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陶强老师（南师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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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陶强老师

                                一棵小草

一.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陶强老师

一九六二年我进入南师附中读初中，就听说当时学校里有几位学业上很拔尖的老师，数学教研组的陶强老师就是其中一位。但由于陶强老师从未教过我们，对她即不认识也不了解。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了，部分学生首先将斗争矛头指向校内执行“反革命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的出身不好的老师身上，特别是一些地富出身老师和反动学术权威首当其冲。南师附中在“革命小将”的眼里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温床”，是藏污纳垢的场所，套一句当时的俗语就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运动开始时，学校的大字报上今天揪出一个老师是地主分子，明天又揭发了另一个老师是资产阶级小姐。（直到现在我认为是学校有人故意泄露教师出身的档案，确实也起到延缓火烧校领导的事态过早发生的作用。）这时的陶强老师“曝光率“很高，与老教师吴××、季××等并列为大字报火力最集中攻击的对象之一。

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二报一刊的社论阶级斗争的调门越来越高，南师附中部分学生的行为越来越偏激，也是受到学生“革命行动”的感染和敦促，部分老师也开始揭发校内的“反动学术权威”。

八月初的一天早上，东三楼及高中部大楼之间的空地上人声鼎沸，一批干部子弟学生正围着耷着脑袋的陶强老师，初中的几个军干、烈士子弟表现得特别活跃，外面围着一、二百名观看的老师和学生，声讨和叫喊声一片。周围的墙上己经贴上“打倒反革命分子陶强”之类的标语。听说是陶强老师的保姆控告她打坏了毛主席的石膏像，并为了毁掉罪证，将石膏像用锤子打成碎片，准备倒垃圾时扔掉，这在当时可是滔天大罪。陶老师低着头，面无表情，一声不吭，可能是被批斗得太多，感情己经麻木了。而学生们激昂的演说和口号声此起彼伏。

这时，据说是陶老师的弟子的×××老师捧了一叠书从楼梯上下来，把书扔到陶老师的脚下，几乎是声嘶力竭地说：陶强一惯对青年教师进行腐蚀拉拢，这是她送给我的参考书藉，以骗取我的好感，今天我是彻底地看清了她的反革命面目。我从今天起与她划清阶级界线，一刀两段。说完后又返身跑到楼上，举着一块手表跑到陶老师身边，将手表扔到地上说（当年的一块手表可是非常昂贵的物品）。，这也是她收买我的罪证，今天我告诉你，你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另一位老师平时文质彬彬，说话细声慢语，这次也用义愤填膺的表情扔掉一些陶老师送她的小礼物，并气冲冲地说：你用小恩小惠来拉拢我们青年教师，来腐蚀我们，我们要告诉你，这一切都己经完全失败了，从今以后起我与你划清界线。

两位老师慷慨激昂的表现和演说博得热烈的掌声，“打倒陶强”的口号声越喊越响，有些同学将口水唾到陶强的脸上和衣服上。

直到中午，当时还没有被冲击的沙尧出面收场，代表校领导表了态：一.支持革命小将的行动，这体观了革命小将的政冶觉悟；二.斗争要有理智，要有策略，要做长期的打算；三.陶强要彻底交待一切问题。今天的活动到此为止。

当同学们散去之后，我看到陶老师弯腰拾起脚边的物品，默默地回到二楼教研组办公室。

没过几天，随着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社会上出现“抄家”和“牛鬼蛇神游街示众”的狂潮，南师附中的“革命小将”们可能觉得仅是喊喊口号、贴贴大字报己不过瘾，要让“地富反坏右”分子们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摧残，受到震慑，初中的一批干部子弟再次发难，给几名女教师剃了阴阳头，做出了又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

那天早上，部分干部子弟显得特别忙碌和兴奋，很快在五四草坪到建国院的通道处聚集了几十名“革命小将”，从教室里搬来了几张椅子，几位“革命小将”站在椅子上发表了一番激昂的演说，表示了斗争的决心，一位同学拿来了剃头的推子和剪子（应该是从校门口的理发店拿的）。在分工之后，“革命小将”派出几小群人，将陶强、吴寿玉、吴至婉好象还有王盘琴等女教师分别连推带拖强行拉到人群中，剃头的人站在凳子上，不由分说地拿起剃头推子就剃掉几位女教师一半的头发。在剃的过程中几位女教师都泪如泉涌，失声痛哭，但在一百多同学的包围和挟特下，只能就范。每剃完一位女教师的阴阳头，都引来一阵欢呼喝彩和鼓掌之声，这欢呼声盖住了女教师的啜泣声。

第二天，几位女教师到校时头上都戴了帽子，陶老师头上就戴了一顶男士有沿帽，见人都低着头，躲躲藏藏，显得极不自然。我当时就在想，这些女教师回到家中，与丈夫、子女见面时，将是怎样一幅凄凄惨惨，悲悲泣泣的场面。如果把这一切丑恶的事件，仅归结于青年学生冲动的革命激情，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还不能让人信服地解释当年无缘无故地捆人打人，剃女教师的阴阳头，剃同学的阴阳头，抄老师和出身非红五类同学的家，把人装入麻袋丢到河里等一系列暴虐的行为，对人格尊严的极端的嘲弄。

在当时，六六年的七、八、九月，这样的一幕幕的场景几乎天天发生，不久陶老师和其他的“地富反坏右”老师很快就被赶到红卫兵成立的劳改队，成为初中红卫兵看守们的虐待对象。每天，这群老师被挥舞着皮带和短棍的红卫兵押着，打扫厕所，种菜浇花，反正每天都得干活，受到的只是呵斥和抽打。而我们这些非红五类子女，也面临着“挖烙印”，回家“造反”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自顾不暇。劳改队直到十二月份解散，被劳改的老师活动是可以自由了，但“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还没有摘掉。



二.与陶老师的相识相知

我与陶老师的真正交往是六年后在一九七三年开始的。那时我在一个不大的工厂当工人，我的班组来了一名青工，是紫金山天文台职工子女，知道我是南师附中的毕业生，告诉我陶强老师是她的邻居，都住在北京东路天文台职工宿舍区，相隔几个门洞。当时我想到陶强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遇，心怀同情，也正好了解一下她现在的状况，在陶老师还比较落魄之时，希望我的访问能给她带来少许的安慰。附中人在一起也有一种亲切感。我主动提出去拜访陶老师，陶老师听说附中同学来访，很是高兴，几天后，由那位青工引路，我来到陶老师家。

第一次见面，我讲述了自己在南师附中的经历，对陶老师在文革中受到的伤害表示同情，各自讲述了自己在附中文革运动时的感受，真诚的交谈很快拉近了我们尽管身份和经历不同，年龄相差三十年的师生的心理距离。第一次见面分手时，陶老师说她今天很高兴，希望我今后能多到她家聊聊天，我也欣然答应了，并从此开始了我与陶老师七、八年的交往。

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一般每隔十天半个月到陶老师家去一次，谈话的内容也十分广泛，从日常生活的琐事到身心的感悟，从时政新闻到小道消息，没有忌讳，没有隔阂，才可能自由地表达观点，自由地交谈。陶老师虽然在文革中给我的印象是寡言少语、不苟笑容，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是一个性格外向，能言善辩，有诙谐幽默元素的人。只是当时的政治气氛压抑了感情的表述而己。在交谈中，我们还提到她的保姆说她破坏毛主席石膏像的事，陶老师说石膏象是小保姆打扫卫生时摔坏的，怕给发现了，就栽赃说是我打坏的。说到此事，多少年之后她是仍有余愤，说：我对她那么好，她却陷害我，真是养了白眼狼。

对当时两位青年教师扔还她送的物品及与她决裂的事，陶老师很大度：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以后他们也都对当时的行为道了歉，我早己不计较这件事情了。

谈起文化大革命初期周钦被捆绑示众一事，陶老师说周钦很可怜，我与周钦当时都在学校劳改队，私下里谈到此事时，周钦都哭了几次。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没一年，周卿得了肺癌症就去世了。陶老师很为周钦呜不平。其实，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产生了多少冤、假、错案，整人者飞黄腾达，说不定己忘了曾被他迫害过的人，而受迫害者被耽误了青春年华，沉沦在社会生活的底层，甚至失去宝贵的生命。

谈起在劳改队的经历，陶老师也谈到了一些苦中作乐的回忆，当年的劳改队的老师们，都是天涯沦落人，己经放弃了原先的隔阂，背着红卫兵看守相互交流，相互关心，大都成了要好的朋友。

有一次见面，陶老师高兴地告诉我，南师附中准备恢复她教师的身份，让她继续教数学课了。陶老师是即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终于又可以站到讲台上教学了，重新找回做教师的尊严和感觉，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说话之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但又怕自己多年没有讲课，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生疏了，怕由于自己的表现得不到学生的认可，现在正拿起课本抓紧时间复习。从她的话里我看到陶老师对教学的严谨和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我表示祝贺陶老师走上课堂教学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并说：你是老教师了，教学是小菜一碟，不必太紧张。

直到前段时间我上“南师附中老三届”博客，看到一位附中校友记录的他看到陶老师上课的场景：在陶老师上课时，班上的许多学生在起哄，要赶走这位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的“地富反坏右”老师。而在一片起哄声中，陶老师依旧在认真地、一丝不苟地讲课。看到这里，我的心真是很痛，为陶老师痛惜，文化革命当时虽己结束，但流毒还依然存在。

不久，好象就半年左右时间，陶老师告诉我她己就正式退休了。



三.陶老师的丈夫张钰哲先生

说到陶老师，必须讲到张钰哲先生。张钰哲先生是紫金山天文台的台长，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泰斗，世界著名天文学家，他发现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张钰哲”星。我第一次到陶老师家，她就让张先生出来跟我见了一面。张先生个子很高，身材削瘦而挺直，皮肤白暂，象欧洲人一样。早年的国外留学生活养成了他的品位和儒雅，给人一种油然而生仰慕的感觉。天文台台长一职虽由他担任，但真正的行政工作由他的得意学生，现任的副台长主持。他到天文台上班有吉普车接送，回家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书房兼卧室内看文献和资料。在天文台他的群众关系应该很好，他不摆架子，见到邻居和职工都随和地打招呼。工作中不会得罪什么人，想必文化大革命中也不至于太受罪。

张先生是一个典型的陈景润式的知识分子，不谙世事，不懂关系学，更不了解政冶斗争。除了在专业上的问题，其他方面话题他很少交流。

张先生的起居衣食完全依赖陶老师的照顾，出门穿什么衣，早餐是牛奶、鸡蛋、面包，中餐和晚餐吃什么，生病时什么时候吃药，都由陶老师安排的井井有条。张先生只要出门远一点，陶老师都要陪同，怕他迷路。如要会客，是领导还是同行，陶老师都要关照他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开会或会见友人，只要有机会，陶老师都会陪同，谈吐得当，最能调节气氛的，一定是陶老师。

陶老师整个把张先生照顾成一个大孩子，有时管得太多，张先生觉得受不了，会反驳她几句，这时的陶老师是你说一句，她说十句，排山倒海似的火力会很快把张先生压制下来，反来复去的是说我对你怎么好，你怎么体会不到等等，争论的结果总是以陶老师的胜利而告终。

陶老师与张先生的爱情据说也有传奇的声彩，陶老师在年青时听张先生讲课产生爱慕之情，主动发动“攻势”，终于使张先生动了心。陶老师对张先生十分珍爱，把全部的感情都给了他，从各方面都照顾他，使张先生也越来越依赖陶老师，以至到了现在两人谁也离不开谁。

陶老师跟我说过：对文化革命初期她在南师附中所受到的迫害，心理和肉体上的摧残，她不能告诉张先生，怕他有思想负担而挺不下去。这种深刻的情感，只有真正的患难夫妻才会存在。



四.与陶老师的交流花絮

通过交往，我看到了与在南师附中所见不一样的陶老师，一个真实的陶老师：待人热情，希望别人能接受她的赐与；思想活跃而兴趣广泛，谈到入迷时能发出童稚般的兴奋；包揽一切的家庭主妇，甚至把老公的生活起居、联络交际都包揽起来；爱使小性子、有时甚至有些冲动、有主见的女强人。

陶老师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有时能热情地让人受不了，我在她家，每次都受到热情好客的接待。开水和茶饮当然少不了，只要她家有什么另食，一定会拿给我品尝，夏天是冷饮、西瓜，冬天是香蕉、苹果。她非要你吃了才高兴，否则就劝个不停。这使我想到她在文化革命初期被批斗时，两位教师扔还的物品，那仅是陶老师对人关怀的表达而己，而自己却从不需要别人的施舍，却被歪曲成腐蚀青年教师的手段。

陶老师没有大家闺秀的矜持和谦和，更多的是心直口快，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她年青受过良好的教育，使她身上总显露出一种与生俱来的高雅和优越。作为开放的性格，她的思路经常会飘忽不定，从一个语题跳到另一个语题，正在说活时，她能停下来话题，吩咐保姆新的住务，或者嘱咐她的张先生要注意的事情，这时，她有一种指挥若定的满足感。

陶老师的热心还表现在利用自己的交际能力为青年人介绍对象。我知道在附中同学中介绍成功的就有一对。她也很关心我的婚姻问题，为我谈恋爱一事找熟人进行搭桥沟通。还为我介绍了南京知名的优秀老师的女儿与我相见，也是缘份不够吧，这次陶老师没当成月老。后来我有了女朋友之后，还特意带她到陶老师家，让陶老师评价一下。后来我结婚时，陶老师还特意到我家登门拜访，送了我一个结婚礼品，是一个当时比较流行的贝壳画，礼品虽不贵重，也表达了陶老师的一份心意。

陶老师的儿子儿媳都住在美国。有一年回国探亲，我正好遇上。陶老师儿子身材高挑，十分瘦削，脸部棱角分明，只是皮肤黝黑，一点不象张先生的白晰肤色，经常穿着的是宽松的吊带裤。陶老师的儿媳妇在美国当钢琴老师，中国人，个子高，白皮肤，很福态。孙女儿五、六岁了，胖胖的圆睑，小嘴巴很甜。婆媳关系有些微妙，陶老师私下里抱怨过，儿媳妇没有照顾好自己的丈夫。我倒不认同陶老师的这一观念，陶老师是一个要求严格的主妇，现在年轻夫妇相互间都有一定的自由度，不能以传统的眼光看待，在国外更是如此。



五．曲终人散之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颠倒的现象又纠正过来，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这时的张钰哲身上的各种职务和荣誉接踵而来，作为其夫人的陶老师也跟着身份倍增。一次，重要的国际友人指名要来访问张先生，急坏了人大、政协和天文台的领导，张先生原居住了几十年的住房客厅太小，卧室只有两间，不够档次，让张先生搬新家，张先生夫妇对住了几十年的地方有感情，不同意搬家，最后只得让后一幢的一家住户搬走，把这家的住房改装成张先生的大会客室。在这个大会客室接待了国际友人，后由张先生一直留用。

由于张先生夫妇地位发生了巨变，原来比较冷清的客厅经常是人流不断，有老友的重访，有领导的慰问，有求张先生办事人的造访，我有时到她家还没谈上几句话，又有客人前来拜访，张先生对待人接物总是有些木讷，陶老师接侍客人得心应手，滴水不漏。我坐在一旁总有些碍事，就借故告辞了。

特别是我成婚之后，家务事也多了起来，去陶老师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一次到她家，只看见几个装修工人在干活，原来是天文台领导要修缮她的住房，就把张先生的家给临时搬走了，而且是一搬走就要一年半载才能回来。由于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找到过陶老师。

几年之后，从报纸上看到张钰哲先生过世，省政府有关部门为他举办隆重的追悼会。以后又碰到第一次带我到陶老师家的青工，她告诉我，自从张先生过世后，陶老师思恋成疾，得了精神病，不久就去世了。我听了是唏嘘感叹。陶老师把张先生看成大孩子，实际上是太爱张先生了，一定要把他呵护在手里才放心。想到陶老师曾说过：文化革命受冲击心情最压抑的时候，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想到张先生需要照顾就咬牙挺了下来。一旦张先生走了，一个可倾诉可拌嘴的人没有了，一个可以精神寄托的人没有了，内心的感情没有地方宣泄，陶老师精神难免崩溃了。

现在陶老师己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看到博客上写有纪念她的文章，我想，我与陶老师交往近十年，写出来的文章应该能从一个侧面反映陶老师面貌。所以，我用这篇文章来纪念南师附中这位杰出的女教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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