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正美：长篇文革回忆录《秋梦追思》连载九

tuffy05 · 发表于 2010-2-8 17:08:35

长篇回忆录《秋梦追思》

作者：范正美

第八章再造人生

我们的软弱是坚强的胚芽。……人如果坐在舒适方便的软垫上，将会困倦。如果被逼迫、被责难和被击败，则学习的机会就会来临。这样就必须运用自己的智慧，表现自己的人格。
——［美］爱默生

看看自己的内心吧，那是善的源头，只要你不断挖掘下去，它将不断喷薄而出。
——［意］马可·奥勒留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的这几句话，道出了共产党人，对待党派及其处理党派问题的基本态度和原则，言简意赅，充满哲理和自信，真是至理名言。我亲身的经历，更觉得不错。然而，我对此的看法，却不再是从前的认识了。
在我看来，党的生命的维系，不单是组织形式，而主要取决于其政治理想以及保障政治理想实现的建党指导思想和根本的理论体系。但是，党的组织建设也不能忽视。国际共运惨痛的历史经验显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完善民主与集中的制度，建立党内上下监督的机制，有一套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不同意见、保障不同政见的争辩和党内自由、平等讨论，防止党内宗派扩张、负责人蜕变和脱离群众的制度，建立党的危机救援制度，保障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文革中、后期，我开始认识到，我拥护毛泽东的基本理论，而对于他蔑视选举制、不言法制、恢复旧体制、党内他个人至上等做法，是不赞成的，感到这些同他的理论和追求的目标是格格不入的，也是他发动和领导的文革风险之所在，我对他身后中国前途、个人命运的忧虑和担心，盖出于此。应该说，对此，像我这样一批人有共同认识，在我们之间的个别谈话中不乏议论，例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时我还在潘复生整我的情况下，同张文鸣初试政见曾谈到这一点，想必读者还记忆犹新。
然而，毛泽东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他的继续革命理论，我是从心底接受、高度赞赏的。随着岁月累进，国际共运实践的深入，特别是前苏联和东欧演变的证实，我更认为，这是毛泽东晚年大智大德之所在，并不因毛泽东的逝世而褪色，恰恰相反，却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愈显其光辉。在我看来，总有一天，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毛泽东的预见是那么具有时空穿透力；他在过去所警告的一切，现在竟然灵验了，变成了现实。而且，人们还会发现，毛泽东终归为我们开辟了今天和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中，我对毛泽东最崇敬。人无完人，毛泽东也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也难免有缺点错误，有七情六欲。但是，无论谁怎么向毛泽东泼污水，毛泽东在我心中的伟大形象是绝不会动摇的；无论人们怎么否定共产主义运动，我笃信共产主义，而且自谓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人。我总是以一个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人约束自己，表现自己，发展自己。
整党对我的处理过后十多天，中央下发文件传达了胡耀邦和黄克诚的谈话。其中有他俩对文革参加者的一段新鲜的见解，胡耀邦并且作了一项新指示：在整党前已经作了组织处理的，这次没有发现新的问题，就不要再作新的处理了。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在那以“左”对“左”、只有对文革处理“左”的人最吃香的时段里，又有谁肯于说实话，出面纠正对我的再处理呢。不过出于理性，我还是天真地向省纪委提出了申诉。谁知竟石沉大海，无人理会。我知道，自己又想错了。以后不少人曾经向我建议，希望我向中央申诉，我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末尾，我加了一句：“势也乎！时也乎！”
不久，一些资深的党务工作者见面闲谈时，感慨而动情地对我说：“每一次政治运动之后，都有一次甄别，你等着甄别吧。”
我叹息地回答：“那是毛泽东时代。毛主席健在之时，担心运动中出现偏差，冤枉了好人，所以当运动过后，需要冷静，检查一下，通过甄别，以纠正错误或过重的处理。现在，他老人家不在了，不会有这码子事了。”
“现在拨乱反正，要恢复好传统。”他们说起现在的许诺，仿佛历史真正进入良序运转，这部分说明他们对一个遥远的梦充满憧憬，对我们的大师们的所作所为还从未真正了解；同时也确实告诉我，他们对这场清查很不满意：“清查涉及的面那么大，哪能对清查不做一次甄别呢！”
我心里话，仅凭一种轻信和良好的愿望，还不能理解眼前这场社会巨变及其领导艺术。我在前面提过，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来说，他们并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什么相信群众、相信党，那是一种宣传，因此对于自己说过的话和办过的事，轻易不能说不，更不能承认自己曾经做错的事。
坦率地说，在文革前、文革中，我孜孜以求，希望成为毛泽东的战士，以有幸跟随毛泽东干革命为荣。文革中，我出于真诚的革命动机，以毛泽东的指示、谈话和以前的讲话、文章为号令、为指针，努力按照自己的理解，凭自己的政治良心参加运动、造反、对待不同观点的人和事，开展工作。今天，把我说成造反起家、跟“四人帮”干，并因此将我开除出党。我接受不了，却又是不容置辩的现实。事实教育了我，使我越来越冷静了。
我深入反思，我们在建国十七年中，于中国共产党营造的体系中，在一种纯真的革命情感和革命舆论支配下，一个人的命运并不决定于个人志愿和个人努力、个人聪明和才干，而决定于我们在那缺乏个人志愿和自我意识中的群体及其领导人的治下，有多少螺丝钉精神、听话要听党的话的涵养、允许游移的自由度和空间，进而形成一种对我们中好与坏的评价标准和社会舆论，决定我们的历史命运。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要想进步，对社会有所为，就应该也只有听党的话。于是，我们养成了一种思维习惯和思维模式，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来决定还是拒绝接受天天忠于党的教导，正是从牙牙学语始，就被这些教导牢牢控制了我们的情感、支配着我们的思维。我接受的是党的领袖、党的决议。我强调历史条件，不仅在于文革是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中共中央及其舆论工具大力推进的，还在于文革前、文革中，甚至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等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人，所强调的都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这些谆谆教导；还应该说，当时中央许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等，在文革中的自我批评、检讨、检查，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使我们进一步警觉，也使我们更加坚定，只有听毛主席的话才能不犯错误。因而，在我现在看来，对那些知根知底而他们又奢谈自己如何具有远见卓识、如何忠于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的人，引起我极大的不信任和反感。我总觉得他们这些人并不光彩，文过饰非。事实上，正是某些人架起宗派的藩篱，将参加文革的青年人置于人民的对立面。因此，当有人问起我的党派问题时，我总是毫无愧色地说：“我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是周恩来特加保护的党员，今天的党把我开除了。但是，我仍自命为共产党人！”
我欣赏黄克诚关于对文革中的人的处理的议论。作为一个一生历经曲折坎坷，多次挨整的老同志，却怀着对革命、对事业、对历史的坦诚，仗义执言，对文革不满，却提出了应该正确对待参加文革中的青年问题，令人肃然起敬。
不过，我也发现，我越是平心静气地思考过去，力图摆脱自己的感情因素时，现实生活却教育我，过去的毛病还在延续，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文革充满狂热，那么现实风行一面之词。有些人有一种病态的自尊，神经质地敏感，以为历史到此结束，图谋打击报复，什么实事求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什么辩证法，都是口头上的，说给外国人听的。这就是清查以来，我怀着良好的愿望，累累被击毁的原因；也正是这一点，使我看清了一些人的庐山真面目，学会了保持冷静，不上当、不受骗，注意自我保护，以免授人以柄，落入历史的耻笑。

然而，不管怎样，我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不得不安排自己的命运，重新择业、重新审查与决定自己的生计。这不仅为了自己生存，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还负有对家庭、对妻子、对子女的责任，以及我自愿担负的对社会的那一份责任。我一定要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干好，才能证明我不仅是一个好人，一个热血、正直而又有头脑、有作为的人，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对于自己的前途，我总是怀抱乐观、充满自信。我认为自己虽然没有什么特别聪明、特殊的学问和特殊的本领，但我勤奋好学，愿意动脑，能吃苦耐劳，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我还年轻，自信别人能够做到的事情，经过努力，我也应该能够做得到，甚至有可能比别人做的更好。人世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不能逾越的鸿沟。“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所谓厄运，所谓命运不济，常有不测和客观条件，然而，也常常因为自私或轻率，对自己缺乏自信、自奋、自尊，而丧失斗志、不再奋斗、停止自我努力。我还相信辩证法。我的体验告诉我，只要根据自己的素质和能力，选好目标，努力总大于零，总会有回报的；世界是美好的，无限展开她的美，只要我们热爱生活，热爱自己，怀着美好的感情，就一定能在无限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落脚点，寻找有限的，然而又总是不断开拓的新天地。我还相信，人类是美好的，总是慈善人多、好人多。而且，周围多友谊，我的朋友多。“天无绝人之路”，坚信毛泽东的话言之有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隔离审查快要结束的前一两天，孟新问及我对自己前途、工作有什么想法时，因为我胸有成竹，早就想好了，所以不假思索，很轻快地对他说：
“只要党和国家有光明的前途，我就有光明的前途。我相信党和国家有光明的前途，所以我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
看得出孟新对我的回答，并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想到我会这么豪爽，脸上泛出一丝惊色。又问我，出去想做什么工作？我又爽快地回答：“当教员！”
“当教员不大合适吧？”看来，他又不理解了。他没有说为什么。我揣测，在他看来，像我这样在文革中当过领导，在清查中挨过群众批判，清查之后，定有政治错误、受处分的人，怎么有勇气站在讲台上，不正是为千夫所指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见他很不理解，我便向他解释：“我是学师范的，那么多同学都是中学教员，我为什么不能当教员？我想，如果从政治上讲，不是说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当反面教员吗？我可以当反面教员嘛。我可以亲自向学生讲，是我在文革中抓教育革命，推动工农兵上大学，影响了你们学习，等等。王明不是作出过榜样吗？”我故意加重这后面一句的语气。
孟新没有同我理论。
回到住室之后，我想，孟新对我的回答显然没有想过。他以为我一定有一种失落感，对自己前途担忧，准会提出回老家，或者到工厂和附近农村，或者提出去科研所、图书馆、资料室等什么地方去的。因为这样一来，我可以回避众人的视线，免得在人前人后挨人议论或指手画脚。这样，我可以头不抬、腰不伸地闷头工作，清闲地打发我的后半辈子。他倒是一片好心。但是，我可不这么想。我认为，我本来是一个学生。文革中也并不想当什么官。因此，把我的官帽拿去，既没有感到失去什么，因为我当官一个钱也没长；也没有感到丢人，因为政治运动，群众自然理解。至于出去后，是否遇到人们的非议或冷嘲热讽，也没有什么。我记得一位名人说过：人们之间的敌意，不是一种正常现象，也不会旷日持久的。仇视和敌对，只有双方处于相互攻击的火线上，才是明确的、坚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就会发现，人为敌对酿成的苦果最终还是自己吃。历史前进的步伐，就像流水波涛，将冲淡一切、澄清一切的。如果真是客观的、科学的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或是真诚的引导人们提高认识、正确对待过去的得失，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总是力求代表社会的未来，推动历史前进，凭着中华民族美好的传统，能够把人类最优秀的品性、思想和爱，灌输到社会生活的原则中去；他们向来同情弱者，最能区别善意还是恶意；他们理解政治斗争，最能明确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人们向来憎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憎恶没完没了的批评、斗争，憎恶立定看待人和事，憎恶僵死地对待成绩和错误。因为这不是与人为善，也不合事理和情理。
我承认，政治变动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必然导致人们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意义、价值及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地位的重新评价。对于某些遭受政治打击的人来说，也许生活维艰。但是，我也看到这样的历史资料，任何时代，不论当局如何做，人民群众有杆秤，他们总是能够正确掌握和区分正义和不义、善意和邪恶的标准。在我国，经过时间的冷却、平静，人们对待纯粹口头、形式上的“革命”，已经十分厌倦了。他没有看到，也没有想过：在老百姓中，只有贪污、盗窃、受贿、压榨老百姓的人，是他们真正厌恶的、瞧不起的。人们记恨的是，那些在人背后投枪、插匕首的人，或者落井下石者，至于政治斗争中的沉浮，他们以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再者，人们特别理解，我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革，我没有越轨行为，也没有其他丑行见不得人。况且，文革参加人众，真正的所谓逍遥者甚少，到处都有我的战友和朋友。黑龙江人了解我。所以，我不怕见人。我和我的问题，越是公开，就越能公正，对我越有利。
同时，我自信自己是学师范的，而且是优秀生。我肯读书，愿意钻研，有一定知识素养，实践锤炼了我，有一定的文才和口才，我胜任教学工作，完全可以通过我的教学，赢得学生的尊敬。我还有十分把握，我热爱教育、热爱生命、热爱生活。我相信自己是一团火，一座熔炉，能帮助学生点燃生命的烈火，引导他们自觉地把自己冶炼成钢铁；我相信自己是一块磁铁，一个园地，具有吸引力、凝聚力，我能帮助学生，学会善待生命，奋斗生命，享受生命。还有，我在电机校，已经有两、三年的教育教学经验了。学生们将在同我的接触中，相濡以沫，毕竟能发现我，不仅有较好的基质，而且有一种美好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理想，了解我所追求的也正是他们心灵中追求的新制度、新境界。只要我怀着一片赤诚、热情和关爱，去教导我的学生，他们就终究会发现，以某种偏见去看他们的老师，是多么迂腐，不近哲理、不合时宜、不通人情。我的精神越是蓬勃向上，就越能取得学生们的同情和理解。
同孟新不同，我始终拿着平民的工资、住着平民的住宅、生活在平民之中，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说什么。应该说，我担心的倒是，当局有些人，有一种阴暗的心理、说不出来的口实，那就是，怕我同群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怕我的影响力，使人们拆穿了他们整人的本意，或者引发出什么事情来，影响他们的长治久安。
最后，我还年轻，这就是我不怕从头来的最重要的资源。我相信，世界上的道路万万千，世界上的事业总是源源不绝，常做常新的，总有我可以选择的道路，也总会有我可以选择的事业。
这种种思考，来源于政治命运危机的平时思虑，更是我这20多个月来的思想结晶，因而脱口而出。当晚，我在睡铺上辗转，脑子里唱响了自己最近新写的歌：

莫道阴阳无常序，终有云开雾散时；
笑看人间天地阔，东风助我唱驱驰。

人生之路，本来受环境的制约，个人的选择只能因势利导，因而社会环境的每一变化，对一般人来说，无不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因此而改道、换坐骑。我在清查之后，经过深思熟虑选择当教员，但也深深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使自己的人生航船，经常受社会大风大浪的冲击而摇摆。
在中国，长期短缺经济，城市职工低工资、温饱生活；乡村经济自给、半自给，农民温饱或半温饱。大多数城乡老百姓忙的就是一张嘴，以维持一家人的性命。80年代初，胡耀邦接替华国锋，按照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理论，积极倡导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于是，处于温饱、半温饱的农民，许许多多的人，跑到城里打工、经商，收入不高的机关干部、学校教员，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泻地投入“商海”。人们看到，机关、学校那些见识早、胆子大的人，办停薪留职，或者搞兼职，以及在社会上被人们称为不三不四的人——所谓二流子、懒汉、刑满释放分子——抢先一步“下海”，很快成为暴发户，富得流油，令人刮目相看、垂涎三尺。在清查中落马的不少造反派头头，特别是其中的“三开”（开除党籍、干籍、工职）的刑满释放者，因一时工作的不落实，也纷纷下海，操起了精致的公文包，举起了“大哥大”，或者，腰挎BP机，奔走于东西南北，利用各种熟知的关系，挣得了大把大把的钞票。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我可怜的56元收入，两个孩子急于上学、嗷嗷待哺，受孔方先生的诱惑和一些朋友的鼓动，我也做起了发财梦，同玉梅几次盘算，几次蠢蠢欲动。

第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是华国锋、继而是胡耀邦、赵紫阳，先后抓了涨工资这一招。以后又推出科技人员评职称的举措。我迟迟未作结论，这些好事自然论不到我的头上。玉梅因为受株连，第一次涨工资给“抹”去了资格，第二次，她拼了命，跟省文教办的一位处长H者，因为他给厂里挑唆而撕破脸皮，这才给她涨了几块钱。这样，我56元，她48元，加起来可怜得很。所以，80年代初，我想弃文下海，一试身手，改变自己穷困潦倒的状况，当个阔佬。
一开始，我和玉梅商量，想开个豆腐店。我们觉得，黑龙江省盛产黄豆，但不会“吃”豆——豆制品品种少、花色单调，只有水豆腐、干豆腐、腐乳、臭豆腐等几样做法，而且社会上人们形容为“干豆腐厚，水豆腐薄，腐乳、臭豆腐不好买”。我认为，豆制品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这种状况很不适应人们的需求。而我们江南，豆制品的品种、花色，简直难以描状。什么膏子豆腐（豆腐脑）、水豆腐、油豆腐（豆腐泡）、贝叶（干豆腐）、竹叶、丝叶、麻花丝、千张叶、腐竹、香干子、黄干子等等，名目之多，难以尽述。我们家乡也有许多人会做很多种豆腐。因此，写信跟家里联系请师傅来哈尔滨做豆腐买卖。家里回信提出诸多难处，我们开豆腐店的宏伟之志，只好束之高阁。
此计不成，我和玉梅又策划开饭店。因为多种原因，也没有开成。首先是没有门市房。我家住在花园街32号二楼，不临街，曾跟房产部门联系，试图在外面接个梯子，房产部门讥笑我异想天开；几次联系同一楼串房，我们还主动提出给他找钱，他们也不肯挪动这好地方。二是我担心有关部门作梗，工商部门不敢批，公安部门出面干涉，怕因为我是造反派头头，说我以开饭店为名，继续搞什么地下活动；或者让公安部门盯上我，行动受拘束，岂不是作茧自缚。三是我还有工职，手里端着饭碗，不去试把，做点认真地探讨。四是孩子小，我觉得他们很聪明，怕误了他们前程。再者，最重要的是，我酷爱读书写作，不肯扔掉书本，从此变成“下九流”。读者可知，没房子，当然是物质基础，但后三条才是我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老师胡云飞说得好，主要是有饭碗，没有把你逼下海。同时，你太爱孩子，担心孩子不能成材。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不过，我后来发现，自己终归没有下海，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自己既不适合搞政治，也不适合经商。在我看来，经商要会随机应变，要善于自吹自擂，能说大话，甚至假话、谎话，“十个商人九个奸”。后来有人出高价，找我合伙办公司，就因为在某些基本想法、做法上存在分歧，我感到惊恐，而与之分道扬镳。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提出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发表以后，中国再一次掀起经商热，史称“全民经商”，热浪翻滚，我也曾为之动心。在哈尔滨，当时最让人为之倾倒的是对俄民间贸易炒得火爆。人们以廉价的劣质日用品例如旅游鞋、羽绒服之类，过江就被俄国人抢购一空，换来高额利润；边境的绥芬河、黑河的许多居民，一夜之间就可以神话般地挣回数以千计的人民币。他们一手做买卖，一手腾出房间招住商人和来客，两路进财。人们风传生意好做、钱好挣，都可以进入富人国。此外，还有其他生产资料，也突破民间贸易的关隘，一股脑做起来。人们趋之若骛，利用各种关系，同俄国人做买卖，追崇暴富。情势所动，金钱诱惑，我和玉梅也受一些朋友的拉拽，居然同人联系钢材、汽车、化肥什么的。后来，经过一两回，我和玉梅才从这些噩梦中惊醒过来：我曾得到一位不错的朋友的电话之约，他手里“得到”一台“嘎马斯”车，于是我和玉梅立即出动。谁知就是这台车，竟有二、三十家同时发出喜报，我们大呼上当。有时，根本什么也没有，人们就像蒲公英见风一样乱飞，亡命地起早贪黑地奔忙。这些情况教训了我们，这是庸人自扰、无谓的时间浪费。同时，望风捕影，也不为我的性格所能容忍。这次对俄贸易热，我看到、碰到或听到，我的朋友、同学和老师几乎无人未被卷进去。
经过这样几次折腾，我就不再去做发财梦了。应该说，我不是做买卖的那块料。在黑龙江省，原来不同观点的两派头头——牛成山、陈造反、聂士荣、刘雪峰、韩潮、宋振业——除陈造反外，其他人都被“三开”，都做买卖了，而且成为大买卖人——企业老总，挣了大钱，置办了资产，只有我——也曾有拽我合办公司，几次因为在守法、纳税这些问题上存有歧见而作罢——还是一个普通教授，吃粉笔灰、爬格子，靠工资生活。

人的生命一半靠物质支撑，一半靠精神支撑。我的生活不能离开书，离开书就像缺氧那样难受。宋人黄庭坚《与子飞子均予书》说得好：“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如今我决意要重执教鞭，就更得读书，而且更要认真刻苦地读书学习。最要紧的是，人生的精神支撑在于理性；理性愈强，生命的自觉性愈强；生命的意义愈大。每逢生命旅程的关键时刻，我就是捧着书本、寻找理性的支撑而顺利实现历史过渡的。正是在书本上通过与前人或哲人或智者对话，使我进一步领悟人生，感受人生，就是奋斗，就是自强，应该直面人生、直面困难、超越自我，得到前进的向导、克服目前困难的悟性。人生不能总是一本正、一条道，可也不能掉以轻心、玩世不恭。从来击倒自己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尼采从书缝中告诉我，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克服自己现在的状态，去努力实现与自己相称的理想状态。我不相信，我从此的命运只能混时度日，而不能重铸人生。爱默生从书架里跳出来这样警告我：“也许有人想说，从命运角度来看，命运主宰一切。如果这样，我们将告诉他，命运的一部分是自由的。相信命运和运气的人，仅停留在极为低级而危险的水平上，他们正招致自己所恐惧的不幸。”我喜欢尼采说的，一息尚存，也要充实。在我看来，所谓穷困潦倒，其实是精神崩溃。只要自己把内心的灯点亮，自己周围便是一片光明。
然而，我的一位校友——历史系的L对于当局能让我当教员表示极为怀疑，以为绝无可能。一天他来家，看我正在埋头看书，便大发贬词，认为我这把年龄、这个时候，发奋读书毫无意义，很不现实，不如做点什么买卖，或是做些不大用脑的事，教育好孩子，自己也图个轻闲自在。因为是好友，说话很敞开，但他的言词不乏讥讽。我当然要把孩子教育好，但我自己也要刻苦奋斗，做一次最后冲刺。我不愿意空泛地讨论人生问题。因为对于人生的空泛议论，纯粹是经院哲学，谁也难找到说服对方的词语和理由。同时，我此时不便拿出什么名人高论同他理论，也不应该深谈我的什么弘志大愿与他交流，因为我是落难之人，应该若愚若傻。我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不需要人说同情、怜悯的话，也不希望别人以为他是智者，对我可以指手画脚，更不容别人挖苦讽刺。他走后，我想，历史上多有劝学、勉学、鼓励积极为人处世的故事，哪有如此这般劝人不要读书、教人混世的先例，于是，脑海掀起一片波涛，感到心事难伸，就这事写了一首诗。

某友讥吾读书记作
认命此生尽愚顽，时羁何再累物迁。
书林踏觅无终日，乐在其中不知年。

人生的定位、颜色和亮度，也许因为折变，而变得浪漫，或者演成传奇。一些偶然性因素，常常成为决定性原因。或者一个事故，或者一次会友，或者一次夜读，或者其他意想不到的突发事情，往往改变一个人的方向，甚至命运，使其人生发生戏剧性转换。我到黑龙江省电大工作，就颇具偶然性。
如前所述，我想到高校任教，一时却又苦于没有渡桥。正在我决意重新从教、踌躇满志之时，1984年4月的一天晚饭后，我和玉梅在花园街散步。我们平常很少从这个方向走，也许是天赐良机。我们漫步在花园小学门前，不期遇见了在黑龙江电大工作的张志生。我在前面第二章已经说过，张志生是我们的广播员，文革后期也是炮轰派。她，为人热情、爽朗，快言快语，乐于助人。久别重逢，相见备感亲切，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寒暄之后，谈及我想找个学校当教员的想法，她感慨不已，热肠未减，极力拽劝我去省电大，认为目前正是时机。
“电大，现代远程教育，打开电视学习，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你是个明白人，一点就通。省电大，刚组建，缺教员。你去教哲学、经济学，多好!”她显得十分兴奋，说话惯用短语，给人一种激情四射、满腹信心的强烈感觉，很打动人。又向我介绍了省电大现有哲学、经济学教员的情况。说完，向我亮出V形手势，走近一步拍拍我的胸脯，爽朗大笑。
“你去真行！”分手时，她又拍了我一下肩膀，用力推我一把，仿佛这事她一言就这样敲定了。
社会生活的游戏就是这样：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顺应时代潮流，风云聚合，走过一段同呼吸、共命运的不凡历程，因为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相同的观点和一致的人格，以共同的生活体验，所结成的友谊是惊天动地的，无论什么缘由、无论分隔有多远、多久，我们的心总是息息相通，一拍即合。历史、地理可以使我们分开，但我们一见面，给彼此的信息所产生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仍然具有巨大的信赖力和推动力。就是张志生这么几句不多的话，于我当教员业已形成的回旋器中，又平添了一个强力加速器。第二天，我先通过贾德华打听省电大一把手——齐文志的意愿。齐表示愿意接纳。于是，我自己到文教办运作，没过几天，我便去了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

公元1984年5月1日，我生命中重返教师岗位的第二个旅程正式启程！
到了省电大，开始按照上头的旨意，分配我在图书馆工作当图书管理员。能到电大图书馆工作，使我非常高兴。一般人不知道，以为在图书馆工作，什么人都可以。其实不然。在我看来，只有有学问的人才配在图书馆工作。我虽然没有学问，但我有志搞学问。因此，我很高兴。而且，在我的心目中，这是我的一个跳板、一个中转站，有机会我就可以当教员去。
社会对政治的热情和关注已经沉落，现在的问题还是“上老不通谅”，他们对政治还颇有余热、颇具关注之心。我得慢慢来，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在图书馆，我可以免费看我要看、想看的书报资料。长期的失群生活，使我变傻了、变钝了。这一回重新生活和工作，与知识分子为伍，如鱼得水，有一种清新感和踏实感，觉得又回到了人间。

当时的省电大，刚与省函授教育学院分开，搬到现在的地点——和兴路92号。图书馆配备了我们四个人。不过，所谓图书馆，有其名无其实，一是书刊不多，又没有书架；二是因为刚搬家，各种图书既没有造册登记，也没有分类整理、摆放，而是散乱不堪地堆在一间大屋子里，人们进屋子里下不了脚，谈何借阅等什么业务的开展。分配给我的任务，首先是为图书分类建制。
图书这样东西，如果不分类整理上架，要找一本书，就像到大海里捞针，茫茫然，无从寻觅。搞图书分类，是一项具有科学性、严谨性而又十分烦琐的工作，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巧。我除了知道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哲学等大类划分之外，其余更科学、更系统的细分知识一无所知。其余三位，也是刚刚调到这里，入门方初，并不比我十分强。我只好向图书请教，寻找图书分类学，并向这方面的专家请教。通过学习才知道，原来图书分类，学者众多，观点纷纭，学派林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全国并未完全统一，几个名牌高校各行其是。
领导要我们一面学习图书分类学，尽快制订分类目录；一面要求按图书的大类抓紧组装书架，以便尽早营运，向师生开放。这样，需要对现有散堆在地上的图书进行清理登记。这就给我一个读书的极好机会。长期呆在家里，苦于没钱买书。作为一个大学图书馆，散乱地堆在地上的这些书刊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的我，却是如入书海报洋刊湖，浩瀚一片，令人眼花缭乱，一时不知从何着手。当时，我正在学习、探讨经济美学。这是我自己开辟的新学科，需要对于以往的文化学、美学做一些分析和总结。为此，我贪婪地寻找和浏览有关这方面的图书资料。
这时，我的主要任务是清理图书、成组打包或装箱，准备上架。因未定具体目标和时间要求，我慢悠悠地推着干。于是，清理图书就变成了我在书海中的寻宝、摸宝、探宝活动。应该说，原来的图书在搬家时还是成组、成套的，因为野蛮装车、卸车，全乱了体系，加上一些人乘机乱抓、取其所需，更使这图书家庭长辈不是长辈、兄弟姐妹不是兄弟姐妹，乱了伦。这样，我的清理速度，完全以我的兴趣而定。有时顺利之至，快如穿梭，“乘兴而行，兴尽而返”；有时如蚁觅食，循回往复无果；有时注目凝神，裹足不前；有时宝书到手，放怀而读。所谓徜徉，如我如况。
我最早清理出来的就是美学、文化学、文学、诗歌、美术、文艺评论方面的图书、资料以及人物传记、思想史之类。许多东西，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例如，许多世界名画、名著，从未有机会有时间目睹他们的风采。现在一见，有一种故友重逢，难舍难分之慨，不忍把她们包扎起来，便席地而坐，狼吞虎咽般读起来。常常忘记了下班、忘记了吃饭。正是陶渊明所谓“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又有趣地是，我这样自律性工作，竟被人们视为一种“忘我工作”的好表现。这一期间，我如此慢动作，却连连受领导表扬。馆负责人付春茂，是一位厚道热情的中学老校长、老支书。对我很尊重，也很理解，经常勉励我，不要气馁，总想法子帮助我，天天上班关照我，“漫漫来，别着急！”一次会后休息，我俩攀谈起来，言不尽意，为感谢他对我的关爱，我即兴写了一首藏尾诗送他：

谢君词
自认韶华东流付，
却因电大喜迎春。
难得晚秋生新茂，
劳君嘱我自律好。
公元1984年9月12日

这工作，直到现在还刺激我美好而越来越兴奋的回忆神经，那时令我情志高扬的是，在别人以为我被贬为不屑一顾的图书管理员，却因祸得福，一举两得：既做“好”了工作，为学校图书馆建设立了功；又为我自己寻找美学的发展脉络初步理出了一些头绪，为新学科——经济美学建设奠了基。
我像个天真的孩子一样，感到极大的满足，又受到莫大的激励，我看到了一个新奇、美好的新世界。我不知疲倦地搜寻关于经济发展的美学资料，搜寻有关这方面的审美见解、思路和思想火花，感受到这新世界给我带来了八面春风的快慰。虽然资料极端匮乏，很不全，但是愈清理，愈觉得原来模糊的线条开始渐渐地明朗起来，经济美学远远青山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白天探海，晚间看借来的书刊。从而为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我在学术研究方面，已经落伍我的同学、我的同龄人了。这回首，令我至今兴奋不已。我乘此机会暗自下定决心，要急起直追，努力赶上他们。谢谢这一段工作，帮了我的大忙。

为了推进图书馆的馆藏建设，促进图书馆尽快对师生开放。我建议学校应该尽快派人到北京去采购图书，并且试探性地建议让我去。我前面已经说过，这位一把手善解人意，很理解我的双重用意：一方面为了采购图书，加快图书馆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到北京看看，放松放松。
我的建议很快被学校采纳了。学校派我和理工科的何政昌老师一同去北京购书，给了我们三千元购书费，以后我们在京请求增至五千元。

我已经八年没去北京了。
进京的列车放慢速度，舒缓地呼吸，款款进站，广播员带着不无骄傲的声色介绍北京，这熟悉的语汇，出现了我不曾听过的许多鲜词，其中深怀惦念而颇带豪情的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八个字一传出话筒，这些天来，积聚在我胸中的万种思绪，便喷薄而出，现在回想的记忆力，仍然感到豁亮而清新，那颗激动之心的跳跃。一进北京站，首先感到自己对毛主席的不尽哀思滚滚而来，我深情地朝毛主席纪念堂的方向望去，向他老人家深深地表示哀悼和怀念。走进旅社、放下行李的第一件事，就是详尽打听瞻仰毛主席遗容的具体时间和乘车路线。我和何政昌老师商量好有关安排，特意把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时间排在最重要的日程上。对此，何老师特别理解和支持。
那天，我们特意起了个大早，坐公共汽车去天安门广场。跳下汽车，便快步奔向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前排队等候。然而，我们并非早行人。只见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前的广场上，人们早在那里排起了多路长龙。远远望去，前去瞻仰主席遗容的人们，排成数路纵队，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又折了几道弯，直到纪念堂正门。从衣着上看，瞻仰的群体，以工农兵和机关干部为多；从年龄上看，主要是中青年，也有不少老年人和少年。纪念堂装饰庄严、肃穆，一片静寂，人们神情沉重，不时还可以听到啜泣声，到水晶棺前益烈，许多女士以致于放声大恸。我随着人流，缓步向纪念堂走去，心情无比沉痛和哀伤，脑海思潮翻滚。当见到主席遗容——安详地睡卧在水晶棺里——时，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悲痛的情感，泪如泉涌。
建国以来，中国人民曾经把见到毛主席，和他握手，视为人生的最大幸福和事业成功的最高标志。“相期北京群英会，此别他年试比看。”正是我少年时代踌躇满志，要干出一番事业，接受毛主席接见，并把它藏在心灵深处，经常鞭策自己而写下的诗句。文革中，不少人受到毛主席接见，我的这种愿望，像烈焰愈烧愈炽愈烈。
我见过毛主席两次。

第一次是1966年10月18日。那天下午3时，东西长安街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排着多列横队，早早地来到指定的地段，等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检阅。我带领哈师院造反团全体人员，列队站在天安门广场的南侧军事博物馆东北角。毛主席站立在敞篷汽车上，不断地向为他欢呼的红卫兵挥手。我屏住呼吸，踮着脚尖，翘首瞪大眼睛望着毛主席的高大身躯，由东而西，目送车移，直到见不到为止。过后，大家一遍又一遍，总觉得余情未了，反复地叙述自己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和当时的心情。那一天，我同大家一样的兴奋和激动。虽然我显得比较深沉，但我内心也是倒海翻江，一直在想，我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一个出色的红卫兵。以后，我得到一本64开毛选四卷合订本，便在书的扉页上写着：“生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死是毛主席的红小鬼”，抒发了当时的那种激情，似乎这样还不够真实、还不够用心。
第二次是1973年十大期间。我永远忘不了那“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的动人场面。那时，我想，我生不逢时，未能赶上阶级搏斗的大革命年代，做一个毛主席的战士。但是，我今天参加了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十大，因为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多么荣幸之至啊，特别是我作为一个党员代表，亲自给毛主席投了庄严的一票，同伟大领袖坐在一个大会堂，又是人生多么大的骄傲啊!我想我一定还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竟匆匆离开了我们，我再也不能见到这位巨人，而只能在今天来到他的遗体面前凭吊。我曾经是党的可靠的同志、可信任的年轻领导干部，而今却被党组织因为参加文革而作为一种“异己”，开除出党，打入另类。这是一场噩梦。毛主席啊，您知道不？
我深情地地望着毛主席的遗容，从头到脚，细细地观瞻一遍，直到后面的何老师轻轻地碰了我一下，我才意识自己的停滞影响了别人。我默默地望着毛主席的遗容，心里呼唤着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啊，您急匆匆地离开了我们，您知道这世界这么大的变化吗？知道我们是多么怀念您吗?
此时此刻，也许只有我，不，一定还有人如我一样，真正理解这铁的事实的涵义：现存的社会各种关系，靠的是国家、统治者的力量支撑；人们的观念、思维和精神也是这种统治力量的反映。强烈的感到毛主席关于继续革命的教导在耳边震响！
我不知自己是怎么离开纪念堂的。离开纪念堂，离开北京，我的心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平静。我不只是伤感，我在思考：怎么理解革命？怎么理解毛泽东？怎么理解人心，怎么理解人情?!我问自己：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回到哈市之后，我带着这一连串的问题，寻觅书刊，我决心向历史、向书本、向人类的先哲请教。在我的心目中，毛泽东是我崇拜的偶象，并由崇拜几乎而变成一种迷信。我仔细地想，作为人民领袖，毛泽东能够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但他并没有封自己绝对正确，也没有宣布最后胜利，因而自己做好了被摔得粉碎的准备，并告诫斗争也许要持续一百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他对于人的处理，总是坚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总是给人机会、给人希望，主张一个不杀，就是因为他认为，人头不是韭菜，割掉了还能长出来，怕搞错了不能补救。我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我再一次地感到，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的道路还要漫长。我想，像毛泽东这样杰出的人物总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我反复琢磨，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曾经提出的四个著名问题：

假使毕达哥拉斯当时没有发现著名的勾股定理，难道人类到今天还不知道这个定理吗?
假使哥伦布没有生到世界上来，难道美洲到今天还没有被人发现吗?
假使没有牛顿这个人，难道人类到今天还不知道万有引力定理吗?
假使19世纪初没有发明火车头，难道我们到今天还会坐着驿站马车来来去去吗?

这四个问题代表划时代的历史进步，非常生动而通俗地把深刻的哲理道明了，人民群众是养育杰出人物的源泉，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总会或迟或早地涌现伟大人物。毛泽东因为和群众结合才有他的成功；又因为历史条件及其个人的局限，而有他的失败。
对于文革那段经历，我无怨、无悔、无愧，因为那些风风雨雨，是一段历史，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一段英勇悲壮的历史。我怀着赤子之心，相信共产党和毛泽东，追求无产阶级革命的梦想和形象。回过头来看，我的梦想未成，但我留给世人的形象却是自然的、真实的、淳朴的。因为它，我和中国的伟人、世纪的伟人毛泽东同呼吸共命运，我得到周恩来的器重和错爱。因为它，我和当时中国青年中的许许多多优秀分子出生入死，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他们的学识、聪明才智、高贵品质和崇高的奋斗精神，永远是激励我前进的风帆和号角。这十年及其这些年，教我认识社会，认识人，认识自我；也教我认识正义和爱，认识丑恶和卑鄙。它使我由热情走向成熟，由激越走向科学。使我懂得什么是革命，什么是背叛，什么是失败，什么是成功，什么叫奋斗，什么叫牺牲。面对人生，我曾经引吭高歌，干过我曾未想干的大事。我真诚地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献给了那个年代，做了那个时代要求我做的一切。我未能预见和超越那个时代，但是，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辱没我的使命，没有辱没我的党，没有辱没我的祖国，没有辱没我的人民。
面对社会变迁，我应该反思。邓小平全盘否定文革，进而全盘否定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这就给我一种解放、一种自由：我必须重新审视世界，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毛泽东，当然也包括重新审视邓小平；还自己的独立、自由和真实，还自己的人格。这就是我进入毛泽东后的历史时期应该持有的基本态度。
我读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康帕内拉的一首题为《论黄金时代》的十四行诗中的诗句：

只要世界把“我的”、“你的”忘掉，
通过一切有益的、正直的和愉快的事业
我相信存在就会变成天堂。

哲人告诉我，在政治生活中，人类认识的历史表明，在一个时代中的正确认识，到另一个时代就变成错误；在一段时间里，某一个认识得到了普遍肯定，但随着另一个时代到来，这种曾经得到普遍承认的东西，又会遭到废弃。随着旧认识的废弃，一般又会使另一些与之相反的认识，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我还想到一位哲人说的“活着的人总是正确的”。
是的，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我应该摆脱小我，把自己真正摆在历史的、群众斗争之中。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一个人的成功，归根到底，取决于个人努力方向同社会发展方向的一致性，取决于个人的奋斗目标与社会前进的目标的一致性。我觉得美国“4H俱乐部”说得好：

我发誓：我的头脑要清醒思考，我的心要更加忠诚，我的双手要勤劳服务，我要保持健康，使生活更加美好。

头脑(Head)清醒的思考，在我就是要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思考问题；
心(Heart)要更加忠诚，在我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四化、改革开放更加忠诚，对人民的教育事业更加忠诚；
双手(Hends)勤劳服务，在我就是业要精，人要勤，发愤工作；
健康(Health)，在我就是，要坚持锻炼身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只要我坚持4H，我的生活就会更加美好。我应该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的：

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自由的人。

把自己同祖国命运、人民命运结合起来，就是把自己同四化结合起来，同改革开放结合起来；为了四化，为了改革开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这就是我的方向。
美国著名作家斯诺说得好，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要经受“历史回旋加速器”式的、程度不同的冲击。我应该迎击这种冲击，为人民立新功。
这样，我又想起了毛泽东的教导：要努力奋斗，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要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要能经受各种考验，包括人生打击。想起了他教导人们正确对待逆境，引用司马迁的话：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北京行后的读书和思考，是一番自我洗脑，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立下新的誓言：一定要使自己的余生过得有意义，要为人民多做好事，不做坏事。我再一次在心中默念杜甫的《石笋行》：

安得壮士掷天外，
使人不疑见本根?!

杜甫一生坎坷，饱受人间磨难。青年十数年，适逢开元盛世，漫游全国名胜，博闻强记，获得了创作灵感。但是，这段快意的时段之后，命运之神就再也不肯护佑这位才子，使他备尝人间疾苦。进京会考正赶上李林甫专权之时，他的诗被玄宗赏识，却因李林甫作梗，屡试不中，竟困于长安至不惑之年，最后得了个小官。杜甫带着妻小，举家迁移，恰逢安史之乱，沦落为难民，屡遭兵匪凌辱；安史之乱平定之后，一度出入宫掖，但好景不长，因发善心疏救房棺，而蒙受同党之冤，被贬永离长安，颠簸流离，受尽苦辱；以后又当了小官，至肃宗乾元二年，关内大旱，民不聊生，他弃官再一次举家奔波求生，经过跋涉，终于到达成都，一路苦不堪言。是年，杜甫在此盖起了草堂，年已半百。人间数不尽的折磨，加快了他的生命旅程。享年56岁。
成都西门外有两块高耸的石柱，状如竹笋，一南一北。游人见此议论纷纭，提出种种揣测。有的说是镇海眼的，旨在防止洪水泛滥；有的说是古墓立的华表。杜甫认为，年代久远，风雨侵融变演，这些说法实在难以置信。人们以石笋称谓，徒擅虚名，并未为后人识其“骏骨”的本来面目。于是，杜甫以此为题，联系自己辗转流离、蒙受侮辱、埋没、饥渴、病痛、漂泊的人生际遇，感慨地写下了《石笋行》一诗。这是诗人心底之呼的最后两句，道出了这位伟大诗人直至老年痛感其壮志不展的激愤，以及对自己伟大人格必将得到昭雪的必胜信念。
这首诗，给了我莫大的启示和鼓舞。我觉得，宣示杜甫本根的壮士不是别人，正是杜甫自己。他揭示了一个真理：人格从来是自己言行和业绩的印证。杜甫是一位诗圣，我是一介书生，但是杜甫报效社会至死不变的自励自强的崇高精神，却是值得我永远效法的榜样。
因此，杜甫《石笋行》的这两句话，便成为我的座右铭。我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对中国共产党的爱、对毛泽东的爱，都融化在自己顽强不懈的继续努力之中，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以做出一番新的成绩来，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本根和形象。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走向教师岗位的。
从北京回校后，图书馆一面继续抓图书分类工作，一面抓紧建架、立架，这些基本建设工作。但是，到1984年下半年，我的心已经不在图书馆了。我只想当教员，到了不能抑制、不顾一切的地步，认为自己不能再耽搁下去了。这样，我还可以一面教，一面学，还可以搞科研，著书立说，把自己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促成我的跳跃，还因为教学第一线实在缺人，经济教研室的牛慧等老师、特别是教研室主任田雨耕极力拽我。
但是，我要挪这么一个位，还得经省里批准。省电大一位领导说，因为我“不属于电大，而属于全省”。我料定电大负责人齐文志是会同意的。于是，为了便于他说话，我先找在宣传部工作的才起，他当时任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常务。我和才起是同一个大学毕业的，他在物理系，1964年毕业。他在哈师院学习时，担任院学生总会主席，我是系学生分会主席，工作上有过接触。我到省文教办任职后，他在省教育厅做一般工作。才起在文革中初期参加保守派。我觉得他这个人不错，为人正直，工作踏实，是个好干部。至于文革中“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因此，当省教育厅提拔干部时，我极力推荐才起到省招生办当副主任(副处级)，后来任主任。他任职的这一段，我负责招生工作，又经常同他接触，彼此进一步加深了了解，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对于才起的任职安排，我因此受到教育局个别造反派的非难，认为我提拔文革保守派，用人不当。所以，我找他，请他帮忙给电大说句话，他便很爽快地答应帮这个忙。经过他的帮助和我个人努力，我很快从图书馆调到经济教研室工作，时间在1984年底。当时经济教研室属文科教学部，1985年下半年从文科部分出来，成立经济系，以后改成经济教学部。

从1983年秋季开始，电大的招生热潮，由文科、理科转向经济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一开始把价格改革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当时的经济类设有工业经济、工业企业经营管理、工业会计、商业经济、商业企业经营管理、商业会计、工业统计等专业。根据中央电大安排，聘请著名高校教师编写教材，并担任主讲教师，由中央电大和地方电大的教师担任责任教师。在这种情况下，“商业物价”便成为经济类各专业的必修课，使用北京商学院童宛生编写的教材作为全国电大统一教材，并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由中央电大统一命题、全国统一考试。根据成人教育的特点，学生学习时间分为脱产、业余两种情况编班。文革期间，大学四、五年没有招生，这些“被耽误”的一大批高、初中学生“知识饥渴”、“求学饥渴”，成为电大学生这几年的主力军。这时的全国广播电视教育，并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赞助，电大的文凭享有国际待遇，在大学招生有限的情况下，这些学生几乎一窝蜂地挤入电大的“快车道”，因为全国当时广播电视落后，实际教学方式多采取面授的主要形式，所以师资特别匮乏。
因此，我到经济系工作，对经济系是个缓冲，受到系主任田雨耕及全体老师的热烈欢迎。田主任比较了解我的情况，马上找我谈心，并送给我一套经济类工具书，征求我可以教什么？我说：
“除了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我不想搞以外，因为这些课程政治敏感性强，我想暂时回避一下，以后再说。经济类的其他专业基础课程，我都可以试一试。但我服从分配，听从指挥。”
于是，田主任当即安排我负责商业方面的课程，叫我先讲“商业物价”，并担任商业物价课的责任教师。

我是从1984年寒假开学之后开始从事教学工作的。回忆至此，我当时亢奋的神经，此刻被记忆的因子再次激活。因为，我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缺钱。而当时只要讲课，不论校内校外，一律给讲课费，而且给的比较高，为了多挣一点，除了半天到校日（以后改为两个半天）以外，一周五个半天再加上周日，几乎白天的几个小时、晚饭后的两个半个小时，全部用来上课。备课和读书全挤在早晨和晚间（不过，我的晨炼从不间断）。上课地点有远有近，远的地方，乘车难，常常一等就是一、二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以上，冬天北风削面，手脚冻得发麻；夏天顶着烈日，汗流满面。那时，我四十五、六，感到身体很好、精力异常充沛，只是觉得与孔方先生久违，这时重新与它拥抱而特别受激励，真不知疲倦、辛苦这些字是怎么写的。

我从1962年由电机校出来上师范学院，到今日重上讲台，再执教鞭，噩梦般转了一圈，联想黑格尔的三级序列、一切事物不能摆脱的螺旋式发展，真是万宗感慨，跃然心头。
人生的回旋，甜、酸、苦、辣、香、涩、咸，七味俱生。因为它意味着以前的道路，或者是选择有误；或者是某种意外的事变被逼迫；或者说不清的其他什么原因。我不认为，自己参加文革是一种选择错误，回忆的轨迹表明，依据历史条件，像我这样的个性和为人，参加文革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对此，我无悔、无怨。我也不认为，今日我的择业是一种政治强制；因为我还有选择其他职业的“自由”。对此，我同样是无悔、无怨。我早已开始厌倦政治了。当然，如此党内处分，于我是不公的。除此之外，我选择回到教师岗位、重执教鞭，是我的一种明智之举。我问自己：是历史的回头，还是恶性循环中的怪圈，或是上升式的螺旋？我自信自己是上升式的螺旋。如果，我把文革前的教学直至上大学看作正旋，那么文革和清查的洗礼就是反旋，这次重登讲堂就是再一次正旋。显然，这是自己知识、智力和能力，也是自己人格和生命的一次飞跃。为此，我感到很欣慰。感怀这种回归和上旋，追叙人生，于1985年5月4日纪念“五·四”青年节时，我写了一首《重上讲台有感》。记述了自己的心境：

重上讲台我亦欣，二十三年路艰辛。
常因冷暖从民绪，未以苦乐效国恩。
沉浮感念寒暑志，上下关情师生真。
平生常笑争市利，唯有清郎遗后人。

“商业物价”是一门新知识，加上多年未讲课，又同实际缺乏接触，且同别人不一样，当教员是我极力争取来的。因此，我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如果我掉以轻心，不仅砸了饭碗，而且自毁形象。我一定要为自己争口气，不让人们向我翻白眼，说闲话，给人饶舌的机会。所以我特别用心备课，注意讲课方法。我觉得，教师给学生的第一印象最重要。因此，我特别精心设计第一堂课的每一个环节及其细部，讲究教学艺术。从板书、课堂用语到思想内容、教态，每一个方面都细细地考虑到。要努力强化吸引力，多方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使之信任老师，相信跟着这位老师一定能够学到东西，争取给学生以美好的“第一印象”，从此愿意跟我学。
为了保证每堂课的教育教学质量，把知识准确地传给学生，积极引导学生紧密联系实际，我经常备课到深夜。有时为了叫准一个概念，不厌其烦地翻阅多种词典，找寻相关的资料，进行比较、推敲；家里找不到，就跑图书馆。有时为了明确某个原理的细节，甚至一个计算公式的推导，弄不到十分把握，我就走出家门去请教别人。为了更好地联系实际，我三上省物价局探讨价格改革的有关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了理解商品销售理论价格计算公式的推导，我利用休息日到省商业干校，专程请教宛文国老师。为了强化联系，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丰富习题，我还跑到黑龙江商学院去请教有关老师。至今我还保存着王伯文、王开基、张弥臻这三位老师的《物价习题集》。为了帮助学生全面复习“商业物价”，我还利用去北京的机会，去北京商学院找主讲老师童宛生，探讨有关“商业物价”教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探讨有关教学的思路和体会，听取期末复习、考试的指导意见。为了帮助学员们全面提高学习质量，增强价格计算的实战能力，搞好期末复习，我和宛文国老师合编了一本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商业物价学习指导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所有这些努力，终于得到学生和社会的高度认可和好评。如前所述，当时电大经济类学员火爆，讲商业物价课成为高校的一种时髦。我的辅导课受到学生们的推重和赞扬。如在哈尔滨青年宫，当时举办的电大经济专业就有多个班级，同时几个教室开课。某大学一位老师也讲商业物价，与我同时在这里开课，形成了与我并列的擂台式的竞讲局面。因为我的课，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紧密联系实际，课堂活跃，学生们纷纷跑到我这边来听课，弄得那位老师十分被动，以后不得不调整她的讲课时间。

商业物价课的成功，使我在经济教研室站稳了脚跟，取得了学校和教研室的信任。从1986年开始，经济类普遍开经济法课。省电大缺经济法教师，学校和系里正为此犯愁，我便主动请缨，得到学校领导和系里的积极支持。我没有系统受过法学训练，还是大学学习期间，有一门“法学概论”课，因为社教而没有开出，我自学过老师编写的这本油印教材。1978年之后，我曾经借过宪法和有关刑法资料研习过，那是为了应付突然事变——自己一旦被捕——而作准备；以后又想研究经济、社会与法的关联问题，对法治、法制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平时一有机会就看这方面的书刊。提倡法制建设以后，特别是自己对文革的思考，更觉得有研究法的必要。这次有机会开课，为教而学，自信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能力适应经济法的教学需要，便挺身而出，解决了学校的难题。
为了开好这门课，除了自己下大力读书外，我还作了各种努力。首先，我主动争取经济法的教师培训会在黑龙江省举行。当时开会有三个要点：一是风景游览区；二是食宿好；三是服务好。我认为到镜泊湖去，准能得到中央电大责任教师的同意。为此，我请田主任同我一起跑牡丹江、上镜泊湖考察，联系会议在镜泊湖宾馆召开的具体安排问题。果然如愿。培训会期间，我建议为各地教师编一本教学案例资料，得到中央电大经济法主讲教师、北大经济法教授高承德、中央电大经济法责任教师王晓明的鼎力支持。在高老师倡导下，我建议经济法教学搞成三件套：即一本好教材（中央电大用北大高承德教材），一本法规汇编，一本案例资料。经过努力，我策划和主编了两本案例。一本叫做《经济法教学案例选》，供教师用，约12万字；一本叫做《经济法400案例析》，供学生用，40余万字，均在全国电大范围内使用。从而在我国经济法学史上，开了案例法的先河(见《中国经济法情报概览》第388页，武汉出版社，1989年)。

我的经济法学辅导课，深得学生好评。通过十余年的经济法教学，我总结了一套比较实用的经济法教学体系和教学模式。我强调法学的教学，必须坚持理和法、知和行的辩证统一。要重视经济法的基本原理教学，使学生掌握经济法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区别与联系，这是提高学生基本素质的基石；但这种理，不能脱离具体法律、法规，而是以理析法，以法明理；理是社会关系的科学论证，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二者相互贯通。学法在于知和行，以知法、懂法为指导，做到依法工作，依法护身。因此，法教学的基本方法就是案例教学；通过案例教学，实现理和法、知和行的辩证统一。因此，案例便成为搞好法的教学的关键。要有案例，但不能滥，也不能乱，而是以一当十，归纳成各个方面的典型案例进行串讲。例如，对于经济合同分析教学，我归纳为三部(步)曲，使学生在茫茫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中得到向导，掌握订立经济合同、处理经济纠纷、进行案例分析的基本思路，进而分辨方向，找到打开进入经济社会迷宫大门的钥匙。

电大作为远程教育，主要依靠多媒体进行教学，因此，专职教员不多，这就需要专职教员一专多能，具有复合型的特点。直率地说，我基本符合这个要求。
根据系里安排，我负责商业经济、商业企业经营管理的有关课程，除了主要讲经济法以外，还兼过与商业有关的市场学、商业经济管理、商业企业经营管理、商业企业财务管理、商业经济活动分析等课程，讲过政治经济学。应该说，这些课程具有兼容性、互补性和贯通性，要求教员具有比较贯通的经济学、哲学的基本理论、市场经营、企业管理和社会经验，我在工厂呆过，当过领导，同时，我有比较扎实的政治理论功底，依靠自己的拼搏和不懈努力，注意这些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特别是我正在探讨和撰写经济美学，又使得我的这些辅导课，具有一般教师不具备的特点。例如，我讲经济法，常常引一些有关管理的知识，指出因为管理不当，可以造成违规、违法的后果，如不少合同的违约，就是管理不经意而导致的；又如讲工业产权，关于设计、关于实用审美，我可以得心应手地讲一点美学知识；在市场营销、管理课中，我的辅导，既有法的严肃性，又有文化底蕴和美学知识的趣味性，使市场营销和企业管理内容有血有肉，妙趣横生，如此等等。经常是，我的课堂活跃，笑声不断。这就使我的辅导课，知识贯通，各门课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又不脱离实际，学起来轻松愉快。还有，我在社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亲身体验，有时作为引言，有时撒为花絮，有时充当笑料，有时化作添加剂，为我的课程补充了有益的资料，使我的课堂泛波澜、生光彩，具有魅力而吸引学生。成人教育，学生有工学矛盾问题，但也以工学矛盾作护身符，不高兴就不来。在我上课时，这一点表现得并不突出，出勤率常在百分九十五以上。顺便说，我发现，学员们一旦知道我的经历，而对我更加尊敬和爱戴，师生之间一下子拉成零距离。特别是“被耽误”的高中老三届，他们中的许多人与我同病相怜，很理解那段社会、那段人生，很快接受了我。因此，后来文教系统议论对于我不能当老师的说法，是太不了解文革、也太不了解我的经历和为人。

我不但给电大讲课，还经常接受社会邀请，为别的院校讲课；不但给在校生讲课，还给政府机关、社会上的工商企业、社会上办的职称晋级考前培训班等讲课。讲课的内容除培训班按规定课程内容主要讲经济法之外，我还讲市场学、企业管理、经济形势，还有农业产业化、经济美学等。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教员，不仅要注意传授知识，而且特别要注意对学生进行非智力——主要是伦理、道德、情性、行为、思维——教育。我认为，同知识教育相比，非智力教育应该是第一位的，起着动力和挂帅的作用。我觉得，既要解决学生想学、为什么学的问题，也要解决学生能学、会学等怎么学、如何提高能力的问题；不仅要提高和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要进一步教育他们端正心态、学会做人、学会运用知识进行科学的、创造性的思维，提高工作质量，为社会做出新的贡献。因此，我在课堂上绝不仅仅进行知识教育，而是特别注意有针对性地随时进行各种不同的非知识教育，密切联系实际和我自己的经验教训，启发、诱导、激励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注意帮助他们认识和克服前进中的困难，训练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热爱生活、热爱工作。我要求学生做到的，我一定先做到。例如，我要求学生要认真细致，我自己在檫黑板时也注意做到这一点。我要求学生不要迟到、早退，我自己一定提前到达教室，上好上满课时。因故迟到，便主动作自我批评。我告诉学生，成功的公式是：

成功
＝明确的目标+积极的心态+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时间安排+不懈地努力

所谓明确的目标，就是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达到何种标准，尽量有具体的要求；所谓积极的心态，就是认为我行，我是这块料，我是适合做这样事业的人，我具有实现自己目标的条件和能力；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讲究适合自己特点、习惯和能力的方法，是自己不断摸索和总结的方法，不盲目模仿别人，跟在别人后头亦步亦趋；所谓科学的时间安排，就是根据自己的精力、爱好和能力，安排学习和工作；所谓不懈地努力，就是朝着自己的既定目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阻力，都要有决战决胜的斗志和毅力，既要经受住成功的考验，永远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又要能够经得起失败的打击，甚至毁灭性打击，百折不挠，直至实现自己的目标。我特别注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励学生的爱国之志，为人民服务之志。只有把自己的志愿融化在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宏伟大志之中，才能有无穷的动力，才能充满激情和耐力，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既要有雄心大志，敢于藐视困难，又要着眼于细部，十分重视困难。要从小事做起，不要做那种“小事看不来，大事不会做”的人。要学会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事无巨细，胡子眉毛一起抓，有重点，有中心，学会弹钢琴，等等。
这些，就是我在教学中注意贯穿始终的问题。我还特别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思维方法的训练，启发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不是“授其鱼”，而是“授其渔”。
气可鼓，不可泄。我总是注意从自己的体验的角度，激励学生有奋斗就有回报，几分耕耘，几分收获。特别是参加全国性考试。我总是告诫学员，信心、意志、毅力和耐力，这些心态是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我经常向学生宣讲两句格言是：

人努力，任何时候为时未晚。
人能做到的，经过努力，我也能做到，甚至要做的更好。

由于我注意课程的德与智、知与行、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教与学的关联，并注意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注重教学效果，处处对学生负责，使学生感到老师对他们诚心诚意、全心全意。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的努力，学生报以颂词。他们有困难，愿意找我出主意；有想法，乐于与我交流。电大学生遍天下，出门的时候，每每有学生主动同我相认，饶有兴趣地描绘听我讲课或指导毕业作业的感受。有时漫步在街上，突然一位女士，亲切叫我老师，同我叙一叙我的教学给她留下的美好印象；有时逛商店，售货员上来介绍她是我的学生，一边给我讲解货品，一边唠起我的教学；有时在银行的柜台前，接待我的男士，问我记不记得他是我的学生，忆起早早地去坐在前排，好听我的课；有时在火车上、公共汽车上，或者公园里，甚至在外省某地……这是一些不连贯而零碎的回忆片段，却常常给我惊喜，令我十分欣慰。

我在教学上顺利地打开了局面，赢得了社会的好评。但我的作品出版却颇费周折，这是回忆的辛酸之笔，触动我曾经受伤的神经，令人揪心。我愿意看书、教书，也特别憧憬效法别人写文章、写书、出文章、出书。我爱想问题，也愿意不停地舞动笔竿，有一个写作的好习惯。在我看来，人生最有意义的是留下可以为人注目的诗文。1982年2月12日，我在给张文鸣的《共勉诗》中，道出了我的这个观点：

华光积滞话前贤，人生难得中年闲。
高皇陵寝堪寂寞，唯有诗文胜时间。

从牛棚出来，我常常试着写点东西，例如诗歌、电影评论、科幻小说什么的。写文章，历来难于发表，倒不是我写不出好诗文来，而是以我的情状，出版者不敢发。
一次，几个好友集会议论我目前手头拮据，大家你一言，他一语，给我献策，认为赚稿费是条路径。在省科委主办的《科学时代》杂志当编辑的徐唯果表示愿意助我一臂之力。他，是张文鸣的朋友，与我们同龄。为人豪爽，一身正气，思想解放，助人为乐，不信邪恶，认为我可以先写点科幻之类作品，并许诺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于是，我于1982年春节期间，写了一篇科幻小说《太阳岛上的女尸》。写的是，根据水深压强增大的原理，制成自动救人落水装置，用了个笔名，送给徐唯果。徐高度评价了它，决定采用。稿子按照程序下到印刷厂付印。也是我不该走这条路，一向耍官僚的编辑部一位负责人，竟想看看本期清样，称赞这篇科幻小说写得不错。豁达无羁的唯果，把我的交代丢在脑后，兴奋地说走了嘴：
“你知道这是谁写的?”
“不知道。”
“范正美。”唯果以为这位领导不明白，又补充了一句：“就是那个范正美。写的不错吧?”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负责人当时未置可否，但他不久就下令将我的稿子撤下来。理由很简单：有的是稿子，何必要用这个人的稿子，担惊受怕的。
其实，老徐是对的，我堂堂正正地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出版权。但在我们中国，长期人治形成的政治观念，总有一些领导人附会政治，根据他自己的揣测和理解，并把它奉为一种政策，就那么毫无法律、政策根据，信口开河地取消了某些人的某种政治权利。这是文革刚刚结束之际，清查严酷性制造的政治空气，人们余悸未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便成了一种通病。徐唯果觉得不便申辩。后悔的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因为要再坚持说点什么，人家就要问“你跟范到底是什么关系”，把事情弄得复杂起来，以致于自己弄成一身不是。
我很钦佩也很感激徐的为人。其实，我和徐只是萍水相逢，他只不过是听张文鸣夸我，想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帮我一把而已。未曾想，办事缺点儿心计而遗憾。以后见着我，深表愧疚。
我口头上对徐说没什么，但这件事本身给我的心灵打击却如雷击一般。当时的痛切，至今回忆起来，犹感振颤、寒栗。如果我连用笔名都不能发表文章，岂不是自己的特长和进路完全被掐断了。瞻念前途，潸然泪下。心中的苦楚和愤懑向谁诉啊？我对命运说：不，愈挫愈奋，我决不气馁。穷思极想，计从心来：我必须更加用心学习法律、运用宪法申诉自己的基本权利、保护自己。我反复学习宪法，坚信那位编辑部负责人的做法是极其粗暴、极其错误的。
吸取这次教训，以后我通过朋友汪世英、校友郑力华等，分别以笔名薛林、郑梅发表了电影评论和几篇科技小稿。
入电大之后，胸中有法，但处事更加缜密。我想，作为人民教师，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作为教师的基本权利。从而，我在教学过程中，特别重视抓紧时间进行写作，开展科研工作。在此，要特别提到的是(我在以后还要进一步叙述)，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坚持给我出第一本书的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编辑张希玉先生。
有鉴于此，试探着来。始在1985年，我担任省电大商业物价课程的责任教师，出版复习材料署以笔名；进而在我主编《经济法400案例析》第一版时，在序言里写明我是主编，作为一种试探；继而在该书再版时，根据张希玉的提议，署上我的实名，纵观各方面反应。正如张希玉所预见的“依法办事”“啥事没有”。我深深抒了口长气。此后，我的作品就都署上了我的实名。

顺利推进的教学，勤于动脑，大大催生了我的学术成果问世。我的学术活动来源于两个推力：一是密切结合教学需要；二是根据自己的爱好。概括起来，我在三个方面发展。
一是力攻经济美学。应该说，这契机是姜振寰发起的。姜振寰是哈师院物理系我们同级1966届毕业生。在文革造反、炮轰时，姜都是积极分子，同我要好。80年代，他读哈工大自然辩证法硕士研究生是我力促的结果。当时他要报考核物理，我觉得不如自然辩证法好。在哈工大自然辩证法硕士研究生读完之后，他被留在哈工大任教，并从事技术史研究。他经常来我家看我，同我探讨一些人生、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新观点、新见解、新动向。
1984年春节前后，他到我家看我，谈到写作问题。建议我著书立说，我则认为不必着急，还要再补充一些新鲜基础知识。他说，宝贵时光都过去了，还不着急。议论中，我们有感于我国商品，只讲实用，而且，实用性的观念也比较守旧、功能单一，从审美角度考虑不够，特别是出口商品，包装粗糙，每年损失数以亿计，论及西方商品，给人一种美感，令人可爱。于是，我们商议共同写一本技术美学经济学方面的新书。后来他因有新著，希望我个人完成。我在收集资料中发现，技术美学经济学难以概括有关实用产品的美学经济学问题，于是提出写实用美学经济学，并以此命书名，苦战四年，于1987年出版了专著。此后，我参编了姜振寰、吴明泰、王海山、康荣平主编的《技术学辞典》的编撰工作，撰写了技术美学绝大部分词条，1990年以后，参编翁世盛主编的《20世纪社会科学新学科》(中央电大教材)一书，我撰写了美学等两章。以后。我陆续发表了《从发展中认识产品质量》、《现代美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关于现代商品认识及我国有关对策的思考》、《产品使用价值二重性分析及其应用》、《运用商品流行周期及其紊乱规律，搞好产品开发》等相关论文。这些著述，观点一新，成一家之言。在这些论著中，表达了我的经济美学观。我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以下十二个方面：
(1)人类的历史发展，产生了绚丽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凝聚着人类的美，表现为两大枝脉，一是实用美；二是艺术美。二者交互辉映、相互借鉴而生存，相互比较而发展。因而，人类关于美的意识、美的观念、美的理想、美的学问，也有两大流支，即实用美学和艺术美学两大流脉，渊源流长。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其中主要是受美学大师黑格尔的影响，美学的研究，长期囿于艺术领域，直到20世纪以来，因为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实用美学以技术美学为先导，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茁壮并成加速度地发展起来。
(2)人类的生产、生活总是物质生产、生活和精神生产、生活的统一。人们的需求，是物质的和精神的两大方面。人类不断追求美好的产品、美好的事物、美好的境界，就是这两大需求的体现；它们的提升和发展，是通过实用审美主体同实用审美客体的矛盾运动，向前推进的。这种矛盾的对立统一，通过比较、筛选、扬弃、完善，即主体对美的需求及其表现美、创造美、欣赏美的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客体（产品）的美的表现形态和完善程度，两个方面相互促进、相互提高，进而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在我看来，从美学的角度说，实用审美主体同实用审美客体的对立统一，促使人类不断追求和日益提高产品的实用审美水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3)实用美与艺术美是基于社会实践而产生的美的两种基本形态，它们从实用的基础上产生，在私有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阶级对立、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对立、城乡对立，二者长期分离、对抗但又若即若离而相生相长、竞相发展，随着人类对美的无休止地追求，借助于科学技术进步的魔力，三大差别日渐缩小，到工业社会而日益融合和统一，以至于实用美借助于艺术美来烘托、升华，艺术美以实用美为载体和表现手段，令人难分其中的奥妙，感叹世界真奇妙！君不见，产品以至于整个世界的实用性和审美性的日臻融合，已成为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人们生活追求的时尚和目标。
(4)现代科学技术，把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推向了一个空前的规模和水平，在这种情势下，现代人既追求丰裕的物质生活，又要求有高尚的精神生活，而现实的生产水平又为此奠定了人们不尽创造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提供了予以实现的可能性。于是人们对于各种用于其生产、工作、学习以及其他需要的物质用品，不但要求它具有实用价值，即满足人们衣、食、住、行方面特定的物质需要；又要求它具有审美价值，即满足人们基于物质生活而产生的精神方面的特定需要。这两方面的要求概括地说就是对产品的实用审美价值的追求。
(5)适应人们对产品实用审美价值的需求，要求产品的使用价值应该同时具有双重功能，即产品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实用性是审美性的基础，审美性是实用性的表现形式。二者互为依存、互为因果。
(6)产品的实用审美价值，有主体实用审美价值和附加实用审美价值之分，因而，人们对产品的主体实用审美价值的追求，就要求产品具有主体实用审美功能，即产品的结构、性能、材质和实用性等等；对产品的附加实用审美的追求，就要求产品具有附加实用审美功能，即产品的名称、商标、品牌、造型（款式）、颜色、色调、包装、装潢、价格、使用后果、保管、运输、维修、产地、厂商、服务、商誉，等等。因此，不能把产品的审美性仅仅归于产品的造型和外观，那种把商品美囿于外观设计的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于实践也是十分有害的。
(7)人们对产品所要求的主体实用审美价值，就是主体实用审美功能，对产品所要求的附加实用审美功能，就是产品的附加实用审美功能，二者的统一，把人们的物质享受，上升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形成社会实用审美理想。
(8)对于附加实用审美价值及其功能，还可归纳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前者是可见的颜色、色调、商标、造型或款式、包装、装潢等；后者是无形的产品名称、品牌、厂商、产地、商誉、服务、价格、保管、运输等。但二者又不能绝然分开。附加实用审美价值的物质性，往往表现为设计者、经营者的一片“匠心”，是科技含量的外在表现形式；附加实用审美价值的精神性，主要来自于经营者的“用心”，主要表现为经营者运用产品的实用性和审美性，开展营销的一系列策略。二者统一于现代营销理念及其营造，只有运用现代营销理念，将二者很好地与主体实用审美价值进行整体设计，才能实现产品附加实用审美价值的理念追求。应该明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文理念的普及，人们对产品的整体的结构性的附加实用审美价值的追求，将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了。
(9)人类不但要求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微观产品具有特定的主体实用审美价值和特定的附加实用审美价值，而且还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中观、宏观，也具有适应人们不同人文特点的，特定的主体实用审美价值和特定的附加实用审美价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文理念的普及，人们对于家居环境、人类整体生活质量，对于中观、宏观的环境、国土布局、几何地理提出了更高的审美要求，追求环境、国土布局、几何地理的境界美、景观美、人文美，追求经济发展的持续发展美，成为时代发展的新动力。
(10)基于上述认识，人类社会革命的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是解放人，使人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具有美的感受能力，能够按照人性的本质去发展自己、发展社会；二是发展人的本质，使人的个性和能力得到自主、自由、全面的发展，创造和实现人的本质的无限丰富性，以适应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无限丰富性。因此，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美的规律。通过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大力推进教育、文化、体育事业，提升美育的认识和力度，促进人文理念的普及和提升，促进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任务和战略目标。
（11）实用审美和艺术审美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差别性，经济美学的任务就是从实用审美的抽象中，找到实用审美的一般过程和特点。在这个基础上，明确实用审美对象的划分及其种类，掌握提高产品和经济建设目标实用审美价值的途径和方法。
（12）根据马克思关于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理论，说明只有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实现人类崇高的审美理想，经济美学因此具有光辉的发展前景。
综合这十二个方面，我认为，经济学和美学不能再隔峰相观，而是应该携手合作。于是，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美学的经济学是不完全的经济学。这样，我的经济美学就建立在严密的实证和理论逻辑、历史发展和现实实践的基础之上了。它既是社会经济的理论概括，又是经济学和美学创新思维的逻辑结晶。它顺乎社会经济的历史潮流，合乎思维的逻辑发展，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经济美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阐述生产、流通、消费领域中美的发生、发展规律。以实用审美主体和实用审美客体的矛盾运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诞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植根于现实经济生活的肥沃土壤、科技革命的历史条件，适应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追求，受经济生活各种问题的激励，是经济学和美学创新思维的科学结晶。

我的上述著述，是对以往美学理论的学习和继承，同时又增进了新认识、新见解。既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指导意义，是我人生对社会的一个小小的贡献。
例如，在我写的《现代商品认识及我国有关对策的思考》，提出了对于现代商品应该树立的三大重要认识，即消费者对商品的双重需求的观念、实用审美的质量观念和商品流行观念，进而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建议，其中，我批评了政府提出的“适度消费方针”，而建议以“积极消费”的方针来替代，对于我国目前和今后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又如，产品质量问题，一直困绕我国的经济。根据我的分析和论证，我提出了质量发展和要求的“三阶段”见解，不能仅从技术方面看待质量问题，而必须从经济和人文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人们对于产品质量提出的要求。按照我的观点，一个企业的产品问题，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明确和具体的整改方案。
又如，根据我的见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村落，不能没有审美的长远考虑推着干，也不能跟在别人后头亦步亦趋，而必须根据自己的自然、人文和历史发展特色，做出审美的整体规划和设计。
有鉴于此，所以社会上、学术界，对于我的上述学术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写的专著《实用美学经济学》，被评为黑龙江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我写的《现代美学发展的历史回顾》，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美学》全文转载，并被黑龙江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为三等奖。我写的有关经济美学方面的文章，受到全国学术界的推重，一些全国性的集刊，纷纷来信要求辑录。例如，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报道》杂志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世纪发展文论大系》以及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出版的集刊等，分别将我的上述文章收录。我的经济美学的理论基石之作——《产品使用价值二重性分析及其应用》一文，还被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提名为参评的论文。
此后，我又写出了《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及我们的对策》、《必须大力提高经济建设的审美水平》等文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我的经济美学研究。2004年，根据这些成果，出版了《经济美学》一书，请梁晓声先生给我写了《序言》——《美在斯》。

二是开展法学研究。生平的遭际和目前的教学，都要求我强化法的学习和研究。为此，我采取“两点一线”的办法，以求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和经济法学教育教学水平；二是提高全省经济法的教育教学水平。“两点”是：一是自我努力。自己以教促学，认真向书本学习，向法学专家和有实战经验的法律工作者学习，积极拓展自己的法学知识，实现教学相长。在从事经济法学教学的最初一两年，我发狂似地学习，博览群书，经常学习、备课到深夜。二是紧紧依靠全省经济法学教师，争取他们的支持和配合。我每年组织召开一两次经济法专、兼职教师教学研讨会。组织大家开展学术交流，了解法学、特别是经济法学的学术前沿，分析教材，共同备课，研究教法。甚至，为了帮助缺乏经验的年轻教师，在第一学期开经济法课时，采取召集专兼职教师，分章节地进行教学示范式的教研会，进行集体备课，使全省在严重缺乏经济法教师的情况下，迅速打开局面，有力保障了经济法学的教学质量。
“一线”是：组织全省电大经济类经济法专、兼职教师在火线上编书。我一共组织了三次，编写了三本书。第一本是，教师用教学参考书《经济法学教学案例选》；第二本是，学生学习参考书《经济法400案例析》，该书两次修订，全国畅销。第三本是，在《经济法400案例析》的基础上，编写专著《案例经济法学》。前两书由黑龙江省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三本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这些编著，具有鲜明的特点，受到师生们的好评，得到学术界的称许。我们请北大经济法教授杨紫煊为《案例经济法学》作序，杨教授称“这是一本独树一帜之作”，“本书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在于：全书从一定的体系出发，每个章节的每个问题均以典型案例(或事例、情况)开篇，理论联系实际，比较好地兼顾了系统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三者的结合，使严肃的经济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读起来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同时，本书编著者们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和经济法制建设的实际，研究了新情况，总结了新经验，探讨了新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理论见解，这种不囿定论、不随大流的探索精神，有助于经济法学的发展。其次，在一些大家熟悉的问题上，有些观点和概念的表述也颇下了一番功夫，可以说是编著者的研究成果，反应了他们在学术上的刻意追求。”“诚然，本书的某些观点和内容还可以商榷，同时本书的特点和优点是力求兼顾理论知识和案例分析，然而在目前出版条件下，限于篇幅不能尽言，就成了编著者的一大难题，也就给人未免有不足之感。但是，瑕不掩瑜，本书作为目前第一部案例经济法学，开了个好头。”所以，该书一出版，东北法学年报《民主、法制、权利和义务》一书，发表刘东辉的简评，称“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案例经济法学》(范正美、陆介雄主编)，以其与众不同的风格和特色与读者见面了。通览全书，笔者十分赞同为该书作序的北京大学教授杨紫煊的话：‘这是一本独树一帜之作。’”
有感于7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蓬勃发展的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缺乏法制的问题，我和省电大于宏老师，从1988年开始，用三年来的时间，撰写了《教育法学》。于1991年4月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我执笔写了自序。我写道：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酝酿着并不断发生伟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祖国正迎着这个时代，推进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事业。我们已经赢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全国人民在奋进中也发现，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差距。其中最主要之点，就在于科学技术方面，在于利用并创造技术成果的普遍创造力上，而要改变这种状况，迎头赶上世界前进的步伐，当务之急是必须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技术素质，必须下大力尽快地把教育搞上去。怎么把教育搞上去，各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依靠立法，确立教育的战略地位；依靠立法，使全国人民拥有依法办教育的武器，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重视教育；依靠立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教育的发展目标。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长期来，由于教育法制建设不够健全和完善，缺乏科学的系统的法制约束，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水平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诚然，法不是万能的。但是建立在人民民主和全国人民自觉性基础上的法，可以规范社会生活，拘束人们的行为，保障社会目标的实现。
我们认为，发展教育，呼唤着教育法治的建立和健全；改革教育，呼唤着教育法治的建立和健全；冲破和克服目前教育战线上的困难和问题，也在呼唤着教育法治的建立和健全。

《教育法学》设六编二十六章，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一是对教育法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教育法的概念、调整范围、基本原则、历史发展等，作了初步探讨，并简要介绍了国外教育法的发展情况。
二是提出了教育法和教育法学的基本结构、基本知识框架，为教育法学的创立作了积极的尝试。
三是初步梳理了建国以来我国教育法律规范性文件，并对我国的教育法制建设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我们这部《教育法学》是国内第一部比较完善的教育法的专著。在当时教育的重要立法还没有出台的情况下，本书勾勒了我国教育法的基本体系，至今它的基本精神仍然具有应用性，可作为教育立法的有益建议。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总干事张尚鹜教授为本书作序，称道“这部著作，以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理论为指导，从我国实际出发，在研究我国大量教育法律文件的基础上，`运用了我国教育行政管理方面丰富的实际资料，同时也借鉴了国外对我国有用的资料，初步形成了一个具有我国特色的教育法学的理论体系，并对我国教育行政法制建设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本书的问世，对于推动教育法学探讨，完善我国部门行政法学的研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次重要的尝试。”《教育法学在法学百花园中“目前虽然还只是一棵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苗，这部专著的一些内容虽然免不了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某些论点也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幼苗已经出土，通过园丁适时地加肥浇水，整枝剪叶，必将茁壮地成长起来。”
鉴于每次申报社科奖，一人只能申报一部著作或论文，《教育法学》用于宏的名义申报，于1996年获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此外，于1994年，我参加于大连海事大学召开的“全国市场经济与法律研讨会”，宣读了我写的《浅谈我国价格运动环境的法律控制》一文，获优秀论文一等奖，1995年收入黑龙江科技出版社辑录的《市场经济纵横论》一书。1999年，我撰写了《完善我国合伙法律制度之管见》一文，被选为优秀论文，在2000年全省年度律师培训会上宣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收入2000年黑龙江省执业律师继续教育用书《律师业务理论与实践》一书。

在科研的第三个方面是，根据形势发展撰写论文。大致又分三方面。一是针对改革与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写一点东西。例如，实行市场经济，需要转变思维方式，树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观念，我于1993年3月8日，在《黑龙江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浅谈思维方式的转变》一文。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逻辑》版，全文辑录。又如针对黑龙江省某些人片面提出开辟第二战场，忽视黑龙江省这个重要工业基地建设的历史特点和现实要求，我于1994年4月4日，在《黑龙江日报》发表《五点建议》，提出不能放松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建设，忽视我省工业建设的基本特点而舍本抓末。1994年11月7日在《黑龙江日报》上发表《转变思路振兴龙江》提出认识黑龙江资源，推动深加工加快经济发展的思路。1994年在《北方论丛》第6期发表《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议》。有感于知识经济勃兴，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特点和趋势，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我于1998年10月，在《北方论丛》上发表论文《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我们的对策》。我在文中概括了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六大趋势，进而提出了我国应该采取的十大对策。这六大趋势是
(1)一二三次产业序重向三二一次产业序重转换，社会经济由阶段性产业递进性进步，走向整体性发展；
(2)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城乡经济走向一体化发展；
(3)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换，经济发展由主要靠劳动力、资本投入，走向知识、智能投入；
(4)传统经济向创造型经济转换，要求社会经济发展建立创新机制；
(5)民族、区域性经济向全球一体化经济转换，要求经济的民族性、区域性发展，必须具有关联性、互补性，并注意同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相适应；
(6)生存性经济向享受、发展型经济转换，要求经济由功利主义的非理性扩张，走向可持续地理性发展。
这六大转换，展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发展规律，说明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一个总特点是：以高科技为杠杆，以科学、协调、人本、持续发展为目标，要求人们自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以创新的姿态、知识和智能，按照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人类合理的目的来生产和消费。综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们一定要找准我国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坐标，看到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差距和困难，力求抓住历史发展带来的机遇，谋求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步，可供深思的我国对策有10个。我建议，要以高新技术为立足点，突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重化工业，建立产业转换、产业调整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社会上重流通、轻生产；重高科技、轻基本建设，我提出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要以产业转换为目标，以高新技术武装国民经济为手段，在发展高新技术的同时，必须毫不放松武装和改造重化工业，建设基础设施，防止产业结构的轻型化。也就是说，像我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通过现代高新技术武装的雄厚的机器制造、飞机和航天制造、船舶制造、石油化工、橡胶工业以及发达的现代高速公路、航天技术、航海技术、邮电通讯为特征的现代工业和国防工业，没有强大的防灾抗灾物质技术体系，就不能形成我国的经济实力，也就没有我国的国际地位。要推进教育产业化进程，加快整体提高国民素质的步伐，特别是要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手段，搞好院校、科系设置调整，运用组合机制，建立以全国重点骨干大学为核心的有分工有层次的广播电视教育网络。要改革科研管理体制，以高新技术为杠杆，迅速形成以高技术为重点的科研创新体系。要以农业产业化为基础，大力推进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要有重点地积极全面推进计算机网络建设。要坚持多主体、多渠道、多形式的投资体制。要调整进出口政策和技术引进政策，该进的进，不该进的坚决不进。要大力培训领导干部，积极扩大高新技术骨干队伍。要加快以中心大城市为龙头的管理体制建设改革。要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要扩大干部的直接选举，完善人民代表制度。
文章发表之后，受到学术界的赞许，成为一篇名文。全国11家重要专集，提出辑录通知，有两家邀请我参加学术讨论会。
二是写一些关于教改、教学方面的文章，例如，1997年应中央电大主持教师之邀，撰写了《关于电大财经科经济法课程的若干思考》一文。根据1998年全国省级电大评估的体会，于1998年末，撰写了《远程教育教学监控制度建设构思》一文。
三是关于美育教学，我于1989年12月，在《成人教育》第12期上发表了《试谈成人教育的美育》一文，介绍了我对成人教育实施美育的种种设想和建议。
鉴于我在学术上的所取得的成果，全国性的名典编委会，纷纷来函索要生平资料，于是，我的名字和业绩收录于《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教育专家名录》、《中国教育家辞典》、《世界文化名人辞典》、《中外文化名人辞典》、《21世纪人才库》、《东方之子——民族的脊梁》等多部名典。有意思的是，中央某部编辑辑录的优秀党员名录，还向我索要资料——在他们眼里有这样多贡献的知识分子一定是个优秀共产党员——令我啼笑皆非。

写到这里，回忆的思绪激越而亢奋，有两件事情跳将出来，为我显露峥嵘。
从牛棚出来，也并非未作过最坏的打算，嘴上的功夫只是一种心计，脑海里也翻腾，一旦强制分配我搞文史资料工作怎么办？在这种思想支配下，80年代初，一前一后，我抓了两件事情。
前一件是，当时我在林学院印刷厂劳动，考虑到以后有可能分配在林学院工作，多虑的神经受到当时林业的振动，在王业盛先生的一本旧书——陈嵘著《中国森林史料》的启发下，着手编写《中华森林史话》。我采用韵体的形式，写出了写作三级提纲，共22章。从有文字记载有关资料开始，到建国初年为止。初步整理到了唐朝，计13章，约20余万字。这个稿子虽然粗糙，可能贻笑大方。不过，我当时做的十分用心，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常常去省图书馆，一呆就是一整天，午饭吃两个烧饼或盒饭。我采取拉大网、梳篦子的形式，对省图书馆凡是可能涉及的资料，都不放过。省图不够，又找别的图书馆。我埋头阅读各种古籍，拼命地做笔记。先从正史入手，接着阅读各种杂记、游记以及医药书籍，力图找出我国林业兴衰的长流和脉络。大言不惭地说，凡是我能够找到的资料，我在省图都找了一遍。后来扔下了，但我仍然觉得有些我已经整理的一些资料是很宝贵的。我敢说，仅这个韵文目录，就是一件珍品，因为它概括了段落历史的重点，一目了然。我把它抄录如下，献予读者分析。
第一章全世界森林广布莽中华得天独厚
第二章有巢氏构木为巢轩辕氏拔山通道
第三章益虞人一炬空山禹父子两度治水
第四章设章法毁林受罚置官职植树得奖
第五章齐管仲造林极盛周诸子著论精卓
第六章斩三材必依其时造木具日益发达
第七章秦始皇感叹花草木李丞相存留种树书
第八章汉高祖设大司农以农为本莽新政命六菀令开山泽之利
第九章毁森林三国纷争著论至为详尽
第十章晋朝野注重植树南嵇含专著草木
第十一章南北朝诸帝各行其是农林书首推齐民要术
第十二章隋王朝上下课种榆桑枣大业中两堤奖励竞植柳
第十三章唐太宗置官分掌草木农林发乱五代建设毫无林业无足称
第十四章宋太祖勤劝农桑北宋林业旺遭战乱官宦苟安自顾南宋森林毁
第十五章辽金元农林相继得利武仁英天荒连年遭饥
第十六章洪武帝诏农桑为立国之本明王朝多专著引后人注目
第十七章教农学召廷臣编辑授时通考清王朝政衰变垦种山坡受害
第十八章光绪帝倡办新学希图复兴禧太后卖国求荣主权丧尽
第十九章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连年战祸祖国森林四处破坏
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孙中山颁布森林法大倡林业国民党治下森林情况概述（上、下）
第二十二章抗战时期森林又遭破坏革命胜利森林得以复兴

第二件事是，因为编史话，加上我好写诗，常读常写一些诗词，于是和近邻黄伟杰，合搞了一本《百家诗词论人才》，内部出版。这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将在第十章来介绍这件事。
应该说，这两件事，都是重要的学术活动。它既表现了我当时急于找事做的一种情结，也说明一个人在逆境中只要振奋自信心，具有多么大的创造力。后来省电大一位处长W说，是金子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能发光。又说，这两件事，其中一件就够教授水平。这当然是勉励之词，然而见地深刻，说得我心里乐融融的。

1988年10月，我50周岁，回顾以往的道路，展望余生，写了《生日长啸歌》。啸者，狂吼者也。是我人生的回忆、思考和心愿：

人生快如飞，今年五十矣！
回首苦与乐，长啸当勉词。
忆少年意志，何等英雄气。
愿与六龙争高标，
曾向四方宣大誓：
本是炎黄之后，要为中华争气；
迎祖国之新生，看我少年锐志。
许以七尺之躯，
苦农般努力。
只有一个信念：
报效我的祖国，
献身于共产主义！

我以赤诚之心，
我以顽强的毅力，
累累争光，党团多嘉誉。
那时候，
是何等的荣光，又是何等的激励！
人们说我是个好青年，
人们说我真了不起：
校长亲自给我佩奖章，
市里邀我参加表彰盛会；
光荣榜上有我的大照，
领导报告里总有我的名字被表扬。
无数次到堂前领取颁奖，
多少次到台上作经验演讲。

我走的是铺着玫瑰之路，
我所见到处是一派玫瑰色。
经常听到的是激昂的动员。
我想的是，要以桃报李！

当教师的德尚应是学生的榜样，
当教师的知识应像海洋。
于是我弃教又上了大学，
从头攻读本本厚厚的马列主义。
还是那颗心，还是那股劲，
但更加如癫如狂、如醉如痴。
一丝不苟，分秒必争，
目标高悬，一心一意，
用我的真诚，用我的付出，
对待我学的教程和主义！

在我的心中，
高贵的领导，至尊至贤；
在我的眼里，
忠贞的革命，表里如一。
然而，在社教里，
我看到了幸福园里的苦农，
听到了党内世界的纷争。
第一次知道党内有一种另类
向往的是个人膨胀的社会；
这使我的心海卷起万丈怒潮，
这使我舍命也要为革命奔忙。
保卫毛主席、坚持社会主义，
是真金还是沙粒，
决心在烈火里一显真谛！

在那唇枪舌战、火与剑的日子里，
我凭的是一腔热血、一片赤诚；
在我的心里，
要为人民，一心一意，
要为祖国，竭尽全力，
我不结党，也不攀高结贵，
凭自己的理解，凭自己的信念；
认准公平和正义，
常斗杂念不松懈！

经过死的洗礼，
我又回到了教师的队伍里，
这一回，我的教学，
传授的是我的心得，
讲授的是我的感受；
知和行的结合，
信和义的论辩。
在课堂里，做到了
我和学生的血，与祖国的脉搏相激，
那撞击之声，惊天动地，令人奋励！

我已经五十岁了，
领悟了人生，领悟了社会。
我不怕任何不义的权威，
更不怕用死来威胁！
我只知道，
人间自有是非，公道终在人心！
替自己护短的过于浅薄，
为自己点缀也未必能贴金！
但是，我还是要说：
我的生命属于子女，
我的生命属于父母，
我的生命属于人民，
我的生命属于祖国！
我无愧于我的子女，
我无愧于我的父母，
我无愧于我的人民，
我无愧于我的祖国！

人生快如飞，
过了半世纪。
放眼向未来，
应当更努力！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受和心愿，步入我的后半辈子的旅程。
在高校任教，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评职称。它不但关系工资待遇，而且关系一个教师的荣誉、素质和能力。它是高校教师的品牌、诚信和形象。命运的回忆，到这里是我的转折，它是我逆境中开辟的希望，是不屈奋斗的硕果。
因为历史的原因，中级职称晋级错过了时间，我到1986年才授予讲师职称。
1988年，黑龙江省为了解决职称评定的历史陈欠，搞了一次带职流动副高职的评比办法。所谓带职流动副高职，就是文革期间的高校毕业生，因为中级职称不到评副高职的年限，而这些人年龄不小。为了照顾这批人，由原单位申请省人事厅批准授予副高职，先在外县市任职两年，再调回原单位。省电大给了四个指标，有我等四人申请。一开始，要求我们到大兴安岭或黑河。找各方面做工作，我被允许到安达电大“流动”。同我去的还有杨海林老师。我们并没有搬到安达去，而是每周去几天。我俩基本上是周日晚间到安达，周四晚间回哈。“流动”虽然不能与“上山下乡”相提并论，但也有三苦：一是路途辛苦。除了寒暑假，每周必去，风雨无阻、冬夏不误。安达离哈不远，乘汽车不便，乘火车，两头都是晚间；来回的路上，全是步量；到了冬天，北风劲吹，冷冻削面，手脚冻得发僵；二是吃不好、睡不好。虽然安达电大领导和师生多有照顾，还是“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特别到了冬天，寝不暖席，常吃凉饭。三是身心疲惫。为了枪时间，争取在哈尔滨多待两天，就得天天满负荷工作，几乎天天上、下午上课，回来又必须抓紧时间备课，得不到很好地休息。因此，我和杨海林自嘲“难兄难弟”。好在安达电大领导对我们关怀备至，使我们生活上的困难和皮肉之苦，被大大降低，而精神上感到在自己家里一样亲切。
就这样，我用在安达电大待的两年心血和汗水，换来了副教授的桂冠，抢回了一些时间，我的职称和工资就与我的同学拉平了。不过，人们称流动教授为“下乡教授”，令我辛酸和寒碜，心理很不是滋味儿，决心扔掉这个帽子。
于是，我不舍昼夜，全力拼搏，积极撰写一批比较有份量的文章和著作。1992年我申请破格晋升教授职称。下面是学校《关于范正美同志破格晋升教授职称的请示》的申述报告原文：

该同志在政治上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路线，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教学效果好；积极做开拓办学工作，贡献比较突出。
该同志任副教授以来，在科研、教材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果，在省级以上报刊、出版社发表或出版了一系列论著、论文，其中，主编教材4部，专著一部，论文8篇，任编委参编辞典1部，参编中央电大教材1部，东北协作教材1部。
该同志在学术上对经济美学有所建树，在社会上、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1988年11月获省社科优秀成果3等奖；1992年获《学术交流》1等奖；《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论文一篇；《关于现代商品认识及我国有关对策的思考》已被国内权威刊物(指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作者注)摘要发表；长春出版社将他收入《当代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辞典》。他倡导的经济法案例教学，受到北大杨紫煊教授的好评和中央电大有关部门领导的表扬。该同志还经常作为地方电大专家参加中央电大有关教材、教学大纲审定会。

就是这样，我于1992年9月被批准破格晋升为教授。从1985年到1992年，八年跋涉，我攀登了教师职称晋级的三个台阶，终于赶上了我们班的一些执教、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学前进的步伐。回眸这一段不凡的轨迹，感叹阿登钠那句名言的真正份量：人努力，任何时候为之未晚。

不过，评上副教授、教授，并不是我当教师的目的，它只是说明社会对我资格和能力的一种名义认可，也是给我的一个新台阶、一种新动力。为此，我进一步调整自己的方向盘，决心努力参加教材建设，为学校、为社会作一些贡献。
积极参加教材建设。一是积极承担教材编写任务；二是参加电大全国性的教材会议。我参加编写的中央电大使用的全国教材有：主编全国电视中专《企业财务管理》(现已出第三版)，参编全国电大《20世纪社会科学新学科》、《工业产权法》、《商业经济学》等。我还参加中央电大全国性教材、教学大纲的讨论会、审定会，这方面的课程有《商业企业经营管理》、《价格学》、《市场学》等。

发挥电大远程教育优势，积极为改革开放和地方经济建设服务，是电大的一项光荣任务，正是我日夜向往要做的事。在这方面，可以说，我做了两件大事。
1988年夏天，一次偶然的机会，于花园街，遇见了在省乡镇企业局科研处当处长的老朋友栾秀翔，他是东北林学院的学生造反派，参加了省革委会的筹建，以后一直在省革委会工作。故友重逢，话题由远而近，渐渐地扯起各自的工作，谈及目前乡镇企业的情况。他不无感慨地说：
“乡镇企业在这几年有长足发展，冲破了农村经济单一、封闭的格局，促进了以专业为中心、以小城镇为依托的乡镇商品经济网的形成和发展，农村出现了一片新气象。早在50年代中期，毛主席对于刚刚兴起的社队企业给予高度评价，称它们是中国光辉灿烂的未来。邓小平最近也高度赞扬乡镇企业崛起。但是，乡镇企业粗放经营、管理混乱、效益不高的问题也十分严重。”
我脱口而出：“何不搞搞人员培训?“
他笑着说：“三句话不离本行。“
我也笑着说：“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干啥吆喝啥，这有什么奇怪。”便乘机一本正地继续说，“我看，黑龙江的乡镇企业，跟其他工作一样，就是人才没起来。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把人都卡死了。当然，这一点我不说，否则又有人说我怀才不遇，唠叨自己，没意思。”我话锋一转，又说道：
“应该说，由于有大工业作后盾，黑龙江的乡镇企业起步要比南方高。但是，这些年却没有南方火旺，遗憾得很。办企业靠的是人才。你是科研处处长，还是抓抓人才培训吧。我们电大可以帮忙。电大在全省，从省到地市县，上下连成线、左右连成片，是一个现成的教育网，比别的普通高校和成人院校有优势。和我们联合搞吧！”
他见我一副认真相，一派要干劲，沉吟良久说：“现在真有个机会可以考虑。根据国家乡镇企业总局部署，乡镇企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要求培训上岗、晋级。”
“好啊，这真是天赐良机，千金难买。”我快口说，便再一次摇唇鼓舌。老朋友一说就灵，一拍即合。于是我们决定双方各自努力，争取利用电大优势，由电大组织专家编写教材，利用电大网络，培训师资，运用省乡企局的行政手段，组织全省所有专业人员进行培训。这事后来终于促成，成立了“黑龙江省乡镇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教材编委会”，由电大副校长刘敬发任主编，乡企局和电大有关负责人为副主编，邀请我和电大、哈工大六名教师为委员。这次，花了半年时间，通过自编、改编、借用等形式，搞出了十几部乡镇企业培训教材。我主编了《企业经营管理》一书，全书共十八章，我撰写了八章半。这期间，除了辅导讲课以外，我还协助领导作了许多有关实际工作。
这次培训的对象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厂长和技术、管理人员，受训人数在几万以上。对于全省乡镇企业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遗憾的是，这事后来因为栾秀翔工作调动，只搞了一次，而没有坚持办下去。

还有一件，就是搞全省村级干部岗位资格培训。这项工作在省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特别是省内直接抓这项工作的省委组织部和广大村级干部的赞扬。中组部、国家农业部给予了高度评价，《人民日报》和中视台先后作了报导。
早在1992年，我曾向学校领导提出过开展乡村两级干部培训的建议，学校派我联系，省农委周秘书长十分重视，正在磋商之中，他工作变动，加上学校有别的事情，这件事就被耽搁下来。1995年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把农业大省变为农业强省”的战略部署，要求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省电大经济教学部负责人和我商量，想抓住这一机遇，向学校重提旧议，根据中央电大把办学的着眼点，投向“面向地方、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精神，省电大应立足于省情，为农办学，建议省里开展乡村干部培训，内容主要是农业产业化和市场经济基本知识。经过酝酿，得到校领导的赞同。学校再次委托并授权我出面联系。于1995年9月，我起草了文件，以学校名义，向省政府提出了发挥电大教学网络优势，对乡村两级现职和后备干部进行短期培训的书面建议。
我是个农民的儿子，深知农村的情况，更对农业发展寄予厚望。我认为，不能低估我国农业发展的成就，但也必须看到我国的农业实质上是小农经济。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抓好农业这个基础，实现农业现代化；没有农业的现代化，所谓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或者假话。农业要上去，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和创造性。为此，必须把教育搞上去，切实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要抓好各种为农教育，为农业、农村输送技术、管理人才；二要抓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大力培养技术农民和农民技术、管理骨干；三要特别下大力抓好农村基础干部的岗位培训，开展岗位练兵、在职提高。就是凭着这些强烈的信念，我拿着学校的这个书面建议，去寻求省里领导的支持。我首先找省农业工作办公室，先打听我原来联系过的周秘书长。被告知这位曾想办这件事的周秘书长业已退休，我只得另寻他途。人们告诉我，这事应该由省科教兴农办管。于是我又迈开双脚，去找省科教兴农办。接待我的两位处长，知道我的过去和现今的情况，听说是我来联系这件事，非常高兴，觉得这是件大事，值得大办。我们三人商定，为了慎重起见，有必要到下面，听听县、乡、村三级干部和县里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市县电大负责人的意见。
为此，我们分两条线操作。一条线是，我随同省农办科教兴农办的两位处长、一名科长和省电大经济教学部负责人到巴彦县搞调查，开座谈会。在调查、座谈中，与会者抽象地高度赞扬，而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强调难于组织呀，没有时间呀，又怕增加农民负担呀，甚至有的人话语间，讥讽这不是为了“教农”，而是为了“挣农民的钱”，如此等等。这次调查，我们去的人中有人动摇了，不想搞了。但我觉得，对他们的意见应该有分析，一方面说明以往的培训有失农民的信任，他们被名目繁多的种种培训搞苦了、搞怕了，因为对我们这次搞法不托底，以为是以培训为名，行向他们手里捞钱之实；另一方面确实有一个经费问题，有实效的培训农民是欢迎的，我们这次既要注重实效，不得走过场，同时又要尽量减轻农民负担。不是不办，而是要办好。经过商量，我们决心再做工作，争取省里领导支持。
另一条线是，我和省电大经济教学部负责人，找五个地、县电大负责人到省电大开座谈会，他们反映的情况有些不同。他们一致认为办学经费是个问题，但不应该成为主要问题。现在农民的负担很重，中央三令五申，确实是个问题。但是办教育、办干部培训，这点钱是有的。每年只要少吃点就足够了。主要问题是认识问题、组织管理问题、领导问题。如果省里真正重视，问题不难解决。这与我们最初的想法是一致的。
好事多磨。在这种情况下，我同经济教学部负责人和科教兴农办的同志又去寻求省委组织部的支持。省委组织部基层组织处高度评价这一建议，但也觉得有难处。对此事大为赞赏、非将其事办成不可的省农办副主任韩贵清，就亲自找组织部王副部长做工作。王认为这与他们拟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构想合拍，并提出以村级干部为培训对象，设七个方面内容，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村经济产业化、农村市场学基本知识、法律常识、行政管理和农村先进实用技术，还指示拿出一部分党费来支持这件事。消息传开，省里有关部门——省妇联、团省委、省科委、省科协等——纷纷要求加盟。后来组织部只同意省科委和省科协参加，同时提出，除电大外，其余参办的单位也拿出一部分资金，真使我喜出望外。
经过进一步协商准备，正式形成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由党委组织部牵头、农办协调、科委、科协配合、以电大为依托的领导管理体制和培训体制。培训从1996年开始，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完成。从1999年开始，村级干部持证上岗，没有经过培训并考试合格的，不能担任村级干部。
这次培训，后来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由省委副书记王建功亲自挂帅，省委组织部正副部长从不同角度动员、具体组织。经费问题，后来采取三个一点的办法，即省里拿一点(省委组织部一共拿出党费160万元)；区、县拿一点(依据情况，有的从党费留成中拿出一部分，有的从财政拿出一部分)；农民拿一点(主要是生活费)。
据统计，黑龙江省共有1158个乡、14520个村(屯)，按照省委组织部的要求，参加培训的对象定为40岁以下，对于45岁以上的在职村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也可以参加学习。按每村现职、后备各两人计算，全省约6万人，接受了这次培训。
我在这次培训工作中，做了九个方面的工作：
(1)自始至终作为积极倡议者，全面参与整个培训工作的策划和筹备：
(2)编写教材。这次培训教材设七讲，命名为《农村干部读本》，我撰写第三讲农村经济产业化，并负责对整个教材的总纂和定稿。
(3)组织师资培训。全省培训共培训师资660人，由我组织全体撰稿人集体备课，在这个基础上，为配合各地教学、学员自学，由我主编了学习指导书。
(4)策划教学管理方案。
(5)负责组建题库，草拟考试办法。
(6)指导教材发行。
(7)负责日常教学指导、培训咨询。
(8)参加检查、验收。
(9)负责发证。
全省村级干部岗位资格培训，使黑龙江电大赢得了荣誉。在中央电大召开的两次工作会议，以及省教委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省电大副校长白桦作了经验介绍。这三个材料都是我执笔写的。
我在这件事促成以后，进一步考虑农民全省教育问题。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关键是解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而要上农业，一方面要加大农业的专业化、产业化发展，动员各方面向农靠拢、支援农业，促使我国农业从小农经济的圈子里走出来；另一方面就是，要抓教育，大力提高农民和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提高他们的创造力。这两件事，要求国家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一是投资金；二是投政策；三是投智力，主要是投科教，引导知识、人才下乡。在教育方面，我认为，运用远程教育手段实现农村教育大发展是最佳选择。因为目前我国这方面条件已基本具备，只是认识和实践的问题。为此，我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
从1998年开始，省委组织部和省农办举办农科教培训中心，每年定期不定期，组织县乡两极干部轮训，自1998年至2002年我被特邀，主讲农业产业化专题，受到赞扬。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整理，撰写了《农业产业化道路》一书，于2002年，由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出版。农办副主任韩贵清为我写了序言，指出：

本书作者自序一开始就向读者提出“世界在哪，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在哪，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在哪，我们向何处去？”这样三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范教授在给学员讲课的做法），而耐人深思。全书紧紧抓住这个思路而展开，让人们如登高山之巅，总揽全局，把中国农业问题放在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之里，置于人类农业进步的历史长河之中，论及同国际接轨、共同发展，特别是加入WTO，参与国际竞争的关系，令人信服地说明，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行性。书中运用全国各地大量的实例，结合深刻的经济理论，把农业产业化如何搞法，予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阐释，使人在阅读时，觉得是同作者在谈心、座谈，有说服力，理论性强，实用性大，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世事变迁，原是祸福相依、相反相成。我的经历使我领略了生命的丰富含义，备尝辩证法赐给的人生百味。少年的我，壮怀激烈，一派遐想，欲效古仁人之志，游历祖国河山，以后随着年龄增长而愈加强烈，竟成为一种前进的推力。清查以后，以为这些理想破灭，曾经很长一段不去想它了。不期当了电大老师，做了副教授、教授，常常有机会参加各种教研会、教材建设会，竟给了我许多难得的机会，又圆了我的美梦。
电大全国成网，全国性的会议不少。一时间，以开会为名，行旅游之实，在全国蔚为成风，电大也不例外。我赶上了这段好时光。外出开会，便成为我采风、观光，追求梦想，抒发情志的极好机会。十几年来，我借电大开会之机，几乎游历了全国主要的几座新旧大城市和名山大川，除了西北只去过一次西安之外，全国古都、风景区没去的地方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我还享受坐飞机的待遇，从而大大节省我的时间、减少我的劳顿之苦、增大我游玩的乐趣。我去的足迹，留下了成册的照片，可以一睹我当时的欢娱、快意；我写的诗词，则是我当时及其那一段时日心境的写真，它们比照片蕴意更丰富、更深刻，也更透明，可以窥见我的精神风貌和令我愉快的秘密。这回忆是飞旋的华尔兹，再一次把我推向快乐的旋转。这些时间的碎片，连起来就是我生命回眸的一串珍珠，她给了我一个极其珍贵的艺术世界，至今仍给我以不尽的激情。

1986年3月，到福建南平市参加中央电大召开的包括“市场调查与商情预测”课在内的五门课程期末复习会。黑龙江省有陈秋成、衣宝库和我三人。我们取道杭州去福建，有意在杭州停留了三天。杭州是我早就神往心系的胜地。不期天不作美，烟雨连绵，太阳只是偶尔一露峥嵘。我们在蒙蒙细雨中游览西湖、灵隐寺、钱塘江等景观，大觉遗憾。不过，它给我是另一种美感。在去福建的火车上，衣宝库最年轻，兴趣广泛，一时来了诗兴，要我们每人作一首诗，以西湖为题，以追忆杭州之行。陈秋成对诗词颇有研究，而且思维敏捷，未及一刻，便飞龙走蛇，书在一张报纸上，写的是触景生情的怀妻之作。我感到西湖在烟雨中，朦朦胧胧，更有一种撩人的美，不揣浅陋，和了陈秋成一首。

春雨游西湖
千里寻她我意深，多恼烟雨竟胧朦，
薄雾为纱巧掩饰，此时西子最有情。

雨天游西湖，西湖在雨中，那朦胧的美，更温馨、更含蓄，更激起我对她的爱。当晚，在床上辗转，打了个腹稿，写作《西湖纪游》：

几回入我梦，不期烟雨来。
天天盼晤面，忽见珠泪排。
迟迟无言语，心潮波浪塞。
仰面难寻飞峰处，茫茫湖面费神猜。
三潭月掩辉，平湖日云埋。
十里白苏堤，垂柳任风摆。
泪中眼底物，纷呈放异彩；
泪中眼底人，婀娜愈觉美;
人在画中游，一笑千情开。
此时心如铁，回归不动迈。
相期丽日见，君心即我怀。
山水倩留影，念念我身在。

在去福建的火车上，谈到西湖之游，衣宝库的兴致极高，看了我的《春雨游西湖》，拍手称妙，又命我再作一诗。盛情难却，只好搜索枯肠，用报纸即兴填了一首《减字满江红》赠他。
词曰：

春雨初露，催细柳，绵绵思绪，放眼去，心潮如涌，风流画意。古国生风正此时，炎黄学子迎新际。听春风脚步，西子情，亦奋励。
晴阳忽烈，又东风，滚滚情趣。高步走，头脑昂昂，人情多矣!镇湖六塔抖英风，现代大桥添新意。看钱塘潮涌，古中华，鹏程激!

到达福建南平，已经是清明前后了。为了赶好天气，会议决定先游武夷山，我喜不自胜。我为福建这两个地方的美景击掌叫好。当时，福建正在评选全省旅游十景，南平也在争取之列。武夷山的第九峰突兀在这里，飞恃闽江的一条分支——双溪河之南，与南平相望。南平是一个新发展起来的小山城，极富闽南秀色。我们去的时候，由福建大学建筑系设计的铁柱索桥刚刚竣工。高耸的桥柱，新喷的深银灰色崭然一新，格外引人注目，把九峰同南平紧紧相连，更使得山城妖娆夺彩。九峰奇峰叠翠，山巅有座神庙，有个别致的岗亭，号称凌云阁。我在会议期间，天天起早登攀这座九峰，观日出，赏凌云阁，到神像前给神像请早安，求赐福。之后，打打太极拳，大呼几声。感到心情亮极了。我为九峰的美景叫绝，几乎一口气写下了《九峰咏》，在离开南平的那天早晨，我站在九峰山巅，大声地诵唱，第一次领略文人墨客应景而歌、抒发人生的感受：

跃上九峰神采飞。神采飞，江流如链，层峦叠翠。高楼垂靓影，渔舟唱春色。柱天索桥砥中流，凌云阁上揽日月。看山光紫气，听鸟语声脆。已觉人入画；名竹、珍木、茶香、鱼肥，更着有人醉。只道是：美，美，美!
跃上九峰壮思飞。壮思飞，十里挑一，宏图彩绘。绝顶望双溪，日月增光辉。人民英发邀贤俊，闽江山城要腾飞。看人情多谊，听凯歌四起。已觉人入画；亭榭、索桥、大厦、亮居，更着游人醉。只道是：美，美，美!

到南平，一定要游九曲溪，登武夷山。这些我在南平会议期间都如愿以偿。九曲溪河面不宽，水流湍急，九曲十八弯，两岸就是峻峭的武夷山。电影《闪闪的红星》、《西游记》等好几个镜头就是在九曲溪一带拍摄的。特别是《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乘竹筏的情景，令人神往。这次，我们有幸也乘竹筏，我像自己回到了孩童时代那样，一会儿欲在竹筏上撑杆，一会儿又想引吭高歌一曲。看到一幅幅画面流光溢彩，便觉得如临仙境，全身心地溶入了这美的世界。这时，我脑海里想起了《浪淘沙》：

五里竿头风欲平，张帆举棹觉船行。柔橹不施停却棹，是船行。
满眼风波多闪烁，看山恰似走来迎。仔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

诗人勾画人与自然、山与水、动与静的相对美，那种对大自然、对生活无比热爱的强烈情感，激起我灵感勃发、思绪翻涌。我感到两岸的风光，仿佛因竹筏而变幻。竹筏飞流直下，两岸也为之闪烁、奔越；竹筏轻盈荡漾，两岸便显得格外的浪漫、幽俊而怡人。我又感到，仿佛是两岸在操作竹筏，她敞开博大的胸怀，展示万千魅力，令竹筏时快时慢，请游人尽情地观赏她的美。由是，在我脑际形成了这样的一首诗：

游九曲溪
天工造物多神奇，难访武夷九曲溪。
轻篙推筏动两岸，游人欲醉画中移。

游九曲溪余兴勃勃，心里一股甜蜜，美滋滋的，又开始了对武夷山的攀登。武夷山以险峻为世人所爱。登武夷山给人带来的惊险，为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观一线天，更把我的激情推向了高峰。因为鬼使神差，武夷山在一处忽然出现了一个腔洞，上面一道裂纹，透过它可以看到窄窄的天象，颇教游人争相观看，意味无穷。于是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观武夷一线天
曾因天怒劈两半，游人至此争相看；
何来一事生毁誉，缝里看视脚位偏。

1988年6月，到珠海开教研会。先到深圳，又至珠海，看特区建设。会议组织到香港沙头角购物、作环岛游观澳门，联想改革开放，小平一片苦心，想法至多，感慨至多。于6月28日，写了《沙头角、澳门环岛游》。

酸甜苦辣香涩咸，百年国耻忽在前;
神龙傲世奢千岁，洋枪破壁未经年。
林立高楼似闻泣，月出清云必团圆。
我辈同仁磅礴志，此间慷慨唱心田。

1989年9月因参编《20世纪社会科学新学科》这一教材，去福建电大，到福州。工作之余，我们几个作者同游鼓山，谒戚公祠和林则徐故居等。鼓山的著名胜迹有百余处，相传因山顶有一巨石，状如鼓形，因此得名。鼓山中有十八洞奇景、涌泉寺、千佛陶塔、白云洞等，寺院规模宏大，殿堂壮伟，东有深邃幽静的灵源洞，旁边有摩崖石刻300多处，蔚为壮观。总之，鼓山风景奇特，崖秀谷幽，人文多观，激增游兴。时至10月，尚见涌泉寺中桂花满枝，铁树开花，仍是一派南国风光。在涌泉寺中又读得血写佛经，其精神贵出，触动至深。原来的福建前线，现在到处是新的建筑，一派和平景象，使我脑海联想翩翩。在这种心境之下，我写下了《福州行》三首，记下了不同感受。

鼓山游
九九盘旋上鼓山，轻车飞跃代劳攀。
笑评铁树开新葩，惊为桂花竞芳妍。
折服攀崖三百刻，兴至石滹一涌泉。
不见真谛未可信，丹经血书最可观。

谒戚公祠
千里迢迢拜雄风，将军威武镇远东。
遥望南天闻鼓浪，高呼国魂招群龙。

谒林公故居
公已去国逾百年，此间天地多变迁。
难酬壮志感慨盛，谒君归来不成眠。

1990年，参加中央电大“商业经济”、“价格学”和“商业企业经营管理”三门课的教学大纲和教材讨论及审定会，去成都。平常工作极其紧张，到此放松一下，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成都是我国历史名城。2200年前，战国时代的蜀国从郸县迁都至此，取一年成市、三年成都之义，得成都之名。三国时代，因其官办织锦作坊发达，于是，又有“锦官”城、“锦城”的美名；至五代，这里沿城墙遍种芙蓉，所以，又有“芙蓉城”“蓉城”的盛誉。成都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古来号称“天府之国”。因为成都特殊的战略地位，在历史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留下了众多的人文、历史景观，如都江堰、文殊庙、武侯祠、杜甫草堂等数不清的名胜古迹，如果把附近的李白故居、眉山三苏［苏洵（老苏）与子苏轼（大苏）、苏辙（小苏）］祠等等都数进来，那更是闪耀着中华古文化夺目的光辉，使这座古城极富传奇色彩。我从小就想攀登“蜀道”，体会比上天还难的滋味。这一次能来成都住上几日，深感荣幸之至。
会议结束后，拜谒了成都古迹，登临峨眉山。瞻仰这些圣地，我随心所欲，或跟着会议代表同往，或独自一人漫游，跟着感觉走。因为我想细看的，代表们却可能毫无兴趣，反之亦然。为了防止掉队，我常常以跑代步，旅程可能长于别人。但自我感觉良好，活像个工蜂那样不知疲倦，东奔西突，寻觅胜境极致，乐在其中。每到一处，总有一种意犹未尽之感。
我特别感念杜甫，因追寻石笋，独自去了一趟成都西门。原来杜甫所描绘的两个石笋不见了。我好生埋怨当局，竟把如此有纪念意义的历史文物弄没了。于是我到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拜谒了这位诗圣。我想，杜甫一生，历尽坎坷，遍尝人间疾苦，半百之后仍不得安宁。他用诗咏唱祖国河山、描画历史、记述人物、状绘事物，表达自己的经历和心志，从未停止笔耕，留下了1500余首诗词，成为中国诗词的历史瑰宝。我默念他的诗词，追怀他的事业，想自己也来一首，竟然一个字儿也想不出来，脑际出现了一片空白，只有“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的联想，萦绕脑际。是啊，杜甫因为自己的崇高心志，孜孜不倦，终于得到了壮士——人民的推举。因而，他的报国之志和冲天的本事这个本根大白于天下。我呢?我的“本根”，人们知道吗?我笑“自不量力”，杜甫是参天大树，我是一介小草。我只有赶趁余力，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笔耕，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
而在武侯祠，细读诸葛亮的生平事迹介绍，深为其忠于职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起敬，回家追叙了一首诗。

敬谒武侯祠
三顾频烦论世情，驱驰策划动纶巾;
攻心反侧七擒纵，审势宽严即秋春。
效死无渝定鼎志，遗恨难为不肖孙。
缅怀风仪感殊遇，鞠躬尽瘁世代尊。

此次到成都，我有四愿：一想见西门石笋；二想晋谒武侯祠；三想拜乐山大佛；四想登峨眉山，一一如愿。
乐山大佛有“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之称。乘汽车远远地就可以看见这座弥勒佛。大佛位于乐山县的东南凌云山西壁三江即大渡河、岷江、青衣江的合汇处，依凌云山栖弯峰断崖开凿而成。背靠山壁，面对三江。大佛头与山高，脚踏三江，通高71米，鼻高5·6米，赤露的脚背上，可以围坐一百多人。大佛之大，只有到此拜见，才真正为之惊叹。我深为我们的前人伟大的想象力、创造力而骄傲和自豪。我爬登在他的头顶上，试图摸摸他的巨耳外廓，又立在他的脚上，留下了一张相片，祈祷他为我赐福。
拜大佛之后，到眉山礼拜了李白故居，瞻仰了三苏祠。对他们的豪放、浪漫之情和忠贞不渝的报国之志，想到陆游的“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味”的示子诗，不觉深深感慨。
峨眉山与山西的五台山、浙江的普陀山、安徽的九华山，并称我国的四大佛山。峨眉山与乐山相近，距峨眉县城13公里。“峨眉天下秀”，真是名副其实。悬崖峭壁，幽壑纵深，郁郁葱葱，高大的翠柏苍松，挺拔的新竹老竿，浓荫碧透，秀美极致。一百五十多个富丽堂皇的寺院，隐现在青峰秀谷之间。峨眉的挺拔秀俊和佛寺的风格各异，给我留下了不灭的印象。
报国寺在峨眉山脚下，是游山的起点。从报国寺上山，分左右两条路线。我随从左路，途径伏虎寺、雷音寺、纯阳殿、一线天、洪椿坪、钻天坡、凌云梯，直达金顶。在洪春坪住了一夜。人们说，在金顶上可以观日出、看云海、“佛光”、“圣灯”这四大奇观。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上了金顶，却没见到太阳，也未睹“佛光”、“圣灯”的风采，仅见浓重的雾雪霜飞，置身于云海而生感慨；我穿得太薄，高处不胜寒，冻得不敢久留，自叹生而无福，便驱身下山。从金顶下山，走右边的路线。到钻天坡、洗象池一带，随处可见群猴、崖鸽和白鹇鸡。同人们嬉戏而习惯了的猕猴，伸臂要食，要不然，就同你搭肩攀近乎，我赶紧把手里仅有的一个苹果，避开别的猴子而给了小猴，快速离开这是非之地。观崖鸽和白鹇鸡的优雅大度，赏百年巨松和直插云霄的新竹，真是开眼界、畅心怀，喜不自胜，一路的饥渴疲惫，早已扔到那边山上去了。两天一夜游峨眉山，两腿稍觉酸痛，仍感没有尽兴。人们说，旅游就应该这样，只有余兴未尽，才会感到其中的乐趣，否则就会感到“原来如此”。峨眉之行，感受颇多，游思不尽，有诗为证。

念奴娇·登峨眉山
山势巍巍，攀登急，方知蜀道真难!万木浮翠，到处是，悬崖幽壑秀水。佛座中天，光含大地，堪称三界阔。风物诗万卷，神仙画里正醉。叹古仁人之智，款延上清，谈笑英雄气。诵文刻字，留豪情，雄姿毕立。横绝峨眉，报之玉案，瑞景竞骄子。敢问苍天，游客谁最可忆?

祖国江南的山川美，千变万化，叹为观止；北国的莽莽平原，一望无际，又是另一番景象，叫人心胸开阔，情致奔越。1991年6月中旬，全省经济类各专业教研会在红兴隆农场召开，一睹辽阔的青纱帐之美景，兴奋不已，现在我的记忆里，仍是一片灿烂的绿色海洋；那幽静的夏夜，萤火虫纷飞的闪烁，蟋蟀有节奏的叫鸣，至今还给人以大自然奇妙的想象。6月19日，游名山之后，坐船游览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人，散散落落地在自己的房前屋后，有的干活，有的玩耍，有的观闲，见我们的船只在江中漫游，许多人停下手中的活，远远地向我们挥手示意，我们也频频举手答礼，这情景勾起历史的回沉。我乘着游兴，于午饭后不顾领导不准入江游泳的禁令，邀几个老师，跳入黑龙江这难得的碧水之中，领略于祖国最北的一条母亲河戏水的快慰。回招待所，赶忙记下了这珍贵的游历。

名山纪游
偏车轻出访名山，跃上龙江黑水边。
低速漫波嫌船急，高情手语胜言传；
曾为友邦相得益，终是兄弟又并肩。
乘兴此来击水去，飞身劈浪心自甜。

1992年6月中旬，参加中央电大在庐山召开的电视中专教材讨论会。借开会之机，到庐山一游，是我梦寐以求的一大弘愿。
庐山位于九江市南36公里、鄱阳湖畔。相传为周朝有匡氏七兄弟结庐隐居在此而得名，后来就称为庐山或匡山。庐山特有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后来成为兵家的战略要地，到了近现代，更有许多带有戏剧性的人文故事，因而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登上庐山，一座高耸醒目的广告板，即进入人们的视野：“春山如梦，夏山如滴，秋山如醉，冬山如玉。”道出了庐山以其雄峻秀拔的山峰，瞬息万变的云海，飞流直下的泉瀑，角位不同的视觉美，形成早春翠绿，盛夏凉宜，秋色动人，江南冬雪的特别景观，再加上众多的名胜古迹，令人向往。我如醉如痴，除了同与会者同步，还尽力在会议闲暇之机寻找个人的去处，以满足自己对庐山解读的贪婪。我爱庐山的自然美，也爱庐山的历史美。我游览了蒋介石、宋庆龄故居，到了庐山会议旧址，特别是游览了仙人洞，攀登了无限险峰，仰观三叠泉，等等。庐山之行，印象至深。触动我的诗兴，写了三首诗，记录了我之心、之情。

登庐山
登上庐山话庐山，苏君诗墨似未乾。
巍巍秀峰真奇秀，曲曲盘桓竞旋盘。
春梦夏滴非虚笔，秋醉冬玉乃实观。
古圣今贤巧画摄，未睹风韵尽天然。

访仙人洞，拜太上老君
凌空仙人洞，仰慕地上人;
仙台渐渐旧，客坐日日新。

观三叠泉
欲为庐山客，必访三叠泉;
登崖如走壁，拾级越七千。(注)
(注)庐山谣：不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995年2月22日至27日，到南京参加中央电大召开的中专教材、教学大纲研讨会，住在红楼山庄，又称随园。这里是曹雪芹故居。1992年9月重修乌龙潭公园，竖立曹雪芹塑像。红楼山庄位于乌龙潭公园东部，属随园旧地之处、曹家花园前身。住进随园，贵为宾客，有一种荡怀的文化回味。下车很晚，进门时，抬头见牌告“曹雪芹故居”云云，我惊喜地失声叫了起来。虽然坐车劳累，可晚上久久不能入睡，思绪万千。第二天一大亮，就去拜谒曹先生的塑像。回房间，忽然想到未到花时之句，兴致纷来，命笔写了《住随园》一首，斯时斯心斯情，跃然于纸。

未到花时下石城，贵为随客喜则声;
红楼长夜不曾梦，清晨即去拜先生。

这几年因为主编中专教材“企业财务管理”，一连去了好几趟南京，拜谒中山陵、明孝陵、灵谷寺，游雨花台、玄武湖、莫愁湖，登栖霞山，观燕子矶等，凡是觉得应该去的地方也都去了，就是未上清凉公园去过。于是我乘车到那里走了一遭。原来多是叙述六朝旧事的石碑石刻。六朝一时间，“虎踞龙蟠，加以黄旗紫气”(庾信语)是何等的气派，然而，他们徒拥“虎踞龙蟠帝王州”(李白语)，贪图统治集团的享受，求一隅之苟安，终于落得千古耻笑之柄。早春2月，这里同它的名字一样，有一种莫不清凉、凄切之感。于是，我于2月28日写道：

访清凉山公园
清凉山上话清凉，六朝旧事字痕伤;
世代无穷如流水，论断江山涕泪长。

“应物斯感”联想到国民党的垮台，看到新中国以后的发展，有一种思虑升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可以很快，蒸蒸日上，但如果搞不好，也只是昙花一现。不禁联想翩翩，竟有语塞之感。于沉思中从心底蹦出一句话：要珍重国运啊!

1996年10月中旬，去无锡参加中央电大召开的电视中专教学大纲审定会。我主笔的“企业财务管理教学大纲”在会上以范本(与我享受这份荣殊的还有江苏电大的刘老师)的形式，予以推广。散会后，组织游太湖。时值重阳节，使我最感快慰的是上灵霄宫。这是一座崭新的建筑。我觉得，自己去过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但有些地方心悸魂怕，例如成都有鬼城，我就没敢去。这灵霄宫是神仙住居的地方，值得一游。那天，我的心情忒好，面对着灵霄宫宽阔的天街，在外地一位老师雅兴大发的带动下，我也来了诗兴。利用餐纸，记下了《重阳游太湖灵霄宫兴作》一首：

常因开会生游兴，此回重阳上灵霄!
天街悠阔任我走，欲问神仙谁乐陶?

1997年10月中旬，中央电大电视中专教学大纲培训会在西安召开，我主笔的《电视中专企业财务管理教学大纲》作为会上推荐的两个范本之一，在会上作了简要的发言。如前所述，我没有去过西北，能有机会去西安，感到很高兴。散会后，会议组织去延安参观，因为与西安游览有冲突，加上家里有课，时间安排不开，我没有去延安观瞻。想到自己曾经把到延安当作一项崇高理想追求，不禁慨然兴叹，于10月10日写了《去西安》一诗，它没有正面写我的西安游感，却包含我的一系列西安之行，记载了我复杂的心境。诗曰：

延安宝塔山，长使心志宽;
十年一场梦，却先到西安。

1998年10月11日，去黑龙江省饶河，同有关同志验收该县村级干部岗位资格培训工作。当晚县委王书记见我，紧紧握着我的手，兴致勃勃地谈到他来这里工作不久，认识到这里资源丰富，堪称八大资源，欲加大工作力度，把饶河搞上去。我们验收工作结束后，第二天安排游江，回想王书记的谈话及验收情况，在船上起了诗兴，得诗一首。

饶河验收工作即兴
难遂宏愿访北门，书记一见数家珍。
一江碧水洗银链，两岸风光黯写真;
绿农黑蜂微菜贵，红房新筑熊酒陈。
喜听村干谈远志，饶河乘龙正飞奔。

我回忆的骏马仍在奔驰，但我觉得在2000年收住缰绳为好，并把它控制在与其相关联的事情上。
1999年5月初，因为我于1998年写的论文《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我们的对策》一文发表以后，在学术界反映很好，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中心之邀，到昆明，携此文参加全国2000年经济预测研讨会，得到学校领导批准，由公费报销。适值20世纪最后一次世界园艺博览会由我国昆明举行。其主题是：“人与自然——迈向21世纪”。世界园艺博览园位于昆明金殿风景名胜区，由人与自然馆、科技馆、国际馆、大温室、中国馆和树木园、药草园、盆景园、蔬菜瓜果园、竹园、茶园六大园以及中国园林、国际园林两大展区组成，是一次难得的世界园林集粹。借此良机，我携玉梅（自费）一同去昆明。我们乘飞机去的。观世界博览会的盛况，游昆明湖、石林、钟乳石、西山、太华寺、三清阁、龙门等，领略云南风光，特别有趣的是，一是我们办（买）了“护照”，在世博园周游列国，盖各国签证大印，返老还童，自娱自乐；二是访大观楼，惊览海内第一联，品位“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的意蕴。这两件游事，令我心神飞扬，感叹人生的不能尽意，深深地沉入我的脑海。回来我写了两诗，可见当时我之一斑：
一是1999年6月20日写在“护照”上的戏词：

开放我竟不自由，游园戏照且环球；
他年若遂鸿鹏愿，当以此证说风流。

二是填了一首词：《醉垂鞭·游世博园》

旋飞嫌里长，方落汀，争相问。世博迎万众，盈园浓浓春。流连诸处妙，谁最俏？中国锦。乐音动彩云，画里游客晕。

我冒昧地论说世界大事，可曾未踏出国门，面对世博园，感念横生，所以搞了一次“出国游”。在黑龙江工作，几次在黑龙江边观彼岸，总想去那里看看。所以，旅游的回忆使我很难停笔，如果不把20世纪最后一年我到俄国一趟写出来，总觉得不舒服。
1999年10月6、7日两天，我作为省宏志公司聘用的法律、经济顾问，随黑河大岛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到俄罗斯布达戈维申斯克市搞调研。黑河市与布市隔河相望，两市领导和人民来往密切。在黑河，几乎无人未去过布市，加上历史的原因，所以不把到布市看作出国。我们坐轮渡过江，要找的一位牵线的俄国朋友，正忙着别的事情，我们就改了工作的时间表。我们先到江边散步，回忆那段屈辱的历史，人人对江兴叹。然后，我们取道去俄建的中国商品集市贸易市场，访问调查了在这里集市上摆小摊床的中国过江个体业户。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布市几个大商场，转悠到列宁广场。那天，虽然天气晴好，但秋风萧瑟，满地黄叶翻飞，街道上车辆不多，行人稀少。在广场上，我们见到八、九岁左右的三个俄国小孩：一个男孩，两个一大一小女孩。孩子们穿的单薄，显得寒碜，一个个白脸呈鸭蛋清色，冻得瑟瑟发抖，最小的那个女孩，淌着大青鼻涕，不时从嘴边抽回鼻孔。我们几个人，分别邀这三个孩子在一起照了像。孩子们乐不可支，照罢像，便向我们要小费。我的同胞们显得很兴奋，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也不例外。不过，我总觉得，这天气、地气和人气激不起我的游兴。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又是去俄罗斯，一股联想油然而升，感叹国际共运的兴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如此这般。从列宁广场出来，我们几个再度沿黑龙江边漫步，大家好长一段时间谁也不说话。我回头深情地回眸对岸正在发展中的黑河市，一丝微笑掠过我的脸。回国的当晚，我辗转难睡；第二天一早，跃身将这两日游感写了一首诗，题为《访俄布市有感》：

梦里蹈海思勤国，不期商事访新俄。
列宁广场哭无泪，边民贸易叹有蹉。
奔涌热血心绪乱，划策锦图回肠涸。
鞠首问计拜业户，应为时代写新歌。

现在，让我把回忆的思绪从游历中拉回来，谈谈我的社会生活的另一面。历史经验警告我：不要再过问政治了。但出外所见所闻，政治又总是给我刺激。首先是，我不能回避文革这段历史。人们见到我，许多人常常把话拉到我的经历上来，或者直接问我文革期间做什么。我常常找个遁身之词，淡淡一笑了之。然而，有时却没有回旋余地，因为还有同行者——例如，有一次，我和邴瑞年一起在南京开会——他们就把我“卖”了。意味深长地是。人们一旦知道我的身世，不但没有把我视为另类，反而对我更亲近了。如我在前面说的，人们理解这段历史，也理解我。随着日月转换，特别是近来，人们对文革更有自己的看法了。其次，现实的种种事实，又总是勾起沉重的往事，引许多人议论当前的政治，重新咀嚼文革、消化文革、理解文革。我无论怎样表述，也难能支开，甚至有些人批评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非问我到底如何评价。还有，情之所至，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现在与过去类比。再者，因为教育、教学关系，需要穿衣戴帽，也不得不讲政治。
从1984年5月到电大生活以后，我的日日夜夜是在逆境中度过的。这是一段充满热望、自励、辛劳和血汗的日子。身处逆境，心情总有一种压抑之感，通过开会到各地观游，给我带来的是轻松、释放、开阔和欢娱，面对祖国美丽的山河，看到各地的巨大变化，常常有一种“乐不思蜀”之感。
到各地开会，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各地欣欣向荣、蓬蓬勃勃的一派建设景象，正在施工建设的高层建筑，不断变宽、变快的道路，一片片的高楼，一排排的新住宅，激越流畅的立交桥，奔驰如水的车队，以及穿着一新、款式和颜色各异的人流……我们的城市长高了，变得雄伟了，变得洋气了，变得美多了。谁都可以感觉到，我国的经济建设正在大踏步前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使人们看到现代化的前进步伐。我脑海里充满兴奋、喜悦、反思和期待。我所看到的一切，好象都是对我的新的召唤和鞭策。我感到我又回到了我壮怀激烈、朝气勃勃、对人对己信心十足的青年时代了。
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人们在谈到今天时，常常听到的是房子大了，收入多了，衣服好了，孩子出国了，总是要讲述过去生活短缺的种种故事，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和希望。过去出差，最操心的是带粮票、布票之类，盘算着到外地买点什么便宜的副食品之类；现在放开，各种商品应有尽有，只要有钞票就行，想的是如何搞点旅游，多玩玩。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成都、武汉、长沙这些我多次去过的城市，我清晰地记得，旧日看到的是，人们遇到节假日，手持副食券，排着长龙，才能买一份糖果、点心、瓜子、花生和其他规定的肉禽蛋产品，全家就觉得这年节过得红火；如今人们走进商店、超市，开架选购名目繁多的商品，成天一派节日气氛。旧日在杂志、教材中读过的超市、连锁店、自动购物机、银行自动存取柜，现在我国各大城市屡见不鲜。从整体上讲，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
走到哪里，都会强烈地感到，人们的观念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变了。
面对这一切，我自思忖，我们中国最可称道的，就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那博大的胸怀，永不休止、勇往直前的创造力；灿烂的中华文化，就是依靠这种情怀、这种创造力形成的。这情怀、这创造力，就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秉性、凝聚力和向心力。它是大放异彩的物质，也是光芒四射的精神。它一代一代发扬光大、延续万代。每一代人从这里汲取营养而成长，受到鞭策而创造出一代新光辉，使河山更加美丽动人；又以其昭示后人、激励后人。正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也有其奇伟、不凡、可颂之处，也有其缺点、错误、可批评之面。他们都是历史造就的大人物。我又想，眼前的事实同过却的文革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中国人民正是从文革的反思中获取教训和力量，才有今天。难道不能说，正是这种反思不足和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使得我们在现实中，还存在我在下面要说的那些情形。我又问自己，这是我的书生气、幼稚病复发？还是我的同时代人在这个问题上又犯了一次错误？
在我的接触中，我也深深地感到，人们在称道当今的同时，也总是描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新鲜空气，带进来的苍蝇和污秽，看到许多不应该在社会主义中国曾经灭绝的东西，又给它们提供死灰复燃的条件，并且不能适时地加以解决。在列车车厢里，轮船座舱里，人们彼此传递的是，在旅社里，外间小姐打来的电话请安和问询是否要特殊服务的新闻；议论改革开放以后，解放后曾经绝迹的黄、毒、赌，又沉渣泛起，特别是官场腐败，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人们绘声绘色地描述某些高级领导人如何利用权势、巧取豪夺、肆无忌惮地敛财、聚财以及无恶不作的桩桩丑闻。人们津津乐道社会上盛传的各种民谣。古谚说得好“上山下乡问渔樵，要知民意听民谣。”
我对民谣开始是惊诧，甚至不敢相信，后来越听越多，就感觉它们利用顺口溜和大家熟知的诗词加以改编，形象而生动，切中时弊，入木三分。例如，对于买官鬻爵之事，我听到“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开始不敢相信，后来人们告诉我，确有其事，而且不同的官职，还有具体的明码实价，这样的实例，后来见诸于报端，始觉自己迂腐至极，孤陋寡闻，幼稚可笑。民谣涉及各个方面，从不同角度，揭露和抨击当前的政治腐败。往往在聚餐时，民谣和官场腐败，便成为人们佐餐的最好的笑料或话柄，调节空气，近乎关系。常常是一人主讲，其他人互相补充，提供新的资料。此外，各地公园的自由角、澡堂休息室以及长途车船上，更是民谣、议论腐败批发零售的市场。有人说，这是政治开放、民主进步的表现，也有人说，民堤溃不可控的写照。在我这里，听民谣的情感是复杂的，有时叫我长吁短叹，有时令我啼笑皆非，有时激起义愤填膺，有时又感到讳深莫测，或叫人拍案，或叫人摇头，或叫人深省，或叫人痛心，真是百感交集，纭纭不已。
一次在去深圳的火车上，我睡硬卧，听两位乘客躺在上铺上闲聊。一人很激动地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吸毒、娼妓、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北京当时二百多所妓院，几乎一夜之间被扫除，刘青山、张子善等贪污腐败问题，一经发现，也在短期内迅速加以解决。如今的社会丑恶现象、腐败问题却屡禁不止，反而成蔓延发展之势，这是为什么？”
另一人翘起身子，也用一种发问的口气说：“是啊，社会丑恶现象和腐败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又是如何产生的？怎样才能造成致使这些社会丑恶现象和腐败不能生成和不能再生的条件？”

人心思上，人心思改，人心思定，这是我出差最深的感受。人们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对右的东西也忧心如焚，期望真正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人们认为，腐败不除，犹如蛀虫仍在，国家这个大厦就有可能一朝顷刻瓦解，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还有八亿农民，腐败的严重性更增加了危害的隐蔽性。令人担忧的是，腐败不但没有得到有力的纠正，还在加速加倍地向核心深处伸展，向四处恶性扩张，涉及各个领域。原来认为清水衙门，例如教育、科研部门也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恶性案件。
我在同人们的接触中发现，年龄比较大的工人、有一定文化的农民和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认真思索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顷刻瓦解和解体，人们认为，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根源。在前苏联，一是前无古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历史经验，斯大林在领导苏联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在抓阶级斗争中，不善于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致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同时，在帝国主义包围下，偏向重工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产品短缺，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提高和改善，群众意见很大；二是隐藏在共产党内很深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赫鲁晓夫，搞两面派，利用党和国家缺乏民主、法制的环境，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之后，迅速组织宗派，形成特权集团；他们肆意歪曲、卖力宣传斯大林和革命、建设中的缺点错误，进而全面否定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迎合资产阶级需要，美化资本主义，公然走资本主义道路，致使党的性质蜕化变质，官僚主义、贪污、贿赂盛行，金钱第一、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猖獗，公众共产主义信仰坍塌，工人、农民社会地位衰落，人民敌视国家政权；三是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曾经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计划经济完全蜕变为官僚经济，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官吏和社会上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相互勾结，公然侵吞国家资产，致使社会主义经济崩溃，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尖锐，社会生活动荡；四是依靠这样一些社会环境和条件，这些宗派集团，本来掌握国家的官吏和军队，控制了党和国家机器的要害部门，在出现反对当局的错综复杂的民运风起云涌、右翼亡共复辟势力猖獗活动之时，便利用这样的时机，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政治势力的配合和支持下，振臂一呼，已经根本蜕变的这些所谓共产党人，便公开站在右翼一边，摇身一变，自己摘掉共产党人的帽子，终于变成改朝换代的工具，成为新的统治者。对于东欧国家来说，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革命的共产党人，在苏联的支持下取得革命政权，全盘苏化，盛行苏联的那套东西，积重难返，那些依靠指令接班的党的第二、三代领导人，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社会政治斗争的实践经验，敌不过赫鲁晓夫及其以后的大国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诱惑，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早已不是社会主义性质，所以，苏联一解体，在国际右翼势力支持下，这些国家必然哗变。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看，根本的问题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缺乏建立在社会民主基础上的宪法机制，加上复杂的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的诸多原因，使那些善于投机钻营分子，以两面手法篡夺国家领导权之后，进一步煽动群众不满，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
一次，我在去深圳的车上，听一位中年干部模样的人，感慨地说：“我国现在的情况告诉我们，或者共产党除腐败，或者腐败除共产党。二者必居其一。”车上人们议论，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铁的定律。现在是大力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极好时机。这就是我多次出差听到人们的议论。
这是前几年的事，自90年代以后，私有化的改革趋向，国有工厂改制，和未触动个体经济的农业联产承包制暴露的问题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两极分化，上学难、治病难、就业难的问题，以及社会治安等等。人们普遍产生了不安全感，不仅在于职场的突变、社会治安的不保，而且还担心上市场假药、违章食品、果品的当。在知识界，我接触的人中，还有人对我说，国家的经济安全也值得忧虑。国家经济安全目前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在我国，有这么几点：一是外资、外国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市场。自1993年以来，我国连续六年，成为列在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引进外商投资国。对外商投资企业，我国采取超国民待遇，有利于引资，却也压抑了我国同行业企业的发展，使我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处于不平等的被动难堪的地位；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集团在我国的突入，造成对我国某些行业严峻的挤压之势。二是在吸引外资时，引进一些高污染性产业，造成对我国环境的严重污染。三是国有资产以多种方式流失严重，渔利于外国人和个人，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四是我国加入WTO，也会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带来很大冲击。还有，我国的外债水平也值得研究。
在旅途和会议的闲暇日子里，在其他自由港的攀谈中，人们谈起这些情况，无不觉得问题严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表示深深的忧虑。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如果把这些情况同美国对华政策联系起来，我国目前趋向私有化的市场改革，就更应该深思。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说，中国已经是美国“发展最快的商品和服务市场之一”，“我们同中国交往带来的最大好处是，这给我们提供一个在公开和私下敦促中国领导人改变方向的重要手段。”这位朋友问我：艾奇逊曾经把美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身上，杜勒斯曾经设想以“和平演变”的方法，寄望于毛泽东之后，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将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这些战略设计，有没有道理？还有，前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与演变，究竟是喜事还是悲剧？美国在此之后，究竟是加快了“改变中国政治方向”的运动，还是要与中国“全面交往”？美国是在同我国搞友好合作，还是采取又打又拉的两手政策？我无意作答，我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带给我的是深思。而20世纪末、21世纪初出演的欧洲多国的“颜色革命”，把我的深思引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作为一个教员，对于我国的教育也感到忧心忡忡。一是拜金主义、二是智育至上，深深侵入了我国的教育肌体。许多人公然无视法律、法规和公德、良心，向学生捞钱，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教育结构失控，一味地改高校，砍中专、中技，致使人才、人力资源结构严重失衡。假文凭、假学历证书的广告、宣传单，在电线杆、墙壁上随处可见，五花八门的骗学、办班、出国留学，也公开向社会叫板。考纪不严、考风不正。搞精英教育，重智育、轻音、体、美、劳，致使学生不识五音、不辨五谷，身体素质下降、美丑不分，甚至以丑当美，学生违法违规、犯罪率上升，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家长、教师对学生进行体罚，引发学生致残、致死现象屡有发生，如此等等，几乎每天见报，不忍卒读。
我在交往中，友人还告诉我，我国现实的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格局，同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产生严重的摩擦和冲突，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淡漠化，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一致性、协调性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我在想，长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根据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思想进行。在以往老一辈打江山并由其形成和控制的人治情况之下可以行得通，进入邓小平之后，法治必然大兴。
我还想，黑格尔的正——反——合的三段式发展理论，确实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螺旋式的往复推进，才能实现社会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曾经被人们用来反思毛泽东的法宝，现在正对准他们自己。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是一种历史的强制力。对人对事的公正评价，必然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而与时间结合，呈现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过程性和阶段性。嘲笑他人的人，也必然受到别人的嘲笑。中国的发展现在进入反思改革开放之时。这对于某些人来说也许是一种痛苦，但谁也不能回避，谁也不能取消。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共产党及其领导方式也必须改革——建立一种在全民公决的宪法机制基础之上的国家发展机制和党的建设机制，势在必行。不这样，就没有独立、自主、民主、自由的中国，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存在和发展。

时间飞逝，日月之轮匆匆地将我推向退休的年龄。俗话说，“人过三十天过午。”这话道出了人生的速度。30岁以前，我常常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好像春天总属于我们年轻人的；过了三十，就觉得时不我待了。我的三十之前由于家境反反复复当学生；1966年至1984年，这段人生的黄金时期，是在革命的冲动和清查革命的反思中度过的，有亢奋，更多的是磨难和不平；1984到1998年的重新工作、教育、教学生涯中，我的回忆给我带来兴奋和愉悦，感到过得激愤、拼搏而后轻松。人的一生，靠的是梦想；梦想开始是父母、后来是自己造的，通过社会修正，其张飞的力量，取决于自己梦想的高远和深切。父母特别是母亲给我的梦想是高远的，也是深切的，到自己立誓，而在文革后几乎被击溃，通过读书和反思，重新燃起生命之火，作了一番拼搏。临近退休，我还想干一份光彩的业绩，为自己在职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是命里该当吧，我在退休前，果然遇到了一个良机。

事情是这样的：根据国家教委《关于各类成人高等学校评估工作的意见》和国家教委电教办(1997)59号文件《关于做好广播电视大学教学评估准备工作的通知》以及《关于开展广播电视大学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规定的精神，全国省级广播电视大学，于1997年至1998年进行教学评估，然后在全国范围内根据评分，分出等级，排出名次，予以公布。不符合要求者，将取消办学资格。
整个评估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各校根据评估标准，进行自评；第二阶段，由中央电大组织复评小组进行复评；第三阶段，由中央电大根据各校复评的打分，进行全国综合评定，分等论级。
黑龙江电大于1997年8月开始，至1998年4月完成自评。1998年9月17日至20日，中央电大复评组来哈复评，对黑龙江电大的评估工作，作了较高的评价。在这次评估工作中，我作为省电大教学评估组的成员，怀着对得起历史、对得起现在，对得起将来的心情，积极出谋献策，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起草自评报告。一开始，自评报告的起草人有冯少舟、王月和我，因为他俩另有别的任务，起草报告的工作，实际落到了我个人的头上。洋洋数万言的草稿，基本上由我一个人完成。为了这个报告，我放弃了校外有酬讲课，全身心地投入，夜以继日，以至于稿子完成后我就病倒了。在教学评估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经过大家进一步讨论修改，自评报告受到中央电大复评小组的好评。认定“自评报告撰写规范、完整，论证材料真实，分析恰当，提供的文档资料较为完备、充实。”我为自评报告贡献了心血，为此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二是为了配合复评，我积极提议，以后又具体策划、组织了黑龙江电大教学评估展览。评估展紧密配合自评报告，突出了评估工作和评估内容的重点，图文并茂，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学校的日常教学和教学管理以及整个自评工作，溢于言表，跃然纸上，生动、形象、直观，有力配合了复评工作，受到了复评小组的表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鉴于我做了上述贡献，后来在推选评估积极分子出席中央电大评估总结表彰大会时，参加评估的工作人员，一致推选我；虽然以后学校让一位副校长出席，但我还是感到很大的满足。因为我的工作，已经得到学校教职员工的公认，这本身就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从1984到1998年，我在电大工作了15个年头。由于我出色的工作，在1998年教师节，我被授予学校优秀教师称号。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足称的荣誉，但我却很看重它。因为，一是这次评选是经全校推选出来的，是上下对我的认可；二是我即将退休，这次评奖，为我的老师之职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一天，学校还授予我从教40余年的荣誉证书。除了1987年以后，我在学术上得过四次大奖，但是，带有行政性质的奖赏却因为历史问题而与我绝缘，虽然群众不乏推荐，这次我又领会了荣获奖赏的欣慰。
我在逆境中，重执教鞭，备尝艰苦，但富有成效。我没有玷污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也没有背弃我自己的誓言。回忆的快慰，使我从兴奋中自省，人这部机器，靠的是自己上发条。道一声：谢谢我自己！不过，逆境生活，重新燃起生命之光，更谢谢我的妻子、我的子女，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我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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