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驴：评西纠孔司令的口述回忆“难得本色任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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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西纠孔司令的口述回忆“难得本色任天然”（之一)
　　“本色”之一：关公向我们口述当年起兵大战秦琼的历史

　　去年，香港出版了原“西纠”孔司令的口述回忆“难得本色任天然”(以下简称“本色”)一书。也许孔司令并不是想借此表白一下自己的“历史功绩”，因为书中说他早已越来越清楚地感到应该远离官场，说明他还有点自知之明。现在把一直秘而不宣的几篇历史文件公布出来，可能他还有一层“难得本色任评说”之意，但这些口述和文件在网上却引起一片哗然！
　　评述孔司令的“本色”，首先免不了就要涉及文革初期那个叫北京市民人人谈虎色变的“西纠”。
　　按孔司令所说，当年是“为了那个时候的秩序维持，我们搞了‘西纠’”。
　　据“本色”称，孔司令曾与1979年应杨尚昆要求写了一篇关于西纠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内参发表。“本色”的附录二公开了这篇文章，标题为“镇压‘西纠’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反对周总理的险恶阴谋”。文章中是如何（向中央领导）交代西纠成立背景的？这里且耐心地、不惜文字把该文的第一部分全文引用如下：
　　“‘西纠’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的简称，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那个时期，正是林彪伙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野心家拉大旗作虎皮，假革命以营私，为篡党夺权而呼风唤雨，行云布阵之时。在他们蛊惑和煽动下，极左思潮氾滥，‘五大领袖’横行，打、砸、抢、抄之风日顺，党政机关处处受冲击，干部、群众人心惶惶，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面对这种以‘革命’、‘造反’面貌出现的狂潮，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砥柱中流，苦心孤诣地多次从正面对广大红卫兵耐心诱导，强调要按照‘十六条’办事，要注意执行党的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正是总理抵制那班国国贼倒行逆施的一种斗争方法。作为初出茅庐的热血青年，为风行一时的‘造反有理’口号所惑，我们也颇有过一阵‘红卫兵’似的狂热。然而出于党和人民教育多年所形成的革命传统观念以及对是非的判别标准，我们许多人本能地厌恶那些横冲乱砸的‘革命行动’，不满于当时混乱、动荡的社会状况。在总理多次循循善诱的讲话精神感召下，出于自发的愿望，以贯彻‘十六条’为宗旨，以维持社会秩序为主要任务，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在西城区五十所中学的红卫兵共同协商下成立了。”
　　西纠成立时，北京市的混乱状态正如孔司令所说，一点不假，但其原因几乎“路人皆知”。不知道孔司令在这里所说的”五大领袖”指的是那些人？如果说的是宋彬彬、彭小蒙、贺鹏飞、刘刚、卜大华等人，那孔司令在这里说了个大实话；如果指的是通常意义上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五位，直到西纠成立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除“革命老将”聂元梓当时有点名气，但还未被捧成领袖之外，其他四人当时还默默无闻。和孔司令论资排辈的话，他们只能算“晚辈”中的“后起之秀”。后来成为他们麾下的红卫兵成员，甚至包括蒯大富司令，很多人当时因为没有贵族血统，连个“革命”的资格都没有，谈何“五大领袖”横行？孔司令视之为死敌的“五大领袖”的“造反派红卫兵”，不过是后来从孔司令等人的旗帜上接过了“造反”和“红卫兵”两个革命名词，来反孔司令的“红旗”而已。他们与西纠成立时社会上的“打、砸、抢、抄之风日顺”扯得上什么关系？
　　我不敢说孔司令是有意颠倒、搞政治栽赃，大概是是孔司令的记忆系统出了点问题。不过由此看来，对孔司令的“本色”、其口述的历史，诸位阅读时先得打上几份折扣才是。
　　“关公战秦琼”只是后人侯宝林先生说的一个相声段子，大家哈哈一笑，谁都明白。可是现在，作为当事人的关公在向我们口述、回忆当年奋起举义、兴兵大战秦琼的光辉业绩，你不信？反正有人信，有权威人物信!
　　这以后，官方口径中，文革初期，尤其是恐怖的“红八月”，“五大领袖”的“造反派红卫兵”成了打砸抢抄的元凶。孔司令的西纠成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臣。
　　杨尚昆能相信孔司令的这个“段子”情有可原，因为文革还没全面铺开“彭罗陆扬”就已经倒台了。但那几位当时还没来得及“倒台”的领导竟也能相信？竟能如“本色”所载作出相应批示？且代他们作如下解释：
　　“君王城上竖红旗，臣居深宅那得知？十万贵胄齐上阵，更无女子输男儿！”

评西纠孔司令的口述回忆“难得本色任天然”（之二）
　　“本色”之二：孔司令也喜欢玩“对号入座”？

　　在“本色”的168页有这样一段话：

　　“我说：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你们怎么那么不了解实际情况，怎么就凭着感觉做出这样重大的决定？”

　　如果不交代清楚前后文，可能读者会以为孔司令又在居高临下地训斥他的一群糊涂蛋部下吧？但这是孔司令听他父亲说中央决定“清理三种人”后的第一反应。这里的“你们”应该指的是共产党的中央决策层！

　　“清理‘三种人’，矛头所指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你认为你儿子是三种人吗？”“用‘三种人’这样一种表述，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处理，我觉得会伤及无辜，伤及到不该伤及的人。”

　　冒昧地说一句，假设我是孔原同志，我也得犯晕：“没有那么严重吧”？

　　中央会议所定的三种人，是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除了“帮派思想”严重不严重难以界定外，其他两条表述得很明确。通过前面所引用的“内参”，中央已经了解到不少“实际情况”：在林彪伙同江青一伙，呼风唤雨行云布阵，“五大领袖”横行，打砸抢抄之风日顺，社会秩序一片混乱之时，孔司令追随周总理，揭竿而起成立西纠，迎着狂风恶潮，出面维持社会秩序，制止横冲乱砸，保护危难中的老干部。是与林彪、江青、“五大领袖”、“三种人”作斗争的英雄，“事实”俱在，怎可能反而被当做“三种人”清理呢？共产党的干部再“大公无私”，也不至于糊涂到颠倒黑白把自己的子弟当做罪犯来整。

　　我免不了也会像孔原同志那样回答一句：“荒谬”！把孔司令当成三种人是荒谬，孔司令提出这个问题也是荒谬！

　　作为革命老前辈，应该对小孔同志进行一番党的优良传统和组织观念教育：“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刘少奇的问题都解决了，谁会再整你？”“你是不是自我感觉还在文化大革命里？”（以上两句话借用自革命老前辈刘达教训罗征启的一番话。“本色”所载相关批示中提到一个名为陈楚三的人，企图把“清理三种人”的水搅浑。站在陈身后的就是罗征启。参见杨继绳：罗征启访谈录“陈元出国”，


　　http://blog.163.com/niuhongyin@1 ... 482014117102229370/ ”）

　　孔司令应该相信党，相信组织。干嘛要急急忙忙自己去“对号入座”呢？！

　　可是，“果不其然”，“像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贺鹏飞、乔宗淮等，像当年的西纠、联动的头头，很多人因此受到审查，在各个地方，不同岗位的很多人都开始出现问题了。”

这个世界真没有天理良心了。现在，网上经常有报道说：某地一个老人倒地，好心去扶助他的年轻人反而被诬为肇事者而被敲诈。文革中保了多少倒台老干部的孔司令早就警觉到了中国人的道德沦丧。

　　2014年2月，孔司令在“本色”的读书会上说：“那时要把我们这些人划成三种人，三种人是什么人？我们能跟他们一样吗？但不说话就是束手就擒啊！”孔司令没有说是谁、依据什么要把他们划成三种人，更没有在这里解释他和三种人有什么不一样之处。总之，当时已到了生死关头，只能背水一战、死里求生了。

　　这次，在对问题的估计上，有几十年革命经验的老干部组成的中共中央群体竟然“输”给了一个初出茅舍的毛头小伙。其原因恰如孔司令所说：你们太“不了解实际情况”，而孔司令是太了解“实际情况”了！你们固然站得高看得远，但孔司令站得低，看得细。

　　究竟是些什么“实际情况”呢？

　　（未完待续）

评西纠孔丹司令的口述回忆“难得本色任天然”（之三）
　　是“隔空上书”还是按剧本排戏？
　　孔司令认为自己不是三种人，却为何又精准地判断出“清理三种人”就是矛头冲他而来？这里有一个看似逻辑的断裂。
　　关于三种人中的第一种“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孔司令等老红卫兵虽然造过反，但还没“起家”就被灰溜溜地撵下台去了。两个原因：一是过于胡闹，名声太臭；二是当文革革到自己爹妈头上时就“反戈一击”了。人们普遍公认：在文革开始时追随江青、追随中央文革，但后来反对江青、反对中央文革，他们都是最早、最坚决的一批人。所以这顶帽子很容易甩掉。
　　三种人中的第二种“帮派思想严重的人”，谁能把谁的“帮派思想”拿出来称一称，看重不重？老一辈们决不会对自己的子弟以这种词语欲加之罪。
　　要命的是第三种“打砸抢分子”的帽子。几个老头子好哄，当然信自家子弟说的话。但是那样一个内参怎能堵住上千万北京市民和中下层干部的嘴？在前面引述的内参对西纠成立时社会背景的描述中，只要把孔司令由于“记忆错乱”而写下的“‘五大领袖’横行”几个字一去掉，1966年8月的打砸抢抄之风严重到了什么程度，谁是打砸抢分子，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作为孔司令等人的“晚辈”的“五大领袖”，在1969年之后已经反复多次受到清算，在1983年均被正式逮捕判刑。“五大领袖”冲击的“走资派”和武斗打死的对立面终究是人口比例中的少数。而“红八月”冲击的，除了最早揪出来的黑帮老干部外，还有广大的无辜百姓。一些人只因为他们出生就是“贱民”而惨遭活活打死。“红八月”的闹事者在全国范围内开了打砸抢抄的先河，影响恶劣，民愤极大，一直没有受到清算，势必将成为1984年开始的“清理”运动的靶子。对此，孔司令是太“了解实际情况”了！
　　于是按孔司令所说，他决心“上书言事”了，所以给XX写了一封信。“本色”头一次公开了信的内容和相关批示。上书日期是1984年2月23日，星期四。XX作出批示是2月27日，星期一，可以说是见信后不假思索，不需做任何调研就作出了批示。如果我们国家的领导都有这么高的办事效率，中国就不会有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访民”群体了，每年将能节省多少“维稳”费用？
　　但请注意，“本色”中说：“1984年，我在劲夫秘书任上时，按XX同志的要求在他办公室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成员有朱家木、许永跃、陈元、任晓斌和我。”“XX同志让我们读书，做笔记，一周搞一次讨论，大家都很认真投入。”既然每周至少一次可以出入XX办公室，这能算是“隔空上书”吗？另外，按“本色”中的说法推断，这封信的另一个署名者董志雄不过是临时拉来跑了个龙套而已，甚至连信的内容可能都没看。听说陈家的子女在家从不敢随便“干政”，如果没有事前的充分沟通，对这么重大的政策问题“上书言事”应该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大慈大悲的孔司令即使有舍身炸碉堡的决心，也不会忍心“拉人下水”呀！他应该知道：这只是请人按剧本演戏呢。
　　信中还有一个不容易引起注意的细节:“而那些紧跟林彪、‘四人帮’，自觉充当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无论是极左派还是‘策略派’），却始终把矛头对准党的各级老干部，对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当年，“造反派”中的“极左派”提出“砸烂联动”的口号，抄了孔司令父亲的家，老红卫兵被追砸的无处藏身。孔司令因此与之结下深仇大恨可以理解。孔司令一直自命为“保守派”中的“策略派”，而且早已“退出运动”，不知道为何对造反派中后来出现的“策略派”也如此了解，如此反感？中央领导作出的批示中，着重指出：“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并将孔司令的信和陈楚三的相关材料同时印发政治局，是否就是对此的肯定性表态？据炎黄春秋编者注：“陈楚三1960年-1967年在清华大学上学，文革期间是温和持重的造反派”。陈应该属于孔司令指出的造反派中的“策略派”，据陈自己的说法，他曾向团中央写材料推荐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罗征启，而罗征启直到文革之后还把矛头“对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陈元在一起参加学习小组，孔司令多少应该知道点内情才把它写到信中的吧？
　　（未完待续）

“本色”出版六个月后，2013年12月蒯司令出版了他的文革回忆《清华文革“五十天”》。在表示对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承担直接责任、对不起毛主席的培养和信用、向无辜受到伤害的人致歉后，正文最后一部分写到：“我也赞成一位同乡的观点：当年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包括造反派头头，也包括那些高干子弟，包括中央领导人，包括年满18岁的中学生和社会青年，参加者都应当对自己当年的言行承担历史责任和法律责任。不要昧着良心躲起来，往另一部分人身上推责任，甚至利用权势，达到打击报复目的，更不应该把自己干坏事造成的后果往毛泽东主席身上推。”
　　蒯司令这段话明显是有所指，文革时孔司令已年满18岁。一个是三种人的典型、“刑释分子”蒯司令，一个是中央领导肯定过的、可以作为第三梯队选拔对象的孔司令，“三种人”的蒯司令和“三梯队”的孔司令，谁的话更可信，谁能判断出来？

评西纠孔丹司令的口述回忆“难得本色任天然”（之四）

　　西纠通令：打砸抢抄必须在孔司令统一领导下规范进行

　　“本色”一书收集了西纠成立宣言和连续发布的十个通令，孔司令是不是想以此来证明他成立西纠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抵制以“‘革命’、‘造反’面貌出现的狂潮”？那就让我们首先好好地看一下当年他写下的“白纸黑字”吧！恐怕直到今天，北京的老人们看到这些杀气腾腾的通令时还免不了会有一种战战兢兢之感。
　　应该稍微做个交代：1966年8月初，几乎同时传出“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和“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两个“最高指示”。整个8月份，在前一个“最高指示”的支持下，北京城区中学的有着红色贵族血统的红卫兵，即后来所谓“老红卫兵”，大批涌向社会“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以至于如孔司令所说：“打、砸、抢、抄之风日盛”，“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北京的高校面向全国招生，血统比较“混杂”。在后一个“最高指示”的鼓舞下，高校的“造反派”红卫兵正就“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和“保守派”红卫兵纠缠不休。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对中学红卫兵的做派不肖一顾，认为这是有人故意转移大方向。这段时间里，五大领袖还没来得及“蛋生”，所谓“五大领袖横行”纯属嫁祸于人！
　　8月25日，在这种背景下孔司令的西纠成立了，并随即发布了一系列通令。西纠的宣言、通令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打砸抢抄必须在孔司令的统一领导下规范进行!孔司令是如何规范的呢？
　　在西纠的成立宣言中，公开亮明：“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将“坚决地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或者明确地说：将坚决地“协助”当时的贵族红卫兵的打砸抢抄活动。同时，还自己赋予自己一个特权：“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因为在红色贵族内部还是要划分等级的，北京西城区中学集中了全国最高贵的血统，“天然”地有权检查、鉴别真假红卫兵，扣押那些没有贵族血统的“假红卫兵”。
　　这里，孔司令是要维持通常人们理解的社会秩序，还是要维护老红卫兵打砸抢抄的特权？
　　我们不能要求孔司令在当年就认识到，是“林彪伙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野心家拉大旗作虎皮，假革命以营私”。不能要求孔司令在给林彪、江青献上西纠袖章时一拳把他们打翻在地。但是，既然孔司令“本能地厌恶那些横冲乱砸的‘革命行动’”成立西纠是为了抵制以“‘革命’、‘造反’面貌出现的狂潮”，所有的西纠宣言和通令中，有一句谴责打砸抢抄的话语吗？相反，它们说的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前一阶段，广大革命群众，广大红卫兵行动的大方向始终是革命的。他们对于许多问题的处理，如：抄家、驱逐四类分子、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处理不当的极少。”
　　之后，孔司令谆谆教导他的部下：“查抄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家”，“要力争做到查得准，不错查一家，也不漏查一家”。“要以文斗为主，后发制人”，“但如果谁不老实，胆敢动武，进行阶级报复，那就立即镇压，绝不留情！这就叫后发制人”。“对于阶级敌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乘机行凶者，一定要严加惩办，坚决镇压！”，“我们每一个纠察队员完全有权力、有义务协助革命群众，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
　　“文斗为主”，等于公开宣称还有武斗为辅。谁想要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就可界定为“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既然孔司令自称认识到存在一股以“‘革命’、‘造反’面貌出现的狂潮”才成立西纠，这说明你作为年满18岁的成年人，和那些天真而又狂热的未成年娃娃是不一样的。但你又赋予你的“每一个纠察队员”以“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的“权力”，而且是不需请示，现场“立即镇压，绝不留情！”。请孔司令解释清楚：你这不是有意识地火上加油、有意识地鼓动武斗那是什么？！这和一年后江阿姨“文攻武卫”的那句名言有什么差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
　　到8月底，局面严重失控。有的地区对“黑六类”个体的打杀已经发展为批量的残酷屠杀了。高层领导不得不出面制止这种疯狂行为，人民日报9月5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孔司令在9月3日之后的5号、6号和8号通令也有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不提为主为辅了，“在今后的文化革命运动中”，无条件的“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但对于过去的打人行为呢？“这里，我们要严厉警告那些妄图反攻倒算，变天翻案的混蛋们：以前，我们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们的家，打了你们的人，给你们戴了高帽子，牵你们去游街示众，赶你们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们认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游了就游了，赶了就赶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直到今天，没有反思！没有忏悔！你们能说出对孔司令“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未完待续）

　评西纠孔司令的口述回忆“难得本色任天然”（之五）
　　垄断了话语权的“政治交代”——墨写的谎言与血写的历史
　　2014年2月23日下午，举行了一个孔丹《难得本色任天然》读书会，题目叫“一代人的政治交代”。孔司令在会上说：“我们这一代人有资格说政治交代吗？如果说有，无非是把我们这一代人所承担的问题提出来，为历史留下存照，为思考提供素材。这也是我搞口述史的原因。”
　　让我们看看孔司令如何向历史作出“政治交代”、如何为1966年的“红八月”那段历史存照的吧！
　　谈到1966年8月的形势，“本色”提供的、孔司令应杨尚昆要求写的内参中是这样描写的：“那个时期，正是林彪伙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野心家拉大旗作虎皮，假革命以营私，为篡党夺权而呼风唤雨，行云布阵之时。在他们蛊惑和煽动下，极左思潮氾滥，‘五大领袖’横行，打、砸、抢、抄之风日盛，党政机关处处受冲击，干部、群众人心惶惶，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孔司令在这里说的是：由于“五大领袖”领导的“造反派”红卫兵横行，才造成1966年8月“打、砸、抢、抄之风日盛”,“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而孔司令的西纠呢？“说我们‘打人、杀人、无恶不作’（这曾蒙蔽了不少人，使他们对‘西纠’不满），则更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林彪、‘四人帮’玩弄移花接木的手法，把个别学校的个别红卫兵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的过火行为，强加在‘西纠’身上。众所周知，正是‘西纠’，无论在起至今有文章可查的通令中，还是在其维持社会秩序的大量活动中，都与打、砸、抢、抄之风以及违反政策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西纠的全部文章和通令中，除了“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孔司令能举出一句谴责打砸抢抄的话语来吗？把“红八月”的“打、砸、抢、抄之风日盛”归之于当时还不存在的“五大领袖”横行，这是谁在搞移花接木？！当然，孔司令深知：这种话语蒙不了北京的三岁小孩，几十年来没有公开。但写给中央领导，蒙蒙几个老头子还是可以的。
　　自称“本能地厌恶那些横冲乱砸的‘革命行动’”、并与“个别学校的个别红卫兵”的“过火行为”坚决“斗争”过的孔司令，在1984年写给XX的信中，不需要别人来“移花接木”，自己完完全全地站到了“个别学校的个别红卫兵”立场，极力为他们的“过火行为”粉饰和辩护：“‘老红卫兵’...中间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未成年的中学生)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过火行为，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在‘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一些人也有打、砸、抄行为，如打了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如‘地富反坏’、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当时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如一些寺庙、某些商标等)。这是在当时‘破四旧’的号召下发生的，时间很短暂(个把月左右)”。
　　在孔司令的笔下，只有“极个别的”打死了“地富反坏右”，没有打死老师一说。
　　不仅是辩护，孔司令在这封信中还提出：“谁对聂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第四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个时候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保守派’、‘逍遥派’的人才清楚，他们知道是谁整老干部的”。因此，还应该由老红卫兵来代替老同志，垄断关于文革的话语权，指认谁是“三种人”。
　　“本色”附录三还提到1980年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0)77号]附件12《谢富治指示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引用了孔司令的揭发材料，具体未详述。但可以想象：孔司令的话语权有几何了。
　　XX批示认为：“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并据此制定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号。到此，关于西纠、联动和“红八月”，孔司令完全垄断了话语权。“红八月”成为文革史的禁区。
　　有文章称1984年：“当时市委成立了‘清理三种人’小组，组员分赴北京各区县调查文革时期发生的暴力事件，尤其是文革之初红卫兵私设公堂，打人抄家，以及在学校内外打死人的情况。正在大伙干得带劲儿的时候，中央下了文件，红卫兵的事不准再查下去，并且要求大家上交调查笔记，由上面统一销毁。”
　　（未完待续）

（续上一楼） 但是，另一位与孔司令同时代的人物王友琴，自称经过几十年亲自调查写出的报告《恐怖的红八月》是如何描述1966年“红八月”的呢？以下摘自她2014-01-21在共识网发布的最新版本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 ... _2010101321773.html）：
　　“1966年9月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作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现在的人们会觉得不可置信：在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北京城，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杀害了如此众多的北京居民。”
　　孔司令笔下“极个别的人”竟能在北京打死上千人？
　　文章称红卫兵打人先“从打老师开始”，所描述的是红卫兵群体对老师残酷的非人折磨，而不是“有的动手打了老师”。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红卫兵的盛大集会。”“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了天 安门城楼。从照片上看，这些红卫兵领导人几乎全是高级干部子弟。
　　“8月18日大会前，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二人。8月18日会后，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急剧增长。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以致到了8月底，有上千北京和平居民被红卫兵打死了。
　　“1966年8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 一名军人目击者说，那里的气味和情景恐怖至极。一名在9月13日去火葬场的女教师说，那时候那里还是满目尸体，草地上摆得横七竖八，排队火葬。
　　“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
　　据笔者统计：文章给出了有名有姓有单位的近60名受害者的受难经过，有的是被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红卫兵活活打死，有的是难忍屈辱和非人的折磨，选择了较体面、较少痛苦的自杀，文中涉及的红卫兵组织中，有十多个先后都成为了西纠成员。
　　“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该校红卫兵日后成为西纠发起者——引用者注）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1966年8月5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 有 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级领导人中，只有一名农民出身平日不管教学只管总务的副校长没有被打。在长达三四个小时 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伤。
　　“在北京第二个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学（该校红卫兵是后来联动的主要发起者——引用者注）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时间是8月17日。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一名目击者说，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
　　“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红卫兵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特别介绍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广为张贴的‘宣战书’。红卫兵 开始到处烧书，烧画，破坏文物，以及开始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红卫兵强迫市民交出他们存有的所有黄金和白银，还在抄家过程中打死了很多所谓‘阶级敌人’。
　　“8月25日（即西纠成立的当天，——引用者注），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查抄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家。”“红卫兵说，在抄家过程中李文波打了她们。（文革后她们中有人私下承认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李文波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判处死刑，在 9月13日被处决。文革后他们得到‘平反’。
　　“李文波之死成为红卫兵加强暴力程度的借口。当天晚上，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打死了该校负责人梁光琪（女）。”“梁光琪的一个儿子那时曾是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孔司令的红卫兵，西纠主要发起者——引用者注），参加过抄家打人，后来自己的妈妈也被打死，他说，他为此‘后悔一辈子’。
　　“第二天上午，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校中声称‘目前，有些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弟被反革命杀害了，对此，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阶级兄弟报仇’”，“用这种谎言煽动和刺激起更残酷的迫害”。“化学老师刘澍华跪在教室地上被毒打了一个下午和整个夜晚之后，半夜从清华大学的高烟囱上跳下身亡。团委书记顾涵芬（女）那天下午和刘澍华一起跪着被打，她的左眼被打坏失明。”
　　“8月28日，红卫兵查抄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20号。三小时中红卫兵打死了五口人：北京玻璃陶瓷水泥设计院技术员黄瑞五，他的姐姐黄瑞班，他们的母亲陈玉润，外婆李秀蓉，还有一个年老佣人。除了一岁的小孩子被机警的保姆抱出，其他在家的人都被打死。”
　　关于黄家的惨剧的发生，2000年中国新闻网的文章《北京大红罗厂南巷２０号骇人一幕──五人死于红卫兵之手》是这样写的[http://www.chinanews.com/2000-4-4/26/24994.html]：
　　“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的红卫兵“破四旧”进入了疯狂阶段，死人的事不断发生，‘红色恐怖’笼罩京城，但黄家还未感到威胁的来临”。“家里有党员有军人，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与‘地富反坏右’不沾边，内心坦然地认为红卫兵造反还不至于造到自己头上。”
　　不幸的是，黄家的儿媳被怀疑有转移财产行为，租住他家的“姜老头这个街道积极分子把所谓她‘转移财产’的情况报告给了辖区派出所的片警罗××。罗×× 第二天（２７日）即通知他在三十八中就读的弟弟率红卫兵（三十八中红卫兵系西纠组织成员——引用者注）来抄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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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7日西纠发布第三号通令称：“查抄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家，一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一定要与当地派出所和各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8月28日黄家的灭门惨剧就是这个通令的“成功示范”了。惨剧的第二天8月29日，西纠第四号通令更指出：“可以搞‘红卫兵’、‘派出所’、‘居民委员会’三结合，通过组织系统去调查。”看来孔司令更是要将此总结为“三结合”的成功经验加以推广了？
　　该文还谈到：四人帮倒台后，西城公安分局“一位负责人针对追究凶手和指使人的责任说：‘这是当时依照谢富治的指示精神，所以才出现这种事。’”
　　自称和江青、谢富治做了坚决斗争的孔司令，原来他的西纠三号、四号通令就是为了紧密配合江青、谢富治，规范指导打砸抢抄而发出的？
　　王友琴发表过两张红八月的统计图表，一张是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的数字，另一张是北京各行政区打死人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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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图可以看到：李文波被打死后第二天（也就是西纠成立的第二天——引用者注），8月26日，被打死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不到一百人变为超过一百人。从8月25日到8月26 日，被打死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26日到8月27日，被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一天内有228人被打死。在此之前的8月31日被打死人数出现了一个小低谷，是因为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有红卫兵的第二次盛大集会，红卫兵停下抄家打人集会去了。”
　　“9月1日以后数字骤降，因为9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文件，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一个口气并不严厉的书面指示，就立即发生了效果。”如果孔司令成立西纠真是为了制止打砸抢抄，就凭他那高贵的血统和通天的人脉，真有那么难吗？
　　据王友琴的图表，西纠所在的西城区打死人的数字远高于北京其他地区的两倍。有文章指出：“在血淋淋的‘红八月’中，杀戮暴行的高峰和‘西纠’的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高度重合。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 与这些红卫兵折磨受难者的手段相比，纳粹分子屠杀犹太人的毒气室显得“人道”多了！八月底，个别农村已经开始批量屠杀“地富反坏”，如果不是高层不得不下决心制止，有我国丰富的人口资源和历来划定的百分之一、二、三的比例，恐怕屠杀的规模也将让纳粹望尘莫及了。
　　自称要作为“一代人的政治交代”，孔司令首先应该对“红八月”的历史和王友琴提出的报告，还有他过去的“西纠战友”宋彬彬、陈小鲁最近作出的道歉，做一个认真的“政治交代”，不要再当“鸵鸟”了。如果孔司令上书XX信中的“正确”意见被王友琴等人颠覆，据此制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号还能有它的合法性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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