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阳：畸形年代——大多数的文革（1-11）

bluesky

畸形年代——大多数的文革

陈向阳

　　　　　　　　　　　　　　一、红卫兵红八月

红卫兵

１９６６年的夏天，小学放假，而且是头一回没留暑假作业。我们小学生天天猛玩，但中学生和大学生却还在学校闹革命，越闹越热乎。尤其是中学生，已经把老师校长收拾完了，又杀向了社会。

中学生里带头革命的当然是红卫兵。我最早听到红卫兵仨字是从我姐姐嘴里，她当时上初二（６７届），在翠微路中学，靠近几个军队大院，学校里有不少军人子弟，但爸爸是将军以上的可没几个，人家才不上这种二流学校呢。红卫兵最早出现在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师大附中那样的尖子学校，多是高干子弟，但很快就蔓延到一般学校的‘中干’子弟。我一开始讨厌红卫兵，因为我姐姐讨厌他们，说他们太狂，想骂谁就骂谁，斗老师斗校长，把他们学校的校长‘黄瓜秧’（真名黄国英）的眼睛打瞎一只。尤其让人讨厌的是他们排外，只吸收革军、革烈、革干出身的，连工农出身的都不想要，嫌人家土。

只要爸爸是军队干部就算革军，爸爸死了，上级给定为烈士的，就算革烈。但怎么才算革干呢？那拨高干子弟红卫兵（后来自称老兵的）规定：爸爸必须是１９３８年以前参加革命，现在行政级别１３级以上。我爸爸呢，１９３９年参加革命，１４级干部，全差那么一点。所以我们姐弟三个填出身只好填‘职员’，或含糊点来个‘干部’，再后来就楞填‘革干’，但有点心虚，怕人家查出来。我姐姐和其他被‘老兵’排除在外的当然说他们不好。可等到８月１号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支持，就再没人敢说红卫兵不好了，都想赶紧也当红卫兵。可人家老兵不要你怎么办？谁还求他们不成？于是我姐姐他们自己成立红卫兵，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主要是像我姐姐这样的‘低干’子弟和工农子弟。‘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子女不能要，倒不是真恨他们，是不想找麻烦。同样的，各学校广大学生都发现了红卫兵不是高干子弟的专利，谁都可以自己成立一个，于是街上到处都是红卫兵了。尤其８月１８号以后，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弄的全中国只要能当红卫兵的全当，不想当也要当，因为凡年龄适合却不是红卫兵的，就会被怀疑是‘黑崽子’，即黑五类子女。那些出身介于红五类和黑五类之间的，比如爸爸是旧知识分子，小业主，小职员的，人家红卫兵不收，自己成立一个红卫兵又不敢，就创造了一个‘红外围’，以示和黑崽子的区别。

破四旧

红卫兵的本意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但红卫兵们睁大眼睛看来看去，没看见有谁进攻咱毛主席和党中央。怎么办呀，一身的力气往哪使呀？还在学校里折腾肯定不行了，老师校长早已打的服服贴贴，再打都没意思了。中央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就给找了个目标，让红卫兵杀向社会，破四旧，收拾黑五类。其实黑五类早被共产党自己收拾过好多遍了，没死的也吓破了胆，这会儿正缩头缩脑，动都不敢动一下。

什么算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呢？太多了。比方说，文艺界里一切跟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沾边的戏都是四旧，全扫，不许演了，服装道具连烧带砸。老百姓生活里的四旧更多，服装里包括细腿裤，尖皮鞋，连衣裙之类的，通通不能穿了。红卫兵就在大街上抓，细腿裤拿剪子豁开，尖皮鞋剁掉尖头，连衣裙铰了。头发也不能马虎，什么烫发，大波浪式，大背头，大鬓角，都不行，连女的梳辫子也有问题，一天梳一回，一辈子得浪费多少时间呀，不够革命。红卫兵拿着推子剪子，就在大街上当场改发型，女的一律剪短发，男的一律小平头。可是红卫兵手艺不行，长辫子一剪子铰了还容易，大背头一改就成‘马桶盖’了，没办法，只好干脆改秃瓢。需要改的人太多，忙不过来怎么办？那就先开个头，头顶正中来一推子，剩下的自己回家慢慢找补吧。

街道名字，商店名字，商品名字的四旧更得改。什么王府井，长安街，东交民巷，这类名字太多了，都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留下的。改！东风路，红卫兵大道，反帝路，多棒啊！什么瑞福祥，六必居，步连升，全都散发着旧社会的霉味，全改！还有火柴非叫洋火，明摆着崇洋媚外，改！洋白菜改成圆白菜，西红柿改成鲜红柿，黄瓜改成青瓜（黄是下流的意思）。还有玩物丧志的东西，养花种草，养鸽子养金鱼，扑克牌，象棋，宣扬封资修的书，…。．太多了，全都砸！烧！禁止！还有什么口红、香水、面霜，都不许卖了，只许卖蛤蛎油。商店里的四旧商品全砸！红卫兵的通令贴满了大街：凡属四旧的人，物，……格打勿论！格砸勿论！格烧勿论！格抄勿论！

抄家、暴打黑五类

没几天，大街上的四旧见不着了，都缩到家里去了。于是红卫兵就抄家，掏老窝。这一抄不得了，不光是封资修的乌七八糟，还有反动的，干脆就是反革命的物证，像国民党发的委任状，国民党时代的钞票，金砖金条银元，这不是盼着国民党杀回来么？还有什么房契，地契，老帐本，…。．这不就是变天帐么，就等着一旦翻天好收回财产呀！至于反动日记，反动书信，反动照片，反动画册，那就数不清了。最厉害的是搜出了手枪匕首战刀一类的凶器。这还了得？！原来还有这么多暗藏的坏蛋！红卫兵激动万分，可找着使劲的地方了！全力投入抄家。去哪抄呢？城里，就是现在二环路以内，大片的胡同四合院，那里住的多是老北京人，隐藏的封资修、地富反坏右最多。怎么下手呢？先找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让警察或街道积极分子（后来的新词叫小脚侦缉队）带路。中央专门发了文件，让各级政府和公安部门不但不许干涉红卫兵，还要协助红卫兵，保护红卫兵。落实到行动上就是把黑五类一家一家的指给红卫兵，红卫兵怎么抄，怎么砸，怎么打都行，可一旦黑五类敢反抗，立刻警察出动，严厉镇压。其实用不着警察，谁敢反抗，红卫兵自己就收拾了。说老实话，红卫兵正发愁没反抗的呢：皮带抽在脑袋上怎么没多大反应啊，又起包，又流血，可黑五类怎么就不露出点坏蛋的凶相呢？光知道鼻涕眼泪一起流，一边磕头一边‘红卫兵爷爷饶命吧’，太没劲了。

终于发生了红卫兵盼望的事件，一个叫李国庆的家住崇文门栏杆市的黑五类（据说不过是个小业主）让红卫兵抄了家，连打带抄大半天，连口水都不让喝，终于急眼了，哆哆嗦嗦的摸起了菜刀，把在场的几位女红卫兵吓跑了。然后他就被警察抓起来了，这是为他好，要不抓，随后赶到的大队红卫兵立刻就能把他打成肉酱。当然这李国庆决没有好下场，在工人体育场１０万人大会上公审枪毙了。其实，李国庆也就是摸起了菜刀，根本就没砍谁，只不过表示一下‘兔子急了也敢咬人’的意思。但当时却一下子传遍了北京：黑五类疯狂反扑了！拿刀砍红卫兵了！立刻，红卫兵有了充足的理由，变的凶猛了十倍，全都嗷嗷的叫着找黑五类算帐。再抡起皮带来可就是不死不停了，或把自己累死，或把黑五类打死。北京变成了黑五类的地狱，每天打死的火葬场都烧不过来了。

不光上门打，还把黑五类抓到学校关起来，打着更方便。有的是抓来的，有的干脆勒令：某黑五类几点之前到某学校报到，过时不见人再好好算帐。黑五类一般都乖乖的，战战兢兢的到学校报到。别看中国那么大，他们没地方逃。有的黑五类就这么活着进了学校，再出来就稀巴烂，直接送火葬场了。比如说北京６中的红卫兵设了个监狱，关起黑五类、牛鬼蛇神，整天的揍，打出好多血来，再用血涂在墙上的６个红色大字上：‘红色恐怖万岁！’。到底有多少人被关在６中挨揍，没个准数。被打死的至少３人。多数红卫兵打人的时候，并没想打死不打死的问题，打就是了，你打完我打，累了歇会再打，到晌午了吃完午饭再打，天黑了回家睡觉，明天再回来接着打，反正不急，有的是功夫。他们还赛着打，你那下狠，我这下更狠，你打的地主婆叫唤，我让她叫的更响。结果呢，就死了。另外，这些学校监狱比真的监狱还糟１００倍，不给饭不给水，连渴带饿，再没完没了的打，能不死吗？据说挨了打流血过多还不能给水喝，喝了就死。听说６中抓的一个老地主挨了一天揍，到晚上还能说话呢，一遍一遍的说：‘红卫兵爷爷给口水喝吧’。红卫兵当然不给：‘还想喝水？给你尿喝不喝？’，然后锁门走了。第二天再一看，那个老地主把痰盂里的赃水全喝了，死了。

不少学校都有类似的监狱，关上老师校长黑五类，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不光打，还让他们干活，赃活累活全是他们的，刷厕所扫院子，活干完了也不能闲着，让他们戴上高帽排着队在操场里转圈，一边走还得一边骂自己：‘我是地主（或资本家，反革命），我罪该万死，我不是人，…。．’红卫兵们在一边看着，哪个不顺眼就揍几下，打的走不动了，爬着也得来。有的还拿黑五类练拳击，练摔跤，练刺杀。中学生有过军训，也练过刺杀，用的是草人作的假靶子。这回用上真靶子了，拿木枪照肋叉子上捅吧，三下五下一个黑五类就爬不起来了，肋骨断好几根。

我那时才小学五年级，当红卫兵不够岁数，可是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特别赞成，大有不谋而合的感觉。记的还是在文革前呢，我们小学的墙上贴过法院的布告，多是判死刑的，每个名字都打着红叉。我们正围着看，我们班同学刘力大声说：‘可惜了！可惜了！太可惜了！’我们都瞪他，枪毙坏蛋怎么可惜呢？刘力又说：‘不应该枪毙！’。我们眼睛瞪的更圆了。刘力看周围的人都瞪着他，这才得意的说：枪毙太浪费了，费子弹，还费地方埋，连坏蛋的肉也浪费了，应该把坏蛋送到动物园喂老虎，喂熊，喂狼，多好看呀，又能省不少牛肉。我们恍然大悟，这主意可真不错，赶紧又帮着想出更多的好主意，其中就包括拿坏蛋练打靶，练刺杀。谁也没想到‘残忍’二字，因为坏蛋都是死有余辜，他们肯定都杀过不少好人，还用酷刑折磨过好人，小说里，课本里，广播里都有，错不了。反正坏蛋是一定要杀的，为什么不能杀的巧妙一点，杀出点‘剩余价值’来呢？我们长在红旗下的革命接班人想的都差不多，一致认为对坏蛋可以任意处置，管他们是死是活，疼还是不疼，人道主义只对人民，对坏蛋只有一个原则：狠狠惩罚。不过在实际操作中仍然有点困难：那些黑五类长的和小说里、电影里、小人书里的很不一样，一般都不是尖嘴猴腮，三角眼大金牙，一脸横肉恶狠狠的凶相。他们长的跟大街上的其他人差不多。所以第一次下手时总不免有点犹豫，怕弄错了。这时就要用毛主席的教导鼓励自己。最常用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力，…。．’那段，还有关于‘……化成美女的蛇……’的那段。于是再看眼前的黑五类就能看出坏蛋的影子，再抡皮带就有了力量。但是，红卫兵到底是十几岁的孩子，看着黑五类浑身是血，又哭又嚎，有的眼睛瞎了，脑酱子出来了，屎尿乱流，即使背诵着毛主席的语录和想着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仍不免有点不很舒服的感觉，说不清是恶心，讨厌还是心软。这是一种根本不可怜坏蛋也难免的感觉，大概就像一只猴子看见另一只猴子浑身是血时的生理反应。要是坏蛋都长的不像人，都是丑八怪就好了，再打起来就痛快多了。都怪黑五类长的不对，还是他们的错。

斗争地主婆

我家住百万庄，一大片机关宿舍楼，住的都是干部家庭，不是清理黑五类的目标地区，这让居委会的积极分子们很难过，感觉被红卫兵冷落了。于是挨家挨户的摸底调查，终于查出几个坏蛋，赶紧去附近中学报告。那天，总算盼来了几个红卫兵到我们寅区清理一个地主婆。接应红卫兵的街道积极分子是个又高又壮的半大老太太，宽脸上几个麻子，嗓门特大，而且嘴包不住牙，所以外号叫‘大呲牙’。红卫兵太少了，大呲牙就招呼在附近玩的小孩们一块去抓地主婆，人多势众。中学生都去学校闹革命了，只有我们小学生在家玩，正闲的不知干什么呢，一听斗地主婆，高兴坏了，连呼带喊的跑着去，而且越传越远，一群群的小孩都跑来了，全往前挤，弄的红卫兵都闲着了，插不上手。等把地主婆从家里揪到院子里，我才捞着机会挤到跟前。太让人失望了，这个地主婆太不像地主婆了，长的慈眉善目，远不如大呲牙像地主婆。但既然红卫兵都不拿大呲牙当地主婆而拿这个更像好人的当地主婆，我们也就不必担心‘有没有搞错’，于是拳打脚踢，吐吐沫，扬土，扔石头，一会儿地主婆就倒在地上了。大呲牙说她‘装死狗’，命令她站起来，于是她赶紧往起爬，还真是装的，小孩的拳脚能有多大劲？要不就是吓的，因为有人已经发现她裤子湿了，肯定是尿的。她爬起来又倒下，爬起来又倒下。于是一个红卫兵把小孩们推开，一边命令她站起来，一边解下腰里的大皮带。这下提醒了我们，也赶紧解皮带。我刚解开又系上了，因为裤子往下掉。人家红卫兵是两条皮带，一条系裤子，另一条才解下来抡，如果只有一条皮带是不能随便解的。但有的小孩不管不顾，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抡皮带。我只能抡拳头，但刚要出拳又改主意了。决不是可怜地主婆，是没地方下手，她身上头上全是吐沫和土，我怕脏了手。那就出脚吧，但刚要出脚我屁股倒先挨了一脚。出脚的人太多，谁挤在前边谁倒霉。有个孩子让人一推，扑在地主婆身上了，粘了一脸一身的吐沫，转过身大骂：‘操你妈！是谁推的？！’后来大呲牙命令地主婆爬到一个水泥板的乒乓球台子上跪下，有个比我还小的孩子赶紧从地上捡起块碎玻璃扔到台子上。这招儿小说里有，坏蛋让好人跪玻璃碴子，这孩子记性真不坏。那地主婆跪在台子上，脸煞白，双眼紧闭，使劲的哆嗦。已经脏的不能再脏了，浑身上下都是土和吐沫，还不时的大哆嗦一下，那是挨了一石头或一皮带，还真有不怕弄脏皮带的。大呲牙威风凛凛的大声宣布，勒令地主婆２４小时内滚回老家去，不然决没有好下场。

一盆凉水

那天我和弟弟是第一次斗争地主婆，所以非常得意，回到家还要宣传一下，没注意到我爸爸的脸色越来越不对。突然他狠狠的问了一句：‘你们俩打人没有？’，虽然声音不大，但带足了气。我知道爸爸没搞清楚，赶紧解释：‘打的是地主婆！’。‘别管谁也不许打！’爸爸的火气更旺了，我有点糊涂：打地主婆怎么啦？这就像１加１等于２那样错不了啊。于是理直气壮的对爸爸说：‘打的是地主婆！是欺负穷人的地主婆！’这下爸爸没词了，可还瞪着眼不甘心。过了好一会才拿准主意，变的挺诚恳的问我俩：‘你们知道爷爷奶奶是什么成份么？’这我还真不大清楚，但肯定是劳动人民啦，附近的老头老太太里就数我爷爷奶奶最勤快。谁想爸爸却说：‘知道么，他们是富农！’。爸爸声不大，可却像一声惊雷，我顿时木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真有那种一盆凉水浇下的感觉，凉透了，动不了了。好一会儿我才又能想问题。虽然我不服气，爷爷奶奶从头到脚都是劳动人民的样，怎么能是富农呢？但爸爸的话无法怀疑，这事能随便开玩笑吗？再一想，我不由得大舒一口气，幸亏爷爷奶奶三个月前（１９６６年５月）回老家了。要等到现在，我一想那个地主婆挨揍，立刻吓的都不敢往下想了。这还得佩服爸爸，从我记事起，爷爷奶奶就跟我们住在北京，直到三个月前才突然收拾行李要搬回老家了。我实在不想让他们走，是他们把我带大的，他们好像也不愿走，是爸爸非让他们走。我当时对爸爸一肚子气，到了这会儿才明白，爸爸简直是神机妙算呀。再后来慢慢知道爷爷奶奶在老家（河北阜平）还可以。生活当然比不了北京，但决没有遭到北京黑五类那样的大难。乡下人待人好坏另有一套。我爷爷奶奶都是和气的不能再和气的人，对村里的人谁都没得罪过，所以也没人故意难为他们。当然了，严惩阶级敌人的风也刮到了乡下，我爷爷每天上工要跟一群地主富农一起（好多都是年轻人，子继父业吗），专干重活累活。隔三差五的队长还要上门训话，有时还要去公社集中听训话。不过呢，因为我三叔在部队工作（１９４５年参军的，解放后富农出身的就不许参军了），所以逢年过节，队长前脚上门训我爷爷奶奶一顿，后脚又带着人敲锣打鼓的再来，把‘光荣军属’的红纸条贴在门上，弄好了还给点慰问品。乡下人就是头脑简单，根本就没想这一前一后有什么矛盾。

又一盆凉水

我的革命劲头被爸爸扫的荡然无存。爷爷是富农，我不就成黑崽子了么，虽然隔了一代，但那会家庭出身都是查三代呀。好几天我都不想出去玩了，再出去已经是心怀了鬼胎，小心翼翼的看看其他孩子，虽然他们不知道底细还像过去那样对我，但我觉的自己已经跟他们不一样了，有点像暗藏的坏人。正在这种时候，我妈妈又使情况变的更坏，她让陆阿姨住到我家来了。陆阿姨和妈妈在一个机关工作，也住百万庄寅区。大呲牙查出她的父母是资本家，于是带着红卫兵和一大帮革命小孩去抄了家斗了人。地主婆可以滚回老家，可她父母几代都是城里人，没有老家可回。这就更惨了，从此苦难无边，大呲牙、红卫兵、革命小孩们随时都能打上门去，教训他们一顿。老头和老太太判断了一下前景，看不见还有熬出头的日子了，于是认定‘赖活着不如好死’。怎么算好死呢？他们都怕疼，于是两人吃了一整瓶安眠药，把脸洗的干干净净，头发梳的光光溜溜，衣服穿的整整齐齐，合盖着一床新被子，并排睡在大床上。陆阿姨发现的不算晚，老俩口还睡的呼呼的。陆阿姨的看法却相反：‘好死不如赖活着’，于是赶紧行动。那时的医院也变的非常革命，谁去看病先问出身成份，凡黑五类得了病受了伤一概不管，坏蛋都死了才好呢。陆阿姨到处找熟人，找了好几家医院才找到一家愿意抢救，来了辆救护车，有个医生跟着。我妈妈也跑去帮忙。可惜已经走露了风声，大呲牙和另几位半大老太太加上一大群革命小孩把陆阿姨的家看的死死的。坏蛋自杀？那就是对革命群众的最后一次猖狂反扑，还想抢救？你们是什么阶级立场？陆阿姨鼻涕眼泪的跪下求都不行，我妈妈还有机关来的领导一起帮着说也不行。大呲牙的革命立场极为坚定，革命小孩们更是愤怒：坏蛋死了活该！全死光了才好呢！自杀那是便宜他了，还抢救？谁把狗资本家抢救活了，我们就再把他打死！人家医院的本来就是犹犹豫豫来的，一看这架式，走了，不管了。陆阿姨又赶紧去找平板车，想自己拉上人送医院，可大呲牙已经布置了一天２４小时警戒线，谁也别想钻空子。过了有两天两夜，老俩口才一先一后没了气。等火葬场的车来拉人，大呲牙放行了。这次再不放，那个楼门住的其他五家都不干。等烧完了父母，家里就剩陆阿姨一个人了，她爱人在外地工作。可陆阿姨老觉的还有两个人在那张床上躺着呢，所以说什么都不敢回家了。我妈就把她接到我家来了。我当时还没资格表态，但心里非常反对，因为第一，资本家是坏蛋，死了活该，我和其他小孩观点完全一致。第二，陆阿姨还想抢救资本家，阶级立场肯定错了，我妈妈去帮忙，也错了，第三，她们犯了错误还不悔改。陆阿姨也就算了，跟我没什么关系，可妈妈叫她到我家来住，这就是自己找麻烦。我爷爷奶奶已经是富农了，这回又和资本家搅和在一起，越来越危险了。哪天惹的大呲牙带着革命小孩们杀上门来可就来不及了。

另外呢，我妈妈还事先警告我和弟弟，说陆阿姨来了，你们吃饭规矩点。我和弟弟一见着好吃的就玩命抢。如果菜里有肉，我俩都站着吃，两个脑袋争夺菜盘子上方的制空权，先把肉抢光了，才坐下慢慢吃饭。我妈特别说，陆阿姨家拿来的东西你们一点不许动！听见没有？再一开饭，我发现饭桌上多了一瓶八宝酱菜，那在当时算高级咸菜，我家从来不买，我们最多只买小酱萝卜，所以肯定是从陆阿姨家拿来的。我妈帮她去拿了被子，衣服，脸盆之类的。此外还有一个大瓶子，里面是什么呀？肉松！更肯定是陆阿姨家的，我家从来不买那么多，只有谁病了，才有可能买一小包，只让生病的人吃。除了我自己生病，就只有在生病的人宣布实在不想吃的时候，我才有机会，这决不包括我弟弟，他就是发烧３９度也不会让肉松剩下一点渣的，我也一样。可眼前这一大瓶肉松，足有一斤，这在我家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真是资本家，就是有钱。对当时的我，肉松几乎是天下第一美味，现在就摆在眼前，却不能吃，多么痛苦。但我心想，会有机会的，只要陆阿姨抱起瓶子倒在我的碗里，妈妈就没办法了。陆阿姨会这么作的，那次我妈机关组织春游，陆阿姨就买冰棍给我和弟弟吃，我妈也说不许吃，可陆阿姨一下就把冰棍塞到我的嘴里，妈妈也就不管了。可这次陆阿姨怎么了？眼睛又红又肿，不光没叫我名字，干脆就好像没看见我，两眼发呆，好像什么都没看见，刚吃了两口就放下碗，说‘不吃了’，那声音就不像是陆阿姨的。然后她就回屋了，妈妈也跟去了，可肉松瓶子还敞着口！我和弟弟互相看了一眼，但谁也没有给对方鼓起足够的勇气，只好叹口气，继续吃自己家盘子里的素菜。有肉松摆在眼前，嘴里的菜越发显的淡而无味。哼！没人吃也不让我们吃！不让吃又要摆在桌上馋人！我和弟弟都愤愤不平。

斗争右派

不久，大呲牙又带着革命小孩们揪出了一个右派，是个圆圆脸挺好看的女的。她爱人也是我妈机关的，我还管她叫过阿姨呢。没想到这个圆圆脸挺厉害，挡在门口跟大呲牙和革命小孩们吵，非说她不是右派。还指着大呲牙说‘谁是右派？拿出证据来！我还说你是反革命呢！’。圆圆脸那么理直气壮，我们小孩们全都没主意了，不敢打，不敢吐吐沫，手里有皮带的也不敢抡。大呲牙也不示弱，说隐瞒右派身份罪加一等！我们要是不知道你的底细，今天就不来了！她们吵个没完，有人搬来了扬老头，他是个老红军，退休了，有时也到居委会帮忙。扬老头不慌不忙的指着圆圆脸说：‘你的情况我们全都掌握，你瞒不了的！’这下圆圆脸的脸全红了，但还大声狡辩：‘组织上早就作了结论！１９６４年就给我摘了帽子！’扬老头说：‘这不就对了么！摘帽右派吗！’我们‘轰’的全笑了，圆圆脸傻的可笑，好像摘帽右派就不是右派似的。谁管你什么右派呢，大右派，小右派，男右派，女右派，摘帽右派，戴帽右派，统统都是右派，就像红苹果绿苹果都是苹果一样。右派身份确定了，我们一边跟着大呲牙高呼口号：‘打倒右派ＸＸＸ！’‘ＸＸＸ必须低头认罪！’一边摩拳擦掌，只等圆圆脸低头认罪就可以拳脚齐上。可圆圆脸偏不低头，还瞪着眼不服，有几个孩子刚要动手就被她吓住了，‘你要干嘛？还想打人吗？！’‘告诉你！我今晚上就找你家去！’‘别以为我不认识你！你爸爸不就是李ＸＸ吗？！’。我们小学生比不上中学的红卫兵那么胆壮，让她一吓就把手缩回去了。打一个瞪眼盯着你，又口口声声认识你爸爸的大人，确实不容易下手，这和那个闭眼缩脖等着挨打的地主婆大不一样。

尽管圆圆脸没挨打，但也被大呲牙拿下。以后我们寅区一共３０多个楼门那么一大片的户外卫生都由圆圆脸负责了。这才是大呲牙的主要目的。人家好多学校，机关单位，居民区早就由牛鬼蛇神黑五类打扫卫生了，扫院子，刷厕所，清垃圾，全是他们的事。这回我们也算追了上来，大呲牙很为自己的工作成绩得意。

圆圆脸每天打扫卫生还穿的挺全，一身旧衣服当工作服，还有套袖，戴个男式的帽子把头发全罩起来，一双旧球鞋不知哪来的，还老戴着口罩。我们所有革命小孩都负有监督她的责任，经常需要喊一声：‘臭右派老实干活！’，要不就远远的扔块石头。最好玩的是等她来掏垃圾的时候，悄悄的从楼上的垃圾口倒下一簸箕垃圾，炉灰最好，楼下的垃圾口就喷出一大股尘土，让她措手不及喷一身，叫作‘打她一个冷不防！’（要用〖沙家浜〗里的唱腔）。但圆圆脸也不是好惹的，谁要骂她一句，她轻则怒目而视，重则反击：‘你是哪家的孩子？’‘你家大人怎么教育你的？’。如果遭到炉灰的的暗算，她就瞪着眼睛看是楼上的哪家，然后立刻找上门来。白天大人不在家，小孩不开门，她就没办法。可她晚上还来，非要向大人‘哇啦哇啦’说半天。而大人们则普遍的阶级立场不稳，经常帮着右派说话，阶级立场最不稳的还能给孩子一巴掌。圆圆脸很快就记住了哪个孩子是哪家的，谁惹了她，她就晚上敲门告状。弄的小孩们只好藏在暗处拿弹弓子打，连面都不敢露。本来是理直气壮的反右斗争倒变成敌强我弱的游击战了，这叫什么事啊。

后来，大呲牙又带着革命小孩们把嚣张的圆圆脸斗争了一次，原因是她私自潜逃。居委会规定她不许擅自离开百万庄寅区，界限是四周的小马路。想要出界必须报告，没得到批准就私自离开就算企图逃跑。当时揪出的坏蛋太多了，监狱根本装不下，所以大部分都‘交革命群众监督改造’，一般就像对圆圆脸这种办法。这次斗争圆圆脸就是因为她突然不见了，一个多小时到处找不着，后来才看见她从甘家口商场那个方向回来了。这还得了？大呲牙马上带领革命群众外加一群革命小孩把她截住，开现场批斗会，先问她干嘛去了，为什么私自潜逃。圆圆脸一点没有认罪的意思，大声说去商场了，她想报告，可是找不着居委会的人。大呲牙说，见不着居委会的人，你就不许离开。圆圆脸说，她家这月的豆腐还没买呢，再有两天就过期了。眼尖的小孩说，那豆腐呢？你怎么没拿着豆腐呀？明明是干坏事去了！圆圆脸说排了半天队，到跟前豆腐卖没了。这倒是常事，每家凭购货本每月买一斤或两斤豆腐，但可不是准买的着。一听说商店来豆腐了，就得赶紧跑去排队，可每次排队的人都远远多于豆腐，所以大多数人都白排队。大呲牙又质问：买豆腐还要你去吗？你两个孩子怎么不能去？圆圆脸却更有理了，说那你先保证我孩子的安全，说她两个孩子早就吓的不敢出门了，一出来就有人叫他们‘右派崽子’，说那天她逼着儿子去买酱油，酱油没买回来，买酱油的钱却让人抢了。回家光哭，怎么问都不敢说是谁抢的。圆圆脸越说越来气，指着我们革命小孩大声问：你们是谁干的？说！有种的敢作敢当，谁？！这他妈圆圆脸，不像是斗她，倒成她斗我们了。还真得佩服干那事的聪明孩子，抢黑崽子的钱就是保险，别说不敢报告派出所，看看，连回家都不敢说是谁。不用问，那聪明孩子准是反复叮嘱了她儿子：‘回家敢说是谁，以后等着！见一回揍一回！’听圆圆脸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有一天我从她家楼门口过，看见她儿子把大门推开一条缝，探出个脑袋，转头一下看见了我，赶紧又缩回去了。就像一只兔子刚要出窝，一探头看见一条狼，‘唰’就不见了。那时，黑崽子们把一切非黑崽子的年龄相当的男孩都看作狼一样的可怕。

那次斗争圆圆脸很不成功，后来就不斗了。倒不是被她的反动气势压倒了，而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太快，好玩的事一个接一个，我们全都目不暇接，哪还顾的上一个摘帽右派呀。

　　　　　　　　　　　　　　　　二、革命大串联

外地红卫兵在北京

文革在北京红红火火，外地的学生都想来看看。咱毛主席更想把北京的革命大火烧向全国，所以呢，就要来个大串联。还在红八月之前，自发的串联就开始了。八月十八日（８.１８），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百万红卫兵，还说这是第一次，以后还要接见。全国的红卫兵立刻急疯了，赶紧都往北京跑。８月２１日，毛主席果然又接见了一次。９月初，报纸上广播里公布了中央通知：全国实行革命大串联，火车汽车一律对红卫兵免费。还到处办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都不要钱。不光不要钱，红卫兵有什么急需还可以借钱，凭红卫兵证件就行。让全中国上千万的红卫兵白吃白住白坐车，这得有多大气魄！除了咱毛主席，谁能想的出这个！

北京一下子满大街都是外地红卫兵了，南腔北调的。公共汽车不要票了，本来只说红卫兵不要票，但实际上谁都不要票了，反正车上也没几个不是红卫兵的，除了红卫兵都挤不上去。再说车一到站半天走不了，车门外边老吊着一大砣子人，关不上门。北京人上下班三站五站的干脆走路，再远就骑车，坐车肯定迟到。

北京的各学校各机关单位，凡有空地方的都办红卫兵接待站，到处动员北京市民拿出被子褥子来。还调来大批的席子草垫子。我们百万庄居民区也不例外，招待毛主席的客人，能往后缩么？每个区都办一个接待点，我们寅区居委会有一间办公房子，贡献出来了。屋子也就十几平方米，腾出来，铺上草垫子打地铺，再动员出被子褥子，一次能接待七、八个红卫兵。头一拨里记的有个湖南来的，又黑又瘦，一个江西来的，又黑又矮。他俩都是农村人，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印象特深。比如上厕所拉屎，他俩都不坐马桶，都要蹲在马桶上，说坐着拉不出来。晚上睡觉要脱光溜子，连裤衩都不穿。我们那会整天闲着，来了几个红卫兵，当然要围着看新鲜。晚上他们黑灯睡觉了，我们就打着手电从窗户往里看，反正是一楼，方便。接待站不光管住，还管饭。钱和粮票都是上级拨下来的，居委会几个妇女做饭，开饭就在院子里，蹲在地上吃，要不就坐在水泥乒乓球台子上。没什么好饭，一个馒头一个窝头（那时粮食供应按定量，有４０％的粗粮，就是玉米面），加一碗素菜：豆角冬瓜洋白菜之类的，早饭就只有馒头棒子面粥咸菜。饭很一般，但瘦湖南和矮江西都吃的香着呢，别人吃不下去窝头他俩就能吃，剩的窝头我们拿去喂鸡，他俩还说可惜。有一个太原来的，白白净净很体面，衣服也穿的好，是什么山西商学院的，大专生。他就只吃馒头，不吃窝头。有时干脆什么都不吃，到饭馆吃去，他的女朋友也来了，住在附近另一处接待站。别人都先打听去天安门怎么走，他一张口问我们去颐和园坐几路车。瞧瞧，这才是懂行的。

接待站当然不能老养着他们，一般只允许住十几天到二十几天，等到一次毛主席接见。从８.１８第一次，到１１月２６日最后一次，毛主席一共接见了八次。那天刚接见完，马上庆祝，改善伙食，一人两个白面馒头，一碗豆角粉条炖猪肉。瘦湖南和矮江西本来见到毛主席就够激动了，这一吃猪肉炖粉条子就更激动了，说在家过年才吃肉呢。连那位白太原也吃的挺香，可他不吃肥肉，每块肉挟起来只咬掉瘦的那半截。但肥的也糟蹋不了，瘦湖南和矮江西都把碗伸过来了，白太原判断了一下，认为瘦湖南更适于吃肥肉。矮江西受到不公平待遇，立刻脸色发暗。

毛主席接见完了，猪肉炖粉条子也吃好了，居委会就按上级指示下逐客令了：该回湖南江西太原等地方闹革命了。他们七八位刚走，马上又住进来七八位，换拨。我们寅区这个接待站一共接待了有三、四拨，反正一吃猪肉炖粉条子就换拨。不过换下去的那拨可不一定就真回老家了。比如说，我们院小狐狸（外号）后来在王府井又碰见瘦湖南了，那时他吃完猪肉炖粉条子都好些天了。这也能理解，人家挺不容易来趟北京，十几天就走？又不是光去学校看大字报，什么颐和园、北海、故宫、八达岭也得顺便看看吧。没个三、四十天的哪够啊。反正到处都有接待站，出了这个进那个，都是白吃白住。尤其像瘦湖南矮江西这样的，在家又轻易捞不着猪肉炖粉条子，当然得抓住机会多过它几个年。

北京红卫兵去外地

外地红卫兵串联首选就是北京，想都不用想。北京红卫兵去外地可就犯犹豫了，先去哪啊？特革命的就去最需要革命的地方。比方说曲阜，孔子老窝，封建根子，能留着么？北师大红卫兵由谭厚兰带头去把孔子的坟平了，碑砸了。也有专去名山的，可不是逛风景，哪庙多奔哪去，扒庙砸佛爷，把和尚尼姑一律赶走，临走还给他们配对结婚。也有的专捡动静小的地方去，哪的革命形势最差就去哪，到了地方就煽风点火，破四旧，批走资派，给省委市委贴大字报，非把革命大火烧起来不可。还有的直奔云南广西边界，出国，去越南打美帝。‘打倒美帝’喊了那么些年，这回玩趟真的。而去缅甸的就准备打游击战，这可是直接实践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理论，今天的缅甸不就是昨天的中国么，多好的机会，干吧！冷不防自己就许成了革命领袖，毛委员第二。当然，最后这句是不能说出来的，只能暗下决心。也有打算去香港的，可不是偷渡，是要跟英帝斗争，如果看条件成熟，就顺手把香港解放了它。可赶到边界一看，英帝那边军警伺候，荷枪实弹。咱这边解放军腰里也有枪，可怎么不拔出来打丫的呀，咱们还怕他们丫的是怎么着？可惜解放军一点不听红卫兵的建议，还干脆老远就挡驾，说是边境地区不许进入。那些特虔诚的则专拣革命圣地，韶山、井岗山、遵义、延安，一圈看下来，更觉的咱毛主席光芒万丈。当然也有专挑风景圣地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桂林山水甲天下’，这都是语文底子比较好的红卫兵。俗一点的就先去上海，那里好东西多，连上海牛奶糖都是全国第一。

就这样，当北京的大街上挤满了外地红卫兵，北京的红卫兵全去了外地。像我姐姐他们那伙‘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正在和高干子弟的老红卫兵辩论对联呢，‘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还是不对。还辩论中央和北京市的各位首长哪个该打倒，哪个不该打倒。正辩的激烈呢，一听大串联，双方自动停止，回家收拾背包出发。背包很简单，两件换洗衣服，毛巾牙刷茶缸子，再跟家里要点钱贴身藏好，这就行了，再复杂挤不上车。我姐姐要去什么地方呢？我们不知道，她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根本不知道哪趟火车能挤的上去。每趟火车都超级爆满，连什么去西宁去新疆的都不例外。想上车的人根本对车门失去了兴趣，因为数那里挤的最结实，只能走窗户了。但车上的人，包括刚从窗户爬进去的人都赶紧把窗户关上，想给自己多留点喘气的空间。车下的人就举起砖头棍子，让里边的人开窗户，数一二三，不开就砸。如果外边的确实比里边的狠，里边的就只好照办。

直到我姐姐的信来了（我妈妈反复叮嘱，到了任何地方先写信），我们才知道她第一站到了上海。她们几个还算比较认真，每天去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到学校去交流，不大逛商店和公园。后来呢，又到了湖南，四川，突然又从一个没听过的小地方，‘鹰潭’寄来一封信，说困在那了。一个同学病重了，必须下车看病，还要找一个人陪着，就挑上了我姐姐。足有一个多月我姐姐才回到家，又黑又瘦，还浑身是包，而且居然说的清哪些包是蚊子咬的，哪些是虱子臭虫跳蚤咬的。接着就是一路的新鲜事，比如四川的饭有多辣，一碗凉粉没吃完呢，她已经再也坐不住了，只能站起来蹦，一直从棚子里蹦到棚子外边。还有车上多么挤，人碰人，人顶人，人压人，人扛人。椅子下边，椅子背上，行李架上，过道里，厕所里全是人。挤还不怕，最难受的是憋。就算一点水都不敢喝，一天里总得有泡尿吧。别想上厕所，那里边挤着男男女女好几位呢。那怎么办呢？男的都不在乎，从窗户往外尿，甚至敢把屁股伸出去拉屎。女的哪好意思啊，有的憋的直哭，有的就尿裤子了。后来她们想出办法，一圈女的围起来，中间的那个就往茶缸子里尿，尿满递到窗户那泼出去。窗户总是开着的，晚上也不关，一关上空气就不够用。本来坐在窗户边是个最佳位置，但有个危险是前边窗户泼出去的尿，一部分还要被风刮进来。

我姐姐在家歇了没几天又要出去继续串联，已经上瘾了。她还问我去不去。我认识的好几个小学生也跟着红卫兵的哥哥姐姐出去串联了。可我一想车上挤的喘不过气，还要从窗户往外撒尿，还要咬一身大包，就说算了。我从小就有怕苦怕累的毛病。我姐姐她们第二次再出去，目标就清楚多了。因为第一趟完了大家都互相交流，你去了哪我去了哪，于是什么地方最好玩心里都有了数。什么杭州、苏州、桂林、广州，……先列单子，再来个一网打尽。

这场革命大串联，一直串到冬天来了，串到１９６７年的二月份，广播里报纸上一遍又一遍宣布中央指示：大串联结束，不再白吃白住，不再坐车不要钱了，这才慢慢停下来。但打着红旗排着队，徒步串联的还可以去，不过只能去穷地方，比如延安。还要自带被褥，一路睡在老乡的炕上，连吃人家的窝头咸菜都要交钱交粮票。白吃猪肉炖粉条子的机会再也没有了，所以大多数红卫兵就不想串了。比如我姐姐她们也计划好了徒步串联，可越是临近出发日期人数就越少，或是妈妈病了或是自己感冒了。最后剩下没几个，心也凉了，只好取消。

发动大串联结束大串联都是咱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结束它决不是因为猪肉炖粉条子供不起了，而是该打下一个战役了。火已经在全国烧了起来，已经对真正的目标发起总攻了。这些目标都藏在党中央和各级政府机关里，既不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也不在‘桂林山水甲天下’，所以继续串联就要耽误革命了。

１９６６到１９６７年的冬天，天虽然冷，但革命形势却热火朝天。

□　寄自澳大利亚

刊登在 2006 华夏快递 kd060523

http://www.cnd.org/HXWK/column/Recollection/kd060523-2.gb.html

bluesky

畸形年代——大多数的文革（二）

　　　　　　　　　　　　　　　　·陈向阳·

　　　　　　　　　　　　　　　　三、革命高潮

刘少奇顽抗

咱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真正目标是谁？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什么破四旧、收拾黑五类，根本就没在计划里，那是刘少奇一伙甩出来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假目标。咱毛主席先冷眼看着，能激起年轻人的干劲也行啊，等全国的火都烧起来，还怕你跑了吗？

刘少奇也不是三五天就能收拾的了的。咱毛主席退居二线那几年，他执掌大权，全国各级政府到处都有他的人马。要收拾他，先得扫清外围、剪除卵翼，所以先收拾了彭、罗、陆、扬。他们官都不小吧，那不过是前哨战，大头在后面呐。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毛主席写了一张大字报，但不是贴在墙上，而是在报纸上、广播里，全国发表，叫‘炮打司令部’，没点名的公开了真目标。明眼人看出来了，毛主席说的那个黑司令，除了刘少奇谁都对不上号。咱毛主席也真沉的住气，宣战书发表了，可８.１８接见红卫兵还让他刘少奇上天安门，也让穿军装，不过从过去的第二降到了第六，排在毛、林、周、陶铸、陈伯达后面。这是一步步来，突然就把快跟自己平起平坐的刘主席变成阶下囚，怕吓着咱老百姓。

刘少奇呢，一开始可不想束手待毙。火是烧起来了，肯定扑不下去了，那就让火往外烧，别烧着自己。学校的老师校长，社会上的黑五类是第一批牺牲品，全送给红卫兵了，有多大劲就使去吧。但重要部门决不放手。１９６６年的６、７月份，刘少奇邓小平还把持的中央就开始往火势最旺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派工作组，主动领导文革。领导什么呀？领导揪人，揪坏蛋。大火总是要烧死一些人的。烧死谁呢？先下手为强。你先揪，揪的就是他。他先揪，揪的就是你。到了你死我活的时候再不能手软了，一时间猛揪坏蛋，叫‘反干扰’，也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什么走资派、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右派、假左派、反动学生、……太多了。工作组依靠高干子弟和一向紧跟党的出身好的基本群众。凡出身不好和有点历史问题的先揪出来再说，好多都是过去已经收拾过不只一遍的‘死老虎’，早就吓的缩头缩脑不敢动了，那也揪出来凑个热闹。当然也要揪出那些反正也保不住的各级干部。毛主席早发话了，要整党内的当权派，不整些干部是交待不过去的。比如清华的校长蒋南翔，那是非整不可的，留给别人整，不如自己先整，显的主动。但工作组的首要目标还是‘危险分子’‘刺头’，潜在的造反派，必须先把他们打趴下，以防后患。比如清华的反动学生蒯大富，你不揪他，他就敢从校党委揪到市委揪到中央，除了毛主席谁都敢揪。这样的能留着吗？凡是平常就爱找领导麻烦的全揪，枪打出头鸟么。这回管他出头没出头呢，先通通打了再说。派工作组的关键就是要掌握住运动的领导权，用刘少奇的话说：‘要敢于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面’。运动就是整人，领导运动的人就是整别人的，失去领导权的就等着挨整吧。

毛主席收网

就在刘少奇、邓小平自以为得计，咱毛主席出招了，严厉批评他们派工作组，说是镇压群众运动，把群众运动搞的‘冷冷清清’，让他很难过。毛主席下令立即撤回工作组，不许刘邓再领导文革了，换上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这下子，那些正在挨整的群众立刻就解放了，各单位全搞平反，还是毛主席亲啊！然后呢，造反派就起来了，咬着牙跟走资派算帐。‘造反有理’本是咱毛主的版权，在文革中又是中学的老红卫兵先喊出来的，但真正的文革造反派却是这会儿（１９６６年秋冬）闹起来的，而且一起来就成了革命主力。咱毛主席早就看出来了，中学的红卫兵只能算个先头部队，点火的，破破四旧，造造声势。真打硬仗还得靠主力部队。大学红卫兵就是主力之一，比如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４日成立的清华大学井岗山红卫兵，随后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俗称三司），蒯大富是司令。其他主力就是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的广大群众。此时农民还基本用不上，他们的用处是好好种庄稼，没粮食吃什么革命都搞不成。到处都成立组织，三四十岁，五六十岁的再叫红卫兵不合适，所以要起别的名，什么红色造反团、反到底兵团、红旗战斗队之类的。十个人一伙也敢叫兵团，也有总司令。

刘少奇知道大势已去，停止了抵抗，左一个认错右一个检讨，高举双手缴械投降。但这回，他再也脱不了钩了。咱毛主席最爱‘宜将剩勇追穷寇’，想认输？不接受！彻底打死算完！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林彪在天安门上讲话，接着〖红旗〗杂志１３期发表社论，都把刘邓派工作组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镇压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６日，三司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报纸广播一宣传，立刻推向全国。于是，全国都批‘资反路线’，都造走资派的反。每个单位的头头就是眼前的走资派，县里就是县长县委书记，省里就是省长省委书记，中央的部里就是部长。司局长们想当走资派一般都不够份量，让他们当叛徒、历史反革命、反党分子一类的更合适。处长以下的算群众，虽说他们好多人比县长级别还高呢。全国到处一造反，原来刘少奇人马执掌的各级政府就彻底瘫了，也就是说，条件成熟了。终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５日到２６日，一夜之间北京好多大街上都刷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谁干的？三司！蒯司令带头！是蒯司令自己的主意么？姥姥！他哪来的这伟大战略思想呀？这是中央文革的直接指挥，后边呢，咱毛主席才是真正的总司令！

揪出刘少奇，人民大欢喜

三司一带头，全国都跟着喊打倒刘少奇。虽说毛毛雨下了好几个月了，不少老百姓还是吓了一跳。但更多的人是大舒一口气，文革的最大谜团解开了，咱毛主席精心部署、亲自点火、步步升级的文化大革命原来是要挖刘少奇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就是他呀。眼看就要和咱毛主席平起平坐了，老百姓家里一挂就是毛主席刘主席两张像，喊完‘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也顺口喊出来了，原来却是个头号坏蛋呀。太过瘾了！再高超的魔术师也变不出这戏法，再离奇的小说也编不出这种大包袱。

我们小孩就喜欢热闹，越是稀奇古怪我们就越高兴。但我们院里最高兴的还是二猪（外号）。他站在院子里，把‘打倒刘少奇！’喊了好几十遍，激动的眼冒泪花。他吃过‘打倒刘少奇’的亏。还是文革前呢，他在小学厕所的墙上写过‘打倒刘小奇！’，刘小奇是他们班的女生（她爸爸也真敢乱起名），特别骄横，所以二猪要打倒她。可不知是谁在‘小’字的下边加了一撇，这下不得了了。公安局来人了，先拍照片，然后全校追查，二猪被查出来了。他流着眼泪一遍遍的发誓他写的是‘刘小奇’，但没人信。公安局到不想难为他，才小学四年级，作不了这种大案。真正要抓的是后边的教唆犯。可查来查去，二猪的爸爸是革命干部，爷爷是三代贫农，一点毛病没有。最后只好开除二猪的少先队籍，记大过一次，算是饶了他了。以后他一听见‘刘少奇’仨字就像挨了一锥子。这回可解气了，他高兴啊：‘打倒刘少奇！就是刘少奇！不是刘小奇！喊了！你们怎么着吧！打倒刘少奇！’二猪一想起伤心事就要大喊一阵。但更让他激动的是几年前他居然就写出了‘打倒刘少奇’，自己哪来的如此远见？多了不起呀！二猪突然发现了自己的特异功能，得意极了。

大字报铺天盖地丰富无比

大街上的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不知是谁的发明，把‘刘少奇’三个字写的东倒西歪、弯弯曲曲，于是‘少奇’俩字看上去就成了‘犬狗’，真好玩。那会儿一般人家根本没有电视，所以小孩在家呆不住，吃完饭就出去玩。此时就连书呆子想看书也得上街了。可图书馆都关了，书店里除了毛主席著作、马列著作什么都不卖了，上街看什么呀？看大字报呀！到处都是。公共场所的任何墙上都可以贴大字报，学校、机关就更别提了，墙都不够用了，专门有大字报区，木头和席子搭的，一大片，里面拐来拐去的像迷宫。还有灯光照明，看大字报、贴大字报可以日夜不停。就这样，贴大字报的地方还是不够，所以好多大字报上都写着‘某月某日以前不许覆盖’，要不然，刚贴出去俩小时就能让人家的大字报盖在底下。大字报多的让捡破烂的都改行了，揭大字报。一层贴一层的大字报赛过纳鞋底的‘袼疤’，揭下一面墙上的大字报就能装一麻袋，比到垃圾箱一点一点捡废纸快多了，但危险是容易挨揍。如果人家的大字报刚贴上去就被揭了，特爱发火。所以揭大字报的多是小孩，情况不妙跑的快。他们还有新式工具，废轴承作轱辘的小木头车，上面安个大筐，小孩站在蹋板上，双手扶筐，单脚蹬地，哗哗哗的真不慢，有的还会双脚替换，看上去就像在滑冰，能跟自行车赛。揭大字报成了新兴职业。

大字报内容极为丰富，能满足各类读者。想受正面教育的就看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光辉伟绩吧，越看越热爱。你就看吧，咱毛主席身兼多少家呀，最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还是文学家、书法家、历史家、……。咱毛主席为中国革命的贡献那就根本没法数了，单是家里的亲人就献出去６位，哪个革命时期的都有。看吧，看的领袖越来越光芒万丈，自己越来越渺小，渺小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有大字报建议全国每人捐出一年给毛主席，让伟大领袖千秋万代永远为全人类造福。不过立刻就有大字报反驳，说一年哪能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呢，１０年！２０年！但又遭到更强烈的反驳，说都别争了，一年？一天都不用捐！咱毛主席是你我这样的凡人吗？万寿无疆，还天天说呢，明白什么意思吗？用不着谁捐，咱毛主席当然会千秋万代永远活在世上。

咱林副统帅的光辉业绩，过去被刘少奇之流的压制了，现在也通过大字报公布。从黄埔军校、井岗山会师、２４岁当军团长，……一直就跟咱毛主席并肩战斗。咱林副统帅那军事才华，什么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四快一慢，三三制，简直就是天才，超天才。请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在哪？斯大林格勒战役！谁指挥的？斯大林？不对！至少有咱林副统帅一半的功劳！那会咱林副统帅正好在苏联养伤（你看他们苏联这福气！），斯大林可不放过这么好的机会，有什么事老请教咱们林副统帅。斯大林格勒战役就是这么打的！后来林副统帅的伤好了想回国，斯大林不放！非要拿两个机械化师跟咱们换！毛主席当然不换！看到这，我认为写大字报的一定是记错了，两个师就想换咱林副统帅？亏他斯大林说的出口！至少也得拿出２０个师呀，２００个都不多！

大字报里的反面材料要远远多于正面的，因为打倒坏蛋才是文革的主题。所有大坏蛋的底细都揭出来了，以刘少奇为首，什么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吃小亏占大便宜，黑修养，驯服工具论，入党作官论，剥削光荣论，……太多，看不过来。光说小事吧（我们小孩就爱看小事，好懂），他小时候名叫刘作黄，听听，从小就要作黄色勾当，所以他一共娶过六个老婆，不满意就换一个，一直换到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才心满意足，不换了。他自己就最爱占便宜，在白区收了党费给自己打了个金皮带环和金鞋拔子。在延安跟老婆说别穿好衣裳，要吃好东西，吃在肚子里别人看不见，隔几天就吃一只鸡。……太多了。不光是文字，还有画，专门照顾我们小孩读者，跟看小人书似的。

刘少奇下边的坏蛋也一个不拉，全都揭了老底，邓小平：逃兵，陶铸：叛徒，贺龙：土匪，彭得怀：军阀，扬尚昆：特务，……。大字报都有详细揭发。还有６１人叛徒集团，都是写了自首书从国民党监狱里爬出来的，后台是谁？刘少奇！他指挥他们那么干的。文艺界的坏蛋以四条汉子（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生）为首，下边一揪一嘟噜，干脆来了个文艺界百丑图，上百个坏蛋每人都有画像，图文并茂。这种艺术性比较强的作品需求量太大，所以制了版油印，批量生产，贴的哪都是。这已经不是大字报，应该叫招贴画了。

每个单位都有坏蛋。部长省长一级的还值得一看，再下边的就是无名鼠辈，懒得看了，除非有点特别引人的情节。比如有张大字报揭发一个商场的党委书记老喜欢乱摸女售货员，人家不愿意，他就开导人家：‘你们女同志长乳房就是给男同志摸的’。

更大量的大字报是辩论谁对谁错。每个组织，从中学的各种红卫兵、机关单位的各类战斗队，到跨单位跨行业的各种兵团，全有自己的对立派，所以全需要写大字报告知天下：自己才是属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对立派则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我一开始还耐着性子看，想帮他们分辨一下，到底哪派是真革命的。但越看越闹不明白，因为哪派都是一串一串的毛主席语录，都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对立派都是劣迹斑斑，罪行累累。我看这派的大字报就觉的这派是革命的，再看那派的又觉的那派也是革命的。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因为两派是不共戴天，水火不容的。最后我就不管了，让他们自己打去吧。

等武斗高潮来临，大字报的内容就更丰富了。全国哪出点大事，都要上北京的大字报，就像现在要上中央电视台一样，什么赵永夫（青海军区的）枪杀革命群众，陈再道（武汉军区的）指使‘百万雄师’扣押王力、谢富治，重庆武斗用军舰、坦克、榴弹炮，……广西，湖南，河北，……哪的武斗新闻都有。爱看武侠小说的就阅读具体情节，比如某武斗队在地上遍撒黄豆，自己的战士全穿长钉子鞋，而对方战士一进入黄豆阵全摔到在地，寸步难行，被一一活捉。某派一个战士原为击剑运动员，武斗中使用短矛连连得手，刺死刺伤对方无数。对方想出对策，集中二三十名长矛手，排成密集队形，几十支长矛齐刺，把击剑手刺成了筛子……

爱看黄色小说的也能满意，不仅有各级干部（以军队干部为多）的荒淫事迹，在武斗中的暴力色情更过瘾。有详细描述控诉对立派的兽行，怎样扒去衣服，怎样摸、抓、抠、塞，怎样拿刀子、拿木棍、拿石头、……全是对付女性特有的身体部位。这样的大字报最受欢迎，围的里三层外三层，挤都挤不动。

文革当中虽然毁掉了不少书，但却迎来了阅读材料最丰富的时期。我们院小孩每天如果阅读欲望不强，就在合作社（商店）附近看看新闻，再想多看就要去甘家口商场，或去建工部，去二里沟的外贸部，去动物园展览馆一带。不等这一圈看下来，天早就黑了。

我们小学生自从放暑假，就被学校给忘了。于是从１９６６年的暑假玩到１９６７年的寒假，又从这寒假再玩到暑假，而且看起来还要继续玩下去。太好了！那种天天上学不断考试的日子眼看着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过去颠倒的再颠倒过来，于是我们得出结论：不用上学在家猛玩才是小学生最最正常的生活。我们深感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曾经夺走了我们多少幸福时光，天天上学，那是多么不堪忍受的痛苦。多亏毛主席解放了我们，从此幸福生活万年长。

但是，很快我们就要发现，好景不长。尤其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彻底看清了，我们是唯一享受到那种幸福的一代小学生。这难道不该珍惜吗？

　　　　　　　　　　　　　　　　四、小孩革命

我家百万庄

我家住的百万庄是一大片楼房，一九五几年盖起来的。那会儿刚解放不久，大批的干部进了北京。城里，就是城墙（现在的二环路）以内，根本住不下，所以在城外盖房子。以西郊为主，光百万庄附近就有葡萄园，黄花园，二里沟，三里河，好几大片。听听这些地名，过去全是乡下。百万庄过去还叫百万坟呢，是乱坟岗子，常能挖出死人骨头。还有个汉白玉的王八驮石碑，扔在那好多年，我上学放学经常爬上去玩。

我们百万庄分成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九个区。前八个区全是三层的红砖房，苏式的，人字形楼顶铺着瓦，那会缺钢材，所以门和窗户框子都是木头的。每个区有三十多个楼门，每个楼门六个单元，每个单元两间或三间屋。这些楼房拐来拐去的，第一次来的人要转好几圈才能找着要找的楼门。这里住的全是机关干部，哪个单位的都有。子区、丑区建工部的比较多，卯区地质部的多点，其他区机械部的最多，又分一机部（民用机械），二机部（原子弹），三机部（飞机），四机部（无线电），五机部（常规武器），六机部（造船），七机部（导弹），八机部（农业机械）。

八个区之外的申区特别，每户都是二层小楼，还有个小院，当时住的都是司局长以上的干部，还有好几位部长，比如后来当上副总理的谷牧。百万庄中心部位是展一小（展览路第一小学），小医院（百万庄诊所），还有百货店副食店，俗称‘合作社’，因为墙上有一排大字‘百万庄消费合作社’。

那时的小孩特别多，一家三、四个最正常，五个以上算多的，两个就太少了，独生子女是‘珍稀动物’。文革前，作业不多，家里那么小，又大多没有电视，小孩就老在外边玩。尤其到了夏天的晚上，到处都是孩子，连喊带叫，不到睡觉时间别想清静。女孩们爱玩跳皮筋，丢包，跳房子，‘你们要求哪一位啊，……’，‘吧叽吧叽小白菜，……’之类的。男孩们玩追人，攻城，打垒球，骑马打仗，撞拐，弹球，三角，……数不过来。文革一来又添了新花样，斗完黑五类，接着打群架、斗鸡、砸玻璃、偷东西、抢东西。

那时，属于某个群体，就是老在一块玩的一群孩子，对每个男孩都特别重要。被排斥在外就意味着一出门就可能挨骂或挨打，于是只好整天缩在家里，从窗帘后边偷偷往外看。百万庄的孩子群基本以区为单位，子区的，丑区的，寅区的，卯区的，……因为住的近，自然就玩在了一起。但一个区的孩子又常常再分成几拨，大孩（中学以上），小孩，男孩，女孩。那时的男孩跟女孩水火不容，叫作‘男女界限’。哪个男孩跟女孩说句话，立刻就招来其他男孩的嘲笑，唯一的补救是当众把那个女孩痛骂一顿，以示划清界限。至于大孩，比如高中以上的，男女来往似乎就可以了。我们小孩只能暗地讥笑，当面不敢，怕挨揍。一个区的小孩还可以按东头的，西头的，或南头北头的再分几拨。比如我们寅区９门到１４门，楼房拐了几个弯，加上后来盖的一个大仓库，正好围成一个‘口’字，成了个区中的小院，院里的小孩自然就更加紧密，自成团体。

每个孩子都有外号。每当新来的孩子跟我们一起玩，先要弄清：‘你叫什么外号？’，如果没有或不愿意说，每个人都会热心帮忙：‘给他起个什么外号呢？’连被排斥在外的也有外号，而且非常难听。虽然起外号没有什么规则，但经久不变的都是能切中要害的，就像人物画，一定要‘像’。比如我们院的‘野狐狸’‘小狐狸’哥俩，不光长的尖下巴，上挑眼，还特别聪明，干什么事都老能占着便宜。‘小铃铛’呢，圆鼻子，圆眼睛，圆脑袋，哇啦哇啦特爱说，高一的学生了，还老跟我们小学生一起玩，不叫他小铃铛叫什么？不过，弟弟由于哥哥得名的不在此例。比如刘家哥四个，老大叫‘大公鸡’，因为他名字里有个‘公’字，更因为他脸红红的，走路气昂昂，嗓门又大。他一旦成了‘大公鸡’，三个弟弟立刻成了二鸡，三鸡，四鸡。虽然二鸡和四鸡一点都不像大鸡，而像他们的妈妈，特秀气。我们只好解释，他俩其实是母鸡。朱家哥几个呢，光姓朱并不是叫‘猪’的充足理由，全怪那个哥哥，脸蛋子和鼻子长的有点猪像。他一旦成了‘大猪’，两个弟弟就成了‘二猪’‘三猪’。要光凭长像，他俩决不该叫猪，都是又瘦又结实，更像两条狼。而且就在大猪二猪三猪叫的很顺口了，突然发现他们还有个哥哥，大学生，住校，所以很少见。怎么办呢？重新排次序会造成混乱，于是在‘大猪’上边又加了个‘老猪’，虽然我们都知道辈分不对，‘老’字应该属于他们的爸爸。

而邓麻子呢，脸上一个麻子都没有。那为什么叫麻子呢？谁先叫的呢？不知道，全都莫名其妙，但都觉的很合适。他又练拳击又练摔跤（老拿小孩练手），腰里挂着一把刀子，老想当一个神通广大的侦探。这种人和鸡呀猪呀的一点不沾边，叫他一个莫名其妙的邓麻子才对。邓麻子的爸爸不给他长脸，不但不是个将军，连革命干部都不是，是个工程师，旧知识分子，工资倒不低，让邓麻子每天都吃好的，但弄的他连红卫兵都当不上。他是老初一的（６８届），既然中学生看不上他，就只好跟我们小学生玩到一块了。

“首都红卫兵”

邓麻子当不上红卫兵，耿耿于怀，于是决定自己成立一个，只收比他小的，他就是当然的司令。邓麻子一鼓动，院里小孩全响应，但一说还得交钱，好多孩子又没声了。每个红卫兵需要个袖章吧，还要有个红卫兵证吧，司令部还要有个公章，这都是最起码的了，那算下来也得一人五毛。那会的五毛钱能买１０根奶油冰棍呢，所以狐狸哥俩马上就不参加了。但只要有一个人参加，邓麻子也要当这个司令，于是就定了。下一步是起名字，起来起去邓麻子拍板，就叫‘首都红卫兵’吧。然后去买红布，印袖章。那会买别的布都要布票，就是买红布不要，但要红卫兵的介绍信。介绍信谁都能写，但要盖公章。所以，正确程序是先刻公章，于是先去甘家口商场刻字部。虽说造反已经造的什么都乱了，可要刻‘北京市公安局’的章子估计人家还是不给刻，但红卫兵的章子随便刻，你就刻‘全国红卫兵总司令’也行。

公章刻了，袖章印了，带红塑料皮的红卫兵证买了，于是正式成立，就在院里的乒乓球台子上办手续。交五毛钱（买东西的钱都是邓麻子先垫的），领证领袖章，然后赶紧戴上，立刻威风了不少。邓麻子是００１号，轮到我是００４号，但到了００９号就再没人领了，看热闹的多于当红卫兵的。邓麻子有点着急，手里还积压着十好几个袖章呢。有人建议把年龄限制再往下放，原来定的是小学四年级以上，现在改成三年级或二年级怎么样？二年级的傻豆子（外号）在旁边一听马上就要回家拿钱，但邓麻子看看傻豆子鼻子下边的两条鼻涕，立刻说不行。要是傻豆子这样的也戴上‘首都红卫兵’的袖章（他肯定会戴上到处臭显），太给他当司令的丢人了，所以只同意扩招到三年级，于是我弟弟被扩进来。又有人建议到我们小院之外去招人，于是又招进一个‘瘦猴’（外号）。瘦猴受宠若惊，赶紧把五毛钱交了，然后戴上红袖章，激动的要哭。他爸爸最近刚被揪出来，历史反革命。像他这样的还能当上红卫兵，真是天降甘露。邓麻子不讲阶级路线，因为他自己出身职员，说出来不好听，所以首都红卫兵的证件上和登记表上出身一栏一律空白。

首都红卫兵成立了，一共１２个人。现在干点什么呢？邓麻子早有计划，早上先‘天天读’，学毛主席著作，但坚持了没三天就不知不觉取消了。每天上午两小时的摔跤和拳击训练倒是坚持了好几个星期，就在院子里，邓麻子当教练，先亲身传授，从００２号到０１２号每个人都抓过来摔一回。但从００６号以下，都不等邓麻子下绊就抢先自己一屁股坐地上了，很让邓麻子过不了瘾。然后是分组练习，由邓麻子指定，一对一的练起来。但此时每个人都忘了邓麻子刚教的什么‘手别子’‘跪腿得合勒’之类的，都使出自己早就用熟的招，什么夹脖子，抄拐子，摔的难解难分。广大群众都来围观，小孩都羡慕我们的红袖章，大孩呢，像小铃铛之类的，虽然看不起首都红卫兵，却很嫉妒邓麻子能让１１个小孩乖乖的排成一排，挨个的让他摔。于是也抓住看热闹的小孩摔起来，但那些小孩立刻又喊又叫，赶紧逃跑，没有一个心甘情愿。

除了训练还要革命。干什么呢，邓麻子说先扫四旧吧。那会，扫四旧、清黑五类早就过去了，连大串联都到了尾声。但邓麻子说四旧必须扫二茬，以防死灰复燃。去哪扫呢？上街？我们个都太矮，震不住，那就去商店，不扫人，光扫四旧商品，比如象棋、扑克、口红、香水之类的。于是邓麻子派我和三猪先去侦察，看准了再全体出动。我俩走的离合作社越近就越不自在，最后决定摘去袖章便衣侦察。合作社我们从小就不知来过多少回，买根冰棍，买几块糖，买５分钱山里红，买铅笔买橡皮。那些售货员的脸早就看熟了，还管人家叫过叔叔阿姨呢，所以实在不好意思翻脸。砸玻璃柜？哪敢呀？于是很无聊的草草一看，回去报告邓麻子没发现四旧。邓麻子深思之后说，四旧还是要扫，因为别的红卫兵都扫过，我们成立的虽然晚点，这一课也要补上。于是各人回家扫自家的四旧，象棋、扑克、小说，每人至少凑出一样，在晚上烧了一小堆火，很不过瘾，但也算扫过了四旧。下一步呢？该清理黑五类了，但邓麻子自己就不是红五类，所以最烦红五类、黑五类这些破事，于是跳过这一步，直接投入当前的革命斗争。任何组织一成立，首先需要表态支持某种观点和某一派，但支持谁呢？１２个人皱着眉头想了半天什么也没想出来。邓麻子决定先去看大字报，摸清革命形势再说。

革命形势

自从１９６６年底公开了打倒刘少奇，革命形势急速高涨，进入了夺权斗争阶段，就是把刘少奇人马把持的各级政权夺过来，由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造反派执掌。斗争非常激烈，倒不是因为刘少奇人马的抵抗。他们的黑司令一完蛋，早就没了斗志，随时准备卷铺盖走人，能保住小命就谢天谢地。激烈的斗争全都发生在准备夺权的各路人马之间。此时的革命组织已是多如牛毛，山头林立，互不隶属，而且都自以为是最革命的造反派，夺权掌权当之无愧。可惜权就那么一点，实在不够分，狼多肉少，非打起来不可。比如说，上海是最先夺权的吧，叫一月风暴或一月革命，其实，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到５日，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只不过夺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权。真正夺到上海旧市委的权已经是２月５日的事了。为什么耽误了一个多月呢？因为上海还有其他组织（如‘上三司’，‘红革会’，‘二兵团’等）也夺权，他们根本不买王洪文的帐。所以说，上海的夺权斗争难点决不在陈丕显、曹荻秋的旧市委，而在好几拨造反派的互相抢夺。最后，在中央文革张春桥、姚文元二人支持下，王洪文的工总司仗着人多势众，把其他几拨人马全都以武力摆平，这才完成夺权大业。

其他各省市也大同小异，问题都不在夺权还是不夺，而是由谁来夺。咱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当然明白毛病在哪。所以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的〖人民日报〗上发出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办法就是大联合，各路造反派先团结到一起再夺权。这招灵吗？不灵。因为权这玩意不比别的，比如大饼，人多就多烙它几张，人人有份。权可多不了，一个上海市能有好几百个市长么，哪个组织想要就给一个？大联合的意思是让成百上千的组织心甘情愿的把权让给几个甚至一个组织的头头。困难就在这！凭什么呀？他东方红兵团（或井岗山纵队或……）那几个家伙谁不知道？有什么本事啊？让他们掌权？姥姥！所以，好多组织抢着夺权，互不相让，结果就打起来了。既然说不服，那就比谁的拳头大吧！

刚开始，各路造反派都以为夺权就是占领省委或市委的办公室，把几个公章收过来，于是一拨一拨的都往那冲。后来发现，光占领办公室，大印攥在手里，若没有中央的认可，还是白闹，手里的橡皮疙瘩屁用不顶。怎么让中央认可呢？第一还是大联合。全体大联合做不到，那就部分大联合吧。各行各业主要企业事业单位都要有组织参加，拉出个单子一看，好几百个组织呢，这才能向中央交帐。第二是三结合，这会还不是老中青三结合，而是军队、老干部、革命群众（即造反派）三结合。军队是权力的基础，老干部是行使权力的老手，不能全打倒，必须留几个或‘解放’几个，不然中央不干。造反派虽是真正来夺权的，但只给排在第三位，好像只是用来监督老干部别走回头路，而不能手握大权指点江山。这个中央提出的‘三结合’已经是对造反派的不祥之兆：打倒刘少奇立下头功，分配权力却落在了第三，这是什么意思呀？可造反派没想那么多，光顾着又拉又打，又吵又谈，都想把各路人马联合到自己手下，再拉过一两位老干部当招牌，再找当地驻军的支持。每当中央文革和毛主席满意了，就认可，发一个祝贺电，由人民日报发一篇社论公告天下，那个新政权就算合法了。比如第一拨认可的有黑龙江省，人民日报社论叫‘东北的新曙光’，贵州，‘西南的春雷’，后来的湖南，‘芙蓉国里尽朝晖’。新政权叫什么呢？还叫省政府？市政府？不成，不够革命！人家上海起名叫‘上海市人民公社’。这可不是跟乡下人学，打算办生产队种地。‘公社’俩字取自‘巴黎公社’，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高雅意思，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也是一个想法。可惜中国老百姓太土，一提‘公社’就立刻想起乡下的穷弟兄。所以中央把这名给废了。新政权一律叫‘革命委员会’。省里就是省革委，市县就是市革委、县革委，到厂里就是厂革委，乡下的公社也跟着叫‘公社革委会’。

夺权斗争不容易，从上海１９６７年一月一直夺到１９６８年９月５日的最后一个新疆，一年零九个月才完成。根本原因是打的不顺，老打不出胜负，就老也不知道该谁夺权。比如四川，一直到１９６８年５月，广西，１９６８年８月，才勉强打出个高低。这是后话，先按下不表。

回到１９６７年初，刘少奇的残余势力还在顽抗。２月１１日和１６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一帮老帅和副总理来了个大闹怀仁堂，反对猛揪走资派。他们又喊又叫，猛拍桌子，有人把手都拍骨折了。中央文革的几个文人哪是对手啊，直到咱毛主席亲自出面才把他们压下去。大街上立刻刷出大标语‘坚决反击二月逆流！’，‘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火烧谭震林，解放农林口！’之类的。造反派正在集中火力彻底打垮刘少奇残余势力的反扑。清华大学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批斗了王光美，不久，几十万造反派在中南海外边安营扎寨，来了个‘揪刘火线’，闹了好几个月才撤兵。

“首都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邓麻子看准了革命斗争大方向，率领我们首都红卫兵参加批斗王光美。怎么去？骑车。因为路太远，邓麻子宣布，只有骑车技术在‘跨梁’之上的才许去。那时，男孩子到了小学二三年级就磨着大人要学骑车。但那会的自行车都是大人的，小孩骑真不容易，尤其是男车，中间横着一根大梁，小孩们怎么办呢？一般都要经过几个阶段，第一步是‘滑’，一脚站在脚蹬子上，另一脚蹬地，蹬一下，滑一会。第二级叫‘掏裆’，把右腿从大梁下边伸到另一边蹬车，身子歪在大梁左边，虽然不大舒服，但也可骑的风快，上大马路兜圈了，但远路不行，至少看着不雅。第三级就是‘跨梁’，小孩腿短，坐在车座上够不着脚镫子，只好坐在大梁上，说是坐，其实是站在脚镫子上，那么细的大梁坐上去太硌。到了第四级才和大人一样的骑，但腿短的还得把屁股扭来扭去，并用脚尖蹬车，不然够不着。

那天我们一共８个人，６辆车（两个骑车带人），直奔清华。路真远，都不太认识。好容易过了中关村，看见一个大门口红旗招展，大群的人，大排的自行车，肯定就是这了。放好车才发现有把大门的，人家来开会的净是大学生，排着队，戴着各式各样的袖章，都比我们高一个脑袋。于是邓麻子悄悄发令：‘摘掉袖章，分散，单个往里混！’，就像我们要看电影又没票往里混一样。这次可比混电影容易多了，我们全都进了大门，随着人流就到了批斗大会会场（１０年后才知道那叫五四广场）。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我们赶紧到处找好地方，就像看戏，得找近处看的清。可惜，我们去的太晚，根本挤不到跟前了，远处呢，什么篮球架子上，树上，大语录牌子上，早就全占满了。一会大会开始了，一阵一阵的口号，‘打倒ＸＸＸ！打倒ＸＸＸ！ＸＸＸ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我们又蹦又跳又钻又挤，好一阵才终于闹明白台上弯腰挂牌挨斗的只有什么陆平，彭佩云，……王光美呢？不是斗王光美么？怎么骗人呀？后来，直到回了家才终于闹明白，王光美确实斗了，但是在清华，我们呢，去的是北大！整个弄错地方了！

我们又开会，还干什么革命呢？想了半天，邓麻子有主意了：写传单！太对了，人家哪个组织都写传单印传单，到处撒。可写传单要刻腊版要有油印机，上哪弄呢？我们１２个首都红卫兵皱着眉头继续猛想。问题解决了，根本不用自己印，大街上捡去！人家不是撒传单么，我们就捡呗，越多越好。于是行动，用了好些天，终于攒够了一批，装进书包，挂在脖子上，到甘家口商场外边，找人多的地方，抓出一把往天上一扔，‘哗’，人群一乱，都来抢，太好玩了。人家撒传单每次都是一个颜色的，大小也一样。我们撒的呢，什么颜色的都有，还有大有小，杂拌。二猪有点不高兴，说咱们费挺大劲攒起来的传单不能那么容易就让别人捡跑了。于是改成骑车撒，邓麻子或二猪骑车，属他俩个高，后座子上带个人管撒传单。撒的时候要让人追着捡，追的越远越好。人家不追了就骑慢点，多撒两张，人一追上来就不撒了，猛骑车，比比是人跑的快还是车跑的快。再后来，瘦猴又出主意，到建工部的楼顶上撒。其实是建材部，建工部旁边的那个楼，五层，平顶，能上去人。我们常去玩。门口有把门的，但一混就进去了，要不就从楼外边的铁梯子爬上去。过去那铁梯子上缠着铁丝网，怕小孩爬。这会铁丝网早让小孩们给拆了。直上直下的铁梯子，从一楼一气爬上五楼，又累又吓人，所以吸引了好多小孩来爬，成了一项体育运动。

那天我们在楼顶上撒传单，居高临下，看着下边的人乱抢，真好玩。传单撒完了，下边的人还不走，仰着脑袋说：‘再撒点！’，瘦猴老老实实说‘没了！’，二猪却说‘等会！’一转身从地上胡撸起一把小石头子（楼顶是平的，有一层沥青，上面是一层黄豆大的石头子）照着那人就扔下去。我们立刻心中狂喜：‘哎呀！怎么早没想起这个！’慌忙抓石头子，一把连一把用最快速度射击，太过瘾了！下面的人群四散而逃，但逃出射程就回过头大喊：‘唉！你们这些臭孩子怎么扔石头啊！？’我们高声回答：‘打的就是你！有本事上来呀！老子在这等着你丫的！’站在楼上连大人都不用怕，真是太好了。从此以后，谁还费劲的撒传单呀？我们就改成撒石头了。

好玩的事最能瓦解小孩的革命斗志，没多久，下棋、打牌、钓鱼、游泳、溜车、养鸡、斗鸡、养热带鱼、捞鱼虫、抓蛐蛐，……每天我们都太忙了，革命被扔到了一边。邓麻子呢，更顾不上了。还是他先说的：‘以后谁也别戴袖章了’。为什么呢？树大招风，一个初一的学生居然成立‘首都红卫兵’，够狂的呀，会会丫的！于是附近的大大小小孩子们都来找邓麻子，要跟他试巴试巴，用当时的话：碴架。别看邓麻子抓起我们小学生一个‘泼跤’或‘大背挎’就能给摔在地上，可见了比他高的却立刻蔫了，连句硬话都不敢说。虽然赶紧解散了‘首都红卫兵’，但已经晚了，不光他，连他家都跟着倒霉了。咱们下回细说。

□　寄自澳大利亚

刊登在 2006 华夏快递 kd060613

bluesky

畸形年代——大多数的文革（三）

　　　　　　　　　　　　　　　　·陈向阳·

　　　　　　　　　　　　　　　三、顽主天下

联动变‘顽主’

１９６６年底，当大学红卫兵和机关工厂的造反派唱起了文革的主角，中学红卫兵就不再风光。尤其最早的那帮高干子弟红卫兵，所谓的‘老兵儿’，不光不再是革命先锋，还走向了反面，跟革命对着干了。红八月那会他们最狂，自以为发起了红卫兵，跟毛主席最嫡系，红司令下边就数他们了。后来，低干子弟和工农子弟，甚至根本不是红五类的也都个个自称红卫兵了。‘老兵儿’们特生气，用现在的话说，感觉他们的知识产权‘红卫兵’仨字让人盗版了，于是改名叫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西纠），以示和盗版红卫兵的区别，而且在盗版者之上，管着他们，谁不守规矩就纠察谁。接着又有了东纠（东城区），海纠（海甸区）。但纠察谁呀？谁也不听他们的。

光是盗版问题还不算什么。随着革命深入，这些老兵儿突然发现大事不好，闹了半天这回真正的革命目标根本就不是牛鬼蛇神、黑五类，而是大大小小的走资派，说白了就是他们的老爹。刚开始揪出三家村、彭罗陆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以为那是常规的路线斗争。反正党内每次闹路线斗争都要损耗点，什么王明李立三，高岗彭德怀，正常损耗，跟他们划清界限就是了。直到全面造反猛揪走资派，他们才恍然大悟，这回可不是常规战了，一多半的高干子弟老爹全完了。还怎么划清界限呀，全站在一条船上了。此时他们悔恨交加：自己又打又闹的把火点起来了，到头来火上要烤的却是自己的老爹呀。于是他们再次造反，把西纠、东纠、海纠合在一块，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初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联什么动呢？开会决定。属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开的那次大会最有名。会场里群情激忿，不断高呼口号‘打倒三司！’，因为蒯大富领导的三司正是揪刘少奇揪走资派的先锋部队，‘杀父仇人’也。当然，他们也明白三司不过是前台打手，后面还有真凶。有人实在忍不住了，跳上台大喊：‘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台下先是一惊，然后应声高呼。这才是心里话呀，江青、陈伯达，中央文革，这才是三司的后台老板。但此时他们只敢大骂‘某些人’，江青的名字已到嘴边，还是不敢冒出来。至于江青后边是不是还有后台，则只敢暗想，或根本不敢想。联动们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一厢情愿的盼着：所有坏事都是江青他们几个干的，咱毛主席被瞒着呢，一旦发现冤情就会伸出巨手，把他们，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老爹，救出苦海。大会开到后半夜，最后一项：放苏联电影［区委书记］。电影里的游击队员们举枪宣誓：‘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全场的联动立即响应，齐声高呼：‘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帽子乱飞，口哨乱响，一片疯狂。电影放完已是凌晨四点，大群的联动趁着热血还没凉，一队队蹬着自行车前往公安部去解救落难弟兄。这就是有名的‘联动六冲公安部’的第一冲。就在此前，已有不少联动分子被抓。为什么呢？因为力保老爹。怎么个保法？除了大打出手他们没别的招。谁给老爹贴大字报，撕！谁敢来抄家，抡皮带打！谁敢斗老爹，没别的，还是一个打。如此抗拒毛主席揪走资派的战略部署，于是被抓。联动六冲公安部管用么？屁用不管，反而使更多的联动分子落网。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７日，中央文革宣布联动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

联动分子此时的打扮已和红八月时大不相同，最时髦的是一身将校呢军装，脚蹬将官靴，头戴呢子军帽，这都是老爹当年的军礼服，穿在身上很能显示高贵血统。联动的袖章也与众不同，绸子的，没一尺宽也有八寸，上面一个字没有，还是两层，外边红色里边白色，意思是：红色恐怖压倒白色恐怖。联动经常能集合成百上千之众，个个义愤填膺。大会开了一次又一次，后来连‘打倒中央文革！’‘打倒江青！’也喊了出来。他们一上街一大溜自行车，个个衣着出众，气势不凡，比红八月那会更狂了好几倍。可是，这会儿怎么啥事都办不成了呢？辩论吧，顶多弄个平手，各自嚷嚷各自的，打吧，还真打不过人家三司的大学生。六冲公安部，一个弟兄也没救出来。可一旦警察要抓了，胳膊一拧，跟捏小鸡子似的就捏进去了。红八月那会可是想打谁打谁，想砸什么就砸，驰骋天下，所向披霓，锐不可当。现在是怎么了？联动分子里脑容量大点的终于想明白了，敢情是狐假虎威，自己当时那点威风全是毛主席给的，一旦不给了，自己还是半大孩子一个，没多少狗屁能耐。

后来，１９６７年４月底，被抓的联动分子还是被放了出来，但决不是六冲公安部的结果，而是几个还没打倒的老将老帅的求情。比如，徐向前元帅就直劲说：‘联动都是些娃娃么，懂什么？’咱毛主席也不想赶尽杀绝，老部下还是要留一些的，于是发了慈悲：放人。不光放，还让周总理江青出面，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安慰一下。到底都是共产党的八旗子弟，亲骨肉。要是换上平民百姓，死个万儿八千的也随它去。就在人民大会堂里，虽然江青代表毛主席前来安抚，但联动分子们并不买账，全体高唱‘我失骄杨君失柳……’，把个江青阿姨气的脸色铁青。唱那首毛主席诗词就等于指着江青的鼻子说：你是小老婆！不过，联动也从此结束了。后来，他们有的参加了４.３派或４.４派的红卫兵，进中学红代会，有的死守‘老红卫兵’。更多的干脆什么红卫兵也不当了，什么他妈的文化大革命，看透了！回家玩！冬天滑冰，夏天游泳，逛逛大街，拍拍婆子，下下馆子，打打群架，于是成了‘玩主’或‘顽主’，也有人称之‘狂主’。

转变观念

高干子弟的联动总算闹明白了，自己和老爹全算一块，一旦失宠连狗都不如。可是，在我们小学生的低干子弟眼里，联动太了不起了。一身的将校服多狂！那胆量，连公安部都敢冲，中央文革都敢反！反动组织？那才更透着神秘呢。我们对联动就像现在的追星族对港台韩的天王巨星，完全五体投地。他们的老爹是走资派？那怕什么？走资派跟黑五类可大不一样，人家的前身是老革命大干部！刚揪走资派时，还觉的他们是混入革命的坏蛋。等到越揪越多，凡够级别的几乎全揪出来了，我们也就转变了观念：揪出来没什么丢人的，没揪出来的反到值得怀疑：是不是官不够大？当然，叛徒特务还是比较可恨的，因为其革命历史成了假的。而反党分子、右派、机会主义分子之类的空洞罪名就没什么了不起，走资派更不算事，那只是‘大官’的代名词。到了后来，谁要再说‘我爸是走资派’，几乎有点拍着胸脯透着自豪了，就像过去臭显‘我爸是部长，我爸是将军’一样。当然，这也是因为斗争力度减弱了。斗黑五类时，根本就不是斗，而是揍，猛揍，老红卫兵的铜头大皮带往死了打。斗黑帮，斗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也是拳打脚踢，几十斤的大铁牌子配上细铁丝往脖子上挂。到了成批的斗走资派时，可就温和多了，至少是以斗为主，以揍为辅。学生、工人下手狠一些，机关干部明显的手软。当然，‘喷气式飞机’还是要坐的，就是一边一个人拧住胳膊往上举，再猛按脑袋，于是被斗者低头弯腰撅屁股，向后伸展双臂，仿佛喷气式飞机。这当然也不好受，但比老红卫兵的铜头大皮带强多了。

我们小院里被揪出来的不多，因为官都不够大，处级干部算群众，是揪别人的。不过，常跟我们一块玩的外院的孩子里，干儿子（外号）和瘦猴（也是外号）的老爹就被揪出来了，一个三反分子一个历史反革命，级别还够不上走资派。开始他俩灰头土脸，以为大难临头。老爹被关了，家被抄了，电话拆了（那会根本没有私人电话，有电话的都是司局级以上的，工作需要）。等又过了一段，他俩发现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老爹又可以隔几天回一次家了，虽然继续挨批斗，可也没斗出大毛病。干儿子的爸爸每天打扫楼道厕所，倒把血压高治好了一半。所以干儿子和瘦猴又天天出来跟我们玩，照样说说笑笑，只是在该回家的时候才突然变的脸色沉重。

打群架

１９６７年之后，文革越来越是大人的事了，中学生们又恢复成半大孩子，我们小学生则一直就是小孩子。既然不用上学了，那就猛玩吧。每天从吃完早饭，居民区里，大街小巷，商店里外，到处是人，大人当然不少，但最多的是一群一群的孩子。孩子自有孩子的社会，其基层单位是‘群’，就是常在一起玩的一帮孩子。在每个群里，尤其是一群男孩，每个人都有确切的地位，谁在谁上边或下边心里都有数，都知道对谁可以厉害，对谁要服软。文革前，这种地位是凭个人的力气、勇气，干脆说凭打架的能力决定。从幼儿园的高班开始，每个班里的男孩们都要决出大王、二王、三王，……到上小学，一个班的男生刚见面就想着要争大王。文革以来呢，一个男孩的地位则和他的群密不可分。孩子群与孩子群之间有上下强弱的排列次序，下边的一群碰到上边的一群必须处处服软，不然就是找揍。群的地位是由领头的大孩决定的。弱群里的强壮男孩碰到强群里的弱小男孩，明明可以打败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那个弱小孩子可以叫来更厉害的孩子报复。个人的打架能力已经是次要，有没有后台撑腰才是第一位的。男孩最常用的威胁是：‘你等着，我找人打你丫的！’这种能叫来别人为自己打架的能力称之为‘份’，份大，能叫来好多人，没份，一个人都叫不来。

我们小院里的孩子群是附近最弱的。寅区东头的孩子就敢欺负我们，可卯区的孩子又在他们之上，而丑区的孩子又在卯区的之上，子区的又比丑区的厉害。而全百万庄最厉害，那时叫最狂的，是申区的一群，为首的是申区最高的干部谷牧的儿子，大名立远（但不姓谷，姓刘），据说当过联动，这就等于军队里的将军，最高级别了。所以申区成了百万庄的旗帜。百万庄的孩子群又比二里沟的厉害，而与三里河三区的似乎不相上下。再往西去，军队大院的可就又高了一个级别，什么海军大院空军大院的，总参的。东城也有几拨，比如外交部的，名气也不小。一是他们人多，二是人家有大院，门口有站岗的，出去打了人，人家想报复却进不来。而且一道围墙使院里的孩子们归属感特强，特抱团。院外头的若惹了院里的一个男孩，就等于向全院的男孩挑战，叫‘犯份’，于是院里的孩子几十几百的一起出动。‘震震丫的’就是吓的对方赶紧服软认输，‘捋丫一顿’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花了丫的’把脑袋打出血来，‘叉了丫的’就是捅一刀，‘剁了丫的’使菜刀劈，‘拍丫的’拿砖头砸脑袋。大人武斗，小孩打架，各忙各的。

打架一是马上就打，二是‘约架’，就像下战书，说好某月某日某地交战。到时谁不来就算认输，栽了，以后再见面就得服软。约架最常用的地点是没什么人管的空地，像公园，比如紫竹院、玉渊潭，那时都没围墙，不要票。还有皇城根，故宫门外的空场。双方约好了架，立刻调兵遣将，自己院里人手不够就到外边搬兵，都想找最狂的，海军大院的，外交部的，七机部的。可是，双方找来的人越多就越是打不起来，因为找来的人互相都认识，有的就是一个院的，哥们，一见面：呦，那不是小保么，咱哥俩打什么架呀。于是双方讲和，一起到饭馆吃一顿，成朋友了。这经常发生在各大院的孩子群之间，都是干部子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对待胡同里的平民百姓子弟可就不一样了，那是另一个阶级，凡打架出名的统称‘土流氓’，比如文革前就有‘九龙一凤’，全北京闻名。到了文革，土流氓完了，因为胡同里净是黑五类，红卫兵扫荡的重点。一开始，红卫兵背后有警察更有毛主席撑腰，土流氓们全都缩头缩脑，挨揍都不敢瞪眼。几个红卫兵就能打遍一条胡同。等到老红卫兵的黄金时代过去，土流氓们又开始蠢蠢欲动，于是大院里的干部子弟顽主们与胡同里的土流氓们开始冲突。他们之间可就是刀子板砖，净来真的了。比如，著名的一架叫‘王小点刀劈小混蛋’，当时传遍了全北京。因为越传越走样，故事版本太多了，到底怎么回事只有参加者才知道。这里的版本是当时从我们院高中生小铃铛嘴里听来的。王小点是七机部（现在的航天部）的高干子弟，小混蛋呢，是西直门外大杂院（比城里的胡同四合院还低一等）里的平民子弟，但决非等闲之辈，也是名震一方的土流氓。王小点和小混蛋在同一所中学。高干子弟根本就没把土流氓放在眼里，但真要动手打架却往往不是对手。王小点和小混蛋打过几架，吃了亏，结下了仇。一天，王小点一伙十几个人骑车在展览馆一带游逛，有人报告发现小混蛋与同伙共三人在动物园附近一家饭馆吃饭。好机会！那时顽主们上街都身背挎包，内有菜刀一把。王小点十几人截住了小混蛋，那三人虽说武艺不错，但没带家伙，寡不敌众，被打的很惨，只好各自为战，且打且跑。王小点众人集中猛揍小混蛋。小混蛋浑身冒血，无力还手了也不服软，狠狠的给了一句：‘来吧哥们，只要给我留口气儿！’王小点一伙本来也没想要他的命，看看地上的血人已经动不了了，于是撤兵。但一边骑车心里却越来越嘀咕：只要给我留口气儿！什么意思呀，那小子以后不定怎么报复呢，干脆，结果了他吧！于是停下，大家先说好，乱刀齐上，谁都得往要命的地方砍几刀。然后掉头回去。此时小混蛋已经一路流着血，跌跌撞撞的跑到二里沟附近。十几人再次围上去，小混蛋几乎被砍成了好几块。后来呢，王小点一伙进了局子（公安局），但关了一段又放了。因为：１、全国一片乱轰轰，到处武斗到处死人，多死个流氓小混蛋算什么呀。２、十几个人一口咬定，谁都不是带头的，主意是大伙的，人是一块砍的，也说不出是哪一刀要的命。怎么办？十几个人一块杀人偿命？十几个高干子弟抵一个平民子弟，还是个流氓？最后只好算了。当然，要是反过来，平民流氓若杀了高干子弟，小命就玄了，至少也要秋后算帐。

拍婆子

打架之外，顽主们最爱干的是‘拍婆子’，就是看见漂亮女孩就上去拍拍肩膀：哪儿的呀？认识认识吧。说着容易，但实际并不简单。头一条，只能拍‘找拍的’。随便见着漂亮女孩就上去搭茬，人家轻则不答理你，重了给一句‘臭流氓‘！怎么断定是‘找拍的呢’？打扮就不一样，当时全中国穿衣服都土的厉害，只有蓝、灰、黑几个颜色，衣服式样都差不多，离远了看，几乎分不出男女。找拍的婆子们都尽量的与众不同，来条绿军裤，来件呢子军装，如果一身蓝则要新，里边来件嫩色（粉啊红啊）的衬衫，露出领子来。冬天一定要来条很长的毛线围巾，俗称‘大拉毛围脖’，红啊，黄啊，浅蓝啊，越鲜艳越好。她们三三两两在街头闲逛，全是顽主们出没的地方，比如北京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俗称老莫）附近，还有电影院，公园，冬天是什刹海冰场。找拍的身边当然没有男的，而且显的时间很富裕，一点不急着去什么地方。见着衣着不凡透着狂气的顽主就时不时的瞟一眼，几个人还嘀嘀咕咕、嘻嘻哈哈，就像在议论那顽主。这就是放出了信号：快来拍吧。但是，拍婆子的顽主自己一定要有实力，长的像回事，衣着不能差，联动爱穿的将校服将校靴最好，不然人家婆子根本看不上眼。还要能打架，或‘份大’，能叫来别人替自己打架，不然就保不住婆子。尤其是有的婆子脚踩好几条船，谁拍就跟谁去吃饭看电影滑冰。于是顽主们之间为了抢婆子保婆子经常打的头破血流。

把婆子拍到手干什么用呢？我们小孩以为就是带着婆子到处去臭显，上饭馆、逛街、逛公园、看电影、滑冰。婆子越漂亮，打扮的越‘飘’，带着婆子的人就越风光，馋的旁人流哈拉子。但高中生小铃铛却知道更重要的内容，比如，百万庄申区有名的婆子施见芬和一个顽主让居委会的老太太们给堵在家里了（在保姆的配合下）。老太太们质问：干嘛大白天的进屋上床钻被窝？施见芬一点不怕：‘你们他妈管的着吗？我愿意’！还有一位顽主，仪表堂堂，小铃铛说他有好几条人命。我们以为他杀了人，小铃铛说不对，‘人命’是他的几个婆子都到医院刮过孩子。小铃铛还现场传授知识，指着几个婆子的背影悄悄告诉我们：‘看最左边那个，大屁股蛋子一扭一扭的，那是让人上过了！’这里的‘上’就是我们常说的‘操’的同义词。当时还有另一个同义词叫‘铆’。虽然我们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明白‘上’的确切意思，但都大概知道：１、那是男的对女的身体最保密部位的一种进攻行为，２、一旦被上过了，这个女的就大大贬值，虽然外表上看和原来还差不多。现在小铃铛又让我们长了见识：原来上过没上过是有迹可寻的。于是，我们再看大街上的婆子就内行了，不光从前面看脸，还要从后边看看屁股，并且仔细判断哪个已经被上过了，哪个还没有。

截小孩

我们院太小，男孩太少，中学以上的没几个，而且打架都不厉害，像邓麻子只对本院的小学生厉害。所以我们对外从来就不敢惹事，可外边的孩子们还不断的前来挤兑（念‘达’）我们一下。我们到不在乎，一见顽主们或顽主的弟弟们来了，赶紧各自回家，要不就低头不看他们，并停止喧哗。这叫示弱，就跟狗一样，目光直对就是挑战（见着主人撒娇是另一回事），躲着对方的目光就是服软。互相不服的顽主们相遇就是先以目光交锋，上上下下互相打量。然后首先压不住火的那位开口：‘犯照啊怎么着？’客气点就说：‘往哪照呢？’（照就是看的意思）。如果双方谁都不软，说着说着就打起来了。中学生顽主们对我们小学生并不在意，小屁孩儿不值得答理。但也有例外，比如百万庄东边的铁小保，老初三的，打架特厉害。‘铁’是因为脑袋硬，有一回挨了一砖头，砖头碎了，他脑袋却没破，从此大名远扬。他爸爸被揪出来了，叛徒，工资扣发，每月只给３０块钱生活费，逼的铁小保只好自食其力，截小孩。那会我们小孩全都经常挨劫，顽主们见着我们常喊：‘嘿！那孩子！站住！有钱么？掏出来！’，人家经常要带着婆子下馆子逛公园，不搞点创收哪成啊？我们早就学乖了，出门轻易不带钱，带了钱也藏在鞋里内衣里，让人搜不着。还不能戴好帽子穿好鞋，要不顽主们也要拿走。

铁小保经验丰富，专门守在合作社（商店）附近。总有小孩拿着瓶子端着碗，打酱油醋，买黄酱买咸菜，手里都攥着钱呢。人家铁小保还算仗义，如果小孩只攥着一毛钱，哭丧着脸求他一下：‘就一毛钱买醋的’，检查一下也就放过。可要是拿着五毛钱买两毛钱酱黄瓜就不成了，找回来的三毛钱至少也得给铁小保一毛五。除了设卡子，铁小保还主动出击。我们院里小孩那么好欺负，自然是个打猎的好地方。铁小保知道搜身是搜不出钱的，所以就和我们聊天，摸情况，然后就找准了目标，二年级的傻豆子。傻豆子家里没爸没妈，只有爷爷奶奶。他爸爸在监狱，听说是把他妈妈给杀了，判了个无期徒刑。傻豆子的爷爷是大工程师，挣钱不少，可是太厉害，老训傻豆子，有时还揍。但他奶奶好，从来不打他，所以傻豆子常偷他奶奶的钱。铁小保限傻豆子三天之内偷十块钱出来。三天过了，傻豆子一分钱也没偷出来。铁小保扇了傻豆子几个脑瓢，屁股上踢了两脚。傻豆子哭着说，放钱的抽屉老锁着，真的，向毛主席保证。铁小保知道光来硬的也不行，就给了傻豆子一个笑脸，然后冲我们其他小孩瞪眼，严厉宣布以后他给傻豆子戳着，谁再敢欺负傻豆子他就抽谁。然后又跟傻豆子说只要他偷出钱来就带他划船去。这下傻豆子动心了：一，他平常老挨欺负，如今有铁小保这样的大顽主给他撑腰，多美啊，二，他爷爷奶奶太老了，从不带他出去玩，更别说划船了。于是傻豆子下了手。别看傻豆子老流鼻涕，其实也不算特傻，交钱以前还知道再问清楚了：你真带我划船去？铁小保一瞪眼：谁还骗你？吓的傻豆子不敢再问，赶紧掏钱。多少钱？五块。那会的五块钱顶今天的１００块都不止。可铁小保刚接过钱立刻就改了主意，只给傻豆子来了个口头表扬，然后转身要走，找他的哥们或婆子下馆子去。但一看傻豆子还眼巴巴的看着他呢，心又软了。没法子，破费点吧。铁小保掏出两毛钱给了傻豆子，叫‘偷钱费’，这回就两清了。

砸玻璃

傻豆子还不算最倒霉的。我们院里数邓麻子家最惨，老有人来砸（念ｃｅｉ，第四声）玻璃。当然偶尔也砸别人家的玻璃，但就属砸邓麻子家的最有意思，因为邓麻子会追出来，使劲喊：操你妈！是谁？手里还拿着棍子。这才够刺激，于是附近的几群孩子都把砸邓麻子家玻璃当成了他们的娱乐项目，隔几天就要来一趟。都是半夜三更，突然乒乒乓乓稀里哗啦一阵响，然后是咚咚咚一片脚步，再等一会就是邓麻子大骂‘操你妈’。邓麻子的爸爸妈妈气坏了，但没辙。警察根本就别找，打砸抢武斗杀人都没人管，还管砸玻璃？找居委会更没用，那些半大老太太们更不敢惹事，谁都知道这些孩子正闲得发愁，整天琢磨还有谁家玻璃该砸呢。于是邓麻子的爸爸妈妈只能大骂邓麻子：你在外边都干了什么，招来那么些砸玻璃的？邓麻子呢，本来就想当个大侦探，如今这点小案子都破不了还行？于是每天天一黑就出门巡逻。他还真碰上了几次嫌疑犯：一帮孩子鬼鬼祟祟，但一看见邓麻子就嬉皮笑脸的转身走了。邓麻子干瞪眼，即使人家手里拿着石头，眼睛紧盯着他家窗户，只要石头没扔出去，甚至扔出去但没砸在他家的玻璃上，就不算‘人赃俱获’。于是邓麻子改为打埋伏，藏在附近的楼道里，悄悄观察。很快案子就破了，那天，一帮孩子十几个，摸到他家附近，一个齐射然后扭头就跑。邓麻子赶紧冲出来，天黑人乱，谁也没注意他，邓麻子居然混进了那伙孩子，一起跑回了他们的老窝，原来就是旁边卯区的。邓麻子把他们挨个认了一遍，全见过，小的不过小学三四年级，最大的是二霍，（姓霍，在家排行第二），老高一的，比邓麻子大三岁，个也高，块也大。案子破了，现在怎么办？邓麻子正想呢，有人突然发现了他，吓了一跳：‘唉呦！邓麻子！’于是一群人全都躲到一边，全瞪起眼睛，看看邓麻子再看看他们的头儿二霍，怎么办？二霍笑嘻嘻的打招呼：‘呦，邓麻子，有两下子啊！追到这来了。来吧，也不欺负你，咱俩单挑儿！（就是一对一的打架）’一看邓麻子不应声，右手老在兜里呆着：‘嗷，带着叉子呐（就是刀子）。掏出来吧，还客气什么？’一边叫他弟弟：‘三儿！去！回家把我那一尺二的刮刀拿来！我跟邓麻子练练对叉！’邓麻子呢，憋了半天憋出一句话：‘我他妈招你了么？’虽然话里带个‘他妈’，但实际是服软了，意思是不想打架，只想讲理：我又没惹你，干嘛砸我家玻璃呀？后来呢，那拨孩子还真的不来了，其他几拨砸玻璃的也都不来了，原因是没有玻璃了。邓麻子家的窗户上钉的全是木板和硬纸壳，弄的屋里挺黑，大白天也得开灯。

飞军帽

我们院只有狐狸哥俩最油，不挨欺负还能占便宜。他俩老到外边结识大小顽主和顽主的弟弟们，认识人越来越多，份越来越大。连高中生小铃铛都不敢惹狐狸哥俩了。但狐狸再狡猾也有失算的时候。有一天，狐狸哥哥被关进派出所了，警察叫他爸爸去接人。为什么事？飞人家的军帽。

结识顽主不能光靠说好听的拍马屁，还要干事，比如参加人家的各种活动，而且特别积极。那时候顽主们最喜欢军装军鞋军帽。如果自己老爹不是军人怎么办？那就花钱从军人子弟手里买，但很贵，而且像呢子军装将校靴之类的稀有货花钱也买不着。所以需要偷和抢，但偷和抢这种坏词是不能用的，要用好词，至少是中性词。比如，溜进军队大院，看见人家晾在外边的军装，左右没人，上去就拿下塞进挎包，那叫‘摘’。看见二楼三楼的人家把军装晾在凉台上，就使长竹竿伸过去给弄下来，那叫‘挑’。走大街上，碰见好欺负的孩子穿着军装或军鞋，就给截住，掏出刀子一比：‘脱下来！’，那叫‘扒’。看见有人戴着军帽，就骑车从他身边一过，顺手把军帽一把抓下来，然后一阵猛骑，那叫‘飞’。

狐狸哥哥就是在飞军帽的时候失手了。他跟着一位顽主盯住了一个老头，五六十岁了，大概是个退役的老军人，一身的旧军装，头上是呢子军帽，好东西！于是那顽主蹬车，狐狸哥哥坐在车后架子上，从老头身边一过，狐狸哥哥一抓，帽子飞到手了。可那老头居然三步两步追上来，把他们的自行车掀翻了。两人从地上跳起来，大怒：‘打你个老丫的！’但刚一交手就让老丫的给打趴下了。那老头大概是上过战场的，真刀真枪都干过，还收拾不了俩毛孩子？后来狐狸他们俩轮流扛着自行车（老丫的把车锁了，手里攥着车钥匙），被老丫的押到了派出所。不过也没大事，老丫的刚走，警察就打电话到机关，叫他俩的爸爸去派出所领人。飞帽子这种小事，人家警察根本就不爱管。

那会儿，欺负人，让人欺负，打个架，挨回揍，小孩让大孩截走几毛钱或抢了帽子，都是男孩子们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当然属于不太幸福的那部分。那么，幸福的那部分是什么呢？请看下篇。

□　寄自澳大利亚

刊登在 2006 华夏快递 kd060712

bluesky

畸形年代——大多数的文革（四）

　　　　　　　　　　　　　　　　·陈向阳·

　　　　　　　　　　　　　　　四、吃饱了撑的

闲得慌

中国小学生最幸福的时光发生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到１９６７年的九月，足足放了一年多的假。不去讨厌的学校，不想烦人的功课，不听老师训话，不受考试折磨。每天早上彻底睡足了才起床，爸爸妈妈早上班去了，好好的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惦记，不慌不忙的吃完了早饭，脑子这才开始活动：今天干什么呀？提前计划用不着，有的是时间，每天院里小孩们见了面再当场决定。想起什么就干什么，谁说一句‘去游泳’，大家就回家拿游泳裤，谁提议‘去溜车’（就是为坐车而坐车），就赶紧到处借月票。实在想不出来呢，就先打扑克下象棋，玩着玩着就有主意了，或者发生什么事了，比如突然听见有人喊：‘二里沟那边压死人了！’赶紧就去看死人。如果有人喊‘合作社来大葱了！’或来豆腐了，来排骨了，来白薯了，…。赶紧就去排队买东西。那会东西太缺，一来货就得赶紧去排队。再不就是小贩来了，卖田鸡的，卖酸杏的，磨剪子磨刀的，赶紧过去看。

我们连掏大粪的来了都去看。掏大粪有啥好看？不好看，更不好闻。我们不是看掏粪，是看拉大粪车的牲口，有驴有马有骡子。掏大粪的忙他的，我们就不远不近的围着看牲口。有那么一回，看着看着发现一条毛驴的肚子下边伸出一条黑肉柱子，根据部位判断，那是驴鸡巴。可驴鸡巴怎么一会短一会长呢？眼瞅着越来越长，快挨着地了，又黑又粗又光又亮。这驴有病吧？鸡巴不就是撒尿用的吗？伸那么长干嘛？有个小孩抓了把土扬（念ｒａｎｇ，二声）过去。一个大人（那会好多大人也在家闲着没事）在旁边说‘别扬土！一扬土它就缩不回去了！’我们一听：什么？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呐？赶紧！立刻全围过去，哗哗哗，使劲扬土。正忙着呢，就听一声大喝，掏大粪的农民伯伯抡着大粪桶过来了。我们赶紧跑，不光怕他的人，更怕那桶。农民伯伯嗓门极大：‘我操你的娘！日你的姐！…。’一口的大脏话，但有一句骂到点上了：‘全他妈吃饱了撑的！’还真是这么回事，每天吃饱了干啥呀？

游泳

夏天最好玩的是游泳。太小的孩子，比如说小学三年级以下的，爸爸妈妈都不许去，怕给淹死。那会儿每年夏天北京都要淹死百八十个的。但是大人一上班还管的了吗？院里只要有人一嚷嚷：走啊！游泳去啊！大孩小孩立刻响应，家长的话全白说。但小孩能不能去还在领头的大孩，说是大孩，也就是初中的，比如邓麻子，说不带谁去，谁就不敢跟着。邓麻子考虑的不是淹死的问题，而是那个小孩讨厌不讨厌。我弟弟才小学三年级，邓麻子就批准他去游泳。去哪游？玉渊潭大湖，中间有一人多深。我弟弟一点都不会游，就在岸边水浅的地方玩。邓麻子提议横渡大湖，我们好几个刚学会游泳的，从没游过那么远，所以立刻响应。我弟弟也要横渡，我说不行，但邓麻子说行。于是他就侧泳，只用一只胳膊，另一只胳膊夹着我弟弟，还真游过去了，又游回来了。又有一次，另一个三年级的，叫小包子（外号），也不会游，这回邓麻子不高兴，横渡大湖不许他去，只让他在浅水处玩，还要负责给我们看着衣服。我们横渡过去又横渡回来，却找不着小包子了。再一看救护室那边围了好多人，说是有人淹着了，赶紧去看热闹，等挤进去一看，正是小包子，让人按在那吐水呢。不光吐水，鼻涕眼泪也一块流。后来才知道，他没敢往深处去，可是漂过来几根木头，小孩们都去扒着木头玩，他也扒住一根。可扒着扒着就到了水深的地方，再扒着扒着，那木头一打滚，他就扒不着了。接着他就扑腾，什么都看不清了，谁把他拽上岸的都不知道。小包子眼泪汪汪的求我们千万别告诉他家，要不然，挨了淹还得挨揍。

那会儿游泳的地方不少。最高级的是游泳池，什刹海和陶然亭各有一处。游泳池的水清，但漂白粉的味太大。而且太贵，１毛钱一场，一场才２小时。人又多，跟下饺子似的。所以我们很少去。再就是游泳场，像积水潭，把一片水面围起来，再安些喷头让人冲洗，设个存衣处。游一次２分钱，不限时间。这里的水面大，比游泳池痛快。可惜水太脏，本来就是深绿色，人进去一扑腾就成了灰黑色，从水里出来，手往身上一抹全是泥汤，非得使劲拿水冲，可水管子里的自来水太凉，冲出一身鸡皮疙瘩。至于玉渊潭、八一湖比游泳场又低了一等，叫游泳区，随便游不收钱，想存衣服才收２分钱，有个席棚子当更衣室，有救护的看着。我们从来不存衣服，把衣服放在岸边，让小孩看着。还有更好的地方游泳，比如玉渊潭的西湖，就是那道堤西边的湖，岸边有一个大牌子‘水深危险，禁止游泳’，所以游泳的人少，水比较干净，我们就常在那游。还有运河，游泳的人更少，水更干净。缺点是太远，从百万庄骑车最少二十几分钟，刚游凉快了，骑回家又是一身汗。

滑冰

到了冬天，最好玩的就是滑冰。中学以上的大孩爱去冰场。那会儿北京最有名的是什刹海冰场，席子围起来好大一片，每天上午一场晚上一场。去的人除了真滑冰的还有不少成帮成伙的‘顽主’或叫‘狂主’，男的军大衣呢子军帽，女的是大拉毛的围巾，特别鲜艳。他们都穿跑刀，但是轻易不跑，慢慢滑，几个人一排，男的使劲打量女的，女的悄悄瞟着男的。哪个女的漂亮，就有男的上去搭话，‘拍婆子’。如果两拨人都想拍同一个婆子，或这个婆子已经有主了，那就有麻烦了，动不动就呛起来了，叫‘碴架’。碴完了就打架，但冰场里边一般打不起来，因为有不少年轻力壮的工作人员专门对付打架的，所以出了冰场再打。三天两头冰场外边有打架的，武器就是冰刀，要不顽主们爱穿跑刀呢，刀长，打架好使。冲上去先抓下帽子，然后照脑袋一冰刀，血一出来，就叫‘花了’。也有抡冰球杆的，但是少，因为打冰球的都比较投入运动，看不起滑跑刀的光知道拍婆子，太色（念ｓｈａｉ，第三声）。打冰球的不拍婆子但是逗婆子，故意把冰球打到最‘漂’（就是最抢眼）的婆子脚下，然后一窝蜂的冲过去，冰球杆一通乱扒拉，非把那婆子弄个大跟头才又一窝蜂的跑了。

我们小学生去冰场的少。一双冰鞋便宜的也得十几块钱，买不起。滑一场冰两毛，也太贵。偶尔去趟冰场，借双冰鞋，不能太新太好，衣服帽子也都不能太好，不然哪个狂主看上了，随便就给‘要’走了。到了冰场也得黄花鱼溜边，捡人少的地方。万一在滑冰的时候和哪个狂主撞一下，赶紧示弱，就是往边上躲，眼睛别看人家，挨了骂一声不吭，这样就出不了大事。

我们真正常去的是紫竹院，不是冰场，是野冰，不是滑冰，而是滑冰车。冰车是自己作的，找几块木板一钉，底下安两根粗铁丝就行，有三角铁更好，最棒的是用冰刀，从破冰鞋上拆下来的，这种冰车滑的又快又拐弯灵活。滑冰车时要双腿盘起坐在冰车上，手里拿着冰钎子，粗铁丝作的，一头磨尖了。我们先乱滑一气，然后玩逮人，追来追去，多冷的天也能玩出一身汗来。我们隔一天两天就扛着冰车去趟紫竹院，那会儿根本不要门票，连围墙都没有。可是，走到紫竹院得半小时，还扛着冰车，太累太远。狐狸哥俩想出个主意，在院子里泼个冰场吧。我们院有块地方背阴，从来不见阳光，最合适。泼冰场要用水，狐狸哥俩才不会到自己家端水呢，他们早就看中了两个小孩，家都住在那个背阴处的边上，一个住二楼一个住三楼。狐狸哥哥告诉他们回家打开窗户，然后一盆一盆的往楼下泼水，当然是在他们的爸爸妈妈上班之后。那俩孩子完全心甘情愿：他们突然变的如此重要，全院大孩小孩都在楼下眼巴巴的看着自己，多美呀。于是他俩一盆连一盆，干的热火朝天，但到了晚上都挨揍了。有个老太太找到他们家里告状，不光说他们浪费水，还说地上冻了冰，人还不滑跟头啊。确实，只过了一夜，那块背阴处就成了小冰场，有七八米大小，一两个冰车还能转转小圈，七八个冰车放上去就挤成一团，谁也别滑了。

钓鱼、捞虾、抓蜻蜓、粘唧鸟、逮蛐蛐

跟冬天一比，还是夏天好玩，鱼虾虫鸟都是热天出来，冬天就藏了。我们对待鱼虾虫鸟，第一就是抓。抓住了呢，玩。玩够了呢，吃。人不能吃呢，就喂鸡，一点都不糟蹋。

我们常去钓鱼。鱼杆都是自制的，找两三根粗细不同的竹竿插在一起就行了，最前边那节叫‘梢’，要用细竹条，上哪找呢，扫地的大扫把。哪有大扫把呢，扫大街的，扫院子的都有。趁着大扫把放在一边没人看着的时候，过去抽一根。去哪钓鱼呢？玉渊潭、紫竹院，湖里河里都行。钓什么鱼呢，白条，川丁，火鳞片，鲫鱼，还有带三根大尖刺的嘎鱼，一般都是手指头大小，一个人两三个小时也就钓个四五条，装在大口瓶（罐头瓶）里提回家。先养着，养死了再喂鸡。捞虾的收获更大，但先要做虾网。用粗铁丝弄两个圆圈，拿布蒙上底和四周，再穿上绳子就行了。网底绑上一块肉骨头，最好在火上烧一烧，弄出香味来。去哪捞呢？动物园后边有白石桥的那条河，最好就在桥边，挨着桥墩子下网。起网时动作要特别慢，一点一点的，稍一快虾就发觉了，弓起腰来一弹就跑了，比鱼都溜的快。最大的虾有手指头那么长，举着两个大箝子，挺唬人。有三四个网，干上一早，能捞个十几只二十只。拿回家裹上面一炸，太香了。可那会儿油太少，凭油票，一人一个月才半斤油。所以捞不了几回虾家长就不干了：别去捞了！油都没了！

抓蜻蜓有两个办法。一是拿网子或大扫把，连抡带扣。刚下完雨蜻蜓最多，在没人的地方飞的挺低。这时你就拿着网子或大扫把，哈着腰过去，当蜻蜓从你头上飞过时，赶紧一直腰一抡网子或大扫把，没准就抡上一只。但抡不了几下，那些蜻蜓就知道此地危险，或者转移了，或者飞的比二层楼还高，让你干瞪眼。第二个办法是等蜻蜓落下来再抓。它们飞累了总得歇歇呀，一般就落在树枝上，尤其是枯树枝上。这时候要用竹竿，竹竿头上抹上胶，粘它。双手必须拿稳，让竹竿从后边慢慢的伸过去，越接近越慢，最后猛一下点中翅膀。此法可同样对待唧鸟（就是知了，学名蝉）。但唧鸟落的更高，需要更长的竹竿，手必须更稳。另外唧鸟的力量更大，挣扎的更厉害，所以胶必须特好，不然根本粘不住，明明点中了，可唧鸟一拍翅膀又飞了，‘吱吱’的叫着又去别的树了，干气人。那用什么胶呢，必须又粘又有韧劲，还不容易干，商店里卖的什么胶水浆糊一概不行，得自己熬。拿什么熬呢，胶皮，什么橡皮筋、自行车内胎都行。最好的材料是橡皮奶嘴和听诊器的橡皮管子，可惜太贵，买不起，只能想办法弄。比如我们就带着剪子到小医院里去过，但所有大夫都把听诊器挂在脖子上，让我们没法下手。还是奶嘴好办一点。有个老太太推着小孩车在院子里，车上是她的孙子，抱着个奶瓶。老太太不知想起了什么，离开了一会，也就一两分钟，再回来一看，那孙子怎么把奶浇的一脸一脖子呀，再一看奶瓶上的奶嘴没了，气的老太太跳着脚的骂。奶嘴呢？让狐狸弟弟拿去熬胶了。熬胶的学问太大了，光有胶皮还不成。比如说，怎么才能让胶不容易干呢？加点油吧，可加了油又太稀，不粘了，那就再加点松香吧，反正得试来试去的，加点这个加点那个，不知哪回就蒙上了，熬出的胶特别好。这回的配方就得记牢，以后照此办理，而且还得保密，不告诉别人。

到了夏末秋初就该抓蛐蛐（就是蟋蟀）了，为的是斗架。要二眼（屁股后边两根叉）的正经蛐蛐，三眼是母的，抓回来只能喂鸡。此外什么油葫芦（像蛐蛐，但个头特大），棺材头（脸是平的，像棺材板），老咪嘴（嘴张不大，不能咬架）都不行。抓蛐蛐也需要家伙，一个铁丝编的罩子，一根铁钎子，一个水壶。去哪抓呢？玉渊潭附近，当时那边都是农村，种庄稼种菜。听见蛐蛐叫，先捏手捏脚的慢慢接近，要听准蛐蛐在哪，最好侧着头，堵住一个耳朵。一旦位置确定了，几个人立即包围，把草拔干净，找洞。找着洞口拿蛐蛐罩子罩上，然后拿钎子从旁边往深处扎，用劲橇一橇。土一动，蛐蛐就慌了，生怕房倒屋塌，赶紧往外逃，谁知正好中计，刚一出洞就进了罩子，然后就任人摆布了。所以有经验的蛐蛐都知道还是洞里保险，死活不出来。这时就得拿水灌了。大孩们罩子钎子水壶一应俱全，我们小孩呢，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办？在家多喝水，把水都装在肚子里。有时刚走到半路尿就憋上来了，我们就互相鼓励：‘憋着点！找着蛐蛐再尿！’每次头一个让我们发现的蛐蛐最惨，好几个人围一圈，哗哗哗好几条水柱一起灌，有多深的洞也灌满了，蛐蛐只好出来，不然准淹死。蛐蛐一出来，我们立刻争先恐后的扑，谁抓着就是谁的。经常一巴掌就给拍死了，没死的也断了须或掉了一条大腿（叫大夯）。那也没关系，照样拿回家斗架。我们小孩的蛐蛐罐子也不讲究，什么茶缸子，拔火罐都行。装上半罐土，拍实了，加点水，半干不湿。再喂蛐蛐几粒大米，更要喂辣椒，辣的它直冒火，咬架厉害。咬架时，把两只蛐蛐放到一个罐子里，拿蛐蛐探子（一种草作的，前头撕出细丝来）把它们引到一块。胆小窃阵的或被咬败了的，就拿出来放在手掌里颠，把它颠急了或颠糊涂了，忘了刚才的失败，然后放回去再战。实在不可救药的只好喂鸡。我们每人都有好几只蛐蛐，什么‘黑头’，‘黄背’，‘花牙’，‘单夯’，还分‘大王’‘二王’‘三王’，或‘大将军’，‘二将军’。

鬼故事

夏天吃完晚饭，大人孩子都不在家里呆着。大人拿着扇子和小板凳，到马路边上去乘凉。我们小孩打打闹闹，连嚷带叫。不过呢，一讲鬼故事立刻全老实了。大孩讲的比较精彩，比如高中生小铃铛能讲福尔摩斯，属于最高级的，初中生邓麻子能讲梅花党，其它就是什么停尸间，坟地，解剖室，……大孩给小孩讲，小孩再给小小孩讲。属狐狸哥俩主意最多，他俩找来一年级二年级的七八个孩子，让他们在楼栋门口坐一排，然后开讲。小孩们听的一动不敢动。正讲到高潮：‘……身后来了一个鬼，大白脸，红舌头，十个手指尖尖的，……快看呀，鬼来了！’此时楼门一开，事先埋伏好的鬼真出来了，脸上贴着白纸，手指上戴着尖指头套，嗷嗷叫着扑向小孩，小孩们尖叫着逃跑，但有一个又叫又哭却站不起来，尿裤子了。

鬼故事听多了，弄的我们黑天一个人走路就发毛，老觉的后边有鬼跟着，走几步就一回头。晚上临回家还要闯一关，因为楼道里没灯，黑呼呼的。所有楼道里的灯泡都被偷了或打碎了（那会儿买灯泡都凭购货本）。一进楼道就觉的到处都埋伏着鬼和死人，拼命瞪大了眼睛紧盯着一切可疑的动静，头发直往起立。一天晚上，我们正在院里玩呢，有小孩报告：傻豆子回来了。傻豆子小学二年级，老挂着两条鼻涕，在院里最受欺负。小铃铛一听，立即行动，一下就蹿进傻豆子家的楼道。傻豆子进了院，走到楼道门口却站住了，使劲的喊他奶奶，叫他奶奶下楼来接他。可他奶奶腿脚不好，再疼傻豆子也不想从三楼下来，非让傻豆子自己上楼。傻豆子磨蹭了一会，知道没希望了，只好大声唱起歌来，跺着脚进了楼道。他根本不知道小铃铛在楼道里藏着呢，要不他宁可在院里呆一晚上也不回家了。我们全都笑嘻嘻的等着热闹。就听傻豆子的歌声和跺脚声到了二楼，突然一声鬼叫，歌声骤停，但马上响起杀猪般的尖叫，连续不断，还有噗噗的乱响和嗵嗵的脚步。就看楼道门嘭的一开，冲出一人，大高个，是小铃铛，接着嘭的又冲出一个，是傻豆子，还继续着尖叫，一边紧追着小铃铛一边抡着王八拳（以肩为轴，双手攥拳，双臂向前猛抡圆圈）。小铃铛刚一慢，傻豆子就扑上，雨点般的拳头连连命中，小铃铛只好再猛跑。就这么一紧一慢，在院里跑了好几圈傻豆子才停下来，已经嗓子嘶哑，呼哧呼哧喘不上气了。小铃铛也累的够呛。傻豆子好一阵都不会说话了，眼睛发直了好几天才恢复过来。后来再没人敢吓唬傻豆子了，都怕王八拳。

弹球、三角

弹球和三角是一年四季老能玩的东西。尤其在冬天，别的没法玩了，它们就成了主要玩意。弹球的玩法至少有三种。一是‘野追’，就是你弹一下我弹一下，看谁能击中别人的球。弹球好手在５、６米外的命中率很高。在开玩之前都要说好是‘真嬴儿’的还是‘假嬴儿’的，如果是真嬴儿的，击中后就嬴弹球。另一个玩法是进坑的，地上挖几个小坑，要依次把弹球弹进每个小坑，全进完了就‘过江’当‘皇上’，然后就有了‘杀人’的权力，再击中谁的球，谁就输了。再一种玩法叫‘出锅’。地上画个圆圈，叫锅，每人放一个或几个弹球在里边，然后再用手里的弹球把锅里的弹球打出来，如果是真嬴儿的，谁打出来的就归谁了。

三角就是烟盒，叠成三角形的。玩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把手里的三角狠狠的打向地上别人的三角，要是能把地上的三角打翻过来，肚皮朝上，就算嬴了。一般在土地上玩，如果你的三角爬在平整地方，四周没有破绽，就很难让别人的三角扇的翻过来。如果落到了不平的地上，一边露出个大缝，人家就从那里下手，狠狠的一下，你的三角就会翻过来。再一种玩法是用手兜风去煽地上的三角，但手不许碰三角。一般在水泥地上玩。三角先都肚皮朝上摆着，谁把最后一张三角煽的翻成背朝上就嬴了。这也是技术活，最简单的是拍，手指并拢整个手掌合成锅盖状向地上拍去，从大拇指前头的缺口处就有气流冲出吹翻三角，但一次只能对付一张。另一招是抡圆了胳膊，伸展手掌向地面猛击，连扇带拍，此招叫‘乎’。此法可一下扇翻两张三张甚至更多。为了掌握技术我们没事就练如何煽两张头对头的，裆对裆的，多张摆成一条线的，两条线的，横排的竖排的，梅花形的。要想一下扇翻多张三角，必须让每张三角得到的风力不大不小，正好翻一个身。我们一般都在楼道里玩，避风，一玩就是半天，尤其是输红了眼的时候，非等到奶奶姥姥之类的喊上好几十声才回家吃饭。我们的手都是又黑又肿。黑是把地上那点土全沾起来了，肿是因为一天往水泥地上拍好几百次，能不肿吗？

养鸡

北京人曾经最普遍养的动物是什么？鸡。别管住城里住城外，住平房住楼房，全养。可不是当宠物，为的是实用。最先是打鸡血，１９６５年没到文化大革命呢就听说了，到了文革，打鸡血的更多了。干嘛打鸡血呢？健身。你瞧那公鸡多精神，天不亮就伸着脖子叫唤，它那点精神气不全靠鸡血撑着呢吗？不信你把血给它放了试试，立刻完蛋。所以说，如果把鸡血打到人身上，不就把公鸡的精神劲弄过来了吗？咱中国人琢磨事就这么直截了当。当然，鸡血一次不能打太多，一是精神劲不能太足，不然天不亮就起来嚷嚷，影响别人休息。二是鸡也受不了，一只鸡才多少血呀。鸡血往哪打呢？肌肉注射，一般往屁股上打，打进去慢慢吸收。后来有人嫌见效太慢，就来静脉注射。效果如何呢？先是听说不错，打完鸡血浑身发热，老想干点什么。后来就常听说打出毛病的，胳膊腿发麻的，半身不遂的，还听说有打死的。本来么，打人血还得对血型呢，这鸡血打到人血里能好的了么？就是肌肉注射多了也不行，有人打的一屁股大紫疙瘩，吸收不良，鸡血都窝在肉里了。再后来上边就发通知说不让打鸡血了，危险。于是大人们又换了健身新招，什么甩手，喝凉水，喝红茶菌，新花样一个连一个，先按下不表，还说养鸡。

鸡血不打了，可养鸡的却更多了，而且大都养母鸡了，为的是下蛋。这会儿文革已到高潮，副食供应日见紧张。鸡蛋早就凭购货本了，一户５口以下的人家一个月才供应１斤鸡蛋。别说一个月，放开肚皮还不够一天吃的。养只母鸡弄好了一个月能下两斤鸡蛋，这可不是小事。

最简单的是养大鸡，到商店买只活母鸡回家养着。但这鸡能不能下蛋可难说，农村人都是等母鸡太老了，或下足了蛋该抱窝了才卖呢。偶尔也有急着用钱，小母鸡正下蛋呢就卖了。狐狸家就买了只母鸡，买回家第二天就下蛋了。别人可没那么好福气。再一个办法是从毛茸茸的小鸡养起。每到春天就有小贩用自行车驮着小鸡进城来卖，便宜的才１毛钱一只。那年小铃铛一下买了１２只，看着满地乱跑的小鸡，美滋滋的说起了他的计划。十二只小鸡，假如六公六母，六只公鸡养到十一就不小了，但只杀三只作辣子鸡过国庆节。剩下三只到春节再杀，一只红烧，一只清炖，一只酒糟。六只母鸡呢，全留着下蛋，一天收六个蛋，他吃两个，他爸爸妈妈一人一个，他弟弟隔一天才许吃一个，他妹妹没份，想吃也行，要看她养鸡的时候出力大小。可是才过了一天小铃铛就修改了计划，因为小鸡变成了十一只，踩死了一只。后来计划不断的修改，让猫叼走了一只，门又夹死了一只。再后来一闹鸡瘟全死了，计划彻底取消。

养小鸡成功的也有，比如我和我弟弟，把６只小鸡养大了４只，一公三母，三只母鸡还真是每天下蛋。可正美的时候，派出所警察带着一帮居委会的，趁我们哥俩不在，把那４只鸡全抓走了，说是北京市有文件，不许养鸡。不说了，伤心。多好的鸡，都进了警察的肚子。

还有二猪和三猪，哥俩买了５只小鸡，只养大了一只。但这一只可不得了，个头奇大，九斤黄大公鸡，就是画里常见的五彩大公鸡。身上的毛有酱黄色，明黄色，黑色，说黑又不是黑，太阳一照直闪绿光。九斤黄挺胸扬头，雄赳赳气昂昂。每天三猪把它抱到院里，院里的母鸡们立刻全跟在后边，心甘情愿的当老婆和小老婆，其它的公鸡呢，全缩头缩脑不敢靠前。

那时，大人养公鸡打鸡血早就停了，但小孩们养公鸡斗架却兴了起来。斗鸡比斗蛐蛐好看多了，一围一大圈孩子。这儿也斗那儿也斗，斗来斗去排出了名次。什么寅区大王、卯区大王，还有二王三王。三猪不让九斤黄斗架，心疼。外边的孩子一来，‘嘿！这只鸡个大嘿！斗斗啊？’三猪就赶紧抱起九斤黄回家，人家再说再骂他也不理。直到有一天，三猪不在，哥哥二猪被人说动了心，让九斤黄斗了第一场架，只两个回合就把一只身经百战的黑公鸡打败了。黑公鸡的主人不服，又去叫人抱来更多的鸡斗架，但来一个败一个，九斤黄太厉害了！再后来，什么寅区大王、卯区大王，全都败在九斤黄手下。

九斤黄威名远扬。各区的大王二王三王都来会战。可有的主人一看九斤黄，根本就不敢把手里的鸡放下来：‘我操！这么大个！这可不成，没法斗！’还有的鸡呢，刚一照面就转身逃跑，没交手就认输，敢交手的也坚持不了几个回合。我们全院小孩极为自豪：要比人打架，我们根本不是外边孩子的对手，可要说起斗鸡呢，一提九斤黄附近的孩子都知道：‘那九斤黄是你们院的？我操！那可是百万庄大王！’听听，百万庄大王！

可惜，再威风的英雄也有末日。１９６９年夏末，二猪要上山下乡了，他们的爸爸妈妈也要去五七干校，全家都要搬走，必须把九斤黄处理掉。怎么处理？杀？谁说杀九斤黄三猪就跟谁急。那就送人？二猪不干，因为送到谁手里也免不了一刀。养九斤黄费那么大劲，少说７、８斤肉呢，白送别人二猪舍不得。那会儿买肉都凭购货本，一个月一户才两三斤。

后来二猪趁着三猪不在家时下的手，还是在院子里杀的，怕九斤黄力气太大，在家弄一屋子的血。其实二猪也心疼，强装笑脸，很不自然，只能使劲想着红烧鸡安慰自己。没想到一只九斤黄杀了一个小时才咽气。刚放了一小碗血九斤黄就扑腾着跑了，二猪紧追慢追抓不着。正在此时三猪回来了，立刻急了，要抢过刀来杀二猪。九斤黄后来跑不动了，院里有几只母鸡又聚到九斤黄身边，有的还卖弄风骚呢，根本不知道九斤黄已经让人放了一碗血了。然后呢，三猪就守着九斤黄掉眼泪，一直到九斤黄血流完了，卧下了，头耷拉了，三猪知道不可挽回了才放弃。后来三猪连一口鸡肉都没吃。

换纪念章

文革最早出现的毛主席像章也就比１分钱大点，红色珐琅，金色头像。后来呢，各式各样，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朋友之间，革命战友之间赠送像章交换像章很时髦。像章的需求太大，商店里常常没货，所以呢，１９６６年开始，北京出现了好几个毛主席像章市场，像前门搂子斜对过，动物园门口，新街口白雪照相馆边上，甘家口商场门口。几十人到几百人聚在一块挤来挤去的，手里拿着像章，几枚到几十枚，别在布上或别在胸前。你看看我的，我看看你的，看中哪个就问：你这个怎么换？都说换不说卖。买卖像章是对毛主席的大不敬，再说那时候私自买卖任何东西都叫投机倒把。当时的几个自由市场，像鸽市，鱼市，邮票市，旧货市（小市）全被取缔了。还有人去悄悄的交易，警察就去抄，红卫兵也抄，还打人。所以毛主席像章更不敢说是买卖，只说是换，调剂个新鲜样的。其实呢，不少人都是从鸽市旧货市转过来的，是专门倒腾东西的老油子。他们倒腾像章跟倒腾鸽子一样，为的是进进出出，手里的货越来越多，然后呢？赚钱。

我们也去换像章，可惜我们小学生脑子不够使，换不过人家，手里的像章越换越次越换越少，但也算把行情摸清了。每种像章都有市场价格，但不是用钱表示，基本计算单位是那种最小的像章，老油子们叫它‘小崽儿’，我们头一回听见吓了一跳，悄悄说：反动！但随后就听惯了。一种跟小崽儿一边大，但通体金黄的可换两个小崽儿，或简单的说‘换两个’。一种有机玻璃的长条，上边烫印了毛主席语录或‘毛主席万岁’几个字的，换２－４个。那种金属长条，红珐琅金字‘为人民服务’，就是周总理常戴的那种，换６－８个。那些韶山、井岗山、遵义、延安各革命圣地的纪念章可换６－１２个（根据大小、质量）。有一种‘小天安门’，比小崽还小，长方形，但天安门的图案极为精致，可换１２个。有一种特别受欢迎的像章称为‘大头’，有上海牌手表那么大，双边，红珐琅带放射状光芒，金色毛主席头像，整个看着特顺眼。一个大头可换３０－３５个。还有更棒的一种，叫‘军星’，是海军一次会议（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代表大会？）上特制发放的。每个代表一套，一套两件，一件军功章似的五角星，中间是毛主席头像，另一件配在五角星下边，是个长条，上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这套军星至少换３个大头，一是作工精致，二是数量有限，特制发给代表的，外边根本就没卖过。不过仿制品立刻出现，但价值差远了，连一个大头都换不了，因为仿制品根本比不了真军星那份精致。而且当时的造假者胆小，做的再像也不敢在背后打上‘人民海军…。代表大会’的一行字。

市场老油子怎么赚钱呢？蒙不知行情的。他们拿两个小崽就能换一个韶山或‘为人民服务’的牌：瞧，我这是两个主席像章，你那个上面连主席像都没有。外行人一听有道理，换了。老油子一转身又拿一个韶山换一个小天安门：‘瞧，我这个有你的四个那么大，得了，交个朋友，你再搭俩小崽算了。’再一转手，又拿小天安门按市价换两个韶山。手里像章越换越多，最后还得变成钱，那才是真正想要的东西。怎么变钱呢？比如手里有个大头想卖。商店里的价格也就２毛左右（但根本没货），他想卖１块，但卖主席像章还高价牟利，让红卫兵抓着死罪都够了。怎么办呢？他告诉那特想买的人：‘我这一个大头换３０个小崽，一点不蒙你，整个市场打听打听，都这么换。’买家问：我上哪找３０个小崽去呀？他告诉人家：好办，前边一拐弯，那个商店里有卖的。于是，那位买来３０个小崽，成交。然后呢，老油子一转身：我这有富余的小崽，谁要？３分一枚，原价，全新，还在纸袋里没开封呢。１０个小崽就能卖３毛钱，小饭铺一坐吃半斤肉炒饼，午饭解决了。要是３０个小崽都卖了呢，９毛，那就来个炒肉片（当时是５毛）４两米饭（１毛２），再来二两１毛３一两的白干了。

纪念章市场到１９６７年底１９６８年初就逐渐消失了。原因是天下大乱，到处武斗。好多工厂，尤其是三线的军工厂纷纷转产，停产飞机大炮，大量生产毛主席像章。造反派可比老干部敢干，铝材属军用物资，现在都拿来造像章，花样越来越多，个头越来越大。过去大头和军星就算最大的了。现在呢，茶杯口大的，饭碗口大的，最后菜盘子那么大的都造出来了，已经没法别在衣服上了，太沉，只好拴根绳挂脖子上。论花样那就太多了，光是主席像就有头像，半身，全身，戴帽子，不戴帽子，站着，坐着，招手，背手，叉腰，穿军装，穿大衣，穿衬衫，微笑的，严肃的，青年的，壮年的，老年的，正面，侧面，半侧面，…。．。背景图案更是五花八门，都没法数了，几百几千种。市场老油子们目不暇接，每天都见着好些新样的，还怎么定价呢？定不过来，全乱了。而且供给太充足了，不光商店卖，各单位还时不时的发，谁想要像章都挺容易的弄个三枚五枚十枚二十枚的，谁还上像章市场去找啊。

看死人

文革那会儿，死个人特别平常，有让红卫兵打死的，有武斗死的，还有好多自杀的。隔那么几天就能听见院里院外有人大喊：去看死人啊！好些窗户就冒出脑袋问：在哪？等会我！然后呼啦啦一群群孩子边喊边跑直奔现场。我看过上吊死的，跳河死的，跳楼死的，钻汽车轱辘死的。可惜经常是去晚了，人山人海的挤不进去。等挤进去，死人也早让席子盖上了。头一次看清楚的是个撞火车死的。那时在北京天文馆后边是条铁路，通西直门火车站，现在改成马路了。光我记的那段铁路上自杀的就有４、５个。用火车自杀效果好，决不拖泥带水，往上一撞，‘乓’一下子就完了，一秒钟完成。那次我去的早，看的人还不多。死人被火车拖了１００多米，路基上稀稀拉拉的不少血，还有一大团白花花的脑子，就跟副食店卖的猪脑子差不多。那个死人也让席子盖上了，可警察还没来，只有个铁路工人看着。一个孩子上去‘呼啦’就把席子掀了，然后呢，只见一大团内脏，可我只认识肠子和肝，尤其那个大大的血红的肝（跟猪肝一个模样）。我当时光纳闷人肚子里怎么能装那么些东西，那么大的肝能装的进去吗？谁知后来好多天，我一闭眼就看见那个血红的大肝，弄的我好些天不想吃肉，好几年不能吃肝，虽说是猪的。

我看死人最清楚的一次是在北京军区大院的门口，在西山那边。那次我们走着去八大处玩，路过那。看见大门口放着几副担架，过去一看，每副担架里是个死人！仔细一问才知道都是保定武斗死的。死人的一方抬着死人到北京军区抗议示威，因为北京军区支左支的是另一派。大院门口有拿枪的解放军站岗，不让进去，于是抗议的就把死人堵在门口，让进出的车都走不了。这里离北京城太远，看热闹的人少多了。所以我们从容不迫的看了个痛快，想离多近都可以，但谁都不敢太近，因为死人发出了比屎还难闻的臭味。这回算彻底看清了，死人确实和活人睡着了没太大区别，只不过打死的人身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一片片黑色的血。苍蝇到处乱爬，有个死人的眼睛还睁着一点，好多苍蝇就在那挤成一团。

还有一回，我回到院里，哥们儿怎么一个都不在？我左转右转的干着急，肯定都去什么好玩的地方了。终于找着了一个小孩说都去大烟囱那了，‘去干嘛？’‘有个人爬上去了要跳下来自杀’。我‘哎呀’大叫一声，转身飞奔。还没跑到就看见大群的人正从大烟囱那往回走，跟电影散场似的，可都是满脸的不高兴，有的还骂骂咧咧。一问才知道：‘没他妈跳！又爬下来了。白等俩小时。他妈的，真想打丫的！’我大松一口气，心说‘还是没跳的好’。我可不是心疼那条命，我是怕错过那精彩场面而难过。在基本观点上我和哥们儿们完全一致：一，那人既然想自杀就一定是个坏蛋，完全该死。二，既然已经爬上去了，就应该跳下来。又改了主意爬下来是绝对错误的。三，骗的那么多人白等俩小时那就该打，最好打的那坏蛋当场改正错误再爬上去。

我们当时真是那么想的，一点没觉的有什么残忍。小孩的适应力最强，常看死人就觉的比上动物园看动物还正常，觉的就应该不断有人自杀给别人看。如果我们当年碰上了老舍先生跳湖自杀，一定会看的津津有味，决不会想起喊一声‘救人’。

抢小贩

北京一直就有走街串巷的小贩，卖金鱼的，卖小鸡的，卖杏的，卖田鸡的，卖香瓜的，卖酸枣的，卖蝈蝈的，太多了。小贩大多来自北京郊区，乡下的山里的，进城卖点土产鲜货赚俩钱。小贩的主要目标就是小孩，又馋又喜欢新鲜玩意。文革前是有钱的掏钱买，没钱的围着看，干咽吐沫。到了文革呢，小孩们一群一群的打架砸玻璃偷东西，什么都敢干。再见着小贩能有他们的好吗？

有一回，丑区的一帮孩子围住了一个卖小鸡的。一个孩子抓了两只小鸡转身就走，卖小鸡的大喊不管用，就把自行车往树上一靠跑去追，没追几步呢，后边‘哗啦’一声，自行车被推倒了，筐翻了，小鸡满地跑，小孩们满地抓。另一回在卯区，一个卖田鸡的，现剥现卖，从麻袋里摸出个青蛙就活剥，剥好５只拿竹签子一串，２毛，还真有老太太们买。正干着呢，一个小孩提起麻袋一抖，一袋子青蛙全倒出来了，满地的蹦，周围的孩子全扑上去抓，拿回家玩去。

我们小院的孩子还不大好意思明抢，狐狸哥哥想出个主意：送派出所。那会儿农民有点农产品必须交售国家，进城私卖就叫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我们见着小贩就围上去检查证件或介绍信，十个小贩九个没有介绍信，于是我们就理直气壮的推着小贩去派出所，小贩就求饶，我们就说不行，非去派出所。小贩实在害怕了，就把卖的鲜货，杏啊，香瓜啊，酸枣啊往我们手里塞。有一次，一个卖梨的小贩还挺横，说‘派出所？去就去！’连一个梨都舍不得。谁真去派出所呀？挺老远的，而且人家警察根本就不管这种事。这小贩大概知道警察不管，所以不怕，推着车就跟我们走，一边紧紧护着他的梨。我们越走越烦，干脆算了吧。突然，狐狸哥哥一把抓起了小贩的称转身就跑，这下小贩可慌了，‘唉，唉，称！我的称！’扔下车就追，我们掀开梨筐就抓，一人好几个。狐狸哥哥一看这边得了手，就把称扔了。小贩捡起称再回来我们全拿着梨跑了。后来狐狸哥哥要我们每人至少给他一个梨，因为他的功劳最大。

那卖梨的小贩顶多算是倒霉，真正悲惨的是‘小大人儿’。这是我们当年称呼侏儒的通用词。个子跟孩子一边高，可却是个大人，所以‘小大人儿’。那个悲惨的小大人儿当年天天在百万庄商店（我们称为合作社）前边的空场钉鞋，文化大革命前就老看见他。百万庄的小孩一说小大人儿就说的是他。跟二、三年级的小学生一边高，却是三四十岁的大人脸，脑门上两条深深的皱纹，梳个小分头，戴个大手表，每天推着小车来，车上是钉鞋的家伙和材料。他的生意不错，因为钉鞋认真，认真的简直有几分自豪。大概是觉的他一个半残疾不光养活自己还能养活一家。听说他媳妇也是个小大人儿，他孩子呢，准是个小小大人儿。他脾气不好，尤其是对小孩，都叫他小大人儿，他不爱听，更重要的是小孩们老拿他的东西。我们做冰车做弹弓，一缺钉子缺皮子就想起他来：小大人儿有！于是去他的钉鞋摊，假装围着看，互相掩护着悄悄下手。１９６９年底我跟母亲去了五七干校，１９７０年再回来听到的消息之一：小大人儿死了。怎么死的？让好多孩子打死的。有个孩子从他的摊上拿了块皮子（做弹弓的皮兜），小大人儿不干，站起来就追，手里正好还拿着缝鞋的锥子。小大人儿死追，那孩子害怕了，把皮子扔了，小大人儿捡回了皮子。可一会儿功夫来了一群中学生小学生，找小大人儿算帐，说他要拿锥子扎人。小大人儿一点不服软，对骂，然后就对打，一群孩子一拥而上，而且手里还有棍子，不怕小大人儿手里的钉鞋家伙了。看热闹的小孩越围越多，都说小大人儿该打，因为都不喜欢他。小大人儿被打趴下了，小孩们却打的更欢了，因为更好打了，连看热闹的也打，你一脚，我一脚，你一砖头，我一棍子。等都打够了，小大人儿早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气了。后来呢，死就死了，警察也没怎么管，那年头死的人多了，管的过来吗？而且谁也不知道小大人儿到底是让哪个孩子打死的。说老实话，哪个孩子打的时候大概也没想打死他，可打的人太多了，小大人儿就抗不住了。

（好多年之后，我自己有了孩子。突然有一天想起了小大人儿的孩子。小大人儿被打死的那天，那孩子会不会也瞪着黑亮的眼睛，不断的问：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从此我一想到这就鼻子发酸。）

还回到当年。正当我们认定：不用上学天天在家玩就是小孩最正常的生活，却突然传来消息：又要开学了，叫作‘复课闹革命’。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中国小孩最幸福的时光就要结束了，还傻乎乎的以为：反正老在家玩也玩腻了，去学校，多个玩的地方也不错，于是挺高兴的就去复课了。结果呢，下回再说。

（作者注：接下去的一章是〖复课闹革命〗，已在２００３年发表。请到“华夏文库”去找。）

□　寄自澳大利亚

刊登在 2006 华夏快递 kd060719

bluesky

畸形年代——大多数的文革（五）

　　　　　　　　　　　　　　　　·陈向阳·

　　　　　　　　　　　　　　　五、收拾造反派

（前接２００３年发表的〖复课闹革命〗，请查找‘华夏文库’。）

全国大武斗

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文化大革命三年就该胜利结束。１９６５年底批〖海瑞罢官〗就算开始了，先用一年发动群众，到１９６６年底再公开革命目标：刘少奇和大大小小的走资派。１９６７年把他们收拾干净，然后１９６８年打扫战场，重建各级政府和党组织。再把党章、宪法、规章制度全换上最革命化的，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就建成了。

可实际情况出乎意料。第一年还符合计划，而且超计划。革命小将的革命激情简直让人喜出望外。咱毛主席天安门上一挥手，下边百万红卫兵的大海立刻山呼海啸。如此的能量向他刘少奇冲过去，他抵挡的了？果然，刘少奇和他的各级代理人一下子就被冲垮了。接下就来该重建了，造反已经造够了，该转入下一步了。可革命群众的造反劲头一鼓起来就停不住，到１９６７年这劲头越来越巨大，而且革命群众越来越胆大无比，谁都敢怀疑。刘少奇曾经是一人之下所有人之上，如今刘少奇都可以打倒，还有谁不能打倒？除了毛主席光芒万丈绝对真理，剩下的全可以怀疑，全可以轰他几炮。林副统帅，咱毛主席亲选的接班人，都光芒九千丈了，也有人敢轰。咱周总理，多得民心啊，可出了个五一六兵团，专门要揪总理。还有江青，咱毛主席的夫人，陈伯达，中央文革的头目，党的老理论家了，可喊打倒的人就没断过。对毛主席身边最亲密的还这样呢，离毛主席远点的还在乎谁呀？

这还是炮口向上，平着轰就更容易了。从１９６７年开始，全国都打起来了。再也不是红卫兵打黑五类，也不是革命群众打牛鬼蛇神和走资派，而是革命群众互相打。他们全都自称造反派，都管对方叫保皇派。刚开始对打是因为夺权。就那么一点权，你也夺我也夺，谁也不让谁，就打起来了。然后呢，越打越凶。情况最好的地方是一派独大，对立派敢不服，一下子就打趴下了。比如上海的王洪文领导着工总司１９６７年１月到２月夺了上海的权。反对派不服气，所以工总司１９６７年８月４日发动进攻，打垮了上柴联司（上海柴油机厂工人联合造反司令部），从此上海大致安稳。这种发展符合咱毛主席的部署，所以老人家特别喜欢王洪文，后来使劲提拔。

别的地方可没这么顺。一搞大联合，却联成了势均力敌的两大派，打来打去总也打不出胜负，所以打个没完。其实两大派都反刘少奇。可除了刘少奇呢，一派认为走资派是少数，好干部是多数，不能全打倒。这派里边党团员出身好的多，文革前就是受党信任的革命群众，日子过的还算满意，这会儿也不喜欢太乱。另一派里‘苦大仇深’的多，有出身差的，文革前或文革初期挨过整受过压的，有本事大却从不受领导赏识的，还有革命意识超前，急着想创建共产主义的。他们现在可逮着机会造反了，一反到底，认为老干部大部分都是走资派，基本上‘全烂了’，文革前十七年的一切都要翻个底朝天，越乱越不嫌乱。这是最彻底的造反派，他们管另一派叫老保，保守派，不是保皇派，最早保刘少奇的真正保皇派早就完蛋了。

一开始咱毛主席更喜欢彻底的造反派，因为反刘少奇数他们最卖力气。刘少奇把持的各级政府‘盘根错结’‘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一个个‘独立王国’就是让他们冲垮的。所以咱毛主席偏向他们。比如在武汉，最造反的是‘工人总部’（后称‘三钢三司’），而对立面保守派是‘百万雄师’。军队按毛主席的指示参加了文革，叫支左，支持左派。可毛主席没细说哪派是左，让军队自己琢磨。于是各地军队不约而同都支持了保守派，因为保守派里党团员多，出身好的多，合军队的胃口。武汉的军队就这样支持了百万雄师。当毛主席派遣中央代表王力、谢富治到武汉表示支持工人总部，百万雄师立刻反了，几十万人上街示威，军队也参加，把王谢二人抓了，大会批斗。结果呢，毛主席火了，把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召到北京撤职查办。天安门百万群众大集会，毛主席派林彪江青亲自出席，声明支持武汉造反派，宣布百万雄师是反革命组织。武汉形势一下就翻过来了。

广西也是。１９６７年一搞大联合就联成了两大派：造反派（南宁４２２等）要打倒韦国清，保守派（南宁联指等）要保韦国清。他们争来斗去分不出高低，就找中央断个谁是谁非。周总理头两次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可第三次就说造反派才是。周总理可不是说他自己的话，那是代表毛主席说的。此话一出，本来支持保守派的军队傻了，赶紧从正支左的厂矿撤出。造反派士气大涨，发起进攻，与原本占了上风的保守派打的越来越凶。

不过整个来说，咱毛主席并不特别偏心眼，因为两派都是打倒刘少奇的。两派之间打的再凶也都口口声声誓死捍卫毛主席，都高呼毛主席万岁，一边打一边都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所以弄的老人家一时也难断哪是亲的哪是外的，不知道该疼哪一个了。咱毛主席老想让两派联合起来，然后一块疼，所以发出指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可两派听到耳朵里却不管用，还接着打，真让咱毛主席不喜欢。１９６７年夏天，毛主席又发出最新指示：‘要斗私批修’，意思是别光造别人的反，看看你们自己，身上也有毛病。老人家以为造反派一看见自己的小辫子就能收敛一点。此时老人家还挺想的开，还说‘形势大好’，即使乱也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对武斗也没想彻底制止，因为武斗也分好坏，好武斗真解决问题，王洪文的工总司打垮反对派就是个例子。所以江青７月２２日还提倡‘文攻武卫’呢。不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听明白了：‘文攻武卫’就是把对手彻底打趴下的意思，于是全放开了猛打。

虽然全国到处都打，但是武斗水平却有高低之分。水平最高的有重庆和广西。重庆在１９６６年底是造反派对真正的保皇派。１２月４日一个回合之后，保皇派就土崩瓦解了。造反派的一部分（八一五派）在军队支持下夺权了，可这次夺权没得到中央认可，因为嫌他们联合的不够广泛。果然，没夺着权的各组织也联合，组成了更造反的‘反到底’派，跟八一五派对着干。１９６７年夏天，两派打起来了，步步升级。７月７日，第一次开枪打死两个人，７月底两派开始大抢军工厂。步枪手榴弹小意思了，轻重机枪，火箭筒，高射炮，反坦克炮，１２０榴弹炮，坦克炮艇全用上了。再打起来，伤亡可就大多了。重庆守着全国最好的三线军工厂，所以武斗中使的家伙最先进，别的省市都比不了。

广西呢，两派一开始用棍子狼牙棒大刀长矛，耍起来不解气，所以就去抢军队仓库，步枪机枪高射炮也用上了。后来造反派又开始抢火车。广西守着一条通往越南的铁路，那可是条黄金路。当时正是抗美援越的高潮，中国援助越南的武器弹药吃穿用物资全从铁路走。造反派一抢就是好几车皮的武器，全新的自动步枪，机枪，高射炮，比当地解放军的装备都好。广西武斗从此在全国出了名。

全国武斗大省名地还有不少，像保定、湖南、河南、陕西、山西、广东、……篇幅关系不能一一细说，决没有小瞧他们的意思。

毛主席急眼了

全国武斗从１９６７年直打到１９６８年夏天，越打越激烈，毫无走缓的迹象。咱毛主席终于急眼了：好话劝你们不听，那就来硬的吧。咱毛主席看透了，这造反派不光是敢造刘少奇的反，到什么时候没个笼头套着都要反。保守派呢，不光是在刘少奇手下老实，到什么时候他们都更听话。那么，打击刘少奇的时候该用哪派，打完了刘少奇又该依靠哪派，不就明摆着了么。

１９６８年７月３日，针对广西造反派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队，抢武器，中央发了〖７.３布告〗，实际上就是最后通谍：立即住手，缴械投降，不然就武力解决。可是呢，造反派还不当回事。于是南宁解放军就出动了，保守派也全力配合。一开始，造反派还有开枪抵抗的，军队就动真的了，造反派立刻就明白什么叫正规军了。没打死的赶紧撤，要不就投降。还有躲进地下防空洞的，正好遇上发大水，给淹死不少。７月２５日，周总理把广西的两派代表都召到北京，第四次接见。这回，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黄永胜、吴法宪等全都一边倒的痛斥造反派。周总理还解释为什么这回不支持造反派了：‘去年前年你们造（刘少奇）反动路线的反，做了些好的事，现在还造谁的反？！我在去年说过：你们还有造反精神，我支持了你们，现在你们变成了这个样子，你们里边一定混进了坏人！’‘你们把杀人的、防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中断交通的，都说成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这是反革命罪行，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专政嘛！’

７月２４日，针对陕西造反派抢银行、烧仓库、断交通、抢武器，中央又发了〖７.２４布告〗，同样是一道严厉通令。随后又是军队动手解决。

咱毛主席还亲自解决了北京的武斗。虽说北京武斗不过是几所大学加上郊区几个工厂，基本武器不过是长矛，顶多是步枪手榴弹，比外地差远了。但是，可这是京城，影响全国。北京可以小斗，外地就敢大斗，北京使长矛，外地就用步枪手榴弹，北京敢使枪，外地就敢用大炮。要是北京狠狠的一巴掌全捏死呢，外地就知道中央的决心了。

解决清华武斗

清华大学生造反派１９６６年底是揪刘少奇的先锋部队，立下大功，而后就成了中央文革的别动队。中央有点什么不好明说的就找他们吹风，再由他们传播到全国。蒯大富和他领导的清华井岗山一时响遍全中国。可蒯大富这人太经不起捧，还真以为刘少奇是让他给打倒的，真以为那呼风唤雨的本事是自己肚子里长出来的，从此不拿自己当凡人了，小小清华园装不下他了。清华井岗山直接向全国各地派代表，要领导全国文革。而各地的群众组织也真以为那就是中央文革的钦差，他们直接和中央搭不上话就找清华井岗山和北航红旗，弄点二手的‘中央指示’。

正在蒯大富如日中天，后院起火了。正是清华井岗山里的老部下最清楚他蒯大富到底有多大本事。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清华井岗山分裂成了两部分，蒯大富那派称作‘清华井岗山兵团总部’或叫‘团派’，另一派呢，叫‘清华井岗山兵团４.１４总部’。这个４.１４是保守派，不同意彻底否定文革前十七年，不同意打倒大多数老干部，一句话，不想要‘大翻个’的‘彻底革命’。这两派先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然后是小打小闹，到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日，蒯大富再也忍耐不住了，发动大武斗，要消灭４.１４。如果连清华园都统一不了，他还怎么指导全中国呢。此时北大，北京地质学院，建工学院也都打起来了。不过，到底是在北京，什么榴弹炮火箭筒根本别想，弄了点步枪手榴弹也不够用。主要武器还是长矛。清华的工科学生动手能力强，自制了手榴弹、地雷、电网，比北大强多了，那边的文理科学生只会用窗户框子绑上自行车内胎当作特大号弹弓绷砖头。

清华园里团派人多势众，打的４.１４只有招架之力，步步后退，最后只剩了三两处据点死守。团派没有大炮坦克攻坚利器，一时也奈何不得。至此已经打了近一百天，上万的学生老师早躲出去了，留下千八百的团派和４.１４在清华园里打。教学楼，试验室，各类设备仪器全打的稀里哗啦。蒯大富被宠的不知天高地厚，毛主席几次派人（黄作珍，谢富治，吴德）来解决清华武斗，可蒯大富干脆就不信这是毛主席的意思：这种大事毛主席怎么不亲口跟他说呢，至少也得让江青来说啊，就是江青来说也得容他把４.１４收拾完了再说呀。眼看就差最后一下子了，再一个总攻就齐了。

可是，这回咱毛主席真急了，亲自部署。７月２６日下午５点开始，紧急会议动员组织，刻不容缓，到２７日清晨，６１个单位（多数是工厂）的三万多人集合好了，叫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浩浩荡荡开进清华制止武斗。按说４０多个工人对付一个学生，应该是手到擒来，实际却不然。原因是咱毛主席还狠不下心：蒯大富和清华井岗山揪刘少奇立下头功，多可爱的小将，就是调皮过头了，需要管教，但是不能伤了他们。结果呢，苦了奉旨管教的手下。工宣队得令，不许带武器，自卫的也不行。要带武器也可以，只许带一样：原子弹！－－精神的，就是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工宣队的实际手段是围，以血肉之躯把武斗双方隔开，再几十人围住一个学生，缠着他，让他什么事都干不了。如此对付有步枪长矛手榴弹，打人正上瘾的大学生，那是非流血不可。４.１４那派倒是大松一口气，眼看撑不住了，巴不得有人来拉架。唯一的担心是别让团派钻了空子，所以使劲的跟工人说，我们这边没问题，只要团派先缴了武器，我们马上跟着缴，那边先拆武斗工事，我们也拆，你们赶紧先解决团派去吧。

团派的呢，吓了一大跳：从哪一下子冒出来这么些工人？黑压压的好几万！刘少奇不是已经打倒了么？这些老保又从哪钻出来了？这不是反天了么？得赶快报告党中央报告毛主席！都到这会儿了，蒯大富还不明白呢。直接找毛主席他还没那个谱，只能跑到北京市革委会质问吴德：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的？！可吴德偏不告诉他是毛主席，就要看看他还能犯什么傻。此时在清华园里，蒯大富的部下正在使长矛石头手榴弹对付工人。工人虽说是手无寸铁，又是打不还手，却是死难缠，轰不走吓不跑，来真的都不怕。拿长矛刺吧，本想刺屁股，肉厚，可他们偏不把屁股转过来，只好刺腿刺胳膊，可刺躺下一个又补上一个，人太多，刺不过来。想离远点扔个手榴弹吓唬吓唬吧，可他们又不跑又不卧倒，真就给炸死了。７月２７日一天，工宣队死了５个，伤了７３１个！可他们还是毫不退缩。蒯大富和部下心里发毛了，手发抖了，看出没希望了，不敢再继续打杀工人，只能撤退。此时蒯大富还糊涂着呢，还鼓励部下：‘我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大的事件，中央马上就能知道。只要中央知道了，一切就好办了，中央会救我们。’７月２８日凌晨２点半，蒯大富率领自己的人马撤到了北京航空学院。

此时咱毛主席也得知，他亲自派的工宣队遭遇抵抗，伤亡惨重，不禁大惊：蒯大富这小子还真反了？于是决定立即招见北京高校的五大领袖：北大的聂元梓，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地院的王大宾，当然，首要的是蒯大富，可蒯大富却一时联系不上。接见是２８日凌晨３点半开始，蒯大富清晨５点半才得空跑到北京电报大楼急电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说有黑手策划挑动了１０万工人包围洗劫清华园，形势万分危急，向中央呼救。他用了个词‘黑手’，因为他实在想不出来，除了当年的刘少奇邓小平之外还有谁能这么又狠又有权呀。当蒯大富发完了电报又跑回北航，立即接到通知：中央首长接见。他还不信呢：哪有这么快？是不是‘黑手’的圈套？直到电话那边聂元梓亲口通知，他才信了。等他赶到人民大会堂已是早上７点，他一身泥水的进了会场，在满场的人里一眼看见沙发里的毛主席，百感交集，大哭起来。正是黑云压城走投无路之时，又是毛主席要救他蒯大富出苦海呀。可等老人家一张口，蒯大富傻了。毛主席说：‘我变成了黑手，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蒯大富，你们的行动是不是对抗中央？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革委会开会不算数，（我）只好伸出黑手，调动工人制止武斗。’

虽说毛主席确实动了气，可此时此地还根本没把蒯大富和小将们当坏人，不过是宠坏的孩子犯了错。林副统帅当时也是开导的语气，并一语点中小将们的错误所在：‘你们没有看到运动的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毛主席当场明确关照：‘井岗山小将一个不能抓，一个不能打。’‘抓了７个总部委员，一律放掉。’接见直到早上８点半结束。毛主席走了，出了门却又回来了，为什么？老人家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毛主席一再对在场的中央领导（林彪、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这和对其他造反派可大不一样，就是在这次接见里，毛主席说了：‘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防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主席动了真的，有脑子的马上就老实了。大学红卫兵，什么天派地派，纷纷土崩瓦解。四川广西本来热火朝天的武斗停了。全国最后几个省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从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夺权到１９６８年９月５日，历时一年八个月，终于‘全国山河一片红’了。当然，武斗还有个收尾阶段，全国正打成一锅粥呢，哪能一下子说停全停呢。咱毛主席对造反派更不是一刀两断、赶尽杀绝。本来，人家也是听了您老人家的话才起来造反的，如今刚把刘少奇反下去，马上就‘走狗烹，良弓藏’？刚说完‘造反有理’，马上又谁造反就消灭谁？怎么也得自圆其说呀。于是，中央拿出了收拾造反派的理由，那就是‘造反派里混进了坏人’，有国民党残余，暗藏的阶级敌人，反革命，土匪，特务，而且一混进去都当领导，叫‘坏头头’。对坏人理所当然必须肃清。从１９６７年底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到１９６８年更加紧了，主要抓的就是造反派的骨干分子，这才是釜底抽薪的高招。到１９７０年又来‘一打三反’，又‘抓五一六’，全是一个意思。凡不听话不老实的，凡闹派性还想着造反的，就必定是暗藏的坏人。暴露的就抓，该杀的就杀，没暴露的就深挖，挖他个心惊胆战，再也不敢造反了，这就是稳定局面的高招。

进入新阶段

到１９６９年，形势已经大改观。全国各地派性还在，但造反派已经缩头缩脑，成不了大气候了。残余武斗还有，但正在平息。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到２４日，党的九大召开了，团结胜利的大会。刘少奇到此算结案了：叛徒、内奸、工贼。林副统帅确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板上钉钉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旗招展。一时大局已稳，尘埃落定。至此，咱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三年计划’还真是有点眉目了。１９６５年底到１９６８年底，正好三年，文革还真是告一段落了。当然不敢说结束，中央没宣布结束就是没结束。但是，文革就算没结束也从此进入了新阶段：

１、真造反的造反派完蛋了。中学红卫兵从革命小将变成了‘小知识分子’或知青，上山下乡，交给农民再教育。大学红卫兵归到了‘臭知识分子’，但舍不得送农村，而是发到工厂基层。毛主席从此依靠谁呢？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是姚文元挂名，主意可不是他姚文元的，是咱毛主席的！这里说的‘工人阶级’就是那些过去的党团员，出身好的，文革前就是积极分子好群众，说白了：保守派，刘少奇年代就听话，现在更听毛主席的。还想‘造反有理’的，就等着被抓坏人吧，一句话：造反时代结束了。

２、刘少奇是完蛋了，可其他被打倒的大大小小走资派却要慢慢的缓过来了，毛主席就要一个一个的‘解放’他们了。可他们一经‘解放’就忍不住‘复辟’，就总想搞老一套，不喜欢新生事物。思想上紧跟毛主席的可不多，也就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康生、谢富治等等。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内路线斗争又将取代群众造反运动成为政治斗争的主导。

３、虽说咱毛主席把造反派收拾了，但决不是要走回头路恢复文革前的那套，创造新世界的步伐开始了。新生事物将要大批涌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教育革命，开门办学，工农兵管大学上大学，学大寨学大庆，赤脚医生，‘高大全’的革命文艺，工农兵学理论学哲学，批孔老二，批儒评法，……等着吧，新生事物一个接一个，已经来了或就要来了。

□　寄自澳大利亚

刊登在 2006 华夏快递 kd060725

bluesky

畸形年代——大多数的文革（六）

　　　　　　　　　　　　　　　　·陈向阳·

　　　　　　　　　　　　　　　　六、上山下乡

伟大战略部署

比起收拾大学生和工人造反派，收拾中学生红卫兵就容易多了。１９６６年底，高干子弟红卫兵想保走资派老爹，成立什么联动，陈伯达出面宣布联动是反动组织，取缔。公安部三抓两抓，联动就完了。跟联动对着干的低干子弟工农子弟红卫兵呢，说到底也都是半大孩子，也一样看不透大人的事。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大学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已经全起来了，刘少奇已经打倒了，中学红卫兵的‘启动机’作用就该结束了。如果还不识时务的东造反西造反，就不再是帮忙而是捣乱了。咱毛主席先给他们套上个小笼头，１９６７年３月７日批示‘对大学中学小学高年级学生实行军训’，实际真要训的是中学生。训什么？打枪扔手榴弹拼刺刀？然后上战场打帝修反？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军训就是整天的排队看齐，左转右转，齐步走正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是要把中学生们都训听话喽。除了练队就是学习，学毛著，反复的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全是一个意思：要听话。中学生里有不愿意的，叫４.３派，１９６７年４月３日发表声明反对军训，另一派则拥护，叫４.４派，４月４日发表声明支持。

后来呢，大多数中学生们干脆什么革命也不管了，在家猛玩，自成孩子的社会，顽主天下。这倒也于大局无妨，咱毛主席就让他们先野着。最狂的顽主们打架，拍婆子，截道，不太狂的就拿东西（那会儿已经不太说偷了，全叫拿），砸玻璃，逛大街，溜公园（翻墙进去，不用买票），斗鸡，玩鸽子，抓蛐蛐，…，一句话：太幸福了。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份，北京市中小学又开学了。一下子两届新生（６９届，７０届）进了中学，老中学生呢，也全在呢，一个都没毕业。到１９６８年夏天，更严重了，７１届的又要进中学了，可６６、６７、６８三届的高中生初中生，整整６届该毕业的学生（高中此时不办了，初中的别想升高中）还窝在中学呢。毕业分配？往哪分啊？各单位各工厂武斗的武斗停产的停产，也就是勉强维持着发工资。接收毕业生连门都没有！北京里里外外大街小巷商店公园，别管星期几，放假不放假，到处是一群群的孩子。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会儿全该上学了，北京市的中小学早就不够用了，好多都改成了轮流半日制。学生只上半天学，但老师和教室可是全天，满负荷运转，上午一拨下午一拨，一个教室对付两个班，一个学校就顶两个了。老三届的呢，干脆不用去学校了，在家呆着吧，想干嘛干嘛。

小孩全是‘生在福里不知福’，以为这一切都正常极了。好多大人却在发愁，就连我们院一个拄拐棍的老头，不是老红军也是个老八路，有一天突然拿拐棍点着我们：‘瞧瞧你们！整天胡混！宝贵时光啊！都浪费了！也干点正事！’话说的没头没脑，弄的我们莫名其妙：‘老丫的说什么那？吃错药了吧？’

看着满街的孩子发愁的人全是瞎操心。有咱伟大领袖毛主席呢，天大的问题也是小事一桩。１９６８年７、８、９三个月，咱毛主席先把不听话的造反派收拾了一下，然后呢，一句话就把中学毕业生问题解决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瞧咱毛主席那高瞻远瞩的目光，一眼就看见农村比城里地方大多了，不就千八百万中学毕业生吗，再多点也装下了。但话不能说的这么俗，咱毛主席说的是：‘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奔赴各地农村

１９６８年秋冬，上山下乡掀起了高潮。我姐姐，６７届的初中生，秋天就走了，赶了个早班车。为什么呢，因为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招人。听听，兵团！军队！多吸引人呀，弄的我姐姐他们抢着报名。本来还有一个名称，叫军垦农场，但听着不如兵团带劲，所以先不提。听说人家兵团完全是军队编制，还发军装呢。我姐姐他们走的时候一个个还挺乐，但家长都不乐。我妈连送都不送，让我爸爸去车站送。那天早上，我妈找个茬躲了，连再见都没跟我姐姐说，怕一说再见哭起来。就那么个女儿，跑那么老远，还不知什么时候再见呢。

一开始好多人还拖着不走，还想着能不能留在城里呀，能不能进工厂呀，反正是自愿报名对不对？结果呢，越拖越惨。再想去兵团，人家还不要了，插队去吧，到农村当农民吧。去哪插队呢？北京的知青先去山西。这回聪明点的赶紧先走了，晋南晋东南，山西的富地方。晚走的去雁北吧，山西最穷的地方。再等呀，连山西都没了，去陕西吧，更远了。这回先走的还有汉中关中，陕西的好地方。还不走？那就去陕北吧，延安地区，革命圣地，最穷最苦。还有少数去内蒙插队的，大草原，放羊骑马，听着倒真不错。

到了１９６９年春夏，老三届走的差不多了。不想走的也走了。说是自愿报名，实际上呢，你自愿不自愿也得报名。毛主席让上山下乡，你听不听毛主席的？你想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怎么着？学校的工宣队军宣队加老师，三天两头到家里动员，什么时候你自愿报名了什么时候算完。越是走的晚的越是不情愿，越是不情愿的，动身的时候就越难过。

车站告别

上山下乡高峰的时候，每天北京车站都有知青专列，一火车全是上山下乡的。每次车站里都是人山人海，挤满了送人的。我们院邓麻子去的是陕北，临走还请我们吃了顿饭，但吃了饭的就有义务去车站送他。邓麻子只让个头高点的去，像傻豆子那样的，虽然已经升到小学五年级了，想去送也不让，丢人。人家所有顽主们走的时候都有人送，这是临走前的最后一比，谁来送的人多，显着谁‘狂’，‘份大’。一个哥们都不来送，最丢人了。不过送来送去的，一边大的哥们剩不下几个了，只好让小孩们，就是我们正上着中学的去充数。那天，就像当时的每一天，车站内外挤的满满当当，送人的比要走的多。送人的里边，哥们又比家长亲人多。邓麻子的爸爸妈妈就没去，派小鲫鱼儿（邓麻子的弟弟）到车站。好多父母都一样，受不了那份刺激。站台上到处都挤满了，人声轰轰的，因为都嫌别人太吵，所以都扯开嗓子嚷嚷。大喇叭也凑热闹，使劲播放革命歌曲，想添点喜庆气氛。送人的和被送的哥们之间都笑嘻嘻的，还互相骂互相取笑呢。家长来送的呢，却一个个沉着脸，紧盯着儿子或女儿，可说不出多少话来。不知过了多久，大喇叭一遍遍的催：要走的知青赶紧上车，车上送人的家长亲友赶紧下车。邓麻子只好上了车，又抢占车窗伸出半个身子。所有车窗都开到了最大，每个里边都挤出好多脑袋和胳膊。送人的也全往车窗边上挤，挤不过去的就在人群后边踮脚招手。

突然，整个车站‘轰’的一声，我一下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知青诗人郭路生也说到了这一刻，但他当时是在车里，让别人送的：‘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出什么事了？原来是车开了。那‘轰’的一声呢？不是车，而是人发出来的。有大喊‘再见’的，有大叫爸爸妈妈儿子女儿哥们名字的，也有干脆‘哇’的一声哭出来的，已经憋了半天了，车一动就再也憋不住了。大喇叭呢，最大音量的放‘大海航行靠舵手’，想压住哭声。郭路生这么说：‘一阵阵告别的声浪，就要卷走车站，北京在我们的脚下，已经缓缓地移动。’车上车下都有不少哭的，有的家长，尤其是妈妈们简直是嚎啕大哭。好多的人抢着握最后一次手，有的手握上就不想松，车下的人只好跟着车跑。但别管怎么努力，车上的人全被带走了，车下的人全留在站台上。直到车走远了，看不见了，站台上的人群才开始慢慢的散开。可哭声还没停，几个妈妈已哭倒在别人的怀里或者坐在了地上。车站一角还有救护车等着呢，常有犯心脏病送医院的。

山上和乡下

知青们上山下乡了，那么山上和乡下的情况如何呢？人家东北的兵团就是不错，每个月一人发３２块钱工资呢。挨饿的也有，但不多，缺点是太累。我姐姐去的是黑龙江宝清县的８５３农场。但对外用的是部队番号：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钢字３０４信箱，Ｘ团Ｘ营Ｘ连。人家黑龙江兵团的各师按着‘建设钢铁边疆’排下来的，建字，设字，钢字，…。我姐姐他们刚到地方就赶紧穿上军装照相往家寄，还找了台拖拉机当背景，实际上那拖拉机跟他们一点都没关系。后来也知道那军装的式样颜色都不对，更没有领章帽徽，而且还特别不经穿，一磨就破。当时北京还是单衣单裤呢，那边已经是大棉袄毛帽子了。我姐姐再一封信就说太累了，每天十几个小时都在地里。已经下了雪，他们就从雪里抢收大豆，能收回多少算多少。全拿镰刀割，根本见不着拖拉机的影子，一干起活来都没功夫直腰。再后来呢，我姐姐被调到豆腐房了，虽说更要起早贪黑，但比下地好点。然后呢，整整一冬天几乎没见着别的菜，就是豆腐和土豆。（我姐姐现在都五十多了，还是不喝豆浆不吃豆腐，就因为那一阵，把好几辈子的豆腐都吃下去了。）

我姐姐他们太福气了，不光天天有豆腐，还有大白馒头，一个半斤。去山西陕西的呢，窝头咸菜能吃饱就不错，还有连咸菜都吃不上的呢。那怎么办？放嘴里一个大盐粒子含着。豆腐？那是过年的大菜，一年就见一回。更严重的是，头一年国家还提供商品粮呢，有的知青就已经不够吃了。一点油水都没有，光啃那点粮食，整天累活干着，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一天吃两斤粮食跟玩似的。一年以后呢，国家就不管了，吃生产队分的粮食吧。能分多少？一般是一年三、四百斤，还是毛粮，带壳的。光去去壳好几十斤就没了。惨了，饥饿在前边等着呢。不过插队有一大优点，没太大限制，回趟北京容易。兵团的呢，三年以后才有探亲假。邓麻子才去了几个月就跑回家探亲，衣服又破又脏，人又黑又瘦，一到家就嚷嚷要吃肉。小鲫鱼说邓麻子吃肉跟狼似的，一连好几天红烧肉才把狼劲压下去。小铃铛也回来了，他去的是内蒙插队，牧区，算肥地方，时常吃肉，连身上的衣服都是又黑又油，一股子山羊味。他还带回来奶豆腐，白色的疙瘩，看着还行，但吃到嘴里味不对（就是奶酪，ｃｈｅｅｓｅ），我们都不喜欢，只有邓麻子尝了一个，羡慕的不得了：‘我操！你们丫的还有这玩意吃！比他妈我们强多了！’

邓麻子一回北京就不想再回陕北了，可是不行，居委会的三天两头到家里催：‘你们儿子探亲都这么些日子了，什么时候回去呀？’所有知青回家探亲都要报临时户口，过期不走就是非法人口，居委会派出所有权轰人。邓麻子再走时大包小包好几个，里边几乎都是吃的。他家有钱，没钱的呢，就在乡下苦熬吧。

逐步改善

党中央毛主席也发现插队是差了点，尤其是雁北陕北那些穷地方。所以等１９６９届的再毕业就改了办法：全去建设兵团吧，就是军垦。我们院的二猪去了内蒙军垦，北京６９届的还有去云南军垦的。而且这回也别挑挑拣拣了。老三届的还要琢磨去兵团呀还是去插队呀，去内蒙呀还是去陕西呀。６９届的不用想了，按学校连锅端。这个学校是内蒙兵团五师八团，那个学校是七师九团，全安排好了，回家打行李吧。而且走的时候还不让去火车站送了，一哭一大片影响多不好。这回都送到学校止步，在学校上大卡车，统一送到车站去，假装跟当兵似的。

真当兵的也有。好多高干子弟，尤其是军队的高干子弟，老爹们一使劲，一个个都去当兵了。瞧瞧人家，先是老红卫兵，联动，接着顽主，然后一个金蝉脱壳，解放军了，成了当时的最高阶层，‘全国学解放军’，咱毛主席说的。不认命不行，骆驼就是永远比马大。那些不在军队的高干呢，就托人，我认识你，你认识他，他就联上军队了。但军队以外的高干被打倒的太多，所以好多一时还顾不上子女。那样的高干子弟只好在乡下先受几年苦了。而低干子弟和平民子弟呢，从造反派红卫兵变成知青了，接受农民再教育，社会最底层。

中干低干家庭还是比平民家庭强。虽然老爹官不够大，关系不硬，没法去当兵，但是从１９６９年又冒出另一个机会，五七干校。开始光是干部去干校，不久中央批准：干部的子女也可以跟着父母去五七干校，算上山下乡，也转户口。于是各五七干校纷纷办起了青年班青年排，专收子女，每人每月发１８块钱，吃饭足够。比当兵差点，可比军垦插队强，至少大人孩子在一块，心里踏实。我们院同是６９届的狐狸哥哥就坚持到了这一天，跟着他爸爸去了干校。气的二猪家够呛，因为就差了一、两个月，二猪已经去了军垦。中央规定：已经去插队或军垦的就不许再转到五七干校，怕动摇人心。至于平民百姓家庭则毫无旁门可走，只有插队或军垦。病退困退还是几年后的事。

从７０届７１届又有了变化，因为军垦的容量实在有限。比如内蒙军垦，一下子去了那么多知青，猛扩编。人多了就要多种地，上哪找地呢？只好把牧场开垦了。可结果是土地沙化，粮食没长出来，连草也没了。没生产出粮食，可每个军垦战士一个月还要发３２块钱，还要吃好几十斤粮食。哪来呀？只好伸手跟中央要。内蒙军垦比黑龙江军垦惨多了，也跟插队的一样常饿肚子。当然还是陕北插队的最惨，从第二年开始国家就不管了，粮食根本不够吃。更缺钱，干一天活才挣几分钱的都有。队里分粮食要扣粮食款，一年下来挣那点工分还还不够粮食钱呢。苦干一年，分了点粮食，又欠下队里的钱。怎么活下去呀？像邓麻子那样的一到陕北就犯狼性，鸡呀狗啊，抓着什么吃什么。

为了使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路线能长久贯彻，中央又作了调整。各城市的知青尽量在自己的郊区或不太远的农村插队。北京７０届的有一小部分插了队，就在北京郊区。我弟弟，１９７２届的，在北京郊区顺义县插队。这比去陕北强太多了，至少回家方便。馋了饿了就赶紧回家补充补充。哪像我姐姐，一去三年多才第一次回家探亲，家里人都不太认识她了，又黑又壮，两个脸蛋子红红的，跟正宗的乡下妇女很像。吃饭、睡觉、说话、穿衣跟三年前大不一样了。弄的我妈背后老嘀咕：这是我原来那闺女吗？

暂且打住。时间还回到１９６９年。春天我爸爸先去了在四川广元县的四机部五七干校（后又搬到河南叶县）。夏天我妈妈又去了河南罗山县的一机部五七干校。姐姐在东北。我和弟弟两人留在北京，自由自在，高兴极了。我俩发现，越是离的远爹妈就越舍的给钱。我和弟弟想吃点什么就买点什么，手头富余多了。但高兴了没几个月，林副统帅一声令下，我俩去了河南。怎么回事？下回分解。

（作者注：下接已经发表的〖大疏散，潢川篇〗，〖在罗山〗，〖五七干校〗，〖幸运的７０届〗。请到〖华夏文库〗查找。）

□　寄自澳大利亚

bluesky

畸形年代——大多数的文革（七、八）

　　　　　　　　　　　　　　　　·陈向阳·

　　　　　　　　　　　　　　　　七、街道工厂

（作者注：前接已经发表的〖大疏散，潢川篇〗，〖在罗山〗，〖五七干校〗，〖幸运的７０届〗。请到〖华夏文库〗查找。）

小破厂子

１９７１年２月，就在我破罐破摔预备去插队时，突然接到通知，我被分配了，最后一批。这回真是最后一批，后面还剩下的二十多人还真去插队了，北京郊区昌平县。再往后的７１届，７２届，７３届插队的更多，我弟弟就去了，北京顺义县，比山西陕西黑龙江强，至少回家方便。

我被分到街道工厂，但一开始不告诉我，只说是西城区工业局。凡分到不好的单位都这么办，比如把你分到火葬场，绝对不提火葬场仨字，只说是北京市公用局。到了公用局还不说，先办学习班，猛学毛著和先进人物事迹，再反复启发，一定让你自己表态：‘党叫干啥就干啥’，‘只有革命工作挑人，不能人挑革命工作’之类的。然后突然亮出谜底：火葬场！你要是脑袋还热着呢，一时改不过口来，就只好去了。不过街道工厂还不算太坏，所以不费那事。我那天刚到了西城区工业局，凳子还没坐热呢就接了张纸，上写：到福绥境街道工业办公室报道。

可别小看北京市的街道（１９５８年时曾叫公社，但城里叫公社有点别扭，所以改了）。市下边是区，区下边就是街道。北京市的级别比省都高吧，那街道相当于什么？至少是县级单位。就说福绥境街道吧，管着好大一片呢，西到城墙（现在是西二环），东到西四，南到阜内大街，北到西内大街，居民少说十几万吧？而且管的事也不少，不光是治安、卫生、计划生育，光是工厂就管着十几个呢，当然都是街道工厂，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由家庭妇女们办起来的。那会儿的城市跟农村一样的热火朝天，大跃进、炼钢铁、除四害。家庭妇女们比较实惠，喊出口号：不在家里吃闲饭！换句话就是：帮着爷们挣俩钱！于是街道工厂就办起来了。

我到了福绥境街道工业办公室一看，这拨分来的有二十多个。先办了两天学习班，因为要分到七八个厂子去，那些厂子有大有小，有远有近，怕我们挑挑捡捡，所以先学习表态，然后再宣布。到时候分哪算哪，谁也别费话。我一听有什么金属厂，玉器厂，乐器厂，木器厂，造纸厂，…。．听着最没意思的就是造纸厂，别的都还可以。可最后一宣布，偏把我分到了造纸厂－福绥境造纸厂。这名子倒不耳生，记的有种卫生纸是白塔牌的，哪生产的？就是这家福什么境。我因为不认识‘绥’字，问过我妈，所以记的特清楚。

到了造纸厂一看，跟我想的一样糟，破厂房，破院子，机器更是破机器，脏乎乎的，转的‘吱扭吱扭’的挺费劲，一点都不唬人。只有机修组的车床刨床看上去还像回事，可食堂又太惨了，就是一间破平房，那么小，跟随便哪个胡同人家的厨房似的。至少也该有个饭厅让人坐着吃饭吧，没有！我让革委会副主任老鲁带着全厂走了一圈，越走心里越凉，但有一样放了心，造纸的原料还挺干净，多是印刷厂裁下来的纸边纸条子，还有好多旧书废本，没有烂纸。那会儿废品站什么都收，擦完屁股的纸都收，这种烂纸上哪去了？谢天谢地，没送到福绥境造纸厂来。

厂子再破再小也比插队强，至少每天回到家里该吃饭该睡觉还和过去一样，跟院里的哥们儿们还一样的玩，打扑克下棋，游泳钓鱼。他们问我厂子怎么样，我说还行。他们问都造什么纸，我说卫生纸，‘还造别的纸吗？’我吱呜了一会儿只好说没有，撒谎不值当的。于是他们就撇嘴：‘那就叫擦屁股纸厂不完了？还福绥境造纸厂，假装多棒似的。’我无力反驳，卫生纸就是擦屁股纸，人家是实话实说。

这造纸厂有南厂北厂两块，相隔十分钟的路。原来的北厂是另一个厂－化工厂，生产烧碱，后来办不下去了，并给了造纸厂。两个厂子原来的地方都是庙，我刚去时还残留着什么北大殿，南大殿，东大殿之类的，随后就都拆了，那么粗的柱子、大梁，全是上等的黄花松，厂里的老木匠说这么粗的材料可越来越见不着了。

底层的北京人

厂子又破又小，厂里的人也是北京社会底层的，我头一回和这样的人搀和到一块。我家住的百万庄是机关宿舍，住的是干部和家属，在当时的北京属于比较上等的。类似的机关宿舍还有好多，一般都在城外（现在的二环之外）。再远点（现在的三环四环一带）有许多军队机关大院，有围墙有站岗的。军队干部的工资更高一点，又有许多特别的好处，比如分大米水果之类的，都是下边部队生产的孝敬领导机关，还能看好多内部电影，还能让孩子走后门参军，所以他们是当年北京的最上等阶层。而住在城里胡同里的大多属于下等阶层的。倒有些解放前的上等阶层，但现在都叫黑五类了，属等外品，连下等都不算，红八月那会儿让老红卫兵打惨了。胡同里的下等阶层也有高低之分，在国营大工厂和一些事业单位的算比较高的，然后排下来什么国营大商店职工，中学老师，小学老师，……排到最低一层大概就是街道工厂的，论工资比扫大街的还差着一截呢。那会儿的年轻人熬过学徒可升到二级工，在国营大厂可挣每月３９到４５块（从轻工业到重工业）。街道工厂呢，二级工才挣２８到３２块，１９５８年就进工厂的家庭妇女都挣这个数。福绥境造纸厂倒有几位高工资的，是所谓的技术大拿，１９５８年那会儿从大工厂或其它什么地方高薪挖过来的。没他们这厂子就办不起来，家庭妇女们只会干糙活，技术一点不懂。但所谓高薪也不过每月５０多块钱。全造纸厂最特殊的是位电工，每月８０块。但这８０块可不好挣，因为挣５０多块的老叫唤：‘不就安个灯泡吗？一月８０！’，一碰上难弄的活还摔手不干了：‘叫挣８０的来！’但工资最高的还是造纸厂的老厂长，古老头子，１７级干部，每月９９块。但从没人说他什么，人家是抗日战争的老干部，再说人家的工资也不是造纸厂给的，是区里发的。凭人家那资格，到福绥境街道当个二、三把手都行，但古老头子身体不好，走几步就喘，早就退休了。１９５８年心一热出来组织一帮家庭妇女把厂子办起来了，当厂长等于是义务劳动。

厂里除了１９５８年的那帮妇女和技术大拿，再就是１９６４和１９６５年分来的初中高中毕业生，但都是挑剩的‘社会渣子’，除了自身有毛病的，比如犯过流氓小偷错误，其余都是出身太惨，像点样的工厂单位都不敢要，大学更不要，连上中专都不行。有父亲是反革命，解放初给毙了的，有父亲跑到台湾、香港的，有父亲还关在监狱的。有一位的父亲是拉洋车的，本来挺好的无产阶级，可偏去当了几年国民党兵，完了，历史反革命。一个出身最好的是‘职员’，父亲解放前在邮局，解放后还在邮局，还当个小干部，可惜曾集体加入过三青团，至少是历史反革命嫌疑。这些年轻人有个名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是一位中央首长（好像是陈伯达）想出来的，以代替‘狗崽子’，那是老红卫兵给黑五类子女起的名。

和我一同分到造纸厂的还有一位，小刘，出身工人，响铛铛的红五类。我呢，更让厂里人吓了一跳。因为我爸爸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１４级，比古老头子都高！那会儿根本还不曾听说‘隐私’二字，谁都有权力把刚认识的人前前后后家里家外问个遍，被问的也有义务每问必答，不得隐瞒，不然就等于宣布今后与人断绝交往。我根本没料到１４级对他们的震撼，因为那在北京什么都算不上。我们院里每家的家长一般都在１１到１５级，住的远点的还有１０级的，到了百万庄申区有几位老部长（比如谷牧）还是５级６级呢。所以１４级太低了，低的都不好意思说，没想到在这社会底层却把人震的眼睛一亮。他们咂了一会儿嘴，一位刚混熟的叫‘嘎巴儿’（谁让他姓胡呢）的对我说：‘告诉你爸爸再长一级，那就是高干了’。他倒挺懂，１９６０年大饥荒那会儿，１３级以上的干部可多得点香烟和营养品供应，到了文革，老红卫兵规定的，只有１３级以上，１９３８年以前参加革命的才可算‘革命干部’，反正１３级确实是道坎。但我没回答，只在心里说：‘长一级？我还想让我爸爸长１０级呢，办的到吗？’虽然还差着一级，但厂里人也凑合了，背后就叫我‘高干子弟’了，很过了一段这才传到我耳朵里。我只觉的害臊，生怕传到熟人那里，人家该嘲笑我臭吹，假冒高干子弟了。

胡同里的人和住机关大院的就是不一样，净是老北京人，见面儿先问‘吃了没有’。没的聊就聊吃，昨儿吃的啥，今儿吃什么，明儿打算吃什么。我一听，根本也没什么好吃的，不过是什么麻酱凉面，拍黄瓜，两毛钱肥肉馅加一大捆老韭菜包团子之类的。再不就说茶叶，你的是２毛５一两的，他３毛５一两的，俩人就得互相换过来闻闻，看有多大差别。他们嘴上都挺热乎，‘张大爷’，‘何婶儿’，‘李姐’‘赵大妹子’的叫着，对年轻人则叫‘小刘儿’‘小陈儿’，有的表示更亲热连‘小’字都去了，简称‘陈儿’，‘刘儿’。不过请注意：虽说写出来是俩字儿，念的时候必须念成一个字儿。你要照着俩字儿那么念：‘陈－儿－’，我可跟你急。

我刚一去，说话遇到了困难。文革以来我们已经把‘他妈的’，‘操’，‘你丫’一类的词儿说顺了嘴，张口就来。但人家胡同里的跟不上形势，比如，我冲嘎巴儿说：‘该吃饭了，你丫去不去？’嘎巴儿本来挺和气的，此时却冲我瞪眼：‘你丫！’我楞了楞，又说一遍，他还‘你丫！’我好容易才闹明白他是不喜欢那个‘丫’字，赶紧解释：‘你丫就是你的意思’。可他不同意，说‘你丫是你丫，你是你，不一样’。我说‘听惯了就一样了’，他说听不惯。我说你先凑合听几天试试。他说甭试，你就说你，把那个‘丫’去喽。还不光是‘丫’，我说话一带‘他妈的’，‘操’，师傅们就皱眉头：‘陈儿啊，你说话怎么净带零碎儿啊！’弄的我好长时间一说话就犯结巴。

这造纸厂虽说又小又破，可没几天我就发现还不坏。第一，我头一回有了让别人当回事的感觉。我一进厂先被调去看守‘五一六’（下篇详述），然后又去学电气焊，后来又干钳工。这都算好差事儿，别人想干都干不上。我过去可没这么好的运气，尤其在中学，一直被当作落后分子。这回真是物以稀为贵，造纸厂这么些年就分来我们两个出身好的学生。第二，造纸厂书多，原料里有大批的书，各式各样，大部头的，精装本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什么都有。我看的眼花缭乱，师傅们还跟我说这不过是个尾巴，１９６６年破四旧那会儿好书海了去了，有的图书馆干脆不办了，书全搬这儿来了，红卫兵抄家抄出来的书也往这送，全都打浆造纸。厂里心眼多的就捡那名著古籍好字帖大画册悄悄的往家捎。我呢，一眼就看中了小人书：三国演义！新的，印出来还没进书店呢，大概属于四旧不许卖了，就送造纸厂了。不过要凑齐一套却不容易，一套三国演义６０本，我整天去翻也就凑到４０多本。另外，虽说书有的是，厂里也不许随便往家拿。但这难不住人，尤其是冬天，书往怀里一揣，大棉袄一穿，谁看的出来？

那些工人，就是一帮中年妇女半大老太太，大字不认几个，可没事也去翻书，她们根本不看字，翻的是钱。有人喜欢顺手往书里夹个什么当书签，偶尔就有夹钱票的，然后就忘了，这些书也许卖了废品，也许抄家抄了，就到了造纸厂。半大老太太们记的清楚着呢，谁翻出过十块钱，谁翻出过五块钱，这是让人看见的（必须上交），没人看见的装了个人腰包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呢。翻出钱来的时候还是少，常翻出来的是照片，糖纸，画片，邮票之类的。一翻出照片来，如果是糟老头子傻老太太的也就算了，如果是小伙子大姑娘的就立即传阅，看够了评论足了才肯放手。有人还拿大姑娘的照片逗厂里的小伙子们，他们身处社会底层，出身又糟，找对象要多难有多难。有一次，那帮老娘们把个漂亮姑娘的照片给了一个姓祝的小伙子：‘过来！祝子（念ｚａ，不念ｚｉ），大姐给你介绍个对象，郊区的，可人长的水灵，你看行不行？’脑子好使的才不上这个当，可祝子太缺心眼儿，书呆子一个，眼镜儿跟瓶子底儿似的，他郑重的接过照片，看的脸发红，激动的有点哆嗦。大姐们忍住笑接着哄：‘别急，把照片拿家去慢慢看吧，让你爸爸也瞅瞅’。祝子家就他跟他爸俩人儿，俩光棍儿。第二天，大姐们把这事儿早扔脑后头了，可人家祝子双手捧着照片又找来了，还激动的脸红呢：‘我爸看了，说同意’。然后眼巴巴的等着下文。大姐们一看坏了，人家祝子当真了，欺负老实人有罪呀。只好说：‘你先等话儿吧’，把祝子打发走了再商量怎么办。第二天跟祝子说：‘大姐又给你好好的一打听，你猜怎么着？那个姑娘光是长的好，可是有作风问题。咱们不要这样的！别急，大姐再给你留神，咱们找个好的’。就算胡弄过去了。

到处都有阶级斗争

虽说是社会底层，文化大革命也深入进来了，这个造纸厂也曾闹的挺凶。到１９７１年这会儿热闹劲早就过去了，成立了革委会，整党建党也完成了。此时报纸上使劲的说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因为刘少奇的人马已经全打倒了，所以再不能‘踢开党委闹革命’了。造纸厂的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姓刘，刘书记。他原来是北厂（原化工厂）的厂长兼书记。而原来南厂（老造纸厂）的老厂长，古老头子早就不干了。造反那会儿，几个造反派刚说要夺权，古老头子把大印一扔：‘什么鸡巴权，谁稀罕！’回家不干了。人家每月９９块钱照拿，区里发，跟造纸厂没关系。北厂的刘书记可就没那么舒服了，厂里有个能人李树林拉起了造反团，夺了权还不算完，非要把刘书记斗倒斗臭。抓刘书记的罪名也不容易，说他走资派吧，才２２级干部，一月挣５６块钱。实在够不上。翻来查去，叛徒特务反革命哪样都套不上，最后决定抓他个道德败坏，刘书记常喜欢往大姑娘小媳妇老媳妇们跟前凑。经过周密计划给他来了个捉奸，可奸没捉好，人不在床上，连衣服都没脱。但李树林有办法，马上开全厂大会，先让没结婚的女同志暂时回避，然后逼着刘书记当众脱裤子，把裤衩送到医院化验，结果是‘有两个活的’。虽说凭裤衩上两个活的还定不了刘书记的强奸罪或通奸罪，可那不重要，关键是让刘书记当着全厂男男女女脱了光溜子，颜面扫地。这事儿到我进厂时已经过了快４年了，可刘书记见人还有点不自然，没原因的就嘿嘿一笑，一脸的尴尬加点害臊。据说这一笑就是当众脱了光眼子以后添的毛病。

刘书记卧薪尝胆，终于等到了官复原职。他先巩固了革命队伍，大大小小的干部慢慢的全换上可靠的，都是半大老太太，大字儿不认几个，却一向紧跟共产党。只有党支部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是个男的，老鲁，他跟刘书记脱光眼子的事可没一点儿关系。后来机会到了，像‘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那帮斗过刘书记，逼刘书记脱光眼子的坏蛋一个接一个全揪出来了，有历史反革命，有现行反革命，有坏分子，就算定不了案，先加上‘嫌疑’二字就能把他们关起来，叫‘办学习班’。有的直接送公安局了，但没多久又退回来了。是不是‘反革命’‘坏分子’呢？公安局也不肯给个准话，光含糊的说‘交群众监督’。有这句话也行，刘书记宣布‘帽子在群众手里拿着，谁不老实就给他戴上！’刘书记说的是‘帽子’，可坏蛋们听来却像‘宝剑’，就在头上悬着，一不留神就能掉下来砍脑袋。所以都把脑袋缩了，老老实实的。这帮人有那么十来个，全是男的，年龄从二十几到五十几，一个个灰头土面，穿着破棉袄，腰里还系根绳。厂里最难干的活，像地沟堵了，搬砖运瓦，扛个重物，推煤运灰，冲厕所，烧锅炉，全是他们的。我一进厂，一个党支部委员，姓秦的半大老太太把这些坏蛋一一指给我看，以免我不提防上了敌人的当。我倒觉的他们挺老实的，可秦老太太说：‘你可不知道，当年他们跟着李树林闹的欢着呢，夺权，斗刘书记，把全厂搞的乌烟瘴气‘。不过，后来我还是发现，和坏蛋们在一起实际是很安全的。因为他们全都提心吊胆，连句骂人的话都不敢说。一般群众都不答理他们，所以每当我给他们个好脸儿，他们就感激的不知如何是好，叫他们一声‘师傅’，他们立刻就有点惊惶失措。但我和他们交往一多就让好多革命的半大老太太看不过去，时常说我两句，都是恨铁不成钢。

我刚进厂时李树林还没揪出来呢，那小子太精，出身也不错，要不他当年敢闹那么欢吗？不过，马上就该轮到他了。凭刘书记那么好的记性，能把他忘了吗？

　　　　　　　　　　　　　　八、看守‘五一六’

受重用

文革中有两个五一六。一是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号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另一个是群众组织：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专门炮轰周总理。这不算什么，刘少奇比周总理官还大呢，不也能轰而且轰下来了吗。五一六兵团本来没什么名气，直到毛主席党中央来了个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这才名声大作。为什么抓五一六呢？文革初期毛主席发动学生工人造刘少奇的反。等刘少奇的人马收拾完了，就不能再造反了。可不少群众造反造上瘾了，谁的话都不听了，你争我夺都想掌权，到处武斗，全国乱哄哄。怎么办呢？批无政府主义，斗私批修，军训军管，收拾造反派，清理阶级队伍，把红卫兵发送农村，然后又整党建党，恢复党的一元化领导，开展一打三反。一连串措施之后，全国形势好转，但还有不少群众闹派性，不敢大打了，却小闹个不停。于是，从１９７０年下半年开始全国深挖五一六。这是交给各级新领导的尚方宝剑，专门收拾那些曾经捣乱和还敢捣乱的。

我１９７１年２月分配到北京市西城区一家小小的街道工厂。进厂没几个星期，就被党支部刘书记看中，参加抓五一六。我特别激动，长这么大头一回受到领导器重。刘书记语重心长几句话就说的我悔恨不已：为什么这些年从不积极靠拢领导，甘当落后分子呢？不能再这么胡混了！从今后要入团入党，一条锦绣大道就在眼前。有许多青年表面上落后，其实都跟我一样，就缺那么一点党的关怀。只要咱们党稍一点拨，立刻就能死心塌地，党指到哪就打到哪。

刘书记要抓的五一六是曾经逼他当众脱了光溜子的造反派头头李树林。计划早已定好，核心圈子是专案组，一起商量过好多回了。像我这样的外围人员直到下手的前一天才被召集起来布置任务，因为怕走漏风声。刘书记的小心有道理，比如我，回到家，里屋外屋转了好几圈，激动的实在忍不住了，还是把这秘密透露给了我爸爸，虽然刘书记反复交待过对谁也不能说。我爸爸又从五七干校借调回来工作，他一会儿回北京一会儿回干校，两边跑。我爸爸一向嫌我落后，这回也让他知道知道我有多么长进。谁知爸爸的眉头却皱起来了，跟牙疼似的，半天才挤出一句话：‘你们那小破厂子也有五一六？’我碰了一鼻子灰，心里这气：第一，我刚进厂也嫌‘小破厂子’，他还劝过我，说厂小没关系，更受重视多学本事，这回他也‘小破厂子’了！第二，小破厂子就不许有五一六么？阶级斗争哪没有呢，我们那小厂尽是‘社会垃圾’，暗藏的坏蛋肯定比别处还多呢，等着吧，看我们抓出一窝五一六来你还说什么。当时我不知道，我爸爸也没告诉我，他在四机部五七干校也被人当过五一六嫌疑犯，所以一听五一六仨字儿就来气。

当场揪出

我吃完晚饭马上赶到工厂，战斗已经打响。刘书记运筹帷幄，兵分两路。一路人马已经把李树林悄悄的监视起来，从他下班就远远跟着，还要在他家附近埋伏，监视一整夜，严防他逃跑。我是另一路，负责建设牢房。真干活的是几个瓦工电工，我的任务是监视他们，因为他们的出身都不好，要提防他们捣鬼。这活真没劲，去监视李树林多好。埋伏起来悄悄盯着，李树林半夜肯定会逃跑，我就立刻追击将他擒拿，就像抓特务似的。盖牢房太没意思了，那是一间旧仓库改的，砌起一堵墙，隔成里外间，墙上留出好几个枪眼似的洞。里间没窗户，只能放一张单人床一个小桌子，床头高高的吊着个大灯泡，开关在外间，门的插销也在外面。外间不小，摆了两张床，还有桌子椅子，白天是审讯室晚上是看守室。

第二天就是揪斗五一六分子全厂大会。会场在一个大车间里。全厂４００多人除了病的动不了的没人敢不来。刘书记早调配好了人马，各就各位。但一切都还保密，因为要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我们几个按计划都装出啥也不知道的样子。参与秘密的感觉还真挺刺激。负责当场揪人的是两个大个儿，孙大个儿有１米９，王大个儿也有１米８，力气都不错。孙大个才２０出头，刚当上大人，所以特别爱行使大人的权力，比如一到演节目时他就喜欢把大门，把没票的孩子都挡在外边干眼馋进不去，他觉的那比坐在里边看节目都更有意思。当初李树林揪斗刘书记时，孙大个儿就专门负责押着刘书记上台，然后窝‘喷气式’。这回刘书记不计前嫌，又用孙大个儿来对付李树林。这次要用的是一种当时流行的方法，叫‘当场揪出’，就是在被揪的坏蛋和广大群众都蒙在鼓里的时候，突然宣布：把×××从人群里揪上台批斗。据说这方法特有威慑力，把一些坏蛋吓的当场屎尿乱流，还有马上犯心脏病的，所以很快就在全国推广了。能事先知道秘密，又负责当着４００多人揪坏蛋上台，孙大个儿特别觉的重任在身，忍不住一脸的神秘，凡人不理。有人悄悄指给我‘目标’，因为我还不认识李树林。他原来是个‘精豆子’，小个，两眼有神，挺胸昂头，一脸的不在乎。他进了会场，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按计划，两个大个儿应坐在他附近，可近处已经坐满了，王大个儿只好远远的坐了，孙大个儿却一脸的不容商量，拍拍李树林身边的一位：‘嘿，让让’。那位一声没敢吭，乖乖站起来走了，另找地方。谁还看不出孙大个儿那点秘密？全挂脸上了。

大会开始，刘书记先宣读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中央文件，然后目光炯炯扫视全场，大声说：‘咱们造纸厂有没有五一六分子？有！’接着大喊：‘暗藏的五一六分子赶快站出来坦白认罪！’安排好的一男一女两青年立刻领着全场喊起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一遍遍警告之后，刘书记宣布再给最后的三分钟，若还不主动坦白，就要当场揪出从严处理。全场没人说话，没人看报，没人织毛线，也没人打瞌睡，平时乱哄哄的会场此时静悄悄。还真有人脸色惨白，直冒虚汗。三分钟到了，刘书记站起来，一拍桌子，大喝一声：‘把暗藏的五一六分子李树林揪出来！’嗓子嘶哑的走了调，可没人敢笑。

早憋足了劲的孙大个儿一跃而起，狠命一拽，几乎把李树林抻的脚离了地。然后在全场的一片口号声中把他一路踉跄的拽到了临时的主席台前，还不等王大个儿赶到就开始窝喷气式。李树林个矮，为了按他的脑袋，孙大个儿不得不弯着腿哈着腰，那架式比李树林还累。而且两边不平衡，王大个儿随便一比划，拿着李树林一条胳膊，根本不使劲。孙大个儿却一点都不马虎，非让喷气式够标准。后来听说，刘书记根本没安排窝喷气式，因为中央文件说搞斗争不要体罚，特别提到不要挂牌子不要喷气式，所以刘书记安排任务时一个字儿都没说喷气式，是孙大个儿根据以往经验自作了主张：不窝喷气式还叫批斗么？喷气式窝好，口号喊过几圈，几个早已准备好的人轮流上台，情绪激昂的揭发李树林的劣迹。终于，刘书记宣布对李树林实行隔离审查，‘押下去’！这回孙王俩大个儿，加上我和其他数人把李树林押到牢房。孙大个儿的任务到此为止，可他还有点舍不得走，没过够瘾呢。

最称职的看守

接下来，看守五一六开始了。每天早７点专案组的人来接班，连审问带看守。晚上６点我们看守组的接班，看到第二天早上。看守组一共４个人，我和小刘是新进厂的，老马老郭四十多岁。我们分成两班，前半夜、后半夜轮流睡觉。干嘛４个人看那么一个小个子？刘书记说了，李树林在外面的同党很多，要防备他们劫人，还要防备他们联络串供。对刘书记的吩咐我一点都不敢马虎，可老马老郭却大大咧咧，该他们睡时，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轮到坐班了，往桌上一趴还是呼呼大睡。只有我和小刘认真，尤其是我，比刘书记想的还周到呢，我脑袋里不断设想李树林怎样传密信，同党如何来劫人之类的。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点小动静就心跳加速，一声猫叫就吓一跳。该我睡觉时也睡不着，一看其他三人都睡着了，我就更不敢睡了，心说这就该出事了吧。我好多次悄悄走到墙边偷偷往里看，有几次看见李树林躺在床上却瞪着眼睛，立刻浑身一机灵：看看，他这不正打鬼主意呢么？赶紧检查门是不是插好，再看看早就准备好的棍子。

最紧张的时候是李树林上厕所，尤其在半夜。刘书记交待过，李树林上厕所要两个人跟着，因为厕所在院子里，出了牢房１００多米呢，这是最容易出事的时候。开始真是两个人跟着，可后来就常常只有一个人了。我提醒老马老郭，他们却不在乎：‘你一人去吧，没事’。我浑身都绷紧了，跟在李树林身后不远不近，每一秒都计算着他怎么跑我怎么追。别看他个矮，据说练过功夫，所以应该先狠揍几下，最好打个半昏，至少也要放倒，然后就好办了。李树林走的很慢，不时的深呼吸，仰头看看天，还猛的伸开双臂打个大哈欠。他到现在都不知道当时做这动作有多危险，有好几次我差点就狠狠的打过去。到了厕所门口，我先让他站在一边，开门看看里边是否有人。如果有人呢，就得等人家出来才能放李树林进去。而李树林在里边时，有人来上厕所就要拦住，等李树林出来才让进去。这是刘书记吩咐的，严防传递消息。我比刘书记想的更多：李树林会不会在厕所里留个纸条？会不会乘机自杀？我有心站在旁边盯着，可是太臭了。只能隔半分钟猛然开门看一眼。那小子肯定有鬼，一晚上去两三回厕所，还老爱蹲那拉屎，一蹲好半天。我把情况告诉老马老郭，可他们还不当回事。

每天早上给李树林买早点也是我，反正我也要去附近一家饭铺吃饭。老马老郭都回家吃饭，他们一月才挣　４０多块钱，还要养一家人，吃油饼喝豆浆奢侈不起。李树林早上总是要一碗豆浆（２分）一个油饼（８分），给我一毛钱一两粮票和一个有盖的搪瓷碗。我到了早点铺把我的和他的一起买出来，省的排两回队。然后坐下慢慢的吃完我的再端着他的油饼豆浆回去，心里挺委屈：还他妈伺候五一六。李树林吃饭很仔细，把油饼撕成小块泡在豆浆里慢慢吃。两天过后，他一边吃一边老嘟囔：‘这怎么老是凉的呀？’我刚要蹦起来大喝一声：给你买来就不错，还他妈嫌凉！老郭却对我说：‘你以后给他现买热乎的，他胃不好’。老马干脆就去给李树林热热豆浆。我心说：刘书记怎么找了这么俩人，同情五一六！我认准了李树林就是五一六，４００多人的厂子怎么能一个五一六都没有呢，要不咱毛主席党中央能布置全国都抓五一六么？可李树林就是死不承认。专案组都是老太太，刘书记也是瘦猴儿一个，没一点威慑力量。如果让孙大个儿来审，结果肯定要好的多。如果让前几年的红卫兵来审，再有十个五一六也审出来了。

大约４个星期之后，刘书记又宣布把李树林上交福绥境街道专案组审查。看看，升级了，足以证明他是五一六。转移的那天，李树林走在中间，扛着自己的铺盖，由我们五、六个人押到街道专案组，在福绥境大楼的地下室里。这回，他别想再看见星星和太阳了，地下室里就有厕所。又过了大约半年，李树林回到工厂，脸白的发绿。街道专案组给他作的结论是‘坏头头，挑动群众斗群众’，处理是‘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可五一六的事连一个字都没提，我很失望。

全国抓五一六都是虎头蛇尾。我爸爸让人怀疑了一阵，后来又没事了。我妈妈在的一机部五七干校一开始也抓的轰轰烈烈，五一六嫌疑犯越抓越多，最后多的不能再抓了，人手不够，看不过来了。连军代表也心里发毛：这五一六不会比非五一六还多吧？后来上边不再催了，下边就不言声的悄悄的停了。可那些五一六嫌疑犯反倒不干，非要问清楚：我到底是不是五一六呀？此问暗藏杀机：说是吧，他们就伸手要证据，说不是呢，他们就敢蹬鼻子上脸，非要平反。还是咱党中央有办法，及时发出指示：‘不要在组织上纠缠，要抓思想上的五一六’。问题迎刃而解了，要抓要放全有理，没有一个冤枉的：就算你没参加五一六，你敢说就没有一点五一六思想吗？

□　寄自澳大利亚

刊登在 2006 华夏快递 kd060923

bluesky

畸形年代——大多数的文革（九至十一）

　　　　　　　　　　　　　　　　·陈向阳·

　　　　　　　　　　　　　　　　九、回潮

解放老干部

林彪爆炸把老百姓震的目瞪口呆，然后一脑袋糊涂。咱毛主席正相反，震完了反倒清醒，算是明白了：紧跟吹捧的人靠不住，而一向落伍跟不上形势的老臣反倒忠诚可靠，至少不会玩阴谋，于是有点可怜他们这几年受了苦。１９７２年１月毛主席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算是表示表示。于是那些挨整挨斗的老干部们处境开始好转。恰好八机部部长陈正人突发心脏病死在了五七干校（也在河南）。陈正人从井岗山时期就跟着毛主席，据说他的死也让毛主席有点难过。于是周总理亲自安排，把不少老干部（一般是副部长以上）从五七干校调回了北京或其它大城市，就算还受审查靠边站的也在城里呆着，至少犯了心脏病不至于耽误。而问题本来不算严重的就给予‘解放’，恢复工作。１９４９年是这些老干部解放老百姓，现在是老百姓解放他们。程序是他们向革命群众作深刻检查，如果革命群众满意了，就算通过，就可以恢复工作了。当然这之前先要上边拍板，比如部长级以上的恐怕要周总理甚至毛主席发话。最后群众那一关不过是个形式，表示尊重革命群众。这个‘解放’可跟四人帮倒台以后的平反不一样。平反是说以前整错了，全部推倒不算数了。而‘解放’的意思是整你应该，现在看你认罪态度不错，算个人民内部矛盾，暂且饶你一回。

毛主席最大的‘解放’行动是重新启用邓小平。不过先要造舆论，因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早已家喻户晓批倒批臭，突然邓小平又上台了，这算怎么回事呢？于是从１９７２年就开始吹风，先来小道消息，再传达中央文件，说邓小平和刘少奇不一样，尚属可挽救之列。同时传达的还有邓小平给毛主席的信，就是检讨书，承认犯了严重错误，表示痛改前非永不翻案。这就等于向全国人民作了检查。然后１９７３年，邓小平正式恢复工作：副总理，副总参谋长。曾经可以让老百姓随便骂的邓小平又成了中央首长，又不能骂了。按说这有点太奇怪，国家大事怎么能像小孩过家家，说恼就恼，说好又好了呢？可老百姓自从经过林彪事件的大场面后，再发生什么事都不觉着奇怪了。

林彪曾经特革命，就是极左，所以批林彪（叫批林整风）当然就要批极左。极左既然错了，现在就要往右靠一靠，别那么太革命了，有点往回退的意思，所以后来称作‘回潮’。

跟帝国主义和解

其实还在林彪爆炸之前就已经有了回潮，外交上的回潮：中美和解。本来是穷凶极恶的美帝居然变成了半个朋友。这变化不亚于邓小平从资产阶级路线头子变回中央首长，可老百姓挺平静的就接受了，一点不像林彪爆炸那回吓的目瞪口呆。本来老百姓也不是特别恨美国，最恨的是日本。拿美国当敌人是因为他老想跟咱们打，现在他不想打了，想讲和，那就讲呗，干嘛非得当仇敌呢？那会儿咱们也太孤立了，只有几个小朋友穷朋友。最要好的一位叫阿尔巴尼亚，可惜小的在地图上几乎找不着。越南呢，是他们跟美国打，咱们支援他们，可他们不但不感激，倒好像咱们使劲巴结他们似的。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０日，天安门广场５０万人大集会声援他们，毛主席亲自发表声明：８亿中国人民是越南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的可靠后方。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可越南还是跟苏修勾的紧，跟咱们离的远。为什么呢？势利眼：苏修给他们萨姆导弹，咱们只拿的出大米和步枪。朝鲜也跟苏修勾搭，也忘恩负义。再就是亚非拉的穷国小国，好像跟咱们还不错，可一来访问就是要东西要钱。而世界上的大国富国都属于帝修反。咱们倒不是怕谁，陈毅陈老总就说过，让他们来吧，都来，美帝、苏修、蒋介石，还有各国反动派（像日本、印度之类的），一起都来吧！这话听着真英雄，咱们一个打他们一群，可也有点太悲壮，真得玩命呀。珍宝岛一仗，苏修用坦克装甲车直升机，咱们只有步兵，扛着火箭筒。这会儿苏修重兵压境，真要动手的架式。美国没有趁火打劫，反倒跟咱们和解，这怎么说也是好事。有美国的牵制谅苏修也不敢动手了。咱们倒不怕玩命，可是能不玩命还是别玩。人家美国也挺给咱们面子，瞧人家基辛格一趟一趟跑的，还有尼克松亲自朝拜，刚一下飞机手伸的老长，找咱们周总理握手，在毛主席面前更是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老百姓看了都觉的气挺顺。而且跟美国一和解，其他大国富国也都上赶的跟咱们好，什么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全来了。联合国咱们也进去了，一进去就是常任理事国，多牛。敢情帝国主义反动派也讲理，只要咱们愿意跟他们讲。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呀。要早知道和解有这么好，早就该这么办。唯一的遗憾是拿两只熊猫换了两只美国麝香牛，又土又丑，换亏了。

猛促生产

同样的，国内的回潮也挺和老百姓的心思，应了那句话：物极必反。连着折腾了好几年，也该踏实会儿了。老抓革命不促生产，眼瞅着商店里东西越来越少，连北京都不成了，买什么都凭购货本，定量。鸡蛋一户人家一个月才一斤到两斤，油一人半斤，肉一人一斤，花生瓜子平常根本见不着，逢年过节才给一人二两三两的，还没吃出味来呢就没了。工业品也缺，连肥皂、灯泡、火柴都限量。不促生产真不行了。

科学技术更得加劲。虽说咱们有了原子弹氢弹，卫星也有了，可人家又上月亮了。美国阿波罗登月的纪录片在一些机关内部礼堂使劲的放，到处发票。看完电影的人都有点两眼发愣，让人家给震的，都看出来了，咱们可差远了。不光是登月，整个工业、经济、生活水平全差了一大块。过去是真不知道，从来也没人告诉咱们老百姓，连听外国广播都是犯罪：收听敌台罪。现在一和解，外国的真相就挡不住了，通过各种渠道透进来了，比如工业展览会，日本、丹麦、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各国的工业展览会，都在北京展览馆。但可不是随便进，有钱都买不着票，内部发票，而且数量有限。我们街道工厂基本没份。只有一回，好像是加拿大工业展览会，上边发给我们厂两张票，两位党支部委员去了，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半大老太太，但政治可靠，这是去看展览的首要条件。我们院的哥们不错，常给我弄票。看外国展览是件美事，人们都想去，至少能提个漂亮的大塑料口袋回家。那会儿中国太惨了，人们都没见过那么漂亮结实的塑料口袋，还是白给，值好几毛钱呢，提回家都当好东西留着，再出个门就提上，顶个提包，能用好几年。展览会里还有印的花花绿绿的广告，都一窝蜂的上去抢，一抓一大把，再多也不嫌多，全装在大塑料口袋里提回家。那纸真棒，色彩真艳，包书皮绝对一流，轻易还舍不得用。展览会上的玩意更让人看的眼花缭乱，一般都看不懂，光觉的那些东西都挺好。最容易看明白的是彩电，那会儿咱们老百姓家里连黑白电视都极少，一见着彩电都傻了。

外来冲击

外国人本身也值得一看，当然是欧洲人。日本人就算了，也就是那身衣裳还行，脱了衣裳还不如咱们呢。那会儿外地人来北京准去王府井，除了去百货大楼买东西还要去一个景点：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饭店。那里外国人出出进进，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大人小孩，白的黑的，高鼻子洼眼睛，黄头发红头发，眼珠子有灰的有蓝的，倒不大见绿的。身上衣服什么颜色什么式样都有，跟咱们那会儿的一片蓝灰太不一样了。还有高跟皮鞋，涂脂抹粉，嘴唇鲜红，项链耳环，这些东西在当时的中国全都见不着，所以咱中国人都瞪圆了眼睛死盯，比去动物园都看的仔细看的投入。外国人一逛街，后边准跟一群，近距离观察，走哪跟哪，一直跟到外国人上汽车或进宾馆。他们外国人要想在中国干点坏事，一点机会都找不着。为此还专门发了中央文件，说见了外国人要不卑不亢，不要围观尾随。

这些外来信息非同小可。过去我们还真以为咱们中国在全世界第一呢，以为外国都惨了去了，还处在咱们的旧社会那个阶段，简称‘水深火热之中’，就等咱们去解放了。可外国的人和东西这么一来，老百姓，尤其我们这拨长在红旗下的，第一次弄明白了：人家可比咱们阔多了！也许来的都是财主，真在‘水深火热’里的阶级兄弟来不了。但要那样就更不对了，咱们的阶级立场不就站错了么？反正过去说的那些现在都没法信了。‘媚外’咱老百姓捞不着机会，‘崇洋’却从此悄悄泛滥。

讲实惠

林彪爆炸摧毁了老百姓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无限信赖，与帝国主义和解又开始改变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好谁坏的信念。但这是内心体会，不能明说，因为有危险，所以嘴上还得说报纸广播里常说的革命词。可老百姓心里都开始用自己的常识解释一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胡弄革命（或叫敷衍）：反正上头的事咱老百姓也弄不懂，还是过咱的平常日子吧，尽量少受点苦，多找点乐子，讲点实惠。凡自找苦吃的革命行动都被老百姓否定了，至少是在心里。比如上山下乡，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骗谁呀？乡下的艰难困苦已经尽人皆知。陕西、山西插队的最惨，苦干一年还能倒欠队里的钱，吃不饱肚子是常事。北京的父母只好努力给孩子寄包裹，放点糖、点心、肉罐头进去。更有本事的就干脆把孩子弄出来。一个两个开了头，很快就成了风。最常用的法子是参军，军人最痛快，跟老战友打个招呼：把我插队的孩子招了兵吧。行啊，一声令下就把手续办了，反正年年招兵，招谁都是招。而且军人到哪说话都硬气，什么生产队、军垦农场，哪也不敢不放人。

进工厂就费劲了，比如我们院里有一位家长和陕西的三线厂子有上下级关系，就让厂子把他在陕西插队的孩子招工，到了生产队人家说行，但是走一个知青必须搭配两个本村青年：队长和书记的孩子。还有上大学，从１９７０年就开始有了工农兵大学生，然后一年比一年多。但上大学的手续太复杂，必须有贫下中农推荐，本人要符合许多条件，又有当地政府和大学的层层把关，所以这条路更难走。反正走哪条路都是人多路窄，所以需要熟人、关系，走后门开始大流行。老百姓看出来了，还是人家当官的有本事，斗他们走资派叛徒特务的时候挺可怜，这会儿一缓过劲来还是站在咱老百姓脑袋顶上啊。最占便宜的就是军队干部，当初受罪的就不多，到这会儿走后门走的最凶。

家里什么路子都没有的平民百姓就只能靠孩子自己。最常用法子是病退、困退：有严重疾病的可以回城，家里有困难的，比如父母年老有病身边又没孩子的可调回一个。困退的条件比较死，病退的弹性比较大。于是好多知青都不怕有病了，越是大病重病越欢迎，心脏病、肾炎、肺结核，管它有治没治呢，全来吧！但最好还是本来没病，但医生一马虎给诊出个大病。这就需要手段，比如送去化验的尿里加点什么，或找个真病人冒名顶替，要不就‘说服’医生配合一下。我们工厂１９７１年底分来第一批病退的，有２０多个，有真病的：瞎一只眼睛，走路一瘸一拐的，但也有啥事没有的，连自己都号称身体特棒，尤其在分配工种时。比如钳工是好工种，都想干，但要身体好。好几位跑去找领导，自称身体好。领导说你不是病退的吗？档案里写的清清楚楚，你是心脏病。那位说，我从乡下一回来就好利索了，不信我抡大锤你瞧瞧。但领导是那么好摆布的么，先给他砸瓷实了：你身体真好？那位还挺胸脯呢：真好！领导说：那行，你烧锅炉去吧。

生活恢复色彩

１９７１到１９７２年回潮一开始，原来疏散到外地的又一家家的搬回了北京。我们院又慢慢住满了。大街上，公园里的人也逐渐多起来。生活里的四旧也开始悄悄回来了。文革初期烧掉的象棋、扑克早就又公开卖了。老歌、外国歌、西方音乐又私下里流行。不光是〖外国民歌二百首〗了，只要是文革前出的老唱片都值钱了。时髦青年常常弄个唱机，几个人钻在屋里听老唱片。不少青年少年还自己动手玩音乐，好孩子玩小提琴的多，‘吱吱哇哇’的特难听，坏孩子们玩口琴，玩吉它，听着还比较顺耳。画画儿也成了时髦，春天画紫竹院的迎春花，颐和园的玉兰花，秋天画香山红叶。时髦青年别管会画不会画出门先弄个画夹子背上。

书店里的书也多起来了。不光是毛选和马列著作了，技术书、经济书、历史书都有了。我爸爸也买了几本关于集成电路的书（他在四机部，无线电工业），但我翻了翻，立即断定他看不懂。新小说也出来了，什么〖千重浪〗，种地的事，〖虹南作战史〗，其实和打仗没一点关系，〖牛田洋〗，围海造田的，没劲。最畅销的是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但好像是１９７４年出来的，已经属于反回潮的产品了。最回潮的是内部书店，凭介绍信才能买书，内部书。王府井就有一家，很不起眼，连招牌都没有，一扇小门，进门下楼梯，里边不大，也就容一、二十人。只有几架书，其中一架全是各国概况，全世界哪国都有，还有政治、经济、历史的书，都是新书，全是翻译外国的。也有的书不上架，你要能拿出过硬的介绍信来，比如外交部的，不光架上的随便买，人家还到后边给你找去。我什么介绍信都没有，只能买不要介绍信的书，一般是文革前就印出来的，毁了可惜，但又属于封资修的，怕公开卖惹麻烦。我买了本〖雪莱诗集〗，拿回家一翻，不好看，还买了一套四本〖汤显祖文集〗，更不好看，买的时候都不知道汤显祖是谁，只知道这在外边买不着，算俏货，先买了再说。还有一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挺厚，我以为是打仗的小说或回忆录，既不知道伯罗奔尼撒在哪，更不知道说的是哪会儿的事，买回家一看才知道上当，根本就没法当小说看。

电影更是日见丰富。样板戏，地雷战，地道战之类的已经没人看了。最受欢迎的是外国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１９１８〗已经过时了，新来的有阿尔巴尼亚的、罗马尼亚的，什么〖第八个是铜像〗，〖多瑙河之波〗，还有好几个记不住名字了。朝鲜片子更多，〖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战友〗，〖血海〗，尤其是〖卖花姑娘〗轰动一时，因为能惹人哭。我去试了试，惨是挺惨，可离想哭还差远着呢。不过真有老爷们也哭的呜呜的，跟老娘们似的，也不怕丢人。咱们自己拍的新片子是在１９７３年以后才出来，像〖火红的年代〗，〖战洪图〗，〖青松岭〗之类的。

但什么电影都比不上内部片。其实内部电影一直就没断过。文革早期叫‘批判电影’，就是那些文革前拍的‘黑电影’。因为受批判，就不能在电影院公开放，都是内部发票，必须发给‘有批判能力的革命群众’。我们院的哥们常去，但我很少去，因为我爸爸极少往家拿票。于是我只能听哥们儿们聊。看完〖兵临城下〗，他们就老说：‘我想吃只鸡！’看完〖清宫密史〗就：‘小李子！扎！’看完〖武训传〗就：‘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我干瞪眼，插不上嘴。但后来的内部电影就是外国片了，尤其是回潮以后。有一阵猛放日本战争片，什么〖啊，海军〗，〖山本五十六〗，〖军阀〗，〖虎虎虎〗之类的。我终于得到一次票，饭碗一扔，撒腿就跑，北京展览馆剧场，已经开演了。我一进去就动不了了，一是看不清脚下，二是怕找座耽误了看。我的眼睛已经挪不开了。震撼，太震撼了！彩色宽银幕，那场面！日军正在进攻旅顺口，俄军的机枪突突突的扫，日本兵噗噗噗的中弹，真中弹！中弹处衣服‘噗’的一爆，衣服破个洞，血就出来了。日军终于冲上去了，肉搏战，刺刀一捅，还真进去了！再一拔就冒血。然后地上一片一片的死尸，一滩一滩的血迹。太逼真了！我是头一回看，整个傻了。那会咱们的电影都是窄银幕黑白片，场面小不说，中弹连血都不流，也就是一捂胸口倒下，临死再说两句：‘同志们，别难过，革命一定会成功的’。瞧人家这电影拍的，把咱们给比没了。看完电影往家走着才突然发觉中毒了：我怎么心里向着日本鬼子呢？觉着山本五十六真英雄，老盼着他打胜仗。看他最后坐在飞机上中弹往下掉，还双手拄着战刀，纹丝不动面不改色，我是又佩服又可惜。怪不得是内部电影，这日本片子要是到处都放，非弄的中国老百姓忘了咱们跟日本的血海深仇。

威胁工人福利

但回潮并非改善所有人的处境，比如工人阶级，尤其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就是真干活的普通工人。他们的领导地位开始受到威胁。工人阶级的地位在文革中才达到历史的顶峰。１９４９年共产党上台实质上是农民起义军的胜利，他们进城来解放了工人。后来虽然老说‘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可真正的工人还得让班组长，车间主任，厂长书记一级级的管着，一天八小时工作，谁也不敢想回家就拍屁股走人。文革一来，工人才真正当家作主了，造反！夺权！上至刘少奇，下到车间主任，哪个不顺眼都可以骂。报纸上说了，管卡压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压迫工人阶级的办法，不许用了，工人自己管自己。先来个停产闹革命，革命压倒一切。工人们你夺权，我也夺权，然后互相夺权，就打起来了。虽然武斗并不好，但确实是工人们自己作的主，自愿打起来的。比如我们院有个在四川三线工厂工作的，比我们大个六、七岁，二级工。１９６７年到６８年他跑回北京一住一年多，因为他不喜欢武斗，不喜欢就可以不参加。他们厂武斗的双方有个共识，打哪也不打财会科，留着它发工资。一到发工资那天就停战，都去排队领工资，把工资送回家安顿好了再打。他有铁哥们在四川替他领工资，每月寄来。他每天在北京做半导体收音机，还包下了买菜做饭家务事，一家子都挺满意的。

北京工厂的工人就没这么福气。武斗也有，可很少停产一年两年专业搞武斗。我们街道工厂更不行了，因为是集体所有制，国家不包福利，停产也得停工资，所以工人下不了狠心。再说街道工厂的工人大多是老娘们，在家听爷们的话听惯了，到厂里来也没个主见，领导说什么是什么。顶多就是借口去看病，医院转一圈，街上带两捆小白菜回来，或干脆溜回家了，都是悄悄的，不敢理直气壮。工厂的男性们（俗称爷们）主见比较强，尤其是我们维修组，经常有人晚来早走，号称‘两头儿不见日头’。上班呢，也是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歇着，聊天，看书，找个地方打扑克。领导见了也说，可都是笑着脸说，因为好多工人都敢指着领导鼻子骂。领导干瞪眼，一点招没有。扣工资？想都别想！那是管卡压，刘少奇的那套，批倒批臭了。还有就是干私活，尤其是那些机械厂，金属厂的工人干的最欢，焊个鱼缸架子，打几把刀子，做点弹簧、把手之类的用在家具上。反正家里缺什么就在厂里到处找找，当家作主，以厂为家。我们造纸厂差点，除了维修组的条件比较好，能模着各种铁器，他们车间里的顶多装两卷卫生纸回家。

可回潮一开始，工人们自谋的福利受到威胁。先批林彪的极左，接着就批无政府主义，一批无政府主义就让联系实际。这套我在学校就领教过，那会儿联系的实际是打架斗殴，随便旷课，无组织无纪律。工厂呢，一联系实际就是晚来早走，上班聊天不干活（叫出工不出力），或干私活，把厂子的东西往家拿。批着批着就开始猛记考勤，上班下班有人在厂门口盯着，看谁迟到早退，看谁鼓鼓囊囊的装着卫生纸。不过刘书记不管这些事，这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专管敌我矛盾的大事，厂里抓出的十好几个阶级敌人都是他的成果，非常显著。而不容易出成果的小事都交给鲁副书记、几位支部委员和班组长们管。他们面对的都是革命群众，不大好管，尤其是出身好，当家作主观念比较强的那些，脾气都比较大，一急就敢指着鼻子骂人，刘书记最不喜欢和这种人打交道。

学校里当然也回潮。学生们都不敢旷课了，文化课越学越多。高中又从７１届的开始了（６９和７０届的初中生没一个上高中的，因为根本没有）。当然只有好学生才能上高中，谁是好学生呢，老师说了算。我弟弟不招老师喜欢，就不算好学生，不让上高中，插队了，北京郊区顺义县。老师又牛起来了，师道尊严又回来了。传说大学也要取消群众推荐了，又要恢复高考了。这不是要回到文革以前么？当年学生造反难道白造了么？再说大点，要是一切都变回文革前的样子，那文革不就是吃饱了撑的白闹一场么？

咱毛主席党中央当然看出了这个严重问题，所以马上就要反回潮啦。

　　　　　　　　　　　　　　　　十、反回潮

回潮势头正在越来越猛，突然又开始了反回潮。

老百姓比不了高干子弟，闹不清党中央里边的动静。但有点脑子的就知道，那里边可不是报纸上说的团结一致，指不定斗成什么德行呢，而且也看的出哪几位是特别‘左’的，像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哪几位不那么左，像叶剑英，李先念。左右之争肯定免不了，拍板的当然是咱毛主席。他们左的右的全加一块，再争再闹也顶不了咱毛主席一句话，一言九鼎，说左就左，说右就右，谁也挡不住，谁也摸不准，要不还能叫伟大领袖吗？反正林彪刚爆炸那会儿是批极左，一批极左就往右靠，就是回潮。到了１９７３年，又不批极左了，又说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又要政变又叛党叛国，哪有左啊，右到头了。这一批极右，马上就往左转了，也就是反回潮。

回潮是全面的，反回潮当然也要全面。

教育战线

教育战线打头阵的是‘张铁生事件’。张铁生是个知青，在辽宁插队。他当然想回城，更想上大学步步高升。但人家没有高干的爸爸，只能靠自己。靠自己也是又有鱼路又有虾路，张铁生挑了一条最正的路：好好劳动，好好表现，让贫下中农推荐他上大学。张铁生干的不坏，还当上了生产队长。可眼瞅着快走通的路却让回潮给堵了，上大学又要凭文化考试了，贫下中农推荐不灵了。那些不好好干活抽空就复习功课的又占便宜了。张铁生当着队长哪有功夫温习功课呀。１９７３年６月考试那天，他眼看几年的苦干白费了，绝望之中在考卷的背面写了封信，表白他这几年多么听毛主席的话，当生产队长有多忙，只顾了集体和生产。他还把那些跟他相反的‘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大学迷’们痛斥了几句。他盼着‘尊敬的领导’体谅一下，放他一马，看在他的政治表现，圆他个大学梦。到此为止，人家张铁生干的合情合理，没什么不对。可谁也没料到，他中了大彩，让中央领导看上了，他的表白信上了报纸广播，叫‘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他成了反潮流的英雄，不光上了大学，还能管大学，成了校领导，毕业之后更是平步青云。这可不是因为他张铁生本事特大，而是党中央的左派需要他这颗炮弹反回潮用。一炮打过去，大学的入学考试又取消了，还是以政治表现为准，而且办大学也是政治压倒文化。别管什么专业，政治是必修的主课。专业课呢，叫作‘开门办学’，请工农兵进大学讲课，大学生到工厂农村上课，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学习。这倒不能算错，只不过学的东西是大学水平的呢，还是中学水平呢，没人敢细问。

从１９７３年７月张铁生一炮打响，到１０月份全国就正式开展‘反右倾回潮’。

大学的炮弹是张铁生，中小学是谁呢？黄帅，北京中关村一小的学生。１９７３年１２月，〖人民日报〗登了黄帅写给〖北京日报〗的告状信，告老师的状。老师怎么了？说了她几句，按黄帅自己的话，也不过是连讽带刺的训了她，一没打，二没骂。这要放在一个皮小子身上，啥事儿没有，该玩还玩，该乐还乐。可黄帅小姑娘家家的，心眼太小，受不了，当成挺大的事，给报社写了信。连她自个儿也没料到居然也中了大彩，让中央的大人物看上了，信登出来了，还加了‘编者按’。这一下子可就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了，成了‘肃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和旧的传统观念’的大事，有关‘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的大问题。黄帅也成了反潮流的革命小将，反的是‘修正主义回潮’。

要说中小学的回潮确实是有，还真是朝着文革前的模样‘回’呢。文革前是师道尊严，智育第一，老师说什么是什么。文革一来，老师被打翻在地，没死没残的也是鼻青脸肿，再见着学生就哆嗦。从１９６７年‘复课闹革命’，先军训，批无政府主义，再把斗老师有经验的学生一届一届的发送农村，老师们又缓过劲来了。等到了黄帅这拨从没斗过老师的新一代，中小学早就变回了老师的天下，师道尊严又立起来了。回潮是有，问题是该不该反。老百姓一般都不拿黄帅当回事，小丫头片子一个。我们工厂的小于子就明着说：这事说白了就是大人管孩子还是孩子管大人的问题。大伙一琢磨，在家可都是爹妈管孩子，为什么到了学校就该反过来呢？老师都是三孙子？辈分就那么低？不过也没人较真儿，自从林彪爆炸以后，报纸广播里闹腾的再凶，老百姓也不惊不乍了，皮了。可偏就有一根筋特实在的主儿，以为这是小孩不懂道理，劝劝就得。内蒙军垦的三位，合用一个名‘王亚卓’给黄帅写了封信，来了个‘大人劝孩子’。没想到，这下正好撞枪口上了，人家那边正发愁没靶子呢。那位老师太机灵了，一看势头不对赶紧低头认怂，忙着给黄帅陪笑脸，这会儿早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老师逃了，有劲往哪使呢？王亚卓跳出来正好，就拿他开刀吧。〖人民日报〗又登出黄帅的回信，把王亚卓痛斥一顿。那三位从此挨整，倒了好几年的大楣。谁还看不出来：这封回信哪是黄帅写的呀。这会儿的黄帅早由不得她自己了，已经成了别人手里的枪了。就在这前后，还有个‘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凑热闹。也是个女学生，考试不及格挨了批评，受不了，投河自尽。江青亲自抓典型，说这学生是让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逼死的。学校的老师、领导不光是猛遭批斗，还被判了刑。

文艺战线

文艺战线的反回潮也是〖人民日报〗带头。１９７４年初开始批晋剧〖三上桃峰〗，批湘剧〖园丁之歌〗。可人家批的咱老百姓都没看过，从来没人给咱发票。所以批来批去，谁知道说的是什么呀？不过，文艺界的却闹明白了一件事：除了八个样板戏，演别的戏都有危险。所以各地的地方戏干脆都一窝蜂的移植样板戏，保险。什么川剧，粤剧，评剧，山西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多了去了，全演〖沙家浜〗〖红灯记〗，阿庆嫂李铁梅，全国各地大小城市同时上台，衣服道具全一样，模样远看也差不离，可一张嘴南腔北调的真有意思。不光批黑戏，还批黑画，也是１９７４年的事。都是中国画，画家名气都不小，什么李苦蝉，吴冠中，黄永玉之类的，都是１９７１年以后周总理下指示让他们画的。画都挂在宾馆饭店国际俱乐部，或送到荣宝斋卖给外国人。先是姚文元在上海发起批判，然后在北京办了个黑画展，但不让随便看，有批判能力的才给票，一般老百姓就直接听报纸的：说那些画很恶毒，比如，画山水为什么光用水墨呢，就是要把大好河山都画成‘黑山黑水’。有幅画是只大公鸡，‘怒气冲冲，寄托了复辟狂潮的阴暗心理’，有一幅‘荷塘’，却净是‘残花败叶’，而且只有一种花（荷花），这是讽刺毛主席‘百花齐放’的文艺政策呢。另一幅画上是一队骆驼，前方是茫茫荒原，画名叫‘任重道远’，这不是攻击文化大革命前途渺茫么。有一幅‘三虎图’更恶，为什么不画两只也不画四只而偏画三只呢？三虎成彪吗，这是给林彪翻案！还有‘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什么意思？反正那些画都是含沙射影，拐着弯攻击大好形势，搞复辟回潮。不过，咱老百姓可看不懂，非得听高人解释才能恍然大悟。

工农业战线

工业战线反回潮是拿‘风庆轮事件’开的刀。风庆轮是咱们自力更生造出的万吨轮船，１９７４年首航欧洲成功。中央的左派就拿来说事，借自力更生的胜利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如租船’的‘洋奴哲学’，还让风庆轮的船长政委船员带头批，可人家不愿凑这个热闹，于是连他们一块批，他们属交通部的，于是顺藤摸瓜批交通部，交通部归国务院管，于是又摸到了国务院，揪国务院里的黑后台。他们批的决不是没影的事，那会儿咱们还真是又买船又租船。不光是买船，还买成套的石油化工装置，成套的轧钢机之类的。这得花多少宝贵的外汇呀，真是不批不知道，一批吓一跳。我们老百姓完全同意党中央的：根本就不该花钱买，咱们自己造！万吨轮先造它个百八十条的，什么化工装置轧钢机，全自己造！造的又多又好，反过来卖给他们外国人。亚非拉兄弟国家不卖，白送！帝修反国家要买也行，加倍的收钱！一不顺心还不卖了，让他们干眼馋！这都是我们造纸厂的工人，半文盲的半大老太太们的讨论意见。老太太们毫不怀疑咱们什么都能造，原子弹氢弹，南京长江大桥，万吨水压机不全造出来了吗？当然，老太太们自己只会造卫生纸，她们决心立足本职，造好卫生纸，决不让洋奴哲学进口外国的，咱们国家需要多少卫生纸就造多少，放心的擦去吧，想怎么擦就怎么擦，管够！

批洋奴哲学还批出个‘蜗牛事件’。那是四机部１９７３年底派团去美国一家公司考察，准备进口人家的电视机彩色显象管生产线。本来一切顺利，价钱也谈好了，可惜临回国前美国人送给考察团一人一件小礼物：玻璃做的蜗牛。全考察团１２个人只有一位（政治处宣传科的）觉悟高，看出了问题：为什么偏送蜗牛呢？这不是讽刺咱们只会慢慢爬么？于是回国后悄悄给中央写了封信。结果１９７４年２月的一天，江青亲自跑到四机部追查，事闹大了。让江青说这是美帝向咱们挑衅呢，污蔑咱们是爬行主义。她怒气冲冲的说要外交部发照会提抗议，要把蜗牛退回去，坚决回击美帝的挑衅！四机部吓坏了，接待江青的那位刘副部长都不会说话了，只能一个劲的点头哈腰。然后考察团的作检查吧，没完没了。紧接着全国大清查，果然又查出其他单位的类似问题，日本人送过石头乌龟，还有外国人送工艺品黄牛的，讽刺咱们老牛拉破车呀！咱中国人最讲一个脸面，这可是革命原则的大问题。那会儿碰巧还有个意大利人叫安东尼奥尼的，跑到中国来拍纪录片。批准他来是给他面子，可他一点不照顾咱们的面子，哪落后他拍哪。大街上走的红旗轿车不拍，偏拍乡下来的大马车，高楼大厦漂亮大街他不拍，偏拍小胡同小平房，咱文工团里有的是漂亮姑娘俊小伙，可他偏拍乡下黑不溜丘的傻小子笨丫头，一脸褶子的老头老太太，衣裳还打着补丁。专门安排他去拍‘林县人民多壮志’的‘红旗渠’，可他却一带而过，然后猛拍农村的破房子。他还拍养猪场，这也行，可他配的什么音乐？〖龙江颂〗里江水英唱的‘抬起头，向前看，……’，他的画面上却是头猪使劲的昂脑袋。这已经不是讽刺了，这是直接骂人啊。这口气能咽了吗？〖人民日报〗发文章把安东尼奥尼大批一通。我们老百姓全都支持：咱们上照相馆不也先换身新衣裳，脸擦干净头发梳光溜吗，谁也不想照个拉里拉蹋破衣烂衫的像！连中央的右派也懂这个，据说李先念召集有关部门开会说‘蜗牛事件’时就发了火：‘你娘个Ｘ！人家给你个反动标语，你也不打开看看？！’但还是周总理最沉的住气，让中国驻美人员作了调查，发现在美国蜗牛代表吉祥，是圣诞节的传统礼品，并没有说人家慢的意思，美国人之间也互相送。所以抗议照会没发，但彩管生产线吹了，国内都嚷嚷遍了，谁还敢进口啊。

农业战线也有回潮，但好像都是农民自发的，用不着黑后台。你再跟农民说一百遍人民公社好，他们也忘不了自留地，老想自己养个鸡养个猪的，自留地里种点东西老想拿到自由市场卖个高价。报纸上管这个叫‘小农经济每时每刻自发的产生着资本主义’，所以老得‘割资本主义尾巴’，割了一茬又一茬，太顽固了。为了反他们的回潮，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在辽宁搞了个‘哈尔套大集’，让社员把自留地收的东西全交售给供销社，自由市场的价格再高也不许动心。他这个先进典型又上报纸又上广播，但城里人管不着那么些，只知道城里商店的肉啊菜啊老那么少，谁要有机会去趟乡下就爱逛自由市场，俗称赶集，买点鸡啊，蛋啊，油啊，菜啊。这些东西要都交售给供销社，还上哪找‘集’呀？所以都怀疑那个‘哈尔套大集’到底是有集还是没集，真集还是假集。

老百姓的心思

反回潮里最对老百姓心思的是‘反走后门’。１９７４年１月〖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一位工农兵学员钟志民主动要求退学退伍。他原来也上山下乡，后来参了军，接着又上了大学，都是他高干的爸爸给走的后门。瞧人家钟志民这觉悟，可也有人说他是退一步进十步，一举成名。别管怎么说吧，中央的左派又抓住了一颗炮弹。走后门的当然是党政军各级官员，他们多数属于右派，虽然左派也一样的走后门，但只要冲着走后门开炮，肯定是右派中弹的多，于是就批开了走后门，说要彻底追查，把走后门参军进工厂进大学的都退回去，有一个退一个。这还真让人觉的挺解气，尤其是想走后门又没路子的平头百姓，就指着毛主席党中央给作主了。要说咱毛主席，还真是体恤老百姓。有个小学老师叫李庆霖的，孩子都上山下乡了，一点后门没有，生活艰难，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诉苦。据说毛主席看了信眼圈都红了，当即回信，还拍出３００块钱‘以聊无米之炊’。毛主席一带头，各地都不敢不关心知青了，比如军垦农场赶紧把强奸女知青的大小干部枪毙了一批。毛主席一向就不喜欢官僚阶级，总是越过他们直接跟老百姓亲。可这回不知怎么的，他老人家却不热心反走后门，说是怕‘冲淡了批林批孔’，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于是反走后门刚开了头又停了，老百姓觉的挺可惜。

林彪爆炸后一直都是‘批林整风’，可到了１９７４年突然改成批林批孔了。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怎么又搀和进来了？据说是因为林彪尊孔，写过‘悠悠万事，以此为大，克已复礼’。‘克已复礼’是孔子的话，就是要‘恢复周礼’，有回潮的意思。孔子还要‘请隐士’‘举逸民’，一联系实际就是解放老干部，让他们恢复工作。但这都是中央左派的解释，一般老百姓可看不出来，上边的新花样太多，实在跟不上趟。正批着孔子，又来了儒家法家，大学教授像冯友兰、扬荣国也写文章普及学问。我们工厂每星期一、三、五都学习。工人们，就是半文盲的半大老太太们都学问见长，搬着手指头能数出好几位儒家法家，过去哪知道这个呀。敢情历史一点都不难学，古人一共就分两种：儒家和法家，儒家是坏蛋，法家是好人。凡听着耳生的，什么李斯、王安石，说他们是法家，好人，老百姓都没意见。可要说秦始皇也是法家也是好人，老百姓就有点皱眉头，倒不是因为‘焚书坑儒’，老百姓不知道这个，就算知道，烧点书，活埋几个知识分子也跟老百姓关系不大，但‘孟姜女哭长城’咱老百姓可都知道。要不是秦始皇修长城，那孟姜女能哭吗？所以心里有点犯疑。又听说曹操也是法家，也是好人，老百姓可就真糊涂了：白脸曹操要是好人，那红脸关公呢？坏人？不对吧？而且还说诸葛亮也算法家，那他跟曹操成一拨的了？不对呀！这不全弄拧了吗？

后来又批上水浒了，批宋江的投降主义，让皇上招安了。这老百姓倒知道点，有耳闻，可好几百年前的事值当那么天天念叨吗？据说能联系实际，中央就有投降派，谁呀？又不明说。向谁投降呢？今天的皇上可就是咱毛主席呀。再后来又让看红楼梦。红楼梦怎么又搅和进来了？当然又是毛主席的主意，伟大领袖么，高瞻远瞩，就得一会一个主意，让人摸不透，要不怎么叫伟大呢。听说毛主席亲自点名，让打了一辈子仗的许世友看红楼梦。要换上别人敢说这话，许将军张口就能骂娘。可在毛主席跟前，别说骂娘，他连屁都不敢放，乖乖的回去让秘书念红楼梦。一辈子打打杀杀的许将军闷头读红楼梦，受多大罪呀。咱老百姓倒没啥，你儒家法家，水浒红楼梦，爱来什么来什么。耽误我吃炸酱面么？不耽误，那不结了。反正每回学习，大伙一边听念报一边歇着养养神，老娘儿们就赶紧琢磨今儿吃什么：夏季天儿老韭菜一毛钱一大捆，再来两毛钱肉馅，要肥的，回家再把棒子面一烫，包团子吃。

等到了１９７５年后半年，反回潮升级了，变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回目标明确，不像反回潮，老说揪‘总后台’，可老也没揪出来。直到老后来了，才知道什么‘周公’，‘大儒’，‘党内最大的民主派’指的是周总理。反击右倾翻案风就不打哑谜，反的就是那个‘永不翻案’的邓小平！

　　　　　　　　　　　　　　　　十一、反击右倾翻案风

全面整顿

邓小平１９７３年复出，先保持低姿态。到了１９７５年初，周总理病重，毛主席把行政大权交给了他：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虽说毛主席最放心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位左派，可老人家还算明白：他们都是耍笔杆子练嘴皮子的，真要把中国这份家当交他们手里，用不了几年就能给败光了。邓小平虽说让人不放心，可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了。邓小平呢，耐性还是不到家，大权刚到手就把憋足了的劲使出来了：大干一场，收拾乱局。话当然不能这么说，只要毛主席在，多乱都不能嫌乱，因为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文革是咱毛主席的杰作，谁要说文革不好那就是捅老人家的肺叶子，他准跟你玩老命。说玩命夸张了，咱毛主席是绝对权威，想收拾谁不过一句话的事。所以‘玩老命’不如说是‘下狠心’。

邓小平搞起了‘全面整顿’。什么叫整顿？太糟太乱了才整顿呢。所以他要抬出毛主席来作挡箭牌：以三项指示为纲，就是毛主席说过的三句话：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从毛主席的好多话里挑出来的三句，是邓小平挂出来的幌子，他真正卖的还是自己的货：三个文件，后来叫作三株大毒草的：一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什么总纲？浓缩成三个字：‘搞经济’。二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会儿邓小平对农业的杀手锏还不敢往外拿呢（毛主席死后才亮出来：包产到户，土地承包，分地单干）。他先说工业。怎么加快工业发展呢？岗位责任制，引进外国技术设备，还有按劳分配、加强纪律性，说白了就是好好干活的发奖金，不好好干的处分、开除。邓小平看准了当时工厂的两大问题：一是技术设备落后，二是工人不好好干活。第三个文件是〖中科院工作汇报提纲〗，说科技也是生产力，提出要恢复基础科学研究，还要改善科技人员的科研生活条件。邓小平见过世面，１９７４年江青他们闹腾风庆轮时，邓小平就冷冷的来了一句：‘我当年去法国坐的轮船有好几万吨呢’，话外话是：一个风庆轮满打满算才一万吨，吹什么呀？邓小平知道科学技术的重要，更知道中国有多落后。不过对工人可以挥挥棒子：加强纪律性，对科技人员只能用‘胡萝卜’：改善生活条件。

邓小平那一套还真见了成效：火车正点了，工业生产上去了，科研院所恢复基础研究了，大学里文化课专业课份量加大，越来越像真大学了。

毛主席下狠心

中央的左派呢，也没闲着。１９７５年３月〖人民日报〗发社论，说‘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要以反经验主义为纲。他们底下还放话：‘老家伙都是经验主义’。此时他们还瞄着周总理呢，一个劲的批‘周公’，‘大儒’，‘党内最大的民主派’。

直到１９７５年９月，他们才恍然大悟：要说右倾回潮，邓小平比周恩来还凶猛，于是赶紧向毛主席告状。到１１月，毛主席也忍不下去了，先拿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开刀。刘冰属于老干部，当然紧跟邓小平，所以和驻清华的军宣队头头迟群、谢静宜（江青的人）斗起来了。刘冰也太糊涂了，居然闹不清邓小平和江青哪个跟毛主席更亲，竞敢给毛主席写信告迟群、谢静宜的状，这等于是告江青啊，再说大点就是告毛主席本人。这简直就像兔子撞进了老虎嘴，‘喀嚓’一下成点心了。毛主席在告状信上批示：‘我看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不光刘冰立刻完蛋，清华大学还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１１月下旬，中央发文件，在更大范围开展运动，但先不点名。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５日，还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致了悼词。到了１月底，毛主席终于下了狠心，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让邓小平靠边站了。用窝囊老实的比用精明能干但铁了心要翻案的强。１９７６年２月５日，华国锋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开会，宣布‘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３月１０日〖人民日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公开点名批邓小平，还传达了毛主席批邓的话‘走资派还在走’。邓小平的假令箭也被毛主席撅断了：‘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才是纲，其余都是目’。邓小平又栽了。

老百姓烦了

这回老百姓多是冷眼旁观，连对毛主席都敬而远之了。为什么呢，实在是烦了。左一个运动，右一个运动，还有完吗？今天打倒一拨，明天打倒一拨，还有好人么？咱们多踏实会儿行不行？还越闹腾越花哨了，什么儒家法家，水浒红楼梦，还学小靳庄人人写诗，脑袋都憋大了也写不出来。就说邓小平吧，当年揪他走资派，全国第二号坏蛋，后来又说他不坏了，又可以主持中央工作了，这回怎么又完蛋了？国家大事说变就变还有准谱么？咱老百姓倒也不敢有什么意见，您闹腾您的，咱过咱的日子，不耽误我吃炸酱面就得。可爱琢磨的人看出来了：邓小平那套是对是错先不说，但肯定耽误不了老百姓的炸酱面。可要老是花里胡哨的瞎折腾，早晚连炸酱面都吃不上了。

上边发下不少批邓材料，有邓小平黑话，都是从他的‘三株大毒草’和历次讲话里摘出来的，挺厚的一本。可看过来看过去，一般人还真看不出什么大错：人家邓小平就是闷头搞生产呗，说的都是大实话，比‘儒家、法家’那些玩意儿实在多了。大多数的老干部当然拥护邓小平，可嘴上不敢说。谁敢逆着毛主席呀，就连毛主席身边那几位左派也不能反呀，有毛主席给他们撑腰呢，谁反谁是苍蝇碰壁。

但老干部的孩子们，那些高干子弟们胆子就大多了，当年闹联动时就敢明着喊‘打倒中央文革’。这会儿除了‘打倒毛主席’，别的什么都敢说。不过他们也成不了大事，只能传一传江青他们那伙左派的‘臭事’，坏坏他们的名声。江青当年在上海演电影的事当然百说不厌，还说江青和王洪文老看外国电影，净是黄色的，说江青到处丢人现眼，跟外国记者胡吹。此类的传言叫做小道消息。别看是口头传播，可传的是又广又快，就像今天的因特网。但缺点是一边传一边就有人添油加醋，越传越走样，弄的版本太多，让人搞不清哪个更准。但小道消息大多都是事出有因，比如林彪爆炸，邓小平复出都是先传的小道消息。谭甫仁（云南军区司令兼政委）被刺案更传的邪乎，如何一夜之间全家被杀，然后越调查案子越大，牵扯到了中央，连公安部副部长李震都为此自杀。还有故意贬低‘工农干部’的，比如，说人家吴桂贤（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接见日本卫生代表团，日本人谦虚了几句说他们的医药向中国学到了不少，比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吴桂贤忙问手下：‘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

拿样板戏开涮的更多，比如说〖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试探扬子荣那段有两句问话：‘你脸红什么？’回答‘精神焕发！’再问‘怎么又黄啦？’再答：‘防冷涂的腊！’。可有一天那位座山雕口误，一张嘴：‘你脸黄什么？’扬子荣一楞，怎么先问黄的呀？只好先答：‘防冷涂的腊！’可座山雕下一句又对了：‘怎么又黄啦？’扬子荣没辙，只好答：‘又涂一层腊！’。还有〖红灯记〗里，王连举被捕后有个小特务跑上台：‘报告队长，王连举他招啦！’。等李玉和被捕还是这个小特务上台：‘报告队长，李玉和宁死不讲！’。就这么两句台词还给弄拧了，该李玉和了，这特务一上台：‘报告队长，李玉和他招啦！’鸠山气坏了，李玉和招了这戏还能往下演么：‘混蛋！招了也是假的！再打！’这类笑话多了，都是老百姓编出来穷开心的，可算是口头文艺。

笔头文艺就是手抄本，多是小说，有名的像〖第二次握手〗，〖少女的心〗，〖一只绣花鞋〗。梅花党的故事版本太多了，有的真敢胡编。比如版本之一说李宗仁的老婆郭德洁女士病重，临终前请来了周总理，把绝密相告。她说军统在大陆有一个特务网隐藏极深。她随李宗仁投诚大陆，但真正身份却是军统，受命与大陆的梅花党接头。对方的姓名身份一概不知，只有联络暗号是一朵金梅花。当李宗仁、郭德洁夫妇在北京走下飞机，受到刘少奇夫妇的迎接，郭德洁却突然发现王光美的胸前别着一朵金梅花！

追查

有小道消息就有追查谣言，尤其是政治谣言，特别是有关江青的谣言属于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必须严厉追查。一个一个往回倒，张三听李四说的，李四听王五说的，王五听…。．，非追到根子上不可。但老百姓不配合。听谁说的？坐汽车听人说的，或在饭馆里听旁边人聊天说的。但那也要交待说的人是男是女，什么模样，多大年岁，……。最绝的是在厕所里听人说的。长什么模样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墙那边的人说的。那会儿北京的厕所男女就隔一人多高的墙，上边通着呢，连那边拉屎撒尿都听的清清楚楚。还追查反动标语反动传单。怎么追呢，查笔迹，每人写几个字，都是规定的字，一个人都不许落下，全写。连文盲老太太也得写，哆哆嗦嗦的照着描吧，其实连一个都不认识。那会儿的北京，每个人都在控制之下，就像每个瓜都有瓜秧连着。有工作的，单位管着，上学的，学校管着，在家呆着的，有居委会管着。查对个笔迹什么的，一个人都漏不掉。据说还真破了不少案子。

手抄本也追查，说是反动的，要不就是黄色的。抓住手抄本就追根子，你跟谁借的，他跟谁借的，非把抄书的和写书的都追出来。这比追谣言容易，汽车、饭馆、厕所一概打不了掩护。最多说是捡的，但哪那么好捡呀？谁捡的谁就是抄书的或写书的，至少是嫌疑犯。据说还真追出来了，比如写〖第二次握手〗的张扬就被抓出来了，还差点给毙了。

一边追查私下流传的反动黑货，一边大力弘扬革命正气。报纸广播天天宣传大好形势，猛讲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还组织群众大唱革命歌曲，以造革命气势。‘红五月歌咏比赛’每个单位都要参加。还有首都体育馆几万人的‘歌唱文化大革命’专场演唱，全是工农兵，穿军装的，穿工作服的，头上包羊肚手巾的。工人一首，农民一首，军人再来一首，赛赛谁声大。最后是几万人大合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别看歌唱的气势不小，真心实意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可不多了。

曲高和寡

咱毛主席晚年最心爱的就是这么个文革了，可那些老部下们，像邓小平，都跟毛主席那么些年了，却老阳奉阴违，老想翻文革的案，多让老人家伤心啊。别看邓小平有两下子，要跟毛主席一比，完了，太俗！光盯着眼巴前那点破事，促促生产，发展个经济，弄弄安定团结，过点安稳日子。咱毛主席才是真伟人也，耸入云霄，抬眼一看‘往事越千年’，眼巴前多大的事也不过‘谈笑一挥间’。老人家‘横空出世’俯瞰着世界，一张口‘千里冰封’‘莽莽昆仑’‘小小环球’。那气势，他邓小平能比的上一点点吗？

可惜，生活在大伟人时代的老百姓可不一定个个幸福，因为大伟人一挥手，一迈步，稍微成就点伟业，千千万万的小命就搭进去了。滚动历史的巨轮从来就需要人命作能量，就跟汽车烧汽油似的。连小伟人秦始皇修个长城还死的累累白骨呢，毛大伟人的千秋大业怎能不多消耗一点？收拾蒋介石千八百万的小命没了，试了试大跃进又是几千万的伤耗，再来个文革又用掉了好几百万。

但千万别误会，毛主席他老人家其实对老百姓特别的心软。李庆霖的一封信诉了点小苦，老人家都伤心落泪。咱毛主席真恨的是隔在他和老百姓之间的官僚阶级，真祸害老百姓的就是他们，所以对他们一点都不客气。远的张国涛、王明就不说了，近的刘少奇、林彪，说收拾就收拾了，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咱毛主席说了，当年一块打天下的，为什么打下了天下就变坏呢，都是资产阶级法权闹的。老人家说过好多次，解放后仍然不平等：‘…。．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多少差别。’‘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时每刻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怎么办呢？不断革命！全称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种革命可不容易，主要难点是如何发现敌人。文革前老百姓都太胆小，头号走资派刘少奇也就是毛主席能亲自揭发，别人谁敢怀疑呀？等老百姓终于胆子大了，敢怀疑敢造反了，又让一巴掌打下去了，又胆小了。所以咱毛主席的话又被搬出来：‘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手下的左派大将用大白话讲的更清楚：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干脆点就是老干部。江青说老干部的７５％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民主派必然要发展到走资派。

可惜，此时的老百姓与文革初期大不一样了。刚造反那会儿，多数人都是蹦着跳着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生怕落下一点。到收拾造反派时，蹦跳最欢的都被一闷棍打蒙了。到了林彪爆炸，所有老百姓都大吃一惊，然后好多人心里有了自己的主意。再到儒家法家，水浒红楼梦，大多数已经烦了腻了，提不起精神了。到四。五运动之后狠批邓小平，大多数人干脆冷眼看着。一到学习，或不言不语，或扯闲篇说笑话，顶多重复几句报纸上广播里的话应付应付。还继续紧跟的不多了，就是有也是徒有外表，心里不定怎么想呢。

操邓小平他姥姥

我们造纸厂是北京的底层，外边多大风浪到了这也就没多大劲头了。让批邓小平，那就批呗，报纸上怎么批咱也怎么批。话一说完马上烟消云散，跟没说一样。全厂只有老木匠，先是一言不发，或干脆不参加，后来呢，就批了邓小平一句，却石破天惊，让人记一辈子。老木匠姓王，人不错，干了一辈子的木匠。上班一来就吭吭吭的干活，根本不知道偷懒，唯一的毛病是爱说两句下流话。别管谁，哪怕是刚进厂的女青年，要是一夸他：王大爷，您可真硬朗啊。他就嘿嘿的冲人家姑娘坏笑：‘我是又硬又浪！’

邓小平复出掌权时老木匠挺得意了一阵，老摇头晃脑的说，邓小平、卓琳两口子坐着大红旗去他家了。这是真的。但邓小平可不是去找老木匠，而是去看他儿子，表示感谢。老木匠的儿子是北大工宣队的。邓小平的儿子邓扑方那会儿正在北大，老挨斗。一天邓扑方从楼上摔了下来，是自杀呀还是让人推的不清楚，反正是没摔死，但伤的不轻。那会儿邓小平还是第二号走资派呢，所以谁都不管，等死吧。多亏老木匠的儿子听说了，也不管走资派不走资派，赶紧把邓扑方送到了医院，算是救了他一命。邓小平挺感激，复出之后就亲自上门感谢‘救子之恩’。老木匠和儿子住在一块，跟着沾了光，然后就吹上了。但老木匠再得意，也没人当回事，顶多给他一句：人家邓小平看的是你儿子，有你什么事啊？老木匠可不管，一边干活一边还摇头晃脑的叨咕：邓小平，卓琳，坐着大红旗，……

等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老木匠立刻闭嘴，再不提邓小平了。可别人该提了，尤其是小于子他们几个坏小子，一见着老木匠就问：王大爷，您跟邓小平是怎么回事来着？咱们说道说道吧。老木匠立刻就骂：滚蛋！别闹！那会儿的政治学习已经没正形了，念不了两段报纸大伙就开始扯别的。没的扯就逗老木匠：王师傅，交待交待你和邓小平那档子事吧。老木匠就立刻开骂，然后一边嘴里念着‘操你姥姥’，一边背起他那个用了好几十年的‘搭链’，走人，不学了！组长怎么都拉不住。其实，没人真打算难为老头，６０多岁的人了，祖祖辈辈的劳动人民，谁跟他过不去啊。连刘书记，揪阶级敌人那么上瘾，也没打过老木匠的主意。

四。五事件之后，上边抓的紧了。福绥境街道专门派人来参加厂里揭批邓小平右倾翻案风，轮流参加各班组的政治学习。一天，一位姓周的女干部到我们维修组参加学习。她先来开场白，然后就‘大家说说吧’。可这帮‘大家’扯闲篇行，正经的说不出来，所以没人讲话。周同志反复启发：咱们有一点体会就谈一点，看准邓小平的哪句话违背毛主席指示，咱们就批哪句，用不着长篇大论，……但再启发还是冷场，小于子看周同志怪不容易的，就小声的来了句：让王师傅先说吧。周同志一看有点转机，赶紧抓住不放：‘对，王大爷，您是老师傅了，带个头吧’。周同志一点不知道老木匠的心病，老木匠嘴越闭的紧就越是使劲开导：‘您是老工人了，对邓小平的资产阶级路线肯定有深刻认识，您就带个头，结合您的亲身体会谈谈！’周同志哪知道，这‘亲身体会’４个字对老木匠有多刺激。眼看着老木匠脸越憋越红，胡子越翘越高，大伙都来神儿了。小于子尤其高兴：看你老帽这回还敢骂人么，你还敢操人家周同志的姥姥？周同志一看大伙全伸着脖子盯着老木匠，以为可找对人了，还是老工人威信高，更是非让老木匠发言不可。老木匠再也躲不过去了，脸色都成猪肝了，胡子一翘一翘，呼呼的直喘，眼睛越瞪越大，嘴张了几张，突然一下子蹦起来了，双脚原地跳着，两手拍着大腿，扯开了嗓子：‘我－操－邓小平－他姥姥－！！’大伙全吓一跳，连等着看热闹的小于子都忘了笑了。这么些年谁也没见过老木匠发这么大火，还真怕把老爷子气出毛病来。周同志更吓了一大跳，脸也红了，缓了一会儿才说出话来：王师傅您坐下慢慢说。老木匠劲使大发了，呼哧呼哧弯着腰喘气。周同志一边拉老木匠坐下一边还不明白呢：‘王师傅，咱们恨邓小平，就要深入批判他的黑谬论，光靠骂大街可不成’。周同志哪知道，老木匠嘴上操的是邓小平的姥姥，心里不定操谁姥姥呢。小于子的姥姥可能性最大。

就这么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闹闹腾腾的有一年多。直到四人帮抓起来以后，英明领袖华主席还坚持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呢，因为这确实是毛主席的意思。华主席老实巴交的一根筋，死保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他哪是邓小平的对手，三下两下就让邓小平给收拾了。这是后话。

□　寄自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