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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文革造反派(一)6 G: A* _2 W% w, r# W6 o7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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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诚言 时间:2014-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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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这样一个身形单薄、手无缚鸡之力的瘦老头子,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青年人似乎很难与主流话语中的无法无天专搞打砸枪的“文革造反派”联系起来。这里我要毫不掩饰地告诉大家,在半个世纪前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确当过造反派,而且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我写下这段历史,不仅是想给大家一个忠诚的交代,还想为有志于研究文革史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一份真实的资料。
+ b1 V7 T4 a* w, K* b一、姚文元批判吴晗掀起我心中波澜2 d6 y4 l/ n0 G5 m4 _
我于1965年搭上文革前高考末班车,考进湖北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会系会计专业。入校时离十八周岁差一个月,身高1.68米,体重100斤。学校良好的环境、老师渊博的知识、同学们之间平和的关系乃至顿顿有荤的伙食,一起形成了我渴求更多知识的动力。入学后,我被班团支部任命为团小组长(全班4个组),俄语老师指定我任课代表,写作指导课老师把我的作文屡屡当着范文在课堂宣读,政治经济学和计算技术课对我来说毫不吃力,校图书馆四十多万册的藏书,这一切都让我对大学的学习生活,既感到新鲜满意,又十分适应。用正常的标准衡量,我可谓是品行端方,学习勤奋,中规中矩。
- }! |# R5 j2 e0 X5 H! T. U$ e一天晚上,在校图书馆的《文汇报》上,我看到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自从在高中通过读中共中央批判苏共修正主义的“九评”后,我就养成了一个喜欢读评论、争鸣文章的习惯。就像一个小孩,遇见两个大人吵架,总想看看哪个有理,哪个会吵,最后哪个能赢。那时尚不清楚吴晗是何许人,姚文元又是哪路神仙,但当我读完姚文元批吴晗的文章后,却是十分失望,义愤难平!
$ U& }2 l" I; ] X$ Y( D( e' H! h一是姚文元批判海瑞触犯了我的清官情结。海瑞无论平冤狱也好,把朝廷退休高官徐阶强占的民田退还给老百姓也好,为民争利不怕罢官也好,不都是正义之举吗?为什么要用今人的标准诬蔑他的动机是为了“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比贪官还坏呢?你能要求海瑞去带领一帮农民闹一场无产阶级革命?( e1 c- t8 K% h8 P1 G: G
二更荒唐的是,姚文元文章中竟用一大段文字论证吴晗塑造的主角是个“假海瑞”。莫说海瑞多年来与包拯一样,一直是民间传说中公认的清官,即令这个剧本有添油加醋之嫌,也符合艺术创作规律呀!吴晗标明了这是出京剧,不是纪录片,怎么能要求舞台上的海瑞与历史上的海瑞一模一样呢?难道姚文元见到过“真实的海瑞”?若用这个逻辑,包公“日断阳,夜断阴”,窦娥被砍头后“天降大雪”“楚地大旱三年”,被黄世仁迫害的喜儿变成“白毛仙姑”,李铁梅送密电码上柏山等等,不是统统都站不住脚?8 b- H. _! \+ r% l
三是对把海瑞罢官的剧情与现实社会联系到一起批判的霸道文风强烈不满。姚文写道: “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文中还写道:“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读到这里,我几乎要拍案而起!如果把每出戏都与现实联系起来,这戏还怎么演?演“林冲夜奔”,就是鼓励罪犯越狱,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麻醉互爱男女结不成婚死后能变成一对蝴蝶,演“宋士杰”,就是煽动农民去状告书记县长…,如此联系实际,今后哪个还敢写东西?: j3 U+ t( @4 |: x
四是作为一个刚从三年饿饭阴影中走出来的人,我一直认为我国经济形势的好转与前几年农村实行的宽松政策密不可分。莫说几百年前海瑞抑豪强退民田根本不是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现在干部群众“搞单干” “恢复个体经济”也跟“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扯不上关系,为什么要把这些利国利民的好政策诬蔑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姚文在发出“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的质问后,又来了一大串咄咄逼人的反问,不仅没有一点平等商榷的姿态,而且句句话露出一股逼人招供的杀气!对这种卑鄙的诬陷手段,我也由然反感。这哪里还是文艺评论,简直就是政治审判!) B( Y) S4 a6 u; J9 p
谁知对这篇荒谬绝伦的文章,最大领袖毛泽东却给它打了个高分,只是遗憾“虽然点了吴晗的名,但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由于 对姚文元这篇为点燃文革导火线的文章我与最高领袖一开始就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用现在的话说是扣错了第一个扣子,由此决定了我后来在文革中的基本态度。5 s. h* `( c) x+ u$ Z
现在想想,如果我当时就对吴晗、姚文元有所了解,知道吴晗是著名历史学家是北京市副市长,知道他在解放初期曾与其恩师胡适彻底划清过界线,知道他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也曾对其民盟领导和同事痛加批判当过“左派”,知道他创作《海瑞罢官》的初衷是迎合最高领袖要“提倡海瑞精神”的号召,知道姚文元的父亲在三十年代就被鲁迅归入“反动文人”,知道姚文元早在反右运动中就是最高领袖欣赏的“金棍子”,知道他写这篇文章只不过是奉毛泽东、江青之密命,我当时还会那样激愤吗?假如这一切都高度透明,刘、邓、周、彭真等高层领导会是啥态度?工人农民会把这场与自己生产生活毫无关系的批判上升到“决不能受二遍苦,决不能走回头路”的吓人高度吗?知识分子还会像着了魔似的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研究”或激烈争鸣吗?毛泽东1962年曾大骂别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现在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这样说,铺就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块基石,就是蒙蔽加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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