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小林：致老师同学——往事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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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老师同学

各位老师、同学：
你们好！首先感谢你们接纳我这个游子的回归。
我叫贺小林，万寿寺实验学校一期学员。
上星期五一早上网，准备为我写的往事找点图片资料时看到了学校的网页，特别是看见了伊秀宝老师的名字，兴奋的无以名状，即刻在网上留了言。
星期六、星期天休息的两天里，除去看望医院的父亲外，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浏览万寿寺的网站上了。离开万寿寺整整45年了，思念一直盘绕在心里。
看到那一张张似曾熟悉却又陌生的面孔，看到同学们功成名就，看到同学感情亲密无间……，一时感慨万千。
我一直认为，万寿寺的教育、万寿寺的集体生活，在我们的人格塑造和人生道路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我们搏击社会的基石！
短暂的两年半的学校经历，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套用昨天在网站上的一句留言：“它们像放电影似地一直滚动在我的脑海里反复播放，电影可能会有续集，但永无终场。”
我父亲今年91岁，除头脑依旧清晰外，很难再找出健全的器官，多年来一直住在医院。闲下来他写写回忆录，并要求我们子女也写。父亲服从命令的天职也传给了我，为博老爷子欢心，我写了一点过去发生的事，已上传“追忆万小的日子”就选自其中。
我是中途转学离校的，中断联系近半个世纪，因此很多同学留言想知道我离开万寿寺后的经历。现把交给父亲的半成品作业附在下面，（流水账。应该只能算是开头，刚写到中学。后面的内容有提纲。）相信同学看后会对我的人生历程有个大概了解，我就不一一汇报了。
文中关于万小一段和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我没做删减，麻烦看时略过。

                                                                                                             贺小林2008.10.21

附：
往事并不如烟

随着年龄的增长，总感到记忆力在明显衰退，一些很熟悉的人或事时常会“卡壳”想不起来，就连每天见面的同事也会发生一时叫不上名字的怪事。也许是年龄不饶人，属正常现象；也许是曾经交通事故发生的颅底骨折，大脑受到过伤害留下了后遗症。
说来也怪，现在的健忘并没抹杀儿时的记忆，小时候经历的点点滴滴经常在脑海里闪现，那样的清晰、那样的让人回味无穷……。
我们这一代人，或许在经济上并不富有，但是却有着丰富的经历，与现在年轻人按部就班的人生履历相比，可以算得上五彩斑斓。
我出生在新中国诞生仅三年多的时候，国家百废待兴，人们虽然还沉浸在翻身做主人的喜悦中，日子却过的很艰难。以后又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革命大串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改革开放……，建国后的历次运动和坎坷几乎都赶上了。
本想退休得闲后把过去的经历好好回忆一下，不管好坏如实记录下来写成文字，一来满足自己怀旧情感，二来给后辈留点东西，权当是一本故事或者童话。
应爸爸的要求，计划提前了。从现在开始，有空就想一点、写一点，想到哪写到哪，等日后整理成册。
初步设想范围定在从出生到工作前，我觉得最丰富、最有趣、最有价值的经历就反映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有了兴趣再接着写下去。

公元1953年3月6日下午二时零五分（农历正月廿一日，星期五，惊蛰），我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出生（体重6.6斤）。就在前一天，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逝世。当日，举国降半旗致哀，人们沉浸在对苏联老大哥的同情中，但悲哀的气氛掩饰不住给36岁的父亲和29岁的母亲带来的喜得贵子的喜悦。为表示对这位伟人的敬意，父母舍去了事先想好给我的冠名“林哉”，临时决定给刚降临与世的我取名为“小林”。
我的家庭是个军人家庭，父亲红军时期参加革命到1981年离休，戎马一生。
出生时父亲在中南军区干部部工作，家住广州市东山区新河浦路20号。那是我们和干部部部长合住的一幢两层的花园洋房，我们住一楼。有一个很大的院子，种植了各种花草树木，满园鸟语花香，环境很是优美。门口是一条小河，据说与珠江相连，涨潮时水满，落潮时几乎见底。河对面就是军区大院，父亲上班仅几分钟脚程。
2006年广州出差我专程去探望了旧居。河还是那条河，沿河这边的建筑物几乎都原样保留了下来，包括我们住的那幢小洋楼，门口墙上都立了历史保护建筑的铭文。对面还是军区大院，只是由原来的中南军区改为现在的广州军区。如今的新河浦路20号已一分为二，门牌有甲、乙之分，20号甲即我们旧居，是受保护的建筑，我去的那天房子正在装修，从堆放的建材看，主人是准备大兴土木，我想照目前房产市场行情，旧居的价格一定不菲，现在的主人绝不曾想到50年前这座小洋楼曾被刚入城的解放军泥腿子占据过。20号乙就是原来的花园，与甲用一道围墙隔开，一幢高层耸立，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当时花园占地面积由此可见一斑。
听妈妈说，小时候我是吃奶妈的奶长大的，而我只是在照片上见过她。我的两个妹妹娜娜（1954年8月26日，广州中山医院）和莎莎（1955年10月5日，广州陆军医院）也相继在广州出生，那时父母工作忙，无暇照顾我们，因此为我们每人请了个保姆照料。娜娜小时候特别的漂亮，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像个外国洋娃娃，每逢带她出去，总会迎来路人的青睐。
1956年，父亲调任中央军委，任总政干部部档案处长（正师），负责管理全军师以上干部的档案，我们举家迁至北京。那时我不满4岁。
应该说在广州时我还小，没一点记忆，知道的都是听大人说的。
到北京后我们住在地安门内大街13号，是大街的南尽头，过去就是景山东街和景山后街，大街北尽头是鼓楼，景山和鼓楼南北遥相呼应。13号与对面的14号是建国后建造的姊妹楼，楼高6层，按现在的说法，属于那种筒子楼，每层有几十套单元，在那个年代可以算是比较宏伟的建筑了。13号住总政家属，外称总政大院；14号住总参家属，外称总参大院。我们住在三楼，三室户，钢窗，水泥地面，冬天有暖气。三间房间一间正南，面对景山的五个山峰；一间在西南拐角上；正西的一间对着14号楼。围绕房间外面的是长长的拐角阳台，西、南的两个房间有门可以进出。
住在楼里的人除了级别有高低、住房有大小外，其它待遇一致：公共盥洗室、厕所都在走廊里，每天清晨走廊里的拖鞋声（那时都是木制拖鞋，称为木拖板，走路的声音特别响）、人来人往的招呼声、盥洗室里漱口声和脸盆与牙缸的撞击声、厕所里办公人的闲谈声、大人呼、小孩叫响成一遍，热闹非凡。早上总政的车准时来接楼里同志们去上班，傍晚同样的车准时送同志们下班回家。没有厨房，各家烧水做饭用自己的煤炉，我家阳台的一角就堆满了蜂窝煤饼。
到北京后，妈妈在国家水产局工作，她带我去过一次，依稀记得是个大院，没有高楼，办公室楼层很高，木窗不大的玻璃和窗外的树木使房间里光线有些阴暗，桌子上堆满了文件和资料。
听妈妈说有一个保姆随我们一起来到北京，可能在我记事前她就回了广州，所以对这个人没一点印象。为什么带她来？我猜想可能是我们3人年龄还小，父母都是双职工，初来乍到北京，周围环境不熟悉，我们能否马上可以入园（托）还是未知数，随来一个保姆至少对家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可以照顾我们；为什么时间不长就走了？也是我的猜测，不到北京不知自己的官小，父亲这个局级干部在京官中那是沧海一粟，随便一抓就是一大把，待遇和条件远不如广州，加上我们入园（托）的事很快就解决了；再有可能是考虑到影响不好。
我朦胧的记忆是从幼儿园开始。
到北京后我进了万寿山幼儿园，住园，每周回家一次。
一次幼儿园回家，见妈妈手中抱了个婴儿，觉得很奇怪。妈妈告诉我，这是给我生的小妹妹（1957年5月30日，北京陆军301医院），叫玲玲。玲玲小时候就放在一楼的托儿所，而娜娜、莎莎则和我一起在万寿山幼儿园。
万寿山幼儿园是总政办的，如果要溯源的话它的前身是延安保育院。园长（也是后来的校长）是现役军人，中校军衔。园址在紫竹院，是原慈禧太后的一座行宫，占地面积很大，少说也有一、二百亩，里面有很多为慈禧建造的楼宇、假山、花草树木。园门前是一条路（那时还是土路），路那边是条人工运河，据说一头通颐和园，另一头通故宫和天安门的护城河。幼儿园出来不远就是紫竹院公园，那时好像不收门票，夏天晚饭后老师经常领着我们去那里游玩。
不知什么原因，一次周日下午回幼儿园的部队班车没赶上，妈妈送我坐公共汽车回去。从地安门到动物园是一部公交车，然后转车去紫竹院。到动物园后，要转的那部公交车排队的人特别多，车迟迟不来，妈妈急了，让我继续排队等候，她去找出租车。没想她一走，公交车连着来了好几部，转眼间就挨到了我。犹豫了一下我还是上了车，那时我才几岁大点的小孩，售票员和乘客都投来奇怪的眼光。明确我没大人带领后，售票员没有要我买票（也许我的身高也不够买票标准），而是热情地问我到哪下。到紫竹院站，售票员招呼我下车，明白我是孤身一人小孩的乘客们主动为我让开了路。下车后的路我驾轻就熟，老师带我们散步常走，径直去了幼儿园自己的班。
在动物园站，妈妈找好出租车过来，才发现我不见了，着急程度可想而知。
老师并不知情，一会儿，园长来到班里找我并把我急忙带走，把老师搞得云里雾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园长领我到她办公室，将桌上放着的电话递给我，那头立刻传来妈妈急切的声音：“小林，是你吗？急死我了！”我当时马上有一股强烈的后怕感觉直冲脑门，话也说不出来了。善解人意的园长从我手中拿过电话，和妈妈对上了话，说我已经平安到达幼儿园，请她放心。那晚我一直神情恍惚，后悔自己上车来幼儿园，还好妈妈（妈妈眼睛高度近视，几乎就是半盲人）和我都没发生意外，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进幼儿园时，房子是解放后在园内后面的空地上新盖的楼房，园内老建筑里都住着部队家属，所以没去过。从我幼儿园毕业这年开始，部队把住在园内的家属都迁了出去，用腾出的房子开办了万寿山实验学校，小学到高中，十年一贯制，我是首届。首届设四个班，住宿制，我在ㄘ一班。所有学生（包括下几届）、教师、职工的教学、住宿、用房均在此行宫内，直到这时我才真正领略到了这座行宫是如此之大。
学校与幼儿园时一样，总政周六下午派车接我们回家，周日下午送我们回校（园）。
老师们都是现役军人，连体育老师都是从八一体工队调过来的，校长前面介绍过了，我的班主任叫伊秀宝，中尉军衔，矮矮的个子，一脸的雀斑。
班长叫司秀，是个男生。同学都是军人子女，绝大部分是总政的家属，还有部分小西天部队文工团的子女，有一个男生（王韵华）和一个女生是内蒙古军区来的，每逢寒暑假都由警卫员接送回内蒙，再有一个女生是烈士子女，父母都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
我们按准军事化的作息制度学习和生活。排队去食堂吃饭、排队去礼堂看电影、排队去操场上体育课，准时上下课，按时就寝、起床、出操。班上好像有40左右个同学，宿舍不分男女，都睡在一个大房间里，一半睡男生，一半睡女生，中间留一条过道。晚上上床熄灯后，生活老师一般会给我们讲个故事，然后再睡觉。故事内容随老师意，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聊斋、一千零一夜……，她讲什么我们听什么，好听的听完，不好听的没等她讲完我们早已进入梦乡。半夜里睡在小套间里的生活老师会起来，拿两个便桶在男女生的半边各放一个，招呼大家起来小便。至少在我离开学校前的三年纪上半学期一直是这么个局面。
对我们这些不到10岁的孩子来说，学校生活还是很艰苦的。那年代每月口粮不但定量，而且还有粗、细粮之分，大约粗粮占口粮的70％，其余为细粮。粗粮以棒子（玉米）面为主，细粮是灰面粉。无论大人小孩，除定量有差异外，粗、细粮比例童叟无欺完全一样。由于幼儿园和学校属一个单位，为照顾幼儿园小朋友的伙食，我们学校的全体师生每月还得从定量中拿出部分细粮换取小朋友的粗粮。这样一来，我们几乎顿顿吃粗粮，早上是棒子面粥就咸菜，中午和晚上的主食都是棒子面窝窝头。每周五的晚上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一周六天的食谱中，唯独这顿晚餐的主食是灰面馒头，而且每周一次的电影放映也放在这天晚上。那天排队去食堂就餐的同学们都显得异常兴奋，个个精神抖擞，队伍格外的整齐，就连途中的歌声也比平时嘹亮了许多。
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度过了那段艰苦岁月。粮食歉收，每个人的口粮定量都减少了，不够吃怎么办？学校发动师生们来到园内后面通往幼儿园道路两旁的杨树跟前，一部分同学用长竹竿打杨树叶，一部分同学负责收集散落在地上的杨树叶，并把树叶装上马车（学校买菜、运输的交通工具），再由老师负责押运到工厂进行叶蛋白的提取和加工。第二天，在饭桌上，同学们一个个端坐着，怀着激动的心情翘盼自己劳动的果实——叶蛋白窝窝头的出现。来了，终于被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的，模样和棒子面窝窝头一样，锥形的，下面一个深深的洞（为使窝头蒸熟、蒸透），颜色由墨绿色取代了原来的金黄色。大家急忙伸手各取了一只，立马我们都感到了差异：同样大小的棒子面窝窝头比灰面馒头分量重，而此君更比棒子面窝头又重了许多，死沉！像块铁疙瘩，缺乏心理准备的瘦弱女生险些没脱手。管它呢，好赖都是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粒粒皆辛苦么！我们凭着以往吃饭的经验，迫不及待地一口下去，好家伙！贼硬！要知道我们那会儿的年龄正处于换牙期间，很多同学连门牙都没有，战斗力极差。一口下来，仅在我们的胜利果实上留下了几道深深的牙印。妈呀！这那是吃，分明是在啃，还必须费劲地啃。叶蛋白窝头不但硬的可以，味道更是难以接受，苦中带涩，每次吞咽都是对我们意志的考验。联想到老师给我们讲过红军长征途中啃树皮、吃草根的故事，使我们这些年幼的革命接班人没有一点怨言，默默地吃完了这顿饭。两天下来，我们的食物创新有了结果，很多同学胃涨、便秘，体质稍差点的同学更是一脸菜色，就像被杨树叶染过一般。学校终于决定不再搞提炼叶蛋白活动了。第三天，又见到了久违了的、金灿灿的棒子面窝窝头。忆苦思甜，苦尽甘来，以前一个礼拜就盼着周五晚上的那顿灰面馒头，自打叶蛋白事件后，大家思想有了转变，奢望水准普遍下降，哪怕没有每周一次的馒头，也不要叶蛋白窝头，能保证顿顿棒子面就心满意足了。
学校有自己的医务室和病房，每逢学生生病，不管是腹泻还是感冒发烧，学校都会让我们停课住进病房，如果生的是传染病就住隔离病房。在病房吃的是病号饭，早上代藕粉（不知是土豆还是地瓜粉），中午和晚上都是大米粥。从吃棒子面到吃大米，这个飞跃就像老鼠掉进了米缸，如果天平的一端是病痛，另一端是大米，无疑大米一定重于病痛。我小时候经常发高烧，四十一、二度是常有的事，我非但不担心，反倒以此为荣：你们都吃棒子面，我可以喝大米粥！为能喝大米粥，即使烧已退了还想方设法地赖上几天。我尝试过对着体温表哈气；（那时真笨，哈出的气怎么会高过体温？）靠近火炉烤体温表。第一次在刚想烤体温表时就被进门的医生发现，她警告我这样做体温表要爆炸的，幸好未酿成大祸，吓得我再不敢了。看来没病真的吃不上病号饭。
真正吃过的几次好饭都是星期天在家。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妈妈用大米为我们做的菜饭，那个香啊！我和几个妹妹埋头扒食、风卷残云，争取早点吃完碗里的可以添到锅里剩的那点。妈妈高兴的在一旁看着，不等我们吃完，就把锅里剩下的分到了我们碗里。我是老大，又是男孩，自然多分到一点。等我们吃完碗里的每一颗饭粒，望着底朝天的锅子，意犹未尽添着嘴唇，极力回味刚才的美味时，我才发现妈妈的碗筷放在桌上，压根没有动过。我每当回想到这段经历时，都会被妈妈伟大的母爱所感动。因为我清楚，父母把自己有限的细粮积攒起来，平时舍不得吃，为的就是让我们回家能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
那时干部和老百姓上下一致、同甘共苦，没有特权。只有一次例外，也是在自然灾害期间。一年的春节，为让部队家属过好年，总政给所有军官每人发40斤红旗面（当时上海叫富强粉，也就是现在吃的面粉）。那一年大楼里格外热闹，各家各户喜笑颜开，是我出生后过的第一个最喜庆的春节。40斤面粉，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用它包饺子、蒸馒头，白花花的馒头比起学校周五晚餐的灰面馒头不知要强多少倍，爸爸还为我们包了糖包子和糖三角、做了花卷和烙饼。春节的几天，穿上妈妈为我们缝制的新衣，几个妹妹头上是爸爸给她们梳的羊角辩，屋里屋外、楼上楼下窜来窜去，无忧无虑，别提多开心了。那年，爸爸还请了同事、朋友来家吃饺子、晚上打牌，若不是有了40斤面粉这个本钱，想都不敢想。
同是自然灾害期间，一天下午，邻居大妈鬼鬼祟祟地跑来与妈妈轻语，楼下有一个进城的农民在卖青蛙。这还了得！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人穷志不穷，人们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小农经济意识深痛恶绝！此人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跑进首都来进行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妈妈对邻居大妈口是心非的批判只是笑笑，不置可否。大妈本抱着吃不着葡萄也要把葡萄说成酸了的初衷，想与妈妈来产生共鸣，找个同党来共同抵制青蛙的诱惑。没想妈妈不冷不热，没趣，唠叨两句离开了。妈妈天生胆大豪爽，为了自己孩子能吃饱肚子，就是天皇老子来了也不怕。估计大妈已进自己家门，妈妈坚决地说了声：“小林，我们走！”拎起包，直奔楼下。出了大门就看到大妈所说的那个农民，蜷缩在一个门洞里，地上放着一只龌龊的布袋，袋子不停地蠕动着，里面装的一定是青蛙！胆大还需心细，我们小心谨慎，六只眼（加上了妈妈的眼镜）环顾四周，确保没有“敌情”后迅速来到农民跟前，没有还价，按农民说的五分钱一只买了十只（很贵的，那时饭馆里吃一碗阳春面最多也就是一角钱，与两只青蛙的身价相当）。妈妈一直在敦促农民，快！快！快！在妈妈的催促下，农民手忙脚乱地扒了青蛙皮，用稻草扎好，包在我们拿来的报纸里，塞进妈妈上班一直用的包包。晚上，全家人美美地打了一次“牙祭”。
北京属于北方地区，郊区老百姓每年秋季都会按历史习俗，在各家自己的地窖里储存好各式蔬菜，以供整个冬季食用。菜场上也有菜卖，那是国家或农民从地窖里取出来的，价格自然要贵上许多。我们住在混凝土结构里，别说地窖，就是土也很少见，有的就是花盆里的那点儿。为节约每一个铜板，妈妈动了不少脑筋：找来个旧木箱放在阳台上，每天下班从单位的院子里挖点土带回来，积少成多，不久箱子里的土满了。买来几棵大白菜埋在箱子的土里，一个简易菜窖就这样完成了。尽管储存的菜不多，但在要紧关头，也能解一下燃眉之急。

小时候在学校，虽然各科学习成绩都不错，算术和画图成绩更是名列前茅，但实事求是地自我评价一下，我绝不能算好孩子，属于调皮捣蛋的，这是我在北京没有被批准加入少先队的客观原因。
学校地处北京郊区，后门出去就是农田。校园内除有很多的古建筑外，还有很多的假山、土山，花圃、树林及空地，有不少小动物出没，我们曾抓到过野兔、刺猬，抓到过被大风刮下来的大雁，还经常发现蛇的踪影。蛇是我们最惧怕的动物。一次，我用树枝挑着一条蛇退下来的皮，在同学的人群中游走，还不时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把几个胆小的女生吓的尖叫声不断。声音惊动了老师，等她闻讯赶到时，我还在那里不知情地挑着蛇皮大显威风呢。接下来的后果不言而喻，在教室前面靠墙，灰溜溜地整整站了一堂课，腰酸背痛，代价惨重。
每天午饭后是午休时间，按规定在宿舍睡午觉。睡不着干躺着的日子也不好过，和隔壁床的同学商量好，利用睡前上厕所（要走上一段路）的机会，每人各抓几只屎壳郎攥在手里，等生活老师看我们躺下离开后，一场屎壳郎大战即在两床间爆发，冲锋、进攻、搏斗，不亦乐乎。
有一段时间，生活老师可能家里来了人，没住我们宿舍的套间，而去住学校家属区。家属区尽管都在园内，但离我们教室和宿舍有很长一段路程，中途需经过一座小土山。地形我们早侦查好了，小土山在宿舍距家属区路程的三分之二位置上，换句话说，只有把行动策划好，在小土山上发现老师从家属区走出来，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安全撤离。计划付诸行动了，老师照例看着我们睡下后关门离开了。事不宜迟，几个同伙翻身下床。那时正值盛夏，不用再穿任何衣物，背心裤衩，像几只老鼠迅速跟了出去。和老师保持着距离，像特务似地蹑手蹑脚紧随其后，安全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小土山。那时我们哥儿几个就像刚出狱的囚犯，猛然间获得了自由，更像梁山伯好汉占山为王、据山为寇，忘乎所以，神气之至。我们用树枝和野草搭了个窝棚，上树采来桑果和酸枣，躺在野草铺就的地铺上，嚼着熟透了的桑果和酸枣，与放哨的同学轮流享受这世外桃源的感觉。直到放哨同学发现老师从家属区走出，我们这才急忙下山，跑回宿舍躺下，就跟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这个行动持续了好几天，居然一直没被发现。后来是我们自己觉得草铺太扎人，不如床上躺的舒服；一路去的太阳烤的难受；小虫、蚊子欺人太甚；最主要的还是当初的那股子新鲜劲已荡然无存。山大王的活动就此夭折。
顽皮的我们消停了几天，实在难以忍受午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煎熬，一拍即合，又开始了新的行动。感谢慈禧太后她老人家，给我们建造了这座迷一样的庭院，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能让我们的新鲜劲儿经久不衰。以后的行动没有明确目标，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涉足新的领域，开发新的处女地，园内几乎所有角角落落都留下过我们游荡的足迹。直到近50年后的今天，我对这座行宫当时的布局还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与我在学校的淘气不无关系。园内五花八门的建筑、景色繁多，由于事隔久远，大部分已从脑海中淡出，但还是残留了一些，仿佛扎了根，挥之不去。
我们教室和宿舍都在一个左右对称结构的庭院里，左右两个圆型门洞是它的进出，门外各有一条鹅卵石铺就的道路，分左右两边围绕正中的假山通往礼堂（食堂），两个门洞的正前方各有一颗需3～4人才能合围的古银杏树，一雌一雄，每年靠我们这半边的树都会结满果实，成熟后落的满地都是。院子正中间的走道上是一个亭子，里面有一座石龟碑。与亭子宽窄相等、高出路面约半米的走道将庭院一分为二，走道一头连着两门洞间的庙宇，另一头连着对面的楼宇——万佛楼。万佛楼看上去很高，实际只有两层，楼层相当高，琉璃瓦的屋檐下密密麻麻排列着一排小佛像。底层离地面约一米多高，有很宽的石台阶上下。左右两间是教室，中间走道正对的是办公室。在办公室里靠后墙有一扇门，常年紧闭，我偷着进去过一回，黑压压一片尽是比真人略大些的泥菩萨。万佛楼右侧有一极陡的木制楼梯直通二楼，我也上去过，走廊边一排房间都上着锁，不知干什么用的，在过去应该是和尚的住房。对园内很多庙宇中的佛像曾有部门来做过清理，我们院内庙宇中的那座佛像也在其中，数米高的泥佛像被推倒砸开后，肚里藏满了经书、黄陵、玻璃彩珠和其他物品，登记造册后足足装了几卡车。
如果从空中俯视，以我们的院子宽度为限一直到正大门，所有房子、道路（均为鹅卵石路）、门洞、（古）树木都是对称的，以外就没有规律了。娜娜她们的教室就在我们前面的庭院中，也在这条对称带中。
从院子我们这边的门洞出去，右侧有一同样的圆门洞。出了这个门洞是一座假山群，沿石阶攀上山顶的亭子，可以看到一圈假山的顶上有走廊和房间，假山围绕的下面是一块铺着青砖的空地，可以顺石阶而下经空地再上石阶到对面山顶同样的亭子，也可走山顶走廊经房间前的过道直接到达对面。假山上有几棵粗大的核桃树，上面果实累累，我们曾采摘了不少，因未到收获季节，核桃还很嫩，我们把它藏到了假山的石洞中，准备日后取食，终因需要探索的地方太多，没再第二次光顾。
从对面亭子下去是一个很大的花圃，栽培着许多的花草树木，一下台阶就感到香气扑鼻，而那时的我们对此没有一点儿兴趣。
在我们院子后门的一排是浴室，旁边是锅炉房。后面也有一座小土山，沿山坡过去是一遍果树林，好像是梨树，去的时候果子还小，否则我们会像孙猴子进蟠桃园，好好尝个鲜。
沿后院左侧围墙是一排平房，第一、二间是洗衣房，我常来。（推车送脏衣被去后面的洗衣房是我们最愿意干的，这份差事就像监狱犯人放风，那怕离开监房一会儿也好，不争取还轮不上呢！当然抢这份“美差”的都是像我们这样调皮捣蛋的“劣等生”，“优等生”和女生根本不屑一顾。）过了平房是后大门及传达室。后大门不像前大门，前大门是像古代城墙大门那样的红漆木大门，上面装有整齐排列着的黄色木头疙瘩；而后大门一看就知道是解放后开的铁制大门。再往后就是幼儿园的领地了。
1979年北京出差（离开北京16年后第一次去），专门去学校旧址拜访，门口有解放军战士持枪站岗。当我说明缘由，希望故地重游时，战士似乎非常理解我的心情，放我进了这座小时候几乎每周都要进出几次的大门。幼儿园和学校已不复存在，过去我们的宿舍、教室、办公室现在都住着部队家属，以前明亮、干净的校舍如今变得一遍狼籍，树上晾着衣被，遍地是垃圾，房子因烟熏和挂满杂物显得破旧不堪，穿着各色服装、衣衫不整的男女老少在四周走来走去，所看到的一切与印在我脑海里的母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实在不愿再看下去了，匆匆出了大门，离开了这个一直让我魂兮梦绕、曾经是我心目中的圣地。

北京我们住的13号大楼南北呈“凹”型，中间是全楼进出的大门，后门出去是食堂和锅炉房（冬天烧暖气）。我家在大楼的右半边、三楼走廊的拐角上，出门右侧是上下楼梯，左侧依次是牛家、牟家，我们几家的小孩经常在一起玩。牛建和我同岁，在大楼附近胡同里的小学走读，牟小鸽大我一岁，在八一小学（也是部队学校）上学，牟小娅和娜娜是万寿山小学的同班同学。
玲玲的托儿所虽然就在大楼的底层，也是寄宿制，和我们一样每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回所。
小时候，爸爸给我买过一辆小三轮自行车，我经常在走廊里骑，从这头骑到那头，乐此不疲。那头也有盥洗室和厕所，还有一个垃圾房。一次爸爸给我买了一套二剑合一的木制宝剑，我迫不及待地拿出去炫耀，和牟小鸽一人一把，我坐在车上骑，他站在后面车架上蹬，一路挥舞宝剑，耀武扬威，在走廊里冲杀。一不留神，牟小鸽的宝剑挥到了走廊旁边的墙壁上，“喀”的一声，本来就不是很坚固的木剑应声而断。顿时把小鸽吓得脸色苍白，我也吓得六神无主，心想这下闯大祸了。从兴高采烈地出去，到垂头丧气耷拉个脑袋回来，前后不过十分钟，心理做好了挨剋甚至挨揍的准备。爸爸问明情况，没说什么，找来橡皮膏把断剑来回缠了几道，剑是接好了，但是接缝处肥了许多，再也插不回剑鞘了。
景山公园是离家最近的公园，那时对小朋友不收门票，暑期大人们上班后，我经常领着娜娜和其他小朋友去那里玩。走景山东街从东门进园，一棵不算太大的松树用木栏杆围着，一块木牌说明某年起义军进城，皇帝（哪个朝代的忘了）就是在这棵树上自尽的。听说景山原来叫煤山，是人工堆起来的。公园面积不大，主要是山。山有五座峰，中间最高，对称依次往下，每座峰顶都有一座亭子。每次我们去，少不了要登上峰顶。坐在顶峰亭内一圈的椅子上，往前看是故宫城墙和后门，往后看是地安门大街和尽头的鼓楼，当然我们家更是可以清楚辨认。公园的建筑群集中在北面的山角下，古时的楼宇，参天的柏树，在那里常常会举办一些活动。由公园西门出来是景山后街，正对的一条路通往北海公园东门，北海公园的白塔和北海湖很出名，占地比景山大多了，没大人领我们一般不去。
暑假里，每天父母上班前会给我们每人五分钱的“高温费”，可以买一支冰棍。那时父母对孩子不像现在看得那样紧，大人们的班车一走，楼里立刻成了孩子们的天下。匆匆做完暑假作业，带着娜娜与同龄人一起，开始了一天的活动。最多的还是去景山公园，翻山越岭、爬树钻洞，一会儿是解放军、武工队，一会又是国民党、汉奸特务，不厌其烦地轮流充当着正面和反面角色。妹妹和其他小姑娘远远跟着，不参与也不妨碍我们从事的战争游戏。很多次，战斗结束出门到门口小卖部买冰棍时，才发现兜里的五分硬币没了踪影，不知是在爬树瞭望还是在草地匍匐前进时掉了。烈日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妹妹享受冰棍的清凉，有时，娜娜会把冰棍凑到我的嘴前说：“哥哥，给你嗦一口。”把那些没有“高温费”的小朋友妒忌死了。
记得一次爸爸给我买了一把捕蝶网，我拿它到景山东街沿街的树丛中捕捉蝴蝶和蜻蜓，那里常有人做同样的事。看别人举手之劳的事换成我就是不行，不是网还未到猎物就飞了，就是网住了还没抓到手又飞了，反复多次，始终不得要领。这时一位大哥哥走了过来，热心地告诉我应该怎样使用捕蝶网，并拿我的网给我做示范。果然，网在他手中是那样的好使，看准猎物一兜，迅速伸手抓住落网的蝴蝶，再一兜一抓又是一只蜻蜓，只一会儿功夫，我的两只小手的指缝里就夹满了蝴蝶和蜻蜓。原来我是紧跟其后，不断地接受战利品，后来随着猎物的增加，我只顾手忙脚乱地埋头照料手里张牙舞爪的蝴蝶和蜻蜓，与大哥哥的距离不断拉开。直到我料理好手中猎物，感到为什么没有新的猎物增加时，抬头望去，哪还有大哥哥的踪影！我发疯似地跑来跑去，希望能发现我心爱的捕蝶网，希望大哥哥只是到猎物更多的地方去捕捉了。终于我跑的没力气了，不得不承认我的网是被那个大哥哥骗走了。
沿景山后街或景山东街走到景山的前面，有一个古建筑群，正门有一大两小的三个门，因此被人们称为“三座门”。部队把里面一座最大的庙宇改造成了礼堂（三座门礼堂），兼做电影院，周末我们常去那里看电影。小时候在北京，电影没少看，都是在学校和三座门礼堂，没进过真正的电影院。总政礼堂我去过几次，在幼儿园时还曾登台做过表演，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滥竽充数而已。爸爸还带我去那看过戏、听过侯宝林的相声，席间只听大人们热烈鼓掌、大声叫好，我却东张西望、不以为然，根本不理会他们台上唱是那一出。

北京是首都，每年国庆都会举行盛大的游行和阅兵。1958年，参加阅兵式的装甲兵途经地安门，强大的马达轰鸣声和装甲车履带碾压路面的噪声，吸引了我们全楼人的关注。大家不约而同地趴在窗前或站在阳台上，目不转睛地端望着这座钢铁长城。整齐划一的行军部队，和只有在电影上看见过的庞然大物，声势浩大地滚滚在我们眼前淌过。队伍过后，原本平滑的柏油马路，留下一道道坦克和装甲车履带碾压过的痕迹，后两天经工人修补才恢复原样。
每年国庆都放焰火。那时条件有限，晚上，我们楼顶平台上排列着一队战士，手持信号枪，听口令向空中发射信号弹，以弥补焰火的不足。经过朝鲜战场的洗礼，我军的探照灯力量相当发达，我们楼顶也架了一台。国庆夜晚，雪亮的灯柱直射夜幕，并来回不停地扫射，与其他点发出的灯柱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烘托节日气氛、亮丽的城市风景图案。
1959年，父亲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庆观礼代表团办公室主任，具体管理全军人员参加国庆观礼事宜。利用职务之便，爸爸在国庆当晚带我上了观礼台。那晚的情景我至今难忘。天黑不久，持有特别通行证载着我们的小车，一路畅通无阻地把我们送进了北京工人文化宫，从天安门城墙后面的楼梯走上城楼右侧的观礼台。观礼台也就是一层层的水泥台阶，来人坐在这些台阶上，白天看游行和阅兵，晚上看人民广场的群众联欢和焰火。我们进来时，大部分位子已经坐上了人，着军服者居多，从制服上看，陆、海、空三军都有。我们按号就座，此时焰火已起，天安门城楼上灯火辉煌，人民广场点亮起了所有的灯光，但是广场太大了，远处望去仍是黑压压一遍。广场四周明亮的探照灯束不停地向场内扫射，只见人头攒动，无疑是人的海洋。广场上的人们服装艳丽、载歌载舞、喜气洋洋，舞蹈是大众化的（我想不是交际舞就是集体舞），主要是青年男女，狂欢的气氛体现了他们对新社会和新生活的向往，感染了我们观礼台上的每一个人。所有的焰火、探照灯和广场上人们的心，向着我们在座的天安门城楼沸腾了。爸爸说毛主席可能也会来，就在上面的城楼。我曾数次仰望，但一无所获。
那次国庆后，毛主席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了解放军国庆观礼团的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爸爸和毛主席及国家领导人坐在了第一排，这是他参加的所有主席接见合影中位置最显著的一张，也是他最珍藏、最喜欢向人炫耀、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张照片。
妈妈是湖北人，在北京时，她老家的人先后来过一些。
第一个是二舅。二舅出差经过北京，幼儿园回家见过一面，印象中一脸麻子，操浓重湖北音的普通话，使我很难听懂他想表达的意思。二舅喜欢喝酒，看他吃饭是那么地有滋有味，无论如何简单的饭菜，进了他的嘴里似乎都成了人间美味。
第二个是表姐，大舅的长女，那时我搞不懂为什么这么大的人我不叫阿姨叫姐姐。表姐那时青春年华，很漂亮，称妈妈为“幺爷”。我们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因为第二天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一周后回家她已回湖北了。记得就是那晚，她和妈妈在灯下一边唠嗑，一边为我即将带往学校的所有衣物绣上“小林”二字。
最后来的是武汉的姨妈，带着她的女儿、我的表妹。来时正值暑假，除玲玲在托儿所、莎莎在幼儿园，我和娜娜都放假在家。姐妹不同于兄妹，姨妈和妈妈在一起仿佛有说不完的话。姨妈和妈妈长得很像，只是个头矮一些，也是深度近视眼，眼镜厚厚的镜片跟啤酒瓶底似的，大圈套小圈，一圈一圈的。表妹是姨妈一对儿女中的小女儿，和娜娜同岁，学校放暑假所以得空和姨妈一起来北京。说起这个表妹，千万别被她漂亮、聪明、文静的外表所迷惑，我的调皮捣蛋与她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清纯”的别说是入个少先队了，做个三好学生也不是没有可能。换句话说吧，她的“劣迹”，只有你不敢想的，没有她不敢做的。她的捣蛋史可以大书特书，为此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姨妈的打骂对她已构不成任何威胁，表哥（姨妈的大儿子，长表妹十几岁）火起来甚至把她绑在长凳上打，同样无济于事。我们搬到上海后她来过几次，每次都有新花样，这些都是后话。
表妹来后，娜娜有了伴，再不用跟出跟进。一天晚上，姨妈对表妹好一顿打骂，妈妈在旁边做着和事佬，“算了，孩子还小，不就两块钱的事吗！”后来我才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表妹偷偷拿了姨妈的2元钱，带着娜娜到街上喝汽水、吃冰棍，去路边书摊看小人书……，两个小孩把能够挥霍的地方都去奢侈了一番，最终也就花了几角钱。妈妈下班回家，娜娜高兴地向妈妈说了今天和表妹一起开心的事情，旁边的姨妈听后即刻明白有了不测，数自己的钱包发现少了2元钱，再把表妹楸过来，果然在口袋里还有用剩的1元多，所以就发生了开始的一幕。
记忆中爸爸打过我一次，仅此一次。那是在1961年暑假中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几个楼里的小孩登上大楼顶的露台。我们经常上来，国庆时看解放军叔叔朝天打信号弹；上面曾经还架设过一架高射机关炮。我们楼在当时算是高层建筑了，站在露台上极目望去，景山、北海、鼓楼、大街、胡同、四合院……，尽收眼底。那天也是心血来潮，爬进了露台四周的水泥槽内（设计可能是用来种花的）。水泥槽挑出大楼墙面，若是从水泥槽外沿掉下去，没有任何阻拦，直通通摔到下面的水泥地面上，必死无疑。我手拿仿苏制玩具冲锋枪，瞄准下面的行人，嘴里发出“嗒，嗒，嗒嗒……”的声音不停地射击，还不时向下投掷“手榴弹”（小石子），根本不理会下面大楼管理员要我们赶快下来的呼喊。我忘乎所以地在“高地上”不断向“山下的敌人”扫射着，猛然间听到背后传来一个熟悉而严厉的声音，“小林，你给我下来！”回头一看，是爸爸！他铁青着脸站在水泥槽后面，旁边是那个一脸奸笑、一幅幸灾乐祸样子的大楼管理员，一定是他登门告状把爸爸搬来了！我无奈地跳下水泥槽，还没站稳，爸爸挥手一个清脆的耳光已紧跟着印上了我的脸庞，打的我一个踉跄，眼冒金星、脑子“嗡嗡”作响。爸爸当时可能是气急了，午睡中睡眼朦胧地被管理员叫上露台，看到眼前这个捣蛋的儿子，多少有点失脸面，因此这巴掌打的货真价实，不含一点水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被爸爸拖回家，准备接受更严酷的“拷打”。担心的事并没发生。爸爸的午睡是彻底被我搅了。他没再说什么，更没有再打我。在盥洗室，爸爸为我洗去了脸上的汗水和污垢。稍做准备后，带我坐车来到人民广场，并用刚买的相机为我在天安门前留了影（有照片为证）。懂事后想到这段，猜想爸爸一定是为自己出手太重感到内疚，毕竟打在儿子脸上痛在父亲心里，所以带我出去玩，聊以补偿。
说到相机，那会儿绝对是奢侈品。爸爸、妈妈都是国家干部，爸爸还是高级干部，在按级取酬的国家任职人员中，属高收入阶层。在计划经济年代里，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凭票供应，一切靠工资吃饭。我们全家每月用于生活的开支只占父母收入的一小部分。钱多了没用，也没地方开销，所以爸爸赶时髦地买了一架我国新研制的“上海牌”135照相机；买了广州生产的多功能缝纫机；还花五百多元买了两件狐皮大衣。（一直压在箱底，这辈子就没穿过。）那时的钱值钱，一百元至少相当现在的一千元，只多不少。
1962年，爸爸奉命调往上海，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920部队副政委。那次可能是军委充实海军干部之举，班上好几个同学的父亲被派往海军任职。同到上海的有王北英同学，据说她父亲到上海后担任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但没再见过面。
就要离开北京了，同学们显得依依不舍。我虽然很顽皮，同学的人缘关系却不错。同桌的何京燕和好几位同学（儿女情长的都是女生，名字忘了）非常羡慕我们能去上海，嘱咐我到上海后一定给她们写信（当然没有写）。就连班主任伊老师，也有在我离校前发展我为少先队员的打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也想配合老师解决“组织”问题的我，严加看管了自己几天，终因一次在课堂上不注意听讲、与同学递字条的小小失误而功亏一篑。老师在办公室把入队申请书还给我，希望我到上海后努力改正缺点，争取早日戴上红领巾。感觉受到莫大刺激的我，眼里淬满了泪花，出门后越想越气，老羞成怒，一把把申请书撕了个粉碎。
爸爸特地从上海赶来北京接我们。
离开北京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一家人下馆子，吃了次北京烤鸭。一鸭三吃。烤好的全鸭端上来后，当着我们的面把鸭肉剔下盛盘，同时送上葱白、甜酱和薄饼（当然粮票是少不了的），剩下的鸭骨撤下炖汤。印象中那次花了20元，消费水准不低。
随身的行李打包就绪，全部家当堆在一起没几样东西：几口箱子装所有衣物，加上一架缝纫机和几把小椅子。留下的床、橱、桌椅板凳所有一切都是公家的。听父亲说到上海后烧煤气，所以炉子和煤饼不要了。
离开北京的那天，天还漆黑着就起床了。大楼后面的食堂为我们准备了丰富的早餐，与前来送行的大楼管理员、爸爸在总政的同僚们吃完早饭，部队的车送我们到北京站，上了火车。
火车上，我们一家六口住一个软卧包间。两个大人睡上铺，四个孩子两人一组睡下铺。
火车在路上行使了一昼夜，途中发生的两件事记忆犹新。
一是在火车上闹了个笑话。车到天津站短时停靠，爸爸下车在车站流动手推售货车上买回来两包天津特产——糖炒栗子。是长筒纸包、外面印着字的那种。仗着喝过几天墨水，我抢着拿过纸饱，大言不惭地念到：“天津特产，糖炒票子。”惹得父母哄堂大笑。好在及时得到父母的纠正，否则几个妹妹经我误导，日后见了栗子叫“票子”，那才误人子弟、叫人笑掉大牙呢。
二是火车摆渡。那时长江上没有桥，火车过江与人一样，也靠船摆渡。岸上轨道和船上轨道对接固定后，一节一节的车厢被火车头推上摆渡船，我们这节软卧车厢被夹在中间，两边是硬卧车厢。摆渡非常地平稳，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岸，什么时候到达江对面。经过漫长的等待，直到旁边的一节车厢被拖走，露出摆渡船的空间，才发觉已到对岸。剩下的车厢逐节被拖上岸，对接后重新驶上里程。
到上海是第二天凌晨，父亲部队的车在火车站接送我们到上海的新家——永嘉路697号，这是我作为随军家属的终点。
与北京相比，第一个印象就是住房宽大了许多，踩在拼花的木制地板上的感觉和水泥地面就是不一样。所有生活必须的家具部队均已配置到位，一应俱全，就等我们行李到后充填进去就是一个完整的家了。
勤务兵送来食堂做的菜包子，白菜粉丝馅，很好吃，我一口气吃了两个，这在北京可是要占细粮指标的！
697号是一幢沿街面、两层的花园洋房，解放前是资本家的住宅。旁边一个车库和车库上面的房间与洋房是连体建筑。有一个花园，车库、厨房和我们一楼的两个房间有门可以进出。洋房当初设计是：一楼为会客室、书房、休息室（朝北）、餐厅和厨房，进门左手一个衣帽室里套一个小卫生间；二楼是卧室，有五间住房和两个储藏室，三个带浴缸的大卫生间，一个阳台和一个楼顶露台；车库下面停车，上面住司机，有两个小房间和一个小卫生间。我们入住后是这样的格局：车库和上面的房间住一家人。洋房上层住一家人，是资本家。我们住一楼，除那间很大的厨房一分二，把朝北带进出花园门的那半给了楼上外，我们占据了底层的所有房间。花园两边沿楼房两侧至对面围墙用篱笆分出窄窄的两块，分别给了车库和楼上人家，剩下三分之二以上的花园归我们一楼独家享有。
我们一楼的房间这样分配：父母住东头那间有柚木护墙壁的书房；中间有三扇通往花园阳台落地玻璃门的房间做客厅兼餐厅；西头房间为我们孩子的卧室，四个人四张小床一字排列，房间有一扇通往花园阳台的落地玻璃门、通往客厅的四扇折门和一个进出厨房的门；朝北套有储藏室的那间，给后来的保姆住，保姆走后我住了进去。
爸爸单位在衡山路10号，走过去最多5分钟。妈妈到上海后不久工作也落实了，在上海市宜山中学任教导。
从爸爸1962年调入上海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单位一直没变过。单位是军工产品的专门研究机构，研究内容虽未曾改变过，但在隶属关系上有过多次变迁。总字920部队原为海军建制，职工和警卫均着海军制服。1964年，单位集体转为陆军。头一天上下班进出大门的人穿的是海军蓝色制服，门口站岗也是戴飘带帽的海军战士；第二天，所有职工，包括门口的哨兵一律换成了陆军的绿色军装。1965年，部队又集体转业，除警卫排外，所有人一下子从军人变成了老百姓。虽然上下班的人群中大多数还是穿军装，却没有了领章、帽徽，只有在洗的发白的军装上、帽子和衣领上留下的深深印迹，诉说着他们的昨天、前天和过去。后来，爸爸单位又经历过几次更名：南字813部队；国防科委第704研究所；六机部第704研究所……，反正都是新瓶装老酒，换汤不换药。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点事。
到上海后，我和娜娜转入高安路第一小学继续就读，当年和次年入学（同一所小学）的莎莎、玲玲没再进幼儿园，而是在家由保姆带。
在高一小学，我和娜娜都分在了四班。我这个班是二年级时从二、三班抽出部分学生新组建的。高一小学因其地理位置原因（徐汇区，在康平路与高安路间的一条短小弄堂内，附近市直机关云集。康平路100弄、淮海中路1735弄、高安路2弄等，是华东局、上海市许多领导同志的住宅集中地。还有很多社会名流，如电影演员赵丹、秦怡、张瑞芳、钟星火等，以及解放前的很多资本家也分别住在学校不远处），学生家长中以干部居多，其次是资本家、演员、职员和工人。一班几乎是清一色华东局和上海市的干部子女，我们四班的家庭成分相对复杂些，在当时经常在一起玩和比较熟悉的同学中：施小文（同桌，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之女）、肖建平（上海警备区武装部长之子）、王新华（上海市交通局局长之子）、张安东（总后物质局副局长之子）、郝小弟（父亲是一般工人）、陈三宝（父亲是公交职工）、刘小漪（电影导演穆洪之女）、刘延宁（原农业部副部长之女，现国务委员刘延东之妹）。
高安路第一小学与许多名人有着不解之缘。上面仅部分介绍了我们班的一些同学的家庭背景，实际上上海市领导和各委、办、局负责人子女大部分都在这里就读。如：柯庆施（上海市委书记）、曹狄秋（上海市市长）、韩哲一（原华东局副书记，后上海市副市长）、裴先白（原商业局长，后上海市副市长）等。还有：文化大革命中臭名昭著的四人帮中张春桥、姚文元的子女；排球名将沈富林；篮球名将姚明；现任中央领导人李援朝等均出于此校。
由于在北京就读的学校是十年制，上海是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制，所以很多课程在北京已经学过。同学间很快熟悉起来，和北京相比，上海走读，每天中午放学排路队回家；同学之间男女有别、鲜于往来，不如北京男女同学关系那样融洽；语言不通，同学讲的方言一句也听不懂，好在同学中以干部子女和北方人居多，把普通话作为了基本语言。
我似乎并没有刻意去地改造自己，但与上海见多识广的同学相比，我好像一下子“正统”了许多，上海入学的第一学期就加入了少先队，不久还戴上了小队长的标志。
娜娜从小是个听话的孩子，在北京时就戴上了红领巾，到上海不久即成为两条杠的中队长。
转到上海入学后，虽然和同学们相比，好像没有北京时那么顽皮，但学习成绩的不均衡状况依然没有改变。数学、图画课在班里名列前茅，语文和其他课目始终处于中等水平。唯一一次作文是四年纪下半学期得到的86分（最高分不超过90分），是历史最好成绩，以后再没打破过，因此记忆深刻。那是一篇记叙文，写父亲星期天参加义务劳动，去食堂为警卫排战士准备午饭，干一些诸如检菜、洗菜、淘米和打扫卫生的工作。我的写作水平并没有质的飞跃，为什么成绩会突然从中上升到优？后来我分析可能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文章采用纪实手笔，真实再现了父亲平易近人、与战士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第二，全国正在掀起学雷锋的高潮，提倡为人民服务，我的作文紧扣了社会主题。
在我的强项数学和图画中，图画课没有什么多说的，作业发下后经常又被老师要去保留，作为今后教学中的典范。小学的数学并不难，加上刚到上海时很多内容在北京已学过，基础好于同学，因此成绩几乎都是满分，偶尔差几分也是疏忽大意造成的。也许正因为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好，是数学老师的骄傲，使他放松了对我试卷的认真批改。记得一次数学测验后，按常规老师宣读完成绩后把试卷下放，再对普遍存在的错误进行讲解，让同学们加深印象。那次我的成绩是满分，在对照老师的讲解检查时，发现最后一道应用题的答案与老师说的不符，经复算是最后的计算有误，而老师给我这道题判定是一个鲜红的勾。老师绝不会故意判错，卷子交上去后也不会有人再去复查，如果我不声张不会有人知道，期终学生手册的这一栏肯定是100分。但这样做的后果会给我形成心理上的阴影、造成思想压力，经短暂的犹豫后，我鼓起勇气举手向老师报告了我的发现。98分，这个成绩不仅改写了试卷成绩，也留在了记录在案的学生手册上。我没有任何怨言，相反感到非常的轻松，感到这个98分比100分更值得骄傲。
在辅课中，像体育、唱歌、手工等课成绩都是一般般，唯独写字课表现突出。无论是毛笔大楷、小楷，还是钢笔课文抄写，我的成绩从未低过5分（满分），最差也是5-，完成的作业经常被老师张贴在教室的墙壁上。
担任小队长后，我们小队的活动搞得是有声有色，相当地活跃，当然局限于男生的多些。讲到玩我可是基础夯实，经过风雨，见过市面。我带领本小队的男生多次去公园（最远步行到长风公园），把我在北京的一套战争把戏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们。我家则是小队活动最频繁的地方：捉迷藏。院子里的树上树下、屋子里的桌子和床下、壁橱和厕所里都是我们的藏身之地；打乒乓。客厅里，用两个方桌拼成一个乒乓台，你来我往争个高低输赢。以上两个是男女同学共建项目。最有趣的活动还是挖地道，说是地道实际也就是土坑而已。上海的地质构造使得朝下挖一米准能见水，所以我们只能平行发展，把挖坑的土覆盖在上面，最后在院子里形成个大土包。把小椅子搬进土坑，点上蜡烛坐在里面，阴凉、潮湿，感觉还是不错的。由于每次活动少不了是一身泥土，还有回家挨骂的风险，因此活动仅限于男生，并自始至终本着自愿参加的原则。
我从小喜欢探索，喜欢新鲜事。爸爸给我买过一套金属的机械拼装玩具，我对照图纸，把所以内容都安装了一遍。四年级开始参加徐汇区少年宫的兴趣小组，从电工班做小台灯、电子小门铃开始，到装矿石收音机，再到装电子管的一灯收音机，从没拉过课。那时，经常有外国友人前来参观，我们学员还要轮流起立介绍我们的活动。
到上海后，北京买的那台缝纫机在闲置数年后才正式启用。妈妈的眼睛不好，爸爸是领导，在单位可以参加义务劳动，在家却从不干家务，妹妹们都还小，使用人自然是我了。实际上我早在摆弄这台缝纫机了，而且进入了实战阶段，家里的缝缝补补只要是缝纫机能做的我全都包揽了，很少出差错。
天下没有那个父母不夸自己的孩子的，特别是在人前。
一次，妈妈同事来家，正逢我在踩缝纫机补一条床单。妈妈同事好奇地围到了我身旁，这么大点的孩子，况且还是个男孩，能踩好缝纫机？妈妈也站在旁边，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神态。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怀着即紧张又想表现一下的心态，完成了床单的补丁工作。妈妈拿起床单，开始了她的赞扬：“这孩子就是心灵手巧，学什么像什么。你们看，他用缝纫机补的这条床单，补丁平整，线角笔直，竖是竖，横是……”小时候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妈妈当着这么多人夸奖我，我低着头，感到很不好意思，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妈妈的突然停顿使我抬起了头。一看，原来我把床单的一角缝在了补丁的下面，妈妈提溜个床单怎样也无法摊平，这才发现问题所在。我一下子脸窘得通红。妈妈和同事安慰我：“没关系，把这里拆了重新踩一下就行了。”妈妈同事还说：“不错，不错。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简单了。”好像我这个年龄做这项工作就应该发生这样的错误，有错误是正常的，没有错误反倒不正常了。我感到很对不起妈妈，平时鲜于发生的事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给她脸上抹了黑。
妈妈的个性豪爽，性子急躁，很容易意气用事。一个星期天，爸爸去北京开会没回来，妈妈带我们去逛南京路。一圈逛下来时间已进正午，回家再吃饭太晚了，所以就近进了新亚饭店，准备随便吃点后回家。吃饭高峰已过，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客人散落在几张桌子上，看样子都已进入午餐的最后程序。妈妈领我们四人坐定后，服务员拿上菜单让妈妈点菜。妈妈的眼睛不好，再者本来就抱着随便吃点的想法，所以在这家大饭店的菜单上仔细斟酌着，一时拿不定主意。旁边拿着小本子准备记菜名的服务员不耐烦了：“我说你这位同志，这么光看不点，到底吃还是不吃？”言下之意，你若是吃不起最好走人。一句话惹恼了妈妈，这时眼睛好不好已不重要，妈妈点下了菜谱中每类菜的第一个。菜上来了，整整一桌。我们使劲地吃、拼命地塞，无奈胃容量有限，眼瞅着近三分之二的菜无法消灭。（那时不兴打包，即使可以打包，那次妈妈为赌一口气也绝不会要。）结账多少钱我忘了，反正不老少，因为妈妈出门后和我说了一句：“这回你爸爸回来肯定要批评我了。”若是钱少绝不至于。
爸爸调到上海不久，所在部队的政委即调离。那时干部不像现在干部那么讲究级别、职务，党叫干啥就干啥。爸爸因工作需要从正师调到副师职位，没听到他有过任何怨言，更没有听到过他希望填补政委空缺的想法。爸爸一直到文革开始后被打到，始终在做着名为副政委的政委工作。
俗话说，宁做鸡头，不做牛尾。上海虽说是直辖市、中国最大都市，但毕竟不是首都，干部的云集程度远逊于北京。我们到上海后，住房条件改善了许多不说，其它方面也大大优于北京。尽管还是计划经济年代，定量没有改变，可是粗粮没有了，好坏只是大米和籼米的区别。1964年春节，部队从农场调运了一些农副产品分送各位领导家，记得那次有大米、肉和禽类等，好大一堆，比起当年总政发的40斤红旗面来，其数量、质量不知要强多少。
部队除每周放映一次电影外，逢年过节还经常请文艺团体来部队演出，空政歌舞团的《江姐》、上海音乐学院于丽娜演出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都是在那时看的。
部队是科研机构，人员的学历层次较高，而且每年还要从高校应届毕业生中征兵进行补充。一次征兵工作结束后，上海交通大学邀请部队首长参加毕业庆典，我跟随父亲有幸第一次踏入了大学的殿堂。

1965年，我们家搬到父亲单位对面的衡山路191号。
191号也是花园洋房，解放前该房的主人要比永嘉路697号的主人层次高多了。琉璃瓦的屋顶，围绕上下楼梯的是半圆形的玻璃幕墙；房子前面是一块很大的草坪，草坪边缘用经修剪的矮黄杨树包围，后面栽有批把树、蟠桃树，再往后是一些叫不上名的花木，紧挨隔壁的围墙前是一排密密麻麻的冬青树。
我们入住的是二楼东南拐角的三间，东南和正南的两间为套间，里面有一个两个房间都可进出的大卫生间，围绕房间的拐角阳台连通了三个房间。父母亲住里间，三个妹妹住外间，我一个人住那间单独的朝南房间。厨房很大，在一楼，烧饭、吃饭都在里面。
单位给父亲装了电话，就挂在我房间靠门的墙上。那时电话号码只有4位。电话使用最多的是我，和同学对作业答案、聊天。
父母的那间住房正东面对与我们花园毗邻的徐汇网球场，平时运动员训练、举行各种赛事我们不用买门票，趴在窗口一目了然。院子里经常可以捡到从网球场打飞过来的网球。
院内草坪成了我带同学来摔跤、妹妹和同学跳舞的场所。春天，我们放飞自制的风筝；夏天，捕捉蝴蝶和蜻蜓；秋天，扫荡树上的批把和蟠桃；冬天，在草地上打雪仗、堆雪人。
1966年，小学即将毕业，最后一次考试各科成绩都不错。按报考中学规定，重点中学我报了南洋模范中学；普通中学我报的是第五十四中学；一般中学对我几乎不可能，所以就随便填了一个。

还没等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下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运动来的是那样的快、那样的彻底，人们似乎刚从睡梦中醒来，发觉自己来到的是另一个世界。
刚开始时，是“破四旧、立四新”。路口上站着一群“革命者”，（还没有红卫兵。）他们革命的武器是剪刀。对过往行人逐个检查：有卷发的，无论是男是女、也不论是天生的还是作品，一律拖到一边，按在椅子上用剪子一阵快刀斩乱麻，等他（她）们再站起身时，一个个都成了头发高低不平的寸头。很多爱美的女同志，特别是年轻姑娘，被他们羞辱的又不敢哭，脸涨的像个红柿子；还是这帮人，查到谁的裤腿或大或小（以他们的目测为标准），马上令其站住，拿起剪刀从裤脚开始，一刀剪到裤腰，男女没别。男的倒也算了，女的可就惨了，特别是穿三角内裤的，几乎露出半个屁股，她们只能紧紧按住裤子臀部间的豁口，尽量减少一点难堪。
最早出现的红卫兵是北京来的。他们用高音喇叭在大街上宣传文化大革命、跳一些充满了火药味和很过激的舞蹈、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冲击市府机关。在第一次冲击我们附近的政府机关时，市里电话要求父亲单位派人保护。父亲军人出身，素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立即派警卫排战士奔赴受冲击现场维持秩序。这件事成了今后造反派楸斗爸爸的一条重要罪状。
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浪潮迅速席卷全国。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后，红卫兵袖标即成为衡量年轻人是否革命、是否是红五类出身的标志。
革命在逐步升级，矛头直指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受到冲击的很多人感到害怕、委屈和无奈，不少人选择了自杀来逃避或者抗衡。我们地区居住了很多干部和解放前的资本家，那些日子几乎每天都有跳楼自杀的，我就亲眼目睹了好几起。和同学到南京路、淮海路等处去玩，经常会看到还未清理的跳楼自杀人的血迹和草席覆盖着的尸体横卧在马路上，有的是才死不久还没来得及覆盖，脑浆、鲜血一地，看得我直犯恶心。
高安路第一小学毫无例外地卷入了这场革命。
我们虽然是毕业班，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所有学校全部停课，所以我们还进不了中学，关系仍在小学。

把我推进这场革命是从一张红榜开始的。
那天我们返校。学校大门上赫然张贴着一张红纸黄字的光荣榜。校门口人头攒动，大家争先恐后地往跟前挤，希望能在上面找到自己的名字。原来，这是一张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批准我校参加红卫兵的人员名单。红卫兵！意味着革命！能够参加红卫兵不亚于参军。我迫不及待地挤了进去，终于在被批准的人员名单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当时的兴奋程度可想而知。我当上了红卫兵，那就证明了我是红五类，是革命的小将！
我又仔细地看了一遍红榜，好像批准的有二、三十人，全是干部子女，主要是一班的，另外三个班的很少，我们四班只有我和肖建平两个人。
这明显不公的光荣榜马上引起了大多数同学的不满，谁也不愿意被排斥在革命队伍以外。
由两、三个人的窃窃私语，范围逐步扩大，最后形成一个为数众多的群体。愤怒的同学集中到了一个教室里，话题由抱怨变成了声讨，再由声讨变成了该怎么办。我这时和我们班大多数没有批准参加红卫兵的同学在一起，虽然没有他们那样激动，但也觉得这样做有失公平。
有同学提议，上海市红卫兵总部不让我们参加我们可以参加上海市红卫兵西南地区（我们所在地区）指挥部。这主意不错。只要能参加红卫兵、成为革命小将就行。
那么，这些人由谁来组织？由谁来负责与指挥部接洽？群龙无首不行，谁都意识到必需要有个人来牵头。接下来大家开始酝酿人选。开始提了几个干部子弟，可不少不是干部子弟的同学不同意；后来又提了几个不是干部子弟的同学，干部子弟的同学又不愿意。双方力量成交织状，哪边也不肯让步。
因为我是我们班与其他班同学往来最多的，所以最后有一位同学（是二班还是三班的我忘了，肯定不是我们班的）提出让我来负责，大家一致同意。但问题是，同学们都知道我已经是红卫兵，要参加西南地区红卫兵，必需先辞去上海市红卫兵。
我虽然被批准参加了红卫兵，但对这样的做法很不赞成，大家都是同学，都是好出身，参加红卫兵又没名额限制，为什么一定要分出个三、六、九等来？可是我压根没有想过要辞掉这个红卫兵，而去参加那个红卫兵。
原本嘈杂的教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所有同学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我犹豫了。一边是与他们不一样，我已确实无疑地参加了红卫兵；而另一边大家都是同学，我同情他们的遭遇。但我若是辞去现在的红卫兵组织，就要冒可能西南地区指挥部不接受我们、当不上红卫兵的风险。
从同学们焦虑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急切地盼望着我的最后抉择。
在同学们的信任和期盼下，我别无选择！
我义无反顾地来到上红高一分部，归还了红卫兵袖章，退出组织。
回到教室请几个同学帮忙，把报名参加红卫兵同学的姓名、性别、家庭出身等做了一张登记表，在几个同学的陪同下去漕溪路的上海市红卫兵西南地区指挥部所在地。
指挥部的领导人接待了我们，洽谈很成功。结果是：同意我们申报的所有同学参加红卫兵；发给我们如数的红卫兵袖章；在高一小学成立分部，委任我担任分部“司令”。
“革命”热情取代不了知识的贫乏和对事物的洞察力。怎么革命？革谁的命？13岁的少年儿童懂个屁！只是觉得错过了父辈们所经历的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现在该是我们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了。
那时头脑简单，认为别的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那就是“革命”。
那段时间的主要经历罗列在下，不一一展开。
利用康平路一弄堂（市委办公厅康平路办事处对面）里资本家的一间空房，将红卫兵高一分部迁入；
经常不回家，从家里带去米和酱菜，吃、住在办公室；
多次制止、调停上红和红西南两个高一分部的红卫兵冲突；
几次抄资本家的家，因为是在别的红卫兵之后，没有任何收获；
扩大分部组织规模，红卫兵发展到附近的几所小学；
到徐汇区委申请印刷机未果，在还没下发的几十只简易印刷机中“偷”了一只；
刻、印毛主席最新指示传单并散发；
我们自己联系，两次（第一次是三林公社，有一个老师陪同；第二次是马桥公社，没有老师）带领同学下乡劳动，吃、住在农村；
由于我们办公室在康办对面，目睹了“康平路事件”全过程；
……。
关于“抄家”，有两次值得提一下。
一次是去抄一家资本家。进门后，满屋狼藉，可见早有红卫兵捷足先登了。家里只有一个60岁左右的老太太。同学们在翻看着散落一地的新鲜玩意，我把老太叫过来“审问”，要她交待解放前剥削人民的罪恶历史。老太不知是真的老眼昏花呢还是故意装聋作哑，对我的提问有一句没一句的答非所问，并且一会儿说在烧饭跑次厨房，一会儿又要小便跑趟厕所。我耐着性子，严格执行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抱定决心一定要审出个所以然来，说不定这老太就是个潜伏特务呢！
新鲜劲过去了的同学都过来聚在了我的身旁，老太似乎也安静了许多，低个脑袋坐着，厨房、厕所不跑了，对我的提问连答非所问的话也没了。
我这个人嗅觉特别灵敏，不一会儿，我就闻到屋里有一股淡淡的煤气味钻进我的鼻孔，而且味道越来越浓。我脑子里一个闪念，不好！资本家想谋害革命小将！我一个箭步冲进厨房，果然，刺鼻的煤气迎面扑来，所有煤气开关都指向最大位置，灶上没有明火！我屏住呼吸大喝一声：“快撤！”带领同学拉开门冲了出去。
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平缓了紧张的心情后，同学们提出杀它个回马枪，把那个欲把我们置于死地的恶老太抓起来示众。我没同意，怕真弄出个人命来，所以这事就这么算了。
还有一次是抄电影演员赵丹家。
那时赵丹住在湖南路的一个两层楼的花园洋房里，进去后不难看出他家已被抄过数次，因为除生活必需品外没一样多余的东西，宽大的房子显得空荡荡的。
赵丹以真诚的态度接待了我们，领我们到每一间房间，“配合”我们的“抄家”行动。
本来就是别人的残羹剩饭，不指望能有什么新发现，我们抄家的目的无非是想证明我们也在“革命”。
赵丹家所有物品一目了然，没有可以藏着、掖着的地方。因此赵丹配合我们抄家不如说是他领着我们参观，在每一个房门口，他介绍完此房间的用途后我们甚至连屋都不进，就像他是讲解员、我们是观众似的，紧跟他的步伐、认真听他的讲解。
最后来到两层楼梯之间的一间朝北房间，赵丹介绍这是他自我反省、自我隔离的房间，平时就住在里面。房间不足10平方，一张单人床、一个方桌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一个两层的送饭提笼。可见不单睡觉，就是吃饭赵丹也不与家人在一起。
赵丹招呼我们进屋，他坐床上，让我们坐椅子，坐不下的同学坐在他旁边。坐定后他问我们要他“交待”什么？我代表同学做了回答，希望他讲讲拍电影的故事。
这个要求对赵丹来说太简单了，手到擒来，从解放前一直讲到解放后。我们就像一群学生听资深老师讲课，认真的近似虔诚，气氛相当融洽，讲到精彩处常会引起我们发自内心的笑声。
快到午饭时间了，我们依依不舍准备离开。可能是赵丹第一次遇见像我们这样的红卫兵，显得很兴奋，让我们稍等，上楼把爱人黄宗英和儿子（名字忘了）叫了下来，一一为我们做介绍，并告诉我们他们拍过什么什么电影，完了亲自把我们送出大门。

由于我们这批人介于小学和中学之间，红卫兵（必需是中学生）早参加了，编制却在小学。好像是1968年，听学校老师说中央有文件下达，小学不能置身文革之外。为落实这一精神，高安路第一小学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我再次被推选为总部“司令”。
总部设在了高安路第一小学内。原红卫兵的两个高一分部随着高一红卫兵总部的成立而解散。

革命大串联——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在天安门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后就开始了。
我家那会儿俨然成了串联上海联络站，接待来自北京、浙江、湖北等地来沪串联的人们。他们中大多数是父亲在各地老战友的子女，也有母亲老家的亲戚，还有一些是关系介绍来的。
第一个串联来沪的是爸爸北京战友的女儿。那时我们还住在衡山路191号。她是参加了天安门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直接来上海的，事虽已隔数日，她激动、幸福的心情仍未完全释放。她把毛主席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接见人群招手的照片分发给我们，让我们一同分享那激动人心的一刻。
自小学不能置身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下达后，我们也赶上了串联的末班车。
有关串联的事从各方面我听到的太多了。有没有介绍信并不重要，戴个红卫兵袖章就能免费乘车，每到一个地方吃、住都不要钱。有些地方甚至对出行有困难的红卫兵可以凭白条借钱。
随着“革命”冲动热情的逐步冷却，看不惯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一直想往能加入到串联队伍中，一来可以免费周游各地，二来可以回避心中的焦虑和烦恼。
所以，成立高一红卫兵总部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串联。
此时，鉴于串联给国家铁路交通、地方财政造成的巨大压力，中央下达了停止革命大串联的通知，并要求各地串联的革命小将返回原地。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中央通知下达后，各地又兴起了步行串联，我组织同学串联就发生在这个当口。
学校领导给了很大支持，批给了我们步行串联的经费（借用，后来归还了）。
根据大多数同学意见，我们选择了步行串联的目的地——杭州。
按照个人脚的大小购置胶鞋，每人一双。同时发给一条背包带。被子、换洗衣物、洗漱品等自理。学校还为我们准备了一面红旗。
临行前，我检查了每个人的装备，并宣读了诸如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等豪言壮语。
一行十数人，背着背包、打着红旗，排着整齐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学校出发了。
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兴奋心情溢于言表。对相遇的其他步行串联队伍，我们会加快步伐赶超对方，以此来享受胜利的快感。
经过繁华市区到达莘庄后，所有上海出发（包括外地来的）步行串联队伍都集聚到了铁路两旁，队伍有长有短，举着有标志或无标志的红旗，默默地埋头行进着。路边，经常会有宣传小分队拿着电喇叭鼓舞着人们的士气，还不时遇见来自祖国各地、即将进入上海的步行串联队伍。
毕竟年龄太小，平时也没什么锻炼，体力的快速消耗使同学间的话语越来越少，直到最后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大家艰难地拖着疲惫的双腿，勉强地跟着队伍。背上的背包这时仿佛有千斤重，压得肩膀难以承受，大家不停地调整背包带在肩膀上的位置，最大限度减轻肩膀的疼痛。
休息的次数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每次再起身行走，都是我苦口婆心的结果。
到达松江红卫兵步行串联接待站时，天已经黑了。
在接待站临时搭建的通铺上，我们摊好了自己的被褥，去食堂吃了免费的晚餐。
由于同学中穿的鞋普遍要比自己的脚大一号，为的是今后还要长个子，鞋大一点可以穿的时间更长一些。穿着不合脚的鞋行军，很多人脚上打起了水泡和血泡。根据父亲战争年代行军的经验，一天行军下来一定要对打的泡做处理，条件许可最好洗个热水脚，对第二天的行军解乏很有好处。
我和大家说明了这个道理。但是来到接待站锅炉房一看，热水倒是有的，就那么两只龙头，僧多粥少，一片混乱，就跟抢水似的。我们人小力薄，无法竞争，只能等这帮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摆平后才轮到我们。
我们当中的郝小弟同学仗着自己人高马大、身体比我们壮，看到这种抢水的架式没耐心了，脚不洗了，挑完脚上的泡后倒头就睡。
第二天一早，吃过接待站为我们准备的早餐后继续沿着铁路行军。休息了一晚，体力有所恢复。经过昨天一天的磨练后，大家明白了保存体力的重要性，个个与昨天出发时判若二人，没有一句废话。
烫脚不烫脚的作用很快得以显现。我们虽然都不舒服但还能忍受，郝小弟不对了，脚一瘸一拐的。他是我们中个子最高的，原来走在队伍的第一个，现在不但拉在了最后，而且距离越来越远，最后索性坐在地上不起来了。
怎么说我们也是一个集体。所有人折回到郝小弟跟前，任凭我怎样劝说，他就是不起来。军心动摇了，不少同学跟着坐了下来，加入了郝小第的行列。
应了“计划没有变化快”这句话。我回天乏术，只能同意大家意见：走到前面最近的车站，坐火车继续南下。
到了前面的石湖荡车站，买了车票，登上了第一列往南的火车。
进站检票时才知道，郝小弟给大家买的是石湖荡到下一站的车票，别说到杭州，就是上海也没出。他的用意很明确，杭州要去，车票不买，买张最近的票是为了上车！
到站让大家下去继续走的可能性为零。到此时说什么也没用了，我让大家做好出杭州站被查到补票的准备。
火车严重超员，不是站满，也不是挤满，而是塞满了人，到了你若是抬下脚就没法再插足的地步。
到杭州出站，别说检票了，就是你想主动出示票给检票员看的机会都没用。我们是被人流冲出车站的。
杭州我来过。那是1965年五一劳动节放假，父亲带我们全家来的，接待我们的是爸爸的战友郝尚甫（杭州商业局长）。那次郝尚甫给我们配了专车和司机，所有景点都是车子直接进出、畅通无阻、速战速决。
我们“步行”串联到杭州的一行人在杭州站红卫兵接待点的安排下，住到了浙江大学。吃、住免费，并发给我们每人一张有效期为一周的市内免费乘车证。
接下来的“革命行动”自然是游山玩水了。不管是去过、没去过的，杭州所有知名景点我们都玩遍了。
在第一天游西湖时，发现少了王新华和张安东同学。晚上回到浙大，从他们的行李一件没留的情形看，一定是开小差回上海了。
一周下来，大家玩的很开心，体力基本恢复，继续步行串联的信心也恢复了。
我们拟定了下一个目标——绍兴。
从杭州到绍兴走了两天时间，是名副其实的步行串联。
第一天走钱塘江大桥过江，在萧山歇脚；第二天走到绍兴。
从萧山出发的那天天气不好，走到半路还下起了雪。为减少背包的晃动，我的双手一直紧扣背包带，感到刺骨的冷，两只手都冻僵了。晚上绍兴住下后，躺在被窝里只觉得两只手背奇痒无比，第二天起来，两只手背肿的像馒头似的。自那以后，落下了冻疮，每年冬天都会复发。
绍兴是鲁迅的故乡，我们参观了鲁迅故居和百草园。在鲁迅纪念馆，可以凭介绍信购买鲁迅纪念章，好在高一小学红卫兵总部的公章我随身带着，满足了大家的心愿。
步行串联回程就不用走了。凭介绍信在火车站专门窗口可以领到“红卫兵串联返回原地乘车证”，自然是免费的。
途径杭州又停留了几天，补充上次没玩到的景点。
出来串联的日子里，在接待站吃饭不花钱，出来玩坐车有乘车证也不要钱，可伙食没人管。我们在杭州吃的最多的是一角钱一碗的阳春面，绍兴则吃些当地小吃。
离开杭州签的是晚上的火车，离车站发车时间还早，我们就在车站广场转悠。
广场上人特别多，大家在从事着同一个行当——换票。这就是中国人聪明的地方，串联已被停止，但让串联的人返回原地还是必须的，应运而生的“返回原地乘车证”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乘车证是一张小卡片，盖有签发地部门公章，上面没有照片，没有姓名，只有返程的目的地和人数，凭介绍信就可以开到。广场上的那些人手持去往各地的乘车证进行交换（真还没有看见卖证的），返北京、上海、南京、黑龙江、新疆……，应有尽有。换到自己想去地方的票后再继续串联（旅游）。要不是大家归心似箭，我倒真想利用这种机会再跑点地方。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仍在熊熊燃烧，斗争势头不减、逐步升级、惊心动魄，不断有党的高级领导人被楸出、打到。一些我敬重他们仅次于毛主席、为新中国成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无产阶级老革命家也难逃厄运，刘少奇、罗瑞卿、贺龙等老同志相继被打到，罪名是：叛徒、内奸、走资派。
我的父母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了冲击。
首先是妈妈。被指控“叛徒”给学校抓去隔离审查，逼迫交待罪行。
妈妈在中学就读时就不满当时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同情共产党。在同校好友（身份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影响下，决定跟她去苏区投奔共产党。一路上，她们装扮成农民沿途蒙混国民党哨卡。一次在混过哨卡后，她们认为离苏区已不远，不会再有什么问题，所以擦去了脸上的灰尘，扔掉了头上的斗笠。没想到的是，前面哨卡检查时，旁边的特务已对她们有所怀疑，尾随其后看到她们的举动后，确认了怀疑并将二人逮捕。
在牢房里，好友告诫妈妈一切如实交待，构不成罪行。
审讯时，妈妈交待了看不惯时局、准备去投奔共产党的想法。至于党的组织有什么人，找谁联系妈妈确实不知道，所以也就无从谈起。
关押数日后，经家里担保得以释放。
这段经历本没什么了不起。一个中学生，没有受过党的教育，完全是出自内心地同情革命并想往革命，无奈遭国民党逮捕而没达到目的。被捕后，妈妈和盘托出自己的想法，并不违背当局“信仰自由”的法律。
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她那位同窗好友的交待后牵连到妈妈的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有一个细节妈妈疏忽了。如果不是后来遭国民党逮捕，如果她们二人顺利到达苏区，这个细节将改写妈妈的一生。
正因为她们被逮捕，后面的计划没有实现，这个细节的内容和后果没能引起妈妈的注意和关心。
经过是这样的。在去苏区路上的一个晚上，好友在夜宿的小店里让妈妈在一张表格上签过名。（据好友后来交待，这张表格在她们离开时交给了交通员。）当时好友只是说妈妈是个好青年，希望她走革命的路。妈妈是高低近视眼，在昏暗的小油灯下根本看不清表上的内容。加上妈妈对这个好友的真实身份并不了解，有的只是崇拜，一切言听计从，从不问为什么。
原来这是一张入党申请表。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在好友的交待中，妈妈才知道了事情的真像。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细节也许就被历史掩埋了，妈妈永远不会知道她曾经“入过党”。其实，妈妈签了名的那张表格最后很可能根本没有送达组织，因为党组织以后从未找她谈及过此事，她本人也一直没有参加任何的党派和组织。
妈妈历来立场坚定、恩怨分明，她没有抱怨好友有背事实的揭发。
在知道那个细节真相后，妈妈一反过去坚定自己没罪的态度，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重新审度自己，认为自己给党抹了黑，应该认真接受批判。造反派毫不客气地给妈妈戴上了“叛徒”的帽子，残酷殴打、批斗会接踵而来，妈妈都挺住了。后来，造反派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批判的了，就罚妈妈去打扫所有楼面的厕所。
妈妈的问题一直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得到平反，彻底摘掉了叛徒的帽子。
与妈妈相比，爸爸受到的冲击是“声势浩大”，实际上并没吃什么大的苦头。
爸爸从小参加革命，一直在部队，历史清楚明了；来上海时间不长，做的是政治思想工作；为人忠厚老实，平时群众基础不错。但是，要他违心地苟同造反派肯定做不到。放着被结合进造反派领导班子的阳关道不走，下场只能是被打到。
定罪很容易，只要是干部，“走资派”这顶帽子是通用的，刘少奇同志当时就是全国最大的“走资派”。其实，造反派给爸爸罗列的所有罪行中，真正的“罪状”只有一条：派遣警卫排战士阻挠北京红卫兵小将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
批斗会参加了不少，“规格”最高的在文化广场。游过几次街，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歪歪扭扭写着“打到走资派贺××”字样的牌子，名字上还用红笔或黑笔画个大叉。一群“牛鬼蛇神”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前方或者两侧是手持电喇叭、高呼口号的造反派，后面是手拿彩色标语小旗的游行群众，在高音喇叭的引领下，稀稀拉拉地响应着口号内容。
我外出串联半个多月后回到家，情形已是今非昔比。
为寻找妈妈的“罪恶”证据，家被红卫兵抄了，沿街的191号大门上是妈妈亲笔书写的“认罪书”。
妈妈在学校隔离审查，爸爸被看押了起来，就三个妹妹在家。
当时唯成分论盛行，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通用准则下，我的身价一落千丈，从响当当的红五类干部子弟一下子跌到了不名一文的走资派“狗崽子”。
我把总部几个主要人员召集起来，最后一次行使“司令”职责。向他们通报了我家的变故，宣布为保证红卫兵队伍的纯洁，我决定退出高一红卫兵组织的决定。我没有理会同学们的极力挽留，办理了袖章、公章等的移交。

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感到心灰意冷。
整天无所事事，早上和妹妹们赶早去菜场排队买菜，买来棒子面和面粉自己发面、做窝窝头和馒头。没事就和妹妹及邻居小孩站在一楼平房的屋顶，看川流不息的游行队伍，看对面爸爸单位两派的武斗。
一天傍晚，我们依旧在屋顶看游行。妹妹们好动，把屋顶的沙粒往下面的人行道上踢。不巧，沙粒落到一群经过的青年男女头上。尽管妹妹们连叫对不起，其中两个男还是不依不饶，跳起抓住围墙顶，几个撑起动作，眨眼间就来到屋顶。他们在妹妹们眼前挥舞拳头，威胁她们小心挨揍。妹妹和邻居小孩吓的要死，蹲在墙跟，大气不敢吭。两个人看都是乳臭未干的小孩，犯不着一般见识，翻身下了屋顶走了。
一会儿，我也来的屋顶。妹妹们和我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我一听就火冒三丈，欺负小孩算什么东西！问明特征和人数后，我骑车追了上去，心想即使打不过他们也要骂两句解解气。
过了乌鲁木齐路就看到了那群人，三男三女，年龄都在20岁上下，打扮的流里流气，正嘻嘻哈哈地边走边说笑着。
我要是上去找茬，敌众我寡肯定不是对手，但这口恶气一定要出。
我加快了骑车的速度，经过他们身边时我朝他们大骂一声：“流氓。”然后以更快的速度逃离了现场。
也是我自己不好，骂也骂了，气也出了，可就觉得不过瘾。
到了前面我把自行车调了个头，相向而行再次驶向他们。
在车与马路对面的对方平行时，我再次骂了他们。
活该我倒霉，刚才骂过他们侥幸逃脱，这次再送上门来怎肯轻易放过？几个男的撒腿向我追了上来。他们奔跑的速度是如此惊人，该不是碰到短跑运动员了吧？无论我怎样拼命骑，追上我只是一瞬间的事。第一个追上来的人把车子一拽，我在惯性的作用下飞了出去，等我爬起来，另两个人的恶拳已在我脸上炸开了花。就是有车也跑不赢这些人，更何况两条腿了，跑是没有希望了。我正准备不自量力地拼个鱼死网破，路人们围了上来。那时人的素质就是高，特别是老工人，碰到上公交车不排队、遇见个小偷小摸的他们都会主动站出来伸张正义。就是一位工人模样的老同志大吼一声：“住手！你们几个大人干嘛要欺负一个孩子！”看有人挑了头，旁边的几个路见不平的人马上响应，群起而攻之。三个人见势不妙，迅速撤离了。
老同志把倒在地上的自行车提起来，把摔歪的车把扳正后推给我，关心地问了一句：“没打伤吧？”
“没事。”我随口答到。一张口我马上觉得门牙又酸、又凉。
想起来了，是第三个家伙自下而上一拳打在我下颚上，当时我就感到上下牙齿猛烈地撞击了一下。用舌头一舔，果然上门牙少了半颗。

在家逍遥了差不多有两、三个月时间。
这时候的文化大革命到了白热化阶段，自以为打下江山的造反派内部出现了分化，最后演变成了全武行。各地武斗事件不断，真枪实弹，局势完全失控。听说四川兵工厂比较集中的地方，一些新研制的武器还没装备到部队，已经为造反派所用了。
上海的武斗形势与全国基本保持一致，还算“文明”，武器充其量是一些长矛、铁棍。
上海工人最早、最大的两个对立组织——工总司和赤卫队，经康平路事件、安亭事件后，赤卫队被工总司彻底“消灭”。
市里影响最大的武斗是工总司与上柴联司及支联站。听说最后工总司联合消防部队攻打上柴联司总部时，毛主席正在上海，他观看了战斗过程的实况影像。（这部片子不久我也看了。）
爸爸所在国防科委系统的两大派别是造反派与1021，上海二军大的两派是红旗与红纵。几乎所有单位的造反派都分成了两派，势力强弱分明的还好点；两派势均力敌的只有靠武斗解决问题。市工总司专门组织了“文攻武卫”战斗队，全副藤帽、铁棍，并配备了卡车以增加它的机动性，用来制止武斗和维持城市秩序。但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那时传单的消息很快，经常会有武斗死人的报道。
这时，大多数人对文革的态度，已从最初的狂热变得厌倦、甚至反感了，我就是其中一分子。
妈妈学校的学生对他们楸出的“叛徒”没了兴趣；爸爸单位造反派也没精力再关心如何打到“走资派”。父母终于可以每天回家，正常“上下班”（劳动改造）了。

在革命大串联行将全面结束时，我跟上途径上海准备返回原地的表哥，踏上了去湖北的路。那是1968年下半年的事。
坐长江轮逆水而上，首先到南京，中山陵、雨花台、总统府都去转了转，一切还是免费。
再签票坐船去武汉。
因武斗原因，两派各据长江一边，芜湖港本来是不停靠的。快到芜湖时，江北对岸一艘拖轮与我们大船平行追了上来，用缆绳套住了我们的船，大船被迫抛锚停下。船上广播马上要求旅客呆在各自舱位，不要出来。我正好上厕所回来，在甲板上目睹了停船的缘由。
乘警正在和拖轮上的人协商。原来最近客船一直没有停靠芜湖，以至积压了不少需要离开和外出的旅客。
江南的造反派发现江北的人叫停了大船，即鸣枪以示警告；江北造反派见状毫不示弱，也鸣枪回以颜色。顿时枪声大作。
大船停在江中央，我在船左侧拖轮靠上来的一边看乘警的交涉，举目向江北望去，山头上提枪奔跑的人清晰可见。
我们的船左右为难。跟江北的船去靠他们的码头，江南的人决不会答应，现在朝天发射的子弹很可能会射向我们；反之亦然，江北造反派子弹也不是吃素的。
在乘警讲明厉害、反复劝说下，来人放弃了要大船停靠的要求，在我们大船平行行驶的掩护下，拖轮回到了江北。
武汉是湖北省会，因城市被长江、汉江分割，由汉口、汉阳和武昌三镇组成。汉口和汉阳有汉阳桥连接，汉口与武昌是武汉长江大桥连接。毛主席诗词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指的就是武汉长江大桥，是1957年我国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第一座长江铁路与公路大桥，当时耗资不足人民币2亿。
武汉三镇我都有亲戚，表哥的同事先于我们返回了，我和表哥留下来走亲访友。汉口的表姐、汉阳的姨妈、武昌的表哥家都去了。
我们去武汉的时候局势很乱，钢工总和红总司打的不可开交，把后来中央派来解决事端的人也给扣了起来。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名不虚传，轮吵架和打架绝对货真价实，根本不要命。我们外出碰见过几次武斗（打架），那简直是把人往死里打。南方人虚张声势、雷声大雨点小的做法与他们比，“层次”低多了。
武汉没有直达公安县的船，我们只能先坐船到沙市，再坐小船走一段回头路到公安。在沙市，我们看望了在那里教书的表哥。
阧湖堤是公安县城所在地。外婆和大舅、二舅两家都在这里。
著名的长江荆州分洪区就在公安县境内。解放后，政府为预防可能的长江洪水对下游重镇武汉带来灾难，在公安县修建了分洪区，在出现天灾时对长江水在上游进行分洪，确保武汉安全、不被水淹。
阧湖堤亲眷中，除二舅、表姐外，其余人我均为第一次谋面。
大舅和二舅住在一起，一排瓦房，中间是一间很大的客堂，两家吃饭、接客都在这里。外婆由兄弟俩轮流照顾，你家住几天、他家住几天。无论谁家烧了什么好东西，首先孝敬外婆。
外婆的生活费主要来自妈妈，每月15元定时寄上，月月如此、雷打不动，即使在文革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中断过。那时八类地区的上海青工每月工资是18元，所以折算到农村的生活水平，这些钱足够满足外婆的日常开销。
我去后也是两个舅舅家轮流住，外婆优先享受的也有我一份。
不久，妈妈带着三个妹妹也来到了阧湖堤。这是我记事后妈妈第一次回家。母女相见、兄妹相见，克尽孝道的妈妈此时已为沦落人，伤感、感慨在亲人面前无需隐瞒，自然有说不完的话。
妈妈假期有限，小住几日后即带妹妹们回了上海。
我继续留了下来。和表哥一起到上海串联的同事分别请了我；去表哥教书的乡下学校住了几天；表姐是县电影院的放映员，晚上没事跟她去上班，在放映室里通过放映孔看电影；和大舅妈打牌，打的不是我们通常玩的扑克牌，牌也是纸制的，长条形，反面红色，正面白底黑（红）字：孔、已、己、上、大、人、春、夏、秋、冬等，根据规则进行不同组合；跟着表哥、表姐去各家、各单位走走。
日子过得飞快，一晃在公安呆了两、三个月，在家信的催促下离开了阧湖堤。

在湖北时就从报纸上看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复课闹革命”指示。
回到家第二天，即拿着家里早已收到的“入学通知书”到五十四中学报到，此时，学校已正式开学一个多月了。
69届共有8个班，我分在四班。
我是四班最后报到的同学。进入教室后的我除看到一个叫吴建萍的女生是小学同班和几个高一其他班同学外，面对的大部分是陌生面孔。
这样的局面维持时间非常短暂。第一个上来打招呼的是李小军（原上海检察院党委书记之子），彼此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紧接着刘建生（总后二部副部长之子）、郝小平、宋则生等分别过来和我套上了近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到放学时，班里的干部子弟（男生）基本上都熟悉了。
（未完待续）

后续提纲：
中学：复课闹革命；工厂学工；农村学农；与工宣队的冲突；装收音机；三结合毕业分配小组成员；父亲不支持我走后门当兵；选择到边疆插队。
黑龙江插队五年历程：与苏联一江之隔；上海知青（204名）多于当地居住百姓；知青建制、生活；农活；副业；站岗巡逻、武器配备；入团；所在地的原生态风貌；冬天近零下50度、夏季昼长夜短；两次因我而起、轰动整个县城、我队上海知青的集体行动；同学情。
湖北插队三个月：南方与北方农活的差异；一次与飞扬跋扈的当地知青（商业局长之子）交手，树立了在当地知青中的威信；县委书记请客（第一次喝五粮液）；大学招生面试。
大学三年：入学的波折、省委书记出面；第二学期以全票选进班委；同学之间；学工、学农、学军；上海、广州、海南实习；游桂林和庐山；母亲去世；毕业分配。
工作后：第一次去海南上海上钻井平台；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公安局办理课题急需的火药运输；团委书记；通过时任上海常务副市长、妹夫的父亲相助，改变了单位被迁出上海的决定；结婚；课题研究；入党；十年的分房组长；支部书记；91年任职；中心国家认证；高级工程师；安徽、大连、南京、宁波、上海、广州工程总监；监理亚洲最大的沉管隧道3年、连续2年上海市立功；上海市工程招投标专家库专家；质量管理（国家注册审核员）；潜水员培训。
小学、中学、大学、黑龙江同学聚会。
妻子同岁；贤妻良母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72年入党；75年进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卫生学校。
女儿81年底出生；初、高中上海重点中学；华东师范大学；公务员；入党；结婚；交大研究生。
三个妹妹情况；下一代在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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