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正美：长篇文革回忆录《秋梦追思》连载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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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回忆录《秋梦追思》

作者：范正美

第十章 追 梦 之 思

活着的人总是对的。
——佚名哲学家

人们不可能不犯错误的存在着，但人们自身有改正错误的精神能力，这是经由经验和讨论才得以实现的。
——［英］J·S·穆勒

思维一旦展开它想象的翅膀，就必然遵循其逻辑规律高高地旋飞，向着设定的特定对象所固有的航线，飞完它的全部历程，在目的港办好签证，将完美的思想之果呈献出来。我的回忆录，写到此似乎可以收笔，然而，回忆的思绪却向自己提出一系列问号：我究竟应该怎么看待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个人和我们一代人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推而广之，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究竟有何影响？我是文化大革命的自始至终的参与者，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自始至终的支持者和捍卫者，而因此遭受了种种政治责难、不容置辩的批判和被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我的回忆录必须回答这些问题，才是我个人关于“文革”对子女、对世人、对历史的一个完整的交代。
文化大革命按照《五·一六通知》开始计算，到2006年正好40周年，1976年它被否定，也整整30周年了。就是说，它已经由政治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邓小平急急忙忙根据他推行改革开放路线的需要，推翻了他曾经说过的等待历史作结论的许诺，而亲自主持文件起草小组，通过中共中央会议的形式，做出了全面否定的决议。然而，同邓小平的愿望相反，现在与他主持否定文革时的情况已经大大不同了，在许多高级领导干部中，原来对此表示赞同的人，越来越多地认为前苏联和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文革并不能全面否定，而是毛泽东的三七开比较合适，而广大工人、农民和许多中老年知识分子则认为文化大革命太对了，只是搞早了。
在我看来，对于文革这件事，由毛泽东或邓小平来说都未见公允。因为一个是发动者、组织者，一个是被打、被批者，而且，邓小平多次上书毛泽东，表示文革对他的批判和他自己写的检讨“永不翻案”，事过不久却无任何交代地说文革一无是处。那么到底应该由谁评说？当然只能通过历史的检验，由历史——后人来评说。
今天，领导层仍然坚持“决议”的说法。但在社会上，却是什么观点都有。因为人们掌握的情况和材料、看问题的脚位和视角不同，所以观点和结论各异。对于这些不同意见既不能禁止，也不能压制。因为它是历史，历史就无法逃脱人们的评说，或者褒，或者贬，或者颂，或者骂，或者扬，或者弃，或者公允，或者偏激，谁也奈何不得。恐怕要经过几次反复地大争论，经过历史的沉淀和筛选，人们的理解和消化，才有可能取得比较科学的评价。我是文革的积极参与者、捍卫者，自然是参与者、捍卫者的观点。因此，我说的话，按照目前的时令，是不合拍的。我把它陈述出来，仅仅是供历史评说。
不过，邓小平也说过：关于文革问题若干年后还可以再认识、再讨论，言外之意大概是以后可以对文革的评价进行再评价，我就管不着了。
文化大革命于我个人总的感受是，它永远是一座攀登不能达顶的高山，永远是一个学习不能穷尽的博物馆，永远是一部领悟不能透彻的教科书。

文化大革命的分期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十年，还是多长时间，人们的看法不一。其实，真正的大革命时期到1971年林彪事变结束。后来的五年，是文革的继续和发展，但不是以前意义上的大革命。如果连续计算，根据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脉络，可以这么分为六段：

文化大革命开始期(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到《二月提纲》)(1965年11月——1966年5月)。姚文元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学术、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界的政治性批判。北京按兵不动。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提出《二月提纲》，试图把大批判限制在所谓学术领域。与此同时，江青主持起草《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经毛泽东同意，于四月十日由中央转发各地。中央两条路线的斗争，箭在弦上。

文化大革命发动期(聂元梓大字报到刘邓派工作组)(1966年5月中旬——1966年7月下旬)。5月中旬至下旬，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16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处反复修改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六月一日，毛泽东发布指示，公布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北京、全国学生纷纷起来揭发各级党委的问题，并出现揪斗时摸黑脸、大弯腰等做法，学校正常秩序中断。六月三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关于派工作组进驻北大以及各大、中学，大抓“反革命”、“右派”。北京24所高校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仅清华大学，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就抓了近千名“反革命”、“右派”。北京大中学恢复“往日的平静”。

文化大革命高潮期(《炮打司令部》到经济主义泛滥)(1966年8月——1967年1月)七月十六日，毛泽东畅游长江，“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革命口号。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消工作组。二十九日，毛泽东接见北京市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全体代表。八月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同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八月二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月八日，全会通过《十六条》。全国出现红卫兵和大中学生大串联。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全国红卫兵一千多万人。十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月二十三日，刘、邓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十一月初，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不久，中央先后发表关于工矿企业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至此，全国各个领域、各行各业的文革浪潮不断高涨，文革出现新局面。但是，全国从铁路、工交开始，发生了经济主义风潮，同时还发生了阻碍交通的事件，严重干扰运动。

文化大革命夺权期(上海一月风暴到林彪叛逃)(1967年1月——1971年9月中旬)针对经济主义的歪风，上海工总司于一月六日，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提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联合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宣布夺取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这就是所谓“一月风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转发了毛泽东的最新讲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指出，“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人民解放军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到处打派仗，全面内战。到1968年9月6日，历经二十个月，全国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成立革委会。各地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进程，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1969年4月，九大在北京召开，全面回顾和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发展和经验。九大以后，林彪急于枪班夺权——1971年9月13日，折戟沉沙。

文化大革命深入期(批林批孔到邓小平全面整顿)(1971年9月中旬——1975年9月)毛泽东采取调整党政军领导机构；批判林彪的阴谋和罪行；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逐级传达林彪事件的经过。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出席陈毅追悼会。1972年8月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信件做出批示。同时，毛泽东抓住机遇，开展乒乓外交，这一年我国先后与美国、英国、荷兰、希腊、联邦德国、日本等十八国建交或外交机构升级。同时，毛泽东纠正批林批极左思潮的错误。1973年4月，邓小平复出。1973年8月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再次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多次发表批儒的谈话。批林批孔。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1975年7月中旬，毛泽东发表评《水浒》谈话。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全面整顿。

文化大革命保卫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到华国锋上任)(1975年10月——1976年9月)1975年8月、10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告迟群、谢静宜的状。毛泽东发出邓小平“永不翻案靠不住”，“走资派还在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清明节期间，天安门发生事变，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华国锋经毛泽东提议，被任命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同年10月逮捕“四人帮”。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反修、防修演习
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报告，举起反对个人迷信的旗帜，以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上不去为两大突破口，大反斯大林，在组织上，把斯大林的反对派请出来，将支持斯大林的革命派打下去，进而全面否定斯大林，全面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全面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掀起了反斯大林的十二级飓风，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以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共势力，进一步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为赫鲁晓夫大唱赞歌，而大肆诋毁斯大林，大肆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大肆诋毁社会主义革命，于是，反斯大林的十二级飓风又在国际间肆虐。
其实，稍有革命理智的人，就会发见其中很浅显的道理：苏联革命的成功，继而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给资产阶级的天堂捅出了几个愈来愈大的窟窿，而且还有些地方正在发生新的裂纹，从而打破了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开创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新时期。苏联和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洋洋洒洒的存在，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眼中钉、肉中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两大阵营的热争冷战，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极力要弥合这个大窟窿，力图恢复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无产阶级力图打破资产阶级的合围复辟之势，要乘胜扩大地盘，最终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要否定苏联、否定社会主义，当然只有射杀斯大林才有可能。
在这样一个十分明确的大是大非面前，共产党人的头脑应该十分清醒和冷静：认真全面地总结苏联的历史经验，正确客观地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与过，高度肯定斯大林的伟大贡献，维护斯大林的崇高形象，细心地辨别关于斯大林的各种批评，迎头痛击敌人的无耻攻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值得骄傲的是，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处事不惊，高屋建瓴，大义凛然地面对气势汹汹的历史巨变，极其清醒、冷静，英勇而果敢地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大旗，迎头痛击赫鲁晓夫之流的背叛行径。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赫鲁晓夫竖起的是一面修正主义的大旗，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妄图粉饰资本主义，模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麻痹人民，取消革命。历史事实表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不可能的；而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则已经有了南斯拉夫的先例。同时警告：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这场国际风暴漫卷东风之际，是我风华正茂之时，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从心底感到由衷的敬佩，觉得中国共产党真不愧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骨头硬，在国际风云突变、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极其险恶的形势下，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敏锐的洞察力，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高昂的革命斗志，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博大胸怀和英雄气概，再一次奏响了中华民族的正气歌，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长革命党人的志气，为我们年轻一代做出了可以效法的光辉榜样。
这场国际风暴席卷全球之时，正是我人生之路的转折之际，我由学生出来工作，做政治辅导员而后政治教员，又由工作再入大学深造之时，我和我的同事、我和我的老师、我和我的同学，在学习“两论”、“九评”时，结合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对照苏共中央的信件、赫鲁晓夫的报告和讲话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深感我们党所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历史的逻辑的一致性、承继性和发展性，同时，我们也看到赫鲁晓夫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与之斗争的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之流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引用的材料、事实，所进行的论证，不仅语言如出一辙，连手法、技艺也近乎相同。我们在学习讨论期间，为有英明领袖毛主席为中国人民把舵，一个个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我们第一次认识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第一次认识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和现实性。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来源于国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斗争，存在着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国际上存在着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共势力；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性产生于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适当的时机跳出来，在国际反共势力的支持和配合下，摇身一变，充当反共的急先锋。
中苏大论战，确切地说，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在我的心灵深处，也进行了一场革命，促使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根本转变。我感到庆幸地是，在这场斗争中，我站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一边，自觉地要为共产主义而献身。我认识到，马、恩、列、斯、毛，他们的革命理论，总是处处为人民着想，为劳动人民着想，着眼于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和社会进步的主流，坚持思维的一贯性、一致性和革命的忠诚性原则。通过这场论辩，使我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定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真理性的认识，坚定了对毛泽东理论的真理性的认识，决心坚定地做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地动山摇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
在我看来，马、恩、列、斯、毛，就是革命，就是社会主义，只有帝修反才反马、恩、列、斯、毛。当然，革命在前进，历史在发展，马、恩、列、斯、毛的革命理论也在前进，也在发展，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他们的学说和思想。于是，在我思想上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反马、恩、列、斯、毛，就是背叛革命；谁反对马、恩、列、斯、毛，我就和他拼，我就和他斗。
我的维护毛的概念及其自觉性的形成，还来源于我从中共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学习中掌握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在组织上参与创建进而在政治思想上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成功地战胜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挽救了党和红军，卓越地指挥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不久以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创造性地进行了中国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坚持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在多么复杂的历史关头，毛泽东总是以高昂的战斗姿态，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作出科学的分析，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路线，他的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战略战术，就像一部精密的科学机器，总是有条不紊地、准确地运转着，把中国共产党航船引导到胜利，几次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顶住了来自斯大林的、共产国际革命权威的压力，坚持从实际出发，力主实事求是，力主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之路。
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看，毛泽东坚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唯物史观、“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科学社会观，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阶级的革命政治观，始终如一的将人民放在首位，以“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毛泽东所追求和至死不变地是如何确保人民的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褪色。
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根据苏联、东欧发生的事变和中国社会状况的实际，一方面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因此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另一方面，他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的、现实的经验，在1962年一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上，系统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总路线。
根据社教所揭示的事实，毛泽东再次警告全党：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进而通过《二十三条》提出了著名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论断，第一次把社教的实战经验上升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高度。
和毛泽东相反，刘少奇一直坚持在建国初期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理论，在农村，把“富农经济”当作农村发展的基本道路，在城市，主张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宣传剥削有理、剥削有功，而在社教中大搞神秘主义，把农村基层描绘的一团漆黑，并且把矛头对准广大干部。毛泽东则相反，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从调查研究入手，将社教实践上升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强调发动群众，团结两个大多数，使斗争的目标越来越明确，越来越集中，缩小打击面，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在《五·一六通知》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炮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起来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毛泽东凭着马克思主义的警觉、智慧和敏锐，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动向，根据苏联的变迁，把目光集中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领域，尖锐地提出，学校教育：“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教育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成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这些见解，与他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1944年《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的精神是一致的，认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去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在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卫生部是“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部”。即“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对此，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甚至说：“城市医院应该只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剩余的都到农村去。”1964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批评文化教育领域：“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为资本主义、为封建主义服务。……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啊！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毛泽东看来，这些领域中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领导权。

和毛泽东相反，刘少奇持有绝然不同的观点，支持电影《武训传》上演，在新中国没有培养自己专家的情况下，大力提倡专家治校、教授治校，急于搞专业化，正规化，排挤工农干部，排挤新生力量，形成另外一条思想文化路线，与毛泽东唱对台戏。毛泽东从文化、艺术、教育、卫生几个领域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仅有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不行，还必须同时进行意识形态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提出了必须抓紧建立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问题。

毛泽东认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就要造舆论，造舆论是一切政治斗争的特点，资产阶级已经在造反对社会主义的舆论了，现在轮到无产阶级反击的时候了。
毛泽东认为，对当时文化思想战线的斗争，是同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斗争。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于是，以姚文元个人名义、实际上经过毛亲自修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全国发表，长期隐秘在党内的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早已箭在弦上，而由此揭开了盖子，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小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点燃，而通过《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条》，便上升为全国性的政治大革命。这就是革命逻辑和革命历史的辨证统一，顺理成章。
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什么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之争，更不是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而是毛泽东的思想政治路线与刘少奇、邓小平的思想政治路线斗争的公开化、继续和发展。对此，毛泽东始终是明确的、公开的，而刘、邓在一个时期则曾极力予以否认。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的实践作了佐证。所以，王光美按捺不住得意，在她与其儿子刘源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做出公开的宣示，详细说明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由来已久：“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并说：“刘少奇的面目恢复了，刘邓路线被肯定了”。邓小平小女儿邓榕在1967年4月揭发邓小平控制工作组，批斗群众，抓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等。这就推翻了所谓刘、邓和许多各级领导干部不是另一条路线，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是不同意见而已的说法。历史揭穿谎言，事实胜于雄辩。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反反复复，波澜壮阔，就是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思想政治路线，以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刘少奇、邓小平则图谋利用党的组织体系，阻止群众起来揭发批判，终于演成了一场伟大反修防修的演习。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从未有的民主大操练。它第一次使中国公民、特别是中国学生操起了自由、平等的武器
民主是反对封建专制的产物。抹杀人性，宣传“君权神授”，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封建专制的基本特征。文艺复兴高举人本主义的旗帜，提倡人性、人格、人权，而为其后的学者加以发挥，形成了公共意志即主权在民的思想，把民主、自由、平等作为反对封建主义国家的思想武器，创立了民主政治。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进一步使其上升为明确的法律制度，使下列思想深入人心：
《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人权宣言》：“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明白授予的权力。”
J·S·穆勒《论自由》：“人类自由的固有范畴”有三个组成要素，即：(1)属于意识领域的精神自由——包括良心自由、思想及感情自由、认识和感想的自由、发表意见和出版自由——四种；(2)爱好和职业的自由；(3)团结的自由。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世界各国出现了复杂的政治现象，但主权在民的思想越来越引起广泛重视，形成强大的潮流冲击。民主的核心是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人们没有精神上的自由，没有爱好和择业的自由，没有结社的自由，没有人权的平等，所谓民主就是一句空话。在中国，建国初期的反封建斗争搞了很短一段时间，主要是土地改革和宣传《婚姻法》，紧接着即进行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之后，自由、平等简直成为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人们对此讳深莫测，谈虎色变。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因为孔孟的中庸之道而深入人心。在这种社会环境条件下，在党内、在社会舆论上，宣传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便来得十分容易。对人们烙印最深、最突出的是两条：一个是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一个是雷锋的“螺丝钉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自由、平等被抹杀，个性同个人主义成为同义语，只有一面宣传，一种声音，一种信息渠道，几乎禁绝接触西方的东西，思想单纯、贫乏，说话只能按照党报党刊宣传的口径进行，稍有不慎，一旦嘴巴没有把门地而离开了报刊宣传的中央的口径，所说的话就被党、团员快速地“集中”汇报到党团“组织”。青年学生一个个都像毛泽东批评王海容那样的循规蹈矩，谨小慎微，有事不敢请假，开会不敢发表不同意见。经常性的班会、党团组织的生活会，不断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总是紧紧围绕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和小资产阶级意识、资产阶级思想等这些方面进行。在学校，许多有个性的同学常常被班级干部、政治辅导员，列为重点帮扶对象，经常受到这样那样的严厉批评，以至于在毕业分配上受到歧视，成为下乡下厂的对象。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坚持宽容原则、青年应该全面发展，经风雨、见世面的第一个最早、最高倡导者。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的1964年春节谈话，是对我国大学生的一次开禁。毛泽东提出要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老师讲课讲的不好学生可以睡觉。考试打小抄，也是学习。要让学生直接接触西方的东西、封资修的东西。不然就没有免疫力，一旦遇到这些东西，就会分不清是非和真假丑恶，就容易被人俘虏或打败仗。要让学生广泛接触社会实际，否则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特别是文科，大课堂不在学校，而在社会。毛泽东还主张减轻学生负担，提高大学生的伙食标准。号召学生到大江大海大风大浪中游泳。文化大革命之初，文科学生停课闹革命，以文革大批判为课堂。这一系列的说话和做法，使我们的思想大解放。因此，批判“三家村”，联系本单位实际，高校的广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学生和年轻教员犹如樊笼开放，很快就发动起来，形成决堤的洪水，势不可挡，师生们不再对本单位党委抛出来的所谓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领导干部和学术权威感兴趣，而是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揭发党委主要负责人的方向道路问题以及他们的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不管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如何高压，其中的一部分师生凭着对毛泽东的信任，斗志昂扬，毫不示弱，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旗帜，真理在握，正义在胸，继续同工作组斗，而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以后，胆壮气粗，成为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敢的闯将。
文化大革命采取大民主的形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中学生还可以到全国进行大串联。
青年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天然担当者，也是民主、自由、平等的积极开创者。他们天真烂漫，思想无羁，向往未来，图谋创造，希望有一个独立思考和相互争鸣的自由空间。青年历来是旧世界的爆破者、革命者，新世界的开拓者、献身者。古往今来，中外国家，概莫能外。青年人，为理想而动，为真理而动，为信仰而动，为爱国而动，为革命而动，为民主而动，为正义而动，为爱情而动，为激励而动，是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突击队、生力军和主力，成就了人世间的伟业，可惊、可钦、可歌、可泣。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大民主的形式，每一个国民、青年学生第一次真正享受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结社的自由，尝到了其中的艰辛和滋润，也尝到了从未有的兴奋和快乐；通过大民主的形式，每一个国民、青年学生自己教育自己，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作用和聪明才智，发现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看到了自己的适应和不适应，从而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和途径。
文化大革命的客观形势逼着每一个人独立思考，人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认识、良心和知识，迅速对人和事物做出自己的反应和决断，拿出自己的意见、主张和实际行动。人们可以组织自己的团体，发表自己的政见，策划并组织宣传、鼓动，开展推广自己意志的各种活动。有人说，这种自由只能锁定在毛泽东思想的范围内，而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自由。这是对自由的绝对理解。《人权宣言》说的好：“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法律“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中国宪法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指导思想，怎么能允许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自由。
正是在这种自由的条件下，我和我的同学、老师组织、领导了哈尔滨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提出了我们自己贯彻《十六条》的具体意见和一系列主张，坚持毛泽东的思想政治路线，在当时省委、院党委组织高压的社会环境下，艰难奋斗，由不到三百人的队伍，发展到团结并得到全校师生员工拥护的群众组织，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表扬，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我们团结大多数的经验。
正是在这种自由的条件下，我们一个在哈尔滨并不出名的师院造反团名扬天下，由全省大联合群众组织，在我不在的情况下，推举我作班长，在我主持下，在全国首倡军干群三结合的形式，组建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为毛泽东以后肯定并高度评价的夺权临时权力机构和政权组织形式，为稳定革命形势，做出了我们的贡献。
正是在这种自由的条件下，我领导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和通告，指挥全省各地的夺权斗争，各级成立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解放干部，倡导红卫兵整风，实现了全省稳定。
我想，正是这些事实，大概就是周总理力保我的重要原因吧。

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党批评不得的不成文的禁锢，把各级党委、广大党员真正置于广大群众监督之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由宪法赋予执政党的地位。她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具有铁的纪律的严密的组织体系，并贯穿于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通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反右倾以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禁锢在人们的头脑之中：不但各级党委不能批评，连一般党员也批评不得。
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这种党批评不得的不成文的规定。开始通过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后来通过《十六条》明确规定，党中央就是党中央，地方党委就是地方党委，基层党组织就是基层党组织，党员就是党员。不能说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十六条》还第一次公开承认各级党委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分为四种情况。人们可以直呼领导干部其名，包括中央领导，可以自由批评他们，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政治思想大解放。
文化大革命打破了领导干部的“尊严”。文化大革命期间，揭露了各种面纱，通过《十六条》公开把干部分为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个类型，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还了历史的真面目。文化大革命前，党内许多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养尊处优，架子大，动则训人、甚至骂人，官气十足，耍官僚，老虎屁股摸不得，存在官、娇、骄、暮四气。文化大革命，通过大字报，群众揭批大会，靠边站，下放劳动，广大干部丢掉了官气，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端掉了架子，横扫了官、娇、骄、暮四气。我后来发现，在我们师院以至于全省许多地方，凡是经过群众面对面的揭发批判、真正触及灵魂的领导干部，在几次大的反复中，包括批判“四人帮”之后，大多数始终能够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他们觉得自己确有错误，无脸把不是当理说。一有机会就替自己翻案、反攻倒算的人是极少数。
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只讲好的一面不讲阴暗一面的常规，人们可以用大字报揭露党内的各种问题。
通过文化大革命，群众对党的监督大大加强，第一次真正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置于广大群众监督之下。群众监督的主要形式是大字报。那些有严重问题的人，最怕群众给他们贴大字报。所以，群众将大字报称为照妖镜。我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哈师院一些多年积聚的问题由大字报揭发出来之后，中层领导和群众感到心情舒畅了，做工作顺心了、起劲了。人们的大字报，往往先摆现象，日后逐步深入，最后把矛头集中在极少数人身上。大字报只能为革命群众运用，也只有群众能分辨是非和真假。对于那些公报私仇，甚至歪曲事实，或者故意把水搅浑的人，人数不多，他们的大字报一出来就在群众中受到孤立，很快就退缩了。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夺权前夕，一些曾经整理过群众黑材料的党员受到群众冲击之后，虽然群众中有人很激愤，要求烧掉他们的党票——入党志愿书，但他们不是指责群众的过火行为，而是沉痛地检讨自己不应该把群众的言论无限上纲，希望得到群众谅解，给自己一个改过的机会。

文化大革命开创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新局面，建立起人民民主和群众专政的新秩序
毛泽东认定，敢不敢发动群众，决定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十六条》明确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辨别正确与错误，识别香花与毒草，分清行动的是非。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就是曝光、就是公开、就是阳光。所以说，大字报既是揭露党内问题、揭批走资派的思想武器，也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反复中，每一次都是对中国人民的一次考验。比如，1966年底到1967年年初经济主义刚刚冒头的时候，在我们师院造反团内，也有个别人认为，这是工人运动初期发展的正常现象，经过全体大会激烈的辩论，终于达成了共识，一些原来认为正常的同学，后来体会大辩论确实是大课堂，使他们避免了一次错误。还有关于戴高帽、摸黑脸、大弯腰、喷气式、剃鬼头，这些违反政策、违反人道、人性的做法，也是在实战中，大家取得了共识，后来在我们师院的市场就越来越小了。到批陶源工作组时，我们就是完全的文斗，既没有给他戴高帽，也没有叫他大弯腰。
针对刘少奇派工作组压制造反的做法，提出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这在当时，是对青年学生最大的信任和支持。于是，各种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各种不同观点的大中学生，当时都有自己不同的组织，大家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宣传自己、推广自己。正是在这种自我组织中，实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使人们增长见识和才干，获得锻炼，竞相成长。有些组织发展了，有些组织萎缩了，有些组织自消自灭了。每一个过来的我们，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心里有自己的得失账。
文化大革命不许公检法介入群众运动，只准人民造反，不许地富反坏乱说乱动，建立起人民民主和群众专政的新秩序。一方面是人民民主，人们只要不反对毛主席、不反对共产党，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组织群众团体，宣传和推广自己，接受群众和实践的检验，而由群众和实践取舍。另一方面又是群众专政，由群众组织监督地富反坏的活动，监督社会活动地进行。所以，文革期间，各地偷盗、抢劫事件极少发生，也没有公开的黄毒赌，工商和社会生活秩序井然。

文化大革命锻造了一大批革命闯将，他们铸造了许多新鲜的有益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化大革命出现造反派是50多天资产阶级发反动路线期间。面对刘少奇、邓小平利用党的组织体系对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的高压和围剿，从北京清华附中开始，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小将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纷纷成立各种造反派组织，杀出重围。所以，造反派及其组织是工作组逼上梁山的产物。
应该说，全国涌现的一大批革命闯将，使他们开阔了视野，见闻了阶级斗争的大世面，经历了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风风雨雨翻来覆去，语言文字转换，公开隐蔽交替，多数少数变迁，成功失败考验，群众情绪涨落，批评激励同在，喜怒哀乐俱有，战略策略策划，政策方法探究，斗智斗勇，比胆比识，个人运筹，集体会商，有群体运作，也有个体较量，在游泳中学游泳，从运动中学习运动，于拼搏中求生存、谋发展，正面交锋，背后防范，多次反复，跌跌撞撞，磕磕碰碰，有的喝了水，有的栽了跟头，有的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无论人们怎么评价他们，我觉得是他们掌握着运动的方向，努力控制政策，做了很多难做的工作，创造了感人的业绩，经受了全面锻炼，得到了全面提高，丰富了知识和阅历，增长了技能和才干，提高了素质和能力，他们在文革行进过程中，训练和积累了许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意义已经大大超出他们自身的范围，穿越时空，产生长远的影响。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心怀理想，追随革命真理，向往人民民主，憧憬社会主义，坚信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艰难险阻，共产主义的志向不移，为革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斗志不减。这是极其重要的精神财富。革命信念是革命人的灵魂，是保持革命气节的基本条件。
他们热爱革命领袖，崇信革命领袖，忠于革命领袖，无论遇到什么风浪，总是相信革命领袖能为他们掌舵、撑腰、壮胆，从近乎绝望的白色恐怖中，盼望北斗星的再现，预见胜利的曙光，艰苦卓绝地坚持斗争，为捍卫正义而战，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战，并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同革命的命运、同革命领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它显示了一条真理：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先锋队，如果没有群众对她的恋母情结，也就没有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就不可能成为人民群众的核心力量，确保实现共产党人的三大目的：即当前目的使无产者形成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美好目的是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实现个体所有；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差别，形成联合体，造成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一切人全面发展的条件。这种对共产党的领袖无限信赖的精神，在苏联卫国战争时，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为保卫斯大林出现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为保卫毛泽东出现过，创造了辉煌的战绩，使日月增光！
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普遍真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已经溶入他们的血液，铸入他们的灵魂；他们蔑视资产阶级，蔑视修正主义，蔑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各种权威，从不为反动派气势汹汹的表面现象所蒙蔽，敢于并善于揭露欺骗和诡辩，把真实的世界诉诸人民。正确的理念和指导思想，是革命人的灵魂，才能在复杂的斗争中方向明、决心大。
他们敢字当头，胆识过人，具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不怕死、不信邪的英勇献身精神，特别能战斗，在关键时刻，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革命、献给同志、献给人民。革命贯穿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过程，只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才能威震敌胆，将革命进行到底。
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心怀坦荡，总是相信群众创造历史，寄希望于历史的发展、群众的觉悟，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个人安危置之于度外，充满革命乐观主义，面对各种恐吓、威胁，嗤之以鼻，在高压围剿中，谈笑风生，自信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只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能坚持唯物史观，培养无产阶级的高尚情怀。
他们高风亮节，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主动地、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狠斗私字一闪念，敢于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刺刀见红。他们襟怀坦白，心地纯洁，不惧怕群众批评，欢迎群众批评，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自己衡量是非的标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人民负责，明辨是非，贵有自知之明，才能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
他们承继了无产阶级的光荣革命传统，承继了中华民族的硬骨头精神，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和得失，以天下为怀，始终保持着革命者特有的警惕性和冷静的思维习惯，嘲笑轻敌、背叛和变节。具有硬骨精神，才能应付复杂的革命斗争，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他们勤奋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革命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坚持独立思考，不趋炎附势，不攀高结贵，一身正气，依靠自己奋斗，相信历史和群众的选择，始终踏踏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甘心接受历史的检验。依靠自己努力，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杜绝党内宗派主义，坚持五湖四海，实现革命大团结、大联合。
他们头脑清醒，思维敏锐，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海纳百川，但又决不盲从，敢想、敢说、敢干，敢于创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遇事冷静，处变不惊，保持革命党人的本色。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避免“左”和右的极端。
他们直肠为人，坚持言行一致，有话说在当面，反对背后整人，反对阴一套、阳一套，最嫉恨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两面派思想作风。襟怀坦白，阳光行动，是共产党人的基本品质，才能团结群众，实现党的奋斗目标。
上述十个方面总括起来，就是文革张扬起来的革命造反精神和造反派的脾气。它具有三大鲜明的特征：一是秉承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要保持共产党的颜色，就必须清除党内的异己力量——走资派；二是受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和毛泽东的反抗理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激励；三是人们以天下为己任，敢字当头，具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不怕死、不信邪的献身精神。只要这三点因素具有同时存在的现实基础，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和造反派的脾气就会再版。
一个民族、一个人，依靠精神支撑。一个时代的精神，主要由那个时代的统治者的意识和政策支配。但是，平民中形成的新觉悟、新意识、新理论，一旦掌握了社会基层，就有一种巨大的穿透力，反作用于统治者，如果统治者不能够顺应或者消化，那么，社会危机和社会革命就要到来。我相信，由一大批革命闯将形成的上述精神因素，是不会不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
我在第一章已经说明，我不是什么闯将，但我常常以各地革命造反派的英雄业迹和崇高精神激励自己。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激发了我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加深了我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情，真正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与人民、与党的命运自觉地联系起来，同时，也暴露了我的书生气，我的自来红思想，我的自以为是，我的假聪明，我的粗心大意，我的胆小怕事，我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等等。从而，引起我的自警，推动了我的知和行的修炼，磨砺了我的心志，锻冶了我的情操，开发了我的智慧，洗练了我的能力，促进了我的全面成长，坚定了我为祖国、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强化了我的革命人生观、价值观，打造了我的个性，提高了我的人生价值。这为我文革后的人生奠定了基础，加深认识了社会，加深认识了自我，使我在后半生鼓起奋斗的勇气，张开旋飞的翅膀，再造新的生命和生活，使自己在教学、学术上有所成就。
文革使我感触至深，千言万语也难说清。概括起来，我体会最深的有两条：一是无论自己做什么，要永远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与人民大众同心同德，有一副寻常人的心态。千万不要脱离人民大众。只要同人民大众、平民百姓保持零距离，就会始终具有清醒的头脑，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坚持正确的方向，做有利于人民大众的事情，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充满智慧、勇气和力量，办事心里有底，行为踏实。要坚持向人民大众学习，拜人民大众为师。遇到风浪、困难和问题，低首同人民大众商量，总会找到解决困难和问题的办法或途径。要敞开思想，襟怀坦白，交知心朋友，交真朋友，交工农朋友，才能始终与大众一个心眼，经得起风浪和时间的考验。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如果断了同人民大众的联系，就是植物离开了生长的土壤，因为缺水、缺养料而不能与外界发生光合作用，生命也就停止了。二是深知个人太渺小，在顺利的时候，要夹着尾巴做人，虚怀若谷，谦虚谨慎，坚持不懈地学习，努力保持对事物的观照和感受的活力。不但要向古人学习、向经典学习，而且要提高悟性，积极自觉地向实践学习，向周围学习，努力开拓自己的视野和知识面，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不断调整和改造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要开动脑机器，坚持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在任何时候，心志不能动摇，要自觉地克服自我的局限性，相信人的生命力、创造力；在最困难的时期，也就是人生遭到挫折之时，要用自己的心灯照亮自己，上紧人生机器的发条，要看到光明，坚持科学的态度，相信群众，相信历史，尽力避免急噪或信心不足，避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经受历史和群众的考验。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第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大普及，一场空前而深刻的思想革命运动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第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大普及，在做法上，首先表现于中央精神快速同群众见面。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将有关文革的文件和毛泽东的指示，通过报纸、电台一竿子插到底，原原本本地，直接向群众公开并反复宣读，避免了层层传达，层层变压，层层剥蚀，不仅加快了传播的速度，而且保持了原汁原味，让群众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1966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在《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的社论中说：“要把决定(《十六条》)规定中的方针、政策，同本单位前一时期文化革命的情况，进行对照比较，对的就继续照办，错的就坚决改正，还没有做的就要去做。”让中央精神直接掌握群众，变成群众的武器。其次是受众广泛，几亿中国人都能直接听到中央和毛泽东的声音。全国时间统一，政令统一，各地互相串联，互相监督，保证政令的畅通性、一致性、效用性和效率性，避免传播的时间差和空间差以及中央和地方、上下级的磕碰带来的种种弊病。
从内容上看，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赫鲁晓夫借反斯大林，推行修正主义；苏联变修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教训很深刻。/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公开的、全面的、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上述思想观点，都是通过当时的广播直接向全国宣布的，直到当时的中小学生，每个人都知道。现在年龄过50岁的人，许多人还能一大段一大段地背下来。这是1966年以后，直到1970年期间，在中国上空轰响的奏鸣曲。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做法有所不同，采取开打招呼会议的形式，层层传达。但是，关于林彪事变的全过程，关于林彪的形“左”实右，关于陈伯达一类骗子，关于党内资产阶级，关于走资派还在走，关于永不翻案靠不住，等等，毛泽东一系列讲话、谈话，通过传达和报刊、广播宣传，也家喻户晓，深入群众之心。
从效果上看，通过文革，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概念已经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深深扎根，并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和威慑作用，邓小平一再讲，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1992年初，他在南方巡视中又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早在80年代初，《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指出：“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形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决不是退回到建国初期那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尚未在城乡占绝对优势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这说明，通过文革的社会主义大教育，谁也休想在中国公然亮出资本主义的大旗，这就是中国有人主张开历史倒车未能得逞的根本原因。不能不令人深思。90年代以后，一些人采取趋向私有化的改革，受到了越来越猛烈的抨击。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如果一些人企图利用他的一些话高举黑旗，那么就有另一些人搬出他的另一些话来，将他们打倒，他们就要倒霉了。通过文化大革命传播的，毛泽东所做的坚持社会主义、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反修、防修的干部和群众教育，已经变成干部和群众的血肉，筑成了新的长城，化成批判的武器，它们是匕首、投枪，又是原子弹、氢弹，既具有震慑、防疫、预警的作用，又具有消炎、解毒、祛病的作用。目前，活跃在网坛上的各种越来越激烈的批评，目标集中，观点鲜明，火药味极浓，老中青都有，人数越来越众，形成一股强大而不可遏止的洪流，使那些坚持开倒车的人，一筹莫展，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不乏悔悟者的沉重而有力的回马枪，更是一个明证。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最深刻的思想革命，全国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卷起了巨澜。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以不同方式参加了这场运动。对此，毛泽东通过视察大江南北作了深刻而生动的描述。他说：

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的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不仅涉及国家领导人、国家政治、地方领导人、地方政治、单位领导人、单位政治，而且涉及自己、自己家庭的政治态度与取向，涉及目前利益、国家前途与命运，也涉及自己的目前利益、前途与命运，需要快速作判断、拿看法、见行动，因此它触及每个人的灵魂。
我在前面曾经说过牛德林的故事。这里，从我的记忆库里，撷取他在学习毛著讲用会上的一段话，把它奉献给读者。它曾经给听众带来巨大的震撼，也许能帮助读者理解文化大革命触及灵魂的真正涵义。

(牛德林在“七·一六”被抛出来之后)由于缺乏阶级斗争锻炼，我对此突然袭击，没有思想准备。我感到自己挨了一重棒子，思想斗争非常激烈，心里好像压上一块大石头，饭不能吃，觉也不想睡。第一天回家，偏偏受到了爱人的责怪。几年来承担着全部家务，不止一次地埋怨我“一个心眼傻干，白天不回家，晚上住在学生寝室，一点家事不管”。今晚她见我夹着行李回来了，就说：“好呀，人家不说你反党反革命，你还不回来……”我眼泪一下流了出来。反党、反革命？我能吗？我什么也不说，这一宿我翻阅了我几年来写的日记，我感到自己对党是真诚的。我查阅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几个月报纸，找不出我该被斗这一条。我看了“九评”文章，越发觉得自己革命有理、反修无罪。最后，东方已红，太阳已升。我想，只要毛主席没说我错，我就不能认错……
我坚信毛主席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可一碰到具体问题，就感到毛主席思想并没有在脑子里扎根。
我非常苦恼，觉得许多人在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使我怀疑起相信群众。就在这个时期，一个叫李素贞(入学不到一年)的同学，对我说：“牛老师，我不相信你是反党的，他们大字报的‘事实’不能使我信服……”。中文系一年级吴文中还悄悄地在调查事实真象，准备为我翻案。校外一封署名“你的战友”的信说：“牛德林同志：我们相信你，党和祖国人民在期待你，希望你勇敢战斗！”哈军工五系64——561班的一个同学写信给我：“听说你的出身很好，并且一直是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在斗争中比较坚决。我们觉得你不会是‘右派’‘反革命’而可能是个真正的革命者……要用实际行动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学院保卫科长谢光富同志一直不承认党委打我是对的。
这一系列事实，使我很感动。我再次学习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一文的批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感到十分亲切，体会也深刻了。我在一封同志的信封上写道：“誓死保卫我们的毛主席！”还在日记里写了这样的体会：“一个党员，当他相信党，相信我们的人民，他就有无限的力量；一个人，当他时时刻刻想到无产阶级永保青春的正义事业，他就胸怀开朗，他就决不会计较个人的得失，他就站得高了，他就看得远了，他就没有什么忧虑了。”
7月20日，派到政治系的工作组长逼我写检讨。他对我软硬兼施。一会说：“你还年轻，只要检讨的好，还是有出路的。”一会又说：“你不交代，我也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不听我的申辩，当即给我出了四道提纲。
回到家里，我考虑到底应不应该写检讨。我爱人说，认个错，也许会从宽处理。我心里混浆浆的，非常不耐烦。我从书架里取出《毛主席诗词》看：“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度仍从容”，“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想起毛主席说的“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想到这些，我在诗词一旁写下自己的心情：“零下二百七十三度的严寒，只能冻死苍蝇，而梅花和劲松却永不凋谢。”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我就是没有写一份检讨书。终于盼来了毛主席的新的指示，盼来了《十六条》！

这就是牛德林被打成“漏网右派”的思想斗争过程。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他们是不是响应毛泽东关于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号召，按照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论述，起来揭发批判本单位直至地方和中央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是关心国是国运、革命不革命的问题，遇到反复如何应对，是坚持还是撤退；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是支持群众起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揭批走资派，揭发本单位直至地方和中央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还是压制革命群众，也是关心国是国运、革命不革命的问题，遇到反复究竟是检讨还是坚持。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始终占住上位，不仅因为历史造就的其领袖地位，居高临下，还在于他高瞻远瞩，正义在胸，真理在握，道理深刻，富有说服力，联系国内外实际，关于反修防修的深谋远虑，对党和国家前途的担忧，触动中国人的神经，使每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不能不为之动心，唤起良心的感召而表示站在毛泽东一边。应该说，在文化大革命群众批判的感召之下，灵魂触动至深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觉得自己在文革问题和过去工作上有愧，不主动上书向毛泽东检讨，就难于自安，虽然言不由衷，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提出每一个人不仅要革修正主义的命，还要革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命，以后将其简化为“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各地红卫兵小将提出了许多当时成为普遍指导思想的口号，诸如，从行动上找问题，在思想上找原因；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敢于对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刺刀见红，等等。人们纷纷总结教训：“私”字是革命者的大敌，是修正主义的策源地，是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宿营地。不论何时何地，“私”字突出了，眼力就模糊，胆子就小，骨头就软，劲头就小。公和私的斗争，实质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因而是灵魂深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头脑司令部里谁胜谁负的夺权拼搏。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了刘英俊、草原英雄小姐妹以及英雄麦贤德等许多人物。
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改造，又是与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著作、与参加革命实践相结合进行的。俗话说，情随境迁。情感的转变与提升，只有依靠理性才能真正入心入神，进入理性支撑的大厦。这就要靠知识的扩充和社会实践的深入，借助于思维才能实现飞跃。人类的革命理性，必须通过对社会的深刻的洞察和深入的悟性，将直观的材料进入脑机器的加工才能形成。但人们不能只相信自己的直观和悟性。因此，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应该是，一面积极深入实际，在实践中勤于观察、细心体会、肯于动脑，以避免经验主义；一面多读书，广泛猎取他人搜集的社会资料，借助于社会积累的资料和已经取得的真理性认识，通过自己的思维，变成自己的社会知识，并自觉地将书本上得来的这些知识，贯穿于自己的行为，以检验和修正书本知识的局限性，防止坠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毛泽东正是这样教导中国的广大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大革命正是从这两个方面，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我们中的许多人，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教导，坚持读书与实践相结合，比较自觉地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调整和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改造社会的能力。鉴于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发展，可以说，作为现代大学生的我们这些人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并注意以人类的新鲜经验来完善社会主义，也许，这一点并未为毛泽东所重视。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进一步讲到。

文化大革命涌现的许多新鲜事物和有益的探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最广泛的群众政治大运动，新事物、新思想、新提法层出不穷，搅得周天寒彻、四处震荡、寝食难安，人们的精神海洋，无不巨澜高卷，撞击着每个人原来确定的思维准则和处世哲学，推动他们去读书、去思索，去寻找同声、友声，交流自己的心得和感受，结识同志同行者，从而为人们应对目前的事变和长远的目标，提供了极其广泛的创新素材和良好的机遇。所以，从革命的角度，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大革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涌现了许多新鲜事物和有益的积极探索，这是革命者可用以镇家的愧宝，应该好好地细心地加以盘点和总结。
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是在那些需要夺权的地方和单位，建立起来的临时权力机构，由军队代表、原来领导机构中的干部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个方面组成。是在当时众多夺权组织形式中，最好的一种形式。它避免了单纯由一个方面的人物，例如只有军队，或者只有干部或群众组织单方面组织权力机构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而最具公信力和权威性。既可以鼓励干部站出来，承继某些积极因素，充分发挥群众组织和军队的支撑作用，实现时局震荡中的稳定，又为建立新的权力机构，准备时间和条件，实现由革命的非常时期向新创立的正常运转机制和秩序的平稳过渡。在实践中，以后人们又注意在年龄及其智力、经验的配伍结合问题，形成老中青各个方面的三结合，使之更具有执政能力和公信力和权威性。同时，对于其中不称职的代表还可以通过群众审查，随时调整。
工人阶级领导与工农兵主体地位的新形式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主人翁。如何体现和贯彻这个原则，文化大革命作了许多积极的新尝试。一是工农兵进入上层建筑，以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的名义到大中学校参加领导文化大革命，引导教师、学生走思想革命化道路。二是工农兵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改变那里土壤板结的问题。三是从中央到地方，吸收了一批优秀劳动模范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这些新举措，对于稳定形势，推动抓革命、促生产，起了积极作用，是体现和强化工人阶级领导与工农兵主体地位的有益的尝试，有许多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运行机制在文化大革命中，将原来的政治挂帅调整为抓革命，促生产，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与各项工作的关系，上升为经济运行机制，使之更紧密、更科学地结合起来，同时，不但明确了政治和政治工作的目标，使之具有可见性、可检验性，还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文革一段时间，一些地方的生产、科研虽然曾受到冲击和影响，但是总体地说，国民经济还是继续快速发展。
学习班学习班是文革期间群众组织为区别于群众揭批大会而搞的另一种思想帮扶形式。以后发展为可以适用各种不同的对象。同揭发大会不同，参加学习班被帮扶的成员，明确是人民内部矛盾，与组织者处于平等的地位，对于组织者提出的问题，可以进行反驳和辩论。学习班采取先学习马列著作、毛著和中央文件的办法，根据文件提出的问题，联系实际，进行比较对照，开展谈心式对话。每次围绕一个问题或专题，实行学文件——联系实际——对号入座的循环往复，直到弄清问题、统一思想为止。同揭批大会不同，虽然也有激烈的思想交锋，唇枪舌战，有时火药味极浓，但总体愿望是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所以总体气氛是平和的交流和论辩，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有时，学习班还采取请进来、拉出去的办法进行。请进来，是请群众代表或先进人物参加讲评活动，听取他们的事迹介绍；拉出去是将学习班成员以拉练的形式，到外部农村、部队学习、参观。学习班的组织形式很受群众和干部的欢迎，普遍认为，只要搞得好，很解决问题，不伤感情，有利于团结。
教育大革命毛泽东一生力主教育要革命，特别强调人的自主、全面、生动活泼地发展，反对死读书。强调德育至上，健康第一。要求野蛮身体，文明精神。要把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放在第一位，特别是文科，要极端重视社会实践。文化大革命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精神，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丶学农丶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农学院由城市搬到城郊或农村。各类学校的学制普遍缩短，教学内容有了较大改革，社会实践课程大大增加，用对付敌人的方法的考试制度被取消。在十年期间，城市普及高中，农村普及初中，中、小学在校学生大幅度增长。许多学校开办工厂、农场，建立了一大批校办产业。大学的考试录取制度被废止，实行从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工农兵知识青年中招生的办法，毕业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各类学校普遍实行工人阶级(城市)或贫下中农(农村)参与管理。所有这些探索，有许多教益可鉴。
以样板戏为标志的革命文艺文革期间，推出的一批革命现代样板戏，打破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社会主义舞台的现象，重新树立了工农兵的主体地位和高大形象，在各种艺术创作、历史研究中确立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这些艺术精品，在人民中有口皆碑，个别人对此恨得咬牙切齿，声嘶力竭地叫喊，妄图加以禁绝，然而，它们已经在群众中、在戏剧界深深扎根，无论什么政治、文化权威，都休想阻止群众传唱、学唱。他们的咒骂，反而激起人们演唱的兴趣，致使样板戏唱遍海内外，经久不衰，即使在否定文革的最激烈之时，这些样板戏在群众中也照唱不误，充分显示着这些艺术品的无限生命力和艺术魅力。因为这些作品从剧本、服装、道具、音乐、唱腔、舞台布景，到演员的念、唱、作、打表演，无不经过精心设计，反复推敲，苦志磨砺，精雕细刻，时间锤炼，历史淘洗，业已成为文化精品，中国戏剧的经典。这些艺术精品显示了文革提倡的文艺方向，符合唯物史观，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也符合戏剧发展的历史潮流，是革命艺术家的心血结晶，所以任何人的诋毁，只能说明他们的无知和狂妄。在京剧现代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以后又出现了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豫剧《朝阳沟》、交响乐《沙家浜》以及电影《闪闪的红星》等许多具有很高艺术水平的文艺作品，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永远闪光的文革文化愧宝。一些人挖空心思，感叹文革否定了，但是文革文化还存在，试图加以篡改、剥蚀、丑化和掩盖，也是枉然。这说明，艺术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旦生成，就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愧宝，具有超越时空的永久艺术魅力。
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和城市医疗队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出现了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国家将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了农村，城市医院根据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组织医疗小分队，派出医护人员到农村进行巡回医疗，大力支持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面向农村，切实为农民的健康、治病服务。在各公社都建立了医院，各大队建立了卫生所，全国农村培养了160万赤脚医生，使农民看病难问题初步解决。加上城市职工公费医疗的完善，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城乡居民解决了看病就医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根据统计分析，认为中国当时的城乡医疗制度，是发达国家的典范。
党校教育改革、“五七干校”与干部参加劳动文化大革命对党校教育进行改革，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组建“五七干校”，被誉为干部教育的创新。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毛泽东历来提倡干部读书，提倡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反对滋长官僚主义，党校很多地方照搬苏联的做法，脱离实际。所以，在文革中，“五七干校”改变了这种做法，在干部教育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虽然，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出了偏差，但作为一种干部教育的形式，它是实现毛泽东关于干部教育、改进机关作风、改造上层建筑的一次实验，有许多有益的积极的因素，应予以扬弃，不能因此而采取简单地、一概否定的态度。此外，在文革中还实行干部和知识分子定期到基层参加劳动的制度，引导他们与工农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废除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特殊待遇和一切特权，引导大家同工农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知识分子再教育和“上山下乡”毛泽东根据自身体验，认定知识分子学了书本知识还不够，还必须向实践学习，向工农兵学习。早在建国初，根据当时的新情况，毛泽东进一步探索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新途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到边疆、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去工作。1955年，毛泽东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年，毛泽东又指出：“城市青年，或者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响应党的号召，踊跃上山下乡。”在各级党组织的具体组织下，五、六十年代曾经出现了像徐建春、侯隽、董加耕、邢燕子那样大批知识青年回乡的模范，成为一代青年人的学习榜样。正是广大知识青年的这种行动，为农村、边疆的建设发展和文化知识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文革中，毛泽东进一步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接受农民群众的再教育，在实践中进行锻炼，在农村、农场的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人，通过实践磨砺，培养了一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乐观、特别奋进的精神，锻造了一种风骨，以后他们在学术、技术、政治、专门业务方面干出了惊人的成绩，涌现了一批精英，为国家政治、经济、国防、思想、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各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四大”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基本方式，为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两个司令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而用别的方法未能奏效所采取的方法。它不是极端民主主义，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大民主，有着鲜明的群众运动的特点：明确的目的——反对修正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出现；统一的指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统一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的部署——《“五·一六”通知》；统一的政策——《十六条》。“四大”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之所以开展起来，还因为它在当时同时具备这样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中国共产党确认世界已经出现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正在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警示中国人民，对此，必须高度提高警惕；二是中国人民饱经苦难，并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他们担心失去社会主义就会走历史的回头路，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三是在中国建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诚信体系，并在前述条件下，明确提出了新的并富有说服力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动员群众的思想武器，人们从历史与现实中体验到，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完全可以信赖的革命领袖，曾经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也必将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这就是当时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试图通过“四大”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反修防修。这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它对于今后对付中央领导集团的蜕变、反对官僚主义以及地方出现的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毛泽东极力主张，应该把它写进宪法。诚然，在“四大”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无政府主义，这固然与人们的思想觉悟有关，但也有错综复杂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其中主要是青年学生，难道能要求他们一上路就要正步走吗？历史上有过不犯错误的人吗？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旨在防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蜕变，带有明显的探索的性质和特点，这主要是运动的方式和建立的目标机制是逐步摸索前进的，凭着他的睿智和出色的群众运动领导艺术，依靠群众实践进行提炼、总结和创新。毛泽东在整个运动中所提出来的理论创新和经验总结，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思维模式和科学体系，是他对于中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伟大的贡献。
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革命的必要性
毛泽东认为，苏联、东欧等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基础上，无产阶级还必须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革命史告诉我们，以往的革命，特别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只是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式，但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取代封建制，资产阶级用刀枪杀出一条生路，又经过一系列的换脑、洗脑的思想文化革命，掀起无数次批判各种封建意识形态的狂飙，封建顽固派在各个领域负隅顽抗，形成血与火的角力，资产阶级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多次粉碎封建主义的残酷反扑，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全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才将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制度通过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保护而在世界确立起来。大量的史料有目共睹，正是这种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而在世界不少地方保留着中世纪的残余，这就是各种王朝至今仍然存在的缘由。社会主义革命要比资产阶级革命深刻得多，它不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决裂，而且要同传统的观念决裂。而最重要的是，从本来意义上讲，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但是，却偏偏发生在需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穷棒子国家，这些国家民族民主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有着血亲关系、对工农大众害怕而患有软骨症，革命领导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肩上，加上资本主义世界无法容忍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新型国家的建立，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也不能背叛工农去发展资本主义，让他们重新沦为被压迫者，于是他们就将民族民主革命引伸为社会主义革命。所谓前一个革命为后一个革命准备了政治前提(无产阶级掌权)，只有后一个革命才能巩固前一个革命成果，这就使这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例如中国，采取一个以发展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过渡时期，因为资产阶级拼命扩张并借一切机会排斥、毒害人民，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工农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权受到威胁。所以，共产党必须抓紧时间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等主要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期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紧锣密鼓地进行，但是人们受的社会主义教育是极其肤浅的，往往是雨过地皮干，同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并广泛掌握群众的传统的封建的、半封建的思想观念相比，也可以说是趋于零，同时，在党和政府中真正懂得并理解社会主义的干部也是凤毛麟角。所以，大力完成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成为共产党人思考继续革命的头等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要挖掉资产阶级产生的根子，就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努力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多次地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革命，解决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大革命因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而提速、加剧。在国际上，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共势力公开叫嚷“和平演变”，妄图通过思想文化的渗透，来动摇和改变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颜色。在国内，汪洋大海的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大众，虽然进入合作化，但他们仍然习惯按小私有的习惯进行思维，是资产阶级思想广泛存在的社会基础，加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势力的作用，思想文化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异常尖锐。
必须如实地承认两个极其重要的基本事实，一是思想文化领域，例如，教育方面，课程内容陈旧，教育方法还是老一套，关门办学校，严重脱离社会、脱离实际，学生毕业后适应能力不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差。文艺部门特别是戏剧方面，人们习惯于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古人，工农兵和革命题材的东西仍然被排斥在外。卫生事业也限于城市发展，农村严重的缺医少药。机关衙门作风严重、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如此等等。
二是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服务的中国知识分子队伍，一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要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必须改造旧思想、接受新思想；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个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领导干部在领导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有个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问题。因此同社会主义顶牛的现象到处发生，而一部分老干部根本不理解社会主义及其进程不当动力、当阻力，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
应该特别指出，老干部南征北战，是建立新中国的功臣，解放后在各条战线上占据着领导岗位成了掌权人。他们在建国初期阶段，革命热情高涨，学习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坚持两个“务必”还比较自觉；他们一方面与国民党残余作斗争，另一方面要保持革命律己精神；他们一边学习经济工作，一边完成政府工作的紧迫任务，还保持着延安时期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影响并带动了整个社会风尚，被老百姓誉为党的好干部。但是，相当一部分人，民主革命的思想并没有改变，随着职务提高，搬进大楼，吃、住、行都优越得很，日久天长，渐渐与群众疏远、与无产阶级革命疏远了。有些人甚至以功臣自居，私心膨胀，官位刺激，与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开始抵触、对立起来；还有一些人干脆不想革命、不思进取了，或者说告别了革命，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触动个人利益，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开始反抗、甚至不满，而且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打着老干部的招牌进行反抗，散播不满，欣赏资产阶级那一套，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不自觉。
这就是革命历史的见证、逻辑分析和客观现实，正是这样的社会原因，所以，文革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支持，毛泽东逝世，中央领导集团巨变，当有人端出文革的消极面，在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便一窝蜂地获得人们广泛地响应。它从反面雄辩地证明，毛泽东关于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基础上，无产阶级还必须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论断是多么英明，是多么的远见卓识。它告诫世人，共产党人不能限于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更不能停顿于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学说一般地说，在共产党内，承认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还是比较一致的，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看法，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即1949年3月，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针对赫鲁晓夫上台和国内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1956年，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书中提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针对刘少奇在同年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前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以及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根据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学说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伟大的反蜕变的反修防修演习。
反修防修的革命总路线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学说指出，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党内存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而提出了著名的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有这样几个要点：一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是几年，十几年，而是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时间问题上，宁可准备得长一些，也不要想得急切。就是说，有一个很长远的过程，急不得；急就容易犯“左”的错误。但是，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也不是遥遥无期，一个虚无飘渺的目标，如果这么认识，就会犯右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党犯过急性病的错误，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毛泽东认为，首先要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要记住这个教训。置言之，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通过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得出来的科学认识。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与前途。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是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有两个：通过解决下面的任务，实现共产党人的目标；或者因为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下列任务，而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毛泽东总结当时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对社会主义社会现实和前途的最新认识。三是党的总任务。毛泽东提出了“四个要”：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首先是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三个存在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其次，必须百倍警惕，不能丧失警惕。再次是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最后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四是必须针对上述现实，制定一条贯彻上述思想、理念和解决上述任务的正确路线，为此就必须开展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
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与党内资产阶级
毛泽东根据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的实践，进一步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与党内资产阶级的概念，这是毛泽东思想最宝贵、最闪光的理论成果，是对中国人民和国际共运的光辉理论贡献。从执政党的内部看革命兴衰，从执政党的内部找变质的原因，不仅概括了中外历史上一切革命政权得失的历史经验，也是对中外一切王朝兴衰的历史借鉴，而且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外部，而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争取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关键是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关键要解决反映到党内来的阶级斗争，解决党内的两个司令部的问题。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它与其他政党有合作，但不是竞争关系，而是领导关系。毛泽东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毛泽东没有忘记历史：马、恩逝世后，第二国际变成修正主义；普列汉诺夫由马列主义者变成列宁的反对者；毛泽东亲眼目睹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等人，推行修正主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革命大师基于实践经验的思维逻辑所显示的睿智。因此，在文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揭开了长期隐藏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随着运动的进展，毛泽东做了进一步总结，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毛泽东总是孜孜不倦地探索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从建国前到建国初，从社教到文革，人们可以看到他的思维的一贯性、一致性和连续性，为中国人民和国际共运提炼和总结了宝贵的思想成果，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将会日益显出光辉。
“四大”与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
明确了敌人，必须明确作战方案。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在思想战线上组织革命左派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讨伐的大革命，刚一开始，而且在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或者已经开始，但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刘少奇支持的《二月提纲》却要求“有领导”，要“谨慎”，要“经过有关领导批准”，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宣布撤消《二月提纲》，认为它束缚了革命左派的手脚，通过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进而又在《十六条》提出了：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再加上大串联，开展自下而上揭发党内路线斗争的运动。事实证明，这是打破刘少奇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好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全国涌现了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闯将，涌现了一大批革命造反派，他们冲着刘少奇制造的白色恐怖，出生入死地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战，成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忠实、最坚决的参与者、支持者和捍卫者。“四大”与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不仅创造了一种冲垮刘少奇司令部的新形式，而且特别锻炼了一大批勇敢的革命闯将，受到了全面锻炼，积累了许多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将会长久地起作用。“四大”与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由于党内走资派的干扰，由于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青年学生和群众中，也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毛泽东凭着他的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领导艺术，适时地进行疏导。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但是，在毛泽东的一步步指导下，逐步分清了敌我，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使整个斗争过程，只是乱了敌人，锻炼了广大群众。
毛泽东运用“四大”和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还有三个重要的思想，值得特别重视：乱与治的辩证关系；暴露敌人；教育群众，锻炼革命青年。首先，毛泽东要求正确认识乱与治的辩证法，以此建立文革的战略目标。1966年七月八日，他在给江青的信里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六月一日广播北京第一张大字报以后，一方面是群众起来了，另一方面是各级党委领导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当时的中国显得很乱。如何看待这种形势，毛泽东认为至关重要。当时，中国正处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关头，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事情都不能与之相比。只有下最大的决心，花最大的力量，甚至不惜打破现有的秩序，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所以，乱是好事，并不是坏事。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防止“反共的右派政变”的大演习，只有文革的这种乱，才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由之路。其次，毛泽东要求从认识论的根源上建立文革的战略策略思想。毛泽东认定，乱的根源在于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这是由“他们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在文革中，毛泽东多次谈到乱，只是乱了敌人。只有通过这种乱，才能充分暴露敌人。最后，毛泽东要求从教育群众和青年的途径上，认识乱的战略意义。毛泽东认为只有觉悟的人民群众起来，敢于同修正主义斗，这才是反修防修最可靠的保证。通过这场文革，对于迅速掀起的群众运动，毛泽东看到了这种希望。这一点毛泽东的《有所思》的七律一诗说的最分明：“凭栏静听潇湘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发展机制
文革是在国家经济建设不停顿的情况下进行的，如何处理文革与生产、流通、消费的问题，是摆在毛泽东目前的一个最实际的问题，以经济压革命、阻止革命，便成为反对派最有力的武器。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发展经济，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是根本任务，也是根本目标。但是，在社会上修正主义思潮泛滥，党内高层某些领导遥相呼应，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路线斗争白热化，党和国家颜色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有远见的领导人，必须旗帜鲜明地领导人民进行坚决地斗争。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采取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共产党人应该通过文化大革命，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进步，促进生产发展、社会进步。这场斗争，面对党内走资派、社会传统观念和旧的社会习惯势力，阻力大，风险大，其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不能使经济发展受影响、人民安定的生活受冲击。以后的事实证明，邓小平正是始终咬住这个问题不放，在毛泽东逝世不久，终于成就了他的路线和事业。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可以说，这是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在解放区的实际做法，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经济发展机制，它既体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党所面临的革命与建设的两位一体的使命，将今天阶段的任务与党的长远奋斗目标紧密联系起来，又正确地体现了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精神与物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创新思想，同时，也很具有可操作性，应该加以很好地总结。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在斗争中坚持团结胜利的路线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将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强调革命左派，要善于团结大多数，进行胜利的斗争，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在《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中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毛泽东关于团结的概念，有三个最重要的含义：一是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特别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二是对犯有错误包括犯有严重错误的人，要采取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三是对于犯错误的人，整过了头，就会整到自己头上。核心是两个：团结不同意见者，特别是反对过自己的人；对犯错误的人，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是一个：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在运动中一再教育干部和群众，没有团结就没有胜利；用马克思的话一再告诫全党：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应该说，毛泽东关于团结胜利的路线，贯穿着一种“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思想，以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毛泽东反对将团结看成一种手段，而强调团结就是目的，就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因此，毛泽东在文革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制定了落实团结胜利路线的各种政策，并细心地倾听社会的各种声音，适时地加以调整，引导干部和群众，在运动中处理好两类矛盾，以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回过头来看，正是在贯彻这个处理好两类矛盾、团结大多数的这个决定成败的大问题上，一些人不听毛泽东的警告，将自己连同文革一起被葬送，难道这不是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和国际共运的巨大贡献？！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论断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总结一些老同志，包括邓小平等对文革不满的状况做出根源性分析，他尖锐指出：“为什么有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斗争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向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泽东的这些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源，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看来，革命夺取了政权，革命就成功了，革命到此结束了，剩下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了，他们从旧社会过来，又很欣赏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那一套。因此，在他们看来，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活动，农民中出现两极分化，官员追求享受，出现贪污腐化，舞台上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洋人、死人，农民缺医少药，教育上过去的、外国的内容，等等，都是正常的；后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他们的议论敌不过毛泽东的系统的彻底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搞社会主义，也拥护党的决议，甚至也高举双手赞成，跟了过来，但他们思想深处没有根本转变，所以总感到毛泽东“左”，文化大革命说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便感到很反感，抵触情绪很大，感到革命革到老子头上，这是翻天了。正是所谓道不同，谋不同也！也就是今天所谓脚位和视角不同，价值观不同，情感不同。
根据毛泽东的分析，可知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三类：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受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影响蜕变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停止下来的、阻止社会主义历史车论前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
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期间，邓小平以至于各省许多领导干部，只要检讨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就可以再次结合他们，甚至让他们官复原职。其道理就是因为他们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而不是钻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毛泽东多次给邓小平以机会，其原因也出于此。
历史将会证明，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论断，是他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打招呼
文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就是一位总设计师和导师，其内容已如前述。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具有鲜明的几个特点：
其一、毛泽东总是寄希望于人民群众。毛泽东从他的人民决定历史的唯物史观出发，认定必须唤起民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动员并依靠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才有可能进行反修防修。毛泽东对于文革的群众发动非常满意，非常高兴。他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于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其二、毛泽东总是灌输一种忧患意识。毛泽东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个性，使他充满革命自信和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但是，毛泽东懂得历史辩证法，也相信历史辩证法。他从事物的演变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观察到，社会主义也可能走向反面。因为革命后来人，起来否定革命前人，实在是大有其人其事。毛泽东总是提醒人民，不要说最后的胜利，因为谁胜谁负，正在角力之中。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说：“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其三、毛泽东总是把社会主义教育同苏联变修、社会上存在的修正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政治思想基础、中国党内存在的阴暗面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相联系。自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之后，毛泽东多次联系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指出：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变了，变成了反对列宁，赫鲁晓夫曾经狂热拥护斯大林，变成疯狂地反对斯大林。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道路。我们要采取措施，但谁也不能担保不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这是因为有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我们建设的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柴、买油、买菜。所以，这样的社会基础，就会产生资本主义。
其四、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又说：“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
毛泽东不但通过文革，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向广大干部和群众打招呼，而且通过文革，对中央领导集团成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向他们打招呼，从现在披露的文件、资料看，从1959年以来，毛泽东几乎逢会就讲社会主义革命、讲反修防修的道理，颇费心计，苦口婆心，深入浅出，反复叮咛。毛泽东在文革前、文革中将所有的要求、措施、方针、政策，都公之于众，没有事先不打招呼的事情。
林彪事变以后，毛泽东还亲自到下面做打招呼的工作。后来他总结这个经验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文件、资料还证明，毛泽东并不是想通过文革打倒刘、邓，也不想打倒下面的干部，而是想通过文革，发动群众教育他们接受社会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君不见，直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打招呼会议上，所传达的《毛主席重要指示》(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只要不昧良心，就会感到谈话开诚见胆，字字句句，语重心长，表达了这位老人诲人不倦的精神，也可以品悟到毛、邓在基本理论、基本观点上的鸿沟是多么深阔。说句不客气的话，一个坚持历史的辩证法，笃信科学社会主义，充满社会主义的胜利信念，要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固守白猫黑猫论，笃信无所谓姓资姓社，只要经济发展，讲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方鸿沟至深至阔，毛对邓这样的对话等于对牛弹琴。不过，这些白纸黑字，都留在世上，我相信他们同它们都将成为探讨共运的宝贵资料，后人自有公论。

所有这些理论和实践，使文化大革命越出中国国界，而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文革的影响下，美国、日本出现了左翼运动，特别是日本出现了一批年轻左派人物，他们活跃在社会，对推动日本的反思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亚、欧、拉美国家的共产党一向亲苏，受和平共存政策的宣传，加上美国以“进步联盟”来拉拢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使得当地左派思想混乱，一度失去了革命的方向。在毛泽东批评苏修、展开中苏论战之后，各国的左派开始脱党，组建新的马列党或革命共产党。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后，又给了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使他们坚定了自己确立的革命路线，积极开展群众工作。至今活跃在全世界的革命的左翼政党大都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使他们更加坚定。譬如：德国的马列党就是在文革中发展起来的，而亲苏的修正共产党则随同主子宣布解体，马列党还接收了他们的出版设备。欧洲方面，土耳其的政党还在发展，希腊的共产主义组织也在扩大之中，期望不久可以成立共产党。亚洲方面，菲律宾旧的共产党十分腐败堕落，革命派于是脱党，组建新的共产党组织，他们和他们所带领的群众运动，成为目前菲律宾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尼泊尔的毛派革命运动在当地也很活跃。正如日本左派所指出的：放眼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修正党全部破产，而脱离旧共产党的新的革命力量，现在则有能力批评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就像当年中国有能力批评苏联赫鲁晓夫一样。除了政治运动方面，文革对全世界的学生运动──尤其是法国的学运，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法国当时最有名气的理论家阿图塞，在他的著作中，就特别突出毛泽东的《矛盾论》在哲学中的地位。加上他对中国革命的肯定，透过他的思想和理论，相当程度地影响了西欧左派，特别是在知识分子方面。他们还说：总之，整个文革对全世界的政治思想、革命斗争、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它对当时世界的影响或是潜在的影响，都会随着今后形势变化而有新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还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我国在国际事物中的发言震动力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将中国视为最可靠的朋友和革命领袖，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改变对华政策，毛泽东乘势而巧妙地推动“乒乓外交”，使日本、美国、英国等一批资本主义国家在70年代初期相继与我国建交，从而开创了我国国际环境的崭新局面。正是在我国外交一片凯歌声中，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极大地改变了对港、澳、台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我们拥有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原子弹和氢弹，我们还有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嘹亮的乐声响彻太空。中国人民，第一次骄傲地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是世界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针对国际上对中国兴起的恐慌，毛泽东派邓小平在联大发表演讲：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人民永远是世界人民的朋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产物，给中国人民和国际共运做出了伟大贡献，极大地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智慧，但是，却毁于他自己确立的接班人手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惨痛的教训。细心地梳理这些教训，对于中国人民和国际共运的意义很大。
首先，毛泽东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目标反修防修机制及其途径和方法并不明确，文革整个运动的前进方向、道路和实现的目标框架是模糊的，带有明显的探索性、试验性，必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加大了运动的阻力和风险。毛泽东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思想出发，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意识形态的两个阶级斗争提到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从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进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思路是明晰的，但是，究竟应该建立和完善何种形式及其运行机制，并通过什么道路和方法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却是模糊的。置言之，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如何遏制修正主义者篡夺领导权；二是修正主义者一旦上台后，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使人民和地方政府有权力援引法律去抵制修正主义，促使修正主义下台；三是执政党内的反修防修与国家机器的反修防修之间如何链接，不见有什么说法或探讨。说的更明确一点，就是要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央搞反共的右派政变，一旦搞了政变，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人民和地方政府如何抵制，用什么抵制。这就给人们似乎留下这样的想头，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而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解决以后就行了。这显然在逻辑和现实上是讲不通的。所以，毛泽东讲要多次进行文化大革命。但是究竟要建立一种什么机制，通过何种途径和方法去建立，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既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承认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又要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尖锐复杂的夺权与反夺权斗争。聪明的林彪，曾经机智地提过防止宫廷政变这个问题，但毛泽东很不以为然，而加以斥责。统帅毛泽东的茫然，明显地表现在1967年一月全国出现的夺权风暴，各地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五花八门，直到黑龙江省创立革命三结合的组织形式，才由毛泽东加以明确起来。这种先破后立，凭革命领袖的权威及其驾御运动的领导艺术，依靠群众运动的首创精神，试验性地推进，无异于摸着石头过河，必然增大运动的阻力，增加事变的复杂性和破坏性，不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不利于稳定形势。而且，不是根据法律规定，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而是采取群众运动自下而上的形式进行夺权，带有极大的弊病，因为它在激烈的形势下仓促成立，未有依据法律、不完全的代表性、不完全的程序，必然引起各种政治势力、各派群众组织之间以及党政军之间的意见分歧，直至对立纷争。正是这个原因，全国此后出现了全面内战。各种不满情绪、反目成仇、立派结帮、偏激的集会和骚乱，形成恶性循环，酿成全国性的动乱。
其次，革委会出现之后，也没有去探讨建立一种新的反修防修的运行机制，以保证遏制修正主义上台，或是在一旦修正主义上台之后，由法律规定赋予人民和地方政府抵制修正主义。恰恰相反，新生的革委会穿新鞋走老路，很快重蹈覆辙，步入旧的一套机构习惯性的泥潭：机构庞大、官僚主义、文山会海。也就是说毛泽东领导造反派打碎了自己建立的旧的官僚体系，却未建立一套新的反修防修机制，而是逐步地恢复了旧体制。这套旧体制的致命弱点是家长式专制，基本排斥民主监督。在文化大革命一月风暴的冲击下，各省、地(市)、县、乡，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原来的党政机构全部停止运行，由革委会代行全部职权，原来的机关干部通过革委会考察，采取部分过渡并结合到革委会的办法，革委会机关机构设置精简，从国务院的一些部委到县乡，取消部、司、局、处、科之称，上上下下大都叫“组”。后来中央领导提出这不利于外交，而且重在本质，也不在于名称，于是，各种政府机关的称谓，又一律改了回来，只是人民政府换成革命委员会。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开始有一部分学生和工农代表。随着干部解放，特别是党的领导核心组织成立之后，原来造反派中的非党员，没有进党的核心小组。为了抓革命、促生产，来源于工农的那部分人员大部分放回原单位，学生代表多数回学校复课闹革命，通过毕业分配离开了。由于没有明确革委会如何过渡以及过渡到一种什么新的党的组织和政府的制衡和监督形式，原来的领导干部大多官复原职，只是省、市、县长改称革委会主任，基本上是原来班子的主要领导成员，党委成立以后，他们又成为党委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委。其中很多人，在文革中挨过批斗，对文革不满，批林批孔时对于批林的极右实质不理解——例如我在前面提到我和杨易辰的对话，杨一再坚持林彪是极“左”——问题就出在这里，在这种条件下，邓小平1975年重新上任，原来的体系重新聚合，否定文革的思想便一拍即合。同时，文革前的党的运转体系和政府运转体系，同文革后的党的运转体系和政府运转体系，实际上都是革命政府的延续和发展。所谓革命政府，就是国家机器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老一辈革命家打造的天下，他们的献身贡献和由他们支持形成的宪法，具有最大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但是，它们本质上属于人治运作体系，它们的共同之点就是全国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主席，靠的是纪律的维系，而不是法律的约束力。上下之间没有制衡和监督；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没有必要的制衡；党的领导机制同国家立法机构之间没有制衡和监督机制。实际上，最高的权威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宪法保障和制衡机制；国家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只能承认党的领导，而没有宪法赋予其承担法律制衡和监督党的职权，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虽也有对于国家领导机构的监督性的一般条文，而由于贯彻党的领导这些条文形同虚设。特别重要的是，国家宪法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而不是通过全民公决批准的，因而，掌权者可以控制人民代表大会，并有可能随时进行碎片修改。同时，人民代表也不是公选制，代表的资格完全由党委控制。人民代表的资格不保，何论行使监督权。所以，宪法的许多规定也是一张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打倒“四人帮”后，修改宪法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罢工自由”和“四大”，便是明证。
再次，毛泽东相信群众、尊重群众、崇尚大民主，却蔑视科学的民主体制和法治，党和国家机器运转没有形成宪法保障机制，使整个党和国家机器的运转完全在人治之下，公共意志毫无救援的可能，为冒险家提供了方便。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日，如何行使人民意志，已经成为一切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思考的大事。通过全民公决确定国家宪法，建立宪法保障机制是国家政治发展的历史必然。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实行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中国，应该将党的意志，通过宪法变成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党的治国主张一律遵照宪法的规定，变成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或必要的人民公决，形成治国法案，通过国家行政体系运转。为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在文革成立的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贯彻《十六条》的规定，“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大力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建立两种机制，形成宪法制约下的政治运转体系。
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改革宪法的制定权，以人民公决的形式取代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宪法的做法，使宪法的修改严格控制在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杜绝当权者以碎片形式修改宪法，以维护宪法的根本权威；二是通过宪法确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的地位及其执政运转规范，防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滥用党的领导干预国家政治生活，防止党内斗争滥用国家机器，中国共产党只能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三是通过宪法明确规定人民代表实行民主公选制度，代表资格由人民确认，公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包括罢工、使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监督执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规定在尊重多数人意志的同时，注意听取和保护少数人的意见，防止国家政治生活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两种机制：一是建立国家宪法保障机制，使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包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严格在宪法制约下运转，同时由宪法赋予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直至采用公决的形式，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器运转实施制衡和监督；二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约束和人民制衡和监督的机制，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腐败、反蜕变，把中国共产党真正建设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防止蜕变成社会党、全民党。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必须建立在全民公决的宪法批准和修改机制上，依靠人民民主，以防止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国家机器，防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蜕变、叛变、变节行为造成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危害。通过全民通过的宪法和党内建设规范的链接，确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的关系、与各级政府的关系、与人民军队的关系、与人民的关系、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与党员群众的关系，定期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正确地开展党内反倾向的斗争，推动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展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批评，抵制和克服主观主义、修正主义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机制，实行双重约束，即党内监督机制和宪法赋予的人民制衡和监督机制。
应该明确，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必须由革命党打天下形成的领导地位，进到由共产党推进人民民主和法制体系建设，确立国家宪法保障国家政治运转和人民民主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主要靠宪法和法制、靠党的主张及其操作的正确性、科学性和规范性，靠党的领袖产生的民主性及其优秀性。通过法治，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国家政治生活进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治时代。这才是防止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根本之计。所谓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才有可能。批林批孔时，提出学习法家，曾经燃起知识界和许多干部、群众（包括我自己）对于民主与法制的向往和热诚，以为此后可能要引导立法、提倡法治，建立宪法运转机制，但很快因毛泽东对西方选举制和法制的批评而破灭。毛泽东对西方的民主与法制体制，只看到其局限性、虚伪性，没有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可取的一面；只崇尚他的大民主，崇尚他身后的群众自发斗争，力图通过指定一个接班人而缓解当时的矛盾，避免所谓血雨腥风的过渡。其结果，正与他期望的相反，竟然出现了他去世不到一个月就翻天的局面。
最后，毛泽东指定接班人是重走封建帝王之路，这种封建式册封的反民主性和被选对象的弱智低能，导致党内最高领导人胆敢违反党内斗争的原则，毫无顾及地袭用过去宫廷政变的手法，剥夺毛泽东的支持体系的发言权，而在一套旧人事体系风云重新聚合，重组党的体系和国家体系的情况下，因为没有全民公决的宪法保障的法律救援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从毛泽东的亲人到中央和地方，凡跟随毛泽东的干部，便只能束手就擒，甚至连毛泽东一起挨捆绑地受了批制，而无反抗之力。
同时，文化大革命浩浩荡荡，并没有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毛泽东也没有抓这支队伍的建设。可谓自发产生，自发成长。文革的积极分子千千万万，因为这样那样的过错而备受摧残，但他们不怕鬼、不信邪的思想和行为，得以使毛泽东振奋和骄傲，是他们把群众直接组织起来了。但是，能够让毛泽东放心的人却寥寥无几。毛泽东总是欣赏那些战争年代，跟他出生入死的干部，以其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胸怀和长者的宽容风范，轻信老同事的一纸上书或假惺惺的检讨，加上一面倒的党内生活的不正常风气和以人划线、以事划线的看人偏见，对搞阴谋诡计的两面派缺乏应有的警惕，同时启用了许多恭顺听话而文化不高的一大批劳模进入高层领导；认为文革中的青年学生毛手毛脚，搞无政府主义。他们不能犯错误，犯错误就是一脚踢开。毛泽东的所谓毛手毛脚，搞无政府主义，其实是这些人之中，既反贪官、也反皇帝，总有自己的主见，同时他们也希望通过民主建立一种法制社会、建立一种法律制约的新秩序。毛泽东对文革积极分子求全责备，对待文革初期而后犯错误的革命造反派，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同他对待许多老干部屡犯错误，屡屡得到谅解的做法对比，也使许多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为之伤心而心恢意冷，有些人甚至对我说，我们拼死拼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可不保护我们。应该说，有些很有战斗力的文革积极分子，因为毛泽东在世时，已经被毛泽东缴了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不能有所为了。以黑龙江省革委会为例，参加组建红革委的近200名造反派代表，经过潘复生掌权之后到新省委建立，运用我在前面讲的“一打、二顶、三排、四挤、五代、六卡、七拿、八挂、九去、十刷”等方式（见本书第六章第408页），省委、省革委两大机关只剩下不足20人，其中进入领导层的副厅级的仅有五人，而且都在省革委或工团组织之中。没有队伍的革命，革命还能存在吗？
所以，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毛泽东自己的失误造成的，它并不是偶然的，简直带有必然性。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失误，而是革命理念、战略思想和战略目标的失误。
还有，“四人帮”不顾斗争的全局，提出并支持了一些错误的提法和做法。最根本的错误，就是没有高举团结胜利的旗帜，不能贯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在短期间内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解决所有的问题，把自己的圈子画得很小很小，又低估了斗争的严峻形势，高估了自己的地位、能力和影响，不懂得革命裹挟的意义，不懂得革命的阶段性和重点解决的对象以及区别对待的极端重要性，不计后果，四面出击，伤人太多，许多跟刘少奇有原则区别的高层领导，许多著名的文化界的人物，固然有其主观思想倾向和错误的一面，这是事情的本质。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们都是团结保护的对象，而没有真心团结他们、体谅他们，一律打板子，使一些人大伤面子，伤了感情，始终没有转过弯来。人的行为一般受认识、理性和情感三个因素制约。在认识模糊，理性不强的状况下，情感便是一头发疯的公牛。在势均力敌斗争的关键时刻，这些人的情感倾向就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特别是，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犯了幼稚病，不听毛泽东的招呼和警告，把复杂的斗争简单化，又伤了另一些人的面子，伤了他们的感情，说话没人听、做事没人帮，授人以柄，致使矛盾急剧转化，终于应了辩证法，自己栽了进去。
我在文革后期强烈地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不保，因为从外地传来的消息和我接触的许多朋友、同事那里得到的情况告诉我，文化大革命被触动的面太大，许多老知识分子重新工作、老干部官复原职后，对文革不满，开始形成社会思潮，左派没有成长起来，跟随毛泽东的革命造反派骨干得不到他的关照，由朋友私情的地下谈话，开始跃出水面。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他的讲话总带有算帐的口气，这种担忧更是与日俱增，批邓反击右倾翻风，曾振起我们的一线希望，而华国锋上任，担忧复又升起，并做好了挨整的思想准备。1975年，有一位朋友要把其妹妹嫁给我的内弟，因为在我看来，这门亲事他们两人的性格和诸方面条件不完全相当，所以我不客气地对其人说：“你可要想好，究竟是看好了我还是我内弟，如果看上了我这个当官的姐夫，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这些人与文革联系着，文革不保，我的官就当不成。”其人不信，结果演出了在我进牛棚不久之后，扬言二人性格不合，强逼其妹妹与我内弟拆亲的闹剧，我在上一章里已经说过。
毛泽东亲自打造并驾驭的文革航船，欲图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旗，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终因社会历史条件（其中包括广大群众缺乏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反复的政治经验，没有尝过走回头路的滋味）和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局限性，使刘邓路线翻了身，自己却落入挨骂的境地，一大批忠实跟随毛泽东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青年学生，从此被打入大牢、打入各种牛棚，戴上了“三种人”的帽子，被开除了党籍、干籍、工职，更有许多虽然定为犯有一般错误者，也被打入另册、不能提拔，已经在领导岗位的，都免了职。中国工人、农民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

　　评价“文革”的是非与曲直，关键是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关于在中共党内存在一个与他相对的司令部，正将中国革命和建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判断是否成立？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中是否抵制群众对他们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是否改变了毛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以上建国和文革40年以来的历史实践和理论的逻辑分析，是何等的惊人的一致，极其雄辩地证明，对于上述问题的答复都是肯定的。所以，文革是不能否定的，也是否定不了的。

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而开始、发展和演变，以邓小平的全面否定而告终。发动是其势使然，否定亦然，已如前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赫鲁晓夫在中国重演、改变中国的历史前进方向，终因违背民主建制的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搞封建的策封接班人制度，恢复旧的体制而失败。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被人们理解和消化，深深感叹这位巨人的智慧、深谋远虑、料事如神，但是，邓小平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却随着岁月的转移，越来越使人发出质疑，感叹这位设计师的实用主义哲学值得研究，通过实践不是让人们觉得毛泽东极“左”，邓小平该享受马克思主义的赞扬，而是应着毛泽东的预言，他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他领导和设计的改革开放，取消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目前正受到激烈的抨击。
毛泽东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此外，人们还指责文革耽误经济建设、破坏文化、损害人权以及其他极左行为。作为文革的造反派头头，我结合事实谈谈一孔之见。
打倒一切，在我看来，是三个原因造成的。其一、刘少奇炮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各级组织拖了进去，致使各级组织成为群众运动的对立面，造反派起来，各级领导因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被千夫所指。以哈师院为例，7?16以陶源为首的省委工作组进院以后，除了院党委抛出来的副书记常杰民、中层干部以及派往政治系的穆国兴以外，所有的院党委常委、各系总支成员，都成为镇压文革的打手，于是，《十六条》以后，就成了造反派攻击的对象，好在我们注意区别，但也还是将他们都靠边站了。其二、潘复生在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不断反右倾，大揪“漏网走资派”，将大批已经结合到革委会的领导干部重新打倒；支一派、压一派，把大批造反派和革命群众，重新打成右派、反革命、小爬虫、变色龙；以后又整汪家道等一大批支左的省军区干部。这三个一大片，造成严重后果。我已述介，不再赘述。其三、文革初期，一部分领导干部与造反派顶牛，不肯检讨或检讨不深，受压的革命群众出于革命义愤，未能及时解放他们。
全面内战，我在前面已经谈了形成原因。这里讲一下黑龙江省的具体情况。我认为黑龙江省的全面内战可分为两段。这就是一月风暴之前，造反团和三军一团一队的斗争，但那时只限于口诛笔伐，并未动用刀枪。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建立省革委会成立后，潘复生批评我右，借反“二月逆流”，将“一·三一”夺权中认为他没有亮相的哈工大造反团骨干打成反革命，将他们逮捕下狱，在中央文件明令规定之下，仍坚持错误处理，埋下了造反派分裂、打内战之根。到四月份，传达全省红卫兵工作会议精神，黑大和外专两所学校造反派对结合进省革委的赵去非和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万春提出了批评，哈工大对我接待他们不满，也提出了批评，潘复生对其上纲上线，将这些炮轰派打成“反革命逆流”。革命造反派——黑龙江省的红色造反者——发生分裂。潘复生支持和直接调动工人群众，先围攻静坐的炮轰派，后相继夺取炮轰派控制革委会的哈军工、哈建工、哈师院、哈一机的权，公然策划和指挥武斗，及至哈一机的炮轰派开着坦克上街游行示威，哈尔滨市上空弥漫着硝烟。1967年8月以后，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两派在北京达成联合协议，潘复生做出了检讨。这就是黑龙江发生的内战始末，历时八个多月。
除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人们还从经济角度非难文革。说什么这期间，亚洲出现了“四小龙”，中国国民经济却到了崩溃的边缘，文革拉大了中国经济发展与西方的差距、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使中国落后了几十年。现在看，根本没有事实根据。
所谓国民经济是指一国范围内各生产部门、流通部门和其他部门所构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我想，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应该有这样十大硬标志：一是产业凋敝，企业倒闭或开工不足，恶性事故不断，劳动保险得不到保障，大批工人失业，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人心浮躁，民不聊生，城乡居民流离失所，到处需要救济，遍地乞丐；二是财政赤字日趋严重，国家在国内外负债累累，重要产业投资短少，基本建设停工、下马；三是国家资源失控、破坏严重，官商勾结，国有财产化公为私，国有资产严重流失，集体经济瓦解，民族工商业萎缩；四是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农业、重化工业、机器制造业、高新技术上不去，社会表面繁荣，消费产品积压、商品滞销，假冒伪劣商品蔓延，物价动荡，两极分化严重，脑体、城乡、地区差别拉大；五是社会治安混乱，坑蒙拐骗肆虐，犯罪率高，拐卖人口和妇女，黄、毒、赌泛滥，遍地卖淫嫖娼，凶杀、纵火、杀人等恶性案件频频发生，黑社会、黑势力出现，人民安全受到威胁；六是新兴国防尖端技术无力开发，国防削弱，人才流失，重要技术、诀窍外泄；七是教育、卫生问题成堆，人们上不起学、看不起病，虚假文凭泛滥，教育质量严重下滑，医药、食品安全不保，恶性传染病、性病、爱滋病等恶性疾病蔓延；八是文化失控，西方文化大受推崇，革命文艺被排挤，中华传统文化在削弱，低级颓靡的文化活动占领舞台，封建迷信抬头，邪教横行；九是官员腐败，行贿受贿、买官卖官成风；十是社会出现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到处寡廉鲜耻，人民不满情绪在增长和蔓延，社会不稳定因素继续积累和扩大。根据这些标志，所谓文革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把这些标志联系今天的情况，却令人惊醒，产生一种可怖的感觉。
应该说，文革期间，人民生活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粮食以及食油、肉、蛋、禽、白糖等副食品实行严格的计划配给，凭票供应，人们靠精神支撑起生活的大厦。不过，也应该说，文革期间我国的经济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均每年以9?8%的速度增长，十年间经济翻了一番；科技进步、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物价稳定，人民生活走向安定；卫星上天，拥有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氢弹和航天新技术；人民团结，各民族团结，同心同德，社会风气好，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正在兴起；革命文艺在样板戏的带动下，开始蓬蓬勃勃地发展；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开始解决，城乡形成医疗体系，老百姓不愁看不起病；教育向工农兵敞开大门；干部廉洁奉公成风，人民向往社会主义，相信共产党。在黑龙江省，文革期间，大庆的石油一直稳产、高产，中直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生产因为派性掌权，一度职工积极性受到影响，批潘以后，生产也上去了。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的粮食上去了，还有了自己的西林钢厂。诚然，这期间，我国的产业结构还存在许多问题，农、轻、重的关系处理不当，交通、能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村经济发展单一，文教方面也存在一些急待调整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并开始着手解决。毛泽东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一直很不满意，提出“搞不好，就可能被开除球籍”的警告，因此，“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537-545页)，以无可辩驳的数字统计，指出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产值增加了90倍，1950年-1977年工业产量以每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与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及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较高的；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增加到70％，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发展速度超过德国、日本和苏联。1979年与1952年相比，27年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7?45倍，其中农业增加了1?49倍，工业增长了17?34倍，基本建设投资增加了45?2倍，工人由300万人增加到1800万人，有2800万农民在社队工厂上班，全国科技人员由42?5万人增加到500万人；普及中小学教育和农村合作医疗，人的寿命由1949年的35岁提高到70年代中期的65岁，人民消费在1952年-1975年间农村人口由每年人均62元提高到124元，非农业人口从148元提高到324元(注：物价相当现在的十分之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整个中国的经济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是获得巨大发展，工农业国民经济总产值十年平均增长11％，粮食总产量值增加172%，1972年引进的大型冶金工业设备26套、123个骨干工程中72％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建成的，修成成昆、湘黔、川黔、焦枝铁路，还建设南京长江大桥，丹江口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大港油田、胜利油田，百万吨大庆化肥厂，80万吨港口，5万吨轮船，4千马力内燃机车，30万千瓦发电机组，80万倍电子显微镜，1966年第一次导弹核试验和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3年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4年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5年第一次回收人造卫星成功，同年杂交水稻开始推广。这些无数铁的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新中国前30年发展的最高潮时期，更为重要的事实是有很多项目尚未被统计在内。正如有的国内学者所指出的，正是毛泽东为我们留下了数万亿元人民币的国有资产，才有今天改革开放可以折腾的雄厚的物质基础。
破坏文化，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的又一口实，主要的指责大概有四：一是文革捣毁了一批文化古迹；二是文革对古文化采取全盘否定；三是文革全面否定建国以来我国在文化战线上取得的成绩；四是文革否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生活只有样板戏一枝独秀。对于这些，我不想多占用读者宝贵的时间，因为看待这些问题，主要是脚位和价值观不同而相距甚远，说起来冗长而乏味。这里，仅就哈尔滨所谓捣毁名胜古迹一端，谈谈我所知道的某些事实，也许能理解个中之味。其实，在哈尔滨，能够上升为为文化古迹、文物称谓的建筑、构筑不多，一是俄罗斯侵华时在哈建立的近30所教堂；二是几处佛堂寺院，主要是极乐寺和华严寺；三是20年代末，由封建军阀联合中外资本家倡导建立的文庙。应该说，这些地方都受到很大冲击，但这不是红色造反团所为，因为当时各校红色造反团刚成立，处于少数派，一个个忙于批反动路线、争自己解放，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去社会上扫“四旧”，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哈尔滨所谓捣毁古迹，就是圣·尼古拉大教堂（喇嘛台）一处。这件事，我询问了目击者几十人，省新闻图片社摄影记者宋挥如是说：

1966年8月23日上午，当时我和我们新闻图片社的万继跃随同阿尔巴尼亚排球队来哈访问比赛采访，我省由孙西岐副省长陪同。连比三场都输给了我们。我们便组织工联队，他们终于赢了我们一场。比赛在南岗灯光球场(与尼古拉大教堂东北隔街相望)结束后，十一点种左右，我们在国际旅行社二楼窗台望去，只见喇嘛台(即圣·尼古拉大教堂)人山人海，有二男一女还爬上了塔顶，在那里呼喊口号，慷慨演讲，喇嘛台四周悬挂着许多长条标语，大意是捣毁帝国主义侵华标志、捣毁封资修的黑窝之类。参加捣毁的主要是中学生，也有一些大学生，还有许多工人。具体是哪里的学生、工人，不清楚。每个人戴着袖标。阿尔巴尼亚客人兴致很浓，团长就下楼观看。当时学生们向他围来，问他是否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团长表示支持，并发表了现在看来得体、当时风光的谈话。于是，我走近了喇嘛台，并拿着相机拍照。这时，上来一名大高个，后来我打听他是哈工大机械系二年级学生李×华，担心我是特务，要枪我的相机。因为，前不久，有一名丹麦客人，不支持他们，他们就把他的胶卷全部曝光，并将他撵了出去。我亮出记者证，告诉他，我是随同阿尔巴尼亚客人的摄影记者，这是一份珍贵历史资料，应该留下来，好纪念这次革命行动。李便答应我拍照。并且，给了我一种特别的礼遇：前面四人，后面四人，领着我进入喇嘛台。我进到里面，学生们正忙着在里面砸东西，烧毁经卷什么的。里面烟气、尘土呛人，令人窒息。我的镜头便对准他们。我上上下下，用“路来”相机一共拍了两卷(每卷12张，6×6)。这些片子洗出来后，先后借给李×华，还有体育学院一位戴眼镜的小陈看过。我从里面出来，听说上塔顶的三个人下不来，由孙西歧告诉公安局长，派消防梯将他们接下来。……经过一天的劳顿，到晚上12点，随着一声巨响，整个塔坍塌下来。外面的情况是万继跃拍的，直到清场。整个拆毁由苏广铭(哈车辆厂工人、全国劳模)担任总指挥，听说还有一些劳模也参加了。

哈尔滨铁路职工董吉祥如是说：

那一天，我也去看了，那时我还小，刚上初中。人们吵吵：“拆喇嘛台啦！”我去的时候是上午八九点钟左右，事先还有个仪式，由主持人宣布，请苏广铭讲话，然后呼口号，才开始拆。我的印象工人不少。采取了很多安全措施，怕砸了人，还用绳子围着，有很多人维持秩序。不能随便出入。

圣·尼古拉大教堂是一种殖民文化产物。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枢纽，作为俄国国教的东正教渐进深入哈尔滨。1898年7月铁路所属第一座东正教堂在香坊简易建成，此后到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陆续建造了近30座东正教堂。民间称为喇嘛台的这座圣·尼古拉教堂亦称中央寺院，堪称木构教堂的精品。它位于南岗中心广场(今博物馆广场)的正中央。设计方案在俄国首都彼得堡完成，经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修建，并以沙皇的名字命名，故名“圣·尼古拉”教堂，于1899年10月13日举行奠基仪式。1900年春动工，7月间义和团围攻哈尔滨，工程暂停。至1900年12月竣工，历时1年。教堂成为南岗区乃至全城的制高点和标志性建筑。鉴于教堂处于广场中央，设计者充分考虑来自不同方向人流的视觉效果，采用近似于希腊十字的八角形布局，平面安排简洁合理，井干式木结构，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民俗色彩，以整齐的园木水平叠砌成为墙体，主入口处有双向室外木楼梯，覆以双坡顶蓬。主入口上层为耸起的钟楼，四面透剔，覆盖陡峭的四坡顶，正中穿插坡度销缓的双坡屋顶，下悬一口大钟，两侧各悬几口小钟。建筑正中耸起向内收缩的八面体鼓座，南北两侧次要入口上方穿插以双坡屋顶，山花板饰以精致的雕刻。八面体鼓座之上为一段略带放开的过渡结构。在此之上耸立高高的帐蓬顶。在帐蓬顶基部呈十字形穿插似火焰心形尖拱，与主入口上方的尖拱相呼应，在帐蓬顶的端部又接一个小“洋葱头”顶，使屋顶的形态更加丰满，同时也起到了统一和协调的作用，整个建筑造型给人一种完美匀称的美感。
对于这样一件充满复杂文化内涵的艺术建筑物，在解放前，宗教界和一些文人、要人不乏质疑,认为它处在哈尔滨中腰，压住了哈尔滨的“龙脉”，表示过强烈的义愤，这方面的资料有建极乐寺之议可查。对于这次捣毁，不能得出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看法。当然不应该捣毁它，因为它是一种文化遗产、艺术珍品，留着它当活教材可以警示和教育人民，让人民不忘这艺术珍品的背后是哈尔滨最黑暗、最不光彩的一页。但是，它既然属于殖民文化，一旦被群众拆了，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也因此教育了人民，使人们认识革命与保护文物是一致的。难道1978年以来我们破坏文物的事情还少做了吗？一个民族对于文化遗址、文物的理解、认同或消化，需要经过历史的筛选和沉淀。任何一次大的革命运动都有破坏，也总有一些人做出一些傻事或蠢事来。凭此一点来评价革命是非，进而否定革命，未免过于僵化和迂腐，贻笑大方。
说文革侵犯人权，主要是指随意揪斗，同时给被斗的人，采取戴高帽、大弯腰、喷气式等行为。我认为这种批评和指责不无道理。这也是我在造反团及其以后很长时间内，思想上过不去的一条，也因为这个原因，在文革期间我犯了潘复生批评我的，“在阶级斗争关键时刻，心慈手软，下不了手”的“右”倾错误，前面已经做了述介。但是，我有这样几点认识：首先，这种做法，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但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也还是古往今来，一切革命都存在的问题。在文革初期，我的老师胡云飞就告诉我们，这是个一般问题、老问题，延安整风也存在，外国革命也存在。他说，第一，这是个问题。不能认为这不是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第二，我们又不能拘泥于这一点而苛求革命必须有条不紊。因为要打开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股子冲劲，不打破旧的秩序，不打掉某些人的威风，不形成某种威胁，大批群众就不敢起来，革命的目标就无法实现。什么土地改革，什么“三反”、“五反”，什么反主观主义，什么反贪污，反官僚主义，都成为一句空话。因此，还是要看总体大方向。要理解毛主席说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要求革命循规蹈矩，那是不可能的。进一步地说，翻开中外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靠恐怖开路，革命的，反革命的，都是这样。革命恐怖是反动派逼出来的。一场革命下来，大河奔腾，泥沙俱下，不可避免。要宣传政策，让群众懂得，政策、策略是党的生命线。要因势利导，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提高自己，只有坚持采取正确的做法，学会区别对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达到胜利的目的。我觉得胡老师讲的这些道理是革命的道理，很朴实，又很深刻。可以说，我在师院造反团期间比较注意，但也还是在这方面有很多越“线”，但是大家理解了我，理解了造反团；也肯定了我，肯定了造反团。直到批判“四人帮”、批判我时，也并没有人拿出一些在这方面的问题，而指责我、问罪于我。而且，哈师院，从领导到群众，绝大多数人，在我受到不公正处理时，多方为我说话，希望把我留在党内。因此，不能因为文革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就因此全面加以否定。这未免过于天真幼稚。
全面否定文革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认为毛泽东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由于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把持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看成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采取了一种容忍群众自发性的错误方法。这一点，在1978年当时似乎还有一定的说服力，能说服一些人，因为前苏联还存在，邓小平不是好好的一个人吗？但是，随着苏联的瓦解，邓小平越来越公开地取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搞私有化，致使两极分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公有制成分日益缩小，再加上腐败成风，人民便开始觉醒，特别是王光美著文，宣布刘邓路线被肯定了，人们更明确地承认，邓小平确实与毛泽东不是一个心眼，属于刘少奇的另一个司令部，走的不是一条道，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毛泽东看得远，只不过由于文革的作用这个现象到来的时间被推迟了20多年而已。
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情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我感到，毛泽东是具有自知之明的理论家和战略家，也是一位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知错即改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精通世故，晓谙历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他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在理论上无懈可击，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也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作为反修防修的首次演习，策划、领导和指挥演习的毛泽东和参加演习的所有指战员，因为一是前无古人的经验，二是又不可能事先学好了再干，特别是许多做法是后来逼出来的，例如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是“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应该说，北大、清华的大镇压，帮了毛泽东的忙。没有他们这一招，何来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所以，文革所发生的错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阶段性问题阶段性分析，不能宜粗不宜细。因为环节相扣才成为链条，正是细节决定历史。
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首先是邓小平的悲哀
它引导邓小平走向极端，背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直观也不是凭空的思维产物，而是根源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唯物辩证法的分析，因此马克思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有两个作用：一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二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所以，列宁强调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就是取消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否定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它引导邓小平走向极端，只讲经济，不讲政治；只讲发展，不讲方向，不问姓资姓社；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取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其结果，党内的贪污、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国有资产被党内的贪污腐败分子侵吞，化公为私，私有化倾向不可遏制，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受到严重威胁。
它引导邓小平走向极端，背弃自己的光荣历史，走向自我否定。共产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领袖，为实现人类消灭阶级、进入世界大同而奋斗。在中苏大论战中，邓小平曾经代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过面对面地英勇斗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邓小平不得不背弃自己的光荣历史，走向自我否定。1989年“6·4”前夕，苏修头目戈尔巴乔夫来中国访问，邓小平迫不及待地向他认错，说什么“过去说了许多空话、废话，结束过去，展望未来。”而他们回国不久，即宣布共产党非法，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大学讲话：“我搞改革的目的，就是搞垮共产主义。”这无异于给邓小平一记响亮的耳光。人们为邓小平感到脸红，可邓小平等人一再表示尊重人家的选择，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亲如一家，让人们彻底看出了他们之间的根脉关系。
它引导邓小平走向极端，背弃自己的诺言，在人民中彻底丧失信用。在文革中，刘少奇分别向中央机关、清华、建工学院写了三份检查，承认自己从进城以来犯了八大错误和罪行，说党内以自己与邓小平为首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邓小平除了积极检查交待外，还主动揭发刘少奇，并表示永不翻案，这些检查交待都记录在案，并发至全党，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使邓小平背弃自己的诺言，而应证了毛泽东说的：“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毛泽东对邓小平总是宽大为怀，给邓小平以机会，是他自己将自己置于毛泽东的对立面，以为历史真的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为自己从此开新篇、永操胜券，其实是想错了。
它引导邓小平走向极端，背离中国人民的愿望，必将受到历史的嘲笑。毛泽东逝世，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曾经勾起国人对他的热望。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取消“四大”，使国人开始警醒。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期待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未曾想他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讨论，取消人民对于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不问姓资姓社，非难国营经济，全面否定人民公社，私有化趋势越演越烈，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民族工业受害，地区差别越来越大，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不公之事泛滥，能源浪费、资源破坏严重，政治腐败，信仰危机，黄赌毒猖獗，社会道德下滑，治安问题丛生，社会恶性案件不断，三农问题突出，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的问题严重，就业、失业问题突出，民众不满情绪在增长、在扩大，等等，成为人们公认不讳的事实，已经跃出朋友私情谈话的小圈子，而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公开地见诸于报端、杂志，活跃于人们言谈之中。上述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正而愈演愈烈，使一切有良知的中国国民为之寒心，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与命运、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自己的前途与命运。于是，反思之声越来越大，认识了邓小平，并非领导人民共同致富，而是欲畅通无阻地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不发出“走资派还在走”的感叹。


全面否定文革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哀
首先，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动摇了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引发了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在我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汪洋大海的小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传统思想意识，加上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要把共产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具有特殊的难度。毛泽东从一个山沟里走出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华，将其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经过巨浪淘沙、历史的选择，证明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制胜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大家认定毛泽东就是党的生命所在，党的智慧和力量的所在。邓小平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故意夸大文革的灾难性和负面性。透过伤痕文学以及对文革派人身及政策的丑化，一方面固然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扫清道路，另一方面却对党、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各种诽谤毛泽东的谈话、文章、绘画到处流传，丑化革命、歪曲革命的文艺作品泛滥，嘲笑革命、嘲笑理想，宣传共产主义乌托邦论、渺茫论、无望论，成为时尚话语。革命成为假大空，革命似乎不讲信义，正如有的外国朋友所指出的，把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起家的本钱都一并否定掉了。这一切，使广大党员一时觉得失魂落魄，失去了革命信心，感到一切都是渺茫的，不可信的，无望的。人们说，连毛泽东也不可信，那么党内还有谁可以与毛泽东相比，还有什么可以取信于民的。表面上虽然还讲社会主义，但是内在的精神和价值观已经跟马克思主义完全背道而驰了。中国社会、中国党内出现了信仰危机、信任危机。
其次，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使共产党人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是干革命的。夺取政权，完成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革命并没有完，革命还需要继续；斗争并没有完，斗争采取了新形式。但是在邓小平这里，夺权是革命成功了，革命到此为止了，既不要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不要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更不能提两条路线斗争。所以革命也不要继续了，既不要继续反对资产阶级，也不要防止反对小资产阶级两极分化；既不要继续反对封建主义，也不要防止党内出官僚主义、出腐败分子，似乎革命完事大吉，只要发展就行了。邓小平还怕人们听不明白，便进一步提出不要问姓资姓社，只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就行了。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丢掉了前进的方向，使中国目前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积重难返。1989年学潮时，中国人民大学有人公开贴出《中国私有化宣言》的大字报，现在许多人还在积极倡导私有化，正是中国失去前进方向的有力证明。
再次，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使共产党人丧失了斗争武器。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拥有战略武器制导。一个世人不争的事实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要坚持执政党的地位，就必须反腐防变即必须防止共产党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修正主义政党，防止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因为一切革命的政党，都面临黄炎培先生的圈变之说。中国共产党也不能例外。权力是钓饵，也是腐蚀剂。蜕变是生物的共同特征。一切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这就是辩证法，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为此，还是毛泽东说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使中国社会主义改变颜色，最危险的敌人不在外部，而在中国共产党自身；中国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也不在党内隐藏的资产阶级分子，而在于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决的办法就是人民民主，就是宪法制约下的人民制衡和监督。邓小平害怕群众拿起毛泽东的武器来对付自己，而走向极端，宣布中国取消“四大”从此不搞运动，于是那些钻进党内的投机分子，利用人民授予的权力，买官卖官，贪得无厌地掠夺国有资产、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同国内外商人勾结，疯狂敛财、聚财，成为社会主义大厦的蛀虫，有恃无恐，胆子越来越大，手段越来恶劣，无所不用其极，侵吞的财产金额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波及的领域越来越多，而不敢拿起阶级斗争的武器，打击走资本主义阶级道路的当权派。面对问题，脱离群众地内查外调，甚至查贪勾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党的力量显得十分软弱无力。

全面否定文革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对于一些国人来说，犯了三个通病：
一是跟着多数转。真理的发现或概括，从来是前无古人的，往往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因此，真理不能通过表决来取舍。毛泽东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想得长远、站得高、看得远，他预言的事情一件件在中国几乎一一被证实了。但是，由于长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绝大多数人在平等、同志的环境中生活，理念、经验和知识相接近或类似，使许多人失去自我判断的力量，养成了随大流的思维定式，评价事物，往往被大家的意见所裹挟，在大众来潮之下，人们便倾向多数人的意见和“社会舆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变化，社会的阶级划分明显增强，许多人发现自己对毛泽东和文革看法的变异在回归，可也没有力量，还是随大流吧，反正“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这种精神状态同我们民族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就使得一些人在错误思潮影响下，没有了斗争的武器，只有拱手让出大道，为私有化的发展，一些人敢于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结果不但损害了国家，也损害了自己。
二是难于摆脱个人恩怨。人们的情感来源于爱憎；爱憎离不开个人的恩恩怨怨。一些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在文革中磕磕碰碰、跌跌撞撞，甚至被歪曲、被丑化，一时发出牢骚、气愤之言，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不能耿耿于怀。应该思量国是国运，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心，宽大为怀，不计个人荣辱。在这方面中国古、近代志士仁人，当代的许多人也是这样。例如，令人起敬的黄克诚，多少次受到毛泽东的不公待遇，却为捍卫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岗山》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马社香，文革时上小学，其家庭受到冲击，本人的心灵也受过伤害，但却用全新的视角，写出了全新的主题，高屋建瓴地探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情怀，令人振聋发聩。由于一些人不能摆脱个人恩怨，致使一个时期，丑化历史、诽谤革命成风，污染了社会风气，为一些人公开宣传私有化、资本主义化开了方便之门。
三是历史分析的缺失。列宁曾经批评过旧唯物主义，有两个鲜明的缺点。第一是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是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是没有说明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论者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我们很多人对文革的分析，正是陷入列宁指出的这两个毛病之中，就现象谈现象，就问题议论问题，把精力放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动机的揣测上，抽象肯定毛泽东的反修防修动机，甚至把严肃的斗争说成个人权力之争，听任个别人的牢骚扩张，忘记国内外极其尖锐复杂的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情况及其所揭示的发展趋势、特点和规律，没有看出国内外物质生产发展、科技进步对于这些关系所产生的根源性影响；同时也没有说明亿万人民群众参加运动的状况和深刻的社会原因。这就不能公正地、历史地从历史事实出发，做出令人信服地阶段性分析，正确地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

真理如日月之光，是永远遮挡不了的。放眼四望，令人振奋。首先是许多革命的老战士、老前辈，经过四十年的变迁，通过对改革开放的反思，对中外现实的考察分析，亲身经历的比较，愈加情真意切，发出的对文革的声响气势磅礴，特别感人、动人，也最嘹亮，最具影响力。这就是吴冷西的《十年论战》、郑天翔的《论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4周年和建国56周年》、范春信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万岁》以及马宾、魏巍等人的许多作品、谈话。在崇高的信念被摧残之后，一批年轻人包括许许多多大学生，以自己的切身体念，从文革强调的“破私立公”，恶化为如今的一心为私，甚至是寡廉鲜耻，廉耻道丧，史所罕见，社会高度的两极分化，进而发出“不理解和接受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的悲剧”的感叹。发出了“寻找”、“发现”毛泽东的呼唤。他们写到：

文化大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不过，它的意义还是伟大的——它是人类最进步的思想革命，是中国人民在暴力革命胜利后为了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上的一场必要的革命，是社会主义处在危机关头的一次必要而又及时的大反攻，不仅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教育了广大人民，推迟了复辟的到来，而且还为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见《毛泽东旗帜网》）

写到这里，我的不合时宜的话可以结束了，这使我想起《为平等派而密谋》一书中的一句话：“只要看一看几乎所有的富人都联合起来反对1793年5月31日革命，以及在这次密谋以后民主真理得到迅速的传播，就不难猜测到这次密谋的情况了。”我们只要想一想，几乎所有的反共机器现在都开动起来，一个劲地诋毁毛泽东、诋毁文革，同时却又在人民中发生了对毛泽东、对文革不断追念、回味的情况，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和他干文革的意义了。
我记起康德的一句话，对我具有多么大的震撼力：“我发现要为信仰让出地盘，必须否定知识。”文化大革命是一种科学信仰的产物，是毛泽东缔造的中国共产党追求革命理想的产物。要我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否定毛泽东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我做不到，我不能否定共产主义信仰，不能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不能否定马、恩、列、斯同毛泽东的承继和发展关系，因为我有革命和建设的知识——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关于文革实际的知识。这些知识如高山仰止、日月行天，我否定不了。革命和建设不是开门和进门的关系：革命是一个房间，建设是另一个房间。不能说共产党建立了政权，就是一门心思搞建设，没有资产阶级的反抗，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这在理论、逻辑和现实生活中都是不能成立的伪命题、伪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同一根由它们拧紧的钢丝绳。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概括起来无非两件事：解放人、把人上升为社会的主人，进而创造条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非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实现两个决裂，不能创造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和高尚的精神条件，不能实现由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的大同社会，完成共产党的崇高而光荣的使命。不盲从也不满足已有的思想成就，不断思索并解决前进道路中的问题，不断创新，如何深入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物质极大地丰富和精神极大地高尚，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摆在一切共产党人面前的根本任务。穷，不是社会主义；富，也不就是社会主义；回到私有制的社会更不是社会主义。1965年毛泽东对张平化说的分明：“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所以社会主义，还要革命，还要斗争，害怕吗？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在真正的共产党人看来，并非都是凯歌一路、旌旗满天，它是艰苦的，充满斗争，不仅要同自然斗，也要同阶级敌人斗，还要同自己的错误思想、错误认识斗，特别是要同离开社会主义的倾向斗，需要勇敢、顽强、不懈地奋斗，还需要冒死的牺牲精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就是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金钥匙。
我还想起了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与时间》的命题。我想，世界上万物当然包括人自身的存在都有时间性，惟有人类的革命与创新精神与时间同在，并与之交相辉映。我相信，毛泽东晚年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他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不会失去意义，恰恰相反，而愈加显现其光辉！

白海鸥

读不懂文革就永远读不懂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