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文革”中的谢富治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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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文革”中的谢富治其人其事

来源:《百年潮》2003年第4、7、9期 作者: 赵明

　　编者按：赵明同志1950年1月调公安部任编译处副处长，后任公安部政策研究室主任。1980年12月，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决定成立谢富治罪行调查组，赵明同志奉命参与查证工作，掌握了大量真实资料，现撰述成文。


　　谢富治，1909年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进行的武装斗争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谢富治曾担任过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职务，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1959年，谢富治由云南省委书记调任公安部部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九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文革中，谢富治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成员，任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兼第一、第三办公室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1972年谢富治病亡。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之一的谢富治已经死亡，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庭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纪委作出决定：开除谢富治的党藉;撤消谢富治死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加诸给他的溢美隐恶的悼词;将谢富治的骨灰由八宝山清出。

　　谢富治“转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各省市地县的主要领导及一些厂矿和部队的负责人。这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下召开的。虽经过一年的调整，形势开始好转，但困难还是很大。在党内外思想上各种疑问还很多的情况下召开此会，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了书面报告，并作了重要讲话。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他说一方面是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谢富治在发言中，也摆出了各地在经济困境中发生的各种严重的治安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但是，林彪于1月29日却在会上发言时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林彪的话与会议气氛不协调，但受到毛泽东的欣赏。
　　“七千人大会”后，我随谢富治出差到山东考察农村治安问题。在软卧车箱，我们随便闲聊，谢富治忽然将话题扯到“七千人大会”上。他很懊悔地说：“我没有考虑，就抢先发了言、谈了许多各地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出现的种种严重的治安问题，还举出不少因口粮缺少发生的妻杀夫等违背人的常情的实例。可是林彪在发言中却大谈三年经济困难是由于没有听毛主席的话，用‘左’的或‘右’的思想，干扰了毛主席的思想的缘故。”在他的话里，带出懊悔的情绪：“没有看清风头”。“转”错了方向，怎么就“转”到刘少奇一边去了。他还提到在农机部任局长的老婆刘湘屏，责怪她常在党组会上乱发言，随便提批评意见，说她“真不知道利害!”
　　1954年初，有人写匿名信警告江青。根据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公安部罗瑞卿部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副部长进行侦察工作。有关部门查阅了30年代上海出版的一些报刊杂志，接触到江青的一些历史问题。1959年罗瑞卿部长调离公安部时，向接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作了详细交代，要他办好这个案件。谢富治亲自参加了政治局讨论这个案件的会议，亲自听到毛主席对此案“放手调查”的指示，在谢富治的主持下，公安部于1960年查到了写匿名信的人。案件侦破后，公安部将所有调查材料整理封存在公安部档案室。1965年秋，江青跑到公安部五号楼谢富治家里，大哭大闹，说公安部有人在整她的黑材料。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为了掩盖自己曾经叛变的历史，诬陷公安机关整了她的黑材料。江青先是指使红卫兵造反派上街贴大字报，说谢富治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打倒，后又联合康生、陈伯达等人拉拢主持司法工作，手握专政大权的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江青、康生等人经常在人民大会堂主楼小会议室开会，听取红卫兵造反头目的汇报，并向他们提供材料，作出指示，指导红卫兵造反派在下个阶段的斗争对象、方向。有一天，江青请谢富治来参加汇报会，在会上，江青指着谢富治对红卫兵造反派的头目说，你们不要再给谢部长贴大字报了，谢部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经过这样一打一拉，谢富治认准了方向，迅速“转”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
　　谢富治为了巴结江青，昧着良心说假话，诬陷罗瑞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等同志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搞了“反革命黑调查”，将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副局长赵仲田、原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副局长王?等15人，以及原山东省委副秘书长文菲、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政等7人，原浙江省副省长王芳、公安厅厅长吕剑光，原江苏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和原华东区公安部负责人许建国，共30人相继逮捕入狱。

　　《公安六条》出台

　　“文化大革命”初期，人民群众对林彪、江青等人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残酷迫害老干部的行为极为不满，以各种形式予以揭露。林彪、江青等人十分恼火。1966年底，张春桥、谢富治、关锋等人经过精心策划，出台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决定》(简称公安六条)。1966年12月7日，谢富治在给张春桥的信中写道：

　　椿(春)桥同志：
　　送来你要的材料二份请收阅。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特别是伯达、江青同志是那样的关心和重视公安机关文化革命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主动地提出要给公安机关提出几条。送给你的一个资料，一个八条，只能供你参考，因我们水平低，不可能提出一个像样子的东西来。
　　敬礼
　　谢富治 十二月七日

　　1966年12月16日，谢富治在给关锋、张春桥、王力、戚本禹的信中又写道：

　　关锋同志并椿(春)桥、王力、本禹同志：
　　民主与专政问题，议了六条，可能很不像样子，只能供你们写时的参考用。千万请你们几位同志帮助写一下。现送上二份请收。
　　谢富治十二月十六日

　　《公安六条》草稿中的第三、四两条规定，凡是秘密投寄匿名信，张贴、散发传单、标语或公开张贴大字报、标语，散发传单，攻击诬蔑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攻击诬蔑中央文革小组的，是“反动行为”;对于有这种行为的人，以及多次进行这种活动、情节严重的人，要“依法惩处”。
　　谢富治不断指示专案组工作人员和公安干警：对林彪等人不能有一个字、一句话的“损伤”。如有违犯，就会被视为“放毒”、“恶毒攻击”，扣上“坏人”、“反革命分子”等罪名，加以惩处。有的还要追“同伙”，查“后台”，株连无辜。精神病人在发病中的胡言呓语，也被定上“恶毒攻击”的罪名，戴上“政治疯子”的帽子。仅据辽宁省统计，因此被关押的“政治疯子”有300多人，处死28人。
　　1967年11月2日，谢富治向公安部部分干部的讲话中说：中央文革小组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很好的领导者，我们要加以保护，谁要反对，我们要和他作坚决斗争。他还说：办专案、整档案，对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害，一个字的损害也不行。如果公安部出了这样的人，要坚决把他开除出公安机关，重的要坐班房。搞材料不能搞客观主义，客观主义就是帮助敌人。事后，这个讲话在公安部群众组织编的一个小报《公安红旗》上全文刊载，发往各地公安机关执行。
　　1966年12月12日，昆明发现一张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有人说，林彪是毛主席的助手，其实不然，他正扮演着安禄山的角色，他与江青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十分暧昧的关系。”
　　谢富治接到报告，立即于12月17日批示：是一个死反革分子，应加紧破案，逮捕法办。
　　1967年4月，一封反对江青、陈伯达的匿名信中写道：“一个建议，谨防吕后专政”;“一个揭发，陈伯达是口蜜腹剑的人”;“一个要求，结束目前全国群众内战的混乱局面，恢复党组织，解放干部”。
　　谢富治随即批示：这封极反动极恶毒的信，要破案。
　　1968年1月24日，谢富治在一份所谓攻击康生的材料上批示：“这完全是一种反革命行为，要坚决全部收回材料，销毁。要坚决追查，印发者是什么人，材料完全是造谣、污蔑，我不看，请你们不要扩散。送卫戍区。”

　　“砸烂公检法”

　　1966年8月24日，谢富治在三省一市座谈会上给公安机关泼脏水，说：过去公安机关，罗瑞卿统治了八、九年，徐子荣也统治了一个时期，他们搞反党宗派集团，……彭真管政法多年，他和冯基平、徐子荣、狄飞都是死党，他们搞地下活动，告黑状，想把某些人整倒。
　　1966年12月18日，江青把矛盾指向整个公检法。她在接见红卫兵造反派代表时说：西城区公安分局问题严重，已经调五、六百名干部去改组它。北京市公安局也肯定有问题，你们可以去造反。公安部、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建立在党政之上，监察竟然监察到我们头上了，整理我们的材料，这都是些官僚机构，他们这几年一直是跟毛主席相对抗，我建议公安部门除了交通警、消防警以外，其他的全部由军队接管。
　　江青讲话后，公安部的某些干部看到传单，对江青这种讲法接受不了，就去找谢富治。谢冷冰冰地说：江青是讲了话的，红卫兵要进来。1966年12月31日，谢富治指使“政法公社”(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组织)接管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严厉斥责。周总理讲：这是你(指谢富治)说的，我不能同意。这事你决定不了，我也决定不了，这样大的事，要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还要请示主席批准才行。
　　谢富治根本不接受周总理的批评，公开对抗周总理关于公安政法机关的权不能夺的指示，支持“造反派”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搞层层夺权。1967年1月25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最高人民法院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十位代表时说：你们夺权了，接管了最高法院的一切权利，我祝贺你们。你们从资产阶级老爷们手里把权夺过来，做得完全对……。夺权，对彻底改造法院是一个根本措施。
　　1967年2月，公安部除了谢富治、李震、施义之外，所有的副部长、正副局长、大部分处长、一部分科长都被夺了权。谢富治让陈光逵(原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起草一个给中央的简报，只讲情况，党组不表态，不许流露任何倾向性。大约3月间，周恩来在一次接见山西代表的谈话中指出：“公安部把所有局长的权都夺了，只剩谢富治一个人，还怎么做工作?这是剜心战术。”公安部一些部门传达了这段话。谢富治把李震和陈光逵找去，批评不应该传达这类“小道消息”。陈光逵说，这是中央文革和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发来的正式记录。谢富治说那也不能传。谢富治亲自召集处以上干部开会，硬说“夺权的大方向完全正确”。
　　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攻击“毛主席的思想在公安政法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提出要从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彻底砸烂。
　　谢富治紧紧跟随林彪的旨意，1967年7月28日，谢富治在中央政法口群众组织代表会上说：公检法要实现革命大联合，把刘、邓、彭、罗那一套砸个稀巴烂，粉碎越彻底越好。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人员大会上，公开提出“砸烂公检法”，并授意将材料印发全国。
　　谢富治在讲话中诬蔑政法系统17年来相当多的没有按照毛主席思想办，是按照修正主义办的，还有斯大林时代某种错误做法，以及国民党的很多东西。他说：“毛主席思想在我们公安政法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没有树立起绝对权威。”他特别提出“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现在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不把原来的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主席思想”。
　　1967年11月，谢富治授意上报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汇报提纲》，诬蔑北京市公安局是“藏污纳垢的黑窝”，“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特务控制”。说该局有近百分之二十的人是“三反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叛徒、特务、资本家和敌伪军政警宪人员，正副处长、分局长百分之八十七是“坏人”，十名正副局长全是“三反分子”。毛泽东主席看到此件后严肃指出：“十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一千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半专政吧，多少做点好事吧!”
　　1967年12月17日，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彻底砸烂专政机关的口号是错误的。1968年2月21日江青接见天津市革委会成员和群众组织代表时却狂呼：打倒反动的公检法!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谢富治也抗拒中央的批评，进一步部署“彻底砸烂”、“彻底改造”北京市公安局，并要“创造经验”，推向全国。
　　1968年5月28日，谢富治指使由部队调来的新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李震、政治部主任施义之及曾威等人，以“公安部领导小组”的名义，上报了第二号“呈阅件”，捏造出一个以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反革命集团”，诬陷罗瑞卿、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等同志“里通苏修、通敌叛国”。报告中说：公安部有副部长7人、正副局长43人、正副处长63人、科长和一般干部92人，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其他有严重问题的人。并说：这伙反革命黑帮，在反革命分子罗瑞卿指使下，借“以毒攻毒”为名，把一批叛徒、特务、战犯、反革命分子发展为“特务”，让他们去侦察同类，使这伙牛鬼蛇神大搞反革命活动。以取信于敌为借口，把大量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核心机密，通过所谓“逆用特务”拱手送给敌人。在“放长线钓大鱼”的幌子下，放走了大批间谍特务，包庇纵容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分子，使之逍遥法外。
　　在这些凭空捏造的罪名下，谢富治又相继制造了所谓“窃听器”案、“资敌通敌”案、“包庇刘少奇”案、“反革命黑调查”案、“盗窃中央档案馆档案”案、“检扣无产阶级司令部信件”案等许多冤案假案，先后将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等22位部级领导干部逮捕。又以“特务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罪名，将赵明、张志民、李之达等19名局处级干部逮捕。在清队中还把178名同志扣上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漏网右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罪名，编入“黑帮队”，使其备受摧残和迫害。最后又“一锅端”，将公安部1300多名干部职工，下放到黑龙江农场。
　　在谢富治“砸烂公检法”的口号煽动下，全国各地(除西藏外)公安人员受打击迫害的人数达34481人，其中被拘捕、判刑的有1329人，戴反坏分子帽子的有3652人，劳动教养、开除的有781人，有1257人被逼死、打死，3624人被打伤、致残。仅据北京市六个区、县的统计，基层治安保卫委员会的委员和积极分子被批斗、抄家、遣送原籍或关押审查的，就有568人，其中被迫害致死、致残的有38人。
　　1968年12月，谢富治签发了撤销最高检察院，“精简”公安部、最高法院的报告。报告中写道：……最高检察院完全是抄苏修的，群众早就说该取消。最高法院准备留二、三十人(一半为军队干部，一半从原来干部中评选)负责审核重大案件。公安部除留下原来的四十几个科以下干部，再加上军队干部共留百人左右。其余五个机关精简下来的二千四百多个干部，于明年二月春耕前，即可分别下放到佳木斯、湖北沙市、沙洋，一面抓革命，一面搞生产。农场的所有制和领导关系都隶属于当地革命委员会。

　　利用清理档案制造冤案

　　1968年4月1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领导、中央文革小组报送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其中一项内容为：建议由军队调来的曾威(军级)等四人组成审查清理档案小组，以曾威为组长，再从军队中挑选150人，担负审查清理档案的任务。
　　公安部的档案是1967年11月5日经中央决定查封的。1968年7月3日开始清查，至1970年2月结束，共历时一年半。当时的清档工作是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对档案材料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1968年5月24日晚，江青、叶群等在接见一个专案组工作人员时提出：“要到公安部清查档案。公安部档案可丰富了。还有北京市公安局的档案。你们组织几个人去查，我们要进去人。”并说“争夺档案很重要”。康生在另一次接见专案工作人员会上也说：“争夺公安部的档案要彻底搞。一定有很重要的材料。”
　　1968年6月8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关于组织清档队伍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建议再从调给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1000多名老战士中选借100名;另从北京卫戍区的清档队伍中借20名，予以充实。原公安部的干部一个也不参加，完全由军队干部负责。报告称，清档任务主要是清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人“资敌、通敌”、“将矛头指向毛主席的罪行”。这个报告被批准后，共从军队抽调了710名干部、战士进入公安部，担负清查档案工作。
　　1968年8月5日，谢富治起草了一份报告呈送陈伯达、康生等人，诬蔑彭真、罗瑞卿等同志“资敌通敌”。康生看到报告大作文章，批道：“从彭真专案中看出，不彻底清理原公安部档案，还不能进一步了解刘少奇、彭真、罗瑞卿等等这一内奸集团的罪恶，所以我几次提议要派大量的可靠的解放军干部彻底清查原公安部所有一切档案。从现在清查出的材料，已经看出问题的严重。我想进一步清查，还会发现更多更大的内奸们的阴谋罪行。”
　　1968年9月21日，谢富治向清档工作人员进一步强调：

　　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查他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就是说，不但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批倒、批臭!而且要从组织上把他们的叛徒、特务、内奸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彻底催(摧)垮!
　　过去他们掌权，包庇坏人搞好人，为帝、修、反服务，专我们的政。今天我们就要把他们的反革命罪行统统挖出来，把他们彻底打倒!

　　他规定清档工作人员“不要犯客观主义”，特别是对“江青同志，不能有一字一句的损伤”。
　　在谢富治的授意下，李震、曾威等人指挥清档人员把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和公安部一些负责人正确批阅处理的文件、电报等诬陷为包庇敌人、资敌通敌的“罪行”，填写成《案犯罪证登记表》、《查证表》、《线索登记表》，或以《清档材料呈阅件》、《情况反映》上报。有的还附上影印件作为“证据”。据公安部清查，谢富治等授意整的黑材料共1853件，涉及163人。其中诬陷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同志的457件，被诬陷者58人;整公安部部、局、处、科负责人的材料1396件，被诬陷者105人。

　　攻击、陷害刘少奇、邓小平

　　1966年6月初，针对全国各地许多学校的领导班子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的非常情况，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作出了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与会者一致作出的，不是一两个人专断作出的。6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作出了“八条规定”，大意是：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在校外开，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八条并没有形成成文的指示，只是口头传达下去。这一期间，毛泽东在杭州。刘少奇多次给毛泽东打电话请示汇报，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约在6月4日，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
　　1966年8月1日，相隔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闭幕近四年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仓促召开。陈伯达在会上发言指责“工作组做了坏事”。康生、江青等人乘机攻击刘少奇。在小组会上唯一攻击邓小平的是谢富治。
　　1979年4月13日，王力在揭发材料中写道：“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谢富治就在小组会上攻击邓小平同志解放后变了。那时还没有人说要批评邓小平同志，谢富治是第一个，也是会上唯一的一个。因此，那时就受到江青的赏识，说谢富治批得好。同时(江青)对陶铸同志没有把谢富治的发言印入会议简报，另印了只发小范围，表示不满，说陶铸同志把这么重要的发言，都不编上简报，不让大家看看。”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了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以批判“资反路线”为中心内容的工作会议。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他把派工作组领导运动，把广大干部对运动的不满和抵触，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10月24日，在第五组小组会上，谢富治发言诬蔑刘少奇、邓小平说：
　　刘邓所主持的怀仁堂汇报会议是极不正常的。集中的表现是武断专行。他们既不按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批示原则办事，决定重大问题又不请示主席。他们完全不听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的话，如陈伯达的话，只听薄一波、胡克实、李雪峰等人的意见，甚至以他们子女的反映作为判断和决定国家大事的依据。刘少奇同志的右倾思想是一贯的，有时是形“左”实右。刘少奇在组织上也是搞宗派主义、搞私人势力，饶漱石、彭真能够一步登天就是例证。这是一种分裂党的、毫无党性的行为。最严重的是刘少奇对主席的态度，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取而代之的恶劣做法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邓小平同志到北京工作后，发展的很坏。他的错误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不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不接近主席，对主席没有感情，抵触、以至反对毛泽东思想。什么“形式主义”、“庸俗化”等等反对学习主席著作的谰言不少是从他那里来的。邓小平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30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因此，彻底肃清刘邓的影响是很必要的。建议将他们的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起码在县团级公布和批判。
　　这次会议后，全国很快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11月15日，公安部机关召开动员大会，谢富治在会上传达了10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其实早在6月间，谢富治就亲自批准向公安部办公厅、一局、十二局、政治部派了工作组，中央工作会议后才撤销。在这次大会上，工作组被批判犯了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1966年12月8日，谢富治给林彪写报告提出，“很有必要对王光美的政治历史进行审查。建议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负责进行”。谢富治的目的，不在王光美本人，而是要陷害刘少奇。十天之后，就成立了“王光美专案小组”。
　　1967年5月18日，谢富治在明确“王光美专案组”的任务时说：“名为王光美专案组，重点是搞刘少奇的政治历史问题。”同年9月5日，谢富治更明确地对专案组人员说：“搞王光美就是搞刘少奇。要抓住要害，抓住不放。”
　　为了制造刘少奇的“罪证”，谢富治擅自决定逮捕了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并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授意下，批准拘捕了北京大学党委委员苏士文及郝苗、马国钧、孟用潜、曹亮、梁淑德等六人，对他们进行逼供。并对1927年在武汉同刘少奇一起搞工人运动的丁觉群进行指供、诱供。1967年9月25日，丁觉群声明：他被逼写的材料“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谢富治又对1929年与刘少奇在沈阳同时被捕的孟用潜采用刑讯批斗的方法，连续批斗了九天，逼其按照他们的需要交待“材料”。从1967年6月15日到1969年3月18日，孟用潜在狱中先后20次写书面声明，说他在逼供下写的关于刘少奇的材料是“虚构编造的，应该撤销”。但是，丁觉群、孟用潜的更正、申辩材料均被谢富治等人扣压或责令撕毁。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只因为曾在王光美读过书的辅仁大学任过教，也被拘留。当时张重一身患癌症，病势垂危。谢富治责令“专案组”对张进行突击审讯，逼张交代所谓“王光美的特务问题”，致使张重一在一次逼供后仅两小时即死亡。
　　1967年7月28日，谢富治接见中央政法口各单位群众组织代表，煽动他们“革刘、邓、陶的命”，“把刘、邓黑司令部打垮”。
　　1968年5月28日，谢富治在向中央写的一个报告中，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是“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黑帮”。同年9月，谢富治指示公安部清档办公室工作人员从档案中查找“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罪行”。于是一些经刘少奇、邓小平签发的中央文电和正常工作中的批阅件均被指控为“反革命罪行”。
　　——1955年，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向中央请示“提早改变港澳地区地主成分”问题。同年4月16日，刘少奇签发了中央的复电：“对兼有工商业或其它正当职业的港澳地主，只要他要求回来，不进行反革命活动，可以保证不斗、不杀、不没收其带回来的财产。但不一定要限他带回财产。”谢富治等人指控刘少奇是在“包庇地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1956年，刘少奇签发了中央《关于挂像问题的通知》，内称：“今后机关(包括党、政府及人民团体)在公共场所及会议室的挂像问题，均不作统一规定。是否挂像及挂什么人的像，各地可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这件事，谢富治也认为是“一大罪证”，批转给“刘少奇专案组”。
　　——1951年3月，川西公安厅逮捕了张治中的旧部下洪世禄，张治中给邓小平写信，要求从轻处理。邓小平把信批交西南公安部查处。经查，洪世禄主要是历史问题，没有大的现行罪行。邓小平批示：“如无重大现行罪，可照顾一下张治中，从宽处理。”8月6日，川西公安厅将洪世禄释放。谢富治借这个批件，指责邓小平在“包庇反革命分子”。
　　——1957年，原江苏省副省长周一峄的父亲周公谋，拟从香港返回大陆，去周一峄家逗留，公安部发现有派遣特务嫌疑，便将有关情况报请中央处理。邓小平批示：“可由江苏省委酌情处理，但以将周公谋的情况正式通知周一峄同志为好。”这样处理完全正确。谢富治却诬陷邓小平“包庇派遣特务”。
　　——1959年，公安部将获取的“日本破译机构对苏联密码侦收情况”和“日本捞取苏联侦察潜艇活动的浮标”两个情报，经邓小平、彭真等批准，依照惯例，通知了苏联。这是原经双方协议的正常的情报交换关系。而谢富治却称邓小平把“两个极其重要的情报，拱手送给了苏特机关安全委员会”。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召开。会议错误地批准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操纵专案小组，采取非法捕人、刑讯逼供、制造伪证等手段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会议一开始，谢富治就发言指出：“完全拥护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交给广大革命群众公审。刘少奇隐藏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他结党营私，有个黑司令部。特别邓小平，不仅是可耻的逃兵，而且伙同和包庇刘少奇干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也应开除党籍。陶铸是个叛徒，也要开除党籍。”

　　"二月逆流"事件

　　1967年2月间，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 、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异议 。谢富治是唯一发言为林彪、江青等辩护的人。会后，张春桥向江青报告会议情况，江青说 ，谢富治是唯一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人，很难得。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正确意见被否定 。此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决定。"中央文革碰头会"名 义上由周恩来牵头，成员大多数却是江青的人。在篡夺了中央决策大权之后，江青即向毛泽 东提出，要谢富治等加入中央文革小组为成员。主席说，成员不扩大，可以经常列席中央文 革小组会议。从此，谢富治就正式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从2月22日起，中央每次开会，江 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就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在会上围攻批判谭震林等人;并将 党中央内部的问题公诸于众，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在社会上掀起大规模地反击所谓"二月 逆流"的浪潮。
　　3月1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筹备小组会议上讲道："北京有一个黑司令部，北京大 联合不起来与这个黑司令部有很大关系，可能又要出现陶式(即陶铸)第二个人物。"当天 深夜，中央统战部几个造反派头目秘密碰头，刘郢对孙超、韩戈鲁等人说：听说中央正在开 会，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了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他们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如夺 权、大联合等接过去为他们推行路线服务;最近可能揪出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代表 人物。刘郢转向孙超说，可以按他说的这些意思，写一张大字报用"东方红公社"若干人联 名的形式贴出去。第二天，孙超把他写成的大字报稿拿给韩戈鲁看，韩在稿子末尾加上了一 句：把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揪出来斗倒斗臭。随后孙超将稿子传到"东方红公 社"，张贴了出去。大字报的标题为《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反扑》，号召"革命 同志坚决把那些负隅顽抗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新的代表人物揪出来"。
　　3月8日，在谢富治等人亲自部署下，北师大谭厚兰带领一批学生冲了农展馆。3月10日 ，谢富治、王力等人一起去农展馆，公开支持谭厚兰等人。谢富治高呼口号"打倒谭震林" 、"反击二月逆流"。紧接着，攻击叶剑英、陈毅、李富春等同志的大字报和标语贴遍了首 都街头。
　　7月，林彪、江青等人策划成立"揪陈联络站"，围困外交部。谢富治几次跑到外交部 门口，煽动说，"小将们，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支持你们"。8月15日，中央文革小 组策动批斗陈毅。会前，召开两派代表参加的预备会，周总理被迫主持这个会，实际上却是 谢富治操纵了这个会。谢富治公开对抗周总理，挑动一派群众要把陈毅搞臭。周总理气愤地 对谢富治说：把陈毅同志搞臭了，谁当外交部长?你谢富治来当?
　　1968年3月，为了反击在全国到处刮起的所谓"右倾翻案风"，江青等制造了所谓"杨 (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谢富治紧跟江青诬陷他们同"二月逆流"搞在一起。4月，谢富治授意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社论《彻底粉碎' 二月逆流'的反扑》。在将社论稿呈送姚文元等审阅时，谢富治写道：送文元同志审阅并请 酌转陈伯达、江青同志阅审。这样的社论，我自己水平低没有把握。文章指责有人"打着反 对极'左'思潮的旗号，跳出来，掀起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风"。
　　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当陈奇涵谈到朱德反对毛主席时，谢富治诬陷 说：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就反对毛主席。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合伙把毛主席赶出军队。 陈毅是朱德的参谋长。这些人都应受批判。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 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作了个黑报告反主席、反大跃进、反 总路线。先念同志、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应该彻底批判。刘、邓搞反革命修正主义， 朱德、陈云也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
　　在小组会上，谢富治还多次指名道姓地攻击叶剑英、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 等中央领导同志。他说：
　　"二月逆流"李富春同志自己承认是刘、邓的第三套班子，反对"文化大革命"，为刘 邓翻案。徐向前同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没干什么工作，解放后更没做什么工作。他是张国 焘干将。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当了全军文革小组长之后却跳出来参加"二月逆流"，反 对中央文革，搞翻案，使出张国焘的军阀作风，镇压革命群众，至今态度很坏，不作检查。 陈毅同志说话不算话，反复无常，不能信任。叶剑英同志带着旧军阀的作风，混入我军，未 得到改造。聂荣臻同志和杨成武搞在一起，互相吹捧，搞反动的"多中心论"。对这些人， 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一保再保，可是他们有的在台前，有的在幕后，搞阴谋，镇压 群众，乱党乱军，混淆是非，把责任嫁祸于中央文革，真是忘恩负义!对这些人必须彻底批 判。

　　"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

　　1967年10月8日，北京市发生一起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简称"非委会 ")，同年11月20日在天津破案。作案人、传单原稿和作案工具等全部查获。而陈伯达、谢 富治硬说这个案件有后台，一再下令要从党内挖后台。
　　1968年4月28日，陈伯达、谢富治第一次接见"非委会"专案组人员。陈伯达说："反革命传单是经过几道手续的，不是直接给他(指在押犯)，是有计划的"，"这个写东西的 人，不会直接刻版的，写稿的不是刻版的"，"抓到刻版的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在后台 ，后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反革命传单 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反革命纲领"。谢富治也跟着说："对敌人要狠，不能仁慈， 不要右倾"，"要一追到底，把他的后台揪出来"。
　　8月19日，陈伯达、谢富治第二次接见"非委会"专案组。陈伯达说："几个煤球工人 (指在押犯)不可能写出来，就是大学毕业生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他怎么知道党内的 许多机密?总有一点来路。""你们摸的可能不是地方，要摸的没摸到，就是往上追。"" 这是个很大的案子，突出'二月逆流'的东西"。谢富治更露骨地说："这个案子的关键是 根子没有找到，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总是刘、邓黑司令部指使他干的，就是 要把后台揪出来。不是普通反革命，是邓小平、二月逆流某些黑干将搞的"。
　　12月6日，陈伯达，谢富治第三次接见"非委会"专案组。陈伯达指使办案人员："这 个传单集中了'二月逆流'的语言，要很严肃、很认真地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谢富 治更明确地说："别在渣子里作文章，要追到他的后台。"
　　1968年12月，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当时主管中央专案三办的赵登程，把追查、逼供的范 围扩大到被审查的"五·一六"对象。他们对"五·一六"审查对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 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大搞逼供信。结果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 ，诬陷朱德是这个党的"总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 常委"有：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刘长胜、刘宁一等;"委员"有：王 震、伍修权、肖华、余立金、王炳南、刘晓等。并诬陷：除了这个"伪中央"以外，同时决 定成立一个指挥全国统一行动的委员会，名字叫"中央(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这个" 叛国集团的活动，到11月份是个高峰，准备好了一个篡党夺权的班子，准备里应外合"， "主要是准备武装叛乱"。对这个被逼供出来的假案，连有的审讯人员都认为荒唐离奇。谢 富治却说："周(慈敖)的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话就是个大成绩。 "并指示赵登程等人继续加紧逼供，说："要她写，要她写真的，明天就要她写，明天就要 写好。一、窃密的策划、盗窃的单位及机密的内容。二、材料的去向。三、里通外国的情况 。"
　　1969年2月13日，周慈敖在逼供下，又诬供朱德、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同志签署了 一封给蒋介石、蒋经国的电报，胡说电文内容是要求与蒋"联合起来，'挽救'中华民族命 运，希望他们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被诬陷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当选为九届中委，但是谢富治 等制造"伪党"假案的诬陷活动仍在继续进行。5月24日，为了获得所谓"物证"，谢富治 批准对经委干部陈大伦的保姆和保姆的儿子、女婿等人办"学习班"，逼迫他们交代所谓陈 大伦转移的"伪党"材料。陈的保姆于当年11月7日被逼自杀身亡。
　　1969年6、7月间，谢富治等人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遭到专案组一些同志的反对，要 求向中央反映。李震、赵登程等人为了掩盖罪责，8月4日联名向谢富治写报告，提出封存或 销毁诬陷材料。谢富治不得已指令将档案封存。但是，制造"伪党"假案的罪恶活动事实上 仍在继续进行。1969年8月21日谢富治仍指示办案人员搞证据，说："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 ，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要防止暂时拿不到证据而把敌人放走"，"斗争要坚决不 能轻易否定问题，不能不积极，不要消极，不要为敌人辩护，我担心你们出现这个错误。对 敌斗争，要坚决搞，要拼命搞，不要为反革命作解释;不要为反革命平反;不要为反革命翻 案。"
　　1969年11月，由于"九大"以后的形势所迫，加上追逼所谓"证据"材料的学习班逼死 人命，又制造不出证据来，才不得不把制造"伪党"假案的活动停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