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耀读《复旦大学大字报选》

tuffy05

文革风云现纸上
——读《复旦大学大字报选》

金光耀

在复旦大学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文革的十年是一段特殊的但不应被淡忘的岁月。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次日上午复旦校园中就出现了第一批声援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文革的浪潮就此冲进了复旦校园，此后复旦大学就处在文革运动的风口浪尖之上，激流漩涡之中。
文革中复旦大学最早被大字报点名批判的是历史系教授周予同，时间在6月4日。在校党委的部署下，一天内校园内就出现了5000多张大字报。几天后上海市委确定了要“彻底打倒”的八名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周予同即在其中，同在其列的还有另一位复旦历史系教授周谷城，八人中复旦就占了两人。就这样，大字报在复旦校园里铺天盖地张贴出来了。整个六月份，复旦大学光张贴大字报就用了七千斤浆糊和五百令白报纸，而墨汁是成桶成桶购买的。红卫兵运动兴起后，8月11日，复旦大学学生成立了上海第一个以“红卫兵”命名的造反组织“红卫兵战斗组”。10月初，各系学生联合起来组织成立了“红卫兵复旦大学委员会”，不久这一组织与上海其他高校的红卫兵联合成立了“上海市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红革会），成为文革初上海最有影响的红卫兵组织，而其主要负责人就是复旦的学生。稍后成立的其他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如“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三司）、“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炮司），其主要负责人也都是复旦的学生。11月底，“红革会”围困《解放日报》社，致使该报停刊6天，这就是在文革初期影响全市乃至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运动起来后，复旦校园内的大字报锋芒所向就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转向复旦大学的党委，即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到12月初，学校党委面对学生的冲击已无法开展工作，处于瘫痪的状态，复旦大学因此被造反派称为是文革初上海的“第一个解放区”。复旦大学的各派红卫兵不仅在校园中炮轰学校党委，还走出校园冲向社会，成为上海文革运动中重要的造反力量。1967年1月中旬，以复旦学生为主的“红三司”接管上海市公安局，首开造反派组织在市级机关夺权之风。而到1月下旬，复旦各派红卫兵更是将造反的炮口对准已掌控上海的张春桥，把大字报刷到了上海街头，发起了“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虽然此次炮打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干预而被压制下去，但张春桥还是因此次惊吓而对复旦大学另眼看待，称复旦大学为藏龙卧虎之地。
以上所述只是非常简略地勾勒一下文革初期复旦大学运动发展的概况。1952年院系调整后，复旦真正做到了“沪滨屹立东南冠”，在高校中的地位和影响急速上升。而在文革中复旦的地位比之文革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其重要性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复旦的文革运动成为上海文革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复旦大学的文革资料在上海的文革史研究中具有很高的权重。
这里刊印的是1966年6月中旬至1968年1月下旬之间复旦大学校园内的大字报选。大字报是文革期间毛泽东赋予人民的所谓“四大自由”之一，是群众被动员起来后揭露、批判“走资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以及与对立派别争辩的主要武器。历史上，不少时段会留下带有时代印记的特殊资料，成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的珍贵史料，如先秦时期的竹简，魏晋时期的碑刻，而大字报则是文革时期的特殊资料，是文革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之一。大字报使用的是文革时期的特殊政治话语，通常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上纲上线，乱扣政治帽子，以置被批判者于死地。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语言激烈、火药味十足的大字报真是“满纸荒唐言”，但对历史研究而言，它还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记录下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风云。
大字报在文革初期以铺天盖地之势出现于校园、工厂和城市的街道、广场中，其数量之多令人目不暇接，而其张贴形式使其难以长期保存，传播范围也有一定限制，因此当时就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大字报选”。有党政机关编的，作为下情上达，有红卫兵等造反组织编的，以求广为传播扩大影响。这本复旦大学大字报选则是由当年在校学生编选的。编选者徐振保在文革爆发时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大四学生（当时大学五年制），他像当时大多数大学生一样对文革这场政治运动抱有热情，又因为专业的关系，更热心于搜集保存有关文革的资料。他在当时就敏感地觉察到大字报会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因此从运动一开始就在复旦校园里抄写大字报，即使外出串联，也记挂着这件事，短短几天就赶回校园。这件事后来得到复旦各派红卫兵组织的支持，因此获得了编选刻印的条件。徐振保根据自己的判断按大字报在校园内的影响及重要性进行取舍，最终选了168篇，并为大多数大字报写了按语，介绍其产生的背景及在校园中的反响，最终以“史红战斗组”的名义印行。
因此这套大字报选是反映复旦大学文革运动的珍贵史料，它用一种特殊的形式记录下文革最初两年校园中运动的进程。鉴于整套大字报选时间跨度较长，涉及的事件较多，我们缺少足够的时间予以完整地解读，现就仅以1966年6月为例，看看从大字报所反映出的复旦运动，这是大字报在复旦校园中张贴开来的第一个月。这套大字报选中有14篇是从这个月的大字报中选出来的，这都是在校园中引起反响并对运动进程产生了影响的大字报。如前所述，仅6月4日一天，针对周予同的大字报就有5000多张，这一个月内复旦师生光写大字报就用掉了五百令白报纸，所以这14篇只是校园内数以万计的大字报中的沧海一粟。但就是从这十多张大字报中，我们也可看到文革在一个大学这样的基层单位发动时期的基本面相。
编者选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张贴于6月14日的针对复旦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此时已调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长的陈传纲。根据大字报选的编者按语，陈传纲被大字报点名批判是由学校党委布置安排的，此前批判周予同的大字报实际上也是学校党委统一部署的，反映出运动初期基层党委对运动的主导权。到了6月中旬，不仅北京大学而且南京大学校园内的大字报都已对着党内的当权派了，于是陈传纲作为复旦的当权派也被点名批判了。而之所以挑中陈传纲，是因为他与党委主要领导原本就存在着分歧。
在批判陈传纲的大字报出现后，党委明确表态与陈有着原则性的分歧，要与之划清界限，以表明自己正确的革命立场。像文革初期许许多多的党政领导一样，复旦党委一方面要紧跟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方面要将本单位的运动紧紧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没有意识到毛泽东这次发动的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革命。因此，早在6月初复旦党委就组织了名为“红缨枪”的墙报，希望通过这一阵地来引导校园中的大字报，使运动能在党委领导下有序进行。这就有了“红缨枪”轰动一时的系列大字报《十论追穷寇》（本书第7篇）。所谓“穷寇”者，即像周予同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红缨枪”按照党委的要求，号召对这些人要“瞄得准，打得狠”，而不要“乱打一气，打空打偏，甚至打到自己的脚上”，要遵循“党指挥枪杆子”的原则，也就是不要打党委没有指定的批判对象。但被中央的号召动员起来的部分学生已不愿再按照党委的层层部署按部就班地开展运动了，于是到6月20日校园中出现大字报（第4篇），鼓动学生们“把矛头转过来，指向党内的一切牛鬼蛇神”，而不仅仅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接着就有学生直接指出“‘红缨枪’把我们引向歧途”，由此质问学校党委通过“红缨枪”要将复旦的运动引向何处，并进一步提出“我们能完全相信这样的校党委吗？”的尖锐问题（第5篇）。
但紧接着就出现了支持“红缨枪”的大字报，领衔署名的是响当当的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电光源室的老工人蔡祖泉，坚称“红缨枪”好得很，追穷寇好得很，强调革命师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搞好文革（第8篇）。这份支持“红缨枪”的大字报其实就是“红缨枪”捉刀的，反映了校党委想用蔡祖泉的名头来压学生，但要起来造反的学生已很难压得住了。
6月下旬，中文系的学生点名批判党委宣传部长徐震，其“罪名”之一就是直接领导“红缨枪”发表《十论追穷寇》的大字报，还有压制中文系和新闻系的运动（第11篇）。接着，又有学生将批判锋芒直指整个校党委，大字报的标题就是“复旦党委是资产阶级的保皇派”，揭露其“采取的手段比陆平、匡亚明之流更加阴险、更加毒辣、更加迷惑人。他们推行一条更加阴谋的修正主义路线”（第12篇）。
不过在6月下旬，复旦党委还能够掌控全校的运动，因此面对质疑通过大字报表示，“我们欢迎全校革命学生、职工、教员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对我们的工作加以监督”，他们非常自信，认为这些批评根本不足以动摇党委在学校中的领导地位，因此还表示“要使复旦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获得全胜”（第10篇）。从“红缨枪”和蔡祖泉署名的大字报，确可看到校党委尽力将运动纳入党的领导的努力。当时校园中也有许多相信党委和基层党组织的学生，他们把对基层党组织的批判看成是“混淆了敌我，转移了矛头，表面革命，实质反动”，是对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猖狂进攻”（第3篇）。当出现直接批判校党委的大字报后，有学生直截了当地喊出“誓死捍卫以王零为首的校党委”的口号，认为校党委是“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并要与那些反对校党委的人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较量一番（第13篇），反映出一些复旦师生对造党委反的抵制。
这十多张大字报显示出文革运动初期复旦校园中的三股力量。第一股力量当然是复旦党委。它要尽力将运动控制在自己手中，从抛出陈传纲，到组织“红缨枪”，再到安排蔡祖泉出来支持“红缨枪”，处处显示出它的良苦用心。而抛出陈传纲又反映了党内矛盾或个人恩怨对运动的影响。第二股力量是希望冲破党委束缚的造反学生，他们不愿根据学校党委的部署按部就班地开展运动，而是将矛头对准了所谓“党内的牛鬼蛇神”。在6月份，这股力量规模上还很小，但影响却很大。第三股力量就是所谓的“保皇”师生，这不仅包括党委组织起来的“红缨枪”，也包括数量不少的普通师生。他们仍按照文革运动起来前的“正常思维”方式，紧跟党委，站稳革命立场。需要指出的是，大字报的编选者在对1966年6月的大字报进行编选时，漏缺了在当时校园内数量相当大一部分的大字报，就是那些针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根据相关资料，到6月中旬结束的时候，复旦校园内被大字报揭发批判的除了历史系的两周和陈传纲外，还有副校长苏步青，副教务长严志强，中文系主任朱东润，生物系主任谈家桢，外文系教授戚书含，物理二系教授卢鹤绂，经济系教授吴斐丹等，但所有这些大字报都未有编入。显然，在编印此大字报选时编选者已充分认识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将批陈传纲的大字报列在开篇，但也因此将大量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遗漏掉了，确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虽说整个6月间复旦的运动还未完全脱离党委领导的轨道，但文革的乱象已经显现。原本应该是学校教学科研主角的教授们成为批斗的对象，被猛追狠打的“穷寇”，而无任何申辩的权利；作为学校管理者的党委领导一方面指挥“追穷寇”，抛出陈传纲这样的当权派和周予同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一方面又得开始面对学生的质问和批判；而对学生来说，不管是批党委的还是保党委的，写大字报参加运动已成为他们的主课，原先书声琅琅的复旦园已成为文革硝烟弥漫的战场了。
此后，随着文革运动的进展，复旦党委渐渐失去了对运动的掌控，直至最后瘫痪。这套大字报对此都有详尽的记录，其中还包含中央高层对复旦运动的关注和具体指示。例如，1966年10月底，部分学生在反对学校党委的斗争中开始了绝食行动，此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让秘书专门打来电话，一方面表示对学生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一方面又希望复旦的学生不要用绝食的方法，显示了周恩来的一片苦心，也显示了中央高层对复旦文革运动进展的特别关注。再如，1966年11月底，姚文元通过电话就复旦的运动发表意见，支持罗思鼎小组和朱永嘉，要复旦的左派将矛头对准学校的走资派，结果直接导致12月初的“打杨战役”和复旦党委的全面瘫痪，表明了中央文革小组与复旦文革运动的直接关联。这套大字报选的最后一篇是1968年1月25日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张春桥在相辉堂的讲话。张在这篇讲话中反复提到复旦是深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学校，是一个顽固的堡垒，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因此斗争尖锐、复杂，怪事也就多些，反映出张春桥对复旦的基本看法，也预示着此后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及“清算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中复旦遭受的灾难。
这套大字报选在1967—1968年时分三册刻印，字数合计逾60万，共印了500套。40多年后已不多见，成为十分难得的历史资料，而其史料价值完全符合我们编选《上海文革史研究资料汇编》追求“深部和细部”的宗旨，因此在征得徐振保先生同意后，纳入《汇编》第一批刊印。
本次刊印，除个别涉及个人隐私的大字报予以删减外，均按原样印出，以为复旦大学的文革史研究乃至更广范围的文革史研究提供一份珍贵的史料。
   
2013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