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审判“文革”遗案（浙江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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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年过八旬老人站上被告席，固然让人唏嘘不已；追究施害者责任，还受害者公道，国家对待“文革”那段特殊历史，法律正义却不应缺席。但此案实难以复制，绝大多数“文革”遗案，因超过追诉期等因素，已失去了在法律框架内解决的可能性。大量“文革”遗案不容忽视和遗忘，无论是给予法律正义还是政治和解，都是在以国家的名义和姿态抚慰受害者，也是对那段荒唐历史的最好反思。

　　1967年12月12日，黑夜。

　　一根用来捆棉被的麻绳，套住人的脖子，两人齐拉。死者喉咙里发出一阵“咕咕”的声音，越来越弱，直至消失。

　　2013年2月18日，拉绳子的其中一人、81岁的浙江瑞安农民邱日仁，作为“文革”期间故意杀人案犯罪嫌疑人，站上被告席。

　　按照刑法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案件，追诉时效的期限为20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检察院核准。

　　时间已过了46年，但法律没有予其豁免权。1986年，检察机关对其批准逮捕，但二十多年间他一直未归案，属于刑法规定的立案侦查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情形，可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当日，法庭设于瑞安市马屿镇篁社村村委会大楼。据旁听者转述，邱日仁不断摇动手臂，称自己耳聋、听不清。但当检察官讯问他是否杀人时，他答：“是”。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邱日仁不愿谈及案件。

　　辩护律师为邱日仁做了罪轻辩护，认为不能忽略其作案的时代背景。受害者家属感到愤怒，他们认为邱日仁在法庭上并未悔罪，“连一句道歉也没有”。

　　“这只是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与‘文革’无关”，瑞安市法院人士反复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法院将于近期对该案宣判。

　　某某某回来了

　　“他哪怕说一句，把你家害惨了，我们心里也好过一点”。

　　烈日当空。他回来了。

　　2012年7月18日，在浙江瑞安塘下的高速公路口，邱日仁带着两麻袋行李和一床被子，孤立无援地站在路边。

　　老人迷路了。自1984年离家，他已有近30年未曾返回。派出所民警把他送回了他曾经居住过的村子——瑞安市马屿镇篁社村。

　　当地媒体据此报道了一个温情故事：抛子离乡三十载，在好心民警的帮助下，八旬老翁找到了家，子女尽弃前嫌为其赡养天年。

　　这则刊发于《瑞安日报》的新闻，瑞安市马屿镇马上村村民洪作胜并未读到。对于邱日仁的返乡，他一无所知。

　　邱日仁是杀父仇人。这一点，洪作胜早已知道。1967年12月12日，赤脚医生洪云科上山行医，被武斗组织的人活活勒死。洪作胜时年12岁。16岁时，他获知凶手中包括了同村人邱日仁。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直选择默默忍受，从未想过上告。

　　日后，面对警方讯问，邱日仁说：我在外替人造路，做了几十年，现在做不动了，就回家了。

　　邱日仁似乎忘了，他身上还有命案案底。但好心的警察没有忘。二十多年来，警方一直在找他。

　　据篁社村支部书记陈桂碧回忆，每年，派出所民警都要带着一份名单来村里问，“某某某回来了吗？”名单中，就有邱日仁。陈桂碧对警察说：几十年了，人肯定死了。近两年警察来问时，也不怎么提及邱日仁了。

　　谁也没想到，邱日仁自己回来了，也自动归案了。名字对上了号。

　　邱日仁涉嫌故意杀人的逮捕证，于1986年8月由时任瑞安县公安局局长陈岩松签发。此后，这张法律文书便一直静卧在档案柜里。

　　2012年7月24日，邱日仁在这份尘封26年的文书上，歪歪斜斜地签了自己的名字。

　　考虑到老人已八十高龄，警方当日为他办理了取保候审，此后，邱日仁一直居住在村中，亲友为其盖起了两间平房。

　　警方试图就当年的故意杀人案给邱日仁重新做笔录，但笔录上，邱日仁的回答均显示：“……（听不清楚）”。并无有用信息。

　　检方仍然于2013年初将该案起诉至瑞安市法院。2013年2月18日，农历新年后的第三个工作日，瑞安市法院的法官来到篁社村，借用了村委会的会议室，审理了这起发生在46年前的杀人案。

　　当天，洪作胜终于第一次见到了杀父仇人：一个须发浓密、精神矍铄、右手食指被香烟熏黄的老者。洪作胜坐在旁听席上，沉默无语。少年丧父让他自幼沉默寡言，这一天，他的话比往日更少。

　　长达1个多小时的审判，对于邱日仁来说显得过于漫长。当天，他频频表示肚子疼要上厕所，对法庭的讯问，他大多表示听不清楚。

　　于受害者家属，这是一段让他们失望至极的经历。他们认为，邱日仁在法庭上装聋作哑，根本没有悔罪，“他哪怕说一句，把你家害惨了，我们心里也好过一点”。

　　法庭未当庭宣判。受害者家属主张对邱日仁处以死刑，并赔偿丧葬费及精神抚慰金50.5万元。

　　死刑的判决几乎不可能出现。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审判时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同案的第一被告，当年获刑7年。

　　致命邂逅

　　一句话，惹来杀身之祸。

　　洪云科的死，是一场鲜为人知的悲剧。

　　1967年12月12日，早晨，时年33岁的赤脚医生洪云科穿一身青色衣裤，戴上眼镜，背着药箱出门。行前，他对9岁的女儿洪作美说：阿美，阿爹要去山上治病，顺便拿药钱回来。

　　她的父亲一去不归。当晚，洪云科被一群武斗组织的人员活活勒死，草草掩埋于山上。

　　后来被指控的凶手中，包括同住马上村的邱日仁。洪云科与邱日仁年龄相差2岁，两家相距仅10分钟步行路程。他们有着不一样的身世。

　　洪云科被认为是地主的后代，他的父亲洪世孝是位医生，曾在1949年之前担任过3年保长，家中有几进院子的大房子，被划为富农，饱受政治运动之苦。洪云科子承父业，也当了医生。

　　邱日仁是贫农，1961年，他入赘到洪云科所在的马上村，与村里一女子育有后代。平日，他主要从事手工业，上门给人弹棉花或做面条。

　　一切毫无征兆。当1966年红色大潮涌来之时，两人成了杀戮者与被杀者。

　　1967年夏，温州大旱百余日，河床可以当路走。烈日炙烤下的瑞安县，武斗正在升级。瑞安县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下称瑞联站），和瑞安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下称瑞联总），在瑞安城激烈交战。

　　邱日仁在这年丢下妻儿，加入了瑞联站的队伍，隶属瑞联站南线马屿区武装连。据《瑞安市志》记载，邱日仁所在的瑞联站，于1967年7月，冲入驻瑞安凤岙的解放军炮营，夺走数门火炮及一批无引信炮弹，随后向占据瑞安城的瑞联总开炮。

　　起初，邱日仁所在的瑞联站节节胜利，一度包围瑞联总在瑞安县城的总部，长达一百多天。

　　《瑞安市志》显示，转折发生在1967年10月初，参与支左的解放军6515、6517部队，先后进驻瑞安，给瑞联总解了围。瑞联站不是正规部队的对手，至此兵败如山倒，一路败退到了瑞安城以西的群山中。

　　司法材料显示，就在赤脚医生洪云科最后一次上山看病前5天，邱日仁所在的瑞联站南线马屿区武装连，在瑞安的交背山遭遇瑞联总的袭击，当场被打死10人、被俘26人。瑞联站方面得到消息称，部分死者甚至被割去口舌。

　　为挽回败局，联站总部在某供销社内召开决策会议，决定向洪云科家一带的五云山撤退。对于败军来说，五云山的确是好地方——早在解放前，这一带就是浙南游击队活跃的地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直至1990年代，这里还曾种植着满坑满谷的罂粟苗，现代文明难以抵达。

　　赤脚医生洪云科并未参与任何一派，依旧四处行医，养育一双儿女。1967年12月12日上午，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步行，洪云科抵达了五云山麓的桐桥村。他先去村民陈志明家里行医。陈家住着一群刚败退而来的联站武装人员。

　　离开陈家，走出约十多步，洪云科回过头来问瑞联站的武装人员：“同志，你们联站那时到这里，有多少人？”

　　一句话，惹来杀身之祸。

　　“地主儿，杀”

　　意见非常一致：“干掉，地主儿干掉没有关系。”

　　在一个强调“阶级敌人就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年代，洪云科的问话，没法不引起一群败军之将的怀疑。

　　司法材料显示，和洪云科同属一个生产大队的村民黄贤富正好在现场，联站人员便问黄：“这人你知道吗？”黄说：“这人跟我是一个大队的，是地主儿，作风很坏，没有参加一派组织，他父亲是医伤的，他自己是新学的。”

　　听说是地主后代，人群有些躁动。瑞联站武装人员的逻辑是：“地主儿，到这里来问七问八的，一定是探子”。

洪云科被抓起来，押解到瑞联站的南线指挥部，交给了瑞联站南线指挥部负责人王光文。

　　抓到一个疑似“探子”，王光文并不感到高兴。他的队伍刚刚撤退到这山里，吃饭住宿都是问题，兵荒马乱，根本无心思审讯“探子”。当天下午3点，他等来了前来领口令的瑞联站马屿区的头目林良君。

　　考虑到抓到的“探子”是马屿人，王光文指示林良君，将洪云科带走，“了解一下，看看是否是探子”。

　　林良君带领的瑞联站马屿区武装连，驻扎在一座海拔近600米的山峰上，一个叫“大田坪”的村落。洪云科被带到这里，关在村民家的牛栏里。

　　吃过晚饭，林良君召集了另外两个头目——夏成道、陈朝楷，商量如何处理牛栏里的“探子”，后3人议定，再找几个与洪云科同村的人问问，听听群众的意见。

　　群众一片喊杀之声。

　　驻地居民指责头头们“右倾”，甚至搬出历史：“过去我叔叔在五云打游击，抓住探水都是活埋的。”与洪云科一个村或者邻近村的联站武装人员，被逐一征求意见，包括邱日仁在内，意见非常一致：“干掉，地主儿干掉没有关系。”

　　最终，晚上8点，3名“常委”——林良君、夏成道、陈朝楷敲定了洪云科的命运：死刑，立即执行。时间：晚上9点。地点：大田坪村西面后半山。方式：用绳子勒死（“不浪费子弹，不暴露目标”）。

　　杀死洪云科的人员布置包括：陈朝楷亲自去牛栏内将洪云科捆好带出，洪万青和邱日仁拉绳子，由孙永却、黄方左挖坑埋尸体。

　　一切井然有序。出发前，行刑队发现没有绳子，邱日仁主动跑去，取来了自己捆被子的麻绳。

　　被押出牛栏、带上山路后，洪云科似乎感到了死亡在逼近。他一路上呼喊着“日仁”，希望邱日仁能够帮忙求情。司法材料显示，邱日仁的回答是：“我没有办法，走快！走快！”

　　临刑前，邱日仁和洪万青把洪云科的衣裤脱下检查。由邱日仁对洪云科做最后的“讯问”：你是探水吗？讲清没有关系，不讲你会死。洪云科即呼喊起来：“日仁救命啊，日仁救命啊”。

　　在场的洪万青日后曾回忆称，邱日仁回应：“你们也要我们的命，交背山被你们打死这么多人，我还不要你的命！”

　　绳子套上了洪云科的脖子。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年根据邱日仁的供述所画现场模拟图，其中，二人拉绳勒死受害者，二人挖坑，分工有序。（南方周末资料图）

　　深山杀戮

　　“父亲死的那晚，整个上平坑（遇害地所在村），都听到了叫‘救命’”。

　　9点，夜已深。

　　“刑场”在一片长满茅草和落叶松的山坡上，邱日仁站在外手（东边），洪云科在底手（西边），二人同时拉绳。由于用力过猛，绳子断了。邱日仁将绳子在洪云科的脖子上再绕了一圈，继续拉。

　　洪万青说，他听到洪云科发出“咕咕”声，就放开了绳头。“被我和万青拉得差不多，将快死时，我去看潭（坑）”，邱日仁供述称，待发现洪云科确实死了，他便把洪云科从原地拖到了坑边。

　　其他两名联站战友已挖好了埋尸的坑。时间仓促，坑挖得既短又浅，洪云科的脚露在坑外。邱日仁从挖坑者手中拿过锄头，猛击尸体下肢，将脚捣下，埋入坑内。

　　动手之前，从洪云科身上，邱日仁搜走了一支原子笔和2.4元现金。2.4元后来买了香烟，邱日仁抽了10支，其余被众人分食一空。

　　死讯于两天之后才由山上的打柴人，传到山下的洪云科家。洪云科的父亲洪世孝闻此噩耗，卧床多日不起。在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的洪世孝，无力为儿子讨回公道。他一手带大了孙子和孙女，偶尔在家中感叹自己“没有能力”。

　　33岁的洪云科留下两个孩子，12岁的洪作胜和9岁的洪作美。洪作胜继承了家族的传统，也做了一名赤脚医生。

　　“父亲死的那晚，整个上平坑（遇害地所在村），都听到了叫‘救命’。”洪作胜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十六七岁时，他行医到了山上，遍访山民，找到了父亲的埋骨之处。

　　直到1988年12月，洪作胜才上山迁坟。他移去一块大石，刨开茅草密布的黄土，从坑内找到了一具白骨，还有一只尚未烂透的鞋底。

　　据《瑞安市志》记载，1972年瑞安县统计：在1967年到1972年中，全县参加武斗人员共死亡318人。

　　“文革”前任温州地委书记、上世纪80年代担任过公安部部长的王芳，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包括瑞安在内的整个温州地区的“文革”武斗情况。《王芳回忆录》显示，“文革”期间，整个温州地区因武斗而死亡的人数高达1018人。

　　死难者众，洪云科仅为其中之一。

　　“卒共和丁未年……坟在冯渡山牛栏背朝南”，据媒体报道，洪云科的死，在《洪氏宗谱》里如是记载。

　　每年清明，洪作胜会独自步行上山，在当年的杀戮之处，给父亲烧上3炷香。乡邻劝他上告，他说自己没有文化、不识字，选择了默默忍受。

　　烟雾缭绕之时，他以为一切都过去了。

　　不了了之的政治审判

　　革委会人保组、县公安机关军管会决定一律免予刑罚，党纪处分，“批判教育”。

　　对洪云科之死的追问，来得很快，但不在法庭上。

　　在支左部队的猛烈进攻下，退入深山的瑞联站节节败退，逐渐作鸟兽散。1969年1月，瑞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两派战事渐告一段落。围剿之下，瑞联站成员相继被捕，投入了革委会组织的“学习班”，隔离审查。

　　司法材料显示，对滥杀无辜者的审查，至少在洪云科死后两年，已经开始。

　　瑞联站头目之一王光文的回忆显示：在其进入学习班的1969年，洪云科之死的情况，已经被写入了学习班的大字报中。参与杀害洪云科的邱日仁、洪万青、林良君等人，也相继被关押，并有多份作于1969年、1970年的认罪笔录。

　　“你为什么要杀洪云科？”一份1970年6月的笔录显示，曾有人讯问邱日仁这个问题。

　　“因那时听说他是探水，再说交背山死了那么多人，头头又做了决定，我那时跳得那么高，听说要杀，我就主动去了。”邱日仁说。

　　而1970年，马上村出具的一份文书则称：“（邱日仁）为着自己的姘头问题，给洪云科……（字迹不清晰），故此牢记在心，借此机会，以公报私仇手法，谋杀了洪云科。”

　　正式出台处理意见，则是林彪事件之后。全国范围内展开“批林整风”，对于“文革”的局部反思，自此肇始。

　　1972年12月3日，瑞安县委作出了“关于洪云科被杀案件处理意见报告”，上报中共温州地委。该份报告认定，林良君等人，是在“资产阶级派性和复仇思想的支配下，在无政府思潮影响下，违法乱纪，将洪杀死”。

　　报告建议，对首犯林良君判处有期徒刑3年，对洪万青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对其余包括邱日仁在内的3人，拟免予刑事处分。之所以对杀人者如此宽恕，报告说，这遵循了当时领导人“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教导。

　　温州地委没有批准这一报告。原因不明。

　　最终，1973年1月，瑞安县革委会人保组、县公安机关军管会发了一份“关于洪云科被杀一案的处理决定”，决定对林良君免予刑事处分，建议党内给予纪律处分，对于参与杀害洪的邱日仁等4人，一律免予刑罚，“批判教育”。

　　参与杀人的几名武装人员，就此安然度过了“文革”的剩余岁月，甚至像一群胜利者——邱日仁于1980年7月顺利入党，夏成道出任了其所在乡镇的民政助理员，陈朝楷进入粮管所的米厂工作。

　　迟到的法律正义

　　“本案发生在‘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可酌情从轻处罚。”

　　上世纪80年代，伴随国家法制的重建，对于“文革”遗案，有过一轮迟到的清查。

　　《瑞安市志》显示：从1984年7月到1987年2月，瑞安县委根据中央要求，开展“清理三种人”（即打砸抢分子、造反起家的人和派性严重的人）的核查工作。

　　1986年，瑞安县有关部门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重新查阅了洪云科案的原始案卷，并对嫌犯重新审讯，于9月份形成了“关于洪云科被杀害一案的审结报告”，认为林良君、洪万青、邱日仁、夏成道、陈朝楷等5人均构成故意杀人罪，需追究刑责。

　　来自瑞安市档案馆的资料显示，同年，瑞安县“文革”遗案办案组还审结了“王胜焕等人杀害叶光良一案”、“阮成梅被杀案”等多起“文革”遗留案件。

　　1986年11月，瑞安抽调15人组成“文革”遗案办案组，开展对“文革”遗案的复查工作，至年底，共受理“文革”遗案23起，办结16起。

在清查“文革”施害者的浪潮中，受害者家属几乎置身其外。1986年前后，被害人洪云科的家属，曾收到了“政府送来的两张纸”，但写的内容，家人至今仍不清楚。

　　1986年的审判，法庭采用的还是“纠问制”，被告人没有辩护律师，审讯笔录更像是一次谈话记录。

　　这是一次虽迟来却弥足珍贵的审判。在洪云科死去19周年忌日的前一天，1986年12月11日，瑞安县人民法院下达刑事判决书，法院判词认为：林、洪二人因“派性恶性膨胀，目无国法”，故意杀害他人，构成故意杀人罪。

　　鉴于“本案发生在‘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可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林良君被判刑7年，洪万青被判1年半。据《人民日报》报道，当时处理这一类案件，秉持的是“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

　　原拟列第三被告的邱日仁，则未出现在审判席上——1984年4月，他已离开了篁社村，从此下落不明。上述判决书注明：“另案处理”。

　　2013年春天，邱日仁故意杀人案开庭。

　　历史默认了他的迟到，但没有同意他的缺席。

　　本文历史资料参考自：《瑞安市志》（中华书局）、《瑞安年鉴》（1987年试编版）、《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文革纪事》（浙江方志编辑部）。


来源: 南方周末 | 来源日期：2013-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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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遗案

洪云科女儿洪作美眼睛哭坏了。她说山那边是父亲的被害地（图/赵佳月）

洪家两兄妹在父亲去世后成孤儿（图/赵佳月）

洪作胜走在去往父亲被害地的山路上（图/赵佳月）

父亲去世46年后，洪作胜从几十公里外的家里出发，沿着九曲山路，登上海拔千米的五云山。

在元宵节的细雨中，抵达山顶的上坪坑村时，洪作胜突然扒开枯乱的草丛，58岁的身躯箭步跨上山坡。

他在坡上眺望半山腰，顺着他目光的方向，一片陡峭的枯草覆盖，没有路。洪作胜不发一言，沿着长满青苔的下山石阶，几步一歇下了山。

1989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浙南大雪。洪作胜把父亲的尸骨从他眺望的半山腰挖出来。22年前的埋人坑，被一块山石填埋，洪作胜在其间发现了父亲那双攀山越岭腐烂的鞋底。5天后，爷爷洪春孝去世。

1967年，一场武斗爆发在附近的交背山，记录在案的伤亡人数达三十多。洪云科，洪作胜的父亲，出诊途中，被当作武斗组织的探子杀害，埋在后山腰那个坑里。

46年后，当年的多名行凶者有的悄然离世，苟活者已届高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经历了从诞生到全面修订后的几度修正，邱日仁，离乡29年的行凶者之一，一经现身，便招来历史的公诉。

武斗

洪云科的被杀，发生在“文革”武斗初露锋芒的1967年。

这一年，全国各地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武装冲突狼烟四起。在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武装夺权；在武汉， “百万雄师”和“钢总司”武装冲突不断；在杭州，“省联总”和“红色风暴”之间硝烟四起；在温州，两派间武斗激烈持久，在全国首屈一指。

1967年5月，温州市区的两派组织已然泾渭分明：一派是“温联总”，即温州革命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主要由政府各直属单位基层干部组成；另一派是“工总司”，即温州工人造反派总司令部，中坚是冶金厂和造船厂工人，基本群众为“文革”前制度的反对或受害者，“造反派”。

在瑞安，和“温联总”一派的是“联站”，即瑞安县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工总司”一派的是“联总”，即瑞安县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温州地区两派的冲突以瑞安的“联总”和“联站”之战为首发。其惨烈状，被形容为“肉扎”，武斗在几周内，从藤帽铁棍升级到热兵器。

是年9月开始，“工总司”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向“温联总”发起攻势，“温联总”退到瑞安等县，与“瑞安联站”协同作战，当时被称为“温联匪”，“瑞联匪”。

《瑞安县志》中记载1967年的大事记均与武斗有关：

　1967年5月，瑞安县公安局成立军事管制小组。

　　5月29日，联站组织农民进县城，与联总的部分人员发生械斗，农民退出县城时，死伤多人。

　　7月，瑞联站部分人员冲击驻风岙解放军炮营，夺取数门火炮及一批无引信炮弹。并向城内发射数发无引信炮弹。

　　同月，瑞联总在县城的总部被瑞联站的武斗队包围100多天，至10月初，支左解放军（6515,6517部队先后进驻瑞安）进城后，撤围。

“联站”退守山区期间，于瑞安马屿区交背山上被“联总”围追打败，死10人，伤26人，“联站”不得不退居五云山。

这年12月12日一早，34岁的洪云科作别家中9岁的女儿洪作美，“他说山上有人受伤，还有药费要收。”那天，他穿那个年代里代表勤劳的的青色衣裤，架着他的厚眼镜出了门。洪作美再也没有等到父亲回家。早年母亲已带着年幼的弟弟改嫁，家中还有同样行医为生的爷爷洪春孝。

父亲两三日不见回，从山上上坪坑村下来卖柴的人告诉洪家，洪云科被“联站”的人杀了。洪春孝闻此讯，卧病几日未起。

洪家生计本不差，但是“文革”一起即被定性为地主，家中田地和房产很快被瓜分。爷爷洪春孝成为两兄妹惟一可依靠的人，“但是爷爷也时常被拉出去批斗，他好像听说谁杀了爸爸，却也无能为力，只能常常感叹自己没用。”

杀人

父亲被害时，洪作胜12岁。

“看着妹妹喝水充饥”，他开始跟着爷爷学起了土医术。洪作胜不识字，写起中医方子来却龙飞凤舞。他在上山行医的过程中渐渐清晰了父亲的死。

十五岁，他记住了两个杀父仇人：洪万青和邱日仁。20岁，他知道还有邻村的孔万德，此后他与这些人见面不打招呼。

在一份写有“最高指示”的稿纸上，有1970年7月29日记录的案件调查报告。

1967年12月12日，洪云科到梅屿乡五云山洞桥村一带行医，顺便收取别人欠他的药费。到陈志明家时，陈家住着“联站”武装人员，遇见欠其1.60元药费的钟刻全。

洪云科问：“阿全伯，阿全伯，你身边钞票有没有。”钟刻全回说：“身边没有，一会到我家给你。你先在这里玩一下吧。”

洪随钟动身回家取钱。洪走出陈志明家十几步，回过头问联站武装人员：“同志，你们联站那时到这里有多少人？”洪云科这一问，引来联站武装人员怀疑。

联站人员询问与洪同一大队的黄贤富：“这人你知道吗？”黄回：“这人是地主儿，作风很坏，没有参加两派组织，他父亲是医伤的。他自己是新学的。”

在场的联站武装人员听说是“地主儿”，开始怀疑是联总的探子：“把他抓起来，地主儿子到这里来问七问八的，一定是探子。”洪被送到“南线指挥部”，交给瑞安联站头目王光文。

下午三时许，联站马屿区头目林良君到“南线指挥部”领口令，王光文将洪云科交给林：“你带去了解一下看是否有用，听说是探水，地主儿，作风不好。”

林将洪带走后，在马屿区联站驻地，引来一片喊“杀”声。“跳得最高的是洪万青、邱日仁等人。”

晚饭后约六点，林良君喊来夏成道、陈朝楷商量对洪的处理。夏认为自己是干部，支使陈去了解，陈遇见孔万德，孔即称：“这人我怎么不认识呢！他姘头也在我地方。”陈说：“他参加什么组织？”孔：“没有参加哪派组织。”

两人商量着要杀洪云科。为获得更多动力和勇气，他们又喊来洪万青和邱日仁。

邱日仁接过话茬：“干掉干掉，地主儿干掉什么关系，在地方上表现很坏，作风又不好。”洪万青接着说：“地主儿干掉有什么关系。”孔万德也壮了胆：“地主儿干掉没有关系，作用也不大。”

两小时后，林良君再度出现：“现在群众意见很大，说我们头头在交背山打死那么多人，为什么探子抓来不杀。据了解解放军有一个师包围我们五云山，随时可能要撤，这个人放在这里不好，是否把他杀掉？”多方再度碰头，再度取得一致。

林说：“用什么东西干掉好呢？”陈说：“用绳子勒死好了，不要浪费子弹，不要暴露目标。”

“带到什么地方勒死好呢？”林问。

“带到西面后半山，那里静，叫起来也听不到。”夏说。

在1970年邱日仁的“摆现场”中，洪万青做好了绳套套在洪云科颈脖上，拉着绳子一头，邱日仁拉着另一头，“是我拉死洪云科后……我和万青将尸体拖到坑边，看见黄方左、孙永却在挖坑……差不多埋好时，我看见孔万德。”

行凶前，邱日仁和洪万青脱掉洪云科的衣裤，邱问洪：“你是探水（子）吗？”邱日仁说，洪并未开口。他们在洪的衣服中搜出一支圆珠笔和现金2.40元。“笔不知掉在何处，现金买香烟大家吃了。”

埋尸体时，邱日仁发现坑挖小了，又从附近村民家借来锄头，将洪云科双腿铲断，“放在坑里时放不下，我把云科脚上敲了三敲，敲得很重”。

多年后，洪作胜到上坪坑村看病，依稀听人们说起：“你父亲被害那年，我们都听到他喊救命的声音。”

被诉

洪云科被害后，洪家含冤默默过着医家生活。第四代“80后”洪万东，已经不再是“土医生”了。毕业于温州医科大学，就职于温州医院的消化科，他再也不需要像祖父辈那样跋山涉水出门行医。节假日，从温州回家探望刚出生4个月的孩子，乡邻都会上门寻医问诊。

46年间，洪万东父母依稀记得，在1985年左右收到过“政府人员送来的两张纸”。不识字的洪家二老并未细问这两张纸意味着什么。

2012年底，洪家又收到两张纸，两周后母亲将纸张交到洪万东手中，这是公安局交给检察院的对邱日仁起诉意见书。

家里没有任何洪云科的遗物，洪万东对爷爷没有一丝一毫的概念，倒是能从父亲的沉默中感受到一股不断膨胀的力量。

他向父亲了解爷爷的死因，像素日里做医学论文一样上网检索法律知识。洪家没有请律师：“我们了解过邱日仁的情况，他年纪那么大了，也判不了刑。估计钱也赔不了多少，但我父母说要恢复名誉。哪怕邱日仁到我爷爷坟前认个错也好。”

2013年2月18日，邱日仁杀害洪云科一案在马屿镇篁社村村委会开庭。

被认为双耳失聪的邱日仁在一个多小时的庭审中只说了两句直面的话：承认杀人是事实；认罪。此外，邱多次称自己肚子疼，喊“听不清楚”。

庭审被作为体现当地法院体恤民情、上门开庭的宣传典型，公之于众。舆论却并未买账，大家自动过滤了“上门”两字，将注意力集中在那段不算久远的历史。

这并不是洪云科被害案第一次审查。

最早是1970年左右，这几名涉案的“联站”成员纷纷被抓。上至王光文，下至邱日仁，在纸面上均因涉洪案被审查。

76岁的洪万青回忆，自己在1969年“被军队抓了3年半，林良君也被抓了。因为联站武斗输了”。形势好转，他重回生产大队当大队长。

洪万青并不愿打开尘封记忆，反复重复：“他们交给我绳子，我扔了，然后走了。”此外发生的事情，他都已“不知道了”。

在面对“是否参与杀害”和“如何杀害”的问题时，他双手按住的膝盖抖动起来。

他记得洪云科是洪春孝的儿子，记得林良君是竖起拇指的“头头”，记得“大家你喊走，我喊走，就一起拿着武器出去了”，记得“那时候打死个人跟没事一样”。

曾拉绳子另一头的邱日仁最害怕被拍照。他总是盯着手机镜头喊：“不要拍照！”人们吃力地与他交流，打听他与案件相关的情况，如同律师会见他时那样，他回答最多的是：“听不清楚。”偶尔会“选择性”听到几句。他的侄子记得，1970年代，邱日仁也曾被抓过几个月。之后回村一度重新当过干部。1980年代，他甚至入了党。

这位面临审判的81岁老人，头发和眉毛乌黑，眼神敏捷，显得惊人的年轻。

在1972年中共瑞安县委文件《关于洪云科被杀案件处理意见报告》中：林良君“拟逮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洪万青“拟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夏成道、陈朝楷、邱日仁等均“免予刑事处分”。这一意见从县委递交到地委后，并无公开材料显示有回音。

1980年代，反思“文革”之风初兴。从1986年6月至1987年7月，瑞安县开始主动复查“文革”中刑事案件的遗留问题。《瑞安县志》中记录当年共审结案件201件，改判案件167件，维持原判31件。

在这股政法风潮中，洪云科一案再一次被提起诉讼。判决结果是：林良君有期徒刑7年；洪万青有期徒刑1年6个月，因此前被抓3年半，当时即已刑满。

邱日仁在此期间被批准逮捕，因其从1984年已“抛子离乡”，家人不知其踪，法律无从追索。

还乡

2012年7月18日，酷暑天气，出租车司机在高速公路入口处发现一名晕倒的老人。“随身带有两个编织袋，一床被子”。

司机报了警。塘下派出所把他带走，醒来后老人说自己是篁社村的。所属的马屿派出所将其接回村里，老人认出村口那棵170年的古榕树，说自己是雷公山的。

村里来了很多人，老人与他们相互辨认。几个年老的村民斟酌几番，便与他相认。他就是离家三十多年的邱日仁。

这个亲人相认的故事很快占据了《瑞安日报》的版面。邱日仁被认为是从浙江丽水来，村民们觉得他说话夹带福建口音，偶尔会听到他说自己这些年在台湾。

邱日仁家的老房子已经坍塌，村委给了1000元钱，村民和儿女各自凑钱为他修了一间水泥瓦房。衣衫褴褛的流浪老人被同村人拾掇得精神抖擞。

篁社村村委书记陈碧桂想起：“他不在家这些年，马屿镇派出所几乎每年都会来打听他回来没有。后来我们都觉得大概是死了吧，出去这些年一点信息都没有，他们也有四五年没来问起过了。”

报章这一登，马屿镇派出所自然也发现了多年追踪的“人犯”。

在洪云科所在的梅屿乡马上村，邱日仁并没有《瑞安日报》上那般温情。

洪家人认为，邱日仁是认识洪云科的。“他从篁社到梅屿做进婿，生下一个女儿，就在我们家旁边。然后又到别的村做进婿，生下一个儿子。”

一位与洪云科同龄的杜姓老人回忆，一次洪喊他去祠堂观看当地的“鼓词”表演，他没去，洪去了。洪一去便“碰上邱日仁背着家中妻儿，又和别的女人好了”。洪当场指责了邱，两人就此结下梁子。

在邱日仁所在的篁社村，村民都笑称：“他有很多老婆的。”

传言似乎不是空穴来风。瑞安梅屿公社马上革命领导小组曾于1970年5月出具“邱日仁的历史”称：“邱日仁1961年迁入梅屿乡马上村女社员家为进婿……以手工业为业，劳动很少，在这三年无产阶级文化大劳动中，表现坏，派性非常严重，暗地搞谋害群众诡计，为着自己的姘头问题，给洪云科抓住，故此牢记在心，藉此机会，以公报私仇手法谋杀了洪云科。”

3个月后，梅屿人民公社革委会和马上大队革命领导小组联合提交“关于邱日仁的情况反映”：“1.邱一贯不愿参加集体劳动，他都是手工业为主（弹棉花、做面条），劳动态度极差；2.在我们队里经常吵架，他还经常扬言：谁跟我吵，就干掉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大队杜记浩同志跟他有恩怨，他几次想办法要杀害他，但受到别人的制止，后未成。在我们大队影响极差。我们要求政府依法处理邱。”

1970年6月，邱日仁承认在1962年5月间曾与马上大队一位叫阿奶的有夫之妇“发生四次肉体关系”，其中一次邱日仁送阿奶五毛钱，第四次曾被碰见，在村里落下话柄。

这些村里的陈年旧事，对洪万东来说是陌生的。作为家里的公民代理，要惩罚“世仇”的心并不迫切。尽管开庭当日也一度激愤：“他连一句道歉都没有，虽然法律对75岁以上的老人有所姑息，但是情节恶劣的仍可判死刑。”站在那段历史的外头，洪万东显得理性：“我们其实只需要一句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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