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毛泽东为何相信“地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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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国民经济陷入最困难的境地，全国各地普遍发生了大饥荒，突出的标志是一些重灾区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严重事件，如河南的“信阳事件”，安徽的“无为事件”“凤阳事件”，甘肃的“通渭事件”等等。发生重大事件的地区，田园荒芜，十室九空，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新版党史二卷就说，该年度全国非正常死亡达1000千万人;而未饿死的几亿农民只能在痛苦的死亡线上挣扎，酿成亘古未有的大悲剧。
　　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什么?
　　信阳地委在给河南省委和中央的报告中称：由于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主富农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复辟;封建势力乘机作怪，国民党残余分子兴风作浪。总之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现象。
　　无独有偶，甘肃省委在上报通渭事件的报告中也说：造成通渭、陇西、和政三地区大量饿死人现象的原因，是反革命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勾结在一起，以县委书记为首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实行反革命复辟，从县里到基层都混进一批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民主革命不彻底……
　　对于这种歪曲事实、掩盖错误、嫁祸于人的荒唐的报告，稍有常识的人一眼就能看穿，可是我们的领袖和中央居然相信并肯定了这些报告，并加以发挥和补充，做出了相应的批示。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的批示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的国民党在搞反革命破坏，地主富农企图复辟，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对“通渭事件”的批示和判断也基本如此。鉴于此，毛泽东认为，此类地区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深入开展整风、整社、整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错误判断和批示下，全国三类地区(即毛泽东认为的比较差的社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整社和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在大跃进中强力推行极左路线的大批中高级干部和基层干部，被戴上“地主富农的代理人”“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以左攻左”“歪打正着”的运动让饱受摧残的农民十分解恨，但却实在是整错了对象，打错了屁股，他们莫名其妙地成了极左路线的牺牲品，因而极不服气，大呼冤枉，却也无可奈何。因为毛泽东一直坚持这种对国内形势错误的判断和批示，这种错误的认识又促使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这种错误的号召和理论导致“四清”运动的开展，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恰在此时，1961年1月，毛泽东发起“调查研究之风”，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干部下基层调查研究。只要到社员群众中稍加走访，只要对基层干部稍加盘问，就可以知道所谓“地主富农复辟”、“国民党残余破坏”、“封建势力作怪”云云，纯属无稽之谈，完全是地方干部为了推脱责任、掩盖错误编造的谎言。
　　众所周知，解放后，尤其是土地改革后，全国的地主、富农就被戴上沉重的黑帽子打入另册，他们的土地、财产被没收，他们的一切权利被剥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地富分子和他们的子女亲属，统统成了农村最低贱、最卑微、最受人鄙视的三等公民，监管他们的基层干部，常常是横眉瞪眼，厉声呵斥;广大社员(贫下中农)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对于地位如此卑贱、臭气熏天、毫无权利的地主富农，那些大权在握、不可一世的基层干部为何要“勾结”他们呢?被剥夺了一切财产、早已是一无所有的地富们，拿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去“腐蚀”“瓦解”地委、县委和社队干部呢?
　　还有什么“国民党残余势力”，更是子虚乌有。三年解放战争，国民党大部队早就被消灭，余下的也被赶到台湾岛上了，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早就被公安机关打掉了，广大农村地区，“国民党分子”的影儿也不可能有。他们又是如何兴风作浪，搞破坏、搞颠覆呢?
　　只要通过调查研究，就能揭破此类故意编造的谎言，还原事实的真相：原来，造成全国性大饥荒，好多地方成千上万人饿死的悲剧的根源，是大跃进以来兴起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反瞒产、反右倾、强迫命令瞎指挥等歪风造成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强力推行的一条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盲目蛮干的极左路线造成的，通俗的说，是我们党的工作失误造成的，与地主富农、国民党分子八竿子打不着!所谓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整党教育”，完全是以左反左、胡乱折腾、自相残杀的一场闹剧!
　　然而奇怪的是，整整一年多的全国性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居然没有查清问题的真相。我们的领袖和党中央一直揪着“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分子”不放，从未对“民主革命补课”的荒谬性进行反思和检讨，反而不断强化“阶级斗争”意识。
　　后来人们才逐渐明白，毛泽东之所以同意下面的虚假报告，自己也同意揪着“地主富农”“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分子”一直不放松，其目的既是为了掩盖和混淆大跃进的真正错误，也是为了证实和强化阶级斗争思维，为自己以后挥舞阶级斗争大棒震慑反对派，创造了一定的环境和条件。
　　1962年以来，也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风一年之后，毛泽东多次在大会上反复强调说，“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分化瓦解，拉出来，打进去，许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是通过调查研究得来的实事求是的结果吗?
　　有学者称，“四清”运动虽然初兴于1963年，但是在大饥荒趋于顶点的1961年初，在河南“信阳事件”和甘肃“通渭事件”爆发后不久，四清运动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继出台。毛泽东认定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当时就布置了“整风整社”“扎根串联”，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些地方就进行了“四清”的预演;直到1963年，“四清”运动即在全国迅速铺开，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在文革中，党内一大批走资派被说成是“地主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并称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生死搏斗的继续”。
　　这一切荒唐悲剧的恶果，皆源于1960年地方党委给中央编造的荒唐的报告，而中央和毛泽东依据这些荒唐的报告又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更由于这些荒唐的报告和错误的判断，在1961 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过程中，居然没有查明真相，无人对其提出批评和纠正，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一连串脱离实事求是的悲剧。
　　总之，1961年 毛泽东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从字面看，没有任何疑义，但是从一年多实践的结果来看，却是疑义丛生，矛盾重重。如此大规模长期的调查研究，摸到了一点实情，政策也随之做了一定的调整，但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甚至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不仅没有摸到实情，没有统一认识，反而发生严重分歧;我们党的一些重大决策不仅没有趋向科学和正确，反而远远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毛泽东，此时并非追求自己一贯倡导的一般意义的“实事求是”，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一是为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大跃进运动以来毛泽东高举的“三面红旗”，是自认为最伟大、最正确、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旗帜，是通往共产主义最快的捷径。期间出了一些乱子，由毛泽东自己来纠左，是可以的，而不容许他人有任何的怀疑。然而多年来总有有些人对大跃进说三道四，怀疑之声一直不绝于耳，彭德怀的右倾早已被打入地狱，仍然有人对大跃进的问题喋喋不休。为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污蔑、攻击寻找论据，为捍卫“三面红旗”的胜利果实、坚持一大二公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寻找实践支持，所以就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所有调查研究的结果，符合这个目的的，就欣然采纳，大力张扬;违背这个目的，即使你调查得来的结果再真实、再符合群众的意愿，一律予以痛斥和摈弃。
　　二是为了掩盖大跃进的错误。毛泽东与1961年初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现在探究起来就觉得奇怪：难道大跃进这几年就没有“大兴”，而是蜗居北京，闭目塞听，不了解情况，胡乱发号施令，结果闹出了不少问题?现在才如梦初醒，觉今是而昨非，觉得不应该闭门造车，而应当走出去调查吗?难道一贯提倡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在大跃进的三年里，竟是如此忘记调查研究、忽略调查研究、排斥调查研究吗?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大跃进这几年(1958、1959、1960)，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召开会议最多、发表讲话和指示最多、外出视察最多、深入基层最多、听取汇报最多、调查研究最多的时期，尤其是毛泽东这几年心情特别愉悦，精神高度亢奋，不断地调查研究，不断地发表谈话，可谓日理万机，殚精竭虑。为什么要说这几年没有好好调查，现在要“大兴”呢?
　　显然，现在一“大兴”，调查出许多严重问题，最多落一个“不了解情况、有点盲目、缺乏知识”的错误，充其量也就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很容易获得谅解，自己面子上也好看。这样就掩盖了实际上的主观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也就是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盲目蛮干胡乱折腾的极左路线。而这，正是毛泽东最忌讳、最不愿提到的字眼。
　　带着极左束缚，带着种种条条框框的调查研究，无论如何的“大兴”，怎么能获得实事求是的结果呢?
　　还有不少问题，直到现在仍让人百思不解。如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究竟是有得有失，还是得不偿失?毁坏了全国的林木资源、浪费了9000万劳力、国家补贴了几十个亿、炼出了毫无用处的废渣，损失何止百亿千亿，这些人人皆知的问题为何就是调查不出来，直到文革时期，还骂彭德怀反对大炼钢铁是罪该万死?农村公共食堂刚开伙几个月就乱象丛生，农民怨声载道，早就该解散了，为何竟能坚持三年多?还有，大跃进明明遭到了严重失败，大跃进的某些口号早就不提了，可为什么歌颂大跃进的歌声在60 年代、70年代一直高唱不衰?我们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为何对大跃进的错误不敢说一个“不”字?这些令人痛心、人们最想知道的问题，为何始终没有调查清楚，给人以实事求是的解释?……
　　所以，是否“地主富农破坏捣乱”，是否“国民党反动派兴风作浪”，还需要深入调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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