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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红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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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6 07:02: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地点:东城区安定门
时间:2007年9月
被采访人:宋红
采访人:王静

王静:看你家里放了有好多画框,看来您现在还一直在画画呢?

宋红:我最近几年临画画得多。“星星”属于“神秘”的那种。画家的想法,是根据他当时的情况,廖雯写过一篇文章,说栗宪庭说我是“技术”。当时的感觉是把生活上的变化都画出来了。

王静:您是怎么学画的?

宋红:天生就爱画。我父亲比较有天赋,但他没有正式学过画,是在大学里面学经济的,他的速写特别好。从小看他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一个东西就觉得特别有趣。他有个朋友是老美院的,19岁的时候他美院的朋友到我们家玩。老师送上门来了,便开始学基础。那是从云南回来以后的事了。

王静:您什么时候去的云南?

宋红:1969年,我15岁的时候。19岁的时候回来探亲,待了一年多没有回云南。本来我父亲想从云南再给我办回北京,呆了一年多办不成我就又走了。就是那一年我学了一些素描、颜色画,回去后就自己继续画。赶上1978年大回城的时候回北京了。从1969年到1978年,在云南待了将近十年。后来二十四、五岁那年考工艺美院没考上,我就去劳动人民文化宫上班了,当时何宝森(他也是星星画会的)在那里有一个美术班还有几个老师,工作以后我就一直在那儿画画。

1980年左右,第二届“星星美展”的时候,我就开始自由创作了,从那以后开始就是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不管怎么样能自由的表现你的心态、想法,真是挺开心的事。

王静:您当时的画主要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还有您的画有没有受什么样风格的影响?

宋红:西画不可能不受什么影响,因为它是一个外来的方法。不像国画,国画就是土生土长的东西,1980年左右,我记得那时候北京有老图书展,展出世界各地的绘画史,还有好多画册。我就拿着工作证天天去看,从古典,一直到印象派、野兽派、毕加索都有。当时就觉得像一个海绵一样在吸营养。1978年我从兵团回来后,老师说还没有走的时候画得好。光一个人画,特别是没有老师,没有同伴好像不行。回来后,除了“星星画展”成员以外还认识了很多北京画画的人。

王静:都是对你影响比较深的?

宋红:都挺影响我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初学嘛。回北京时“文化大革命” 刚过去了,文化上也出来很多书,像《印象画派史》、《人生与生活》、《欧洲绘画史》、艺术家传记等等那些都有介绍,看了好多,最后慢慢就形成了自己的形式。我比较喜欢“表现派”,因为有云南的那种经历(绘画经历),我还是觉得用“野兽派”形式表现比较有意思。北京的一些绘画朋友,就是北京长大的,画的画调子比较灰,我刚开始跟他们画灰调子的东西,后来有一个叫唐平刚的(可能中国他是第一个画抽象画的人),他就说:“你的绘画形式、你的感觉不一定是这样的。你不用跟着他们,应该自己去画,独立的感觉。”后来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有一天傍晚自己去圆明园写生,落日在背后映着,当时已经是黄昏了,色彩特别饱和,画完回来以后,我觉得就悟到了要画比较有颜色的那种感觉的东西。然后我就摆脱了那种灰调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那种感觉。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个性都不一样,要真诚的表现,就是要有个性,后来我的颜色就成这样了,因为我在云南这几年,给我的色感是比较纯的,我的性格也比较透明。

王静:您过去的作品更多了80年代那种“意识流”的东西?

宋红:对。就是因为“意识流”文学作品看了不少,那个时候就是看书、画画,然后聊天。赵柏魏、关伟、关乃新、我们孩子他爸爸李威,他们都对我们挺有影响的。后来有一个叫朱海东的,李威他哥哥李蒙,他们之间也是一个小群体,他们这帮人都在甘家口附近一块画画,搞一些创作、写生。他们当中有一个叫龙瑞南的(他现在是一个儿童美术教育家),他就把这些人的画贴在家里搞小画展,一有好画他就特别高兴。他就把好画收购下来,说:“鼓励你,给你10块钱,你的画我收购了”。后来我在学习的时候,李蒙说我带你看一个画展去,我说:“好啊。”然后我就跟他去龙瑞南家里去看,那时候也能看出好坏,哎呀!觉得这个东西真好!不是那种人人都一样模式的那种。都挺个性的!而且他们这帮人的技巧非常高,写生技巧、素描技巧都特别高。因为我的性格是比较活泼的那种,当时就狂叫,然后给他们吓的,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因为我在兵团很多年,在大自然里头,是很狂放的那种人,一笑,就笑得不行的那种。我们就互相特别欣赏,老在一块画,写生,找模特,孩子他爸爸当时要考学嘛,我就整天在家里找朋友给他当模特,画完以后,晚上找一个小酒馆,然后大家坐那儿一边喝,一边聊。

现在就是闷头画,这回严力要不找我,我跟其他人也不会来往,现在做瑜珈每天挺静的,不太走动。严力他们找我,说要搞一个回顾,我觉得“星星”这段历史挺有意思的,影响了很多人。黄锐是到文化宫以后认识的,他邀请我参加的“星星美展”。艺术家这种自由创作,好像政府挺反感的,原来不知道,原来觉得画画有什么呀!因为我在文化宫工作(好像那时候全北京市没有大学,都在那儿学)来来往往认识很多人,当时同时存在很多圈子,“无名”、“星星”,还有管关伟他们叫“甘家口画派”的。

王静:甘家口画派?

宋红:他们的能力挺强(绘画能力),像关伟、赵柏魏、还有关乃新,他们都是非常有头脑的人,在一块聊,他们看中外著作,再加上自己的感悟啊!我觉得当时我在他们中间,真的就像一块海绵受益匪浅,因为绘画是一个综合的东西,不光是画的事。

王静:不是纯技巧的事。

宋红:对,你看关伟在我们里头,可以说他画素描,画基础的东西是非常费劲的一个,他很拙,不像赵柏魏、朱海东,还有我孩子他爸爸,都是巧人,画谁很快就画的特别像。关伟的思维好像属于大智若愚的那种人,表面上看着笨笨的,创作起来就比较有意思,想法比较多。我发现有时候你太巧了,倒影响你的画。我们那天在一块聊天,就说塞尚也是比较笨、比较拙的人,比较真诚的那种人,可是正好那个拙劲,画在他的画上很自然的流露出这种技巧,就出来一种很有感染的东西。这个是挺有意思的。

王静:因为画画不能着急,而且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能够有创作灵感的形式,也不是那么容易,需要不断的去“试”。

宋红:“试”。可是现在这么多年下来,有的时候“试”的时期的画倒好,有时候巧了,画油了的一个形式,就是一步、一步慢慢的推。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找了一种方法,画一辈子。有的人像毕加索,不断的在折腾。人和人都不一样,其实找到自己最难了!到底怎么表现好?关伟回来的时候,我们在一块聊的时候,他们也说:“每个人应该把自己新的形式拿出来。”然后他们就说我,你找到了。可能我的那种“色彩”和“表现”比较独特吧。就是云南那种热带色调,在中国还是很少有人这么画的!

王静:就是跟云南给你的感觉,也是你真正能够接受得了的,说明跟你的天性是有关的?

宋红:美!这里面就是纯颜色才能够表现那种风土人情。那儿的天就是这么蓝,树就是这么翠绿,人是土红色的,土又是橘黄色,比棒子面深一点,整体就特别鲜艳。傣族人真是漂亮!傣族裙子特别鲜艳,人体特苗条,走路婀娜多姿,傣楼是竹子扎的,还有热带植物各个方面都特别美。其实你独特的生活变成艺术就独特了。比如说视觉上、冲击上,就挺有意思。反正那个画不管怎么样,真的给我个人带来很多特别愉快的生活。

我前几年回去一趟,他们的毛屋子(就是竹排屋子),原来用竹子和毛草做的,现在都改成瓦、砖的了。不过他们盖得是离地的,还是那个习惯,不这样根本就不成,云南气候就是半年雨季,半年旱季,雨季的时候潮的不得了。你要是那种一层的根本受不了。他们就这样,所有傣楼都是高一块,底下养点猪、鸡。在那儿住这么多年发现,农场不是楼,都是瓦房,全得关节炎,人家傣族人没事。生活经验!那会我经常懒得上班,就说:“病了,不去了。”然后我在傣族楼旁边多出来一块平面的地方,好像咱们的晒台,我就在坐在那儿玩,然后看她们傣族女的早上起来梳洗。然后她们一走,我就从竹筒里,偷一团糯米饭团子在那儿吃,特香。她们每天早上现脱壳的那个糯米。我每天就馋那个糯米,就抓一把,真的特香。她们文化保留的挺好的现在母系社会。他们不跟外部通婚,就是男的嫁到女家,嫁三年以后,这家人不能添丁,这个男人就得给赶走换一个。可是男的在那儿,我觉得太享福了。他们除了放牛,耕田外,剩下什么都不用干。然后就是扛着大枪上山打鸟,在家里抱孩子。剩下所有种、插秧、割秧、回家做饭、织布,全是女的干。傣族要当一个女的,可真不容易。

王静:云南对你的影响,包括你现在画的这些也有?

宋红:我现在修的瑜珈是印度来的,就都像这种根据。我去过几次印度,也是那么艳丽。其实她的文化是从印度来的,傣族人。“韦达文化”是从印度来的。

王静:对,傣族应该是沿袭那种的。

宋红:佛教。它是从印度来的文化来的。每个村都有一个庙。就是“文化大革命”不这样,现在又恢复了,我前两年回去还是这种形式。他们的小孩,该上学了,便送到庙里,当一个小和尚,到20多学成了,出来还俗。有的不愿意出来,在里头当一辈子和尚。有的该结婚了就出来了。通过这个形式学文化,没有学校那种。这个文化挺有意思的,生活是一种文化,让你修身养性,不急不躁。敬神,爱神,爱众生,就是那种体现“奉爱”,挺舒服的。然后慢慢觉得心好像很静,我原来是一个特别暴躁的人,跟男的似的。我跟男的在一起相处,他们都说:“怎么跟你相处,没有跟女的相处那种感觉。”(笑)

王静:能不能详细回忆一下您后来怎么跟黄锐认识的?是在文化宫是吗?

宋红:对,他们也去了文化宫。

王静:好像每个城市都有工人文化宫?

宋红:都有。可能是都是最高的文化娱乐场所。因为每个地方文化宫的活动,有的时候会集中在这里,它是市组织的。“文化大革命”阶段没有了大学,但人的需求,还是都爱美嘛!文化需求,没有大学,还是要有一个地方进修。当时文化宫的三个老师都是工艺美院毕业的。然后他办的那个班也跟大学一样系统,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按照大学那些素描、写生那种进程学,真是培养不少人。像陈小平,王鲁炎等都是那的。王鲁炎是《交通报》的,每一个单位都会派宣传干事到文化宫学,然后在那儿集中,认识,一块聊、一块画,挺有意思的。我就是在那儿才认识黄锐的。他说:得到你画室看看。”看我的小画室,办公室隔出来,这边干活,这边隔出来我自己一个小画室。他说:“你这画也挺有意思,参加第二届吧。”正好他承办第二届呢。我说:“不行,不行,刚开始创作。”他说:“哎呀,你是不是怕政治上的牵连呀。”因为第一次也有点那个什么。我说:“没有、没有。”我这人倒不怕,也没有政治上的什么事,我觉得,画画嘛,与政治无关,我当时就说:“那怕什么呀。”我倒不是那个。后来他说:“那你就参加。”,他自己挑了几张画,第二届就很荣幸的参加了。

王静:你参加的“星星”是1980年那一届?

宋红:对。1979年那次我看了但没参加。

王静:当时看 “星星画展”的时候,应该也是挺震撼的。

宋红:当时我真震撼,我觉得每个人都特有意思。因为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画册看。“文化大革命”那些画都是历史题材,没有个性, “星星画展”在美术馆旁边的小花园里挂着,而且不是一个形式,每个人一个形式,觉得特别有意思。王克平的木雕,我当时觉得特别棒。还有李爽的画,反正当时真的是挺震撼我的。

王静:当时这个震撼是源于什么?是这种自由创作的形式吗?

宋红:视觉感觉它美呀!就是绘画主要是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形式,而且让人感觉到美,震撼,有一种启发。后来我自己也进入这种状态,真是挺开心的。

王静:参加完了“星星”之后,你在接着画?

宋红:对,一直在画,拼命地画。文化宫条件也好。

王静:创作环境是很好的。

宋红:对。那会我爱人就说我,说:“我就没见过那么爱上班的人。”因为我有一个氛围,一进去我就想画画,画完了挂起来。想那种氛围,而且文化宫所在的太庙是皇家祭祀的家庙,里头都是五百多年、一千多年的大柏树,特别漂亮。我孩子还说,那时候老跟我上班,觉得最美的一段童年就在那儿。然后里头又有我的小画室,进去以后就想画画有时候我们文化宫办一些画展,展完以后那个画就没人来领了、就不要了。然后他们问我:“要不要啊?”我说:“要”,就拣那个大画布,我就抬回来。我画画从不考虑别的因素,就是画!可能商业价值差,因为我不考虑这个问题,像我刚开始创作,1980年到1985年多数画的都是云南题材,我用的材料也都是逮着什么用什么。有的时候是我们单位扔的窗帘,窗帘布看着挺厚的,就用它来画画。头五年的画(用布画的)基本全碎了。前两天他们拿走的那些八几年的画,都是板子上的(纤维板)。后来有点条件就用亚麻布画画,保存的好一点。那段时间都是画云南的,用表现派手法,他们好多人觉得我那段时间的画挺有意思的,可惜好多都烂了。

王静:我看您年轻时候的照片。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啊?

宋红:我也没照好相片,那一次有展览,有的人专门请了一个人还照成这样。

王静:这张画挺好的。

宋红:我的画就一张,没法再重复。再重复也出不了这个效果,我也要死了,难受!我原来不爱卖画,也是不愿意失去。画一张好像就生一个孩子,自己愿意看着。

http://www.shigebao.com/html/articles/tan/32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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