬虫,揪出变色龙,粉碎翻案风,誓死卫三红”,也未取得一致。最后决定把口号初稿拿到各单位征求意见后再定。
$ \+ t k. e2 g1 a5 {; g( c第八次
6 S. L# X! L. F1968年6月4日,长办红楼二楼会议室。
4 L5 [& I* l; ~: `0 m到会人:吴焱金、龙铭鑫、高玉泽、陈茂祥、曹承义、傅廉、顾建棠、严常、彭祖龙、吴焱金、彭勋。+ o: E: @7 |$ Z' `: _
会议本是批评彭祖龙不该占领景明大楼,可是会上经彭勋七讲八讲,变成了为彭祖龙的铁军捐钱捐粮。我们长办联司的群众捐了300元钱和500斤粮票。
( R7 S4 Q* c& V- ?& ^( i第九次; e2 F5 A* S0 @9 j0 q9 m3 _, X n" a4 C
1968年6月7日,长办新大楼五楼。4 J' e& F5 i( A; u
到会人:张立国、吴焱金、龙铭鑫、彭勋、陈茂祥、曹承义、傅廉、田学群、顾建棠、严常、王志良、郑军、彭勋。. X# A) f: l9 u- a% R
会议讨论由彭勋提出的上京汇报的十条提纲,决定由彭勋、严常组织人员进行编写。+ u0 Z" _. N! O' j: L
第十次2 O2 B+ n% f1 b# X
1968年6月12日,长办红楼二楼会议室
; Z) W4 z7 O) y" R6 U) t9 ^到会人:彭勋、吴焱金、曹承义、傅廉、顾建棠、严常、郑兆鳌。
8 t" H M& U: u. g, N空字006部队(雷达兵学校)有几个人来找彭勋,他们与彭勋谈七二〇前后余立金与刘丰交往的情况,我因有亊没有听到具体内容。
5 L0 z! ^" n8 E4 ^8 K第十一次& n; G4 f4 g3 l- i8 K
1968年6月16日,长办科学院水工室) p7 J: m9 P/ r$ K% q, |! B0 G
到会人:张立国、吴焱金、曹承义、彭勋、傅廉、顾建棠、田学群、龙铭鑫、高玉泽、谢文照、肖木生、郭保安、王富山、陈茂祥、严常、郑兆鳌、王志良、张维荣。
( _0 M: s0 J+ ]1 }. ]; l张维荣刚从北京回来,传达聂元梓的讲话:“新派不能反军队。全国凡是搞军队的,都垮了台。新派对形势估计错误,帮了倒忙。”* L- E$ s: q9 A
会上一致同意停止“卫三红、揪变色龙”的活动。) l9 b; S. _$ Z
第十二次7 t8 r& _0 a8 h6 j
1968年6月19日,长办总工程师室。( q, x N' M( D; T1 D
到会人:彭勋、吴焱金、曹承义、傅廉、顾建棠、田学群、龙铭鑫、高玉泽、谢文照、肖木生、郭保安、王富山、陈茂祥、严常、郑兆鳌、王志良、郑军。
9 y0 P4 B( I* R2 C. G& j会上决定撤销卫三红指挥部。
0 ?- Y/ A E5 c/ Q1 y0 C7 Q6 x张立国:我们都要向曾、刘承认错误,由于对形势估计错误,帮了倒忙。
; ]9 j7 `. M5 `. y/ s1 k2 D钢派“拥护曾刘方张,打倒薛李孙姜”的主张,加深了新派“军队支钢”的感觉;而曾思玉要张立国下来了解情况并传达“揪斗姜一是反革命行为”,被新派视为曾思玉是压钢支新,这样新派就全力拥曾反刘揪变色龙。这到底是我们的错觉,还是人家设局请君入瓮?现在就我看来,是当年我们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几十年过去,回顾当年钢新两派因派性而窝里斗,真是害人害己,教训惨痛。
2 X/ Q# W, v$ @; ~9 p$ D0 d第64节 造反派知错即改金不换
( q( v$ R- s" i2 C7 I无论钢派抓姜一,还是新派“揪变色龙”,其第一位的原因是曾思玉主任在省革委会中搞“双独”,其次是钢新两派主要头面人物派性作怪,第三是走资派有机可乘。尽管新派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的角色,但用钢派抓姜一、新派揪刘丰的举动来反对“双独”,是极为错误的,因为其客观效果,是在拆省委会的台,不是卫“三红”而是反“三红”,不论你的主观意图如何。幸好张维荣从北京回来传达了聂元梓的讲话,使新派认识到对形势估计错误,帮了倒忙,一致同意停止“卫三红、揪变色龙”的行动,并向曾思玉主任和刘丰副主任承认错误,作了检讨,全力配合曾、刘展开各项工作。8 l" T$ R! \; y/ Z
当时一米七轧机、第二汽车制造厂、“三三〇”葛洲坝水利枢纽、武钢四号高炉、五七油田、东亚最大的湖北化纤厂等一批大型项目在鄂落户。曾思玉带着我等参加一米七轧机、四号高炉奠基和开工仪式。张体学和我代表省革委会慰问二汽建厂团。我经办了兴建“三三〇”工程的第一份请示报告。我和省革委会常委、办事组副组长丁力到汉口火车站接待并安排中纺部政治部主任齐绛军带领的湖北化纤厂建设先遣队。这批大型和特大型项目,对湖北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效益。
6 Q! C; Z) D6 P5 j; e( g1968年夏天长江发大水,堤坝多处出险,当时曾思玉是长江中下游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指挥长,我是副指挥长,杨道远、张立国等也参与了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工作,曾经和曾思玉、张体学一起乘直升机查看灾情。6月中旬,曾思玉命我从陆路赶往荆沙地区摸清溃口和淹没情况。我在沙市以下一个最大的溃口处实勘,其溃口跨度约一百多米,水流很急。要搞到溃口的流速、流量等水文数据,还要搞清溃口堤内淹没情况,为堵口和赈灾提供依据,就必须驾船经溃决口入淹没区。先调长航沙市港的一条拖头来试,在溃口外驶过又回来,驾船的大副直摇头:“不行,不行,根本不行。”又请海军来试,只见快艇两次驶近溃口外沿又折回江心。我急忙找到长办沙市水文总站革委会副主任、船舶队大副龚诚富师傅商量,请他来试。他想了一阵说:“我们的水文船比不上长航的,更比不上海军的。(我插话:先前我就考虑到这一点。)但我是个党员,又是个造反派,我愿一试。凭我的胆量、经验和技术,虽然不一定能保证成功,但不会出大问题。不过你老顾不能上船,说实话,实在太危险了。”我坚持要上:“龚师傅,我一定要上。上了船一切听你的,只有和你并肩战斗心里才踏实。”0 [! y, ^, x: D- _0 w+ J: G
下午一点多钟,龚师傅驾船驶向溃口外沿,走了两个来回,在江中徐徐调过船头,船尾对准溃口中央,慢慢倒行,就是船尾当船头,但开的是前进车,越靠近溃口,水的流速越快,船的前进马力也越大,就这样驶经溃口,进入淹没区,离溃口将近一公里后,船调头恢复正常行驶。闯进溃口那一瞬间,真是惊心动魄。事后我问龚师傅:“你这是一手什么绝招?”他笑着说:“胆要大,心要细,关键在于船头对浪尖,掌握住船,似进非进,保持与流速略低的水平,使船缓慢后退,平稳进入,窍门就在这里。”) t x# d! \% x; p( e5 l
1968年国庆节,龚师傅荣获全省抗洪抢险劳动模范的称号。- @1 H u: S& E) G- i
1968年8月初,由省革委会常委、办事组副组长丁力,生产指挥组副组长、军代表黄××和我组成慰问团,到湖南慰问灾区人民并无偿送上湖南急需的土豆和绿豆等秋季作物种子;应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华国锋的请求,长办革委会帮助修复了拓溪水电站。湖南省革委会主任龙书金热情接见了我们,要我们转告曾思玉主任,对湖北伸出援助之手深表谢意。
& ^: [ e! ]+ T! Y+ U& a3 t尽管我们主动改正了抓姜揪刘的错误,作出了检讨,又以有成效的实际行动作了回答,可曾主任没有丝毫反思自己的严重缺失,相反对我们更加恨得咬牙切齿,从1968年8月底派遣工军宣队开始,到1973年底,一直把我们当敌人往死里整。省革命委员会成了真正的“秋后算帐”、向文革反攻的“曾家店”、“军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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