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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光中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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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6 07:04: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记者:您参加“星星”的时候当时是在北京?
尹光中:因为后来“星星”的人都走了,出国了,当时国内的压力很大。所以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也没说我离开星星画会。但是“星星画会”这些朋友经常有机会都见见面,像黄锐、马德升、阿城都来过贵阳,都来过我们家,那时候我家境实在不好,因为太穷了。当时像黄锐、阿城、马德升他们有时候都帮助我,我太艰难了。
记者:您以前是一直在北京吗?
尹光中:我文革那段时间画很多画,大部分风景画我都是那个时候画的。因为我是小学代课教师,我没有正式工作,但是太爱艺术了,就选择了郊区一个小学代课。
记者:那时候是在北京吗?
尹光中:在贵阳。我是贵阳人,那么在贵阳时,文革的时候基本是在郊区的小学度过的,后面是一个古老的教堂,法国人修的。教堂里有古老的那些传统的东西,那个地方叫(六村官)。文革时候那个地方有一个工人医院,把那个圣母堂改成那个,那个教堂至今我觉得真是太美了,就是中西合璧的一种新型的教堂。文革的时候我几乎都是在农村郊区的学校度过的,画了很多画,跟农民在一块。风景挺好。今天来看,那个时候的环境更好一些。现在变成做买卖的地了,就没有那些东西了。那个时候我在贵阳画画,79年我贵阳的一帮哥们在我的带动下,就喜欢写生。每一年8月15,因为我正好在郊区教学生,我那儿有一个空的小房子,那是大队的宣传队,因为没人,大队就给我们住。然后每次8月15在那搞一个展览,每一年都在那搞。当时,这批人有我,有刘建一,有刘光一,还有个叫邝扬的,现在在北京工作。还有曹琼德,好多美术界的以前那些年轻人都在我们这。听着音乐,我们那时候大队有一些旧唱机,旧唱片,农民不懂,我们在那儿听音乐,搞展览,非常有意思。79年我们组成了一个“贵阳五青年画展”,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左侧,当时的西单民主墙那儿搞了一个展览。
记者:那是零几年?
尹广中:79年8月。这个展览的人有我,有刘建一,还有刘光一,他弟弟,现在在贵州民族学院当美术教授,还有曹琼德,邝扬,我们就到北京搞了这么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在西单展得时候我这一辈子都不能忘。
记者:您这个展览当时为什么选择在西单民主墙那边?
尹光中:是这样的,我觉得是我们压抑太久了。我们是中国人的后代,我们为什么不能向我们的兄弟姐妹,向很多人告诉我们对艺术的追求,乃至于对一种人文政治的追求?当时展览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昨天》,第一幅画《长城》是我画的。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铜锁,古老的大锁,把那个锁起来。其实后来那个装置艺术,外国人那种独立式的东西,实物和绘画的结合。第二幅《长城》,所谓的《长城》,画得是一个男一个女,北京“星星画会”是肯定要展览这个画的。其实中国的封建长城是一堆一堆的精神尸骨堆积起来的,它是说文化里面潜藏的一种危机。《昨天》画得有一些波普政治的观念,后面是《今天》,我们就画了很多我们贵州,就把我们写生的一些画,比如说当时画得一些画今天来看好多人没有深入到。花了很多风景画,人物画,都是有意思的,然后是《明天》,《明天》画得就是一些创作,就是一些理想的理念,画的一些绘画。整卷是112公尺、112米。其中有一个我们当时写的一个东西,就由邝杨写的,叫《》,我们对当时文革以前那种封闭状态、那种审美的观念,那种对艺术的态度,对人生的态度,冲击艺术本身,这个《》,后来在北京好多人都要了。在北京这段时间恰好“星星画会”的哥们尤其支持我们,完了以后他们就正式邀请我参加“星星画会”。
记者:那您在这之前认识“星星画会”的人?
尹光中:不认识,这个展览促进了我和“星星画会”,那时候阿城来了,还有马德升、王克平,诗人北岛、芒克,还有黄锐,他们过来说我们很成功,就说我们的“星星”画会你愿意吗?我说我当然愿意了,就说我们画画不是地区的,北京贵阳的,是那代人的一种思考,我说当然要参加了,所以我就真正参加了。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不想在小学教学,我代课代了十几年,没有转正,一直是拿着28块钱养一家人。这是我参加“星星画会”前段的一个事,后面呢因为黄锐他们家对我挺好,他们冬天来贵阳看我们家,实在太穷了。在北京,在美术馆办展览,我去参加。我有工作,晚上洗照片。当时“星星画会”,有些人会买照片,我就住在黄锐他们家。
记者:我听他们说当时专门有人洗照片,洗了好多天呢。
尹光中:就我洗。没人洗照片。
记者:当时还有严力干过?
尹光中:对,严力,严力非常能干。另外“星星画会”跟《今天》写诗的那拨,像北岛、芒克、杨炼。我们其实都是一拨年轻人,那时候确实热血沸腾,没有私心,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安危。他们那些人不仅是一些热血青年,他们是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我觉得从我们这一代人来看,他们是非常可贵的,他们没有那种恶劣社会的习气,他们还保存着一种良知在过自己的艺术生活,这一点很可贵的。后来的“星星画会”通知的展览我都参加的,后来有一次香港搞一个展览,那次画没有拿过去,因为我的画在美国参加86年的前卫画展,就是“星星画会”我们这帮人干的。后来那画,美国人中文名字叫(),然后画就没有消息了。后来我拿画的时候就比较紧张了。那段时间我觉得一生中,我有这么好的画友,这么一拨朋友,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觉得一辈子没有白活,就因为我有“星星画会”的这拨朋友,还有《今天》这拨诗人,包括顾城他们都来过我这儿,贵阳挺穷的,高行健也来了,高行健还在我们这儿呆了一阵子,后来我们才合作到北京的。搞完了林兆华导演的。后来我的处境始终不好,因为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后来是我离开的小教,人家说我是捣蛋分子。后来准备开除我。
记者:这个跟您参加“星星画会”有关系吗?
尹光中:有,绝对有。今天我觉得改革开放了,当今政策也不会说是怎么着。我觉得当今对我们反而有利,胡锦涛对当代这个整个画提出了从战略的高度来提这事,所以我也不怕,这个时代必然是改革开放。后来我就单干。因为听说要开除我,我就做一个榜样,就说我好好看就要开除我,无中生有,那个时候夹着尾巴做人,太难了。后来85年,高行健、林兆华邀请我到北京去搞剧组造型。所以我去了以后住在北京人艺馆,那时候宋祯还是学员,然后在北京得到了好多大艺术家的帮助。林兆华把这个重任交给我,我从一个没有工作的人在那干事,后来我又和高行健办了一个展览在小剧场。85年5月1号,我们在民主墙搞那个展览,得到了刘索拉,还有齐晓松的支持。后来杨益生,好多人都来支持我们的展览。江丰也去了,王众当时也去了,得到了文化件非常大的观注。这些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没有杀人放火,我不过就是把我想说的话说给人家听而已。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
后来伊文思先生,就是荷兰的一个电影家,看我和高行健的展览,然后他就直接说要和我合作一个电影,就是那个《风》,《风》里面那些造型就是我创作的。我那年在德国的时候,我在法兰克福的时候看了电视,说他死了,9月份的时候死了。后来那时候展览中央台已经给我拍了,改革开放正式第一个专题艺术家来做的就是我。就是那个刘心武的朋友李拓,写了一个《》,就是《光明日报》解释第一篇,但是没有正儿八经的写艺术家的问题,写我。后来贵州电视台,贵州贵阳画院,我们一个剧组还在演戏的时候,突然林兆华过来了,他说:“小子你有救了。你现在有工作了。”我那时候有外号叫“野人”。他说你现在有工作了,我说在哪儿?他说贵阳。我说不去。他说:“不,你在那儿贵州省有你一个电报,哥们解释给你听,你他妈当官了。”我说:“这是什么官?”后来实际上就当政协委员,后来给我安排在惠阳画院,当专业创作员,我真正得到工作了。但是我画画的目的不是这个。后来这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我和“星星画会”的朋友们不只是绘画的一种画友,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最深的互相的传递。他们处于历史的状态,但是他们不因为这个,他们做一个正直的人,我认为“星星画会”是了不起的,因为中国当代的绘画,我觉得“星星画会”翻开了第一页。我们不能按照这两年的观念来要求他们。在那个时代要画那些非常假的东西,那些大红大绿的东西,因为我觉得非常可贵,他有危险的色彩在里面。
记者:你对星星的看法有哪些?你觉得参加“星星”,因为像你之前在贵阳的展览在绘画的思考当中,已经融入一些你的个人感情包括你个人的观点,然后参加“星星”。你和“星星”成员之间一定是有些共识的,你觉得对你的人生和你的艺术思考产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尹光中:从文化角度来看,我觉得“星星画会”的出现完全是民间的,它首先是完全出于自愿的一种行为,对中国长期的封闭状态下,文化的张扬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的。
 ()写的一本书,那里面就写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活状态,上次他跟那个拍电影的李扬,在贵阳,在我们家聊天,你们不可想象,那种艰难,那个年代压力太大了。文革对一切文化的那种否定是很可怕的。有的人会因为这个掉脑袋,有的人会因为这个坐牢,劳改,因为一个错误的不符合上面观点的。我们经历的创伤太大了,其实我的画《》就说明这个问题,画那个枯涸的大地,有一个大树根,被无情的砍伐了,从旁边根脚下长了一个新枝,所以我那幅画“星星画会”有展览的,叫《春天才是春天》。长了一个新芽,其实我那幅画就讲得这个事情。所以那个美学评论家(),他说在我的画里看到一种在文革整个过程里受到的一种压抑,一种受直接的间接的知识分子的迫害,这种状态下发自我们发自内心的呼唤。我觉得“星星画会”不只是一个艺术上的成就,而是新一代年轻人的思潮。有搞诗的、搞文学的、搞音乐的,我们不过是用一种绘画的语言来告诉我们对现实人生的一种思考,现实社会的一种反省,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干了什么又做了什么呢?我觉得我们那时候那些青年,都是一些有社会责任的年轻人、可爱的年轻人。他们那时候考大学不让考,有的是下乡的。阿城也下乡的,芒克也下乡的,黄锐也下乡的,不是没有智商,社会没有提供他们条件,但是社会这所大学也告诉他们人生的道理,怎么样做一个有责任的中国人。我觉得“星星画会”是一批用艺术,为了捍卫自我做人的尊严,来表现一种剥削文化的(),所以他们的艺术成功不成功去评论都没有意义的,意义在于他们的行为对整个中国文化的验证,对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绘画、美术史,我觉得他们打开了不可磨灭功劳,是可贵的,他们太艰难了,他们没有钱,有的人还没工作,那么做,我觉得比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有钱有势的人,他们要光荣的多,要让我敬重的多。所以我非常感谢“星星画会”的这拨哥们,我们是一代人,我们仍然是这样。
记者:那么您85年的时候您多大?
尹光中:那时候我才30多岁。
记者:在这之前你的一些成长经历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您最早会接触到绘画?最早是怎么样开始绘画?
尹光中:因为我家庭挺穷的,我妈妈50年就是一个人。然后有个哥哥学徒,不爱读书。我住在贵阳一个体育场,它是一个罗马式石头建筑结构的体育场,很大很大。园林,那是很自由的,不要钱的,上边那时候有各种各样儿童的游园,标准的足球场,还有广场,我们家就住在体育场旁边,我们进出是很自由的。那是国民党以前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席杨升修的,接近自然界,上面太舒服了,有点城南旧事那种味儿。也不是太荒芜,园林结构很好,很开阔,还有青山绿水,古老的庙宇,都是不要钱的,可以看见猴子。小时候我在这种自然环境里长大,我没有买过玩具,我的玩具都是自己做的。后来学校也就靠近体育场,那个学校非常壮观,后来的园林建筑,当时它是清岩宫,里边是雕龙画凤,后来解放后就做成小学了,杨升在被解放之前就说这个地方应该办教育,。那个建筑结构非常好,我说大观园要跟它比的话我还更喜欢那里。我们在里面念书,当时雕的、画的,什么东西都有,我在一个非常好的人文环境里工作学习。
  我有一个老师,叫易自强,他已经过世了,是大书法家,教语文。他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因为他的侄儿是叫(),大文学家,在日本的那个,他们家是读书人家,我经常在他们家看画报,看画,不懂就问。从小就喜欢自己画画,做颜色,贵州有很多彩色的泥,捣碎了以后做颜料。我自己做颜料,做炭黑,我做的炭黑非常好,是从小就喜欢。后来就去了惠阳六中,那是贵阳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当时社会上有一个条件就是家穷每个月有援助金,就是吃饭不要钱,中间有棉衣棉裤皮鞋,几乎到我念中学,不要钱。在那个环境里,我就是迷恋画画,喜欢音乐,后来我的画参加全国展览,贵阳市贵州省的展览,还有获得一些奖励。我画油画主要就是自修的,因为我觉得绘画不要去学。你要是真的对绘画理解了,我觉得有小孩都画得很好,它应该是像唱歌一样。后来慢慢在我影响下,我的周边的小朋友,当时是小孩,现在是老头了,都受我影响,一条街都喜欢画画。那条街是()街,它是明朝的,我们家就住在那儿,总之贵阳的人文环境非常好。现在没有了。
记者:您后来你以后的性格是怎样的?我觉得你的性格是能够接受一些新的,而且不断的这种。我觉得你参加星星画会还是跟性格有关系。
尹光中:跟性格有关系。因为我妈妈她管不了我,我是一个很调皮但是我从来不害人、不干坏事的孩子,更因为自己家穷,就我一人,一个小院,现在想起来那小院太好了,以前是穷,太自由了。从小大人出去找钱养孩子,我们在家里很自由,周围都是黄土,很好的雕泥,自己就做那些雕塑啊,做人啊,就在那个小屋里,那就是我的天堂,做完了以后小朋友到我们家来看。那么性格我回忆就是一个我从来不害别人,好多事我都愿意自己吃点亏,我对人就是尽量的,我知道我的处境,就在自然界走一走,就和狗、小虫子一起玩。
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的东西并不比现在多,其实解放以后,好多人知道凡高。其实解放以前国民党的美术教科书上,小学生的教科书,中学生的教科书上就有凡高的,就有毕加索。总而言之,我喜欢画这是发自内心的,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职业,是种信念,它是我生存的必要元素之一,以前画画那不是好玩,我就它当作一个正经事。我就把画当作生命的一种事情来做的。后来年龄大了,参加这样那样的东西,反过来今天我更接近我当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真诚的,那个时候太可贵了。后来我们参加各种各样的展览实际上都有一些潜规则在里面,不是我个人,是社会的问题。我这个人就是米开朗琪罗那个观念,对别人的艺术我不要去诅咒,我是享受,我要求就是我们的艺术应该奋斗哲学理念,就是我的艺术就是我对人道哲学的、美学的体验过程。如果文化跟人道主义没有丝毫联系的话,那不过就是一个补充的功力。我喜欢米开朗琪罗的那些作品,就因为他阐述了一些人道主义的理念,人文的终极关怀。人文的终极关怀80年前我们就提出这事,我们每个人工作的话,远离了人文终极关怀这种道德体验依然会导致很多问题,比如一个开发商为了挣钱它可以牺牲土地,牺牲很多人的这个。那么一个搞化工的,他为了挣钱他可以接一些私活啊。那么我觉得我的艺术,我正儿八经的思考,我的艺术怎么样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不是说换了一个题目要编一个人道主义那个东西,我就非常喜欢马蒂斯,但我要找另外的语言来找我的观点,因为中国的一些波普政治文化和一些以前那些东西现在市场卖得好,我还是赞同英国那个的批评家,他说中国的绘画市场很大,但是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真正的大师,我们是还差得太远。我们的艺术,我们能否像塞尚,用绘画的原理构成绘画本来的意义?像凡高那样用最真实的那种情感来摆布他的素材,像这样的大师太少了。像米开朗琪罗的那些作品,影响了我们的视角,太伟大了。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油画要达到影响世界审美观念的这种进程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差远了。要成为大师,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我们尽量的做,可能做得到。可能我这一辈子都没什么,但是我在努力的做,现在开始做。因为我现在在画一张画。
记者:现在还是一直在创作?
尹光中:我没有停过,一直没有停过。
记者:您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尹光中:是这样的,小孩都大了,有的该结婚的结婚了,我也退休了。退休了我在家能干嘛呀?两个事要我干,第一,从前没有看懂的书再看,一本《红楼梦》50岁以前勉强能看懂,那么现在看东西就不一样了。另外呢,我这儿有非常好的视角设备,比如从人类最古老的那些经典的艺术,包括那些原始民族的,一直到现代派的,一直到后来像毕加索、马蒂斯后来这些,想做些东西,那么我还有兴趣搞音乐,我最喜欢莫扎特和巴赫的。有时间画画,有时间做陶,我在阳台上可以烧陶。我自己干的,没有污染没有噪音。我现在几乎做到这一点,我现在不买房,不买车,吃绿色植物,参与环保的事业。这是我现在的生活状态。
记者:非常健康
尹光中:听听音乐,好书看一看,非常好。
记者:你觉得您当时“星星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维系呢? 一些艺术家还是抱着比较执着的态度在画画。你觉得“星星画会”的精神今天保留了有多少?
尹光中:我认为“星星画会”的精神在于克服了我们几十年这种政治观念的压力,然后他们随着社会的进化,他们用自己的艺术方式。艺术多样性就是他们创造的一个精神,这一拨年轻人士用文化关注国家人民的命运。“星星画会”基本上是有这么一个社会意义和作用。而“星星画会”出来以后,对诗歌、文学,舞蹈这些都有影响,直接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我觉得旧观点不一定都是错的,就说把那种有损于一个民族在文化健康上的一种参数能够突破,所以他们的艺术是否成为一个事件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学术问题。“星星画会”的意义在于对一代文化人的崛起起了相当重要的作品,因为像阿城现在是大作家,像高行健当时都是星星画会的支持者,包括刘心武,去年和刘心武聊天,都说“星星画会”是对文化建设起到一个积极作用的事件。而不是那种消极的,更不是那种反革命观念,它就是一种健康文化。“星星画会”的社会意义大于它的学术意义。后来“星星画会”产生后,有了“无名画会”,好多画会,全国就慢慢,比如成都就有那个,罗中立他们那个刚刚起步,他们那个“红橙黄绿青蓝紫”都是受“星星画会”影响。到处都受“星星画会”的影响,还有那个广西的,包括上海搞的展览,实际上都是后来的人。
记者:当时《今天》这个刊物在贵州能看到吗?
尹光中:能,《今天》黄锐给我寄。我当时也没有正式工作,他们有事就去北京印作。当时二十几块钱吧,三天三夜是肯定的,《今天》这拨诗人,芒克、北岛、杨炼、苏婷,我觉得当时“星星画会”的朋友们是进行交流的,一个是用文字,另外一个用颜色,都在表述一代人的思考。我觉得对中国文化的产生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记者:您觉得当代艺术怎样?
尹光中:现在全国的是这样,特别是去年我到大山子看了一下。我发现重庆、贵阳、成都都有跟风的状态,这个不是太好。现在跟风的现象,好多人画大眼睛,一个傻乎乎的女孩,学方力钧,我觉得这个现象不是太理想,文化应该是多样的,艺术也是多样的。但因为有的人,现在美术界过分迁就商业炒作,我觉得今天我们更有责任,就是起码在我的艺术作品里应该有一定的思考,这是我要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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