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三部曲之三：有罪的“革命无罪”（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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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卫兵的寿命


何谓造反派，也许很多文革的参加者和经历者都说不清楚的问题。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说，红卫兵是替罪羔羊，当时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当然也可以说，造反派（其中包括造反的红卫兵）更是替罪羔羊。

造反派很委屈，自以为上当受骗了，被利用了。有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会受骗？人们可以利用猫捉老鼠，不会利用狗拿耗子，至少猫喜欢吃老鼠吧！也就是说，造反派和毛泽东之间有着共同利益的交集，这也是值得深思的文革产生的土壤。文革是全民族的错误，只有全民族的反思，历史才能前进。

文革的罪恶是多方政治力量互动的结果，而媒体简单地将文革的罪恶全体归罪于造反派，可以说造反派成了一个筐，文革的罪恶都往里面装。

我必须说明的是十年文革，红卫兵的活动时期从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算起，到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接见蒯大富等五大领袖时说：“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宣布了红卫兵运动的死刑。总共不过2年2个月的寿命而已。

至于红卫兵造反派和社会造反派的生命更为短促，但是他们挨骂和挨整的周期正在不断延长。

早期红卫兵多是由青年学生中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女组成。他们的代表作是1966年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即“一论”）；７月４日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即“二论”；）７月２７日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篇文章，简称“三论”。

７月２８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委托江青转呈他们的前“两论”给毛泽东。没想到这一行动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不然毛泽东会寻找另外一种群众组织实现他的伟大理想。也许毛泽东感到惊奇的是，几个毛孩子的观点与毛泽东对形势的看法一致。8月1日至１２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称“十六条”）。首都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破例列席了中共中央全会，这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仅此足以表明毛泽东决定利用大中学生的力量来突破“文化大革命”缺口的决心。

８月１日，全会上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的一封复信，并附清华附中的两张大字报。信中用了三个“热烈支持”，表达对红卫兵的欣赏。毛泽东希望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造反”浪潮，使得“天下大乱”，然后“天下大治”。

由此，红卫兵粉墨登场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老红卫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高呼“红色恐怖万岁”滥杀无辜，……，和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目的并不一致。这里介绍一些1966年，“红八月”中的红卫兵的丰功伟绩：

8月5日，红卫兵打死了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1916年——1966年），这是文革发生后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８月２３日下午，北京八中的女红卫兵燃起熊熊的大火堆，焚毁许多戏剧服装、道具、书籍等，将著名作家老舍、端木蕻良、萧军、骆宾基，著名艺术家荀慧生、侯喜瑞、白芸生等３０多人分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大牌子被迫围着跪在大火堆周围，并遭红卫兵轮番地殴打，殴打工具包括藤条杆、竹片刀、皮带，甚至还用上了舞台上的金瓜锤、黑红棍。就这样经过约三个小时的折磨，最后每位“黑帮分子”被要求举着牌子在火堆旁照相。

事件被称为“八•二三事件”，电影《霸王别姬》中的批斗戏剧演员的场面，我想应该是这个事件的艺术再现。

8月24日上午，老舍出门后即失踪。25日上午，在太平湖中发现了老舍的遗体。

北京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最突出的大辛庄公社杀了近100人）、48个大队（最突出的黎明大队杀了60多人）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而这些“四类分子”的信息全部由大兴县公安系统向红卫兵提供的。

老红卫兵对待牛鬼蛇神像“冬天一样的严寒”，就是对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像“春天一样的温暖”，因为运动的深入，他们的父辈成了冲击的对象，他们被讽刺为“保爹保妈派”而退出文革的舞台。“保爹保妈”，人之常情。1966年12月5日由高官子弟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竟敢炮打中央文革，也算得上第一批反文革的英雄。

问题是在“保爹保妈”的过程中犯下的罪行必须理顺，更不应该将文革的罪行笼统转嫁在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造反派身上，因为处于弱势和边缘状态的人们，被明确告知：“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文革中，有点燃“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老红卫兵，造反的红卫兵和保守的红卫兵，造反的群众组织和保守的群众组织，支持造反的当权派和反对造反的当权派。而在不同的时间段，他们又在不断变化。

必须将不同群众组织的活动期间搞清楚，否则会犯“关公战秦琼”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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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造反派和工作队
聂元梓等七人于1966年5月25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贴出的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大学党委主要领导人宋硕、陆平、彭佩云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6月1日，毛泽东在看到该大字报的文字稿后，不仅盛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还称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并决定当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由此点燃了全国自下而上冲击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烈火。
1966年6月3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汇报和讨论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会议决定，北京新市委开始向一些学校派出工作组。
派遣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是中共领导政治运动的传统做法。党委或工作组带领群众，批判“黑帮”、“反动学术权威”以及“牛鬼蛇神”，并将不服从领导，甚至冒犯党委或工作者的群众，定为“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令刘少奇等人大惑不解的是，这种以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工作方法，一点也不灵了。
工作组进校伊始，就受到部分人的强烈反对，人数虽少，但能量很大，当然不排除有些人是有一定背景的。6月20日前后，北京各大中学校掀起赶工作组的高潮，并戏称为“送瘟神”。
7月18日，离京出外巡视达8个月之久的毛泽东回到北京，毛泽东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部分领导人在各校的讲话，不断传递他的反对工作组的倾向。此时的毛泽东说的“一句话顶一万句”，一点也不夸张，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时。
7月28日，由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从6月3日派遣工作组至7月28日，撤销工作组，就是所谓刘邓的56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撤销工作组之后，“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广为流传，谁说的，有待考证。这句话鲜明、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广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和基层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茫然无措的状况。
今天我们也可以反问，真的是新问题吗？这不过是十七年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的自然延续而已。请问老革命，你们在不断革命的政治运动中伤害了多少人？
反对学校党，委和工作组的造反者（如蒯大富、韩爱晶等人）和其他保卫党委和工作组的人群成为对立的两派，这就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雏形”。
10月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多万人参加的“全国革命师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外，周总理以下所有中央首长都出席了。韩爱晶、蒯大富等人坐在主席台后排，蒯大富代表到会的十万红卫兵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宣了誓。这不仅使蒯大富彻底平了反，也使他从此名扬四海。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上面就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等“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在下面就是批工作组。工作组撤走了还要揪住不放，揪斗工作组长成了造反派最时髦的行动。
对工作组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亚于工作组对造反派的镇压。正因为如此，也为造反派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也因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工作组，造反派如火如荼地形成燎原之势。所以我将1966年10月6日的大会作为造反派的诞生日。
1968年7月28日，红卫兵被判死刑时，造反派的末日也就来到了。造反派的寿命比红卫兵更短促。
文革初期，传说一位老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是爷爷率领孙子打老子”。爷爷当然指毛泽东，孙子是红卫兵，老子是自以为是毛泽东的政治儿子的老革命。政治爷爷指挥指政治孙子打击他们的亲生爸妈，这只能是一场亘古未有的闹剧了。
这也说明毛泽东、老革命和红卫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老红卫兵过早地退出文革舞台完全符合历史的逻辑。也说明毛泽东没有读懂红卫兵而红卫兵也没有读懂毛泽东。
文革中的各派群众团体都自以为热爱毛主席，毛主席也自以为这些人都忠于他。确实这些团体的部分目标与毛泽东一致，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们仅仅是革命的同路人。每到关键时刻，毛泽东抛弃他的同路人，彭德怀就是革命同路人之一。文革中抛弃同路人的历史以更快的频率不断重演，最终毛泽东变成真正的孤家寡人。
据张玉凤回忆，毛泽东1976年7月15日召见毛远新等人，确定毛泽东之后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第684页）
很多人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也不相信。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作为统帅，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天下英雄进入其彀中，怎么也轮不到张玉凤！
仔细一想，也有道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此时的毛泽东连廖化式的人物也没有了。就像明朝皇帝依赖太监一样，毛泽东只能信赖身边的女人了。
人们看到老人家用颤抖的手写下“你办事，我放心”的遗言时，一个朋友对我讲：“老头子放心了，我可不放心啦！”人们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难道中国人的命运只能由一个垂死的老人来决定吗？
毛泽东的权力是谁给的？
是刘少奇、林彪、周恩来……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那些高呼万岁的亿万人群……？人们共同创造出一个凌驾于亿万人群之上的至高无上的伟大神灵。
读懂毛泽东，读懂当权派，读懂保守派，读懂造反派……读懂文化大革命，任重道远！


三，秀才造反
1962年大学毕业，分配在北京矿冶研究院。首都的科研单位是很多毕业生的梦寐以求的地方。但是我不识好歹，与领导闹别扭。1965年劳动节前夕，被调往长沙矿山研究院。在研究院度过20个年头，卷进了文革。
研究院被认为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是思想改造的重点。正因为有知识，不管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比较温和。如果没有一个附属工厂的话，有可能做到“要文斗，不要武斗”。文革毕竟是文革，再温和，和文明社会相比，也是很残酷野蛮。
研究院的造反派由三种类型的人组成：
第一类是理想的马列主义者，情报研究室的罗主任，就是一个典型。罗主任4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书，学梵文，抗日战争中曾经做过美军的翻译。罗夫人是地下党员，她介绍了罗主任入党。夫妻两人对待自己，对待部下，工作都很认真，一丝不苟，极其苛刻的要求，使得部下对他们反感。两人爱读书，尤其攻读马列，更为认真。两人的家庭出身都不好。罗夫人1949年就是14级干部（13级为高干），因为出身不好，从来没有提升，终身14级。不仅夫妻造反，在长沙一中读书的孩子，也是激进的造反派。
和罗主任类似的是长沙矿冶研究所的原所长郑戈令，他是辽沈战役中的塔山英雄团的政委郑戈令，战功赫赫，他也参加了最激进的造反组织。
第二类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基建科的一个不到20岁的中专毕业生。最早起来反对院党委和工作组，后来被保守派招安，成为打击造反派的反戈将军。反戈将军年纪轻轻，整人心狠手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久经考验的政客都不是他的对手。
十七年的思想教育好像年轻人都吃了政治激素似的，政治的嗅觉极为灵敏，轻微的风吹草动，都会激起他们的政治神经。
我有一个80年代出生的新闻系毕业的朋友，他和文革期间的中学生相比，对政治，对当代历史，一窍不通，只能算文盲。
第三类是边缘人群，这是造反派的大多数，以出身不好和怀才不遇的为多。那些政治上受歧视，技术上受排挤的人们，是造反派的基本群众。
科研机构中的矛盾和分歧，只可能是学术问题，或者经济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争名夺利。可是政治挂帅中的科研机构偏偏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政治斗争。运动中整人，很喜欢将那些关系密切的人们打成集团，而上纲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来说明这些人臭味相投。现在看来这种批判确实说明了问题的实质。
而“人以群分”的最重要标准是按家庭出身分类，科研机构中出身不好的人很多。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因为大学招生也是“人以群分”的，采矿一类的艰苦专业的录取分数很低，一些高分而出身不好的考生，往往被一些艰苦专业录取。按照宣传的口号，愈艰苦，愈光荣，而这些光荣的专业中，技术骨干往往出身不好。工作多，任务重，政治待遇低，心理能够平衡吗？造反派造反的对象只可能是不合理的现状和不讲理的领导，绝没有反党的意思。
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党团员以及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成为中心人群构成保守派，在保守派的心目中，党的领导代表秩序和稳定，高于一切，他们对党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对边缘群体的歧视和隔阂，也是很自然的。
隐性的造反派与保守派早已客观存在。我来研究院仅仅一年，我只可能和观点一致的边缘群体合污，参加造反派；绝不会与思想进步的先进分子同流，成为保守派。
擅长于阶级分析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明白这种阶级斗争形势。对他俩而言，不管那一派都是工具，工具是不能思考的，一旦独立思考，立刻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四，无泪的悲哀和有泪的平淡
那位造反起家，被招安的倒戈将军在阶级斗争实践中，千方百计创新，表面上威力无穷，实际上，黔驴技穷。人民不可能永远愚昧，人们看透了他的阴谋诡计。有一次他故伎重演，在一个严肃的会场上，要求人们在三分钟的时间内坦白罪行，否则倒计时计算时间，时刻一到，将一个年轻人揪上台。
年轻人从容不迫面不改色走上台。两个民兵虽然揪住他的两只手臂，可是他面带笑容。事后年轻人告诉我，倒戈将军说他在小学读书时参加了反动组织。倒戈将军揪反革命成瘾，达到疯狂地步。
还有一位泼辣的湖南女性，双手高举孩子大摇大摆走上台。这样的人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闹剧愈演愈闹，烂摊子不好收拾了。
在那悲哀的日子，我寻找我自己的乐趣。写毛笔字和读《红楼梦》。一个朋友讲了一个他的弟弟读《红楼梦》的故事。弟弟是个爱好文学的小学教师，他用小楷抄写了《红楼梦》中的所有诗词。文革初期工作队进校，一个年轻的工作队员，以学习腐朽的封建思想，拿走了他的《红楼诗抄》，并且以欣赏的态度阅读他的手抄本，他知道了提出抗议。工作队员对他说，他太喜欢《红楼梦》了，就是没时间研究，他俩成了好朋友。工作队员回自己单位也成为牛鬼蛇神。
统治者似乎风声鹤唳到处都是反动标语，群众处在草木皆兵恐怖状态中，唯恐不注意犯了大忌，在什么伟大人物的名字上面打个叉。凡是揪出的牛鬼蛇神的名字上必须打个叉，以表示蔑视和仇恨。孩子们很容易学会了。到处都是万岁和万寿无疆的标语，不分青红皂白的孩子们经常不小心在伟大领袖名字上打个叉。孩子无罪，家长没完没了的检讨和请罪。
我的邻居的丈夫是湖南著名保守派，曾经冒了生命危险，保卫后来成为共和国主席的华国锋。她在湘江东岸还有个家，一次她回东岸的家。她的儿子不愿意去，她死命拖住她的儿子同去。我们讲，不去就算了。她低声讲，留下他一个人，怕闯祸，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打个叉，成为反动标语，有理讲不清。
一天我不在家，一个年轻的户籍警来到我家，斥责了母亲一番，要她好好改造。然后不声不响地将我的毛笔字拿走了。当时人们脑子里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从不乱丢废纸，更不乱写乱涂。户籍警想捞稻草当然困难了。
这些当时都是不值一提的琐碎小事，今天回想绝非小事。最痛苦的事往往埋藏在心灵的最深处，忘掉它，永远忘掉它。确实好了疮疤忘了疼。实际又不可能忘掉，成为内心深处永恒的隐痛。无名的场合，无名的时间，会突然发泄无名的怒火。
2003年4月的一天，观看综艺电视节目。一对漂亮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儿子得了奖。主持人问儿子：“你最想见到谁？”儿子回答：“奶奶！”突然屏幕上出现奶奶的慈祥面影。儿子哭了，姐姐哭了，屏幕中的观众也哭了。主持人为他的杰作感到很得意：“最平淡的事，只要是真诚的，也是最感人的！”我流泪了，我的泪水好像比屏幕上流的更多。我不是为他们的真情感动，经过阶级斗争的洗礼，这点小小的真情感动不了我的铁石心肠。我为我经历了两个时代感情反差之巨大，对比之强烈而流泪。
亲生父母挨批、挨斗、受侮辱而被强迫从事最肮脏的最累的劳动的时候，亲生的子女必须参加斗争的行列，斗争的行列中有时还包含年幼的儿童。斗争的表情是那样的无动于衷，好像斗争的对象是与自己无关的真正的敌人。我们在特殊年代，特殊场合，用特殊材料特殊方法，打造出来的特殊演员演出了特殊闹剧。
现代人是那样的动情，善良，脆弱，多愁善感，一个慈祥奶奶的面影赢得那么多人的眼泪。那个时代的人是那样的无情，邪恶，冷酷。难道世道真的变了，那个崩溃的道德系统真的要恢复了。破坏容易，恢复难，恢复毕竟开始了。
1968年无泪的悲哀，2003年有泪的平淡。该流泪的时候没有流泪，欠的泪太多了，多少泪水也洗刷不尽那个年头的耻辱。


六，两个对立的中层干部
值得一提的是两派中的两个中层干部。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必须遵守唯成份论的游戏规则，把出身好的人推向前台。尽管接班人的条件中没有民族这一栏，更没有说在汉族集中的地方，少数民族可以领导汉族。可是在出身普遍不好的科研机构，出身好，同时为少数民族的人成为稀有品种，物以稀为贵，身价百倍。一个是姓莫的保守派代表人物，老莫，湖南道县人，苗族。另一个是姓白的造反派代表人物，老白，吉林朝鲜族人。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央存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研究院存在老莫和老白争夺研究院接班人的斗争。老莫一帆风顺最终爬上副院长的宝座。
1965年，我刚到研究院，曾与老莫同在一个研究室。湖南边远地区的穷乡僻壤的一个中专毕业生，来到一个权威的科研机构，没有什么资本可以神气。因为老莫根正苗红，得到领导的提携和群众的吹捧。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已是研究室的领导之一。仍然保持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作风。由于党的不断培养，老莫由一个本分的贫苦的农家子弟成为革命战士。自己也认为很了不起，是个不可一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老白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水文专业。一贯受党的培养，夫妻俩人同为朝鲜族人。老白出身贫苦，读书时常帮助农家插秧获得收入，完成学业。采取承包的办法，预先讲好价钱，一块秧田多少钱。这办法比邓小平的责任承包制似乎还先进。
我曾经和白夫人一起插秧，她为了和我同步，照顾我的笨手笨脚。同时一边插秧一边发泄对世道的不满。我插一颗秧苗，她至少插三颗秧苗，我们才能并排前进。
白氏夫妇一帆风顺，一直受到党的关怀和照顾。他俩曾以民间身份去前苏联和朝鲜旅游，钱当然国家出。如果不造反，或者没有文革，他俩可以青云直上。他俩是很受领导重视的人物，按政治和经济地位应该是保守派才对。可是他俩偏偏吃错了药，成为“钢杆”造反派，并且有造反事业一定胜利的强烈信念。
知识分子毕竟阴险毒辣，工人阶级无法和他们相比。母亲仅仅是个退休的家属，尽管我在研究院算得上一路诸侯，总体来讲只能算是个小人物。倒戈将军们醉翁之意不在酒，目标是老白为首的造反派。老白是研究院“工联派”的领导人，也是保守派和激进的《湘江风雷》派的打击对象。老白没有感到大势已去，自称“左右开弓”。有点举起左手打倒《湘江风雷》，举起右手打倒保守派的架势。失败已经向他招手。他不识时务理直气壮地对有关领导讲：“请主意，湖南有个谢若冰！”
谢若冰是长沙第一中学学生，著名学生造反派领袖。父母均为省领导干部，他俩作为伸向造反派的黑手被揪斗，当时没有对谢若冰采取任何行动。领导听了大怒，认为老白无理取闹。领导大怒，毫无道理；老白言之有理，意思说，家庭问题不该影响子女。确实群众也给领导一种无形压力，既然要求子女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领导也应区别对待。领导没有拿我怎么样，不过时间没到而已；时候一到不会便宜我的。
我一方面感激老白，一方面埋怨他给我帮倒忙。我仍然说了一句很有造反风格后来成了罪行的一句话：“走资派不斗，揪了个家属，算什么能耐？”
我的戏演完了，彻底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终于到了。该谢幕了，该卸装了，以这种形式谢幕，不在我的丑陋的拙劣表演中找毛病，而是以母亲挨斗的形式谢幕，我始料不及。
湘江边散步，一个造反朋友，对我笑着讲：“落荒了？”
落荒而逃，逃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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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私设牢房里
如果1968年的“三查一清”是曲线打击造反派，运动通过政治历史问题，更多的是父辈的历史问题，转弯抹角地打击造反派。到了1970年的“一打三反”，就是直线镇压，毫不留情的大手笔。造反派作为打倒刘少奇的工具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以被批、被斗、被关押、被杀的形式退出舞台。经过反右的人们，又想起引蛇出洞的阳谋。
春节期间，妻子来长沙探亲，准备回湘西的一个小镇。我去领导请假，明天早晨到汽车站，送一下妻子。领导面有难色，明天是我的批斗会，主角不在，戏不好唱，还是勉强同意。我们住在湘江西岸，汽车站在东岸，前一天，我得在湘江东岸的旅馆先住下。社会主义的旅馆很难找。经常旅馆里一个旅客也没有，他也讲没有床位。道理很简单，干好干坏一个样，没有钱赚。不赚钱的买卖是没有人干的，应该是公理。理想主义者偏偏要挑战这条公理，只要有一颗大公无私的心，就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商店的营业人员可能振振有辞地告诉你：“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商品的控制权在人家手里，消费者无话可说。
研究院的著名保守派的母亲是一个大旅馆的党的负责人。我请他帮忙在他的母亲的旅馆里凑合一个晚上。我所处的地位他是很明白的。但他很讲政策，一口答应，30年后，我想起这位政治上的对手，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不分敌我”，还是感激万分。旅馆里空空荡荡，看不到什么旅客。后来妻子讲，根据我的表情，她预感我要出问题了。
第二天送走了妻子，骑自行车到江边，湘江没有桥，推车过两次轮渡，中间经过橘子洲。上岸骑车回院。长沙的早春天气寒气逼人，淫雨霏霏，脚上穿着铸工大皮鞋，身上沾了泥和水，脚上湿漉漉的，有一点风尘仆仆的姿态。急急忙忙地赶回来接受批斗。
走进办公室，大家正在开缺席批斗会。一位东北大姐正在揭露我的罪行。主持会议是姓丛的大个子东北人。丛大个子中专毕业，擅长阶级斗争。丛大个子爱吃鸽子，说“一鸽顶九鸡”。他家养了很多鸽子，研究院不许养鸽子，动员杀鸽子，他不理。军宣队也拿他无可奈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对象是那些被认为是敌人的人，对于自己的阶级兄弟，就不灵了。靠阶级斗争混了个科长之类的干部，文革后，调走了。这是一条升官捷径，像研究院那样的部一级的大单位，处长、科长多如牛毛，升官容易。只要有个不大不小的芝麻官，全国通用，调到小地方、小单位，成为独当一面的实权派。
我进入会场，主角来了，丛大个子很高兴。命令我坐在主席台旁边的凳子上，接受批斗。我还没有喘过气来，往凳子上一坐，他们讲一句，我顶一句。批斗会以失败告终。
晚上继续开会，会议由东北大哥主持。保守派与造反派思维和行动虽然大相径庭，但是开斗争会的模式，都是一个祖师爷教出来的。全院广播，今晚开批斗会，勒令被批斗的人准时到场接受批斗。
我是温和的造反派，从鸡蛋里挑骨头，也没有几根。我的嘴巴门口的警卫员把关不严，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他们就把我平时讲的话往外抖。我在造反派处境困难时，我讲过“我挺着肚子上台，挺着肚子下台。”东北大姐喊道：“你别想挺着肚子下台！”我一点也不生气，她说的是大实话。挺着肚子下台是不可能的，只有将你批得体无完肤之后，才允许下台。
更多的是在母亲身上做文章，明明知道她是反革命，要为她涂脂抹粉，说成是人民教师。更是莫名其妙，母亲教师职务是共产党任命的，她实实在在地做了十七年的教师，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和小云南在中条山出差时的组长粉墨登场。我对他早有准备，因为他很爱记录别人的言行。这些人对人的关怀无微不至，防不胜防。有一次我们聊天，谈起解放初期，我家没有粮食，没有早饭，我们兄弟几人睡懒觉。政权更迭时期，谁家都有可能断炊，是一件平常的事。组长大做文章，说我装穷，像我这样的家庭怎么可能没有粮食下锅。后来的工人宣传队又把这个故事发扬光大，说我冒充贫下中农。
我想，组长一定会揭发我曾经拒绝背诵“老三篇”的故事。这样一个重要的事件，他没有揭发。冒出一句说我说，毛主席著作是干巴巴的。这可是一条大罪状，口号声大震。
东北大哥揭发，我家有保姆，说明我家很富有。富有也不一定有罪，我打算解释，口号大振。老谋深算的东北大哥懂得，这样光喊口号的批斗会没有意思，命令将我关押起来，隔离审查。
这些日子(2003年5月)因为非典型肺炎流行，凡是和病人接触过的，或从疫区回来的人，都要隔离审查。宁可错误隔离一千，不可放走一人。二者审查有点像，不过现在是天灾，我们遭受人祸；而且没有通过任何法律程序，被关押在私设的牢房里。


八，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爆破实验室是专门用于实验炸药的地方，房子当然牢固。此时成为关押我们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班房。我进入房间，里面已有一人在蒙头睡觉。押送人员一走，此人慢慢地伸出脑袋，向我做了个鬼脸，用手指着我，笑嘻嘻地讲：“我昨天就知道，你要进来了。”我一见此人，不禁笑了起来，竟是老朋友成了同狱难友。
我的同室难友为印刷厂工人，曾在空军部队服役。我刚到研究院，住房条件差，好多人同住一屋。他是我到研究院的第一个朋友。爱好文学，我们很谈得来。他是长沙第一批造反派，因参加由转业军人组成的造反组织《红旗军》而隔离审查。与红旗战士在一起，很不寂寞。
那些像鹰犬似的职业的政工人员，时刻关注我们这些反动分子的一举一动。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这个研究院臭名昭著的反动文人和这个工人阶级的叛徒有着深厚的友谊，不然不会将我们关在一起。文革后，红旗战士皈依佛门。
写到这里，我感慨万分，只有在小说或电影中发生的故事，怎么会给我碰上了！这个邂逅使我想起大学一年级一位北京籍的同学，他酷爱普希金的诗，标准的京腔京韵，声情并茂的朗诵使我陶醉。遗憾的是，诗意的平静被喧嚣的阶级斗争的声浪淹没。二年级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朗诵。文革他被迫害，文革后，皈依基督。他最爱朗诵的是《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使我终身难忘：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八，两个翻案分子
关押在班房里面的人，时刻关注阶级斗争的形势，研究本单位的斗争的新动向。长期在斗争的旋涡里旋转，不像以前那样容易晕头转向了。时刻关心阶级斗争的形势。对各科室的造反派头头，逐个分析。算计那些人已经关进来了，还有那些该关押来的没有被关押。在这种形势下，双方都心中有数，谁该被关押，不可能有漏网之鱼。
没有多久，我室的另一个头头进来了。文革期间，谁都可以打着造反的旗号，成立司令部，自封司令。此人讲话比较冲，人称司令。我在走廊上遇见司令，司令笑嘻嘻地向我打招呼。司令年龄比我略小，与我共同领导一个百余人的研究室。我俩的罪恶相当，我所犯的罪行少不了他的份。最好玩的是，我俩是研究院著名的翻案分子。
翻案的本意是推翻已定案件。广义地讲，应该包含处分、鉴定、结论、评价等。《三国演义》将曹操定案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京剧又将曹操描绘成白脸的大奸臣。正因为这些所谓不确实的评价，才为御用文人郭沫若提供了为曹操翻案的机遇。
先定案，才可能翻案；定案是翻案的前提。我和司令要翻的案是从来没有立案，更谈不上定案的不存在的案。司令的父亲是老老实实的工人，文革初期被革命群众打死。文革中这样的冤死鬼不计其数，为他们鸣冤叫屈的人很少。司令是个孝子，不信邪，要为父亲讨个说法。司令被扣上翻案分子的帽子，关进班房。
没有任何部门为司令的父亲定案。没有定案，何来翻案。但是，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不能向群众运动泼冷水，即使打死人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游戏规则。凡是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被革命群众打死的人，肯定是阶级敌人，为敌人说好话，就是翻案。司令理所当然成了翻案分子。
我们问司令，他的兄弟姐妹很多，都不翻案，只有他翻案。司令叹了一口气告诉我们，东北人太“左”，太革命，根本没有翻案的可能。司令是个地道的东北人，对东北政客没有丝毫好感。东北的文字狱，登峰造极。稍一不小心，就会捅娄子。早期的研究院院长，一个延安时代的老革命，调到东北后，他的妻子和人家交换毛主席像章时说：“不见兔子不放鹰”。被打成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这些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司令可能像他的父亲一样被打死。
研究院是位于省会的直属冶金部的大单位，一般讲来，大城市的大单位的政策情况要少许好些。当然并非所有大单位的运动都比较温和。我们虽然直属中央，两派都没有直通中央的天线，没有大后台、大背景和大黑手。每人都要为自己的行动后果负责，保守派比造反派更加深谙此道。司令之所以骨头硬，他知道保守派的骨头没有他硬。他才敢放肆为父亲鸣冤叫屈。
一次，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工宣队的头目、还有几个大人物，兴师动众，如临大敌，集体找司令谈话，好像要压一下司令的威风。
“你为父亲翻案，罪行严重，群众很气愤，你可知道你的罪行？”王主任问司令。
“按照老王的说法，我已经没有讲话的必要了。”面对曾经是抗日英雄的王主任，司令毫无惧色，硬邦邦的，连一个尊称都不给，直呼其名为老王。
不让别人讲话，王主任似乎觉得没有度量，只好让司令讲下去。司令肯定他的父亲是百分之百的好人。司令大讲父亲死得无辜。从大字报揭发的材料来看，没有提到司令父亲的罪恶。按阶级分析的观点，司令的父亲实实在在是个好人；从文革的游戏规则来看，为革命群众打死的人鸣冤叫屈，司令又是不折不扣的翻案分子。司令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烫手的山芋不止司令一人。


九，糊涂时代的糊涂案
我的情况和司令不一样，司令父亲历史清白；我的母亲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是不能碰的铁案。但这又是一个不能公开只有党组织控制的，不让群众知道的内部的铁案。母亲本人不知道，反革命家属不了解，革命群众不知情的领导内部控制的历史反革命；第二，革命派为了政治目的，滥用职权，泄露党的机密，公布档案，将母亲的内控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打成公开的反革命分子；第三，我以前讲过母亲是中学语文教师，这就是为反革命涂脂抹粉，所以我是翻案分子。
原谅我的罗嗦，因为现代人无法理解革命时期的革命群众的革命思维逻辑，作为当事人回首这段往事总觉得不可思议。34年后，我绞尽脑汁，才理顺革命派如何将司令和我打成翻案分子的革命道理。司令翻的是从未定案的案，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翻了不知何时、何地、何人定的案。《红楼梦》有“葫芦乱判葫芦案”，我正在写一篇比“葫芦案”更糊涂的糊涂案。
保守派认为，我的翻案罪行是否成立的关键在他们公布档案之前我是否知情。我刚成为造反派头头的时候，他们故意在群众中泄露档案中关于母亲是历史反革命的结论。背后散布流言蜚语诋毁别人也是革命派惯用的伎俩。我曾公开宣称母亲是个中学语文教师。
没想到我的宣称成了翻案的证据。党组织内部控制的历史反革命是个铁案，17年的语文教师是铁铮铮的事实，也是铁案。内定的铁案和公开的铁案是完全相反的自相矛盾的铁案。它们都是伟大的党定下的案。铁案对铁案，孰是孰非？
更滑稽的是，我平常讲的是语文教师，批判会上异口同声改为人民教师。实质上，这两个名词没有区别，凡是为党工作的职务都必须加上人民的头衔。虽然那是泛政治的年代，除了调侃，我很不喜欢将日常生活政治化。正因为泛政治化，革命派自觉或不自觉地政治化了。好像我对母亲的美化程度愈高，我的罪行愈大。
我和司令不一样，司令的父亲历史清白。司令可以义正词严地讲他的父亲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我的母亲已经是公认的人民的敌人。我不能说，母亲在建国后的17年中是百分之百的人民教师。我更不敢倒打一耙，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该当何罪？
说白了，我俩真正的罪行是造反，特别是家庭有严重问题，胆敢造反。而造反，又是毛主席号召的，文革中，即使造反派最倒霉时候，也没有人公开说“造反不对”。只有在家庭问题上，找茬子了。
表面声势浩大，实际上空洞无物。一位工程师看了专门用木板等制造的大面积的声讨我的墙报。他认为即使揭露的材料全部是事实，也无法定罪，何况其中包含了很多水分。
当宣布一个人为反革命的时候，他和他的亲属完全丧失辩护的权利。反革命及其家属都是专政对象。按照领袖教导，对专政对象就可以“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当然可以“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对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的任何申辩或解释都是翻案。


十，“哭笑不得”也算进步
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口号虽然这样喊，到了1970年，人们对阶级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茫然。对政治运动的规律掌握得相当娴熟。什么样的人可能定什么样的罪，也不再糊涂。真正顽固到底，领导也不好收摊子。
领导运动的东北大哥的主要对手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东北大姐。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我对东北大哥掌权从来不是障碍。我不过是他们打击东北大姐的一颗棋子。他们软硬兼施地做工作，要我揭发东北大姐。特别是我们比较尊敬的平常比较讲政策的老干部也来做工作。将他们已经掌握的我们和东北大姐议论过的“错误言行”作诱饵，动员我揭发东北大姐。
我彻底投降了。经过他们的循循善诱，跟随由他们制造的感觉走，揭发东北大姐。这些材料按照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思维模式，东北大姐既没有脱离阶级斗争的纲，也没有偏离革命路线。不外是，对待室里的做法不满，对保守派及其领导的丑化，不能上纲上线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今天看来，伟大的政治家都是极端无聊的小丑。这些无聊的事，对东北大哥是很多的支持，对东北大姐是沉重的打击。他们对我的揭发很满意。丛大个子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再像以前那样响当当的，硬邦邦的，没有好下场！”
事后我有点懊悔，不讲那么多，也可以过关。特别是将朋友之间的私下场合讲的话都兜了出来，对不起朋友。没想到朋友对我的背叛，并不在意，仍像过去那样真诚热情。多年后，想起这段公案，有点悟道。我们都在演戏，谁也不会和戏中的角色过不去。可悲的是，人在戏中不知戏，我演小丑难识丑。
我正为我的行为感到羞耻的时候，读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我发现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互相揭发、攻击，一点也不比我高尚。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对干部队伍的分析深刻：“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是维护领袖权威顾全大局的积极分子；陶铸算得上真诚的积极分子，他表态要像旧社会女人嫁人一样，“从一而终”地忠于党和毛主席，绝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不能成为“贞洁之妇”；柯庆施是投机的积极分子。
当然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理所当然的是消极分子（最后定案为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基层的政治运动也一样，依靠积极分子，团结随大流的中间群众，打击少数的落后分子。运动成败的关键在于中间群众是否被发动起来。中间群众随大流闻风而动，就意味着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开始了。
毛泽东深深懂得舆论一律的重要性，他还说：“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
从1927年《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中的“不许说农会的坏话”，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提倡“歌功颂德”反对“暴露黑暗”，一直到1959年的“不许讲大跃进的错误”，1966年的“不许反动分子乱说乱动”和“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这不仅说明话语权的重要性，也说明毛泽东也不是无所畏惧的，他同样害怕人民的觉悟，害怕言论自由，害怕媒体不控制在自己人手里。
统治者可以使用行政手段或者暴力手段对付不同意见者，但只要40％随大流的人群消极或者保持中立，像反右派和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就不可能发生。
“一打三反”的声势和残酷程度超过13年前的反右运动，我有许多“哭笑不得”的经历，而1957年不可能“哭笑不得”，那时只有哭的悲哀，没有笑的幽默。“哭笑不得”也可以算成一种进步，尽管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哭笑不得”的进步。这就是闹剧，闹剧就是“哭笑不得”的悲剧。
“这样胡闹，政治运动强弩之末了！”走出牢房后，我对一个难友说。
“嘿！”难友哼了一声，说，“强弩之末，也把咱俩射中了。”
任何权利都可以被剥夺，只要不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利，社会就不可能永远黑暗。
研究院毕竟是知识分子的研究院，相对文明。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哭笑不得”，残酷的镇压在很多地方发生。我们独立思考的时候，遇罗克正在走向刑场。遇罗克之死象征了政治运动的终结，既不能将他打成右派，在革命群众的唾液中挣扎，生不如死；也不能再一次制造红色恐怖，将他折腾致死。刽子手只好自己动手杀人了，刽子手孤立时代也就来到了，历史在血腥中缓慢地前进。
写到这里，想起一年后的林彪事件，冥冥中感到有某种规律性可循。芸芸众生开始觉醒了，上层精英还会继续酣睡吗？
1970年是值得研究的年头，怒火在地下中燃烧，喷薄欲出，迎接黎明。这一年是觉醒元年。

bluesky

十一，囚徒生涯
关押期间，我与红旗战士有一个重要任务，替在押犯人买饭菜。这是一种优惠，因为我们的罪恶比较小。每天要到各牢房登记犯人需要的饭菜，在民兵的押送下，去食堂。犯人买饭菜优先，不用排队。毕竟到了文革中期，不像初期那样羞愧难当。还没有达到“带镣长街行”的境界，有点无所谓的姿态。有些熟人也会投以友好的目光。
红旗战士审查完毕，不算无罪释放，算是宽大处理。我与一个小广东承担买饭菜的任务。小广东多才多艺，写字绘画都有一定造诣。内心很想靠拢党组织，出墙报，写黑板报，不遗余力。领导总不相信他，怀疑他是特务。党支部时刻监控他的一举一动，甚至命令一个共青团员撬开他的抽屉。文革中与某些人计划投奔香港，计划还没有实施，被广东公安局押送回本单位。到了长沙车站，单位没有派人接。临时关在市公安局。临时关一下，关了几年。关押期间，他与一个曾留学法国的老革命同住一个牢房，他还向老革命学了点法语。最后送回原单位。小广东能与我们为伍，很高兴。平日我们是正常人，他是底层的受尽歧视的人，不够格和我们交往。现在大家彼此彼此，同为阶下囚，心理得到很大满足。
造反派分裂成《工联》和《湘江风雷》两大派，你死我活地混战一场。殊途同归，大家身陷囹圄，进入一个牢房。一位50余岁的工程师是《湘江风雷》的骨干。工程师的出身特别好，父亲是毛泽东赞扬的湖南农民运动中的英雄，1927年被杀害。研究院还有一位与他父亲同时代的女英雄，她的脑袋曾经悬赏若干银元。这些人因为与党失去联系，昔日的英雄行为不予承认。
工程师身上还流着父辈的热血，起来造反。关进来后，工程师很懊悔。懊悔的内容不是自己的行为，而是没有看透当局的卑鄙伎俩，无耻的出尔反尔的阴谋。昔日的对手，今天的难友，身份和地位完全不相同的人们走到一起来了。聊天吹牛，说到高兴处，哈哈大笑。笑声震动了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中有个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老战士文化程度不高，家庭负担重，升不了大官，在研究院管房子。房子少，要房子的人多，当然困难重重。当时正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我曾经劝告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什么矛盾都可以解决的。他只有苦笑，无话可说。老战士生活也很艰难，我曾听他发牢骚：“愈是口渴，愈是给盐吃。”牢骚是牢骚，运动来了，无产阶级立场必须站稳。老战士文化不高，运动中教训人头头是道。他找我谈话，以非常关怀的口吻教育我，我年轻，虽然家庭有些问题，还是有前途的。怎么和那些不可救药的人同流合污。他们的问题很严重，不要和他们在一起嘻嘻哈哈耽误自己的前途。对于他的关怀，我只好表面接受；心里想，同是天涯沦落人，同一个牢房的难友，还要互相划清界限？笑话！
实在无聊时，拿了一本线装毛泽东诗词，写仿宋字，抄诗词。东北大哥来检查，一看线装书，警惕性来了。以为是什么封建主义书籍。翻开一看，伟大领袖的诗词，不讲话了。
仿宋字写了不少，检讨的草稿更多。一位难友教我一个处理废纸的方法。将废纸泡在水里，制成纸浆。将纸浆放在模子里，晒干脱模，做成一个模型。我用饭碗做模子，做成一个纸饭碗。后来也成为对运动不满的罪状。


十二，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我总共被关押了48天，释放前要做深刻检讨，向革命群众认罪。更重要的是给那些整人的革命派一个台阶好下台。我的罪状是翻案，对于一个本人不知情，从未公开定案的案件，何来翻案，如何翻案。做检讨都无法自圆其说。
本来政治运动都是蛮不讲理的，我只好大讲反动家史，痛斥反动家庭的罪恶。从祖父、外祖父，讲到父亲和母亲的罪恶，讲他们是如何毒害我的。听众似乎很认真，比听首长的政治大报告还认真。检讨完毕，从研究院私设的班房中释放出来。
平生做过三次检讨：1958年的交心运动，1964年的思想革命化和1970年的“一打三反”，恰好六年一个周期。三次检讨反映了一个共产党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变化历程，从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到动摇，直至背叛的三步曲；从歌德派到牢骚客的心路历程。
1958年交心运动，我们把心交给党，党没有把心交给群众。俗话说：“以心换心”。群众交出了赤胆忠心，换来了虚情假意。交心材料正好授人以柄。政治运动可以无中生有，没有事实可以捏造。何况白纸黑字的交心材料，理所当然成为铁证如山的黑材料。
1964年的思想革命化的运动中，我由于在不适当的时机，提了不适当的意见，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检讨。交心运动，我已经将心掏出来交给党了，再交一次也不费力气。这次检讨已经不虔诚了，抱着一丝委屈，蒙混过关了。
1965年五一节凌晨到达长沙，在一个研究院度过我的二十年的最美好的年华。1967年初，我参加了造反派。1970年，我作为造反派的头头，在私设的牢房里被关押了48天。我开始我的第三次检讨，基本内容和以前两次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我从那个小报带来灵感，说出身不好的人造反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检讨，先天不足，出身不好；后天失调，参加造反，跳得高，犯下了滔天罪行。“跳高”是文革术语，特指造反派向当权派进攻的猖狂行为，保守派称造反派的骨干分子为“跳高英雄”。我算得上一个“跳高英雄”。
我的目的很单纯，蒙混过关。同时我觉得我的确有错误，态度确实诚恳。我的检讨好像演说。当然这种严肃的场合，谁也不敢不用心听。由于人们不了解我的家庭背景和历史，好像听故事似的，全场鸦雀无声，比听首长的政治报告还认真。
做梦也没想到，检讨赢得很多人的同情。科研单位出身不好的人很多，我的遭遇引起他们的共鸣。政治嗅觉灵敏的政工干部感觉到检讨的副作用。检讨完毕，我被押回关押处，一个领导来到我面前。恶狠狠地哼了一句：“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被解放后，过了相当时间，一位同事走到我面前，笑嘻嘻地说了一句：“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前者是厌恶，后者是赞赏。同一句话不同的理解，含义大相径庭，这就是语言的阶级性吧！
现在（2003年7月）回忆起我的三次检讨，反映了我和我周围的人们的心路历程。文革虽然复杂，可是群众中两种思想占据重要的地位：坚持血统论的保守派和反对血统论的造反派。1970年的“一打三反”形式上是血统论的伟大胜利。但是用家庭出身整人，已经黔驴技穷，不得人心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血统论日暮途穷。我的检讨的最高期望是为自己辩解，决无炫耀之故意。奇怪的是正方和反方都认为我炫耀家庭，取得同情。这在文革前或文革初期，都是不可思议的，提起剥削阶级家庭，臭烘烘的，谁也不敢沾边。检讨能够引起广泛的同情，不仅运动的组织者始料不及；连我本人也没有不到。
政策一再强调，消灭剥削阶级思想，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剥削阶级。这种思想被很多出身不好的人们接收，甚至一些有“杀父之仇”的亲人被镇压的人群，诚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皈依共产主义。
1958年我与很多出身不好的同学一样，在交心运动中，决心在思想上与剥削阶级家庭决裂。我完成我检讨三部曲的第一曲——虔诚。
1964年的思想革命化运动，我的检讨极其勉强，开始彷徨，犹豫，不知何处是归宿。检讨中充满委屈，我奏完检讨第二部曲——困惑。
1970年，我身陷囹圄，奏完检讨第三部曲——背叛。正好和第一部曲相反，背叛的不是家庭，而是“主义”。我回归家庭，回归自我。
六年一个周期，多么有趣的黑色幽默。


十三，“你很危险！”
出来后，被释放的囚徒，还要参加学习班，做系统的思想总结。研究院的政工干部在长期的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过程中成长。他们中有的人本身是知识分子中的政客，还有积累了整知识分子丰富经验的转业军人。真正是整知识分子的行家，内行整内行，两眼泪汪汪。他们能一针见血，指出问题的关键，击中要害。
一个长期在人事部门工作的中专毕业生教训我：“你的名字很熟悉，就是不认识你这个人。我们搞人事的认识人很多，为什么不认识你。可想而知，你这个人很危险。”这些人以整人为职业。有人骂他们为人贩子。对每个职工的家庭成员、社会关系、政治历史，往往比职工本人知道得更清楚。偏偏不认识我这个研究院著名的坏头头。不认识我，也成了我的罪状。
有一次，我参加劳动。阳光灿烂，我脱下上衣，光着膀子，赤膊上阵。我还我自己找个理由：“夺日月之精华，取天地之灵气。”一个著名的保守派头头，望了我一眼：“久闻大名，人和名总对不上号，认识你，三生有幸。”我俩相视，哈哈大笑。江湖一笑泯恩仇，昔日的对手，今天同一阳光下的朋友。这些人只在大字报上见到我的刻薄的骂人文字，没有直接和我交往。我才知道，只知我的名，不识我的人，大有人在。
1973年，出差西北一个大矿山，与别的研究室的同事住在招待所的一个房间。因为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我们很快熟悉了。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我告诉他人事部门的一个混蛋，因为不认识我，就说我危险。过了几天，我大吹牛皮，胡说八道。他看看我，慢腾腾地冒出一句：“你真的很危险”。我不禁笑了起来。曾几何时，最严肃、最认真、最神圣的阶级斗争造成的最痛苦、最悲惨、最不堪回首的灾难，已化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谈笑资料。
那位职业性很强，对知识分子研究很透彻的人事政工，还教训我。说我的检讨根本不是检讨，是诉苦，骗取同情。我将这个教训讲给朋友们听。没有想到，不止一人对我讲，他们真的很同情。这完全出乎意料，我检讨的本意纯粹为了过关，丝毫没有“假检讨，真进攻”的意图。我早就不想和这些混蛋们周旋，尽快恢复我的正常生活，比什么都重要。
特别是检讨中的“先天不足，出身不好；后天失调，表现不好。因此我向革命群众犯下了弥天大罪。”这些话引起很多出身不好的人的共鸣。
保守派没有想到杀鸡给猴子看的效果是兔死狐悲。有人见到我，会突然讲出一句：“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的话的简单重复包含了多少内心的同情和无限的悲哀。
研究院出身不好的人很多，他们对我的遭遇从头到尾都抱有很大的同情。他们在喊口号时，慷慨激昂声讨我的罪行时，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在我的身上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研究院的政工人员火眼金睛，一眼就看出我的检讨中的社会效果。


十四，沐猴而冠的工宣队员
工宣队的故事很好玩。第一批工宣队来自一个小厂。原来都是修鞋的，补锅的，拣破烂的……。1958年大跃进凑合成一个工厂。研究院的工人们自以为是正宗的产业工人，瞧不起这些七拼八凑的工人阶级。这些人还爱出风头，做起报告来神气活现，令人哭笑不得。
第二批来自冻肉厂。我们背后骂，来了一帮杀猪的。真正的杀猪的还比较实事求是，不太无中生有。最可恨可笑的是混在杀猪的中间的知识分子和半吊子知识分子。
有一个姓巩的半吊子知识分子，巩半知。巩半知大概是厂里的小干部，专门喜欢教训人，训人抓不住要点，击不中要害。阶级斗争的经验远远赶不上研究院的政工们。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他。可能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抓住我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
巩半知大胆假设我有很多他认为的错误想法，然后根据这些想法将我批判一通。可惜的是这些大胆假设水平很低，又和我不沾边，大概预先也没有虚心向研究院的政工们学习，仔细研究我的情况和可能存在的想法。想当然的大发议论。
巩半知首先严肃地对我讲：“你的问题不是派性问题”。意思是告诉我，不要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简化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谁都知道，运动的目的是镇压造反派。他们矢口否认运动是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派性斗争，而是以革命的名义，镇压反革命的伟大的政治运动。巩半知千方百计要我懂得我是个货真价实的进行阶级报复的反革命，而不是一般的造反派。
巩半知装模作样地模仿我的口气，怪声怪调地讲：“我为派性迷糊了眼睛……”。然后对他认为的反动思想大肆批判。
工人不像工人，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干部不像干部，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狗屁不通，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身份，教训知识分子，这种队员实实在在地亵渎了毛泽东思想。不禁想起毛泽东引用过的对子：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将巩半知之类比作芦苇或竹笋还抬高了他们。这些人只能算是污水池里的漂浮在水面的腐朽的树叶。
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那样的英明，那样的伟大，那样地洞察一切。怎么能让一些不学无术，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的丑类们宣传您的思想。这些丑类怎么可能懂得您的深邃的哲理，光辉的思想，崇高的精神。要真正捍卫您的思想，必须清算这些丑类的罪行。
猴子不管用多少高级的香皂沐浴，穿上多么华丽的衣裳，戴上多么高贵的皇冠。猴子永远是猴子，洗不干净它身上的猴臊气；丢不掉它的抓耳挠腮的习惯；变不了它的雷公嘴的毛脸形像。天下的豺狼虎豹全部死光，也轮不到这种沐猴而冠的猴子做大王。猴子不可能奋起千钧棒，更不可能“玉宇澄清万里埃”。这帮猴子只可能闹得天下大乱，神州大地乌烟瘴气。
写到这里（2003年5月11日），我似乎感觉到我像个危险分子。因为我没有放弃思考。


十五，“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
伟大领袖有个伟大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什么好办法，整人、批判人、斗争人的好办法。1971年的春节刚过，一个学习班开张了。地点在冻肉厂，斗争对象是出身贫苦，朝鲜族人，中共党员，中层干部老白。
我们这些曾经是老白的喽罗们，成为学习班的当然成员。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冻肉厂真是办学习班的好地方。我们学习的第一道工序是参观各车间，了解工人阶级是如何为了社会主义忘我劳动的，知道他们是如何杀猪的……。
冻肉厂的伙食特别好，拆骨肉仅仅5分钱一份。一位响当当的转业军人一顿饭要了4份。他的胃口再好，肚子再大，也挤不进这么多的肉。转业军人和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三家村》中的廖沫沙有亲，文革前，转业军人到北京总要到廖沫沙家走走，回来还要吹嘘一下。廖沫沙被打倒了，再也不吹了。不吹廖沫沙，吹嘘他和雷锋家庭沾亲带故。反正大家都是长沙的，总可以拉上点关系。这样一帆风顺的“墙上芦苇”，在学习班最神气。
参加我们组的一个老工人和一个很年轻的工人。年轻工人是文革期间挨过造反派打的保守派。在他们身上找不到装腔作势的姿态。从言谈和眼神里可以看到对毛泽东的忠诚。对待我们这些受蒙蔽的，又希望我们反戈一击的胁从分子，表达出一种特殊的友善。也许太友善了，我又感到一种虚伪。忠诚与虚伪同时并存，也是一种时代精神。
特别邀请飞机场的驻军代表做政治形势报告。军代表重点讲解1971年的元旦社论。社论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2008年3月，我重读这篇文章，实在空洞无物。当时军代表讲得津津有味，他最引为自豪的是他们在北京有天线，可以得到大量的小道消息。他们能够在元旦社论发表以前知道社论的内容，特别讲解社论是如何修改的。好像在告诉我们，他们多伟大，连社论的起草过程他们都能够知道。此时此刻，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条天线正是他们倒霉的原因。半年后的9月13日，林彪外逃，飞机坠落在蒙古的温都而汗。空军都被审查，陆军包围空军。我的一个年轻的同事，曾在空军服役，后来成了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分配来研究院。回忆那次被审查的事，还感到很委屈。得意和倒霉往往是孪生兄弟。这是革命的辩证法，也是运动的辩证法。
军代表特别引用冻肉厂一个年轻工人的话来教育造反派：“一下子要人搞，一下子又说搞错了，到底要我们怎么搞？”我从这个工人朴实的含糊的，有点逻辑混乱的语言中，读到一种特殊的情绪。这种情绪只有遭遇相同命运的人们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意思说开始你们号召造反有理，现在造反有罪，到底有理还是有罪？这个极其敏感的问题谁也不敢回答。造反是毛主席号召的，绝对有理，实际却有罪。难道毛主席欺骗了我们？
造反派很多的行动都是根据上面的指示做的。怎么全错了。这位工人想不通的事情，我彻底想通了。统治者为了他们的自己的目的，必须利用群众，等群众完成他们能够完成的历史使命后，一定会将群众一脚踢开，有的还要成为替罪羊。这种历史的怪圈不止一次地重复，人们不止一次地受骗上当。这使我想起了1957年的引蛇出洞。
军代表最后不屑一顾地讲：“想杀人，又闹自杀，失踪了好几天。最后还不是老老实实回来认罪。”我不知道9月13日以后，军代表自己被审查的时候，是否意识到他也钻进了“引蛇出洞”的怪圈。
毕竟不是1957年，群众不会像当年那样敌忾同仇，接受批判的人也不会像右派分子那样俯首帖耳。我还记住老白的检查：“我是砧板上的一条鱼，任人剁来，任人砍。如果打倒了我姓白的，研究院能够变好，我愿意作贡献，做牺牲。”
文革进行到这种地步，大家都学会逢场作戏。最老实的人都成了政客，不做政客无法生活，公开说真话的时代过去了。为了蒙混过关，该检讨的必须检讨，该揭发的一定揭发。除了亲自杀人放火，其余都很难定罪；杀头还是可怕的，坐牢倒也无所谓，总得放出来吧。
骂人有理，打人成为家常便饭。人人有罪，人人也很难定罪了。很多人此时无声更有声地从心中喊出：“我们不再受骗了！”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已是强弩之末。我的一个造反朋友对我讲，被强弩之末射中，也是很可怕的。是的，仍然有人不断地贡献他们的生命。
按当时的标准，老白也无法定罪，运动不了了之。
学习班结束后，冻肉厂的工宣队留在研究院，经常给我们送来廉价的猪下水。1971年底，冻肉厂给我们送来了大量的猪肚、猪肺、猪肠……。大礼堂挤满人群，队伍排得很长。我不想买，正准备走，卖肉的人对我讲：“你的爱人生孩子，照顾一下，不必排队了。”长长的队伍，没有一人提出异议。写到这里，我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正因为这些平常的人们的微小的善良，我形成了一个坚强的信念。在任何时代，即使最黑暗的年头，好人总是占绝大多数。
从1957年开始，开创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把领导看不顺眼的人在政治上搞臭，教他在群众中无法立足。实践证明，搞臭一个人是不容易的。最臭的人往往是自己把自己搞臭的。


十六，“本人无反可平”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指导我们文革中行动的至理名言。毛泽东的朋友和敌人是随时变化的。1974年初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不知道那位大首长想起了1970年被打击的造反派。打击右倾翻案前，可能先进行左倾平反。打算给我们在《一打三反》中被打击的造反派平反。
一个运动的负责人找我谈话，给我看一个我在文革中行为的结论。结论首先列举我在文革中的错误，然后检查他们的不当之处，最后为我平反，说明我还算是个好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留下一些含糊不清的尾巴的政治结论。写这种结论是政工人员的惯用手法。不看犹可，一看不知火气从何而来。我将结论文稿放在桌子上，一言不发，拂袖而去。
此时我们开始觉悟，不再容易受骗了。文革是一场大悲剧，也是大闹剧。我在研究院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闹剧角色。既然是演员，根本没有是非可言。一定要向一个说不清是非的问题说三道四，只能愈说愈令将来的人更糊涂。特别中间的模糊语言，如“虽然犯了错误，能够正确对待。”这些政治尾巴很可能给未来造成麻烦。不要结论是最好的结论。
愈想愈生气，回去写了一张题为《本人无反可平》的大字报。大概意思：
文革进行八年了；今天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明天造反无理，革命有罪；昨天座上客，今天阶下囚，明天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造反与镇反，革命与反革命，整人与挨整，合二而一，没完没了，运动何时了？本人从来就不是反革命，不需要任何人平反，不需要任何人恩赐……
大字报引起革命派的关注，反革命派的共鸣。特别好玩的是一位老革命，低声和我耳语：“我今天欣赏了宁体书法。”最后召集我们这些昔日的阶下囚开了一个座谈会，表示平反。我第一个发言，我本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造反派。整过来，斗过去，我成了研究院举足轻重的知名人物。我希望仍然做个平平安安的小人物。
我发言后，一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的儿子发言。他的父亲原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医，在原湖南省主席程潜和陈明仁将军的领导下起义，投奔解放军。严格讲来他的父亲应该是解放军战士，为共和国的成立，立过功劳，应该享受离休待遇。《一打三反》毫不留情将他的退休在家的父亲揪了出来。他首先支持我的发言，并声称他比我更微不足道，承蒙抬举，所以他也成了知名人士。
座谈会还算成功，往日的恩怨似乎逐渐消失。研究院门口数十米的交通车站旁边，有一条通向湘江边的一条马路，马路宽约能使对开的卡车勉强错过。湘江边的码头正对橘子洲头。这条马路成了晚饭后散步聊天的最佳场所。下野的官僚，失意的政客，我们这批无聊的牢骚客，经常在这条马路上相遇。在灵魂深处，不同阶层的人们，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隔阂。至少表面上大家边走边谈，边说边笑。硝烟弥漫的文化大革命好像已经过去。人们似乎在思考，我们之间存在什么你死我活的矛盾？
打够了，骂够了，争吵够了，仇视够了，批判够了，斗争够了，真正地够了，够了。疲惫不堪，精疲力竭的人们该思考了。
觉悟者，“冷眼向洋看世界”；献媚者，继续阿谀奉承。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仍然在进行。我们特别讨厌连饭都吃不上，还要高唱“到处莺歌燕舞”。
有一次讨论形势是否大好，标准答案当然是形势永远大好。有一位右派老工程师发言特别积极。我们背后骂他，这个老家伙不像右派。时代悄悄地变化。臭不可闻的右派分子成了正面形象，“不像右派”成了骂人的词汇。
1975年，批判《水浒》中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主持学习的是个女人，当她读到李逵大声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我们几个《水浒》爱好者，坐在后面小声叽叽喳喳不好好听。这句话，倒被我们听见了。低声讲：“鸟，不读niǎo，读diǎo。”讲完相视而笑，好像出了一口diǎo气。
每逢革命节日，组织大家唱革命歌曲。最流行，也是人们最反感的是《文化革命好》。歌曲反复高呼“文化革命好”，不断重复“就是好”。整天播放这个好个鸟的歌。我们对这一声比一声高的歌曲讨厌极了。一个同事讲，是不是磁道坏了，唱片只能在一个地方旋转，重复嚎叫“就是好”。还要我们集体登台表演，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最令人厌恶的是一个业务能力特差，专营溜须拍马的狗腿子。这种人文革后，也算高级工程师和技术权威。当时什么职务都不是，但决不放弃吹捧的机会。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要我们唱出感情来，痛击那些反对文化大革命，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敌人。
调子唱得愈高，说明文革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内心的空虚。高唱“文化大革命好”，正是说明认为文化大革命不好的人多了。运动是结束的时候了。


十七，抄家余波
抄家的东西陆续归还，物归原主是不可能了。原物无法还原为原样。七零八落，乱七八糟的逐个归还，其中100元的定期存款不翼而飞。保卫处不止一次地问我抄家时的详细的情节，我一问三不知。他们认为我的记忆力那么好，怎么可能记不住呢。有一次调查，我发火了。我告诉他们，我记住那么多的鸡毛蒜皮干什么。我只要他们查抄东西的清单和他们的签名；其余的琐碎小事，一概不感兴趣；我并不是你们想象中的充满阶级仇恨，记住他们的细小动作，准备他日阶级报复。以后他们再也不找我了。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是研究院的茅坑里的石头，又硬又臭。理直气壮地向他们要查抄物资的清单和他们的签名。另一位湖南政协委员的老工程师，被抄走一些金银首饰，连个收据也没有留下。当时他连要收据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抄家行为是在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是百分之百的政府行为。政府不赔，谁赔？只有研究院出钱，赔偿我的损失。我对妻子讲，他*的，老子的钱是有利息的。妻子在医务所工作，正好院长来看病。妻子告诉他，我们的存款是定期的，是有利息的。
院长告诉党委书记。有人告诉我，书记大发雷霆。意思说，他们出钱，落实政策；不仅不感恩，不喊共产党万岁，反而得寸进尺要利息。
我根本没有希望他们可能给我利息。说几句出气话而已，我也没有叫妻子向这些混蛋要利息。妻子既然将话传出去，也是理所当然的。书记如此生气，确实有点强盗逻辑。闯进民宅，抢走人家的钱。十年后还本不还息，还天经地义。
几年后，一次政治学习，一个年轻的技术员，提起研究院曾经抄家将人家存款吞没。他好似讲一个古老的故事。我平静地告诉他，被抄家的就是我。年轻人大开眼界。刚刚过去不久的泣鬼神，惊天地的伟大政治运动已经化进历史的尘埃。


十八，和为贵
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分别抵达武汉，企图在保守派和造反派势不两立的状态下来解决武汉问题。由于对武汉军区和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不完全信任，毛泽东到武汉向陈再道等人保密。对外的说法是谢富治、王力代表中央来解决武汉问题。
7月16日，是毛泽东畅游长江周年纪念，毛泽东这次来武汉，他要亲自来解决武汉问题，同时打算畅游长江，以便向全国、全世界显示自己身体健康，任何人都别想动摇他的地位。
中央文革认为“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激怒了被称为“保守派”的“百万雄狮”群众，他们在7月20日揪斗和毒打了“钦差大臣”王力，这就是著名的“武汉七•二零事件”。毛泽东在自己分封的“诸侯”地盘上，不仅长江没法游了，而且慌忙之中穿着拖鞋逃跑，其狼狈程度，不亚于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
7月21日凌晨2时，毛泽东打破从不坐飞机的惯例，由杨成武、汪东兴等人“护驾”乘专机飞上了天空。他老人家让飞机在武汉上空盘旋了一阵后，才吐出了三个字——去上海。领袖不愧是枭雄，思想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上天之后，才决定去向。
“武汉七•二零事件”使得造反派达到胜利的巅峰，也是造反派末日的开始。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林彪、“四人帮”的灭亡和文革的全盘否定也已改变了性质，平了反。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翻天覆地多次，后来的胜利属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大批的红卫兵学生和工人造反派最后还是成了反革命分子、坏头头和“三种人”，受到了残酷镇压和打击，成为文革的替罪羊。
文革武斗的双方喜欢把对方成为走资派的炮灰，按照文革语法，红卫兵称对方为炮粉，可能炮粉的颗粒更为细小。谁是炮灰？谁是炮粉？从网上搜到两个小人物的对话似乎更令人深思：
原武汉某厂一个工人当年是“百万雄师”某区联络站的小头头，曾经风光过几天。如今，工厂早已倒闭，本人下岗失业多年，为生活计，在汉口大街上开了个小卖部倒卖啤酒。一天，一个刑满释放的当年造反派头头来找他批发啤酒——当然也是为了活命。二人聊了起来，结果二人“久仰大名，相见恨晚”。
一个说：“老弟辛苦了！在里面待了几年？”
“不多，整10年。”
“现在哪里发财？”
“出来就一身病了，老婆早嫁人了。没有工作，在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点烟和啤酒，凑合着活吧！老兄你们应当不错吧？”
“不错个屁！我们‘百万雄师’的许多老工人都下岗失业了，早知道如此，老子当年绝对不参加‘百万雄师’。现在看来，当年你们对了，你们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了。如果再搞文革，老子一定跟着你们当造反派。”
另一则消息：
2007年7月19日，在“七二〇事件”四十周年前夕，武汉传来令人欣喜的消息：文化革命中，前造反派“三钢三新”骨干朋友，和前“百万雄师”核心的同志，在武汉友好聚会座谈。
奇怪的是一向认为工人阶级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的政府竟对这次座谈加以阻挡。我并不关心如何座谈，结果如何，是否受到干扰？座谈本身就是历史的巨大飞跃。
值得反思的是，40年前为什么进行你死我活的殊死战斗？为什么不座谈？为什么不妥协？为什么不争取双赢？为什么不思考，我们存在什么样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要知道，这些问题在40年前是不可能提出的。请看毛泽东的有关论述：
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宣告“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1957年，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还有……。
这些反对阶级调和的论述成为文革期间的指导思想。革命，还是反革命？二者必居其一。要取得真正的胜利，就是不择手段地把对方打成反革命。在不择手段的过程中，道德底线沉没了！

2004年12月29日初稿
2009年8月3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