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五·一六通知》起草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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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文化大革命的根源
——《五•一六通知》起草内幕

叶永烈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场大灾大难。对于文革的结束的日子，众口
一词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因为在这一天晚上，拘捕了“四人帮”，从此结
束了那场浩劫。

◇《通知》是发动文革的标志

　　至于文革从何日算起，则有三种见解：

　　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因为这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大批判宏文”揭开了“文革”大幕。毛泽东
曾说，文化大革命是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开始的；

　　二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因为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
《通知》，人称《五•一六通知》。这一《通知》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纲领性文件；

　　三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因为那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的
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此文革“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在这三种意见中，第二种意见得到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认同：因为姚文元的《评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只能视为文革的前奏曲，而《人民日报》社论《横
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则意味着文革在全国开展起来。介于两者中间的《五•一
六通知》，则是向中共全党发出开展文革的号召，提出了文革的政治纲领，所以文
革应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乃文革开始
之时。

　　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一直开
到五月二十六日才结束。会议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当时在杭州，没有出席这一会议。然而毛泽东遥控着会议。会议的一切，按照毛泽
东的指示进行。

　　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另外，也
涉及了田家英。

　　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其实，它
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以“中发（六六）二
六七号文件”向全党下达。同时，在《通知》之后，附了所谓的《一九六五年九月
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其实《五•一六通知》是针对《二月提纲》而写的，而《二月提纲》却又是针
对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来“不正常的学术批评”而写的
。所以，要弄清《五•一六通知》的来龙去脉，必须从《二月提纲》说起……

◇南北两个“五人会议”唱对台戏

　　自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后，中国的政治空气骤然
紧张。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南一北，两个“五人会议”唱起了对台戏：

　　二月二日起，在上海锦江宾馆里，“女客人”江青召开“五人座谈会”，即所
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后来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名
义。这个“座谈会”，实际上是江青一人谈，别人听而已。后来，江青的“一人谈
”被整理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
亲自修改，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全党。

　　二月三日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讨论起草另一文件的也是五个人！他们
是彭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
、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
《人民日报》社社长）。这五人小组是六四年五、六月间，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
的意见成立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
（中共中央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副组长陆定一。列席五人组会议的还有许立群、
胡绳、姚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王力。

　　这个五人小组针对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引起的一场大风波进行了讨论，由许立群
、姚溱加以整理，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人称《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的主要内容分六个方面，针对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
官〉》一文引起的思想界的混乱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

　　其中第四点特别强调，“左派学术工作者”要“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
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这
些话不指名地批评了姚文元及其同夥，后来康生“声明”，他是反对《二月提纲》
的——尽管他也参加了会议，据说在会上保持“沉默”。

　　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彭真又作了一些修改，于二月七日用电报把《二月提纲》发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
二月八日，彭真、康生、陆定一、许立群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
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二月十一日，彭真在武汉代中共中央
拟了关于转发《二月提纲》的批语。

　　二月十二日清晨，彭真所拟批语电传到北京。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传
阅后表示同意，并把《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党。印发文件之际，觉
得“五人小组”一词不明确，姚溱临时加上“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五
人小组”。在此之前，这个小组一直只称“五人小组”。

◇“电话记录”成把柄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动向，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以“有事”为理由，中
断了上海的“座谈会”。得知毛泽东已经从武汉来到了杭州，便赶到那里向毛泽东
探听消息。

　　三月上旬，正当江青忙于修改《纪要》时，在北京爆发了“电话事件”。

　　那是张春桥为了摸清北京的动向，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去北京
。按照张春桥的布置，杨永直跟许立群、胡绳谈话，提出一些问题，特别是要求解
答《二月提纲》中所说的学阀是谁。

　　杨永直在三月十一日返上海之际，许立群转告了彭真的答覆。那是许立群记下
杨永直提出的问题，向彭真报告。对话的记录如下，颇为微妙：

　　许：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甚么人，是阿Ｑ，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
为有大腿。
　　彭：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央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

　　许立群把彭真的答覆，在电话里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回沪后，当即如实报告
了张春桥。张春桥听罢，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
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盾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

　　江青加快了《纪要》的定稿进度，她要以《纪要》跟《二月提纲》相抗衡。张
春桥通过江青，迅速向毛泽东密报了“电话事件”，那个原是五人小组中的一员的
康生，精于权术，见风使舵，此时反戈，攻彭真，批《二月提纲》。

　　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杭州和康生作了两次谈话。三月三十日，
毛泽东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在杭州作了谈话。

　　毛泽东这三次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说他们包
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
误的。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
，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
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写作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
《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号召“造反”

　　毛泽东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
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
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要求彭真就三月十一日的
“电话事件”，向中共上海市委道歉。

　　就在毛泽东谈话之后，四月一日，张春桥迅即写出了《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给《提纲》罗列了三条“罪状”，朝
彭真开了一炮。

　　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跟康生谈话之后，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
书记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康生从北京打长途电话到陕
西给正在那里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
，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邓小平飞回北京

　　邓小平坐飞机赶回北京，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
三月底在杭州跟他的三次谈话。既然是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只得照办，叫列席会
议的王力起草一个通知。

　　据王力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由他起草的《通知》，最初只有一句话：“中央
于二月十二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一《通知》，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见了，很
不满意，毛泽东说道：“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有讲为什么撤消，应当重新起草。
”

　　毛泽东还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
。”毛泽东的话否定了那份“技术性的”《通知》。毛泽东找“理论家”陈伯达，
要他另行起草《通知》，陈伯达告诉笔者，他领会毛泽东所说的《通知》“应是理
论性的”，也就是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那是要我写一篇大文章呀！
”陈伯达当过多年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颇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陈伯达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极大的信赖：江青和张、姚起草批判《海瑞罢
官》时，完全瞒着他；江青搞《纪要》时，只是请他帮助修改；这一回，毛泽东把
起草《通知》的重任，压在他的肩上。

　　陈伯达找了“快笔头”王力合作。由陈伯达主稿，王力协助，两人很快在一九
六六年四月初写出初稿。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钓鱼台开会讨论陈伯达、王力起草的《通知》，彭真也
在座。康生提出：“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

　　彭真听了，苦笑道：“那好吧，说就说个够吧！”

　　修改后的《通知》送杭州。毛泽东见了，仍不满意，仍以为太简单。毛泽东提
议，搞个文件起草小组，在上海再起草。毛泽东提名陈伯达为组长，小组成员十人
，即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这时康生又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份大事记
，作为附件，一起下发。”这样，中共中央的两位“大秀才”一起出马；陈伯达主
持起草《通知》，康生负责起草《大事记》。

◇康、陈起草《通知》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
大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发动文革作准备。各大区的书记也去开会。会议讨论
了彭真的问题，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毛泽东提议，起草小组到上海去起草《通知》。

　　于是，起草小组的成员们纷纷前往上海，聚集在上海锦江宾馆后楼，名义上说
是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材料，实际上是在那里讨论、修改《通知》。陈伯达
、康生这两位“大秀才”要在杭州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因此起草小
组的实际领导权便落在了留在上海的江青手中。

　　刚刚完成了《纪要》的江青，此刻居于异常显要的地位。

　　这时，还只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也第一次在起草中央文件中
显示了重要作用；起草小组写完第一稿，即由张春桥派人急送杭州。毛泽东看后加
了一些话，派人即送张春桥，由他转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又进行
了讨论、修改，再由张春桥派人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了一些话退张春桥……王力
笑称张春桥为“秘书长”。只是张春桥的那位“亲密战友”姚文元，此时还被撂在
锦江宾馆外，还够不上“中央级”的“秀才”的资格。

　　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见毛泽东对《通知》的重视。

　　当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陈伯达和康生从杭州赶回上海，出席会议。
据王立回忆，这两位“大秀才”看了《通知》，“在这以前他们也不知道主席增改
的地方”。

　　会议开到了一半，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上海，又加了一些话。电话是
王力接的。王力听不清楚，让吴冷西接，一边接，一边记下毛泽东的话，添入《通
知》中。

　　四月二十四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通知
》草稿，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知》起草完毕，由康生带到
北京。《通知》不敢叫中共中央办公厅排印，怕那里会“泄密”。康生把《通知》
弄到公安部长谢富治手下的公安部印刷厂去排印。

◇彭真突然消失

　　云密风紧，中国政治气氛日益紧张。

　　自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以来，每逢“五•一”，“十•一”，北
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仪式的，总是北京市长彭真。一
九六六年五月一日，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竟见不到彭真的身影
！

　　这意味着彭真遭到了“麻烦”。

　　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及有关负责人共七十六人，江青居然出现在这样的中共高层、核心会议上—
—尽管她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

　　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关锋、戚本禹，也都不是中央委员。这些大“左”派
们，以“文件起草小组”成员的身分出席会议。江青踏进会场，显得趾高气扬——
因为二十八年前不准她介入政局的“约法三章”，也正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
；如今，她居然可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能不说是她莫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却没有在会场露面。他仍在杭州。他已反反复复改定了《
通知》，交会议通过就是了，用不着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他半个月前
才从国外访问归来，对于急剧变化着的中国政局有点茫然。

　　会上唱主角的是两个人：

　　一是康生，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跟他在杭州三次谈话的内容，批判了彭真、陆
定一；另一个是“新星”张春桥，五月六日作了长篇发言，系统的介绍彭真、陆定
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种种“问题”。

◇打“三家村”，邓拓遭难

　　彭真、陆定一成了会议攻击的主要目标。加上已经遭到批判的罗瑞卿，还有为
所谓“窃听器事件”蒙怨的杨尚昆，变成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遭到
鞑伐。

　　会内会外，火力交叉：

　　五月九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黑线开火》。同时，《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
真伪》。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评“
三家村”》。与半年前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同的是，翌日全国各
报刊（包括各省报）都转载了《评“三家村”》。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
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五月十四日，《人民日
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历史的车轮，终于滚到五月十六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
《通知》。

　　《五•一六通知》共分三部份：

　　一是前言，宣布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撤销《二月提纲》，提
出成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

　　二是批判《二月提纲》，指出“十大罪状”；

　　三是结束语。

　　《五•一六通知》的结束语中毛泽东亲笔所加的话，是全文的点睛之笔。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书，是进行文革的纲领。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及
邓小平，竟然并不知道《通知》中毛泽东所加的话“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
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指的就是他们自己。

　　本来，那时把文革称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也有的称“无产阶级文化革
命”。由于《五•一六通知》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社会主义文化
大革命”这个词也就从所有的报刊上消失了。

◇怪胎：中央文革小组

　　在《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

　　“撤消原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
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后来成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

　　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组长，要陈伯达“组阁”。陈伯
达知道“第一夫人”的份量，便跟江青商议名单，决定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
小组作为基础，加以增删。原起草小组除陈伯达组长外，组员共十人：康生、江青
、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在组员之中，把
康生列为顾问。吴冷西被删去。此外，增加王任重、刘志坚为副组长。经江青提议
，增加张春桥为副组长。

　　江青的目光，仔仔细细扫视着名单，发觉少了一位重要的“左”将——姚文元
。

　　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告诉笔者，是江青提议增加姚文元。

　　组长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
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江青不悦道：“我请示一下主席。”

　　翌日，江青说请示过主席，于是，姚文元“忝居末座”——按级别，按资历，
姚文元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是最低最浅的一个。

　　这个名单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报毛泽东批准。一九六六年五月
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在四个副组长中
，江青名列第一。但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上，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有一次中央文革成员与群众见面时，主持者逐一介绍，介
绍到江青时说了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由此也就传了开来
。其实，江青不只是“第一副组长”，连组长陈伯达都怕她三分。后来，她实际上
成中央文革说一不二的组长。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全文只有一句话：

　　“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这样中央文革有了两名顾问，陶铸排名康生之前。据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对笔者
说：

　　“‘中央文革’成立之初，既无机构，也无制。向中央反映情况，陈伯达靠《
光明日报》总编穆欣，穆欣靠《光明日报》的内部刊物。当时的办公地点在钓鱼台
十四楼，就是最初起草文件的那个地方（引者注：指王力、陈伯达最初起草《五•
一六通知》的那个地方）。穆欣当办公室主任，另有收发文件的机要秘书一人。”

　　最初的“中央文革”，是一个真正的“小组”，常务机构不过一个组长，一个
办公室主任，一个秘书而已。何况组长，办公室主任还是兼职的。

◇横扫“牛鬼蛇神”，全国一片哀号

　　《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彭真被停职（三个月后被撤职），北京乱得象开
了锅；五月十七日夜，邓拓自杀。五月二十三日，田家英自杀。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
、李醒尘等七个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的革命中究竟干
甚么？》。

　　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首先揭起“红卫兵”之旗，声称“保卫
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

　　这时，毛泽东仍坐镇杭州。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对吴冷西极为不满意。五月三十日，在北京主持中央
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不得不给毛泽东发去请示信：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
，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信当日就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当天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

　　一架专机急急从北京直飞杭州。从飞机上走下来康生和陈伯达，两位“大秀才
”给毛泽东带来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专机又急急从杭州飞到回北京。

　　五月三十日，陈伯达带领着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把《五•一六通知》的基本精神捅了出去，引起全国极大的震动。六月二日，
《人民日报》刊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
报》。……这样，《人民日报》把文革之火点燃起来，北京一片混乱。

　　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六月一日直飞杭州，请毛泽东尽快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摇
头。他“委托刘少奇，邓小平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刘、邓无奈，随即又飞回北京
。

　　北京城头乱纷纷，毛泽东在杭州笃笃定定。六月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
主席胡志明，用这样一番话透露了正在中国发动的政治风暴：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
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
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
中学、小学。”

◇江青成为“老四”

　　江青从南方回到北京。她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身分，在北京高等院校
四处发表讲话，煽风点火。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四十摄氏度，不得不住入北京三
○一医院。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
的通知》正式称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待陈伯达病愈出院，江青在中央文革的权
力已大大膨胀：机构膨胀，权力膨胀。“代理组长”江青已成为“实权组长”。

　　中央文革后来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以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这位“实
权组长”手中的权力就越来越大，跃为“中央首长”，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
周恩来的人物——虽然她的职务只是那么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而已。


□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１９９６年５月号

http://www.cnd.org/HXWZ/ZK98/zk145.hz8.htm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