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平：1968年北京少管所“学习班”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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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2年12月23日，新华社推出人物特稿介绍习近平，回顾习近平的成长经历和从政之路，披露习近平的家庭生活细节。
     特稿中提及：“1962年起，年幼的习近平由于受作为中共元老的父亲习仲勋冤案的牵连，遭到歧视。在‘文革’中，他受过批斗，挨过饥饿，流浪过，甚至被关押过。”
    几乎可以认定，这是官方第一次证实，习近平曾在“文革”期间被关押。
    习近平为何被关押？在哪里被关押？新华社特稿语焉不详。新华社在中共18大后发布的习近平简历，只是从1969年1月下乡插队开始。习近平从出生到中学的经历，都未曾涉及。
    不过，2010年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留在北京的延安记忆》，署名“何忠洲”的作者追忆当年插队延安的北京知青，提到习近平去延安前在北京 “被关押”的大致时间和地点。文章写道：
    “在那西去的火车上，血统的成分要复杂得多。有众多高干子弟，或正掌权，或已经是黑五类。比如邓小平之女邓榕、罗瑞卿之女罗朵朵和罗点点。有刚从少管所出来的习近平。习15岁因其父问题成为‘反动学生’,被关进少管所。毛的号召一下来，他就报名参加了赴延安的知青大军。”
    习近平1953年生人，15岁正值1968年，而北京当时就一家市属的少管所。
    从内部出版的《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1948—1985）》中可以查到：1968年8月29日“谢富治指使市局军管会，将贺龙同志之子贺鹏飞等15名高级干部的子女押送市局少管所进行审查。接着，又以成立所谓‘干部子女学习班’的名义，把刘少奇、叶剑英、彭真、李井泉、谭震林等同志的子女55人也关进少管所。对这些干部子女进行政治上是迫害和肉体上的摧残。强令他们和家庭‘划清界限’，揭发其父母的‘罪行’。有的被关押长达5年之久。”
    严格地说，高干子女们从1968年8月底进入少管所“干部子女学习班”，到少部分人留下来劳动改造，最后1972年9月全部获释，刚好4年。干部子女“被关押长达5年”的，应该包括进“学习班”之前在少管所或其它监狱收监的时间。

    二．
    “干部子女学习班”的地址，在北京市公安局少年犯管教所，位于昌平区立汤路，也被称为北苑监狱。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和罗瑞卿的女儿点点，都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过这个地方。
    这个“学习班”有多种名称。后来比较正式的说法，是“干部子女学习班”。笔者怀疑，在当年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围下，主事的军管会军代表们，会否用“干部子女”这样的中性名词来描述“走资派”子女。也有学员回忆，这里被称为“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黑干子女学习班”等。还有种说法，“学习班”取了个保密代号“789”。
    几年前，有人采访其中的几个学员，包括陆定一之子陆德等，写了本专著在香港出版，书名就叫《789集中营》。至于将这里称为“集中营”，笔者看到最早的出处是1978年《北京日报》的一篇揭批文章，题目为“迫害干部子女的罪行必须清算”。文中提到，“这个‘学习班’，实际上是林彪、‘四人帮’的集中营。”
    刘双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少管所办的是“专门接收干部子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政治的和刑事的青少年在押人员进行开释前的‘思想教育’。”刘双的父亲刘克林，是中宣部有名的笔杆子， “九评”写作班子的主要执笔人之一，文革初期自杀身亡。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这是1968年初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主要是指把造反派的两派或各派革命群众组织在一起，联合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毛泽东认为，这是具有伟大政治意义的新事物，是推动革命的大联合，巩固革命的三结合，密切上下级关系的好办法。也有一些学习班，实际上是将一些有问题的干部隔离起来，对这些干部进行审查。
    谢富治为什么要求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办“干部子女学习班”呢？还得从当时的政局变化说起。
    1968年7月27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与“四一四”两派“百日大武斗”鏖战犹酣，北京卫戍区支持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试图进驻学校阻止武斗，被学生武装当场打死5位工宣队员。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传召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龙颜大怒，严词训诫，一举结束了北京高校的红卫兵专政。
    1968年8月25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发出《通知》要求：各大专院校互相抓的对方人员要立即无条件放出；私自设立的各种形式的监狱都是非法的，一律由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管处理；……
    于是，各组织各单位开始清仓放人。一些被对立造反派扭送到公安局后被羁押在功德林、半步桥等监狱的人，一些被造反派关押在私设监狱（牛棚）的人，凡是没有重大刑事罪责的，都开始被释放出来。谢富治、刘传新等人却不甘心把其中的部分高干子女放虎归山，找个办“学习班”的名目把他们再集中起来审查、逼供、迫害，“强令他们揭发其父母的‘罪行’。”
      
    三．
    “干部子女学习班”到底有多少高干子女，各种说法不完全一致。《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说是总数70人；《罪恶的黑手》一书中说，“这一批老干部的子女中，有中央部长、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子女36人，司局级干部子女20人，年龄在20岁以下的占70%以上，最小的只有14岁。”
    而在《７８９集中營》一书中，则说其中有高级干部子女65名。其中“副总理级以上干部子女有19名，部长级干部子女17人，司局级干部子女20人。”
    参加“学习班”的学员分为六个组，每组12人左右，每组有一个军代表管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学员当中有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女儿刘平平；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女儿贺黎明；叶剑英元帅的儿子叶选平和女儿叶楚梅、女婿邹家华；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彭真的儿子；谭震林的儿子；李井泉两个儿子李新桅、张华川（张经武义子）；陆定一的儿子陆德；薄一波的三个儿子；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粟裕的儿子粟寒生；林枫的儿子林炎志；孔原的儿子孔丹；梅龚彬的儿子梅建明；徐迈进的女儿徐浩渊等……。
   其中董良翮等 “联动”骨干成员，1967年1月初曾先后被抓进陶然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关了100来天， 4月22日经毛泽东批准释放。一年之后，1968年4月董良翮“二进宫”，再次遭遇囹圄之厄。几乎与此同时，同为“联动”负责人的陈毅元帅儿子陈小鲁，则被周恩来秘密送往沈阳军区的部队农场接受劳动教育，成为不戴领章帽徽的特殊一兵。
    学员中大多数人是中学生；少部分是大学生，如贺鹏飞、李新桅、陆德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叶帅的女儿女婿，则是1948年就留学苏联的“4821”成员，当时已经40出头，工作多年。 叶选平也是留苏回来的，时已44岁，任职北京第一机床厂生产技术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四．
    高干子女们进了“学习班”，有过什么样的遭遇呢？
    文革结束后《北京日报》的公开报道揭露， “进了‘学习班’，就与外界断了一切联系，在‘学习班’不准随便交谈、走动，完全失去了自由。”
    按照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传新的指示，“学习班”要对这些青少年“严格进行审查，……弄清他们的政治背景。”
    “学习班”的主要职能，还包括强迫这些高干子女写父母的“罪行材料”，“揭发反动老子”。这些所谓的“罪行材料”，包括“各次路线斗争中的表现，和哪些老干部来往，说过的话，写过的信，甚至衣食住行等等。”然后，再要求他们“与反动老子划清界限”，“挖反动的家庭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逼迫他们“指名道姓地辱骂自己的父母，否定革命的家庭，……”
    “为了捞到一些材料，他们不惜动用逼供、指供、诱供等各种非法审讯手段，百般折磨这些青少年。”“这些青少年常年吃不饱饭，一个少年要求每天增加一两窝窝头，被扣上‘想恢复失去的天堂’的帽子，受到批判。”
    “‘学习班’日复一日的迫害，使这些青少年长期处于精神极度紧张和恐惧状态。”“青少年们有伤病也得不到治疗，有的被释放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最恶毒的一招，“学习班”主事的军代表们“还在老干部子女之间、老干部子女和其他少年犯之间挑动殴斗。”也许，很多年之后的高层政争，在当时就种下了根由？
    《789集中营》一书中，作者在前言里叙述，“被采访者都是历经沧桑的中年人，但当他们回忆起近三十多年前的遭遇时，仍然难以自已。采访中他們忧郁的叹息、长长的沉默、缓缓流下的泪水，至今还深深地震撼着我们。”

    五．
    之所以不同的人对北苑少管所“学习班”有不尽相同的回忆，估计还有一个原因，当年这里办的“学习班”不止一期，其实一共办了两期。第一期是8月底开学，多数人10月份结业，学员主要是高干子女。第二期“学习班”11月开学，学员主要是各个监狱羁押的高校红卫兵。杨勋就是其中之一，她担任了第二期的二组组长。
    杨勋是烈士子弟，北京大学经济系年轻教师，文革时成为聂元梓的对立派头头，被对手以“说了不尊敬江青康生同志的话”的罪名，扭送功德林监狱关了一年多。
    杨勋说，1968年11月的一天，“我就被送进了北京市公安局办的‘监狱学习班’，成了这个学习班的第二期学员。监狱学习班就在亚运村以北的北苑，也就是现在的立汤路上。那是一个很大的院落，据说原来是‘北京市青少年罪犯管教所’。……，我们这个学习班的成员是政治犯。办学习班的目的是想通过说服、教育和感化让这帮人认罪服罪，以便了结这批棘手的无头案，也算是给政府一个台阶，总不能让政府承认抓错了人嘛！”
     杨勋在回忆录《心路：良知的命运》中，回忆了这段经历，“跟我同乘一辆大卡车从功德林去北苑的大概有十几个人，都是青年学生。”
     第二期“学习班”分为五个组，大约60来号人，男生占多数，女生只有6人。与杨勋同组的有邓朴方的同班同学、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何维凌，因为与同学胡定国合写“共产主义青年学会宣言”，被打成反革命，先关押在半步桥，学习班后到清河农场劳改。还有延安出生的老红军后代、北航学生白晓红，因反对林彪的“顶峰论”被韩爱晶一伙人送进监狱关押两年多。
    同期的有郑仲兵，中央文革文艺组成员郑公盾之子，1963年中央民院毕业留校任教。还有北外学生王容芬，文革初期王的父母家被抄，她书写告全世界人民书反对文化大革命。她还试图把自己的声明送到苏联大使馆，并在使馆门前喝了敌敌畏自杀。结果，王容芬当即被捕送医院抢救，后来关进了功德林。
    杨勋还记得，“学习班集中在一个不大的院子里。这小院子有一排北房，每组占一大间，既是男生宿舍，也是全组学习吃饭开展活动的地方。女生们在组里活动，宿舍在后面另一个院子里。那院子里有黑帮子弟队的女生，还有小偷流氓队的女孩子们。”

    六.
    进入北苑二期“学习班”的，有两个影响力人物。一个是中学生，《出身论》作者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一个是大学生，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以试图打倒周恩来而闻名的“五一六”兵团造反派头头。张建旗大约也是其中罪名最大、处罚最重的，“学习班”之后未被释放，也未留所劳教，而是被转入正式监狱。
    遇罗文后来追忆，“最让我难忘的是‘五一六’头目张建旗，钢铁学院大学生。在半步桥关押时，据说受尽折磨。关押一年多，始终戴着镣、铐，背铐半年，后来转为前铐。到‘学习班’时，已患上肺结核、肝炎、肾炎等多种疾病，瘦弱不堪。”
   这一期“学习班”中，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女生，中央美术学院的翁如澜（有些书刊称为“翁如兰”）。翁是叶浅予的学生，1967年初轰动一时的《群丑图》作者。她与遇罗文分在同组，还有不少交往。两人合排过一场独幕话剧《过年》，私下交换对文革的看法时，被军代表发现，差点误以为二人在谈“姐弟恋”。

    七．
    刘双记录了往事一幕：他“亲眼见到过第一期学习班被释人员乘坐卡车从北苑驶向半步桥监狱（释放地点为半步桥监狱）途经天安门广场时的场景：由康生亲笔圈定的40名被‘特赦’人员，热泪盈眶，40只喉咙发出一个共同的呼喊——‘毛主席万岁！’这并不是每一个涉足过铁窗的人都能够享受的待遇。这是一种奢侈。这种高级的精神奢侈足以抵消牢狱之灾带来的惊吓和恐慌。”
    习近平和刘源等多数人只在北苑“学习班”呆了1个多月，就释放出来下乡插队了，有些人却在这里被关押4年之久。
    被关押4年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的三子薄熙来。2007年中共17大之后，新华社发布的薄熙来简历，记录了这段经历：“1968—1972年，‘文革’中进‘学习班’，参加劳动。”
    还有一个被关押4年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党校校长林枫之子林炎志。林炎志的简历如此记载：“1968年参加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曾在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办的“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被关押受迫害、务农。”
    高干子女在“学习班”是如何参加劳动的呢？《北京日报》的公开揭露可窥其一斑：“‘学习班’还让这些吃不饱饭的青少年拉一两千斤重的车子，摧残他们的健康。”
    如果林炎志们稍加留意，在少管所庭院的园丁中间，还有一个整天沉默寡言的古稀老人，他就是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刘仁静文革初期从秦城转移到北苑做园丁，一直在这里呆到文革结束之后。
    林彪军官集团土崩瓦解之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转捩点。1972年初，仍未被释放的林炎志等几个青少年，满怀希望给周恩来写了一份求救信，却不幸落入了迫害他们的人手里。他们被打成“反改造集团”。直到中央高层出面干预，这些干部子弟才于1972年9月全部获释。
    他们也因祸得福，被豁免上山下乡，林炎志被招进北京电子显示仪器厂当工人，薄熙来进了北京二轻局五金机修厂当工人。恢复高考后，二人分别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和北京大学历史系。

    八．
    人是全部释放出来了，事情并没有了结。高干子女们在“学习班”的材料，被装进了各人的档案袋里。许多人被认为“有问题”，继续在工作单位里受到歧视。
    江青文官集团退出政治舞台后，在“学习班”里受过迫害的高干子女站了出来，向中央有关部门、北京市公安局以及本人所在的单位反映情况，揭发问题，要求为他们彻底平反。
    1977年，“干部子女学习班”的部分受害者撰写了申述和要求平反的材料，报送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胡耀邦在收到材料的第三天就做出了批复，要求调查属实之后彻底平反，並且提出，要“教育后代永远不许干这种荒唐到顶、野蛮到顶的事情。”
    北京市公安局的新班子经过复查后，決定为所有“干部子女学习班”的受害者彻底平反。
    平反内容主要包括：对“学习班”的受害者，写出书面平反结论，并派人带着平反结论，到受害人所在单位，与单位领导和受害人本人见面；将平反结论列入本人档案，同时将档案中有关“学习班”的材料全部撤出销毁。有的受害人因此影响入团、入党、升学、提干的，建议有关单位予以纠正。
    2000年，刘双写道：“今天，从‘北苑学习班‘走出来的人，有的已成为亿万巨富，荣华富贵；有的已经步入军界高层，披星挂花；有的官居高品，权倾一方。”
    历史，以它自己的逻辑，公平地善待着每一个人。
      
参考资料：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49—1978）》（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出版社2001年出版）
      《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1948—1985）》（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公安史办公室编，内部出版）
      《罪恶的黑手——揭批“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那个黑干将的反革命罪行》（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编，群众出版社1978年出版）      
      《心路：良知的命运》（杨勋回忆录，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
      《我家》（遇罗文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
       何忠洲：留在北京的延安记忆（2010年11月11日《南方周末》）
       蔡明忠：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书摘》１９９６年第１期，原载《传纪文学》）
       刘双：质疑对《相信未来》诗的诠释（《黄河》2000年第1期）
       徐浩渊新浪博客。
       陆德新浪博客。
       新华社发布的官员简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b331f101016hg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