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华府绝密情报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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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者：沈志华  1950年出生，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香港大学名誉研究员。

课题组主要成员：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华南师范大学姚昱、东北师范大学詹欣、东北师范大学张民军、华东师范大学梁志、南开大学赵学功、华东师范大学戴超武、北京大学郭洁

课题研究缘起美国情报档案解密

记者：当初是如何想到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的？

沈志华：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美国档案的解密。2004年10月，在美国华盛顿“水门”饭店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学术会议，此次会议由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委托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主持召开。

“9·11”事件后，美国情报系统被认为很失败，这么大的事件事先没有一点预感，于是美国开始整合情报系统。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对中央情报局以往的工作做评估。这就涉及到美国对华情报评估报告，因为美国中情局从1948年开始每年都写对华情报评估“国家情报评估”和“特别国家情报评估”。美国准备解密这些文件，就邀请各国，主要是美国、俄国和中国三国学者来进行评估。中国的学者有我们中心（即华东师大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的杨奎松、李丹慧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牛军及我总共4位。当然，会议参加者大多是国家情报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专家。新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出席了会议，著名外交家基辛格也到场做了演说。会前一个多月，我们收到了这批当时尚未解密的档案，并按照要求分工写出了4篇评论。会议内容是对当天解密的71件、共千余页中央情报局档案的价值以及意义进行讨论和评估。这些文件都是1948～1976年之间中情局收集的关于中国情况的情报以及对这些情报的分析和评估报告。对于冷战史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国学者的研究，这批档案的解密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从美国的视角来看中国，而那时中美是没有任何外交关系的，美国完全是从外部世界来观察中国的一举一动的。这对中美关系、中国史的研究很有帮助，比如美国人怎么看大跃进等。我们觉得应该把这些材料介绍到国内，于是回到上海后，我们中心决定设立一个项目，收集、整理、翻译这类档案。

解密档案涉及中国内政外交方方面面

记者：从所收集的情报档案形式来看，主要涉及哪些类别？之后又是如何筛选的呢？

沈志华：当时我们搜集了6000多个文件。从所收集档案的形式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属于具体的各类情报或消息，大多是美国驻外使领馆或有关机构发回的电报或报告，其中包括很多道听途说的传言。这类档案在数量上占多数，不过，基本没有收入文件集。第二类属于定期的或常规的情报综合分析，如国务院情报和研究署的“情报报告”、中央情报局的“国家情报评估”（NIE）等。第三类属于情报机构受命撰写的专题报告，一般是针对一些重大事件或问题专门向白宫和总统提交的文件，如中央情报局的“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NIE）。搜集完之后进行了筛选，挑选了300多件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因为最初搜集来的情报文件相当繁琐，很小的事都上报。我们的文件集收入的大部分是前面所说的后两类档案，特别是“国家情报评估”和“特别国家情报评估”。此外还收入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情报。

记者：请您简要介绍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

沈志华：经过整理和编辑，我们把所选译的档案分为15编，分别是中国综合状况、中国内战、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军事、中国外交、台湾问题、文化大革命、中苏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与第三世界、中国与朝鲜战争、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中国与南亚，以及美国情报机构。由此展示冷战时期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状况的认知、分析、评判和预测；此外，每一编都有导论，介绍和分析本编的主要内容，并做必要的技术性说明。除了保留档案文件的原有注释外，为便于读者阅读，我们还增加了一些注释——译者所加为“译注”，校者和编者所加为“编注”。全书最后附有附录，列出了“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和“专有名词译名对照表”，供读者参考。

冷战史研究需加强扶持力度

记者：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项目，当初您在挑选课题组成员时有什么考虑和要求？

沈志华：从步骤上讲，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三块，首先是搜集情报资料，主要包括缩微胶卷、网上、纸本文件三种形式。前期就是我们这里的博士后广泛搜集、编目、整理、挑选。第二步是翻译。我们找了本校还有上海其他高校从事冷战史研究的老师和学生，以学生居多。然后，每个专题有一个负责人，主要负责在后期加注释，因为原始文件阅读有时候对外行还是比较困难的，另外我们还对每个专题作综述，介绍文件的历史背景、特点等，包括技术性的说明。

记者：您前面提到，情报文件来源主要有缩微胶卷、网上和纸本文件，搜集这些文件遇到什么困难吗？

沈志华：为了研究，我们中心买了300万人民币的缩微胶卷，主要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美国政府的文件、美国国务院的文件。我们想在冷战中心建立一个美国档案的基地，国内学者想看这些文件就不用去美国了，到我们这儿就可以看到。历史学是基础学科，需要从档案文献研究历史问题，特别是那些在历史转折关头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重大事件。就冷战史而言，为什么在最近几年变成显学、热门？就是因为这些在过去是断裂的、屏蔽的、歪曲的、片面的、失实的。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些档案文件的解密，需要学者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比如中苏为什么分裂？中美为什么会走到一起？诸如此类大大小小的谜团一个接一个，需要学者做大量的工作。这些前沿的学术研究有助于国家的社会科学发展，亟需扶持，而不能因为经费、政治等因素不能研究或无法研究。比如美国对苏联的研究，苏联突然解体，档案突然开放，据我所知，美国国会图书馆买了大批胶卷，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学、威尔逊中心等搜集大量文件，他们分不同的领域开展研究，如韩战研究、越战研究、东欧研究。

记者：从您的介绍中可以看出，翻译量非常大，如何解决翻译这一问题呢？

沈志华：的确，翻译量非常大，翻译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我们在上海组织了大概50来人的翻译队伍，基本上是老师带学生来翻译。从冷战史角度来看，专业队伍建设亟需国家政策支持。我们要研究50年内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关系的变动，需要各个国家的档案文献，波兰的，匈牙利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但是，现在国内这方面的人才缺乏。即使有一些懂这些语言的人，但也很少从事学术研究。在总体政策上，应该鼓励、吸引人才留在基础学科做研究。从研究的政策上来讲，国家应该对短缺的课题项目加大扶持力度，比如高新聘请。

冷战期间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特殊

记者：您提到，解密美国对华情报档案对学术研究很有帮助。您能举一个例子吗？

沈志华：好的。我负责中苏关系部分的报告，我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美国人对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估计，涉及到体制、观念之类的问题的时候，往往摸不着脉搏。例如中苏分裂，从我们现在研究的结果来看其实从1958年就开始了，中苏在内政外交方面就已经发生了分歧。1959年分歧越来越明显，以致于中苏领导人发生了当面的激烈争吵。1960年，这种争吵见了报、表面化了，苏联撤走了所有在华专家。但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中情局的评估报告仍然坚持认为中苏同盟不可破裂。为什么呢？报告认为，中苏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苏的意识形态也是一致的，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苏的敌人也是一致的，都是美国人。所以中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可能发生分裂，出现分歧也很自然，任何一个同盟在交往过程中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一旦分歧威胁到同盟存在，双方都会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适用同盟的需要。由此，中情局判断中苏同盟不可能破裂。到了1962年，中情局还是坚持这种看法。

那么，我们就要分析了，在明摆的事实面前，中情局为什么会坚持这种判断？他们甚至认为，这是中苏作出的假象来迷惑美国。我们认为，他们是按照西方现代国家关系的思维逻辑来推断中苏。维持现代国家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国家利益，所以他们认为国家利益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发生分裂，除非国家利益发生重大冲突。但那个时候没有重大冲突，中苏只是领导人观念有分歧，然后观念上的分歧导致了政策上的分歧，政策上的分歧本来可以调整的，但遇到了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都遵循一个理念，谁掌握了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谁才有合法的领导权，才能领导无产阶级队伍。争论的焦点是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谁来解释当代马克思主义。这就不是利益的冲突、分歧。美国则看不到这一点。

记者：这对课题组的研究有什么启示？

沈志华：这就提出一个课题：半个世纪以来，在冷战期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特殊性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在的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一现象是没办法解释的。比如，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一好起来就不分你我，一吵起来甚至会动武，没有谈判的余地？但半个世纪以来，冷战期间，西方盟国内部没有战争，没有发展到武力冲突的地步。美国与法国、日本、英国、韩国都有矛盾，有时候吵的不亦乐乎，但他们最后都能在谈判的平台上解决问题，这就需要人们去探讨社会主义同盟内部国家关系当中运行的政治准则，它和西方是不一样的。引申出的这样一个课题，也是我们下面准备要做的研究。

加深理解外部世界对华政策的理念

记者：通过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您对处理中美关系有什么看法或者建议？

沈志华：我们这个课题不光是对中美关系，包括对中国对外关系都提示了这样一个问题：通过这些情报评估的分析可以知道，当中国发生一件事情之后，外国人会怎么看。以前，我们老是认为，我们主动做了一件事情之后想让人家看到什么样的结果，人家就能看到什么样的结果。其实，他们看到的不是这个结果，反而从另一个方向去想，这个我们往往不知道。所以，在和外部世界交往过程中，理解对方和让对方理解都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当国家制度、国家发展阶段、追求的目标不一样的时候，很容易出现错位和屏蔽。通过研究这些情报评估报告，就可以给出预示，领导人将来做决定、决策的时候，对方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不知道、不了解、不理解外部世界对我们的举动可能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将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前面是从学术角度上来讲可以引申出许多课题，从现实角度来讲，我们的这个项目有助于加深中国的相关决策部门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认知理念、思维方式、分析方法及决策模式的理解，对现实的外交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会有一个参考和借鉴的价值。


来源: 社会科学报，2011-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