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八·二0”事件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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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八·二0”事件的真相 (广西文革处遗官方档案）


桂林的“八·二0”事件，是在两派武斗已基本结束，“联指”以贯彻“七·三”布告为名。为彻底吃掉对立派，巩固和扩大他们的“胜利”所采取的使人毛骨悚然的重大措施。
中央的“七·三”布告下达后，广西（包括我市）武斗的双方代表到北京谈判和办学习班，七月二十五日，中央领导接见了两派代表。在周恩来总理和桂林驻军的干预下，桂林“联指”和“造反大军”代表已签署了停火协议。
八月八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驻军领导小组发布了《关于坚决落实“七·三”布告立即全面收交武器装备的紧急通告》。《通告》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外来人员）必须无条件的将所抢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包括各种枪枝、弹药、火炮、炸药、刺刀、匕首、车辆等一切军用物资）和自制的一切杀人武器上交，到八月十六日止。“造反大军”，已交枪三千七百一十九支、子弹一百五十七万发，（“造反”大军在“八·一0”行动中抢得枪五千四百五二支、子弹五百十三万千二百发）。而“联指”只交了一百八十五支，子弹一万发。（“联指”仅在兴安就抢得枪五千六百三十六支，子弹三百二十五万零七发）。
区革筹办公室副主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代表区革筹来桂处理桂林问题，于八月十七日接见桂林两派赴京回桂的六名代表时，过分地指责了“造反大军”。把“造反大军”定为敌人所控制的组织，说“工总”的上层人物没有一个是好的，强令“造反大军”，一枪一弹都要交，而要求“联指”只交长枪、破的，不会影响战斗力的武器。
八月初，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主持召开了南岳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桂林市武装部政委陈秉德、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参加了会议。会议内容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除据点问题。
为了贯彻会议精神，八月十七日，景伯承在桂林步校主持召开了各县“联指”武斗民兵团负责人及县武装部第一把手会议，吴华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他说：桂林问题肯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干净。贯彻“七·三”布告抓两个关键：1、收缴武器；2、清理外地人员，对抗拒不交武器的要采取军事行动强迫收缴。桂林军分区政委慕石起也讲了话，他说：你们（指各县武斗人员）来桂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很大的贡献。坏人、坏头头、走资派、叛徒一个也跑不了。
八月十九日在一0四部队，景伯承、慕石起主持召开了十二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会议。具体布置了“八·二0”行动。一0四部队康凝副政委、地区革委会常委张牧田等参加了会议。八月二十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署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简称《八·二0公告》）。
《公告》说最近三个多月来，在桂林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道的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和桂林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贺、霍、付、谢、袁、王同连、吴腾芳、杨德华。桂林地市“造反大军”中的一小撮坏人，纠合社会上牛鬼蛇神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操纵“造反大军”中的一些组织，蒙蔽和欺骗一部份群众，制造了一系列的反革命事件。
《公告》对两派武斗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只指责了“造反大军”，《公告》强调要采取暴力手段，说“谁反对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现行反革命，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继续顽抗就要歼灭”。显然这个《公告》是派性的产物。
行动前，由市革委将“联指”武斗人员为主体组编为二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十一月底一部份“工纠”改称为城区人民纠察队）配有半自动步枪等武器。“工纠”设立指挥部，并按各系统编有工纠连，由桂林警备司令部直接指挥.主要负责人有市武装部科长王永清、工交部武装科干部郑国安等。“工纠”武斗人员和各县来桂武斗人员以及“造反大军”中反戈一击的少数成员等一万多人组编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八月二十日凌晨进驻“造反大军”控制的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搜捕，除从据点抓人外，各单位“联指”也分别自行抓人。当时被抓的主要对象；1、“造反大军”的大小头目和所谓骨干；2、“工总四野”及“红卫师”的武斗人员；3、不支持“联指”的当权派；4、所谓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国民党的残渣余孽；5、支持“老多”观点而所谓成份不好。历史有问题的群众。因“八·二0”的过激行动而导致以后一段时间被抓、被打、被抄家、被错批错斗者约万余人，其中，在市七中（当时革委收容所）就关押过七千多人。
市人武部政委，市革委副主任陈秉德于八月二十九日在工人电影院召开的一次市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公开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刮十二级台风，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
九月一日，师院先后游斗了崔毅、周兆祥、谢荣杰、杨富庭、甘恒彩、李日明、黄沃南等院领导及“选择派”骨干。九月一日至二十日，市革委会和师院驻军对地、市“造反大军”中的邓铁桥、许瑞林、鲁鹤松、余文杰、张树枝、余有壬、邓井发、诸葛军等十二人以混进群众组织的“阶级敌人”罪名，在师院进行活人展览。
九月二日“联指”市直机关“七·一”总部对市直机关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和市直机关的一些领导干部进行游斗。被游斗的有市监委副书记许正义，监委委员邹永清和王仁武（经委副主任）、兰守真（财政局局长）、李新（税务局局长）、崔耀华（财办副主任）、郭文刚（文化局副局长）等一百多人，以各种罪名戴高帽、挂黑牌、反手捆绑，先是集中跪在盐业站院内，不少人被打，然后押上汽车，由“工纠”武装看押，沿街游斗。游斗途中，许多同志被观看的一些所谓革命群众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有的被打伤致残。九月三日，广西著名演员黄婉秋被文艺界“联指”押至十字街脖挂破鞋，身披麻袋，跪在烈日下进行围斗，遭非人的侮辱。
九月二十六日，地、市革委在市体育场批斗王同连、许正义、崔耀华、杨德华（自治区离休干部）、吴腾芳（地区行署专员）、王祝光（地委书记）、陈基义（地区副专员）、陆文忠（师院领导）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和另一派群众组织头头。给他们挂上“叛徒”、“特务”、“反革命”、“历史反革命”、 “现行反革命”、“反共老手”、“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坏头头”、“三反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翻天右派”、“地主份子”、“地主仔”、“资本家”、“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小爬虫”、“政治扒手”、“黑手”、“黑高参、”“黑干将”、“牛鬼蛇神总后台”、“反革命两面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杀害贫下中农刽子手”等各种罪名的黑牌。
由“八·二0”行动，引起的抓、抄、游斗风持续一个多月。“八·二0”以后，不仅搞了几次全市性的大游斗和批斗会，各系统、各单位也纷纷组织游斗和批判会，有的人在游斗、批斗中被打伤致残或打死，如染织厂副厂长陈华，市体委教练汪成竹就是八月三十日的全市性游斗时被活活打死。九月五日地区食品站门口，被兴安县“联指”武斗人员拉下车惨遭枪杀。汽配门市部工人熊超等二人被用石头活活砸死。二建二0一工区在一次批斗后，就集体枪杀了六人。九月十五日“联指”以纪念白沙“战斗”一周年的名义，把被其关押在植物研究所的六名干部群众拉出来进行集体枪杀。
九月中旬，雁山公社的兴隆、罗安、枫林三个大队联合在良丰农场二队召开批斗大会，将另一派观点的十多名群众以参加“反共救国团”（并无此事）为由，批斗后枪杀。据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调查统计“八·二0”以后至一九六八年底，全市（未含两县）被乱打死乱枪杀一百六十人，批斗、游斗打死九十四人，自杀九十一人。总计为三百四十五人。各单位私设公堂，随意关押、拷打、批斗这种现象就延续更长。
“八·二0”后，市革委中“造反大军”的二十二名委员，有十九名被抓，而“联指”的委员或策划参与武斗，或枪杀人，不仅不追究，反以执行“正确路线”、保卫“红色政权”有功而加官晋级，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十年间，市委、市革委的主要负责人虽然多次更换，但“联指”头头曾明轩、曹铁军、伍华春、李连生等则长期担任要职。此外，原区党委某些领导一直把“八·二0”事件列为禁区，《广西日报》还连续发表了《八·二0铁案不能翻》等评论文章，坚持不能“一分为二”，不许人们议论其缺点、错误，成为全市人民的精神枷锁。只要有人涉入了他们的禁区，他们就设法围攻。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张雄飞等人公开反对桂林一九六八年的“八·二0”事件，当时的市委报请区党委批准，对张雄飞等人反对“八·二0”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事后，张雄飞案由区党委主管，并报公安部备案，区公安厅派人参加，桂林市委书记钟枫挂帅，市委副书记、市革委副主任、分管政治工作的潘树彬具体负责。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务群协助，设材料组、专案组、接待组。公安厅三处处长李良等参加材料组。一共抽调了一百多人来审查张雄飞事件。
一九七五年七月，先后拘捕了彭富森、许瑞林、龚志明、黄锦祥、李和平、周述耀、黄锦祥等八人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并在全市范围内轮流批斗。印发了《张雄飞等一伙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材料》到处公布，张雄飞等人一九七五年以来，几呼每次运动都被上挂下联，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打倒前，他们被说成是“xxx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一九七七年又说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组成部分。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广西日报》也发表了批判张雄飞的文章。
由于张雄飞等反对“八·二0”行动，列为专案清查。同时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三清查”，即查与“四人帮”、冯邦瑞、张雄飞等有牵连的人和事，使大批人受株连。当时，要全市广大群众对“八·二0”进行表态，人人过关，不承认“八·二0”行动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就不能过关，有的人认为对“八·二0”应该“一分为二”就受到批判斗争，排斥打击。甚至影响入团、入党、提干、调资。而那些整人的人反而升官晋级，提工资。
张雄飞案抽调了几百人用了几年时间的审查，结果还是一件错案。直至“处遗”开始后，一九八四年桂林市委才给这一案件作出平反改正的决定。
“八·二0”行动以及“八·二0”所引起的张雄飞等人案，都是很错误的。它是派性在桂林的突出表现，给桂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害。
尽管如此，因当时的区党委某些派性思想严重的领导作怪，对桂林的一系列派性活动，不但不指出或制止，反而多次发文指示，坚决支持。一九七九年原区党委发了3号文件，文件中把张雄飞等人反对“八·二0”事件，说成是“四人帮”插手广西的严重反革命事件，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份。一九七八年原区党委又发了14号文件，把错误的“八·二0”行动进一步支持和肯定。文件指出：“八·二0”是捍卫“七·三”布告的具体有力措施，是革命行动，不容任何人怀疑和否定。指示“八·二0”不但不能反对，也不能对其“一分为二”。要求把斗争矛头指向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狠揭猛批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的罪行，彻底查清与张雄飞、冯邦瑞反革命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由于有上面的支持，桂林的派性人物活动更为猖獗。
一九七七年四月，市委、市革委的派性人物陈秉德、曾明轩、伍华春、曹铁军、极力主张再办科局长学习班，进一步解决对“八·二0”行动的不同看法问题。由于当时的市委书记钟枫同志抵制未能实现。钟枫也因而受到排挤。五月，钟枫被原区党委调离桂林。
六月、郭鹏接任，到职不久的郭鹏决定办科局长学习班。办班不久，郭鹏到区党委开会，学习班为派性人物曾明轩、曹铁军所掌握，这次学习班，对那些对“八·二0”持有不同看法的同志进行了打击，在大小会上轮翻批斗。
十一月，郭鹏在一次机关干部整风总结大会上提出要对搞非组织活动的少数派几个人进行批判。受到全市干部的热烈拥护。但原区党委在七八年的14号文件中却认为是：“不恰当地提出批‘几个人’的问题。造成一些思想混乱，干扰了揭批‘四人帮’斗争大方向”。并将郭调离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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