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纷纭的“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

tuffy05

文革历史再探秘——众说纷纭的“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


大约是1972年的年末或是1973年的年初，为了开展“批林”运动，当时作为抽调在政法委工作的我们，按照每年的习惯，总是利用春节前后的时间，集中起来学习、听报告等等。那一年传达的中央文件，是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反党罪行，其中还听了徐景贤一个讲话（具体内容已忘，网上试着搜索了多次，无果），同时还传达了1966年7月8日的“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

按照当年的说法，毛在信中明确表示了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一些提法的不安。这成了毛洞察一切，早就怀疑林彪野心的理论根据。以及林彪后来不听毛的打招乎，最后走向历史的反面，咎由自取。

当时我在会上作了详细的记录，会后专门把这封信整理后，又工工整整地抄写在了我的一个日记本里，工作之余，经常阅读。

但时间长了以后，渐渐的开始对毛在信中“我的朋友”的先见之明，从由衷佩服转向怀疑，不由得常常问自己，这封信象是毛写的吗？

这是不宜产生任何疑问的的一件事情，但心里的阴影偏偏的总又挥之不去。我知道这个疑问不一定会有明确的答案，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

再来读一读“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吧：

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①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②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③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④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将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注：①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的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原件为毛泽东销毁，以上为毛泽东校阅过的抄件。
②魏：魏文伯，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书记。陈：陈丕显，前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
③指韶山滴水洞。
④朋友指林彪。讲话，指林彪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提出“防止反革命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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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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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历史再探秘——众说纷纭的“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二）

近年来拜读网上有关这封信内容的文章，发现对这一问题争鸣性的文章颇多。

特别是研究文革史的学者金春明《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试析》对此信的分析则让人侧目！他这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并非揭露林彪

　　毛泽东给江青的这封信的主题是什么？是像江青一伙说的为了揭露林彪的反动本质吗？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江青本人在批林整风时以权威的姿态对这封信作过讲解。按照她的调子，党羽们整理了宣讲资料，广为宣传。一份宣讲材料中说：“这封信‘是针对林彪《‘五一八’讲话》写的’。林彪《‘五一八’讲话》刚一出笼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已经看出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不讲马克思主义，不讲党的领导，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不讲阶级斗争，不讲人民群众，鼓吹唯心史观，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动本质。”当然为了能够自圆其说，这份材料中也说：“毛主席虽然在写信时，已经看出林彪《‘五一八’讲话》是违背马列主义观点的，但这仅是思想上、理论上的错误，还没有发现他当时在政治上组织上搞阴谋”等等。这样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不错，信中谈到了林彪《‘五一八’讲话》。如何说的呢？第一，“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这里毛泽东是讲敌友关系，非常明确地把林彪称为“我的朋友”。毛泽东向来是敌友分明的，这封信中尤其如此。联系到下边，“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这就是说，毛泽东本人是要打鬼的。这个鬼，也就是同一封信中讲的牛鬼蛇神、右派，是要打倒和横扫的对象。这个鬼是谁？当时还没有点明。但不到一个月，《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发表，大家就都明白了，是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及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而打鬼不能自己一人单枪匹马，要靠“朋友”的帮助，这个“朋友”当然也不只是林彪一个人，信中有时用“朋友们”就是明证，但首先就是林彪。一个是鬼，是敌人，一个是帮助打鬼的朋友，在这界限分明的营垒中，林彪是自己方面的头号朋友。因此，毛泽东为了打鬼的需要，是自觉自愿地当钟馗，为朋友们打鬼充当神灵和护身符。

第二，“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是信中最集中地讲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看法的一段话，其中确实表达了不满意和不安的心情，但用词的分量是很轻的。“这样讲法过去没有过”，大概是革命导师没有讲过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讲过的意思吧。没有讲过，当然可以包含背离了、违背了的意思，但也可以是创造性发展了的意思。从这句话里是得不出“不讲马克思主义”，“鼓吹唯心史观，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动本质”这样的政治结论的。

第三，对待林彪讲话的态度，毛泽东虽然承认“违心”，但还是同意发给全党。“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下边，又有一句：“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

“迫上梁山”，在毛泽东看来，上梁山是一条革命的路，即使是迫，有点不那么自愿，但路总是对的。而林彪的讲话和提法虽然引起他的不安，但动机是好的，又是符合这个大方向的。因此，他“违心”的同意，绝不会认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如果说，从信的内容中无论如何得不出江青等人宣扬的那种论断，那么，在信发出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本人的实践，则应该是更有力的证明。下面略举数事：

（1）经过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1966年9月22日把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发到全党，并在批语中说，林彪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的讲话“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辟的阐述。”这个批语又进一步指出，这篇讲话，“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当时所能用于肯定和赞扬的词句，几乎全部都送给了林彪。如果当时毛泽东已经洞察了林彪的反动本质，他是绝不会同意上述批示的。

（2）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后，确曾于7月25日指示当时负责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陶铸：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这同信中说的“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等观点是一致的。

陶铸召集首都各主要报刊负责人讨论毛泽东上述指示后，7月29日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报告说，“使用最高最活等语言，是完全合乎实际的，是全国全世界革命人民心坎里的要求”，“不宜突然全部停止使用”。毛泽东又同意了这个报告。而在半个月后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几乎全部接受了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个公报也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同意的。

毛泽东为什么会有这样前后矛盾的态度，这涉及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基本态度，需要专门研究，不是本文所能承担的。

（3）在八月上旬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实际上成为毛泽东的第一助手，在全会临时增加的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过程中，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候选人名单，他把林彪排列在紧靠自己的第二位。在八届十一全会公报中写入了这样的话：“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上，公开赞扬毛泽东以外的另一个人，这还是第一次，而这个人就是林彪。

综上可见，无论从信的内容本身还是当时的实际活动看，都不能说明毛泽东当时已洞察了林彪的“反动本质”。而只能说，毛泽东对林彪的过分赞誉之词，有些“不安”；对林彪讲话的有些内容也不完全赞成，但从总体上看，对林彪是信赖和依靠的，是作为帮助自己打鬼的朋友，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所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的目的，也绝不可能是为了揭露林彪。

注：此文摘自春秋中文社区（节选自金春明《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试析》，载《金春明自选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原发表于《党校论坛》1989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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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历史再探秘——众说纷纭的“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三）

而对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的真伪，以及网络上多人的怀疑“四人邦”从中做了“手脚”问题，我找到了发表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何云峰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的一篇文章，据说是花了不少功夫研究此信的真伪问题权威之作。今也附上，供参考：

众说纷纭解玄奥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研究评析


摘　要:毛泽东1966 年7 月8 日在武汉写给江青的信,语言隐晦,内容深奥,内涵丰富,意味深长,历来是史家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思想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20 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此信作了大量的研究,尤其是围绕此信的写作背景和有关情况、信的动机和主旨以及信中若干论断,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检视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进一步把研究推向深入。

关键词:毛泽东;江青;林彪;“文革”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7835(2004) 05 - 0014 - 08

毛泽东1966 年7 月8 日在武汉写给江青的信,语言隐晦,内容深奥,内涵丰富,意味深长,历来是史家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思想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自从它公布以来,人们对它的理解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就20 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此信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综述。不当之处,还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　研究概况

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之前,对毛泽东1966年7 月8 日致江青的信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之后,对毛泽东这封信的研究逐渐起步。20 世纪90 年代,研究开始出现深入的趋势。但总的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突出表现在研究毛泽东致江青信的专题论文太少,只有几篇,主要包括金春明的《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胡为雄的《自我解剖的奇特还是自我信心的显溢》,许全兴的《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踌躇》,辛鸣的《过分清醒的现实主义》,刘林元的《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的坦露》等。其它的研究成果散见于一些研究论著或者相关论文中,其中,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李君如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陈东林的《毛泽东诗史》、陈明显的《晚年毛泽东》、逄先知和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 - 1976) 》等论著都对毛泽东的这封信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对于毛泽东信中的某些论断、提法进行研究的就更多了,在此不一一赘述。尽管研究成果不是很集中,但学者们对毛泽东这封信的重视却是共同的。王年一在他的大作《大动乱的年代》中,极为看重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他声称:如果说《五七指示》代表了毛泽东“立”的主张,那么可以说致江青的信代表了毛泽东“破”的意见;如果说《五七指示》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则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两个纲领性的文献是姊妹篇,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两把钥匙[1 ] 。胡哲峰、孙彦编著的《毛泽东谈毛泽东》也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纵论20 世纪中国的过去,评述眼下中国左、中、右各派,又预言他去世后中国的未来,是一篇道出了“毛泽东战略”的不同寻常的信。这封信连同《五七指示》和《五一六通知》,是研究毛泽东晚年心境和性格的三个重要材料[2 ] 。许全兴教授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内容丰富,文辞优美,生动幽默,诙谐含蓄,富有哲理,耐人品味,是理 解和把握毛泽东最后十年的思想与实践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文件之一[3 ] 。同时,学者们也都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研究起来有很大的难度。正如金春明教授所说: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内容深奥离奇,表述曲折晦涩,评价众说纷纭的,恐怕没有超过“文化大革命”之初他给江青的那封信的了[4 ] 。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知难而上,在这一研究领域不断地开拓着,取得了若干重要研究成果。

二　关于信的写作背景和有关情况

关于信的写作背景,学者们的叙述大同小异。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此信是毛泽东在湖南韶山滴水洞沉思后的结果。在毛泽东身边长期负责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在1996 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我们一般没有什么事,是不会去打扰主席的。”张耀祠还提到,信中的一些话,如“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等,毛泽东在滴水洞时都说过。对于林彪吹捧他的一些话,毛泽东看了非常不自在,说:我的话真有那么管用吗?[5 ] 这些材料,都印证了学者们的上述看法。但有学者进一步提出,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毛泽东在滴水洞时草拟的,后在武汉稍加修改,加上头尾,重抄一遍,于7月8 日发出的[6 ] 。张耀祠的回忆录否定了这一说法。张耀祠说:“在滴水洞里,我没有看见他写下什么东西。其他工作人员也都没有见到。”[5 ]在这一问题上,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是: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构思于滴水洞,写于武汉。

关于这封信写出以后的一些情况,各方就说法不一了。党史专家谭宗级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中披露:林彪得知毛泽东致江青信的内容后很紧张,叫叶群在各种场合一再表白,说什么林彪是“好心”呀,主席这一批语,别人要“利用”呀, “主席喜欢的人才这样批评”呀,等等。毛泽东为了安定林彪,说只要今后改正这种作法,可以把他的信烧掉,信的内容不再下达。烧信时专门找叶群到场。当时戚本禹认为,毛主席写的东西都是宝贝,烧了真可惜。他向周总理表露了这种心情。总理说,不要紧,我那里有一个抄件,我叫陶铸抄了一份。以后,批林整风中印发出来的信就是照抄件翻印的[7] 。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写到毛泽东这封信的时候曾在注释中引用了谭宗级的这段记述。

中央党校的张志明博士认为,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引的这段描述与史实有些出入。他具体记述了事情的经过:“毛泽东写信后,他的机要秘书徐业夫誊清了一份,毛泽东看后改了几个字,交徐业夫存档,而把原信寄给了江青。当时,周恩来正好陪外宾来武汉见毛泽东。其间,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这封信。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不安后,表示自己愿意主动找林彪谈谈这件事。周恩来找林彪谈了这封信及毛泽东的不安后,林彪确实感到焦虑和紧张,并表示以后不再那样讲了。江青后来让林彪看了毛泽东寄给她的那封信,为解除林彪的疑虑,江青当着林彪的面烧毁了该信。原件虽然已不存在,但徐业夫誊清并经毛泽东修改的信还在。因此,林彪摔死以后,在1972 年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中央政治局作为会议的重要文件印发这封信,当然就很方便了。这里不存在文件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8 ]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 1949 -1976) 》则作了如下记述:“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9 ]这里纠正了张志明对毛泽东把原信寄给江青的说法。另据金春明的说法,为了让林彪放心,江青在北京当着叶群而非林彪的面烧毁了毛泽东给她的这封亲笔信[4 ] 。这与谭宗级的说法一致,而与张志明的说法不同。此外,金春明还提供了当事人周恩来在1972 年5 月21 日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权威说法:“主席写这封信是在1966年7 月8 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 月11 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 4 ]

综合各方说法,有几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当时看到过毛泽东这封信的人有徐业夫、王任重、周恩来和江青,林彪即使没看到信,至少也知道信的内容;第二,信的原件已经销毁,抄件还在,保存在中央档案中,上面还有毛泽东修改的笔迹;第三,这封信正式公布是在林彪垮台以后。1972 年批林整风时,这封信作为党内文件印发,信的内容才广为人知。1998 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全文收录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并在文末注明“根据修改件刊印”。近年来,有学者据此对毛泽东的这封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有可能是事后之伪作,即使信真的存在,这封信在林彪垮台后公布时也已经被作了大量修改,搞得面目全非了。这种质疑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根据上面众多的权威记述,所谓“修改件”,当是指“徐业夫誊清并经毛泽东改过的信”,毛泽东仅仅是改了一些抄错的字而已,并非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所作的内容上的大变动。应当肯定地说,这封信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不存在伪造的问题。

三　关于信的动机和主旨

毛泽东致江青信的动机和主旨,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也是人们争论最多的热点话题。江青及其党羽在批林整风时宣称毛泽东写这封信旨在揭露林彪的反动本质,认为毛泽东在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刚出笼时就已看出其“不讲马克思主义,不讲党的领导,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不讲阶级斗争,不讲人民群众,鼓吹唯心史观,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动本质”[4 ] 。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不同意这种说法。金春明教授指出,毛泽东虽然对林彪的过分赞誉之词有些“不安”,对林彪讲话的某些内容也不完全赞成,但从总体上看,对林彪是信赖和依靠的,他把林彪视为帮助自己打鬼的朋友,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所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的目的,绝不可能是为了揭露林彪。刘林元教授指出,毛泽东也是凡人,他不可能洞察一切。他当时只是提出了对林彪讲话中“一些提法”的不安,如此而已。只是在林彪垮台以后,林彪的阴谋公开败露,毛泽东才认识到“林彪是反对我的”。同任何人一样,毛泽东也只能是在实践中获得新的认识的。

在否定了“揭露林彪说”之后,学者们对信的主旨展开了争鸣。在讨论中主要出现了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可称为“自我解剖说”,提出者是金春明教授。他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信的侧重点似在于毛泽东的自我解剖。毛泽东通过“虎气”为主“猴气”为次的自喻,中心似为了说明,自己虽然不是天生的英雄,有时也不那么自信,常感到“盛名难副”,但既然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和斗争形势的需要,已经使自己坐在“大王”的位置上,自己反复解剖自己,认为还是有虎气的,而且“是为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条件是具备的。因此,对于发动和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自认还是能够胜任的[4 ] 。

第二种观点可称为“备忘录说”。提出者是许全兴教授。他认为,这封信的中心点是林彪,整个 信是围绕着毛泽东对林彪讲话感到不安而铺陈下去的,毛泽东的自我解剖也是为了说明林彪的那些提法不妥。这封信是毛泽东为选林彪做接班人而写的一个“备忘录”,表明他对林彪不完全放心;事实上,这封信在“九•一三”事件后,也确实起了“备忘录”的作用[3 ] 。

第三种观点可称为“阶级斗争说”。辛鸣在《过分清醒的现实主义》一文中认为,毛泽东这封信的着眼点是而且只能是四个字:“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或许正是这封信最好的注解。毛泽东居安思危,从歌舞升平的气氛中嗅出了火药味,这便是“牛鬼蛇神”和“右派”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反对与破坏。在毛泽东看来,这些“牛鬼蛇神”和“右派”正是新时期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了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长治久安,毛泽东开始着手实施他的宏图大略。这封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它可以说是一颗蕴涵着超高能量的思想原子弹。它被赋予了“阶级斗争”的主旨,并成为进行“一次全国性演习”的导火索[10 ] 。

第四种观点可称为“不安心态说”。刘林元教授在《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的坦露》一文中认为,自我解剖和评论林彪讲话都不是信的主旨。信的主旨是毛泽东对“文革”中与刘少奇公开摊牌的结局的不安,担心“文革”失败,并由对“文革”前途的忧虑,继而引申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的忧虑。总之,这封信表露了毛泽东在“决战”前的不安心绪。这方面虽然着墨不是很多,但却很浓很重,是最有感染力的部分。信的后半部分,作者强调前途的光明和本人的信心。但正是这种强调,衬托了作者对前进道路曲折反复的忧虑和不安。阅完全信,人们会感受到作者当时被一种忧虑和不安的心情笼罩着[6 ] 。

对于毛泽东为什么选择给江青写信这种特殊方式来阐述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研究者也各有推测。胡为雄认为,毛泽东这样做是为了“向江青论述自己发明的社会一乱一治的政治哲学,遥控着江青这个被自己扶起来的‘文革’旗手如何进行下一步动作,去全面点燃‘文革’烈火,完成‘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的任务”[11 ] 。许全兴则反驳说,倘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此信应当秘而不宣,不能示人,不但不能公之于世,也不能给周恩来、王任重看,显然,这与事实相悖。许全兴认为,毛泽东此举有着复杂的隐衷:他一方面决心让林彪取代刘少奇做他的接班人;另一方面又对林彪存有疑虑,有点不放心,心情有些矛盾。这种微妙心理,毛泽东在当时无法向人明言,但又感到需要让后人知道,所以他在正式公开选定林彪做接班人之前,通过给江青写信的方式,曲折、隐晦、含蓄地表达他的复杂心态。毛泽东这样做的动机也是复杂的:一是为了万一以后林彪真的成了修正主义者,出了事,可以取得后人的某种谅解(毛泽东1972 年公开此信就含有此目的,表明他还是有一点先见之明的) ;二是为了让江青了解他在林彪问题上的全面看法,希望江 青对林彪要留心一点[3 ] 。刘林元也认为,毛泽东给江青写此信确有告诫江青之意,但他与许全兴的理解又有不同。刘认为,毛泽东在信中做自我解剖,用意在于告诫江青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江青当时已开始显露峥嵘了,她作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代表毛泽东控制这个组织,即将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重任在肩,毛泽东自然要嘱托。毛泽东对自己的亲属向来要求严格,不准骄躁,他深知江青的弱点,因此在信中讲了戒骄戒躁的话,既合情理,也属必要[6 ] 。

张耀祠的看法综合了以上意见。他认为,毛泽东信中涉及的问题当时都不便于公开讲,江青那时是“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给她写信是让她对政治问题敏感一些,做到心中有数,同时也提醒江青注意自身的缺陷[5 ] 。 王年一指出,毛泽东与远非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党内如此重大的问题,极不正常[1 ] 。金春明也认为,毛泽东本来应当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那些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们商谈这些重大政治问题的决策和设想,他却选择了向江青这个特殊人物倾吐心声,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毛泽东之所以会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在当时毛泽东已经同他的老战友们有了隔阂。当然同时也包含着要江青去担负某些特殊使命之意[4 ] 。

有人认为,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谈论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只把自己的内心隐秘讲给江青听,表明毛泽东对江青是非常信任的,对于林彪则存有疑虑。而陈东林则认为,毛泽东写信给江青,并不是因为他把江青视为真正的知音,也不是如后人解释的那样,看出了林彪的反骨。他实在是心中有话,不吐不快[12 ] 。

综上所述,搞清楚毛泽东对林彪的真实态度,是正确理解此信的动机和主旨的关键。学者们围 绕信的动机和主旨发生争论,主要是因为对于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真实态度如何, 在认识上存在分歧。

四　对信中若干论断的不同理解

(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对于毛泽东信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论断,最为重视的当属王年一。他认为“天下大乱”是毛泽东为发动“文革”所采取的基本方针,是毛泽东致江青信的核心和要害[1 ]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钥匙。1957 年以后,在全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中许多问题的认识都不成熟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逐渐产生了在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这个重大问题上的“左”倾主张(还没有定型,实际上是空想) ,因而愈来愈对总的说来实际上不同意他的“左”倾主张的中央第一线不满,甚至认为中央第一线搞了“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既是要搞掉中央第一线,也是要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建设他所憧憬的社会主义。要达此目的,毛泽东觉得惟有诉诸群众,惟有大乱一场,“天下大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基本方针。因此,王年一强调,如果对毛泽东所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缺乏应有的注意, 就说不清楚“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的脉络[13 ] 。

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 —1976) 》中,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也被视为毛泽东这封信中所包含的“最重要的结论”。该书指出,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中国现在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关头,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同它相比。只有下最大决心,花极大力量,甚至不惜以打乱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因而,在毛泽东看来, “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即便在“大乱”中会造成种种损失,但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总之,在毛泽东心目中,“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经之路[9 ] 。

金春明、席宣在《“文化大革命”简史》中指出: 在毛泽东看来,为了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打倒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的党和国家的大多数领导干部,已经不能采取通常的做法,也不能依靠党的各级组织,而只能直接依靠广大群众,造成天下大乱的形势,使大大小小的修正主义分子无所逃遁,方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所以他赞美乱,鼓吹乱,支持乱。如何评价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想? 不少研究者对这一思想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导致“文革”中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局面的渊薮;但也有人认为,毛泽东这一思想本身没有问题,毛泽东向来以辩证的态度来看待社会的治与乱。他青年时代就注重研究历史,认为“治乱迭乘”乃“自然之例也”,乱“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同时,不怕乱恰恰反映了毛泽东独特的性格和气质。许全兴从哲学的角度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指出,在历史上所谓乱,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契机[14 ] 。

张宇燕博士也肯定了“由大乱达到大治”的历史合理性,但其观点比较独特。他是受到美国著名学者奥尔森(Mancur Olson) 的启发,从打碎垄断性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的。他举法国为例:法国今天是世界第四大经济强国,并且长期处于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然而也恰恰是这个国家,几乎是连续不断地经历种种“动荡”:从1789 年的大革命开始,接着便是十几年的拿破仑战争,再就是1848 年的欧洲革命,随后是普法战争,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哪一次也没少了法国,1968 年全球性的学生运动法国也属于闹得最欢的国家之一。社会动荡频繁居然同经济成长健康并驾齐驱,何故?在动荡环境之中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有效发挥”其不良功能便是答案[15 ] 。

有学者还分析了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落空的原因有二:一是“文化大革命” 混淆了敌我关系,本来是乱敌人,结果却乱了自己;二是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对“文化大革命”的利用,当他们的夺权阴谋没有实现的时候,是决不会结束这个大乱的[16 ] 。在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中,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相关的还有“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运动的思想。对此,学术界总体上持否定意见。党史专家廖盖隆指出,这纯粹是一种武断、臆断,是阶级斗争 的循环论和宿命论,是一种历史的唯心论[17 ] 。

胡为雄则认为,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不是空穴来风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与“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是毛泽东总结建国后的政治经验而提炼出来的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规律”。20 世纪50 年代的高岗和彭德怀“自己跳出来”,时间间隔约为七八年;而1959 年至1966 年,恰又间隔了七年,这次“为自己阶级本性所决定”的“牛鬼蛇神”刘少奇等人又要“跳出来”了。毛泽东正是由此为发动“文革”找到了历史的和现实的依据[11 ] 。

张宇燕博士提出了一种另类的观点,他将毛泽东的这一论断视为“对业已出现、或正露端倪的某种分利联盟所采取的医治与预防措施”。“毫无疑问,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众多有害于社会的后遗症。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还同时为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中国献上了一份颇为贵重、但又常被人忽视的‘礼物’:尽管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依旧很强,但原有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则或是土崩瓦解,或是受到严重损害。毋庸置疑,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经济改革是有众多根源的,而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应当就是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至于‘七、八年’这个时间单位,据我猜测,或许是毛泽东老人家在深悟了中国历史及现状后总结出来的分利联盟之建立通常需要的时间。”[15 ]

(二)“虎气”与“猴气”

对于毛泽东信中“虎气”与“猴气”的自喻,人们的理解各不相同。有人认为这一比喻充满了辩证法,反映了毛泽东多元化的个性:“他既是一个通晓古今的学者,又像农民一样平易近人;十分幽默风趣,可又非常严肃认真;既坦率,又精明;既单纯,又复杂;既猛烈,又温和;既进取,又腼腆;极为敏感而又迟钝,谦恭而又高傲;细致周到,明察秋毫,可又衣着随便,不修边幅;具有成就大业的耐性,而一旦需要当机立断,又决不坐失分秒……”[18 ]许纪霖则从毛泽东文化性格的角度指出:“这虎气似乎大半来自法家,类似秦始皇那样的雄壮、浑重、豪放,一股凛然的帝王之气。那猴气则多少源于道家,有着老庄一般的超凡脱俗、即兴随意、浪漫洒脱。”[19 ]陈晋赞同许纪霖的理解,同时又作了重要的补充,认为猴气主要是立足于在野者身份说的,包括灵活性,策略性,进退自如,不搬教条,不信权威,好怀疑,好挑战,好反抗等等;而虎气似乎是立足于自上而下的角度,立足于建设一种新秩序的角度,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刚健有为、努力进取的人格精神[20 ] 。陈晋还联系毛泽东爱读《西游记》、钟爱美猴王孙悟空这一尽人皆知的事实,作出大胆推断:当毛泽东说自己的性格中有些猴气的时候,很有可能从孙悟空的性格中受到了某种启发。因此,不妨把猴气理解为“不满现状,崇尚创造;不拘成规,追求变动;不搬教条,注重灵活;不求刻板庄重,习惯洒脱机趣”[ 20 ] 。

金春明认为,要准确把握毛泽东自我解剖的真正涵义,必须结合“文革”发动之初的具体形势。他指出,虎气可以解释为“大无畏的造反者的勇气,敢于独树一帜的反潮流精神,藐视一切敌人的革命家胆略,机断专行的领导者魄力”;猴气则与上述精神相反[4 ] 。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金春明所理解的“虎气”内涵中的大部分内容,在陈晋那里都属于“猴气”的范畴。两人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之所以会有如此分歧,原因在于陈晋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借题发挥的性质,是借用毛泽东“虎气”与“猴气”的自喻来描述毛泽东的复杂个性;而金春明则充分注意到“虎气”与“猴气”在信中的语境,即毛泽东强调自己不是折中主义,虎气为主猴气为次,这种语境决定了毛泽东的侧重点在于虎气。在“文革”风暴来临之际强调虎气,可见虎气是指造反精神和大无畏气概。尽管孙悟空是猴,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却是虎气而非猴气。

胡为雄对虎气与猴气的解释可谓别具一格。 他认为应当把虎气理解为马列主义思想,把猴气理解为非马列主义思想,即遗存的封建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因素。对毛泽东所说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胡为雄作了独特的文化阐释,认为其深层涵义是指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文化环境中无法产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虎,而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东方“猴子”通过学习马列,逐步锻炼成长为领导中共革命的“大王”。毛泽东说自己身上“虎气”为主,是指马列主义在自己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猴气”为次,是指自己还有未曾尽脱的非马列主义思想,所以还要继续不断的学习和改造。毛泽东此说意图在于表明他并非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更谈不上超过马克思,林彪的一些提法显然是过头了,使他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11 ] 。

当然,更多的人还是认为毛泽东“虎气”与“猴气”的自喻是承接上文“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而来,虎气是指自信的一面,猴气是指不自信的一面。许全兴教授在遵从这一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细化为三层涵义:从直接的字面上看是为了表明自谦,说明不同意林彪的那些提法,同时也告诫江青多想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深层涵义是为了剖析自己的气质与个性,坦露自己性格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更深一层的涵义则在于简洁含蓄地表达他对政治形势和接班人的看法:既对搞“文革”、打倒右派有信心,又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不很自信,担心死后右派当权;既决心选定林彪做接班人,又对自己的抉择不很自信,对林彪存有疑虑,以1.9(彪致准备将来被人打得粉碎们却既要倒刘,也要倒邓。毛泽东怀疑他们是打着维护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幌子而另有所图,企图给邓小平加上“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罪名从而彻底打倒邓,也就是说,是想把毛泽东当钟馗借以打倒他们想要打倒的“鬼”———邓小平。总之,毛泽东的一个“猜”字,道出了对林彪等人为了打“他们”的“鬼”的做法的疑惑[22 ] 。

许全兴、张聿温和刘志男的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认为毛泽东怀疑林彪搞个人崇拜的动机 不纯,有可能只是把自己当作政治上排斥异己的工具。与此形成对照的是, 《毛泽东传(1949 - 1976) 》的作者对“打鬼”作了正面的解释,指出:“为了打鬼”,是指为了“横扫牛鬼蛇神”,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不使中国“改变颜色”[9 ] 。据此推断,书作者显然是认为,毛泽东肯定林彪搞个人崇拜的本意、动机是好的,是“为了打鬼”,只是觉得林彪搞个人崇拜搞得有些过头了,有些提法提得太高了, “简直吹得神乎其神”,令他“总感觉不安”。虽然毛泽东从心底里不同意林彪的那些“提法”,但为了“打鬼”,他不能公开给左派朋友们泼冷水,因此不惜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尽管他也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可能会是“吹得越高,跌得越
重”,但毛泽东下了决心:为了“打鬼”,即使“跌得粉碎”也在所不惜。可见, 在《毛泽东传( 1949 -1976) 》的作者看来,毛泽东并不怀疑林彪搞个人崇拜的动机,他只是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一些过头提法有些不满意罢了。

(四)“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毛泽东在信中表示,他对林彪“五一八”讲话中的“一些提法”“总感觉不安”。那么,他究竟是对林彪的哪些提法感觉不安? 为什么感觉不安? 学者们对此也是见仁见智。王年一认为,毛泽东的不安既是针对林彪的“吹”,也是针对林彪关于政变的提法[1] 。李君如认为,毛泽东既对林彪专讲“政变”经不甚满意,也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提法甚感不安[23] 。

刘林元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毛泽东对于林彪讲政变问题并没有不安。就信本身看,看不出毛泽东有批评林彪关于政变的讲法的意思。9 月22日的中央“指示”对林彪讲话中关于政变的主要观点、讲法全都作了肯定,并作了很高的评价。由此可见毛泽东是赞同林彪的讲法的,没有根据说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对林彪有批评之意,没有根据说林彪关于政变的“提法”令毛泽东不安。有的同志认为林彪讲政变讲得毛骨悚然,令毛泽东“不安”,因而就发挥开了:毛泽东看了林彪的政变经,会不会怀疑这个专讲政变经的人以后也会对他搞政变呢? 刘林元指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可以肯定地讲,毛泽东当时决不会怀疑林彪会对他搞政变,否则,后面毛泽东、林彪亲密合作的历史就无法解释了[6] 。

刘林元指出,真正令毛泽东“不安”的是林彪讲话中关于他个人和他的著作的一些过分的提法。毛泽东在信中说到:“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毛泽东当时是需要搞个人崇拜的,但他对林彪的过分渲染又感到不安,特别是要把这个讲话发到全党,毛当然要深深地思虑一番。思考的结果,尽管他“不安”,为了“打鬼”的需要,“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只好违心地接受。参照9 月22 日的“指示”,根据后来毛泽东的态度,我们有理由肯定,为毛泽东所“不安”的是:关于毛泽东是“天才”的提法(不仅是跟马、列并列的天才,而且是超过马、列的天才)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夸张说法;还有“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这些违背科学的过分夸张的提法, 在

1966 年9 月22 日中央指示中并没有提出来加以肯定(这跟评价林彪讲话中关于“政变”的提法不一样) ,毛泽东后来几次明确表示了他对这些“提法”的反对意见[6 ] 。

刘志男则认为,毛泽东的“不安”还包含着他本人没有明言的内容,即怀疑林彪的讲话话中有话,别有所指,不仅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刘少奇,而且进一步指向他仍打算重用的邓小平。毛泽东担心批发“我的朋友的讲话”可能会使邓小平处于被动的地位。但为了除去“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毛泽东需要林彪的支持,所以虽然他对林彪的“一些提法”“总感觉不安”,但又说“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这里的“重大问题”,在刘志男看来,不仅包括鼓吹个人崇拜,似乎还应当包括批判邓小平[22] 。

当然,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不安”还是对林彪讲话中一些过誉之词的不 安。刘林元的分析或许代表了多数研究者的看法。对于毛泽东致江青信的研究和解读,是学者们公认的高难度课题。研究时既要注意认真研读文本,又要注意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抛开文本语境作断章取义的解释,脱离历史背景作牵强附会的理解,都是不足取的。到目前为止,围绕此信的研究虽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础,但真正有深度和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还是寥寥无几,人们期待着这样的成果早日问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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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李君如.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M] .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tuffy05

文革历史再探秘——众说纷纭的“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四）

而几乎在何云峰在湖南大学学术刊物《众说纷纭解玄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研究评析》一文发表的同时，原毛泽东同志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的回忆文章在香港发表，而且是“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

一下子，让本来由于公开解密的档案资料不足，争鸣逐步趋向平和的学术界又沸腾起来，争论的重点则开始转向“张提供的材料是真是假”？

下面是张提供的材料全文：

据2004-5月刊动向杂志透露，近日，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

     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二OO二年十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
以下便是张玉凤亲身经历的一些重要情况片段。

                                              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

      林彪事件后，毛主席患有高血压症、狂躁症，常常摔东西、撕文件、骂人。他经常失眠，睡梦中惊叫「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永远健康」等。

      这时，毛主席对其他老帅和老将军的疑心加深。他点了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的名，还定下了老帅、将军可以出来挂个职，但不准带兵的决定。

      毛主席多次把周总理请来，重覆地问：「我周围还有没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总理总是照例地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捍卫主席思想，紧跟主席干革命！」毛主席也总是会重覆反问：「是真心吗？我看不是。（对）亲密战友，我，你，都没有发觉嘛！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你信吗？」

然后，毛主席会仰头哈哈大笑，发著呆。

      七二年国庆节前夕，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近三十名老帅、老将军。主席要我做些记录，要汪东兴也参加。主席开场白说：「我们之间是战友加同志，有误会，有争议，也有伤害过，那请多多包涵！我的亲密战友不告而别，今天还是百思不解」。

                                        关于六六年毛致江青信的真伪

      席间，有老帅、将军赞主席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江青的信，已对林彪有防备，看出了林彪有野心，是阴谋家等。

      主席听后，摇摇手，插话：「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亲密的战友了！我劝（你们）不要信这封信！」

      宴请结束后，汪东兴下令，在记录上把这段话全部取消，说：「这是主席的伟大胸怀和品质。如果扩散出去，会给阶级敌人，帝、修、反作反面宣传。」

      张玉凤回忆说：主席曾多次谈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内容，问过总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关于党内外的反应和议论。这些人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地说：「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顾全大局，让林彪有个（暴露的）过程」等。主席听后，总是哈哈大笑，还问过总理：「你也信吗？」总理听后也不知如何回答。主席接著说一句：「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生日，亲自点将，邀请了康生、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张玉凤。在晚餐前，主席又提及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的内容。

      主席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为文件下达，世人皆知，是主动还是被动，难下结论，总而言之，会成个谜。我不信，总理，还有一些老帅，会被『谜』迷倒。」主席又说：「这件事，我是很违心接受的。」

      当进晚餐时，主席临时又通知：请总理、叶帅、陈锡联将军、吴德也参加。

      张玉凤说：后来，主席、汪东兴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主席给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

                                          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周恩来逝世

      张玉凤回忆：邓小平当年复出，毛主席是迟疑不决的，问了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很赞成；问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反对；问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他们都表示：「主席定论」。

      主席就召见江青、张春桥、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说：「总理病不轻，我很著急，他催得我好紧。我不至立即去见马克思，谅他（指邓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论：请第二号走资派出来，不要太固执。春桥出来主持工作，老帅、将军不会服，今天在座的也不会服，你（指江青）也不会真服。」
七六年一月，周总理逝世。当时有四十名老帅、将军给主席写信，要求和盼望主席能出席追悼会，哪怕到场一下。主席看了信后，说：「老帅、老将军对总理爱得很深，是为总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搞文化大革命。」

      宋庆龄也给主席来信，也要求主席能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体现国家、人民、党的团结，主席健在。主席请汪东兴代覆宋庆龄，内容称：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问题还是丛生，并说：「自己也快走了！」

                                      七六年「天门事件」后的毛泽东

      张玉凤回忆：七六年清明节天门事件后，主席病情恶化，但头脑、思维还是很清晰的。他多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汪东兴和我（张玉凤），商议身后的党政军领导班子。

      主席曾当著汪东兴的面说：「我对你只能信任一半。我死后，你会有野心！」汪东兴听后，即跪著向主席发誓，主席才又说：「是我错责你了。」

      主席对天安门事件是作了多次评价的，他说：「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

      主席常在沉思回忆战争年代的生活和已逝、牺牲的战友时，感到凄凉。主席常把毛远新、我（张玉凤）叫到身边，说：「小毛（远新）、小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对此，毛远新也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覆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主席当即指著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

                                             毛对华国锋接班人批条的真相

      张玉凤还澄清了盛传毛泽东对华国锋为接班人批条的真相。张回忆说：七六年五月初，华国锋向主席汇报工作时，表示：力不从心，政治局会议都吵得没法取得共识，连进口五万吨糖，都要拖上一个月的争议。主席就劝导说：「慢慢来，不要着急！」 这句话是汪东兴记录的。

      有关「你办事，我放心」的批条，张玉凤说：我没听到，也没有记忆，那是汪东兴在打倒四人帮后，来向我「核实」的。汪要我认真回忆，说：这是政治大问题，对我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他还拿出据说是主席亲笔写的条子，要我确认。

      然而张玉凤此次在回忆材料中证实：从七六年四月十日后，主席就没有用笔写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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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历史再探秘——众说纷纭的“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五）

张玉凤抛出她的回忆录，首次向世人披露：那封所谓著名的“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完全是当时的中央为了应对林彪出逃所造成的被动局面，由康生提议，张春桥执笔，毛泽东首肯的彻头彻尾的造假产物。

这如一发重磅炸弹，进一步引发了对“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真伪讨论的嚣然大波！

虽然不少人对张的回忆录的真实性质疑，或对香港刊物《动向》的有无再加工持异议，但由于此信原件已销毁，目前存档的仅仅是抄件，尽管有毛的修改字迹，但出现的只是片言只语，所以始终难以服众。

而网上最近又爆出“姚文元回忆录”，姚文同样证实：当时中央为了应对被动局面，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不仅造了很多假，而且，还对此作出过“正式决定”！

请看 海上浪子所写的文章《“四人帮”在林彪案中造假》一文中的片断：

关于张玉凤、姚文元的两段回忆文章，读来令人毛骨悚然。如此“惊天的造假丑闻”，怎能不使世界舆论哗然？！怎能不使天下世人瞠目结舌？！

张玉凤、姚文元都是极其重要的直接当事人！他们的回忆，其份量之重，不言而喻！他们两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同一事件，发表了内容相同的说法，其可信度，不言而喻！因此，“四人帮”在林案中造假，已是“铁案”！

他们俩人，对造假的动机，提供了相同的证词：维护毛的“光辉形象”和权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合乎逻辑，可信。据姚文元说，中央还为此，做了“决定”，历史还企盼着，这个“中央决定”公布于世！

他们对造假的内容，在范围上，有区别。姚文元提出了比张玉凤更为宽泛的造假领域：“［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

据此，当时的“中央文件”，绝不可信，已成不争的事实！

当年举世瞩目的那场“正义的公审”，基本上，延用了当时的“中央文件”的指控，其可信度，还有多少？不言而喻！当然，历史还企盼着图们等人，这些“正义的审判”的重要当事人，对专案和起诉过程的“实事求是”的回忆！据我们了解，已有几位专案当事人，在写这段历史。届时，又要爆出“惊天丑闻”。

根据姚文元的说法：“［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

我们注意到，“参了很多假”和“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的说法，我们有理由提出：那个至今找不到一个直接目击证人的、被法庭确认为武装政变的“纲领”的“571工程纪要”，完全是张春桥、康生，“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

不要忘记，当时，老奸巨猾的康生，在解读那“571工程纪要”时，故弄玄虚地说，纪要中，有些话很幼稚；有些话，就不是20几岁的人，能讲出来的了。这正是他们造假时的阴险用心所在！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历史和人民是多伟大！不管你多会造假，相关的知情人们一造反，一揭发，丑闻全暴露，挡也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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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历史再探秘——众说纷纭的“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六）

在引用了上述相关文章后，最后还要谈谈本人对“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的真伪的判断。

为什么只能讲是判断？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出现真正令人信服、确切过硬的材料能证明这封信的真伪！

一、尽管在毛泽东最后生命中一直陪伴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在香港出版的《动向》杂志2004年5月刊中，登载了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而其中谈到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的问题，张在文章中信誓旦旦的肯定：这封信是假的！

而且“后来，主席、汪东兴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主席给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

让人感觉可疑其文章的真实性问题是在后面的一节，《七六年「天门事件」后的毛泽东》中的说法，同样也使我开始对张玉凤文章的真实性问题失去信心！

张在文章中回忆说：“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覆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主席当即指著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

请注意张叙述的二次毛对身后的接班人的名字圈定——

第一次是五人，分别为：毛远新、、江青、陈锡联、纪登奎。这五个人基本符合当年毛心中的理想。国内外相关学者也基本认定。

第二次变成了七人，分别为：毛远新、、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比第一次的名单多了二人，分别为汪东兴及张玉凤。根据当年的政治形势，和毛为人处世的风格，增加汪东兴，不是没有可能，要是增加此文的作者张玉凤为政治局常委简直是闻所匪闻，断断不可能的事！毛最年老头昏，也不至于做出这种决定！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的事，已经让毛丢尽了脸，类似此种十分严肃的事，毛不可能不考虑百年以后再次出现怡笑他人的情况。

除非是“逗你玩”！

如若张不可能的话，那么汪东兴也成了不可能的事！

道理很简单，政治局常委不可能定成双数！

那么，假如张的这段文字成了真伪莫测的东西后，文中的其它事情呢？又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

二、真正较有学术意义的资料是发表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何云峰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的一篇文章，据说是花了不少功夫研究此信的真伪问题权威之作，起码在当年度，张玉凤发表在香港出版的《动向》杂志的文章和姚文元的回忆录之前，应该说是扛鼎之作。

何的文章汇集了当时国内外相关文章后作出了综述，同时也结合着谈了自己的研究和推断。（见本文的续三）

但是我与“何文”有不同看法，分岐主要在论证信是谁写的问题上。

为什么不可以假设：1、毛有此信的想法，实则“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后再给毛看，毛作修改的呢？

请注意张玉凤的文章中说的： 主席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为文件下达，世人皆知，是主动还是被动，难下结论，总而言之，会成个谜。我不信，总理，还有一些老帅，会被『谜』迷倒。」主席又说：「这件事，我是很违心接受的。」

是否可以作此假设的参考呢？

同时姚文元的说法与张的说法完全相同。

2、毛当时仅仅是写了一封很短的信，起码没有作为“批林”文件中1500多字那么洋洋大言，后来为了维护毛的形象的需要，为了批林的需要，为了摆脱用错林彪的察人之责需要，“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然后，把增加了内容后的信再给毛看，毛作修改的呢？

这个假设同样符合张和姚的说法。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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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历史再探秘——众说纷纭的“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七）

作上述二个假设，不是没有依据。

因为肯定此信是毛写的人认为：此信的引典用语符合毛的一惯风格和特色，即“古今中外，离题万里”。但我们恰恰要注意的是：毛的行文风格是可以模仿的，而且中间不泛能者高手！尤其在文革中，这种模仿甚至成为了一种时尚。

江青便是其中的一个，这是文坛政坛上人所共知的事实。至于康生、张春桥之流，要成心模仿毛的文章，对他们而言，也不是难事。

另外，还有毛的几个有名的秘书，长期受毛的影响，写出的文章，都带有毛的风格，也是非常正常的事。但是在一般的人眼中，几可乱真。如胡乔木，就为毛和中央写了不少文章。1971年夏，毛泽东南巡中在回答丁盛“胡乔木是什么样的人”时说道：“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写得不错。”

才气横溢的秘书田家英，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起草一个讲话稿,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出来,毛泽东首肯以后,又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毛泽东的开幕词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流传很广,影响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 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毛不作此说明,谁能怀疑开幕词不是出自毛之手?

还有张玉凤的回忆录用字用语,更象毛的一惯风格.

当年陪同毛住进神秘的西方山洞的警卫负责人张耀祠，在他的回忆里说：“主席在"滴水洞"思考什么？ 在滴水洞里，我没有看见他写下什么东西，其他工作人员也都没有见到。

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我们一般没有什么事，是不会去打扰主席的。”

但张耀祠的回忆录里又说：在武汉期间，主席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的思想显然是主席在滴水洞思考的结果。

说是给江青写的，但主席还是给王任重同志看了。当时周恩来不在武汉，没有先给周恩来看。为什么主席把政治问题，采用家书的形式写给江青，我认为里面主要阐明左、中、右的现实和这种政治现象的未来归宿，而这时的林彪正在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同时林彪大吹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这两个问题毛主席都不便于公开讲。江青那时是"文革"小组领导成员之一，给她写信是让她对政治问题敏感一些，做到心中有数，也提醒江青注意自身的缺陷。毛主席的信写毕，叫秘书徐业夫抄了一份备存，原信寄给了江青。然而，江青不但没有帮上毛主席的忙，反而所作所为与毛主席背道而驰。她接到毛主席的信后，感觉自己不得了啦，变得猖狂起来了，成了一位"复仇女神"，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请注意上述原话的分析：

一、张耀祠说，“主席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但可以肯定的是：张本人却没有看到信，则是：“说是给江青写的，但主席还是给王任重同志看了。”说明了什么？没有看到信、或没有看到是长信还是短信的人，写的回忆录有多大的真实性？

二、张耀祠说：“当时周恩来不在武汉，没有先给周恩来看”，那么，周是什么时候看到信的？遗憾的是王任重和周恩来都没有关于此信的任何片言只语遗存！真是令人奇怪？

中央党校的张志明博士, 他具体记述了事情的经过:“毛泽东写信后,他的机要秘书徐业夫誊清了一份,毛泽东看后改了几个字,交徐业夫存档,而把原信寄给了江青。当时,周恩来正好陪外宾来武汉见毛泽东。其间,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这封信。

而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 1949 -1976) 》则作了如下记述:“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这里纠正了张志明对毛泽东把原信寄给江青的说法。另据金春明的说法,为了让林彪放心,江青在北京当着叶群而非林彪的面烧毁了毛泽东给她的这封亲笔信 。这与谭宗级的说法一致,而与张志明的说法不同。此外,金春明还提供了当事人周恩来在1972 年5 月21 日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权威说法:“主席写这封信是在1966年7 月8 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 月11 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

从以上各自的说法中，前后矛盾颇多：1、真正的当事人出来作权威证实不多；2、“当事人周恩来在1972 年5 月21 日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讲话找不到出处；

三、张耀祠说：“毛主席的信写毕，叫秘书徐业夫抄了一份备存，原信寄给了江青。”

中央党校的张志明博士说：“机要秘书徐业夫誊清了一份,毛泽东看后改了几个字,交徐业夫存档”。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即是此份徐业夫抄写的，毛泽东看后改了几个字的那个原件。

问题在于徐业夫抄的倒底是谁写的原文？徐业夫不说，只有“天知地知自己知”，别人永远不会知道。

还有，倒底是毛改了几个是徐抄错的字（就一般而言，绝不可能！金春明的说法不能服众）还是毛另有发挥，改动原意而去改了的？

四、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 1949 -1976) 》说：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这里纠正了张志明对毛泽东把原信寄给江青的说法。

另据金春明的说法,为了让林彪放心,江青在北京当着叶群而非林彪的面烧毁了毛泽东给她的这封亲笔信 。

林彪和叶群都没有这封信的片言只语，而爱好记日记的林彪的日记里记录了此事没有？只能等档案公开的那一天了。

tuffy05

文革历史再探秘——众说纷纭的“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八）

与国内研究学者肯定此信为毛所写的论证中，透显出来的诸多矛盾和缺乏直接的证明相比，张玉凤的回忆录中对此信为毛所写的否定之言，既明了又有力，尤其对那些喜欢研究毛行文特点的人来说，更是跌破眼镜，因为张的回忆录里的“毛味”更重！

正在不少人对张的回忆录真实性持怀疑时，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即姚文元的回忆录《回顾与反思》在网络上暴料登场。

姚文元四十二万字的回忆录被当局封杀之后，又写了一部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爆出了中共毛泽东王朝在最后日子里的一些历史真相。

姚文元出狱后的两个愿望

姚文元是中共六、七十年代红得发紫的笔杆子，「无产阶级理论家」。在文革浩劫高潮时期，毛泽东更封姚文元为「南姚（文元）北戚（本禹）」。文革期间，他一直主管中共的「宣传口」。

  一九九六年，姚文元获释后，先后在上海市的川沙、青浦隐居，研究中国历史、中共党史，还画画写生。一九九八年六月，姚文元提出，在有生之年有两个愿望：能出回忆录，能重新入党。二○○一年九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文元出版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核，不准由海外出版。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经过四稿，已搁笔，共四十二万字，从一九五六年写到一九七六年他被捕的一刻为止。

  五百万买断姚文元回忆录版权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的消息传出去后，国内有二十多家出版社盯着，香港也有几家左派出版社开出高价。最后，内地有三家半官方出版社要以五百万元买断版权。

   他的回忆录完稿后，交有关方面审核，但一直拖着无下文。据知，对此有过指示：不宜出版。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从此，姚文元每月有四千元人民币的养老费，还配备了一名警卫兼职工「照顾」他。

   当局对姚文元回忆录的「五不准」

    到了二○○二年初，有关部门就姚文元回忆录的出版提出了「五不准」：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开会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摘自二ＯＯ三年十二月《争鸣》杂志 ）

姚文元在回忆录被禁后，去年冬天又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就本人亲身经历，所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要求获准，还为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

姚文元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其中爆出了若干历史真相，实际上这是他回忆录的简本。

以下是该《回顾与反思》的部分内容。

毛泽东对林彪外逃事件的反应

毛泽东在获知林彪乘飞机外逃苏联时，还不全信，他叫总理（周恩来）再了解进一步情况。等到林彪乘飞机外逃已四个多小时，警卫部队找不到林彪后，总理作第三次报告时，毛泽东还半信半疑，对在场的政治局委员说：「他（林彪）会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毛仰望着天花板长叹一口气，说：「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二十二年。你们都被骗了！不要做事后诸葛亮！」毛泽东还指着周恩来、江青责骂道：「一个总理，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们的骗了。」

姚文元写道：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精神恍惚，摔东西，骂人，驱赶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唯有周恩来安排李敏、李讷由张玉凤陪着，去安慰父亲（毛泽东），才能使毛泽东的情绪平静些。

毛泽东对周恩来追悼会的意见

姚文元写道：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要开追悼会。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毛泽东出席；、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我（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春桥、江东兴表态：反对主席出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的意见上，圈了、陈锡联等人表态的意见，批上「好」字。在决定谁主持追悼会时，又争持不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

毛泽东对「四五」的反应

七六年清明的，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姚文元证实，对七六年清明的定性、镇压，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

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上：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上：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上：意见相同，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关于总理人选

姚文元写道：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总理人选时，提出了三个人：、李先念、张春桥，还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汪东兴提名，报送主席的。毛泽东圈了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李、张、江青，同时打「□」。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也得等我死后。」

关于对黄、吴、邱、李的处理

姚文元还爆出史实内幕：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政治局曾讨论如何处理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四人及其他随从的问题，都无主意，请示主席。毛泽东说：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现行反革命，都能处理、解决，对军事政变集团、投向北面敌人的一伙，还处理、解决不了？军事法庭被砸了，为什么不送军事法庭审判？毛又指示：判黄、吴、邱、李死刑，也不过份。毛泽东还问了多名老帅，老帅对林彪无好感，但也不赞同判他们死刑。后来，四十多名将军的意见也基本一致，认为这四个人「罪不致死」，要求「养起来」，甚至也有的将军提出：指控他们政变、谋害，都缺乏证据，要求调查、核实。

毛给写「你办事我放心」子虚乌有

姚文元还爆出：「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

姚文元爆出：关于毛泽东给写的「你办事，我放心」，事实上并不存在，是虚构出来的。

毛为身后事忧虑
   
姚文元爆出：毛自从林彪事件后至临终，常忧虑他死后老帅们会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

姚文元又写道：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摘自二ＯＯ三年十二月《争鸣》杂志）

假若姚文元的回忆录确实的话，那么除了毛圈定的政治局常委人选与张玉凤的回忆录相左以外，（参见本文第六节）可以说其它方面是惊人的基本一致！

尤其姚文元证实的—— “「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更是给了我们想象的无限空间。

写到这里，我们完全有理由作这样的想象：

——1966年的6月底，毛在“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这个“西方的山洞”，即相对武汉而言的西方，湖南韶山的滴水洞。

毛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

  在武汉期间，主席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的思想显然是主席在滴水洞思考的结果。这封信与平常毛的写信习惯基本相同：
  
《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林彪事件发生后，此信经过“润色”后，变成了洋洋1500多字的一封长信。而且信的内容焕然一新，变成了——可以基本符合当时的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形成“毛主席这封信便显得‘高瞻远瞩’了，人们说，毛主席对林彪看得太透了”。

这封长信还同时还作为批林整风的文件之一，发到全国全党全军学习，从此，此信影响深远。

tuffy05

文革历史再探秘——众说纷纭的“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九）

在中国，由一封信而自此扬名的地方，非滴水洞莫属。

2006年6月25日，本人有幸到韶山，差不多是与四十年前毛在滴水洞的同一个时间段的日子里，也对这个神秘的“一个西方的山洞”，作了一次亲身体验和亲密接触。

滴水洞位于韶山冲西南约5公里，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幽深狭谷，它的南面是龙头山，西为书堂山，北为虎歇坪，东面豁口建有韶山水库。龙头山山脚有一股山泉流出，蜿蜒成溪。溪上曾建有小桥，桥头边有一石洞，洞内滴水，四时不竭，回声悠扬，其韵如琴。滴水洞由此得名。

毛住的二号楼为回字形建筑，一个口字里再建一个口字，为一圈围廊形式、中间才是真正的住宅兼生活办公用房。

让人影响深刻的是二个人的卫生间，毛的卫生间是用的是柔和的浅鹅黄色进口墙砖铺成，而专为江青准备的卫生间则反差极大，用的是嫩蓝带青的进口墙砖一式铺成，是不是与曾经的蓝萍有什么联系，谁也不会回答。

两个卫生间都异常宽大，可惜的是江青一次也没用过，因为江青从未到过韶山。

走在封闭的内廊，透过外墙玻璃，看见隔几步便是一个电话亭式的哨位亭，让人马上想起了四十年前的今天，那一个个的亭子里肯定站差的是全副武装的二十四小时值班的武警战士......

而事过境迁，今天，除了陆续不绝的游客，就剩下往昔岁月的记忆了。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问导游：为毛造没造防空洞？

同行的人笑我，“何必造那个东西？”

他们至少忘记了当年的“深挖洞......”教导。但是能忘记掉不愉快的过去，仍有积极意义！

导游却认真的告诉我们：“造了，甚至可以防原子弹袭击！”

很想再问一句：有没有战时指挥所，或核按钮之类的？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感到已经是多余，超出了今天的气氛。

导游领了我们看了开放的一小段防空洞，门很多，又大又笨，又领了我们钻这儿，穿那儿，转来转去，几转后便迷失了方向感。防空洞内很潮湿，据说有吸湿的设备，只是目前已没有开机的必要。

还听介绍说，山已掏空，足够防空防原子弹袭击之需。

从防空洞出来，我努力的想从当年的环境、形势去探索一下毛当年的想法。可惜没办法，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潮除了沿海地区受到侵袭，地处中部的韶山一点不比沿海地区差，滴水洞已经从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红太阳瞻仰大潮的影响，从游客身上赚取合法的利润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的观念一点不比其它地方差。

而滴水洞是毛泽东心中永远的“圣地”。

毛泽东的曾祖父母、祖父等先人便安葬于此。滴水洞豁口以下，有毛泽东的祖居地东茅塘和家庙毛震公祠。少年时代，毛泽东经常路过滴水洞前往湘乡的外婆家。滴水洞西边山上的石观音曾被他拜为“干娘”。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给毛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同时，由神秘的西方的一个山洞——滴水洞而引发的“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成为了人们探索文革奥秘的一个好地方！

“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倒底是谁写成的谜团真相，总一天会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只是，我们盼望这一天能早日的到来！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