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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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文革造反派（一）

作者：诚言时间：2014-10-06

对于我这样一个身形单薄、手无缚鸡之力的瘦老头子，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青年人似乎很难与主流话语中的无法无天专搞打砸枪的“文革造反派”联系起来。这里我要毫不掩饰地告诉大家，在半个世纪前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确当过造反派，而且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我写下这段历史，不仅是想给大家一个忠诚的交代，还想为有志于研究文革史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一份真实的资料。
一、姚文元批判吴晗掀起我心中波澜
我于1965年搭上文革前高考末班车，考进湖北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会系会计专业。入校时离十八周岁差一个月，身高1.68米，体重100斤。学校良好的环境、老师渊博的知识、同学们之间平和的关系乃至顿顿有荤的伙食，一起形成了我渴求更多知识的动力。入学后，我被班团支部任命为团小组长(全班4个组)，俄语老师指定我任课代表，写作指导课老师把我的作文屡屡当着范文在课堂宣读，政治经济学和计算技术课对我来说毫不吃力，校图书馆四十多万册的藏书，这一切都让我对大学的学习生活，既感到新鲜满意，又十分适应。用正常的标准衡量，我可谓是品行端方，学习勤奋，中规中矩。
一天晚上，在校图书馆的《文汇报》上，我看到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自从在高中通过读中共中央批判苏共修正主义的“九评”后，我就养成了一个喜欢读评论、争鸣文章的习惯。就像一个小孩，遇见两个大人吵架，总想看看哪个有理，哪个会吵，最后哪个能赢。那时尚不清楚吴晗是何许人，姚文元又是哪路神仙，但当我读完姚文元批吴晗的文章后，却是十分失望，义愤难平！
一是姚文元批判海瑞触犯了我的清官情结。海瑞无论平冤狱也好，把朝廷退休高官徐阶强占的民田退还给老百姓也好，为民争利不怕罢官也好，不都是正义之举吗？为什么要用今人的标准诬蔑他的动机是为了“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比贪官还坏呢？你能要求海瑞去带领一帮农民闹一场无产阶级革命？
二更荒唐的是，姚文元文章中竟用一大段文字论证吴晗塑造的主角是个“假海瑞”。莫说海瑞多年来与包拯一样，一直是民间传说中公认的清官，即令这个剧本有添油加醋之嫌，也符合艺术创作规律呀！吴晗标明了这是出京剧，不是纪录片，怎么能要求舞台上的海瑞与历史上的海瑞一模一样呢？难道姚文元见到过“真实的海瑞”？若用这个逻辑，包公“日断阳，夜断阴”，窦娥被砍头后“天降大雪”“楚地大旱三年”，被黄世仁迫害的喜儿变成“白毛仙姑”，李铁梅送密电码上柏山等等，不是统统都站不住脚？
三是对把海瑞罢官的剧情与现实社会联系到一起批判的霸道文风强烈不满。姚文写道： “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文中还写道：“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读到这里，我几乎要拍案而起！如果把每出戏都与现实联系起来，这戏还怎么演？演“林冲夜奔”，就是鼓励罪犯越狱，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麻醉互爱男女结不成婚死后能变成一对蝴蝶，演“宋士杰”，就是煽动农民去状告书记县长…，如此联系实际，今后哪个还敢写东西？
四是作为一个刚从三年饿饭阴影中走出来的人，我一直认为我国经济形势的好转与前几年农村实行的宽松政策密不可分。莫说几百年前海瑞抑豪强退民田根本不是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现在干部群众“搞单干” “恢复个体经济”也跟“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扯不上关系，为什么要把这些利国利民的好政策诬蔑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姚文在发出“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的质问后，又来了一大串咄咄逼人的反问，不仅没有一点平等商榷的姿态，而且句句话露出一股逼人招供的杀气！对这种卑鄙的诬陷手段，我也由然反感。这哪里还是文艺评论，简直就是政治审判！
谁知对这篇荒谬绝伦的文章，最大领袖毛泽东却给它打了个高分，只是遗憾“虽然点了吴晗的名，但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由于 对姚文元这篇为点燃文革导火线的文章我与最高领袖一开始就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用现在的话说是扣错了第一个扣子，由此决定了我后来在文革中的基本态度。
现在想想，如果我当时就对吴晗、姚文元有所了解，知道吴晗是著名历史学家是北京市副市长，知道他在解放初期曾与其恩师胡适彻底划清过界线，知道他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也曾对其民盟领导和同事痛加批判当过“左派”，知道他创作《海瑞罢官》的初衷是迎合最高领袖要“提倡海瑞精神”的号召，知道姚文元的父亲在三十年代就被鲁迅归入“反动文人”，知道姚文元早在反右运动中就是最高领袖欣赏的“金棍子”，知道他写这篇文章只不过是奉毛泽东、江青之密命，我当时还会那样激愤吗？假如这一切都高度透明，刘、邓、周、彭真等高层领导会是啥态度？工人农民会把这场与自己生产生活毫无关系的批判上升到“决不能受二遍苦，决不能走回头路”的吓人高度吗？知识分子还会像着了魔似的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研究”或激烈争鸣吗？毛泽东1962年曾大骂别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现在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这样说，铺就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块基石，就是蒙蔽加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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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文革造反派（二）

作者：诚言 时间：2014-10-06

二、平静的校园面临着山雨欲来

读过姚文元文章后，校园仿佛还像往常一样平静温馨，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但喜欢看“大人吵架”的我，却发现不久各大报上的争鸣文章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被纳入批判对象的电影、戏剧、长篇小说、诗歌、杂文也越来越广泛。电影《怒潮》《逆风千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红日》《林家铺子》《阿诗玛》《冰山上的来客》、所谓的反动歌曲黄色歌曲黑漫画等等，像走马灯似的一一被推出来示众。许多以前名头响亮的令我尊敬的作家受批了，许多以前我很喜爱的文化名人我希望能站出来帮受批者说句公道话，也难觅其踪迹，让我难过的是他们中间有的人还加入了批判者的行列。如我熟悉的诗人何其芳，他的名字我就觉得大有诗意，他的诗集《夜歌和白天的歌》曾令我爱不释手，孰料也在大报上发表了一篇重头文章《评“谢瑶环”》，让我十分失望。
到了四月份，在各种党报党刋和高音喇叭的大肆鼓噪下，“大毒草”的名单越拉越长，被点名的作者越来越多。批判者的手法高度雷同，个人想象代替作者意图，用大道理分析一个情节一句台词，无限上纲上线。什么“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哟，什么为谁谁“翻案”哟，什么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哟，什么“迎合帝修反”哟，什么“煽动地富反坏右变天”哟，什么“变成法西斯党，千百万人头落地”哟，势大力沉的棍子帽子随手就来。虽然批判者仍打着“争鸣”“商榷”的幌子，虽然也有为这些作品辩驳的文章，但无论从数量、分量、篇幅、版面安排上，被批的一方都显得只有招架之势，没有还手之力。
这种捕风捉影疑神疑鬼四处寻找敌情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可避免地传染到学校。记得在“五.四”期间的一天晚上，我和不少同学随校宣传队到武汉师范学院参加一部分高校《咏唱红五月》联合演出归来，在校车上一路高唱革命歌曲。校车快开到校门口时，两个同学大声争吵起来。一个揪住另一个的胳膊，说他在刚才唱《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时，有意把最后一句歌词篡改为“向着新中国发出最后光芒！”被揪同学则回辩，我唱的是“发出万丈光芒”，你胡说！两人拉拉扯扯，一直争吵到下车后，仍不肯罢休，最后在众人力劝下散去。还有一次，经济系一个同学在一张白纸上练毛笔字，有好事者从中拼凑出了一句“打倒某某某”的“反动标语”，于是站出来揭发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行为，但被诬者则反击你是胡乱拼凑，陷人以罪。攻辩双方各有支持者，在足足容纳300个人的大教室里，为此事你来我往地激烈辩论了三天！与此同时，在“破四旧，立四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宣传中，有一天我校部分老师集合到一起，把以前珍藏的各种获奖证书、讲师证等等纷纷拿到篮球场上烧毁，以示与追求名利思想的旧我彻底告别，与教育黑线一刀两断。
在这种狂热的气氛下，一直被视为无产阶级教育阵地、毛泽东思想必须占领的大学校园，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校系党组织的安排下，我们时而全班，时而分组，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报社论，读连篇累牍的大批判文章。为努力紧跟新形势，我还挺认真地以团小组组长的身分，与同组的两个非团员同学谈心，鼓励他们在运动中经受锻炼，争取加入团组织。团支部书记梅大姐专门找我谈了一次心，除了交流工作情况外，我对她即将入党的趋势表态积极赞成(因为入党时组织上要听取群众意见)，她也非常感动。梅同学学习成绩一般化，确实人品好，乐于助人，团结同学。但是，对学校专业知识学习时间越来越少的安排，我还是有一种莫名的担忧，因为那与我再加学一门英语将来争取留校当老师的奋斗目标 (听说当教授必须掌握两门外语)相冲突。头一年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千里迢迢到省城求学，为的就是想学点真本领，谁知现在却天天把时光消磨在报纸上毛著上，重复说那些车轱辘话。这几份报纸和毛主席著作在老家也不是看不到，既然如此，何苦来武汉读书？但这些不突出政治的活思想藏之不及，哪里敢暴露？照说我学的是会计专业，与文学界史学界的是是非非毫无牵连，但眼看辩论的一方越来越吃力，出于一贯好打抱不平的个性，我情不自禁地由旁观者变成参战者，不顾自己才疏学浅，依据朴素的常识，连写了两篇短文，参加了混战。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清官总比贪官好》，为当时被臭骂为“封建专制社会忠实卫道士”的海瑞、包拯、孙安等清官辩护；另一篇是《“清清白白地做人”没有错》，针对批判文章把“毒草”影片《舞台姐妹》中女主角竺春花(谢芳饰演)的台词“清清白白做人 ，认认真真唱戏”定性为“鼓吹不要和反对党的领导”的谬论进行反驳。文中自认为最有力最精釆的一句反驳词是：“在这些批判者眼中，难道接受党的领导就不能‘清清白白做人’了吗？”我怀着希望自己的言论能帮点小忙的善良愿望，兴致勃勃地把这两篇处女稿投寄给《湖北日报》，希望能被刊登，浑然不识如果文章发表后自己也会成为一条被引出洞的“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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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文革造反派（三）
作者：诚言  时间：2014-10-06

三、我校揪出“三家村”与“六.二O反革命事件”

5月10日，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发表后，形势急转直下。幕后主持者撕破了原来“学术研究”“百家争鸣”的一切伪装，把这场讨论变成了全党全民必须投入的政治斗争。全国上下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大批判迅速出现了高潮。前《人民日报》社社长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毛泽东秘书李锐自杀悲剧就发生在这前后。中央“5·16通知”发出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序幕，彭真、陸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被捆绑在一起，打成“反党集团”，成了权力上层的第一批牺牲品。这时，《人民日报》刊登了几个著名的“红二代”带头署名要求“停课闹革命”的呼吁书倡议书。其实，我们学校这时已经停课了，刊登这些倡议书呼吁书只不过证明执政当局马上要下达的正式停课决定是多么“顺应民心”罢了。在当时“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的主旋律舆论中，无论是被作为“走资派”快被打倒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无论是要遭受整肃迫害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将被无辜祸及的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及社会各界人群，都争先恐后地按照“统一”“紧跟”的要求，飞蛾投火般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烈火之中。现在人们发明了“中国特色”一词，其实，集体无意识，个体从不独立思考，历来是中国最大的“特色”。
北京揪出了“三家村”，于是，寻找和揪出本单位的“三家村”成了全国革命人民首当其冲的战斗任务。在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后，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杀气腾腾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日晚，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合写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后来被毛泽东赞美为“写得何其好啊”的“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人民日报》还专门配发了一篇《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六月上旬，中共湖北省委召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文化艺术界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强调要把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了以陶铸王任重为主要领导的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武大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6月13日，武汉大学召开师生员工大会，批斗李达，朱邵天、何定华“三家村黑帮”。我校次日立即按照省委统一安排，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据说武汉大学是刚荣升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省委书记王任重抓的“点”，全省只有两所以“大学”命名的高等院校之一的湖北大学是省长张体学抓的“点”。此前，我校根据“揭发批判教育领域黑线，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统治”的精神，已陸续出现了批教科书中“反动”内容、批老师们已发表的文章中及在课堂上散布的“毒素”的大字报。继武汉大学揪出“三家村”之后，《湖北日报》、《武汉晚报》这两份全省最有权威的报纸，有一天，突然宣布我们学校也揪出了“以校长李光斗为首的反党‘三家村’”！这个从天而降的“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并没有使全校师生“欣喜若狂”“热烈欢呼”，而是感到惊诧莫名！因为这个被揪出来的所谓“三家村”头目是李光斗，这个老校长早在几年前的“四清运动”中就已经失踪，我们入校后从来没有见过他，从哪里把他“揪出来”？一名“三家村”骨干成员两三年前就调到武汉外语专科学校担任校长，另一名骨干成员在“四清”后就一直靠边站，后来主持全校工作的是调来不久的党委书记赵抱一和唯一的老副校长林山。湖大揪出“三家村”，岂不是天方夜谭？
现在看来，对湖北省委胡拼乱凑出来的湖北大学“三家村”一点也不必惊讶。正像“大跃进”时争放“高产卫星”一样，谁放的早，谁会吹，谁的功劳就大，谁就是“革命左派”，至于有没有那么多粮食和钢铁谁也不会认真计较。驻我校工作组在湖北省委领导下取得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战果”，无非是党内不成文的老规矩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扬，一来可资证明省委在文革中领导有方，行动积极，成效巨大。不然王任重何以上调党中央？张体学何以不久后升为省委书记？二来省委工作组不听省委的，难道真去听“广大革命师生”的？可惜，已经被熊熊燃烧的文革烈火熏烤出一双火眼金睛、用毛泽东反修防修理论武装起来了的革命师生岂是那么好糊弄的？对历次运动毫无亲身体验的幼稚单纯的青年学生，在彼时又怎能懂得其中的奥妙？于是，一股针对工作组不信任的情绪在滋生，在躁动。全校师生员工对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限定在子虚乌有的“三家村”上普遍不满，认为这是谎报战绩，欺骗省委，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故意放过了真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认为这是工作组给运动划框框定调子，束缚了广大革命群众手脚。对工作组要求大字报按指定范围贴的规定也不满意，认为这影响了系与系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这种蔓延开来不断积蓄的不满情绪，随时像地火要冲出地壳大爆发！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6月20日，以政治系年轻教师和学生为骨干的各系师生向驻校工作组提起了交涉，要求驻校工作组对揪出子虚乌有的“三家村”说清楚，要求破除旧框框，允许群众彻底闹革命！但以省财政厅副厅长史子荣为组长的省委工作组拒不接受。无奈，师生们提出向省委直接反映情况汇报要求，工作组被迫请示省委后同意师生们选派代表去省委，于是，五位被选师生代表就到省委去了。当时，我在寝室里，听到同学们兴奋地议论这个过程时，也显得很高兴，毕竟，这是属于打破常规的壮举啊！我们都渴望着代表们能给我们带回好消息，带回省委新指示，指导我校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可是，没过一会，校广播台的高音喇叭突然启动，响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激昂旋律。接着，男女播音员轮番上阵，用严厉急遽的语调播出“紧急通告”，声称极个别人到省委闹“请愿”是一起严重的反对工作组反对湖北省委的反革命事件，要求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对这一小撮主动跳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进行有力反击！“通告”刚过，各班立即按统一布署书写张贴标语，内容无外乎坚决击退一小撮反党分子或右派分子猖狂进攻、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反革命、坚决保护我校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等等。白色的红色的大标语一四处张贴，立即形成了舆论一律的高压态势，扭转了上午那种七嘴八舌的局面，给人一种巨大压力。紧接着，全校以班为单位，列队站到从校门口到大礼堂的大道两旁，对即将回来的反动师生形成夹击合围之势。身佩枪支的后勤系统、校印刷厂的彪形大汉(即武装民兵)一部分守候在校门口严阵以待，一部分持枪来回走动维持秩序。看到这等阵势，我不由得心惊肉跳！这是怎么哪？师生代表们不是到省委去反映汇报要求吗，怎么变成了“闹事”？工作组不是同意他们去的吗，怎么又翻脸指责他们把矛头指向了自己指向了省委呢？看到我们班和其他班同学脸上也布满了惶惑不安的表情，我估计大家的心思差不多，只不过在一派恐怖的气氛下，已经不能再正常地交流了！
那一天的日头似乎格外毒！武汉本来有“火炉”之称，加之心态失衡，人密密层层排在一起，我们个个汗流浃背，对即将到来的情景无法预测。过了半个多小时，师生代表回来了。他们刚进校门口，愤怒的人群立即蜂拥而上，把他们一一分隔开来，扭的扭胳膊，按的按头。可怜这几个代表还没有意识到短短几个小时形势会发生逆转，可能他们还想对信任他们委派他们的在校师生介绍到省委汇报的结果，可能他们对骤然加之的人身侮辱想提出疑问或抗议，但，一切都来不及了！他们正欲抬头挣扎时，武装民兵的枪托子狠狠地向他们腿上腰上背上砸去，没有拿枪的学生拳头唾沫向他们头上脸上飞去，“坚决打退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反革命！”“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变天！”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我当时站的位置离校门口很近，亲眼目睹了这残酷的一幕！已无力反抗的代表们被武力制服后被架成“喷气式”状一个一个被拿枪的工人押着从我们班队列前路过时，我看到代表们的脸孔已被扭曲，大滴大滴的汗珠从头上落下，衣服被撕破，上面印着汗水口水脚印！他们真地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面临着灭顶之灾！
这时，高音喇叭紧急通知全校师生员工到大礼堂开会。我们进入大礼堂时，门口站着武装把守的民兵。入场后发现，工作组组长、校党委书记一众领导早已板着面孔端坐主席台，主席台的前台左右两边各有两名持枪民兵威然挺立。主持人简单讲话把这个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又一声断喝：把一小撮带头闹事的坏分子押上来！马上，几位师生被提溜出来，两旁有人扭着胳膊按着头，排成一串。至今，我还记得其中三位的名字，一位是政治系党员教师张维荣，另两位是政治系党员男生马兴林和女生田风兰。接下来，就是声讨批斗。印象最深的，是法律系三年级学生漆林慷慨激昂的发言。只见他义愤填膺说，红色江山是我们父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你们这一小撮狗崽子乌龟王八蛋想变天想夺权，我们革命人民就要无情镇压，叫你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的滋味！他的讲话足足有一个小时，好像没拿讲稿，口才极好。讲话中，狗崽子、乌龟王八蛋、阶级斗争、一小撮、复辟、变天、念念不忘、毫不留情、篡党夺权、坚决镇压这些火辣辣的词汇被他反复使用，其咬牙切齿怒不可遏挥舞拳头之状，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照我平时的看法，一般批判发言无非是当任务完成，不必也不会动真情，但漆同学的那次声讨却是不折不扣的壮怀激烈，完全发自内心。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着近在咫尺的学友，口水直喷手几乎指着头大骂“狗崽子”“乌龟王八蛋”这类粗鄙的话语，我是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听到！事后听说，他的父亲(或叔叔)与省长张体学曾在一起打过游击，当过厅长，他算得上是个正统的不大不小的“红二代”了。所以以后我再听到类似“红色江山代代传”的讲话时，总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漆同学那张气得狰狞的面孔。
在几个人发言完后，主持人宣布把这几个反革命跳梁小丑押下去，布署下阶段运动要把打退右派向党猖狂进攻与深入揭批“三家村”紧密结合起来进行！
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后来称作“六.二O事件”。
这一事件发生后，喧躁热闹的校园气温骤降。原来人们对工作组揪出一个假“三家村”的议论似乎消寂了。因为“三家村”头目事实上不存在，再贴他的大字报已毫无意义，于是陆陆续续出现了几张揭批另两位三家村成员的大字报以及“彻底清算我校‘三家村’滔天罪行！”“热烈欢呼我校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新胜利！”的大标语，为工作组取得的胜利成果装点门面。在这虚有其表的成果背后，校系工作组则与经他们认定的左派领导干部、政工干部一起，带领大家肃清“六.二O事件”的流毒，组织师生员工自我检查在这起右派闹变天的大是大非斗争中，立场是否坚定，态度是否鲜明，是不是上过当受过骗？直接卷入到闹事中去的学生老师就惨了！有的失去了人身自由，要写认罪书，在本系本班受批斗；那天跟着去找过工作组的，则要写检讨，交待参与过程、思想动机、挖犯错误根源。我们班男生宿舍离工作组办公室较远又在三楼，那一天上午大多数同学在自己寝室里呆着，没有一个人主动承认自己亲眼目睹到代表们到省委去的场景，当然不存在支持他们闹事的问题。那天当着好消息散布的同学，也没有人去揭发。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提高认识，与右派们划清界线，人人要表态坚决拥护工作组正确领导。虽然如此，工作组和校方却暗中悄悄地对教师学生进行排查，进行“左、中、右”划类。
有一天，我的一封来自《湖北日报》的信件随着每天必到的几份报纸一起送到了我们宿舍。我的同室好友李玉华抢着撕开了我的信，一看之后大惊失色，复又马上还给我。我一看，那正是一个多月前我投给《湖北日报》的两篇稿件，我几乎已经把这件事情忘记了。只听李玉华惊乍地说：“你咋写这样的文章？要叫工作组知道了还得了？”我听了不以为意，看着李玉华焦急严肃的样子，不由用疑问的眼光盯着他。他见我不懂事的样子，就说：“我要是交给系里，装入你档案袋，你一辈子就完了！”李玉华长我三岁，说话行事老成持重，听他这样一分析，我马上把要收藏起来的两篇短文撕毁了。不久，我又收到老家一中两个老师联名写来的一封信，告诉我母校“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揪出了以校长冯清源为首的‘三家村’”，动员我“揭发”他们的反动言行，以实际行动支援一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两位老师，一位曾给我带过政治课，此时已当上教导主任，一位是高三时的班主任，其父亲曾在民国时期的中央财政部做过事，因有家庭包袱，故政治上格外注意要求进步以期得到组织信任。他们信中所说的母校“三家村”，校长冯清源一直是老教育工作者一中老领导，在师生中威信很高，据说在1959年犯过“右倾”错误。我们那一届毕业生，在全国只招收16.5万大学生的情况下，录取率能接近60%，我们连感谢都来不及，怎么会恩将仇报？另两位是年老的语文老师，无非课讲的好，在旧社会有一段教学史，算什么“反动学术权威”？因此，对这封唆人作恶的来信，我连回都未回。
这个时间段，用发起者的眼光看，文化大革命确实处于万马齐喑、冷冷静静的“低潮”。毛泽东不久后把它斥之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白色恐怖”，是段其瑞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由此作为刘少奇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铁证，进而成为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突破口。
毛的这个指责在此值得一议。在共产党建政后开展的各个运动中，上面派工作组下去领导、控制局面是传统做法。当时受毛泽东委托处于中央一线的刘周邓们，对动荡不止的中学大学派出工作组，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何况刘邓事前还专程飞往杭州请示过毛。那时中央“五.一六通知”也好，《人民日报》社论也好，都还未真正亮出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底牌。从各级领导层到老师学生，哪里没有“牛鬼蛇神”？谁有把握保证自己不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学校指导运动的工作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整领导，要么斗群众。在毛泽东已经暗中把刘少奇当做“中国赫鲁晓夫”决心板倒的既定决策下，如果整领导，毛泽东可以指责刘少奇背离了“一贯坚持和加强党对运动领导”的传统；如果斗群众，毛泽东则可以指责刘少奇“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因此，只要中央作出派工作组的决定，无论工作组进校后怎样行事，刘邓都难逃毛泽东布下的陷阱。无怪乎毛泽东在运动初期要坚持留在南方，对处在一线心急火燎苦撑大局的刘邓们只给一个含含混混的“相机行事”的授权。再说，毛泽东并非不熟悉他治下的各级领导人的政治道德，在你死我活的紧要关头有几个会不力求自保，把火往别人身上烧？因此，从中央局(当时全国划分为六个中央局)到省、市、县各级党政领导在文革初期基本上把文革当成“五七反右”的扩大版，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再从我们学校情况分析，“假三家村”肯定是湖北省委定的，由外单位人员临时组成的工作组能了解我们学校多少情况？你不让他们按省委旨意打“死老虎”，叫他们又到哪里去找“真老虎”？就是打出个“真三家村”，难道就应该吗？像我当时就了解的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工作组倒是打的“真黑帮”，事后证明不一样是冤假错案激起了民愤吗？
时间一长，我对我校工作组打出个“假三家村”的作蔽行为真还有了几分体谅。工作组以假代真，岂不是少迫害了几个领导干部？今天，我对这件事情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问题不是出在刘邓该不该派工作组上，而是执政党应不应当把教育园地当着权力驰骋的跑马场？应不应当把党内斗争或意识形态斗争延伸到教育领域？现在人们讨论政府应当有权力边界，执政党应不应当有权力边界呢？一个政党或党的最高领袖随意决定大学不上课去闹“革命”，是否太荒谬绝伦？教育的本意是传道授业解惑，关系民族的兴旺祖国的明天。而我国教育事业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一直被执政党视为禁脔，经过一轮轮思想改造运动，逐步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行政化，官僚化，与教育真谛越来越背离，以致大学越办越不像大学。原来中国只有少数人到国外读研究生，他们基本上都回国效力；改革后出现了大批人到外国读研究生本科生，归国服务者占不半五成；近来来到国外读中学的逐步增多，并成了一种大趋势。试想有朝一日，人们都普遍富裕了，是不是小学也要上国外读呢？
可惜，对这一切，人们当时都不敢也不可能思考。我校无论教职员工也好，青年学生也好，甚至工作组组长、工作组成员也好，都被毛的文革理论忽悠得一愣一愣的，实在令人悲哀！无可挽回的事实是，由于“六.二O事件”，造成了广大师生对工作组的对立和仇恨，也把群众分成了认识不同的两个群体，为随后进一步公开分裂成为保守派和造反派埋下了祸根。当时报纸反复宣传“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乘胜前进”！我校出现的这种状况，不知是不是也在“毛主席战略部署”算计之中？
在“六.二O事件”被镇压以后，我校运动冷冷清清的局面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班在对“六.二O事件”的声讨批判中，大多数人心怀不忿，但口头上不敢公开表露，与一贯听话驯服的乖乖生表面上没有出现大的分歧。此时，由于长时间不上课，班干部不必再履行什么职责，团支部也停止了活动。学习讨论，均由班生活辅导员易老师和年级政治辅导员段老师统一组织。这两位女老师原来就不授课，只是专职负责管理。她们是不是暗中与她们心目中的骨干对我班同学整理过黑材料，排过左中右，我们不清楚。
这种不温不吐的局面维持了一个多月后，一天傍晚，我们全校集合到武昌首义路体育场听了一次刘少奇周恩来的讲话录音。参加这次集会的，有多所大学中学，会场一片嘈杂。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是刘少奇对派工作组的错误作检讨，刘少奇的讲话大部分听不清，但“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也不清楚”“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意思我们还是听出来了。不知别人怎样想，反正我对刘少奇的讲话能够理解和接受，他讲话的态度我认为也很诚恳，也没有把我们学校工作组的行为与刘少奇直接联系到一起，更没料到这是刘少奇命运的转折点。事后证明，这的确是毛泽东公开打击刘少奇威信的一招妙棋。

bluesky

我当文革造反派（四）
作者：诚言  时间：2014-10-06

四、 我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

没过几天，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发表了。虽然党的副主席只剩下林彪一人，刘少奇在常委中排到了第八位，因为我以前从不知道刘少奇被毛泽东当作过继承人，对刘少奇在党内排位的下降并不感到吃惊，对国家主席我仍然怀着尊敬的情感。我的同学们对此也没有什么议论。哎，下层民众，哪里晓得高层的斗争？不过，对《十六条》的若干规定，我还是很高兴的。比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领导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等等提法，我觉得真还对味口。《十六条》一方面含含糊糊地要求“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另一方面又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硺磨后一层意思，我不由怀疑，我们学校前个阶段工作组把主要斗争矛头指向老师和学生，是不是有问题？
《十六条》公布不久，我们学校成立了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按《十六条》规定，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但在我印象中，从群众充分酝酿到群众反复讨论再进行选举的程序，我校基本都省了。因为最后公布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竟然是“六.二O”事件那天登台大骂“狗崽子”的漆林同学！如果经过酝酿和讨论及投票的完整程序，思想已经活跃些了的师生一定会因他而产生争议，他也不可能顺利当选为校文革主任。因此，对以漆林为首的校文革，不少师生不服气，认为这是即将滚出去的工作组无视民意暗中操纵的结果。在校系文革会成立后，我们班也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在选举过程中，虽然大家各怀心机，有冷场，有争议，有弃权票，总的来说，还算一次成功。原团支部书记梅大姐、和我关系不错的原班长许科甲、关系密切的二组团小组长陈兴旺三人当选。三人之中，梅一贯受上面信任，许的立场持中，陈是我们几个人力挺进入班子的，这算是全班同学尚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吧。
审视文革初期党中央作出派工作组到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到《十六条》规定用巴黎公社式的方式选举产生“文化革命委员会”，再到中共中央随后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这个全过程，你还会相信后来官方主流舆论一直贯输的“造反派大搞踢开党委闹革命”吗？存在了十多年的好端端的党组织，手无寸权的一般群众怎么可能撼动它？此时还未诞生的“文革造反派”怎么可能“踢开”它？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正是最高层以毛泽东为首的执掌实权的班子！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等一干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集体接见了聚集天安门广场的五十万师生。《人民日报》作了充分报道，还登出了中学生宋彬彬(其父宋任穷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给笑容可掬的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醒目照片。北京电影制片厂把这次接见迅速制作成了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放映。在此之前毛泽东抽晚上时间视察中央文化大革命接待站时，曾煽情地向在场人员发出过“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殷切召唤，不免使人产生一种我们如果再不关心“国家大事”，就会出现“主席危矣！中国革命危矣！”的大麻烦。时过短短几日，毛主席又进行这种史无前例的隆重接见，怎能不更激起我们“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壮志豪情？于是，“生为毛主席而战斗，死为毛主席而献身！” “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是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等狂热词句，成了媒体和红卫兵革命小将的口头禅。
后人在谈起前朝文化大革命时，总是通称“红卫兵造反派”。殊不知，这是两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并不完全属于一个范畴的概念。
有资料证实，早在1966年5月底6月初，高干子女麇集的重点中学清华大学附中、北京大学附中里，一些十六、七岁血气方刚的学生就暗中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的秘密组织。这些人大都出身于高干、军官家庭，自认为血统高贵“自来红”，是天然的接班人！在当时充塞官媒的“永保江山红万代”、“防止中国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党夺权”的梦呓中，他们以“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责无旁贷地冲杀到向旧世界宣战的第一线！当时流布全国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的对联，就属于他们原创。七月份，已经小成气候的中学红卫兵连写三篇论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向最高领袖献上要紧跟、要捍卫、要造反的赤胆忠心。他们在“一论”中写道：“革命者就是孙猴子，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糟糟的，越乱越好！”可怜这些小糊涂虫们，哪里会料到最高领袖只不过利用他们“大乱天下”后，马上要拿他们的老子开刀？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8月1日，毛泽东在百忙之中这样给他们复信：“你们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地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情支持”。请各位读者注意，毛在给这些娃娃们的回信中，一直没有点明下一步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派”！毛主席亲自写信支持，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又马上转发三篇雄文，之前毛夫人还专程到北京海淀区中学学生代表会上转述过毛泽东“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的讲话，这批天之骄子岂不更加胡作非为？
正是在毛氏夫妻一手支持下，这批“天兵天将”开始打人，杀人，抄家，武斗，把职工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狗崽子们驱逐出京，对他们看不顺眼的人当成“牛鬼蛇神”揪斗和“横扫”，以“兴无灭资”“破旧立新”的名义大肆破坏文物，拆毁教堂道观寺院，挖掘名人坟墓捣毁纪念碑。他们还对准了社会上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把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什么“特殊化”、“香水”、“飞机头”、“细裤腿”都归入扫荡之列。这种野蛮的“彻底砸烂旧世界”的行动很快波及全国，形成风气。他们不仅不认为是犯罪，还无耻无畏地把暴力行为夸耀为“红色恐怖万岁”！如导致打死中学校长卞仲耘、逼作家老舍投湖自尽的事件就发生在此时。他们挑动天下大乱的惊人壮举，一直受到高层鼓励和保护。1966年8月26日北京市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如下讲话：1，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2，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3，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抄家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由于当局的默许和怂恿，在“红八月”以来的40多天里，北京市的红卫兵打死了1700多人，成为全国大面积打死逼死无辜者的第一道冲击波。这批红卫兵完成了“大乱天下”的历史使命后，因血缘关系要“保爹”“保妈”，成为毛泽东要进入“打倒走资派”战略阶段的绊脚石，才被毛江弃用。这一群开头秘密组建、继之不可一世、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时垮台的红卫兵，习惯上人们也称为“西纠”“东纠”“联动”或“老红卫兵”。从广义上说，他们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对干部、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实属不折不扣的“造反”，但当时并没有人把他们称作“造反派”，社会舆论普遍称他们是“保爹保妈派”或“保皇派”。这批人的组织被摧垮后，个体均当即受到高层开恩善待，过了几年又被陆续解放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疼爱，不少人开后门参军或当上工农兵大学生。文革结束清理“三种人”时，官方也没有把他们定义为“造反派三种人”。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丝毫追究，还因“不会挖祖坟”而受到重用！如薄熙来、谭立夫、宋彬彬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
毛泽东于8月18日首批接见的红卫兵及学生队伍，正是以这批老红卫兵为骨干！
我之所以重提这段前尘往事，除了澄清“红卫兵”这个文革怪胎的来历外，还想说明，究竟是谁开了“打砸抢烧杀”一系列恶行的先河？究竟是谁率先“砸烂”了公检法？
在我校文革会成立后，尽管“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主题突出了。实事求是地说，我校党委书记赵抱一、副校长林山都算不上走资派，很少有人贴他们的大字报，校文革也没把他们当“走资派”批斗。对现任当权派抓不住多少把柄，校文革会根据《十六条》“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的精神，老师教授就是下一轮捕食对象了。
于是，学校出现了一两张揭发历史上“分裂”过党的罗章龙、五七大右派马哲民的大字报。他们虽然名声大，但早已是“死老虎”，在我校处于隐居状态，没有新的罪行，成不了运动焦点。我们系门口出现过一张揭发系主任谭寿清教授的大字报，内容是他宣扬过：你们入学后要安心学习，不要急于谈恋爱，只要学好知识，还愁以后找不到对象？就是要谈，快毕业时也来得及。事实揭发后，接着就是一通批判。在去年入学的全系新生大会上，谭主任确实讲过这个话，大字报上升到“诱导我们走白专道路”，“成名成家”，“腐蚀年轻一代”，“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高度严词批判。看了这种大字报，我暗暗冷笑，人家明明说的是好话，你们不听也就算了，岂能把好心当做驴肝肺呢？
在我的记忆中，计统系女教授刘寿鹤 、我们系教授徐时澍的家都被抄过，我们系还开过一次对徐老师的批判会。批判徐老师前，系文革委、班领导小组指定我代表会计专业六五级作批判发言。徐老师并未对我们讲过课，以前我根本不认识他，叫我揭发批判他，何其难哉？在考验革命立场是否坚定的关头，良心可以不讲，但起码批判材料要有一点吧？见我犯难，系文革会把他们整理的材料交给我匆匆看了一遍。我从中选了徐老师在三年困难时期如何吃特供、如何下馆子、如何把皮鞋擦得锃光瓦亮、如何把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苍蝇也站不住脚等等细节，在前面加了几个“正当”的排比句。什么“正当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努力战胜自然灾害”啊、什么“正当苏修对我们封锁逼债，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之时”啊、什么“正当全校革命师生愤发图强，与全国人民共度难关的紧要关头”啊，用以反衬他当时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个人享乐主义“何其可耻”，行文风格完全照搬流行体。批判大会在一间大教室里进行。一开始，徐老师自然低头站着。轮到我上台发言时，他的头仍然低着，可能他还不知道我是谁，事过后也不认识我，但当时作为批判者的我，却没有勇气正眼看这个已经臣服了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眼！因为我明明知道那几年政府对高级知识分子有标准高低不一的照顾，明明知道正常的人都会收拾得干净整洁一点，明明知道并非除了徐老师以外全国人民都在如何如何，发言真是诛心啊！当我急急忙忙念完批判稿下来时，主持人好像还很满意，但我并没有凯旋而归的喜悦，而是深为自己没有勇气拒绝这个任务而羞愧。如果说我文革中伤害过谁的话，与我没说过一句话的徐老师是我直接伤害得最重的一个，甚至是唯一的一个！多年来，我对此一直愧疚在心。无论徐老师记不记得，是否还健在，我现在都要公开向他道歉，说声“对不起”！也许正是有了这次切肤之痛，以后我多多少少认识到官方不少活动的虚伪性，对上面的安排少了几分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