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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8 04: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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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地写回忆录--评纪大中的文革回忆录
华耀祥
大约是半年前，几位姜堰的朋友告诉我，纪大中在他的文革回忆录中写到了我。我在网上查出来单看了这一段，发现他根据道听途说的东西把我写得很不堪。我看后付之一笑，置之不理。真是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说！
不久前，又有朋友告诉我，纪大中的回忆录遭到猛烈的指斥。我再到网上找来看了，也把纪大中的回忆录大致地看了，看到他在回答网友的帖子中表明“我所写的只是文革中的真实”，并且希望“家乡人民对其真实性的监督”。我想我在姜堰工作了整整20年，全程经历了泰县的文革，而且他攻击了我，我有资格对纪大中的回忆录发表些看法。
我在文革中途和铁派站到了一起，这里，我不愿意陷入争论当年两派是非的泥坑，那是很可笑的。我只想从怎样才是真实、客观、公正的回忆录的角度出发，评析纪大中所标榜的回忆录的真实性和思想内容的倾向性，以及他写该回忆录的目的。
巴金先生生前曾经希望建一座文革博物馆，为了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未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只是当前的形势，迫使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集中精力加紧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的建设，大张旗鼓地建文革博物馆的时机不宜，也许巴老的愿望将来会实现。正因此，亲历文革的我们，应该写出严肃而负责任的回忆录，为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劫难留下尽可能真实的印迹。
为此，第一个要求是要明确写回忆录的目的，端正写回忆录的动机。
我们通过写个人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反映时代大事件，是为了使后人能够感性地认识某一阶段的历史，并且为后人留下研究某一阶段历史的素材；不是恋恋于过去的荣光而自我吹嘘，不是失意于当前而发牢骚泄愤懑，更不是为自己过去的种种行为文过饰非。
有位网友VXZN看了纪大中的回忆录后发了份帖子：“作者在津津乐道回味他那所谓辉煌的过去呢，还是从心灵里忏悔？”纪大中则发帖子回答说：“所谓辉煌也好，从心灵里忏悔也好，一概不属于我考虑的范围。”“我所写的只是文革中的真实。”真的吗？纪大中读过江苏电大的汉语写作专业，难道那时的老师没有告诉过你，纯客观的记叙文是没有的吗？任何记叙文都必然有意图，有倾向性，而作者写记叙文的目的是透过对事实的叙述来表现的，读者正是透过记叙的倾向性来判定作者的意图。这是写作和阅读的常识。那么，纪大中写回忆录，写他三十几年前文革中的、就算是“真实”的行为，难道没有倾向性，没有目的？他说，他不考虑文革的“辉煌”，这是假话，他的回忆录通篇在吹嘘他的“辉煌”；至于“心灵里忏悔”倒的确没有，他所加之于别人的痛苦根本就不在他心上。下面我会一一加以剖析，给纪大中和本文的读者看。
纪大中说：“我的文章之所以在家乡的网站上发表，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好地接受家乡人民对其真实性的监督。”我们且不管他目的之二是什么，现在首先要问的是，你凭什么要家乡人民对你文革中行为的真实性作监督？你要求家乡人民监督你文革中的行为的目的又是什么？只有两种人的行为才值得人民去监督他们：英雄或者大奸巨恶，如岳飞和秦桧，因为他们的行为对人民起了巨大的或善或恶的作用。纪大中在文革中的作为，值得姜堰人民在三十几年后来承认吗？纪大中显然认为是值得的，他这个文革英雄一直被埋没了。
也许纪大中认为我在污蔑他，好，我说几个问题：第一、你这是文革回忆录，为什么要大写你小时候如何受那位“老太爷”的教导，俨然像个才子？你不是认为自己“这不仅大脑聪明，更由于超人的勤奋”吗？（《回忆录》96节）而且在不止一处地方吹嘘自己的才华。我只能认为，你是希望姜堰人民承认你从小就是才子，为你写文革中的“辉煌”作铺垫。
第二、纪大中把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写得一贯正确，错误都是别人的。我想，这一点纪大中也是会同意的，我们有共识。
然而，文革本身就是极大错误，要在其中一贯正确，无异南辕北辙。于是纪大中不能不推卸责任。就以武斗抢枪为例。武斗抢枪死人无疑是错误的，同时，这是在特殊条件下发生的，否则部队有权当场就击毙了。但是，今天我们反思当初，难道能否认行为的错误吗？纪大中就能。他先归咎于江青的“文攻武卫”口号，然后以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为由，武断是毛泽东授意，再进而断定是毛泽东的“欲擒故纵”阴谋，故意唆使红卫兵抢枪，然后整红卫兵。（这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荒唐推论，也只有纪大中说得出来。）甚至要“毛泽东即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第50节）纪大中在这里似乎代表了国际刑事法庭声讨“毛泽东即中国共产党”的反人类罪。他已经站到了全人类的高度，哪里还有错误呢？岂但没有错误，而且他声称，他之先反对抢枪，又积极参加抢枪“都是为了维护泰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多么崇高啊！
再举个例子。文革是从迫害知识分子开始的，所谓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使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被抄家、批斗、殴打、侮辱，甚至迫害至死，老舍先生就是一个。这股风也刮到了泰县，泰县本是小地方，最高学府不过是姜堰中学，没有学术权威，更谈不上“反动学术权威”。可纪大中承认，是他把姜中的两位老教师戴上高帽子游街的。这两位教师是“反动学术权威”吗？你凭什么把他们从家里拉出来游街？这是多么大的人格的侮辱！在他们一家人包括孩子的心灵上将留下多么大的创伤！今天，纪大中难道不应该对这两位他当年的老师道个歉吗？不，他轻描淡写地说，他是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学来的。（第7节）
在所谓“破四旧”中，纪大中还带人抄了两户人家，并把人家的金子抄走了。这次，他依旧轻描淡写地说，这两家都是资本家，而文革就是解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还拍拍两手说，金子我没有拿。（第10节）
时至今日，纪大中至少应该懂得，私有财产是不可侵犯的，即使以革命的名义也不行。对人民群众来说，文革最令人痛恨的是，在 “革命”的名义下，干尽了无法无天的坏事。可是，纪大中非但不认为有错，而且还认为被他无辜游街、抄家的那些人活该：“只有运动初期那几天被贴过几张大字报的‘走资派’，‘破四旧’那几天被抄了家的地主、资本家其中的一部分人，以及他们的孝子贤孙，一直耿耿于怀。”（第10节）纪大中说：“心灵里忏悔”“不属于我考虑的范围”，真坦率和冷血啊！
第三、回忆录中，我们还看到纪大中对赞美自己是绝不吝惜言词的，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泰县深挖“五一六”，纪大中没有承认，他无比自豪。他这样叙述：
“不过，泰县有一个人没有买泰县县委的账。任凭多大压力，也不管怎样利诱，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
“ 这个人，就是我，纪大中。”（第75节）
请看，纪大中在宣称他没有承认“五一六”时，唯恐别人不注意，特意把这一句单独列一行，而且九个字分成三句，以使节奏强烈，语调慷慨，一副英雄气概的样子。我不知道泰县县委给了他什么样的“多大压力”，又对他作了“怎样利诱”。莫非威胁他到“绞刑架下革命”，又以入党做官“利诱”？周洛和朱玉成都已经死了，这话也只好由得纪大中一个人说了。
附带说一句，泰县没有承认“五一六”的不只你一个，我也是的。1970年夏起，就有个小分队用文的和武的手段逼我承认，历经两年隔离批斗未果，最后在万人大会上将我五花大绑，游街两圈关进看守所，一年后释放回姜中补发工资，教课。期间，被你诅咒为什么还没有死的我的妻子也隔离在学校，办学习班，我的七八岁的儿子被寄放在工友刘莲芬家（感谢她一家对我儿子都很好）。我之所以说这么多，是想告诉纪大中，自我吹嘘应该脸红。
再举个例子吧。他在吹捧自己是姜堰第一个硬骨头后，意犹未尽，推测说正因为他没有承认“五一六”，所以保护了一大批姜中的八一红卫兵学生没有被打成“五一六”。这份功绩无可考证，不作推敲也罢，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打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比喻，来夸耀他这份功绩的伟大：
“我像黄继光一样，用自己的胸口挡住了射向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的密集的机枪子弹。”（第95节）
不伦不类的比喻，可笑可叹的自大。这种不脸红的自大，回忆录中多得很。
纵观纪大中的回忆录，他是在告诉家乡人民，我纪大中从小就是才子，在文革这场大混乱中，只有我一贯正确，勇敢伟大，从不犯错误，即使有责任，我也“概不负责”（《回忆录》第75节）。而且，如果“我不进姜中，泰县文革肯定另一番景象”，（第96节）不公平的是，到后期，我竟然遭受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走资派的迫害——这就是纪大中这篇回忆录所要表达的主题和目的。不管纪大中强调他写回忆录的动机多么高尚，辩证唯物主义者主张效果检验动机，而不是动机决定效果。网友VXZN正是从回忆录中感受到了纪大中的潜台词，才说纪大中在“津津乐道”“辉煌的过去”。其实这位网友还说得客气了，他是在为自己树立文革英雄的地位，还要求家乡人民“监督”，承认。
第二个要求，严肃而负责任的回忆录必须完全忠实于事实。
为了对历史负责，一个严肃的回忆录作者必须尽可能地保证自己所写回忆录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他在写之前不仅要仔细地回忆，还要查阅各种文字资料，并且向有关的人调查核实，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必须抛弃。纪大中在回答网友VXZN时保证：“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得写哪怕半句假话”，“我只能对其真实性负责。”
在评述之前，我们还必须先对纪大中所说的“假话”一词进行定义。这个词的意义有三个层次：一是心口不一的话，二是没有根据的话，三是有选择地说一半藏一半的话，总之，与客观事实不符的都是假话。我不知道纪大中保证不说的是哪个层次上的假话，我没有兴趣追究，也不想纠缠于他文革中言行的真假，我只想指出，他的确写了许多没有根据的假话——纪大中是根据他的想象和道听途说对我进行攻击的。比如，关于我在文革中的作为，纪大中说我，“文革中，他出的主意，甚至可以调动全部铁派。”（第94节）可是他没有也不可能举出一个例子来作证明，却如此轻率地下判断。他把红铁军总部的几位成员也看得太无能了。
他又说，我建议推举黄虎山为县革委会委员，结果给否决了。我不能记得文革中的每一句话，不过，我没有参加过铁派讨论参加县革委会人选的会议，不知道也不相信铁派会推举他。纪大中怎么知道铁派推举了，并且给否决了呢？是周洛告诉你的，还是你梦中见到的？
他还说，“打倒泰县的赵永夫”的大标语是我写的，这又只是他派斗时的猜测。猜测是可以的，但是，不作核实就下结论，我除了佩服纪大中的轻率和不负责任外，实在无话可说。
我心里有个存留了40年的疑问，也许在这里可以得到答案了。1968年秋，开始了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我被驻姜中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揪”了出来。由于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被“清理”，所以第二年工宣队就将我“解放”了，让我教课。可是仅仅教了个把星期，忽然又被发回牛棚劳动。后来知道，原来“解放”我的时候，县人武部政委、革委会主任周洛不在泰县，等他回来听说我已经“解放”，勃然大怒，下令将我重入牛棚审查。以后，只要有运动，我必然是对象，成为姜中唯一的老“运动员”。我曾经自嘲：姜中的运动，从我开始，到我结束。我的噩运直到1973年才结束，整五年，其中还包括在看守所里关了一年。
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周洛这样地盯住我不放？1975年，“五一六”冤案平反，我和吴达宣到县革委会去找了周洛，客客气气地问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他吱吱唔唔地不肯回答，只说：“我我我对你太狠了一点。”我的疑问还是无解。
现在我似乎找到了答案：大约有人（不知是否是可以随便到周洛家吃饭，被周洛亲热地称为“小纪”并且布置化肥厂发展入党的纪大中？）报告了周洛，说“打倒泰县的赵永夫”的大标语是我写的。对号入座，“泰县的赵永夫”自然是人武部政委周洛了。这才是周洛含恨不忘，却是说不出口的原因了吧？
纪大中还说了不少我个人和我家庭的假话。比如，我曾经对他说：天下文章一大抄，他不以为然等等。我莫名其妙。“文革”前，纪大中读高三，我教高三，但不教他这个班，所以不可能跟他谈写文章的事。我和纪大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交谈是在1975年，“五一六”们起来闹平反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周松林陪着纪大中等人来我家里，我不在家，待我回来后就到周松林家商量闹平反的事。当然，也不可能谈什么写文章，不知他的记忆从何而来。再说，我也不至于有这种低级的观点。来姜中工作前，我已经发表过几篇学术论文，难道我是靠“一大抄”成功的吗？纪大中无需用我来反衬他的高明，纪大中不是已经自封为姜中三支笔中的“第一支笔”了吗？
纪大中居然夸我“文思敏捷”，“写文章的速度快，洋洋万言，倚马可待。”奇怪！他从来没有看见我写文章，怎么知道我“敏捷”的呢？其实我写文章一点也不“敏捷”，要反复地修改才敢成文。我还奇怪，他在别处讽刺挖苦我，无所不用其极，怎么在这里把我捧成“洋洋万言，倚马可待”的才子了呢？再往下看一句，恍然大悟：“这一点与我相像”。原来纪大中是借捧我来标榜自己是个“才子”。
为了显示他的高明，还居高临下地说：“我很喜欢这种才思敏捷的人才，但可惜其方向不对。”（以上俱见第94节）一副领导人的架子真是令人捧腹。毛泽东的文艺“方向”是为工农兵服务，纪大中的所谓“方向”大约是指为八派服务吧？信口雌黄，狂妄无知，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我的所谓“三反分子”的绰号不是铁派起的，是你的战友郁兴德在文革刚开始时，贴了我几百张大字报，企图把我打成三反分子以便成就他的“革命行动”而来。我仅仅写了三张纸回击他，结果工作组没有睬他，尤其使我感动的是，我教的高三一个班、高二一个班，也没有一位同学睬他。在那个学生大字报满天飞的时候，如果我当时的学生响应了他，我也会在文革初期被戴高帽子游街了。坦率说，我之后来倾向于铁派，这也是原因之一。
纪大中在1968年10月写诗记载我入狱，令我奇怪的是，我1972年才因为不承认“五一六”而被拘留的。不作核实，信口开河，这就是纪大中的“我只能对其真实性负责”的保证吗？顺便说一句，纪大中喜欢写古体诗，诗的好坏本不与我相干，不过，他既然用他的所谓七律写到我，我也就有权说说了：“回首姜中华氏倒”，这也叫诗？我竟然被这种半文不白、似通非通的句子所描述，实在是啼笑皆非！（这首令人不堪卒读的所谓七律，违反了不许“出韵”的格律规则。科举时的试卷出现这样的错误，阅卷官随手就把卷子扔了。）
纪大中和我没有接触，他应该把他听到关于我的一些传言进行核实，然后作评论，可他居然敢凭文革中的道听途说就对人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我没有这个胆量，我不敢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纪大中在帖子中信誓旦旦保证：“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得写哪怕半句假话。”原来纪大中的保证倒真是一句假话。
第三个要求，一篇严肃而负责任的回忆录绝不能进行人身攻击。
回忆录当然会牵涉到人，也会有所臧否，但是，只应该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即使在论战中，人身攻击也是最低级、下乘的手法。我不明白，纪大中为什么攻击我皮肤白？说是人在夜里见了会以为是鬼。莫非纪大中以为自己是个美男子吗？
恶劣的是，他竟然诅咒我和我妻子为什么还不死，说什么“不可思议”，当死的不死，不当死的倒死了，甚至庸俗无聊到说“痨病鬼儿伴将军”。在这里，我想讲一个佛经中的故事来回答纪大中。
看过《鹿鼎记》的朋友会知道《四十二章经》，不过，这不是武林秘本，而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佛经之一，包含了四十二个故事，其中有这么一个富有哲理的故事：有个人骂佛陀（即释迦牟尼），佛陀一声不响。等他骂毕，佛问道：“你如果送礼物给人，人不受，那礼物归还你吗？”那人说：“当然还给我了。”佛就说：“现在你骂我，我不接受，那么，你骂我的话就统统还给你了。”（我摘述了大概，不是全部）不知道纪大中是否看懂了这个故事，我简单地解读在此：纪大中诅咒我们为什么不死，我们未必就死了，而读他回忆录的人也未必认为我们真的应该早早死去，反而暴露了纪大中的粗鄙、没有教养。
我做了一辈子教师，当然在意学生的风评，纪大中的诅咒虽然使我意外，却并不在意。不妨在这里说一件事。去年是我和妻子结婚的五十周年，有九十几位当年的学生齐聚扬州祝贺我们的金婚！有文革前的，有文革中的，有文革后的；有姜中的（包括纪大中文中多次提及的高二1班的那几个女生），有教院的；有本地的，有外地的，还有旅居海外的。与如此难能可贵的、无价的情意相比，纪大中的诅咒算得了什么！纪大中不懂得，一个人要获得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别人；不懂的尊重他人的人，也不可能得到他人的尊重。
第四个要求，一篇严肃而负责任的回忆录，必须进行认真的反思。
像“文革”这种史无前例的、绵延十年的政治运动，当年身入其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如今35年过去，人也从一个个冲动的青年成长为过了“知天命”“耳顺”的老人，自当有一番刻骨铭心的反思和再认识：对“文革”这场民族灾难的再认识以及对个人作为的再认识。纪大中反思了吗？？反思了，而且恐怕反思了几十年。他是怎样反思的？从回忆录中可以发现，他的反思有两个特点，一是以自认文革一贯正确为前提：我做的都是对的，反对我的都是错的；二是不以国家、人民的总体利益而是以个人的得失作为评述文革的标准。下面让我来具体剖析。
纪大中的回忆录有三个名称：《纪大中的文革纪实回忆录》发在《姜堰论坛》2011.2.10.，《绞刑架下的革命》发在《姜堰论坛》2011.4.15.，《历史传奇人物纪大中的文革经历》发在《读者之家》2011.3.23.在该文之前有小序：“借《读者之家》宝地整理一下家乡的一位传奇人物在文革中的经历”。看来，这是姜堰某位纪大中的崇拜者加的题目，不知很关注互联网的纪大中是否知道。我在此不作猜测。
先说“绞刑架下的革命”。当我刚看到这个题目时，联想起我在读中学时看过的一本书：《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这是捷克的一位共产党员（尤利乌斯•伏契克）在纳粹牢狱中偷偷写的，每一个字都浸透鲜血和闪耀着英雄光彩。最后，他牺牲了。他在最后一篇的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摆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我之所以写上这一段似乎是题外的文字，是想告诉纪大中，怎样的英雄行为才配称在绞刑架下进行革命。纪大中把自己吹嘘成一个英雄，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真是亵渎了这神圣的语言。
现在让我再做一次语文教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历史传奇人物”。“传奇人物”一般是指正面人物，而且要有一定的成就、功绩；他的行为要超越寻常，不同凡响。《红岩》中的双枪老太婆可以说是传奇性人物，在国民党刑场上就义前宣布成婚的一对烈士是传奇人物。纪大中有什么行为够得上“传奇”二字？
尤其是，够得上用“历史”一词来定义的人，一个时代也未必有一个，那是要推动历史前进的伟人才够格的。美国43个总统，只有林肯、罗斯福等少数几个才有资格戴上这桂冠。现代中国，也只有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够资格，因为他们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即使扩大这个概念的外延到否定性人物，也要能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才行。把纪大中称作历史性人物，简直荒唐莫名。如果纪大中的确不知情，那只是他那位崇拜者荒唐；如果纪大中现在知道了，应该赶快去要求撤下那里的回忆录，至少更换那个题目，以免令人齿冷。
从这几个题目就可以了解纪大中的反思了。我在前面说过，他的回忆录在告诉人们，他从小就是个才子，文革中，是个一贯正确，从未犯过错误的“总勤务员”，错误都是其他人犯的。在是非颠倒、价值混乱的十年文革中，如果真有一个不犯错误的文革先锋，这倒真的是“历史传奇人物”了。这样的人是没有的，所以纪大中为了把自己描述成不犯错误的文革先锋，他的回忆录中的观点必然出现矛盾，逻辑必然产生混乱。先请看他对文革的反思。
第一个问题：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呢，还是错误的政治运动？
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纪大中的观点既含含糊糊又自相矛盾。不知为什么，纪大中没有旗帜鲜明地论述文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我只看到他在说明将不幸枉死的王正明葬在姜中时，宣称这是“纪念毛泽东即中国共产党曾经发动和领导过的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奇怪的是，他竟然又否定文革是一场革命，请看《回忆录》第74节：现在“终于认清了这场运动的真面目，原来毛泽东即中国共产党关于文革的战略部署一共两步，第一步，利用造反派整走资派，第二步，利用走资派整造反派。”这里，纪大中又把文革说成是一场大阴谋。
最妙的是，纪大中这样批判文革：“对毛泽东即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犯下的严重错误，甚至罪行，主要是大搞个人崇拜和残酷剪除异己（包括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文革中的造反派势力）这两条。”（第129节）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知包括了哪些人，邓小平在内吗？但刘少奇是在里面的，因为他在第132节中说：“在中国共产党向共产主义胜利进军时高举的旗帜上，洒有刘少奇的一滴血。”文革打倒的第一对象就是刘少奇，既然他已经是烈士了，文革岂非一场大冤案？难怪纪大中要批判文革是“严重错误甚至罪行”了。
大家不要诧异纪大中为什么这样矛盾？他实在有难言之苦，因为文革如果不是革命，他这个造反派就不是革命者了；然而，文革如果是革命，那文革后期挨整的他，就非但不是革命者，反而变成革命对象了。纪大中不得不根据需要随时改变自己的观点。
我想问，纪大中既然坚持有走资派，而且残酷地镇压了造反派，那么走资派的定义是什么？从他非常自豪的姜中第一张大字报、泰县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直到现在，泰县有哪些走资派？（注意，纪大中已经不把刘少奇看作走资派了。）
纪大中为“走资派”下的定义是1、正式党员，2、县级以上干部，3走资本主义道路。（第166节）那么，文革前的泰县县委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是，他才是革命派；如果不是，他的第一张大字报其实是无的放矢，不值得吹嘘。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一个十几岁的青年这样写，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可是到今天，还要把它当作自己的光环，就幼稚可笑了。
我还想问，既然整造反派的是走资派，那么，整你的泰县新县委是不是走资派？别忘了，开始镇压造反派的不是别人，正是你永远纪念的、泰县唯一称你为“小纪”、并且安排你入党的周洛！他是走资派吗？
我们应该如何为文革定位？文革是毛泽东错误地估计形势后发动的错误的政治运动，其内容和方式都是错误的，其结果是灾难性的，所以“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红卫兵、造反派在历史上又该如何定位？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的，我只想说一点，作为红卫兵的学生，他们起来“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整走资派”，当时不知根本上就错了，不免冲动，狂热，做下一些错事，但大部分人的动机跟教师和社会人士不同，比较单纯，一开始并没有个人利益掺杂。在这里我讲一件事。1966秋学生大串联后期，有一天黄昏，我从姜中厨房出来，遇见我的学生王凤美。她兴奋地告诉我，她见到毛主席了，他们以后的任务是回校搞好斗批改……。坦率说，根据1958年的经验，由学生来改造学校，我是不相信的，但是，我被她那种革命热情、纯洁的理想所感动，所以一直记得。可是，斗批改根本没有进行，随之而来的是一月风暴，夺权，从此，红卫兵运动开始变质。在南京，夺到权的宣称夺权“好得很”，没有夺到权的宣称“好个屁”，于是江苏出现了“好派”和“屁派”。泰县的铁派属好派，八派属屁派。此后，全国的造反派就从动笔到动手，最后动枪动炮，死人。猖狂的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兵团，迫使毛泽东下令倒旗（就是解散造反派组织），工宣队、军宣队进校，解放干部，成立各级革委会，学生们统统下乡插队，接受贫下农再教育，造反派、红卫兵从此偃旗息鼓，退出历史舞台，烟消云散。在文革过去了三四十年后的今天，纪大中还在还在洋洋得意地说：“八派是拥军派，铁派是反军派”，“铁派犯的错误比八派多”……南柯梦居然还没有醒！
第二个问题：文革的责任应该由谁负？
在这个问题上，纪大中使用了一个反逻辑的推理。他先宣称“毛泽东就是中国共产党，任何尊重事实的人对此不应当有丝毫怀疑”，（69节）文革是毛泽东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的。这个论断纪大中不厌其烦地重复了有几十次，（这曾经使我感到奇怪）而且强烈地批判毛泽东搞文革像1957年的“反右”，是一场阴谋。
但是论文革的责任时，纪大中却出人意外地宣称：“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毛泽东个人是错误的和不公正的”（第75节）。我刚看到这句话时，以为自己看错了，因为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这样想的：一个领导和发动的人居然不必负责任！至于为什么如此，纪大中没有告诉我们，我则不够聪明不能代纪大中想出理由了。
当我还在稀里糊涂的时候，紧接着看到了下面一句就恍然大悟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文革负责。”这才是纪大中的最终目的！难怪他要几十次地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划等号，（这个错误观点下面再论）这才便于他偷天换日，把毛泽东撇开，文革的责任就完全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神智不清的三段论：
领导文革的人是应该负责任的，
毛泽东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文革，
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文革负责，而“毛泽东个人”不必负责。
纪大中在这里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逻辑把戏：当他说“毛泽东就是中国共产党”时，“毛泽东”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主席；当他在论责任时,说的是“毛泽东个人”，所以“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毛泽东个人是错误的和不公正的。”
可是，“毛泽东个人”和“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能分开吗？是两个人吗？纪大中自以为“大脑特别聪明”，（96节）居然玩这种荒唐可笑的逻辑诡辩，大约以为别人都是白痴。
纪大中直到2011.6.8.回答网友VXZN时还说：“任何把毛泽东和整个共产党割裂的企图，如同把胡锦涛和整个共产党割裂的企图一样，都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徒劳的。”是“反动透顶”的。他之所以发明这一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是想由此建立这样一个谬论：中国共产党“首先把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剥离出来，然后将文革“加以全盘否定”，并把文革的罪状“一股脑儿扣到毛泽东的头上。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过去，现在，将来，伟大、光荣、正确。”（第72节）
必须说明，纪大中这个“毛泽东即中国共产党”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党中央制定政策，各级党委执行政策，还有千千万万党员带头行动，以保证各项政策的顺利实施。党主席只是担负最高领导职务的某一个党员，他可以在特定情况（例如，在对外发言时）下代表党，但他不是整个党，两者是个别和整体的关系。胡锦涛和整个共产党的关系也是一样，相信胡锦涛同志也不会把自己等同于中国共产党。区别整体和部分跟“割裂”是两个概念。十八世纪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有句名言：“朕即国家”。但我相信，毛泽东同志即使搞过个人崇拜也不至于把自己和整个党相等同，而纪大中竟然和路易十四同调！
其实“割裂”的正是纪大中自己。他在论到文革责任时，不是堂而皇之地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割裂开了吗？可见这个人的话是随时可以变的。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纪大中反思文革责任的最终结论：“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文革负责。”我在上面说过，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包括党中央、各级党委和千万党员构成的客观实体。文革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按纪大中的说法，“毛泽东个人”不必负责任，四人帮自然也不必负责任,各级党委都作为走资派打倒了，自然想负责任也办不到，万千党员呢？有的参加了造反派，有的当了逍遥派，组织生活停止了，（军队中会有）一盘散沙，更不该也不能负文革的责任，那么请问纪大中，这个“必须对文革负责”的、却成了空壳的“中国共产党”在哪里呢？又怎么负责呢？
我相信纪大中不会如此糊涂，他心目中的“中国共产党”不是空壳，是有人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也许是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这要他自己说了。
我想在这里介绍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分析和承担文革责任的。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样说：
“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我不打算作详细解说，只想强调一点：《决议》指出的是“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并没有如纪大中所说的把全部责任推给毛泽东同志。我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是我记得，纪大中所谓“过去、现在、将来，伟大、光荣、正确”的话，是在文革期间高唱的，我想，纪大中也高喊过的，他应该去看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那么，纪大中如何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责任的呢？他这样宣布：“在文革全过程中，凡属纪大中违反毛泽东即中国共产党号召，另搞一套的负全责。但是，凡属纪大中响应毛泽东即中国共产党号召，并没有另搞一套的，那么纪大中概不负责。”（第75节）
按照这个理论，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侩子手谷寿夫是无罪的，远东国际军事庭无权判决他死罪并将他引渡到南京，枪决在雨花台，因为他是“响应”日本天皇攻打南京，没有“另搞一套”，一切罪行可以“概不负责”。难怪纪大中要称赞江青“被捕以后，并没有低头，保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气节。这是令我佩服之处。”甚至，纪大中竟然宣称江青是烈士：“在中国共产党向共产主义胜利进军时高举的旗帜上，……洒有江青的一滴血。”（第132节）可惜，江青未曾知道她还有这么一个知音！她地下有知，也大可安慰了。
现在让我总结性地说说读了纪大中的回忆录后的感想。在纪大中的回忆录里面，我看到了一个至今还沉湎在文革中的无奈、不甘心、因而孤独的灵魂。
之所以无奈，是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早已证明了文革是国家和人民的绝大悲剧，而看纪大中的回忆录就像看文革时的大字报，他遗憾于：“文革，这一当年被台湾的蒋介石、今天仍然被大陆上的许多人，异口同声、咬牙切齿地骂为‘浩劫’的运动”，（第19节）然而，纪大中却不敢像当年那样，宣称文革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不是他没有胆量，而是他没法说得清楚文革为什么是革命：革走资派？他也看到曾被称为第一号走资派的刘少奇，在定案时并没有戴“走资派”的帽子，全国也没有一个走资派，连对象都没有，还能说是革命吗？所以纪大中只能笼统地说“文革，……被大陆上的许多人……骂为‘浩劫’的运动”，却不敢明明白白说是被“骂为‘浩劫’的革命运动”。无奈就在这里，所以纪大中也说不清他曾经革了谁的命，虽然他在整篇回忆录里把自己写得像是泰县文革的、一贯正确的革命领袖。这是观念和现实背道而驰的无奈。
之所以不甘心，是他此生唯一的光荣历史得不到承认。纪大中的光荣是和文革共存亡的，否定了文革，就是否定了纪大中在文革中的“辉煌”：是他揭开了泰县的文化大革命，据他说，没有他“泰县文革肯定另一番景象”（第96节），而且，泰县的文革以他的行动来划分运动的阶段：“在对我的平反划上句号以后，泰县文革以全县第一张大字报同年为起点，进入了新的阶段。”（第47节）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上台下台都构成了中国革命的“新的阶段”，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也使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因为他们都是党的领袖，谁说纪大中不是泰县文革的领袖呢？可是，又有谁承认呢？虽然周洛曾经“深情地”对他说过：“你早已具备了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条件，……我已经向泰县化肥厂的领导说了，要他们解决你的党籍问题。”（第39节）纪大中没有告诉我们，他那时是否保证要斗私批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的，结果是镜花水月一场。
他的不甘心，反映在他自我标榜的不遗余力上。前面我已经举了一些标榜得匪夷所思的例子。这样的例子还多，可以说，通篇回忆录充满了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的色彩。这是因为他用自我的标准来看待自我，所以越不甘心，自我标榜越甚，以致自我膨胀，不可抑制。
他的不甘心，还表现在对他人攻击的肆无忌惮上。他大概真以为自己是泰县文革的领袖，可以像毛泽东一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于是通过任意贬损别人来满足一下领袖欲，发泄一点不甘心的郁闷。
正因为纪大中既无奈又不甘心，所以他的回忆录中才出现许多矛盾和逻辑混乱之处。当年参加文革的青年千千万万，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造反派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文革的错误，以及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灾难，不再以“造反派”为荣，他们论述文革，不会有矛盾。可当一个人要和真理硬拗的时候，和现实硬掰的时候，除了矛盾和诡辩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纪大中如果真想写一篇客观公正的泰县文革回忆录，必须摆脱自己是文革领袖的迷思，从国家、民族的命运的角度来认识文革，反思文革，并且超脱地叙述当年的派斗，如此，才能留下有价值的历史痕迹。否则，永远沉湎在无奈、不甘心当中，那将永远成为——“独孤一战士”。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这样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过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发动的红卫兵运动，是悲剧；今天如果还有人忘不了红卫兵，那他就成了喜剧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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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8 04:5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