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 “五七指示”：毛的理想社会模式及其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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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指示”：毛的理想社会模式及其破产

余汝信

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以中央名义，转发了毛泽东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后按写信日期简称“五七指示”，多为人所知。所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本来不过是一件普通的工作简报 ，毛泽东借题发挥，洋洋洒洒一大通，将其赋予了特别的政治含义。
文件原规定仅发至县、团级党委，不登党刊。1966年7月31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同意湖南省委的建议：将中央转发的《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像一九五九年主席的六条指示信（党内通信）一样，印发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的基层支部中去，直接向广大党员和群众宣读，并认真组织讨论。文件由支部委员会负责保存，经常检查执行情况，每年向群众宣读和组织大讨论一次或两次”。
8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发表纪念建军三十九周年社论。社论同时用黑体字公开了经过文字修饰的“五七指示”的主要内容。《人民日报》社论称：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避免城市和工业的畸形发展，就可以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
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大大加强我们的战备工作。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我们，就会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
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来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办事的，现在还在不断发展提高。解放军是最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全国的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学校、商店、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要以解放军为榜样，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五七指示”是毛泽东逆社会发展潮流的、军事共产主义思维的产物。其思想根源，滥觞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信仰。
毛泽东早于1919年便服膺于“新村生活”的构想。所谓新村主义，原为二十世纪初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所提倡。武者小路实笃心目中的“新村”，人人平等，人人劳动，财产公有，各取所需。1918年底，武者小路实笃甚至还在日本九州岛宫崎县内购地40多亩，建立起“新村支部”，信众始为19人，后发展至22人。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六卷三号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详细介绍了武者小路实笃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引起了颇大反响。一时《新青年》、《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刊物，都对新村主义进行了介绍。与此同时，工读互助主义也在中国悄然兴起，一部分青年远渡重洋出国勤工俭学，一部分则将其与当时流行的互助论、新村主义相结合，形成一股工读互助主义的思潮。工读互助主义与新村主义相类似，其特征为：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1919年12月，毛泽东将其草拟的新村计划书中的一章——《学生之工作》发表于《湖南教育月刊》。毛的新村，是从创造新学校始，“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新学校中的新学生，为创造新家庭之成员。“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举其著者，如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毛泽东还认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青年毛泽东要将其乌托邦式的新村计划试验于“湘城附近”，无论有否去试验或试验成功与否，均无伤大雅。问题是四十年之后，毛泽东已是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的“伟大领袖”，一旦要将全国都作为实现他那些花样翻新的乌托邦式理想的试验场，破坏力不可谓不惊人。
新的乌托邦，叫人民公社。
1958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了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引述了这样一段话：“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在这句话后面，陈伯达有一段说明：“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试验所得的结论。”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称：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8月29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在决议稿上加写了一段话，内称：“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质量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产主义时代。”
北戴河会议甚至断言：“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翌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国各省、区、市委（缺西藏）电话会议，听取各地汇报办人民公社的情况。据汇报：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已经到来。河南已经全省实际公社化，河北、北京市郊区9月10日前可实现公社化，山西、山东、上海市郊区9月半可实现公社化，其它大部分省正在总结试点经验，逐步展开，估计9月底前均可实现公社化。只有内蒙、福建、新疆三个地方，9月搞试点，秋后铺开，计划到今冬全部搞完。至会前统计，全国农村已建立九千零三十四个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少数是数乡一社，除河南武修县外，山西、陕西、青海也有个别县实行一县一社。最大的社已达六万四千户（山西高平县），最小的不到一百户（黑龙江一个公社，但方圆有八九十里）。
1958年11月4日，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34期刊载了《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报道了该县人民公社党委（即县委）第一书记关于范县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的摘要。内称：“到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毛泽东头脑极度发热，批示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
同年11月21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关于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的指示（草稿），主要内容为：（一）“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即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目前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它是人民公社在现阶段应当实行的一种比较适当的分配方式。（三）目前各个人民公社以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较为适宜。（七）要把推行工资制和供给制当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月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此件请印发到会各同志研究”，实质上对王任重为首的中共湖北省委的做法是赞同的。
同年12月7日、10日，毛泽东为印发陈寿《三国志》中的《张鲁传》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与会者，两次写了批语：“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研究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若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毛泽东将他的批语与《张鲁传》一并印发予党内高干，缘由是他认为，他所倡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历史上农民起义建立的张鲁政权在许多做法上十分相似：“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甚至他心目中理想的工农商学兵“政社合一，劳动武结合”，也类似张鲁政权“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故而，“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毛泽东不仅要求普遍推广人民公社，而且还要求推广军事化的民兵师组织。1958年9月，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谈话时称：“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 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 军事化与人民公社化伴随而生。11月10日，毛泽东批示要“研究一下”的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的报告中也说：“这里的劳动组织完全按军队那样编成连和营，劳动是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很严，为突击收秋种麦，还组织了一个野战部队，在地里吃饭宿营，是劳动中的一支突击力量。”
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一个利用行政性权力，超越社会发展的现实阶段，赋予强烈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和军事共产主义形式的畸型混合体。到了1959年，人民公社的名称虽还保留（且一直存在到文革后的1984年），但实质内涵已有极大变化，供给制、公共食堂、免费吃饭等等已不能再实行，所谓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狂妄计划，只不过给历史留下了一个笑柄。接下来的1960年代的头三年，中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过日子。始料未及的是，1964—1966年初国民经济刚刚有所恢复，日子刚刚好过了几天，毛泽东头脑中左的一套又故态复萌。“五七指示”，就是承继和发展了人民公社运动极左的空想社会主义——军事共产主义思维的典型。
“五七指示”所描绘的，是毛泽东头脑中的所谓理想社会的模式。王禄林在《〈五七指示〉初探》一文中认为，毛泽东这一模式有如下的特征：
（一）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五七指示”要求军队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按毛泽东的理想，其发展前景是，每个单位都有工、农、学、兵，从而可以成为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的“小社会”。这样发展下去，不仅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界限将逐步消失，而且“小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也都能“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工界限也逐步消失。
（二）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王禄林认为，“五七指示”中要建立的“大学校”，与人民公社有一个重要区别：人民公社内部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而“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王禄林还认为，经过1960年代初期的几年思索和研究之后，毛下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制度，办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大学校，是他设想出的消灭商品的途径。从“五七指示”发表一直到毛逝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动摇过。
（三）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设想的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制度，根本目的是要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毛泽东所追求的所谓消灭三大差别，不是用发展生产力的办法，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来消灭三大差别。“大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做点工，务点农，学点军事、政治、文化，这似乎就达到了每个人在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方面的平等。文革中，毛泽东要求没有经过“大学校”的，所谓由旧学校培养的学生，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知识分子、工宣队、贫宣队管理大、中、小学；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等等。王禄林认为，显然，毛泽东构想的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
我们倒认为，毛泽东要构建的，决不是一个什么理想国，而是一个与世界发展潮流、与普世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怪胎。在“五七指示”中，毛强调，军队“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工人、农民、学生统统“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而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深恶痛绝，不言而喻。然而，事实证明，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四十年，资本主义显得比毛式“社会主义”有活力得多！“五七指示”中军事共产主义的色彩，更甚于人民公社化时期，其中体现出来的毛的“理想社会”模式，更接近于试图将整个中国社会工、农、学、商各行各业全面纳入一个划一思想、划一意志的军事化大兵营（美其名曰“大学校”）。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样一个社会模式，其实不是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距离很近吗？！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夕，毛泽东写这样一封信给林彪，中央文件的标题也突出了这是“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毛的本意，值得推敲。是否有借用林彪在军队中的威望，并谋求在地方上也树立林的威望，以换取林彪的支持，以求在军队及全国顺利遂行毛的个人主张之意？
在毛写了这封信之后，林彪内心是否支持毛的主张？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毛泽东这类军事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倒是并非军人出身的张春桥曾在1958年就阐述过并得到毛的赞赏。张春桥当时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中即称：“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张春桥还称：“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 张春桥将战争年代军队中的供给制美化，并要将其延伸至和平年代的全社会，其思想之“左”，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春桥与毛泽东思想的接近和“理解”，是否就是毛泽东晚年“换马”，要抛弃林彪这位毛认为已是尾大不掉的“换班人”而换上张春桥的主要原因呢？
就在毛泽东津津乐道他那限制并消灭商品生产、将原始共产主义式的所谓“公平”作为最高目标，不以社会效率为价值取向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想国”的当月，中国实际上已揭开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国家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此后十年，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物质极度匮乏，武斗连续不断，整个中国大地满目疮痍。
相反，同一时期的西方各国，却是另一番气象。一度被认为是“垂死”“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其经济正经历一次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都在3%以上，西德达到6%，日本则达到9.3%，个别年份甚至超过15%。战前和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科技成果被大量转移至民用，一大批崭新的行业被建立起来，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战后西方各国大力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调节，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使经济增长得以保持较强劲的势头；西方各国政府在战后都着手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大大缓和了阶级对立情绪，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以毛泽东的所谓“理想模式”改造中国，事实证明，此路不通！在整个1960—1970年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西方各主要国家大大地拉开了距离，个中缘由，难道还不值得国人反思么？

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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