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俞正声上党课：“执政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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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微博的蝴蝶效应
     
    2011年6月20日下午，一堂特别的党课在上海交通大学新体育馆内进行──坐在讲台上的，是身着白衬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
    环坐在俞正声面前的，是来自上海交大所有院系所有年级的党员、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以及部分教师代表，人数达5000人之多。
    学生们穿着中午发到手上的统一T恤，按颜色坐成一个个红色和黄色方阵，整齐鲜艳。正对着俞正声的方阵，举着巨大的红色标语──“纯洁、坚定、永远跟党走”。这也是上海交大等方面为这堂特别党课反复斟酌敲定的主题，这句话也出现在俞正声上方的巨大液晶屏幕上。
    这并不是一场枯燥乏味或是充满宣传动员辞令的演说。这堂近两个小时的党课上，俞正声不仅主动谈起了五四运动、新中国建立、“文革”等时期的争议话题，还毫不避讳地触及一些社会敏感问题，并不时以自己的故事现身说法，现场掌声笑声不断。
    在建党90周年纪念日临近之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俞正声选择到上海交大上党课，却要从一条最近网上热议的微博说起。
    5月中旬，在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大四学生党支部的一次组织生活会上，一位同学分享了在微博上看到的一则“冷笑话”──一个女大学生来公司面试，经理看了看简历抬头问她：你是党员？那个女生顿时紧张了起来，激动地说：党员也有好人啊！
    支部书记董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围绕这条微博，支部内进行了一场信仰危机的讨论。讨论后，大家决定把“无论何时何地，亮出党员身份”作为这个支部毕业之前最后一次党课的主题。
    这个主题针对的是当前的社会现状──“现在很多同学对自己的党员身份主观上蛮淡漠的，不会主动说自己是党员，当有一些是非争辩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亮出自己的党员身份，表明自己应该持有的立场。”董雪说。
    最后，支部决定向学校里其他毕业支部乃至社会发起“亮出党员身份”的倡议。在老师的帮助下，他们也给俞正声写了一封倡议信。
    出乎董雪意料的是，不仅几天之后收到了俞正声的回信，各方也顺势促成了邀请俞正声来学校上党课的构想。“没想到会搞那么大。”董雪说。
    有意思的是，两年之前，刚到上海履任不久的俞正声，也曾到复旦大学上过一次“党课”。那一堂主题为“坚定党的信念、坚持党员本分”的党课，也是“结缘”于一封毕业生的来信。
    只是当时那次党课，只局限于两百人左右的毕业生党员代表。而这次，是面对近五千名师生，并且是在中共建党90周年生日之前，由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上的党课。
     
    关于中共诞生，关于新中国，关于毛泽东
     
    6月20日下午两点左右，5000名师生就座。按计划，各个院系轮番唱起了《歌唱祖国》、《保卫黄河》、《打靶归来》等红歌──曲目是学校提前确定好的，大屏幕上还滚动着歌词。
    半个小时后，俞正声走进了体育馆。“交流是为了讲心里话，念稿子大家不爱听……我今天给大家上党课……没有教育人的意思。”向来不用讲稿的俞正声，这次也不例外，这番开场白先赢得了大学生们的掌声。
    俞正声说，“我想讲两点，一点是坚定的问题，一点是忠诚的问题。”
    这位党的高级干部说，现在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有的书国内没怎么出，也会从各种渠道流入国内。怎么样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间保持一种政治上的坚定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随后，以中共历史为脉络，俞正声给学生谈了几个“怎么看”。
    他说，“现在有的媒体宣传的一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以后，北洋军阀丧失一点控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时机。很可惜的是，救亡图存的思想，使中国丧失了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机遇，从而陷入了革命的漩涡。”
    俞正声说，“报纸上当然没点共产党，但是说救亡图存的思想下，民主共和发展的大好局面被破坏了。”俞正声说，“我是在哪儿看到这种言论的？是在我们上海的报纸上，而且是转载的北京的报纸。”
    对于这个问题，俞正声举了自己4月在《新华文摘》看到的一篇文章为例。该文谈到，1920年，死亡人数超过20万人的宁夏海原大地震，地震后一个月当地政府才向北洋政府上报了求救信息，得到的捐款也极有限。“我到上海以后，感觉很多人对上海的（上个世纪）30年代很留恋。30年代上海是金融中心，全国的文化中心；另一方面，上海是沙漠中的绿洲。20年代上海已经发展了，上海为海原大地震做了什么？上海的富商们为海原大地震贡献了什么？”
    在俞正声看来：“五四时代就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不能仅仅看到大学里的一些景象就做出一个对社会的判断。”俞正声强调，在这种时代特点下，中共诞生，就是要为劳苦大众打天下，就是不能让社会、官僚们熟视无睹群众死活的状况在中国继续下去，所以才产生了共产党。
    他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怎么看待“新中国的建立”。
    “有人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军事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军事上比国民党高，我觉得是不对的，根本上是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俞正声随后谈到农民参加土改。
    “有的同志说，土改就是农村里的痞子，把地主的财产分了，乱打乱杀，这个现在很多文章里面讲过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但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土改中乱打乱杀的结果，必然导致这个地区群众的反水，这不是没有发生过的，抗战时期也发生了。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群众拥护解放军和拥护共产党呢？从根本上说，土改运动是得人心的，是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的。”
    第三是怎么看待“社会主义建设艰难的探索”。
    俞正声坦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这不光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也是党的错误。
    他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母亲（注：范瑾，曾长期从事新闻及宣传工作，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的奠基人，其兄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丈夫是曾出任建国后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黄敬）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监狱，1975年回来，出来之后我就感觉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觉。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绝做任何体检。我的妹妹，“文革”开始时一个高中生，在学校里被批斗，后来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了。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
    “那么为什么对毛主席还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肯定态度？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计地诋毁他，甚至说，毛主席著作大部分是胡乔木写的，胡说八道，胡乔木写不出这种文章来。第二个，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俞正声说，“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
    俞正声说，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人民群众之所以仍然相信共产党，“就是因为知道，党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艰难的、没有实践经验的探索，而且党也不回避自己的问题和失误”。

   如何看待当下的矛盾？
     
    “30年来国家有很大进步，但现在也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俞正声一一数道。比较突出的，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现在银行高管一年薪水几百万，有的银行，老总一年可以几千万，“而上海的最低工资线是一个月一千两三百块，这可是几百上千倍的差距”。
    “还有党内的腐败现象，我看没有从根本上进行遏制，最近报的铁道部部长的案子，利用工程索取钱财，成亿成亿地索取，若干亿的回扣，生活糜烂啊。”
    此外，俞正声还谈到了当前社会矛盾不断地涌现。他说，“有一些社会矛盾是属于干部处理经验不足，没有在早发阶段赶紧处置；有一些社会矛盾是越渲染越大，本来没那么大。”
    对于这些现实问题，俞正声也历数了他所认为的原因。
    一是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难以避免阶段性的混乱。而这种快速发展、分配上的变化、财产价格的急剧变化带来了人们谋取利益的冲动。
    “这是正常的。”俞正声说，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无外乎是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不平衡，团结而起的奋斗，共产党就是干这个的。革命为什么胜利？就是人民群众觉得我的利益在这儿，才团结在党周围。新世纪利益多元多变，是一个阶段性的特征，这是任何国家快速发展的阶段都难以避免的。
    还有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产业分工变化，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增大。他还强调，这不光发生在中国。
    “第三，还有我们工作的不足和体制的缺陷。”俞以分配问题为例，他说，邓小平1993年就讲过，分配问题可能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难，应该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把这个问题尖锐地提出来，鼓励用各种方法去进行探索。“我想我们对小平方针的认识和实践上做得不够。”
    “此外，干部的监管使用上还有制度性的缺陷。”俞正声顿了一下说，“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不过俞正声告诉听众，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标准，他每个月工资一万一，“不算高也不算低”，比上海市市长韩正低一些。“抽烟是自己买，衣服也是按照市场价格买。”
    俞正声也提醒说，（解决当前问题）不能急于求成，不能采取“文革”的办法来解决干部的腐败问题。“我们建国以来的教训是什么，是急于求成，以前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是GDP赛跑，所以才有那么大的投资、那么大的货币量。”
    “我们总要找到新的途径和办法，就是靠各方监督的办法。”他甚至举了个自己的例子，他去年10月去崇明检查工作，结束后随行人员邀请他去看看当地一个湖。当时，大量游客在那，俞正声一行至少有四五辆车就开上去了，然后上了船。
    俞说，从船上下来，游客就跟他打招呼。“第一句是，俞书记好；第二句就是，你买票了没有？我赶紧让秘书把票补了。”这段自嘲，也引得学生一阵大笑。
    因此，“还是要扩大公开，置于群众与社会的监督之下，这方面我们总要找一种制度性突破，扩大群众和社会的监督”。
     
    主动谈起敏感话题
     
    谈到当下，对于一些政治领域的敏感话题，俞正声也不避讳地向学生们主动说起。
    “有的同志说，党是不是代表了某些利益阶层，就要维护这个阶层的利益，换句话说，当官的要维护当官的利益。”俞正声说，“党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党不是利益群体。共产党不是一个利益集团，它是能够反映各种意见的，社会各阶层意见的一个组织者。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经常开会，它反映了各种利益。”
    “有的同志问，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根本解决要靠多党制，多党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他说，看台湾就可以想到，中国大陆复杂情况远比台湾多得多，中国大陆要是多党，可能就会把中国大陆变成了政客权谋的竞技场，个人野心的博弈机和民族分裂的样板田。
    “如果陷入政客权谋斗争，那谁去管经济的发展？谁去解决重大的民生问题啊？然后再加上各省之间互相斗，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那不回到了北洋军阀的时代了吗？”俞正声抛出一串反问。
    他强调说，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来统筹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俞正声还谈到另一个热门话题——最近在网上热议的“独立候选人”问题。
    有意思的是，曾经在湖北担任省委书记的俞正声，与来自湖北潜江的自荐竞选人大代表的姚立法之间，还有一段交集。
    俞正声回忆道：“我在湖北时，潜江的书记说，我们有一个群众推荐的候选人选上了，经常怎么怎么样。我说，你要区分情况，群众推荐不能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要分析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有的人是真正希望参与对党和政府的监督，这个是要支持的；第二种是他想参与监督但没有经验，有时候说话偏激，这个也要支持，不要在乎；第三种可能是为了个人出风头，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而第四种可能就是出于想推翻现有制度，追求西方制度。”
    俞正声问这位书记，姚立法处于哪种状态？他说，还没有到第四种。俞说，你还是要帮助争取，不管是处于哪一种，只要他讲得对，你们都要改正你们的工作缺点，即使是不对，你也得改正你的缺点。“后来县里说，美国国务院请姚立法去考察美国民主制度，问怎么办？我说，让他去呀，这是他的权利，但是你要告诉他，你这么走下去，性质是要变化的。”
    俞正声说，处理这种问题的界限，就是是否赞成宪法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在于他给你提多少意见。
    这位党的高级干部说：“中国的现实，如果离开了党，国家至少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走上非常危险的境地，这种危险是存在的。我今年都66岁了，干不了几年了，你们都是年轻党员，未来怎么走，不是我们决定的，是你们决定的。希望你们把握好未来的政治方向。”
     
    “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不会有希望。”
     
    俞正声还向学生谈起“忠诚”的话题。“我说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不是一句空话，体现在很多的思想里。”
    “在座的有不少上海人，上海现在常住人口将近1/3是外地人，要不要取得上海户籍？要不要享受跟上海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俞正声说，“同学们是心里赞成还是表面赞成啊？这势必会涉及到一些利益。我们现在的高中不允许他们上，势必有一天，高中要给他们开口的，高中要开口子，等于大学也要开口子，大学开口子，等于原上海籍的高中生考大学就有竞争了，上海户籍的同学，你们赞成还是反对啊？”说到这里，他批评说，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进展太慢，有关部门的同志思想局限太重。
    他停了一下，说道，“作为党员，就应该赞成。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当然这也不敢贸然地进行，上海老百姓很有意见。慢慢地循序渐进，但是这个方向应该是明确的。”
    他随后提到，忠诚也要“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
    他举例说自己在山东任职时，有一年山东的走私很厉害，大量走私汽车。“我当时在青岛担任市委书记，青岛刹住车了，威海、烟台都疯了。正好到北京开会，江主席叫我去他家谈事，问你们山东有没有走私啊？我说有。济南军区有没有走私啊？我说有，通过青岛的军港。你说我这个党员对中央不讲老实话行吗？讲了老实话势必得罪我的上司。要敢于讲真话，你敢不敢于在领导面前发表你的看法？”
    他随后还举了一个有关朱镕基的例子：“朱总理是好领导，你不跟他讲真话，他不信任你，你跟他讲真话，他反而相信你。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要想说服朱总理，就得他硬你更硬。我对朱总理很尊敬，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鼓励你讲真话。”
    在这堂党课结束前的提问环节，一位学生在递上来的纸条上，写下了这样的问题：“对党的未来怎么看？”在学生的欢笑和掌声中，俞正声抬头缓缓说道：“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我们党本身如果能够坚强，能够克服自身的弊端，党的未来是光明的；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

来源：南方周末，2011-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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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 …… 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