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航：“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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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红卫兵组织将他们搜集到的曾在过去报刊发表过的毛泽东论著和毛泽东的内部讲话、文稿、批示、批语等，编印成《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论著集（以下简称“万岁本”）[1]， 许多篇目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4卷）、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没有的。所辑文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闻所未闻。因而这些版本一问世便风靡一时，争相翻印。许多人为能读到大量未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文稿感到欣喜，并以拥有为荣。但由于它是一种非正式出版物，出版不久，便受到了查禁，成为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昙花一现的一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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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石仲泉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文章里将《毛泽东思想万岁》各类版本统称为“万岁本”。我征求对这类版本素有研究的专家的意见，也认为称“万岁本”是比较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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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岁本”的出现及其内容“万岁本”等非正式毛泽东著作出版物，完全是“文革”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是“文革”制造个人崇拜的需要。“文革”初期，全国掀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浪潮，主要形式就是大学毛主席著作。林彪鼓吹“一句顶一万句”、学“最新最活”“警句”和“语录”等形式主义作法，希望“使同志们更多地学到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1]“尽可能多地读到毛主席的书，听到毛主席的话， 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列主义最锐利的武器。”[2] 这极大地激起了群众对毛泽东著作的狂热兴趣。这种形式主义的学习方法必然进一步发展为文本研究和求索，原来已经出版的、只包括建国以前内容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已经不能满足这种狂热的社会需要。

　　二、无政府主义是毛泽东著作广泛非正式出版的源头。“文革”是突然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毛泽东的指示成为唯一的指导准绳，而毛泽东的一些具体指示在当时只限定于中央文革小组等极少数人知晓，其他人包括中央领导人都毫无思想准备，措手不及。因此，广大群众、干部都热衷于从毛泽东的一些内部讲话、文稿里去寻找新问题的答案。1966年5月，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批年轻人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以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段话来自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上的讲话）这段语录为依据，撰写了三论“造反有理”大字报。学校工作组以公开出版著作中没有这段毛主席语录进行质疑，双方发生了激烈对抗。结果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8月2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段语录，成为风靡一时的口号，也实际上认可了使用非正式毛泽东论著的做法。于是，以未曾发表的毛泽东指示作为政治斗争中的支持依据，被各种群众组织广泛运用。此后，中宣部等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瘫痪，中央文革小组的“中央领导人”又在讲话中不断披露毛泽东“最新指示”，造成了毛泽东论著发布和出版的无政府主义状态。

　　以上诸多因素，终于使“万岁本”非正式毛泽东论著出版物应运而生。

　　编辑“万岁本”的资料来源，大致上有以下几种：

　　一、查抄或其他手段取得的中央内部文献。“文革”前，中央成立的毛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整理和编辑了大量毛泽东文稿，一部分已编入《毛泽东选集》四卷，一部分准备编辑第五卷，还有一部分作为备选和参考资料。此外，毛泽东建国后的一些重要讲话和文稿，为中央起草的文件等（如“论十大关系”、“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谈话和批注”等），曾经整理后作为中央文件发到高级干部范围，指导工作。在“文革”中，造反派对有关部门“走资派”抄家和抢劫机要部门档案时，得到这些文献，将其流传到社会上。还有一些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造反派夺权后，违反保密规定，擅自从档案中取出有关文献，内部编辑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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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一集），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文革筹委会1967年5月编印，“编后”。

　　[2]《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二期）， 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小组1967年1月25日编印，“编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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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文献来源可靠，有较高价值，但因为并非定稿，所以往往与“文革”后出版的正式毛泽东著作集所收文稿在编辑加工上有较大差异。

　　二、发表于公开出版物，但未收入毛泽东著作集者。内容包括：建国前在早期文化刊物和各解放区出版的报刊书籍中曾发表的一批毛泽东论著，如《新青年》、《湘江评论》、《解放》周刊、《新中华报》、《苏维埃中国》、延安《解放日报》、《向导》周报、《群众》周刊、《动员》、《中国农民》、《政治周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1948年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毛泽东选集》以及各种毛著单行本等。建国后，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新华半月刊》、《红旗》等报刊中公开发表但未收入毛泽东著作集的言论、文章、指示等。这些文献来自公开出版渠道，比较可靠，但与“文革”后出版的正式毛泽东著作集也存在着少量编辑加工的文字差异。

　　三、一些毛泽东的战友、亲友、故旧或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的谈话及保存的有关书信。如与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等。这些资料在“万岁本”中所占比重不大。

　　四、“文革”中报刊、文件上新公布的及有关领导人传达、披露的毛泽东谈话和“最新最高”指示、批示等。这些资料因其政治性质，在“文革”后出版的正式毛泽东著作集里多不再故有特殊的价值。由于材料来源不同，“万岁本”各种版本所收的篇目差异颇大，有的版本收入的篇目多达六百余篇，有的仅收十余篇，很少有两种版本收入的篇目完全相同的情况。即便是翻印本，也往往与所据蓝本不尽相同。由于不断增加内容，翻印本收入的材料往往比蓝本更加丰富。所收建国前的文稿，大都有旧刊可查，通常在文稿后面注明出处。建国后毛泽东的许多讲话、谈话等，由于从未正式公开发表过，故没有注明出处。

　　从内容看，“文革”前期非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论著，大致可分作五类，一是综合性选集，二是专题性选集，三是书信选集，四是手迹选集，五是合著集。属于综合性选集的“万岁本”，据河南一位毛泽东著作收藏者马清学收集到的版本，1966年至1969年间，大约出了300多种，最早的出版于1966年底， 绝大多数版本出版于1967年。除《毛泽东思想万岁》之外，类似性质的综合性选集书名，还有大约60多个，例如《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学习文选》、《毛主席讲话》、《毛主席文选》、《毛主席言论集》、《毛主席著作编外》、《东方红文选》、《伟大的文献》、《重要文献》等等。在专题性选集中，教育方面的较多，如1967年5月红代会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 北京师范大学编印的《毛主席教育文选》、1967年武汉编印的《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万岁》等。书信选集有1968年7月出版的《毛主席书信选集》等。手迹选集中，影响较大的是1967年2月郑州出版的《毛主席手书选集》。另外，较常见的是汇集了毛泽东与林彪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著作，如《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首长讲话》等。

　　所有“万岁本”的版本，在编选时均不约而同地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原则，即选收那些未收入《毛泽东选集》（1—4卷）、《毛泽东著作选读》、《毛主席语录》的文稿。有的版本专收建国前的文稿，有的专收建国后的文稿，有的则将建国前和建国后的文稿合编在一起。这些文稿包括：毛泽东的论文、书信、批示、批注、按语、电文、诗词、题词、祝词等成文著作和讲话、谈话、口头指示等口述材料。除此以外，有的版本还收入了毛泽东的回忆、毛泽东建国后革命活动的通讯、林彪和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一些重要社论等。目前所见收录最早的文稿是1910年的《毛主席看完〈世界英雄豪杰传〉对书主人的谈话》。[1]有些文稿的时间，编者无法弄清，在处理上，或根据内容判定其大约时间，或采用所刊载的报纸、杂志的时间。编排通常以写作或发表时间为序排列，也有的按著作体裁编排。有些版本，由于个别文稿原无标题，编者根据文稿内容加上标题。有的文稿，或因不易见到全文，或因不便全文付印，故只摘录部分内容付印。

　　也有极少数版本选收了《毛泽东选集》（1—4卷）已收过的文稿，但所依据的版本是建国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因而文字上与建国后《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有所不同。对《毛泽东选集》（1—4卷）已收过的文稿或已公开发表过的文章，有的版本采取只存目，不录文的办法处理。

　　从版本看，由于“万岁本”收入的著作篇目较多，篇幅较大，多采用容量较大的16开本和32开本（也有个别将字体排得很小的大64开本，类似《毛主席语录》）。有一卷本，也有多卷本。印刷方式多为铅印，也有个别为油印。装帧形式有平装、塑套装和硬壳精装。相当一部分版本的封面为红色，有的还在封面印上毛泽东头像或毛泽东诗词手迹等。许多版本的正文前后，有“编者说明”之类的文字，说明编印目的、编选体例等，这些文字对于研究“万岁本”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于“万岁本”是供内部学习的资料，限于出版单位内部发行，因而每一种版本的印数十分有限，通常也没有定价。大部分版本或在封面、或在书名页、或在封底标有“内部资料严禁外传”、“内部文件不得外传”之类的文字。有的版本还在前言中郑重声明：“凡得到这本书的同志，务必妥善保存，不得外传，严禁翻印。此书仅作内部学习参考，绝不许公开引用。诚请同志们当作一条革命纪律，严格遵守。”

　　[2]实际上在连中央规定都难以实行的“文革”动乱中， 这种声明只是空言。多数版本没有版权页，出版者和出版时间大都印在封面或书名页，有的版本只标明出版时间，未标明出版者。还有的版本即未标明出版者，也未标明出版时间。类似这种出版物不讲版权的情况，在“文革”时期是普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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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见河北纺织工学院八一八红旗1967年4月编印的《毛泽东文选》。

　　[2]《毛泽东思想万岁》（上），河南二七公社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1967年8月编印，“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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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编辑者看，“万岁本”多是以各种造反派组织的名义编辑出版的，也有许多版本没有署名，十分庞杂。以笔者所见，编者以各地大专院校、中学的红卫兵居多，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外交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军事学院、成都地质学院、河北纺织工学院、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南昌市第十八中学等，均编印过这类版本。一些机关、企业、科研单位的造反派组织，也编印过这类版本，如国家科委、外文局、北京电影制片厂、贵州省第一轻工业厅等。从地区看，编印过这些版本的省、市、自治区涉及北京、上海、天津、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湖北、陕西、江苏、江西、贵州、内蒙古等。军队系统除军事院校外，极少编印这类书籍。

　　由于“万岁本”的编者大多是一些非专业人员，缺乏专门的编辑训练和必要常识，造成这类出版物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编选体例比较杂乱，多数版本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但常常并不十分严格，随意性较大。二是个别版本收录的个别文稿，编者没有弄清准确的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只有篇名，没有标出著述日期，如《谦虚——戒骄》、《给侄子的亲笔信》等。三是有的版本由于多次辗转传抄，个别文字不准确。由于编辑出版“万岁本”正是“文革”燎原全国之时，毛泽东在过去文稿中提到的一些领导人已被打倒，这些人的姓名在编印时便被“×××”代替，或在姓的后面加上“××”。例如一封写于1963年12月16日的信，标题便是《给林彪、××、聂荣臻、肖华诸同志的信》。[1]有的版本，当文稿中出现被打倒的领导人的姓名时，编者甚至将姓名中的某个字倒印，以示将其“打倒”。这可以说是“文革”中的特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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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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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万岁本”受到查禁

　　被冠以宣传、普及毛泽东最新最高指示的这场出版“万岁本”的热潮，很快就遭到了中央的制止和查禁、销毁。据笔者考察，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没有收藏“万岁本”。这是为什么呢？需要考察其被禁的过程。

　　早在建国初期，中央就作出决定，毛泽东著作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著作，统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任何非指定出版机构无权出版这类书籍。1959年10月13日，中央针对当时个别单位擅自印发毛泽东的有关指示的做法，下发了关于纠正乱印乱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讲话记录的指示。然而，“文革”开始后，对出版毛泽东著作的规定，被造反派视为反对和限制出版毛泽东著作。这是任何人都担当不起的罪名，于是，“万岁本”的印刷出版达到了高潮。1967年中央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即予以制止。仅1967年5月至11月，中央就连续下发五个文件， 严令禁止各地非法编印毛泽东著作，对已经编印出版的，要求各地回收上缴。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宣传的意见》。这个文件在第二条规定：“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都一律不许擅自刊登和印发。中央的内部文件、会议记录和负责同志的内部讲话，一律不要擅自刊登，也不要以小册子和其他形式编印流传。”[1]

　　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 这个指示除了要求各地由中央统一规划建造毛泽东塑像外，还提到：“各地编印了一些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材料，甚至将别人的讲话、诗词也编进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出现这种事情，也请你们加以制止。”[2]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查获一个非法编印、贩卖毛主席著作的投机倒把集团的通报》。这个通报说：“最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查获了一个非法编印、贩卖毛主席著作的投机倒把集团。该集团非法地搜集了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讲话、文章、信件、批示二百余篇，编成所谓《重要文献》，大量出售。这个《文献》不仅泄露了党的机密，而又差错很多。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必须认真追查，严肃处理。印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都不得私自编印。为此，中央再次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望认真执行。今后，凡属这类非法印刷品，均应彻查法办，并首先责成北京、上海两市革命委员会贯彻执行。”[3]

　　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印发《关于严禁在书刊、传单上泄密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说：“为杜绝在书刊、传单上泄密事件，中央重申，任何群众组织或个人，严禁擅自印发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著作、讲话和翻印、转抄机密文电。凡抄家抄来的毛主席著作手稿、机密文电及其它物品，应一律上交当地革委会（筹备小组）或军管会（军区），绝不准私自留存、复制或擅自处理；已非法印发的有机密内容的报刊、传单、小册子，由印刷单位负责回收上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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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共中央文件》，西北大学文革筹委会山鹰战斗队1967年10月编，第194页。

　　[2][3][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湖北省革命委员会1968年7月编，第272、372、373、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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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印发《关于严禁私自翻印未发表过的毛主席照片的通知》，再次重申：“印刷、发表毛主席的照片和作品，是一个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决不能擅自行事，更不允许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捣乱。因此，中央决定：凡是未公开发表过的毛主席的照片和作品，不论个人或集体像，未经中央审查同意，一律不得私自翻印。此事以前业已通知过，现在再通知一次，望你们按此通知严格监督执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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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湖北省革命委员会1968年7月编，第423—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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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在一年中连续下发五个文件，反复制止并要求查禁各地群众组织编印出版毛泽东著作集，这是非同寻常的，也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当时编印此类书籍之风何等盛行。从以上五个文件中，至少可以得到这样几个信息：第一，中央对未经允许擅自编印这类未发表过的毛泽东著作极为重视，视为“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第二，这些文件没有否认这类书籍收入的不是毛泽东著作，没有说它们是伪作或他人之作，相反，10月21日印发的文件正面承认《重要文献》之类的书籍“搜集了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讲话、文章、信件、批示二百余篇”。第三，这些书籍之所以受到查禁，是因为“未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不仅泄露了党的机密，而又差错很多”。最后，我们今天还可以归纳出的一个原因是，“文革”前毛泽东论著的流行，将影响“文革”中毛泽东指示的权威性。正如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错误，正是违背了他在长期革命和建设斗争中总结出的一系列党的正确理论、方针和政策，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因此，当群众从过去未曾披露的毛泽东论著中看到许多被“文革”批判打倒的，正是毛泽东过去曾经肯定或坚持过的，必然会对“一贯正确”等个人崇拜说法产生怀疑。当然，这个原因是不能写进文件的。

　　由于当时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这五个文件先后下发后，各地、各单位无法严格遵照执行，很难有效地制止类似出版物继续出版和流传，屡禁不止。有的群众组织认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没有错”，仍然阳奉阴违，照出不误。例如，湖北省应山县革命群众组织联络委员会于1967年5月18 日编印了一本《毛主席重要指示及讲话汇编》。该书在《说明》中说：“我们收集了一部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尚未正式发表的重要指示和讲话，原准备编印成册，供给革命的同志们学习。后因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都一律不许擅自刊登，也不要以小册子和其他形式编印流传。’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精神，我们即停止了印刷，现将已印部分装订成册，供同志们学习。”

　　1969年底，中央发出关于保密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普遍开展保密大检查，收缴非法印刷品。这时各地革命委员会均已成立，使中央的指示能够得到有效落实。据西安市革命委员会当时的一份文件披露，1970年1月至4月，西安在全市范围广泛开展了以清理文件、收缴非法印刷品为重点的群众性保密大检查，检查中“发现了大量失密、泄密、违反保密制度的现象。如：违反中央规定，擅自印发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和中央首长的讲话；擅自编印毛主席、林副主席语录”。[1] 全市共收缴这类非法印刷品三十多万册和大量传单。由于各地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指示，1970年后，社会上不再有人编印包括“万岁本”在内的非正式印刷品，收缴的均予销毁，仅有少量“万岁本”流入了民间。同样的原因，全国各地图书馆也都没有收藏这类书籍。

　　三、研究与思考

　　对“万岁本”的研究和使用首先是在境外。

　　首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外学者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收集毛泽东和中共党史、中国当代史研究资料和著述十分困难，感到材料匮乏，而且《毛泽东选集》（1—4卷）没有收建国后的文稿（第5卷虽然收录了少部分，但不久即收回）， 他们要研究建国后的历史和毛泽东，就不得不主要借助于“万岁本”等。

　　其次，由于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4卷）及各种单行本著作，发表前经作者亲自校阅过，作了一些修改，与文章最初撰写时的原始形态有一定变化（比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从讲话之时到正式发表，相隔两个多月，修改十余次，一些观点和态度都与讲话时有重要不同）。因此，境外学者认为，“万岁本”的资料更为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撰写初衷，是对《毛泽东选集》（1—4卷）的补遗，因而倍受他们青睐与重视。境外学者在搜集、编译和利用这批资料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美国新泽西普林梯斯·霍尔公司于1969年出版了《毛：伟大的生平》，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70年出版了《毛的文献：文选和篇目提要》，香港明服月刊于1971年出版了丁望主编的《“毛泽东选集”补遗》，美国联合出版物研究署于1974年出版了《毛泽东思想杂集》，美国弗吉尼亚州奥克顿的中国资料研究中心于80年代初影印出版了《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全套23卷，共计5500页，这是英文版本中收入毛泽东著作最多的一种资料），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于1981年3 月出版了《毛泽东著作年表》。这些海外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集，主要来源就是红卫兵等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学习文选》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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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西安市革命委员会文件》，市革发（1970）037号，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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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等三人，根据《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编译出版了《毛泽东的秘密讲话——从百花时期到大跃进》。他们认为，由红卫兵组织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材料是可信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红卫兵对毛泽东无限崇拜，不可能擅自篡改毛泽东的讲话。另一方面，这些材料的来源可靠——第一，是红卫兵在“抄家”或其他“革命行动”中，从那些亲自聆听过并记录了毛泽东讲话的人那里得到的。讲话中完整地保存了毛泽东的口语和习惯用语，这也证明了它们的真实性。第二，是从《湘江评论》、《苏维埃中国》、《政治周报》、《向导》、《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月刊》、《新华半月刊》、《人民日报》、建国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等报刊、书籍及其它文件中选出来的。日本私立立教大学教授野村浩一也持相同看法：“我认为这些文章，还是有很大可靠性的，经过必要的研究和整理之后，可以适当地加以利用。”[1]

　　在研究著述方面，境外学者研究毛泽东及建国后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均把“万岁本”作为重要的依据加以引用。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二卷）（求实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有187处引用了1967 年和1969年编印的四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有62处引用了1967年和1969 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学习文选》、《资料选编》等；R ·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有86处引用了1967年和1969年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迪克·威尔逊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 月版）有43处引用了多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海外学者引用较多的版本有两个，一个是1967年出版、收录毛泽东1959年至1961年间51篇文稿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另一个是1969年8月出版、收录毛泽东1950年至1968年间113篇文稿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些使用非正式引文的著作在“文革”后经由包括中央有关出版社的国内出版社出版，也间接地承认了其可靠性。

　　与境外学者相比，“文革”过去了几十年，国内研究毛泽东的有关资料范围已经得到极大的开拓，但“万岁本”在中国大陆学者中一直没有得到研究，更没有广泛使用。一些专门收录、介绍毛泽东著作版本的工具书，如袁竞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大辞典》和方舟、许京生主编、华文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图书辞典》等，都没有列入这方面的内容。 迄今收录毛泽东著作版本最多、施金炎主编的《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也只收录了寥寥几种香港、国外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和《毛泽东思想万岁》翻译版本，而对原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则没有加以介绍。从公开学术论文看，1999年以前，基本没有大陆学者引用“万岁本”的情况，只有在有关国外毛泽东研究状况的文章和书籍中，才偶尔见到零星介绍“万岁本”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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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第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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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这种情况，显而易见的第一个原因，自然是这些都是非正式出版物，大家对其持有谨慎态度。二是由于这些资料绝大多数都已散佚，目前存世的较少，一般学者难以找到，因而无法利用。三是由于“万岁本”大多数没有版权数据，引用时无法明确注明，因此学者间难以有共同的依据进行分析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中已有人开始关注并着手研究“万岁本”。如刘跃进撰著的被廖盖隆誉为毛泽东著作版本学“奠基之作”的《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一书，较深入地考察、介绍了国内外不同时期出版的众多毛泽东著作版本，其中第五章《特殊版本》第三节《非正式版本》，作者用二十多个页码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十多种不同的“万岁本”。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对“万岁本”介绍得最详尽的文字，将毛泽东著作版本研究的范围大大予以拓宽。尽管作者掌握的有关资料还十分有限，也缺乏系统的研究， 但可以说是国内开先河者。再有， 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毛泽东研究和“文革”研究的专著中，有的学者也开始谨慎地引用“万岁本”的材料。例如中央党校副教授张志明博士著《走出迷谷——1967—1969年中国政体改革的历程与思考》（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书中引用的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一些讲话，就注明引自1967年3月31 日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和1969年3月编印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等版本。

　　今天我们应如何看待“万岁本”等资料呢？笔者认为：首先，“万岁本”等是非正式出版物，没有经过规范的审查、核对、编辑，一些内容存在着文字错误，甚至有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严重失误。因此，在专业研究以外的场合（如传播范围较大的学习、宣传材料等），一般不宜作为严谨的、权威的毛泽东言论来正式引用。其次，“万岁本”产生于特殊的时代，以特殊的方式流行，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绝大多数保存了一定的历史文献原貌，对于研究毛泽东（尤其是晚年毛泽东）乃至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具有一定的资料参考价值。因此，在研究范围，作为资料和宏观背景可以适当参考使用。比如，研究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心态变化、思想轨迹、活动交往情况等。再次，要尽可能与经过修订、已经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搞》、《毛主席语录》等正式文本相对应进行校勘，确定其真伪，比较其异同，再谨慎地使用公开本中确实没有的内容。最后，在引用时，还须注明出处，表示供读者参考之用。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樊市委宣传部）

　　{“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考略.PDF}

　　摘自：《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0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