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2011年的静冈之行
2011年3月11日下午两点多左右，王力雄先生正在俺家喝茶，聊天，突然公寓摇摆起来，“地震，地震了”，打开电视一看，果真，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在日华人学者呼吁“凡在京者,以去国为上策,南遁京阪为中策,留守为下策。”在日同胞迅速抛下工作和学习，纷纷各显其能，争先恐后抢购机票，回国避难，一张东京到北京、上海的机票涨价几倍，昂贵无比还供不应求, 于是人们往北取道札幌，往南取道大阪和福冈甚至邻国的首尔、釜山转机逃命。
俺也被搅得焦头烂额，唇干舌燥，最后关闭手机。因为在日华人和他们在天朝的三亲六戚吩咐俺不惜代价确保其人身安全，并一再询问，日本会不会出现假“神医”，如何辨别鱼龙混杂的假药，我听了一头雾水，假“神医”、假药是什么东东？就是传言中吃一粒就可以防止核辐射刀枪不入的假药。唯色说连远在天边的拉萨都出现了哄抢食盐的现象。各种自以为聪明伶俐的好戏中，更有人冷嘲热讽日本的民主政治：看看吧，民主又能如何呢？民主能事先防止天灾么？
翌日，由京都产业大学举办的《中国的民主转型与民族问题》研讨会照常进行。会后，俺和力雄先生一路北上，到静冈，到东京，所到之处，城市仿佛恢复以往的宁静与美丽，杯口虽狂风恶浪，杯底却波澜不惊，一切秩序井然。人们“处震不惊、临核不惧”。
在静冈大学杨海英教授的研究室，看到他20年来做的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的资料和笔记本，每一箱，每一本都整整齐齐分类，标志，一目了然。一般研究者出于“学术私心”，对自己掌握的第一手资料都当作“绝密”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但是杨教授的资料却愿意提供给所有内蒙文革史的研究者。
静冈之行，俺五内沧然，楔入了一场深刻的地震与海啸。
在东京，力雄先生、杨海英教授、还有当时《读卖新闻》的编辑委员藤野彰先生就“中国的民主与民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集广舍的川端幸夫先生从九州岛风尘仆仆地赶来，手里提着一架老式录音机。在纸媒遇到极大挑战之今日，川端先生出版了力雄先生的《你的东土、我的西域》、唯色的《杀劫—镜头下的西藏文革》以及唯色与力雄先生合着的《图伯特的秘密》日文版。这三本日文版都与俺有关，也是俺关注民族问题的起点。
川端先生后来交给俺几盒录音带，整整三年过去了，至今，尚未整理出来。因那时的许多话题只是一个开端。
记得力雄先生在新干线上甚为热心地向杨教授介绍建立一个族群对话、口述历史的网站，通过SKP，打开ID，所有的族群，所有的人，只要上网，都可以简单地点开网页参与讨论，分享话题。力雄先生因关注新疆问题而入狱，在狱中“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穆合塔尔。在今日中国，能让维吾尔人接纳汉人的地方，大概只有关押政治犯的监狱”。他在2010年，两次通过网络视频，促成了达赖喇嘛与汉族自由派知识人的直接对话。力雄先生深为忧虑的是，没有真相和解，民族问题只是靠暴力镇压的话，矛盾并未解决，仇恨反而更深，能量继续积累，未来的爆发必会更加炽烈。虽然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专制政治的结果，却不会在专制制度下全面爆发，因为专制可以切断全面爆发的链条，将爆发扑灭于局部和初起。而在专制垮台，社会开始转型时，专制镇压不再，社会链条也能贯通，全面爆发最可能是在那时。
他一再提醒：解决民族问题不能仅靠官方政策的变化，也不能以为静待民主到来一切自然解决。如果不能消弭民族仇恨，实现人民和平，即使政府更换，即使民主降临，民间敌对仍在，内战和屠杀一样可能发生。专制造成的民族仇恨，反过来成为专制权力拒绝民主的理由，而且得到受大汉族主义蛊惑的国民支持。这种绑架者与人质共生死的逻辑，是中国走向民主的一个难解之结。只有推动民族之间的对话，当各族人民化解仇恨，相互理解，拒绝暴力时，专制权力才无法利用国家分裂的理由拒绝民主，也才可能使中国未来平顺地民主转型。
2013年，独立纪录片导演王我拍摄制作了力雄、唯色，伊力哈木·土赫提，达赖喇嘛以及江天勇等多人的《对话》，而伊力哈木却在今年一月被逮捕。《对话》嘎然而止。
藤野彰先生则提到中共应当返回自己的原点：中国境内各民族，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2）汉语版的说明
岩波书店出版的《没有墓碑的大草原》一共上·下·续三本。静冈之行后，俺一直不敢承诺翻译这三本书。缺乏的不仅仅是体力、精力和耐力，更多的勇气。“挖肃”之残忍，之变态，读得骨髓冻透，呼吸凝固，浑身僵硬，心壁沁血。哀，莫大于心死啊。俺宁愿选择麻木与遗忘来加剧内心的绞痛，凄惶地夺门而逃过来自四面八方冤魂的哀嚎。
感谢俺的老爹！俺爹听俺说起这三本书的故事，仔细读过之后，呕心撕肺地对俺说：“孩儿，我们汉人太对不起蒙古人啊，太丧尽天良啊 ！”从地层深处涌出浊泪，好像与世隔绝。俺爹毅然决然对俺说：爹替你译个初稿，给你纳个硬绑绑鞋底，如何？俺娘跟着说，这下好了，整一件正事套住了老头儿，没问题，我当后勤部队！
于是，年近八十高龄的老爹整两年，吭哧吭哧楞是将上·下两本翻译完毕，湖南省图书馆都认识这个开馆进来，闭馆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的老先生。来日本探亲时，几个月几乎足不出户，俺本想尽点孝心，带两老去参观东京的天空树之类，都被爹婉拒了：孩儿，爹的时间不多了啊。临走，交给俺包括续集在内的三大本翻译，全是手写，由于太厚，从湖南带来的几大本用细铁丝装订成。
最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以原作上·下以及续集的《终章》为基础之上的一本全新的“汉语版本”。也就是说，在原来的日文书上，作了一定程度的增补，文字润色，以及摄入杨教授本人的最新研究成果。
汉语翻译以及访谈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译者的“汉化因素”。没有一种语言能垄断人类所有的表达。任何一个学过两种语言的人都知道，两种语言之间，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可翻译的，某些概念，某些关于世界思考的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你会感到一种沟壑，或者遗失。
本书不囿于文革史,涉及民族史，殖民史,民族政治，国际政治关系史等复杂的历史根脉。
而且作者一再提醒研究“中国文革史”必须超越汉族中国史这个立场，放眼于广袤的地域时空、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人物、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叙述，以及复杂而吊诡的国际关系。
在谈及内蒙文革空前的民族灾难原因时，吾人已习惯性与脸谱化地宏大叙事,把它归结于“文革”这一先行的固有观念，认为是席卷全中国的文革风暴裹挟了内蒙古。由此得出的结论为：内蒙古的文革灾难属于整个文革浩劫的一部分，是毛泽东极左错误的产物。作者六卷本厚实的《对蒙古人种族屠杀的基础资料集》打了夯实的地基,与对上百人亲历者口述历史的相互印证,彻底颠覆了吾人被填鸭的“中国现当代史”。向世人揭示了一桩震惊的史事：文革中内蒙古蒙古人的遭遇并非源于左倾错误，而是一场有组织、有准备、蓄意而为的民族清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煞费苦心的清洗自1960年代初就开始酝酿、策划了。而这场单方面民族屠杀的根源，冠以“革命、挖肃”之名，怀疑杀人，事先杀人,以清除腋下之患。其实就是几千年的“华尊夷卑”的中国传统民族思维与汉族生存的恐慌造成的杀人腾地的族裔净化清洗，搭设“挖肃”之意识形态之仪式，让怀疑杀人，事先杀人正当化、麻木化，以内在的恐惧，清除腋下之患。它从根本上与汉地文革性质迥然相异,作者书中反复提醒，这不只是一场上层政治权力斗争，而是一场公然违背了1948年《灭绝种族公约》的“反人类罪”。而且作者一再提醒，文革期间以“挖肃”为名实行的对少数民族的肉体集体屠杀，表面上已结束，实际上，今天中共正以威权的政治势力与经济力量实行的“开发”与“发展”，所有的民族中华化，即以“中华民族”为凝聚力的共同称号---文化性精神性的种族屠戮仍在进行之中。
关于作者提出内蒙文革惨剧的“种族屠杀或族裔净化”这一学说，恐怕会引起持续性议论，也就是说，这场政治性的屠杀，即使部分符合种族屠杀或族裔净化的诸要素，是否存在“失控”,是否具有明确的种族灭绝目的也许会引起异议。但不管怎么说,”不同的历史观好比一副地图”，倘若因此译书能引起一些思考与共鸣，从而获得普世共识，讨回人类公理和历史正义，为并通过惩戒屠戮的主谋和参与者、通过对暴力的约束和威慑来推动族裔和解，从而最大程度避免人道主义犯罪，正是建立墓碑的的目的。
最后顺便提一句。俺爷爷刘泽霖，一位老知识人，毛泽东的同乡人，1919年在天津湖南会馆曾经借给毛十块银元，仍在1969年被当作“牛鬼蛇神”被斗死。老爹1957年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念书时，被打成“准右派”，流放到江西省偏僻的矿山，“文革”时，因为“反动诗歌”，被“千钧棒”造反派差点打死。
“忘记遇难者意味着他们再次被杀害。我们不能避免第一次的杀害，但我们要对第二次杀害负责”。犹太作家威赛尔的见证作品《夜》，让我们每个人，在早晨再清醒地死一次。
2014年5月6日 于大阪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4/11/201411201049.shtml |
|
发表于 2014-12-21 00: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