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正美：长篇文革回忆录《秋梦追思》连载七

tuffy05 · 发表于 2010-2-8 17:07:21

长篇回忆录《秋梦追思》

作者：范正美

第六章　昙花再现

　　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汉］王充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楚］屈原

　　假象需要时间揭穿，真理有待实践检验。错误的东西，立于荒谬、虚妄的根基，难逃崩溃、揭批的厄运，在某种条件之下，也可能迁延时日，但总会受到历史的清算，而文革浓缩的特殊历史条件，在毛泽东领导下，更使我们树立了这种强烈的信念和希望。毛泽东驾御文革航船，始终把人心的向背、人民的疾苦，作为他掌舵的重心；他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关注人民痛痒的各种信息，注意倾听来自最底层的不同呼声，不断调整失去的平衡，极力纠正走偏的航向。人民在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关键时刻，总是把希望的目光投向自己信赖的领袖毛泽东、投向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相信毛泽东、相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能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对的，改正错的。黑龙江省的文革轨迹，勾画出了这一亮点。早在潘复生办我隔离审查之时，我几次握笔想投书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申诉并进一步反映情况，终因资料掌握太少，而未能成稿。

　　在文革中，毛泽东多次通过生动的历史故事，谆谆告诫各级干部，力图实施政治高压，制造的平静不仅是虚假的，而且是极不稳固的，更不应该为共产党人所为，因为它压制的是人民的脊梁，压力越大，人民的反抗力越大。潘复生的高压及其残酷性，致使全省挨整、受压的干部群众纷纷上访、或者写信，向毛泽东、党中央申诉，许多正直的领导干部还通过参加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的会议等方式，积极向中央申诉这方面的情况。这样，对于黑龙江省派性掌权、清队扩大化的问题，中央早就有所发现，并适时作出指示加以纠正。

　　1969年以后，中央和国家领导对潘复生作过多次批评，如1970年7月，周恩来接见一机部四十一厂学习班时，明确指出“黑龙江省山上山下派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有的地方是一派掌权，总的根子就是派性没有消除，问题在下面，根子在潘复生那”。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并鉴于战备(上章那位小将的信可见一斑)的需要，中央派刘光涛来黑龙江，调整了黑龙江省的领导班子。

　　根据刘光涛关于调整、加强省革委常委班子的建议，经过酝酿，于197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1)同意由潘复生、汪家道、刘光涛、于杰、刘思聪、郭强、袁俊、曹志、傅奎清9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由潘复生任组长，汪家道、刘光涛任副组长。(2)同意增补于杰、夏光亚、苏民、刘思聪、谢长华、张春和、张备之、曹志、聂士荣、唐金枝、马占春、宋振业等12人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3)同意增补刘思聪、曹志、关荣珍、王苏民、任茂如、苏民、张斌、张春和、张备之、郭海波、夏光亚、谢长华、于洪亮、林云喜、冯连发、高凤志、马占春等17人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4)免去游好阳、张午、张万春、毛远新、郭强、张多树、张魁印等7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职务。

　　由于刘光涛初来乍到，加上他的谦恭、随和的个性特点和良好的愿望，无力抵制潘复生的顽固不化和老谋深算，这次班子调整工作，潘复生实际上仍然起了主导作用并强化了他的用人。刘雪峰后来对我说：

　　“在讨论增补副主任时，潘复生找过我。他说，你不是工人，你是个夜校教员，还是知识分子。这次要求增补工人，希望你能理解。要求有一个炮轰派代表，当然只能选宋振业，不能让范正美上来。宋振业态度好，范正美到现在还不认错。”

　　到1969年以后，潘复生的问题已经暴露无余，并且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根本不思悔改，而是挖空心思，采取各种新的招术，继续玩弄他的那一套鬼把戏。这些新招术是：

　　一曰拼班底、争夺领导权。潘复生利用中央调整黑龙江领导班子之机，继续拉拢一些人，对抗中央调整领导班子的意图，极力扩大自己的亲信，排挤落实政策的人，甚至把他们当作敌人打。因为这里涉及人员问题，只能从略。

　　二曰封锁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当时毛泽东亲自批发的要求各地贯彻政策的文件，潘复生竟扣发了二十余件。

　　例如，毛泽东于1969年9月，针对两派问题，提出“一派不灵，两派才灵，一派掌权不行，两派联合才行。”在中央批转江苏省连云港市建立革委会的文件上作了引述，潘复生拒不传达，一直到同年11月，不少单位在全省车辆厂现场会议上才得知毛泽东还有如此明确的纠正派性掌权的指示。

　　1970年3月，毛泽东批示签发的《中共中央十七号文件》，中央有一段极为重要的批语，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仔细地阅读，并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好好想想，对毛泽东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的一系列指示，是不是认真贯彻执行了，今后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各项政策。对此，潘复生也将其封藏在他的政治密柜里，谈何贯彻执行，直到1970年底，许多单位如梦方醒，闻知有这样的好事，深感这些说法、做法才对自己的心思，符合广大群众的愿望，体会到毛主席亲、共产党好。

　　三曰黑龙江省“特殊”论。潘复生说“六厂二校”的经验不适合黑龙江省情况。辽宁省在抚顺召开的贯彻政策现场会的消息，有人在黑龙江省加以印刷、传抄，潘复生指责这是散布小道消息，严加否认，并且通过哈市工代会的《工代会通讯》，对此发表评论员文章大加抨击。说什么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出于反革命的绝望心理”，“从阴沟里爬出来的”，“恶意挑起派性斗争”，是“伸手要权”、“拆革委会的台”。

　　一三一九部队贯彻毛泽东关于两派掌权的指示，潘复生斥责他们来黑龙江省“不了解情况”，“在鸡蛋里挑骨头，在肉里挑刺”，并一再声称“黑龙江省不存在一派掌权和落实群众组织政策问题。”

　　四曰阻扰、破坏落实政策的现场会。潘复生很懂得现场会的利害，也就特别害怕召开落实政策的现场会。刘光涛经过精心调查和策划，决定要在车辆厂召开一次落实政策的现场会。潘复生先是抵制，不许召开；在抵制不成时，又多方歪曲经验；最后在大家推动下，不得不在会上作了一个很不像样的讲话。

　　可以看出，潘复生此时利令智昏，所使用的这些新招术极不明智，手段既恶劣又笨拙。

　　如前所言，对于潘复生大反右倾、狠抓漏网走资派、大搞派性掌权、清队扩大化的问题，我作壁上观，有一种幸灾乐祸、走着瞧的思想。我到绥化之后，一头扎进了工人群众之中，把劳动当成了乐事，等待着看潘复生的下场。

　　潘复生的上述情况，我和玉梅陆陆续续得知，原来到绥化的压抑，本来因为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理解，去了几分，这时更觉得，怡然舒畅，十分兴奋；我俩平时从来没有感觉人们对我们虎视耽耽，这时更觉得周围投来的是特别关爱和期待的目光。

　　当时下放到八一厂、同我们住在一栋房的，还有一位在省农机局担任技术员的哈尔滨人——栾国武。他经常回哈尔滨办事，不时从省城带回外地或哈尔滨的信息，另外还有工厂里的热心肠的其他朋友，从别的渠道得来的北京的一些情况。

　　在这些零乱芜杂的信息中，往往穿凿着人们的美好愿望，对我的关爱和信赖。这样，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两派问题、对黑龙江省工作的指示，传到我耳朵里，就变成了一个个美丽的神话般的故事，经过演绎而富于浪漫色彩的北京精神，令人振奋，希望满怀。

　　我和玉梅对于这些演绎材料，反复琢磨，不断筛选，认真地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分析，细心地把它们梳理起来，编纂成一串串珍贵的资料。哈尔滨到绥化，仅仅200多华里，在那个信息仅靠开会、电话传递的年代，从民间底层这个侧面得来的信息，所揣摩的省里工作的某些新动向、新趋势、新特点，感到特别可贵。我们有一种喜不自胜的预感：潘复生的末日快到了。经过文革的风风雨雨，训练了我们的头脑，促进了神经的发育，增强了政治嗅觉和洞察力。这看来不成系统的一个个信息片段，在我和玉梅这里，便成了显现漫漫长夜即将结束的灿灿曙光，驱走酷酷严冬吹来的缕缕春风，久旱之后自天而降的滴滴甘泉，给我们带来的兴奋和喜悦，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

　　但是，到揭、摆、批潘复生错误时，我却没有感情用事，借机发泄自己的满腔义愤。我只是在大会上作了一次“应邀”发言。在小组会上——我参加绥化地区小组，主要是听取其他同志发言。别的同志问及我，我也不愿意多谈自己受亏待、遭迫害的种种事实。我牢记毛泽东的话：夹着尾巴做人。

　　我的哲学是，在挨整时，要挺起胸膛，不要害怕，相信时来运转；在大家起来揭发潘复生、我得到平反以后，就要让别人说话，少出风头。对于原来与自己观点相对的群众代表，我坚决不打横炮，坚持多做团结工作，避免横生枝节，力争批潘斗争的全胜。这就是我参加批潘党干会的姿态。

　　在潘复生掌权时，有的群众代表自恃有潘复生作后盾，派性十足，盛气凌人，特别是上有毛泽东的明确指示，各地有经验、群众有意见，还继续抱着潘复生大腿不放，跟着撒谎，欺上瞒下，不肯落实政策，甚至玩弄权术，压制批评、抵制意见，采取种种人们难以容忍的手段，惟恐因此失宠，拼命跟着抵制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两派掌权的指示。

　　1970年10月15日，潘复生亲自主持省革委会机关毛著讲用会，一位群众代表、省革委副主任T说，“落实政策不是大方向，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当前主要矛盾不是落实政策，是广大群众同走资派的矛盾”，受到潘复生的赞扬，并要她到哈尔滨市各单位去讲。

　　在潘复生被迫同意召开的落实政策的车辆厂现场会的常委准备会上，另一位群众代表、省革委副主任N在会上大放厥词。说什么车辆厂的经验“是从伯恩施坦和托洛茨基武库里搬出来的”，“如果车辆厂经验的论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二十三军、省军区、O一六、五0五部队支左都错了，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都得作检讨。”还说，“假如你们硬是要说车辆厂是派性掌权，群众组织政策不落实，两派大方向是一致的，那你们回去，到车辆厂去讲好了，我们这是全省的会，在全省搞你们这个东西，将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说什么“派性掌权的论点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并且质问一三一九部队参加现场会的人，“你们这样做究竟是什么目的，用心何在？”气的这位一三一九部队首长直哆嗦。

　　这些简单事实说明，这些群众代表受潘复生的影响，已经极端脱离群众和现实了，对此干部群众意见很大。但是，在召开省党代会前后，我多次做这两位副主任的工作，帮助他们同潘复生的错误划清界限。当其中一位副主任思想不通、托故不肯参加党代会时，我请车把他从他家请来参加大会。当时大会开会时间眼看就要到了，就是不见这位副主任。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感到他以前在潘复生掌权时的许多做法和今天对待党代会的态度都做的过头了，有的同志极为不满，感到特别气愤，贬斥之词脱口而出。但是，当大家见我把他领进会场时，也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体现出了一种不同于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胸怀和风格，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这些做法，使这两位不同观点的群众代表很受感动，也赢得了社会的好评，从而为消除派性隔阂、促进团结作出了我应有的贡献。

　　说实在的，一想到许多战友、同志和同学，在潘复生大搞派性掌权时，挨整受压的情形，我的内心感到极度的痛楚，在情感上难于通过。但是，我还是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寄希望于团结胜利的路线，寄希望于这些同志自己觉悟，寄希望于这次能够真正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后解决和纠正潘复生的错误。我想，我不能再来个一报还一报，翻烧饼，又整他们一下。“我不欲人之加诸我者，吾也无欲加诸人。”前些年，某些群众代表趾高气扬的做法我是很反感、也是很有意见的，但是，如果今天我借此报复一下，那我就也犯错误了，还有什么共产党人的风范，连古代的封建文人还不如。关键是必须解决潘复生的问题，大家从潘复生的错误那里吸取教训；只有团结整自己整错了的同志，才能把在潘复生影响下的人争取过来。应该以大局为重。后来的实践证明，我这样做，使省里上上下下了解了我的为人，也使那些跟潘复生跟得很紧的人，后来变成了我的朋友。对此，人们是不忘的。这一点我将在后面适当的时机来介绍。

　　谈到党干会，有必要在这里谈谈我对钦差大臣毛远新的观感。

　　1971年的党干会开了近三个月，毛远新在哈尔滨也待了三个月，可这位年纪轻轻(如果不错的话，那年他33岁)、就读于哈军工的学生、与我们这些出身于普通工农的造反派曾经并肩战斗过的他，此次来哈竟然把自己封固在花园村这个专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设计的“行宫”里。开大会时，他步随陈锡联，披着一件军大衣，不时抖动左右肩膀，以防军大衣滑落，迈着四方步，神气活现、威风十足地走向主席台，还未坐定，服务员就端上他的专用水杯，倒好水，彬彬有礼地献到他的跟前，只见他高兴时点点头，有时却毫无表情，摆着派头坐定，扫会场一眼；会散之后，又是这般模样退出。那作派，着实令人看起来很不舒服。人们看在心里，其观感，我想不会与我相反。整个党干会期间，他行动的轨迹，就是坐着红旗轿车，在北方大厦与花园村之间这个几百米距离来而复往，他既没有离开花园村到小组来看看，也没有找我们这些曾经同他很熟的朋友中的任何一个，在一起叙叙旧，或者听听哈尔滨其他情况什么的。显然，他眼里没有人。我们中许多人觉得，毛远新变了。

　　1967年我们两派在北京时，毛远新经常穿着一身旧黄军装，挎褙一个旧黄布书包，把我和边士军、冯昭逢、宋振业等人找到一块唠唠，甚至开个玩笑，引得大家捧腹而笑。有时还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把我们约到西苑旅社附近的一个公园的树林里，把自行车往旁边一扔，同我们席地而坐，随便聊天。那时我们感到他是我们中的一员，觉得毛主席的亲人确实很亲、也很可敬。那时，我们之间是同志加朋友。现在，我觉得他在摆谱、端架子，俨然以上司自居，自命不凡，不认朋友，使之感到他离我们远了，不可亲、不可敬了。这使我想起我们班的艾和，曾经针对他的四月来信说过的一句话：“他代表谁？没有他大爷的签字，他啥也不算。”

　　大会期间，哈师院胡云飞、李阁卿等人曾经向我建议，要我找毛远新谈谈心，我将上述印象告诉他们说：

　　“毛远新已经变了。他已经离他的老子、他的伯伯差远了。”

　　我这个人，本来无趋炎附势、攀高结贵的非分之想，而多少有点儿知识分子的清高之气，想凭着自己本事干革命，而毛远新此时的作派，令我反感。我说：“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依傍人势，叫人家瞧不起。人家此时自以为高不可攀，我又何苦低三下四；人家自以为他现在是大人物、了不得，我又何必去卑躬屈膝般求见呢？”

　　当时我想，也许毛远新以为他的那封“四月来信”是助纣为虐，不好意思见江东父老了，这也何必，跟大家见见面做几句自我批评不就取得我们的谅解了吗?他可万万不能以领袖侄儿自居，因为靠别人支撑的门面，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

　　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社会上风传我和毛远新过从甚密，这是人们从时空上、从正常情理中的猜度。谁知此一时彼一时的毛远新啊。也许，这也是天意，否则，黑龙江就会有一批人因为见他一次而永远也抖落不清楚。这是后话。

　　1971年的省党干会后，经中央批准，对潘复生进行了隔离审查。1972年沈阳军区潘复生专案组于一月一日向中央报告：

　　潘复生原名刘开浚，1931年入党，1932年在济南被捕叛变。专案组提供的影印件说明，潘复生在反动刊物《南针》上发表了悔过书。潘复生被捕前是中共济南市少共部长，也是当时济南市一个青年进步组织“读书会”的负责人之一。对于读书会，他在悔过书里说，这是反动组织，作反动宣传，因我一时思想错误，误入歧途，今恍然悟前思想之荒谬，愿将过去的错误纠正。他在供认中，表示悔过：说共产党陷害青年，认识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今后决心悔过自新，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他在狱中，做敌人的“耳目”和“腿子”，充当“跑号”，积极向敌人告密，协助敌人破坏党的斗争。

　　1972年中共黑龙江省委转发沈阳军区专案组关于潘复生罪行的调查报告和罪证影印件。潘复生被定为叛徒、内奸、国民党反共分子。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的这段历史，1978年随着全国叛徒问题不复存在而予以平反。

　　联系潘复生的历史问题看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我在70年代初认为，他为什么在文革期间反常地疯狂，就是要以“左”的假面目，来掩盖其历史的右的这个真“实”。因为他一心要把右藏起来，就得给人一个“左的”好印象。正是毛泽东所谓“形左实右”。后来在柳河干校学习《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省委青年干部学习班以及省委全会批林批孔期间，我都反复谈到这一点。

　　1971年开县团级党员干部会期间，我母亲去世。党代会之后的这一年秋天，我和玉梅请假回长沙省亲。这次回家有三个目的：一是祭奠母亲；二是接我女儿回来；三是同在长沙的原哈军工的造反派战友会面。

　　在回长沙老家的路上，听到林彪爆炸的消息。

　　我们走下火车，一出长沙车站，前来迎接我们的原哈军工迁校到长沙的冯昭逢、厉志华以及随夫迁来长沙的我们同年级一班的焦彬林等几个同志，见面互致问候之后，冯昭逢小声地跟我说：

　　“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听说了吧？”

　　对于林彪的问题，当时大家通过批陈整风及一系列传达已经看出了大势，但他乘机叛逃，却多少感到十分意外。我急忙详问其故，他们也说不清楚。

　　我发现，人们的眉宇间有一种难以掩饰的欣喜，却在议论之时多少带有一些神色紧张，因为问题出在最高层，给人们谈话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觉得这件事情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将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人们思想深处预感到中央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激烈，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我们几个老同志在一起，虽然坦荡得多，但也因为中央还没有全面传达，许多情况不明，也不便往深里说。通过这许多年的反反复复，大家在政治上比过去成熟多了，因为教训实在太多。所以大家很快将话题转向可以自由抨击的潘复生，大家对黑龙江省的历史巨变感到极为兴奋，以为这才还了潘复生的真面目。

　　“‘人能弘道’，确然不错。”厉志华说。

　　潘复生对军工的伤害是多方面的、极其严重的，用“重灾区”来形容哈军工受潘复生伤害既真实又形象。虽说军工搬到了长沙，但潘复生的魔影似乎也在这里起作用。我们这些老朋友就是被潘复生的无情棒给打散的，如果没有潘复生的错误，有许多人来不了长沙。今日亲人相见，积聚日久的一肚子不满和义愤，便如火山一样激烈的喷发出来。多年不见面的场面首先变成了对潘复生的声讨会。

　　不要说冯昭逢一吐为快，就是厉志华和焦彬林，一说到潘复生，也是怒火冲天，满腹积愤。

　　厉志华是哈军工的一名政治教员，一月风暴时，参加了对黑龙江日报社的夺权活动，后来随着省革委会的成立，他留在报社评论部，起草了不少社论，很为潘复生赏识。但四月炮轰派起来后，特别是所谓“六•五”事件之后，他因为说过，“这样对待炮轰派可不行。炮轰派是群众，省革委对待群众总得让群众讲话。历史证明：没有采取高压把问题解决了的。一部文革史告诉我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话是他在报社几个人闲谈时讲的，不料被一位过路的报社里的有心人听见了，将其报告了潘复生，并且建议潘复生注意舆论工具的“纯洁性”，要在报社、电台工作人员中清理一下有炮轰思潮的人，以便让“党的”喉舌，牢牢掌握在“坚定的左派”手里。于是厉志华就因为这句话、随着舆论界清查“暗炮”之举被清了出来。

　　“也好，要不然，像我这样一个有话藏不住的人，就要在后来倒霉了。”厉志华抱着我的肩，仰身大笑。

　　说着，厉志华跟我倒手指，向我历数报社里的学生、教师是如何一批批被潘复生从报社清理出去的。

　　同厉不同，焦彬林有着另一番经历。她是哈师院我们同年级一班的同学。我在上章提到的所谓“五•二三事件”中，她与同班持捍派观点的L发生分歧，焦认为L在毛著讲用会上言不属实，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双方因此发生口角，进而引起冲突，互相斗殴。当时正值派性清队之时，由捍派控制的师院革委会将这件事定为“破坏清查、深挖和破坏毛主席著作讲用的严重政治事件”，而加以追查，在系里加以点名批判，勒令她进行反复检查。因为这件事，她的毕业分配受到了影响，并在她的档案里塞进了一大堆派性材料。迫于形势，只好随在哈军工的丈夫老吴来到长沙，目前不得不在广播室工作。

　　回老家祭奠母亲以后，我和玉梅就把女儿志武从长沙接回到绥化。在绥化，1970年8月6日玉梅生了第二个孩子——志勇。于是我们一家四口便在绥化定居。

　　我在1971年，随着批潘批林斗争的胜利，结束了逆旅生活，因为潘复生的问题刚刚揭露，我重新回到省革委会工作，原来我在政治委员会的任职早已由潘复生撤销，新的职务还没有任命。这样，我的任务就是“参加会议”，而那时是“文山会海”，我实际上就成了“会议委员”，几乎沉陷于会议之中。当然也接受某些临时任务。

　　首先批陈整风，接着批潘。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按照计划的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审定国民经济计划；讨论战备问题。这实际上是为四届人大做筹备工作。这时的毛泽东因为对林彪不满，改变了让林彪接班的初衷。从我个人占有的资料看，也许有两个重要问题动摇了毛对林的看法：

　　一是林彪专门研究历代宫廷政变，并且对毛主席的评价、讲话有失偏颇，其中主要是“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以及“七•二○”以后擅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等，这些东西，在毛泽东看来不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他本人的意愿；

　　二是林彪在1969年10月17日，在未与毛泽东打招呼的情况下，利用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时，擅自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紧急指示”即第一号命令，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件事造成大批党政军干部和家属被强行疏散到中、小城镇，有的被送到五七干校，极大地扩大了当时的矛盾，打乱了毛泽东的部署，这事使毛泽东大为恼火、极为不满。

　　这样，毛泽东改变了让林彪接班的初衷，因而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也就是不安排林彪当国家主席。但是，林彪、陈伯达，却按照他们的打算，在会上拿出一份《马恩列斯毛论天才》的语录材料，并通过陈伯达在会上抢先发言，极力吹捧林彪，坚持必须设国家主席，意在要林彪出任国家主席。

　　其中他们最重的出击是打出了华北组的第二期简报，在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已经对林彪不满的毛泽东认为陈伯达跳出来向党发难，先责令陈伯达等人检讨，同时找林彪谈话。

　　8月31日，毛泽东又在会上印发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认为《论天才》这本小册子，宣扬唯心史观，散布谣言和诡辩，应严肃加以批判。在这篇短文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的提法，号召全党与之斗争，要读马列著作，方能识别王明、刘少奇、陈伯达这类骗子。会上周恩来站在毛泽东一边，同林彪、陈伯达进行了斗争，并在会上作总结讲话，代表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同年12月22日开始，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揭批陈伯达。从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后，各省根据中央通知，同时开展批陈整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陈整风，重点是批陈。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之后，于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陈伯达被定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我当时的体会是，毛泽东运用整风这种形式，主要是发动对林彪集团的揭发，并且把重点放在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矛头直指林彪。

　　为了推进对林彪集团的揭发，1971年7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又亲自到南方各地巡视，同沿途的当地党政军领导人打招呼，也是目标明确，揭发林彪集团，孤立林彪。

　　毛泽东明确指出，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有些人”搞突然袭击，抢班夺权，指名批评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

　　毛泽东对各地党政军领导人说，这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对于他们在庐山的活动，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尽管各地批陈整风进入尾声，但是毛泽东明确点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在这次巡视中，毛泽东每到一处领着大家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两首歌。他说：“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毛泽东在这次巡视南方途中，提出了著名的“三项基本原则”，这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机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其后，各地传达，开始了批林整风。

　　从1971年12月11日开始，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分之一、之二、之三下发各地与群众见面，供讨论批判用。

　　1971这一年，开始进行批陈整风运动，后来又开始揭批林彪，进行批林整风运动，在我们黑龙江省头一段，主要是联系实际批判潘复生，贯彻省第三次党代会的精神，各单位落实政策，给被潘复生打成“反革命”以及其他罪名的干部群众平反。“九•一三”之后，就是批林。

　　当时我强烈地意识到，我刚回哈，明显的感觉就是绥化虽然同哈尔滨相距不甚远，但还是有一种时局及其理解上的“距离感”——时空差。觉得这一、两年来，国内外的形势发展太快，有一种“跟不上”的感觉。因此，省里通知我回来参加批陈整风有关会议传达，我只是拼命地读当时发下来的、经过毛泽东批示签发的中央文件，特别是毛泽东的各种讲话、批示和文件。用心地思考林彪事件的始末，琢磨着可能发生的世态。

　　回忆的思绪把我带到了1972年，有两件事让我记忆在心。

　　第一件事，1972年八、九、十三个月，我参加了柳河五七干校的高干读书班，专题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组织我们去柳河干校读书是当时根据毛泽东关于干部读书的指示而办的。毛泽东在批陈整风期间，一再号召干部要读书。他在1970年12月29日，对姚文元的报告上批示：

　　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该程度不同地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这次到柳河五七干校，没有让我们参加劳动，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读书。参加这次读书班的大多数是省直系统的厅局级以上干部，老中青三个年龄段。我参加的这一组，有省报社、省文化厅、省公安厅、省委党校、省出版社、团省委、省政研室等单位的领导同志，除陈造反、张鸿池、栾秀翔和我几个年轻干部，其他都是老同志。参加这次学习班，我觉得收获很大，主要是听到了许多老同志的学习发言，大受教育。这些老同志以自身经历，深切地体会到毛主席总是站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高度，从主、客观的相互关系的辩证法来把握问题和提出问题，念念不忘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并且总是着眼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干部从思想路线、从世界观方面来检查工作、把握方向、看待政治路线。他们在小组会上开诚布公地亮活思想，检讨自己世界观上的问题，使我感到真切、实在，也很受触动。在这些老同志的带动下，我主要是联系自己在文革中的实际，对照理论，解剖世界观。在最后写总结时，我写了一篇读书感想，题目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自觉地改造自己世界观》，并在全校大会上发言。

　　我在发言中，检查了自己自来红、在文革中有一种唯我独革、一贯正确的思想，这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作祟，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在理论上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实践上是狭隘的经验主义，思想上的主观唯心主义。有了这种思想，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于革命、于自己是极端有害的。作为一个年轻领导干部，担负着承上起下的历史重任，必须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经常注意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要努力做到在思想上注入群众意识、行动上贯彻群众路线、成果上依靠群众检验。这个发言理论水平不高，但紧密联系自己的思与行，说的是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讲的是心里话，态度诚恳，不是空洞的口号和华丽的辞藻，因而受到参加学习的老同志的好评。有许多老同志说：“在批潘刚刚结束之时，一点没有炫耀自己，而是解剖自己。”我觉得，人们对于我赞誉太多，期望也高。经过前几年反反复复折腾之后，我应该走向成熟、走向踏实。

　　第二件事是1972年12月底被指派去绥化抓征购粮。这一年，全省各地有大小不同的灾害，年成不好，粮食征购工作进展迟迟不力。于是，省委向各个地区派出省委工作组。绥化地区工作组由我带队，担任组长。

　　接受这件工作之后，我的一位同学告诉我，这是两面不讨好的工作。完不成任务，难向省委交差；完成任务，往往挫伤农民、引起农民不满。大凡派工作组下乡催粮，大都是粮食征购发生了困难，或者是因为遭灾，粮食减产；或者是上面要多征购，下面有困难。

　　我国农民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加上国家实行定征定购政策，农民对于完成征购任务是积极的。1969年潘复生搞过一次征过头粮，在全省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惨痛的阴影。所以，带队下去的领导干部，多数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那一年，下去的工作队，为了完成潘复生想完成的任务，不惜对农民采取各种名目繁多的做法。有的甚至连老百姓在锅里蒸的干粮——大饼子、豆包什么的也作为“爱国粮”上交了。弄得老百性怨声载道，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我们这次是新省委派的工作组，不能重犯潘复生的错误。但是，我们这次到底是什么情况，也只能看实践。

　　说来也有意思，对于我来说：这是我刚刚学完《唯批》的第一堂实践课；也是新省委派我的第一件差事。两方面要求我的都是“兑现”：对理论学习的“兑现”——范正美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如何；重新工作后，第一次向新省委交答卷，对素质、能力多方面新考验的“兑现”——范正美抓工作如何。

　　我们到达绥化地区之后，我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决心先搞调查。经过大约半个多月的调查摸底，夜以继日，天天坐着北京吉普车，一杆子插到村屯，既看好的，也看差的，特别是受灾的村屯；既走访社队干部、察看场院，也走访农民家、了解农民的看法；既去地、县推荐的乡镇村野，也自己想到哪里就去哪里。有马上观花，还有下马观花，走马观花，全组分工很快跑了一圈。我本人就是这次跑遍了绥化地区的各个县城及其相近的一些村屯。我拜访了粮食部门有经验的专家和地、县有关干部，回到工作组驻地，又与工作组成员反复碰情况和磋商。掌握情况以后，到1973年1月8日，我建议工作组和地委分头开会，对全区粮食形势进行再分析，进而取得了一致意见：原来所定任务十七亿六千万斤完成不了，只能完成十五亿斤，并且还需要下决心，做好工作；如果再拖下去，恐怕连这十五亿斤也难完成。鉴于原来地区领导夸下海口，不好往回说，于是我建议由我出面打电话给省征购粮办公室。我集中工作组全体同志的意见(应该说，也有个别人不大同意我们的看法)，分析完不成任务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灾多灾重，大面积受灾。全区受风灾、雹灾三百万亩，绝产一百万亩。重点是七个县，四百六十一个大队，三千零六十三个小队；秋雨、早霜，大面积作物日照少，贪青晚熟，子粒不成，有数量没质量。如绥棱县大豆千粒重：去年205克，今年164克；苞米千粒重：去年244克，今年162克。

　　二是庄稼长势有假象，看不透估不准。群众说：庄稼长势喜人，拉上场院唬人，打完场惊(愁)人。估产偏高，层层加码，地区原先估亩产217斤，现只达到200斤左右。

　　三是对粮食形势估计不足，抓晚了，有些粮食确实分散了，浪费了。如啃青、牲口饲料等。

　　此外，我还明确告诉省里领导：绥化完成十五亿斤，是几个政策设定的情况下作出的估计。如：饲料地不给了；羊留饲料不给了；投肥粮减少了；农建粮减少了；有些地方口粮也节约了十至二十斤；大牲畜也分开计算了，役畜留饲料少了；非役畜两个按一个算；种子每亩留十斤等。言外之意，这十五亿斤已经到头了，只能更少，不能更多了。

　　最后，我提出了几条建议：诸如不要草率从事，要过细地做工作，防止畸轻畸重，做好复查调整工作等。我们准备再看看，如果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省委没有别的指示，我们就准备返哈。后来得知，刘光涛看完我的电话记录稿，就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和做法。

　　回到省里之后，我才知道，我开了第一腔，许多人这才开始渐渐说真话。有的老干部对我的电话极为恭维，其中贾××更是说得我脑子忽然复杂起来。他说：

　　“谢谢你开了第一腔，帮了我们的忙。要不然，我们还得在农村呆下去。不能回家过春节。”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这么一个电话举动竟如此这般反应。这使我感到十分吃惊。我开头还真有一些考虑，已如前述。但是当我具体地了解了下面的情况之后，我却没有考虑其他的事情了，只不过是听了一些真实情况之后，说出了人们要说但暂时尚未说出来的一些真话而已。我第一次意识到，当官、搞政治不容易，在我们中国更不容易。讲真话、听真话两者都难。我觉得人们常常不自觉，只有回过头来，才知道自己行进的轨迹，哪些步子走在正道上。上山并不感到如何惊险，猛一回首往往觉得心惊胆战。当回到哈尔滨听到人们说我开了“第一腔”之后，我为自己捏了一把汗。那一天，我回办公室找到了《韩非子》的《说难》，细细地品味起来：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不可不察也。

　　我掩卷思忖，想起炮轰派要求潘汪晋见、反映情况，而横遭镇压，总理独具慧眼、明察秋毫，替炮轰派翻案，以及自己经历的桩桩往事，脑海掀起了狂澜，心跳一时无比激越：老百姓的生生死死，往往就在那些大官们的心绪好坏或手掌俯仰的一刹那之间。今非昔比，一个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作为年轻的党的高级干部，对人、对社会应该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秉公办事，多替人、替社会着想。所谓明哲保身，就是熟谙世故、保官保命者吧。所谓说话要看对象，就是看人下菜碟、注意察颜观色者吧。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者吧。

　　我想到这里忽觉好笑。这些都是旧社会人们得出的处世哲学。今天如果用以作为行为准则，岂不是对人民、对社会不负责任。我国自古就有所谓“以天下为已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今天我们党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出“实事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等说法。遇到民间问题，无非是一些生活、生计、疾苦、困难方面的事情，应该如实反映，说真话、讲实情、用不着遮遮掩掩，去违心地办事。至于大是大非，涉及国家前途命运生死攸关的大事，更应该挺身而出，不能见风使舵，两面三刀，这才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年轻领导干部应该有的情怀和操守。作为现代领导干部、特别是我们年轻干部应该具有双重品性：一方面自己要讲真话；另一方面又要创造出一种让人讲真话的气氛，使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这在现实生活中谈何容易啊！但是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一定要求自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后来的事实表明，刘光涛还是一个实事求是者，在我的电话之后，又有嫩江、松花江等地工作队，向他传去了大致与我相同的报告，从而促使他下决心调整了原来的计划和部署，妥善结束了有关催粮工作。

　　不过，这件事情的经历，就像一把烧红的烙铁，在我的脑海深处深深地烙了一下，且痛且深，永远也忘不了。我庆幸自己在这次征购粮中，自己带了一个好头。同时，我十分感谢同我下去的申林、李真等同志，是他们向我讲了真情，给我撑了腰，帮我拿了主意。顺便说，跟我一起下乡的这些同志，以后成了我的好朋友。

　　对于像我这样的思想性格的人，要是不说真话是何其难啊!?读者还可在后面读到这一点，而且我也将在后面来抨击这一点。

　　我在前面曾说过，我还在1971年的下半年参加省委工作队到哈尔滨锅炉厂搞过基本路线教育。这次派工作组到下面，省委叫做“抓基层、打基础”，宗旨是通过基层组织对职工进行毛泽东制定的基本路线教育。由张洪池带队，我做副手。我们一共去了10多个人，主要由文、教、体、卫和宣传部门的干部组成。我们在锅炉厂呆了9个来月，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实效。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锅炉厂属于中直企业，省里能做的工作只是一些服务性工作；刘光涛比较谨慎，又未深入体察或同工作组商量，只是一般号召；张洪池是个好人，但工作拿不出具体主意，针对性不强。

　　我领着一个干部——Z同志，负责16车间，我也很不主动、很不动脑筋，只是一般问问、谈谈。当时我家住在绥化，因此我吃住都在锅炉厂，有的是时间，称得上是全身心投入。我天天下车间，和工人师傅接触，跟他们聊聊人生观、世界观方面的问题，诸如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什么叫做幸福，怎样才能获得幸福，或者跟他们唠唠家常、听他们讲街头见闻，跟工人师傅交朋友。谈的投机时，顺便了解工厂、车间抓革命、促生产的一些情况。当然重点是找党员、支委谈心。定期不定期地向张洪池汇报。应该说工作组成员都是肯干的，但是整体地说，这次工作队下锅炉厂，对于该厂领导班子建设，工厂抓革命促生产，未能很好地结合工厂实际，和风细雨有余，有针对性的工作不足。在当时“左的”思潮盛行之际，犹如隔靴搔痒，作用甚微，有名无实，有头没尾。也记不清我们什么时间正式撤离锅炉厂。

　　从锅炉厂出来，也就是1972年上半年，我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阿什河街18号的省委机关独身宿舍里，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这期间我重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看了几本小说。这里我不想谈什么读书感想。只是想说一下造访者。不能说此时的我，门庭若市，可也是天天应接不暇的。来看望我的，除了一些阔别的老同学、老战友来叙旧之外，使我感到特别震惊的是，许多并不熟识的某些处级干部，这时也纷纷登门造访我，向我倾吐真情和苦水，一再美言夸我。我一开始并未在心，后来我才察觉这是演徐公美的故事，并非我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而是他们看我有朝一日可能当官，到时不忘帮他们一把。这事儿，我得注意。于是我注意接待的方式、方法，斟酌我的接待用语，以免人们对我寄予过望。我常跟人说，我是个重情重义郎，但也是个薄情薄义者，因为我不会趋炎附势，也不会阿谀奉承。我自己无才，却有爱才之心，不会嫉妒人，却不肯为平庸者说好话。现在回想起来，未免不是一片傲气和书呆子气。

　　对于我来说，1973年是我政治上最为荣耀的一年，那就是，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其中的几组特别镜头更是无比珍贵。1973年5月份，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布置代表选举工作，加上台湾代表，共30个省市自治区。原计划在7月份开大会，因为天气热、工作多，推迟在8月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大会分两段：预备会和正式会。

　　预备会分地区举行，包括北京。地区按29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的代表参加北京组。在北京的还有中直单位和中央读书班的工农委员以及军委、空军、海军部分老同志。大会议程有三项：听取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政治报告的草稿和党章修改意见报告草稿都在预备会上和代表见面。预备会黑龙江省大组集中在哈尔滨花园举行。前五天讨论政治报告，后三天讨论修改党章报告。20号以后就都结束了。

　　8月中旬，成立选举准备委员会，吸收了一部分省市自治区的人员参加。政治局也成立了筹备小组，由王洪文任组长。讨论的内容包括十大主席团，十大中央委员，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1973年8月24日，下午五时，全体代表在北京京西宾馆大礼堂聚会，举行全国预备大会，布置有关大会的问题。黑龙江省代表坐在二楼，我的位置是二楼右侧方块的第三排。居高临下，对于楼下的情况尽收眼底。我们轻声议论并掰着手指数到会的中央领导人。大约离开会还有三两分钟，邓小平独自来到会场特别引人注目。应该说代表们对他的出席大会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还是感到很新奇。此时会场活跃，人声雀躁。

　　五时整，周恩来面带微笑率先步入主席台。周恩来显得轻松愉快，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自左向右，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是：纪登奎、陈锡联、许世友、姚文元、江青、张春桥、董必武、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李德生、汪东兴、华国锋、吴德。

　　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并讲话。预备会和正式大会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周恩来在预备大会上讲话，其要点归纳起来有五方面：

　　一是强调十大的根本宗旨是团结、胜利。他说：

　　“最近在主席那里开了个政治局会议。主席指示：希望十大真正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希望大家团结起来，不搞分裂，不搞阴谋诡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死不改悔的死党。要坚持原则，但也不排斥必要的灵活性。党组织决定了，就应该服从它。这就是政治局会议上主席的指示。”

　　二是要求做好保密工作。他说：

　　“国内外形势大好，美帝苏修内外交困。他们总要找空子，在我们内外找点空子，挑拨离间，造谣、中伤、诽谤、诬蔑，搞破坏，特别是苏修!现在我们的外交路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很多人到我国来，各国朋友来的更多，总有钻进来的坏人，到处打听消息，十大成为他们报道的中心。人是活的，这些人到处乱跑，到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还有这个地方——京西(宾馆)。所以要严格保密制度，比上次还要严，不外出，不会客，不打电话。各地的工作，家里有人主持，必要时可以和我们打个招呼。我们还可以出去一下。比如今晚大会堂有个宴会，8位同志去参加：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徐向前、姬鹏飞、王猛、庄则栋、丁国钰。你们8位可以去赴宴。你们赴宴，掩护了我们。明天亚非拉，也就是第三世界乒乓球邀请赛正式开幕。为了保持秘密，出席开幕式的是在京的中央负责同志、国务院副总理。不在京的抱歉了，不能去，你们一去就暴露了。”

　　三是强调十大是毛泽东直接主持，要十分珍惜。他说：

　　“要十分珍惜这个大会。这一次是主席直接主持的，这一点与九大不同。当然，九大本质上还是主席领导的了。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的中委，三分之一以上出席了这次会议。有的故去了，有的因为工作没有来，让给年轻同志来了。只有一小撮是死党。有的人犯了错误是可以改的。这次没有参加会，将来还可以为党工作嘛!九大的组织路线是跟着政治路线来的，所以，九大的组织基础是肯定的。虽然出了“九•一三”事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党还在前进嘛!”

　　四是通过主席团名单，明确预备大会的两项议程。他说：

　　“选举准备委员会103人，分四个组。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争论，这也是正常的。”

　　“召开预备会，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选举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主席团成员。主席、副主席、秘书长是7人，再加上141，一共是148人。比九大少了一部分。”

　　接着，周恩来主持通过了这个名单。

　　周恩来讲预备会的第二项议程是通过十大议事日程。和九大一样，十大有三项议程，具体安排是：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选举第十届中委。

　　五是强调要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要照顾毛主席的健康，开短会，为了节约时间，报告只念“一头一尾”。周恩来深情的告诫大家，为了毛主席健康不要吸烟。

　　最后，周恩来扬起声调说道：“我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等我们好几天了，今天晚上就开会。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我们的会议。”讲到这里，周恩来又说了一句：“我们坚决照主席指示办就是胜利!这是雷锋的话。”

　　这短短的讲话，使我再一次感到周恩来语言的严谨性，工作作风的细致如微，对毛泽东的无比崇爱、关怀与信任，以及令人感动的人格魅力。

　　周恩来的讲话，博得代表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十大期间，在我的人生记事簿上，还有下列几点特别值得记述。

　　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以及他和党员群众那种亲密融融的关系，令人难忘。毛泽东出场，除了有专人掺扶之外，周恩来还处处给以入微的照顾，我难以用语言来描述。此情此意此景，我只在至亲、战友之间见过，只在书本上、电影中读过。毛泽东关切地注视着周恩来，周恩来无时无刻不在照顾毛泽东。在宣布闭幕之后，代表们等候毛泽东先退席，可是毛泽东并没有起身。代表们眷恋地望着自己年事已高的领袖，谁心里都明白，这很可能是主席最后一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自己见领袖的机会不多了，多种复杂的心情，依依不舍，久久地不肯离开会场，只听毛泽东怀着深情、操着浓重的乡音说道：

　　“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

　　毛泽东说毕，周恩来挥手，示意大家先走。这时，代表们才慢慢地起身离开自己的坐位，难舍难分地离开大会堂，并不时地回头张望端坐着的毛泽东。后来我们听说，毛泽东一直目送代表离开会场直到最后一个，他才离开自己的坐位。这感人的场面，人民崇爱领袖，领袖爱重人民，回想起来总好像就在眼前，总是那么栩栩如生，忘怀不了。

　　十大期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他不再担任党的主席。周恩来在主席团会上讲：

　　“我跟主席讲，不要说全党、全国通不过，在我这里我就不能同意。”

　　会议期间，我还两次听传达，毛主席两次提出要解放某某。周恩来说，“我对主席说，不要说全党、全国人民不答应，我也不答应。”

　　会上传达说，有些代表提议江青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说：“我是理解主席的，主席不愿意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强加于主席。”

　　这几件事使我体会到，周恩来在全党有着崇高的威望。只要他说了话，人们就照他的话办，这是在十大期间给我留下的另一个忘不了的印象，而牢牢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而且，在十大期间，我觉得，周恩来总是那么风趣、幽默，显得那么神情爽朗，精力过人，热情洋溢，充满自信。而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万恶的癌魔已经侵入他的身躯。大会期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主席团成员在京西宾馆东侧小会议室开会，小会议室外面的停车场，和主楼大院隔着绿茵茵的草坛，围着约半米高的白玉石雕龙护栏，相距不过五米，显得比大院稍高，凭此望去，代表们就可以目睹他们上下车或进出宾馆小会议室的风采。我们一些青年和学生代表见到周恩来等领导人从这里出入，便走近护拦，低声的议论。不知是谁轻轻唤了一声“总理”，总理就笑容可掬地朝我们方向走过来，双臂交拍，亲切地同代表们攀谈，甚至叫出那些曾经见过面的某某、某某的名字，并致以问候。同代表们如此一唤即到，毫无拘束的会见，只有周恩来。这会见是短短的一瞬间，然而令我们不亦乐乎、依依难舍、永记不忘。总理挥手告别后，大家侃侃而谈，议论总理伟大的人格，久久不能平静。

　　我更忘不了坐在代表席上，投票选举中央委员时的那种心情。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我这个农家出身的普通大学生，竟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代表别的党员同志，给自己最敬爱的领袖、日日夜夜想见的毛主席、周总理投上一票。根据当时规定，同意大会提名的候选人，在他们名字后面的空格里，什么也不划。接到选票，我的双手不禁微微震颤，欣喜、激动、感念之情，一齐涌上心头，眼圈潮湿而少觉模糊地注视着毛泽东、周恩来的名字，读着其他候选人的名单。这是我可以信赖的一个名单，包括邓小平，还有叶剑英、李先念在内，他们经过严格的审查和选举前的反复酝酿，我完全同意中央提名的全部候选人，对选票未作任何笔迹。我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按照大会的要求折好选票，双手审慎地拿着它，惟恐出什么差错，随着其他代表步入等待投票的人流，将自己的选票郑重地投进了投票箱，尽心尽力地表达选举中央领导人这一浓浓之情。投完票后，一股难以名状的欣悦、幸福、自信、自豪感袭上心头。

　　平常的工作与生活，平平地参加会议，平平地一般工作应酬，回忆起来多是一些乏味而平庸的鸡毛蒜皮。我不想浪费我的笔墨，更不敢耽误读者宝贵的时间。

　　我这个省委委员、省革委常委，到1972年9月，被分配到省人民出版社当三把手，当时叫做领导小组副组长。我在出版社工作期间，先被抽出来到柳河干校学习，以后又奉调下乡抓征购粮，实际工作时间不长。

　　批林批潘之后，经过新省委成立，黑龙江省的政治形势，有过一段平静。新省委首先大力抓了一段落实各项政策的工作，其中主要是落实干部政策和群众组织政策。到1973年，原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人，除欧阳钦、李范五、陈雷等极少数人以外，几乎全被结合进了省委、省革委的领导班子，并且被分配抓文革前他们分抓的工作。文革前的许多机构也顶着省革委的桂冠恢复办公。群众组织政策落实，一是平反；二是落实各级班子中的群众代表任职。

　　我在出版社这一段，名义上一年多，实际工作时间只有三两个月，经我审查、批阅的出版物，就是几本少儿读物，不值一提。有两件事情却给我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其一是：当时哈师院中文系的丁广惠老师，同系里其他教师共同编写了一本《红楼梦诗词评析》，来到出版社找我，要我帮忙出版，以纪念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表20周年。他没有详细介绍写作的情况，也没有给我看书稿，但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是个好创意，应该支持。我对他说，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是一种再创作，当然可以、也应该出书。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我建议他们先以哈师院学报增刊形式出版为好，这样可以少很多出版审查的麻烦，保持自己的特色，又还可以进一步听取一些意见，便于以后进一步加工得更好一些，再由出版社正式出版。丁老师听了我的意见，很受鼓舞，感到非常高兴，觉得我在关键之时支持了他，给他出了个好主意。于是，我国第一部《<红楼梦>诗词选注》最初一版，便以哈师院学报增刊的形式问世。

　　该书初稿共收集了《红楼梦》诗词171篇，这次出版选了102篇，没有政府或其他部门的干涉，是一部由学术界自主编写的纯学术著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哈师院红楼梦研究的思想和水平。它的出版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赞扬，在当时出版物奇缺的情况下，向社会贡献了一份珍贵的精神食粮，也为那个年代留下了一份难得的纪念。书稿一问世，在黑龙江省很快成为当时最火爆的出版物，以后又风糜全国，许多人来信索购。其中由我出面联系向师院索书就不计其数。这是我做的一件引以为荣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虽小，但对于我影响至深，不能不表。这就是我离开省人民出版社到省文教办工作，向一把手告别时，求教于他谈谈如何当好领导干部的经验。这位中央党校毕业、曾在黑龙江日报社任领导的老同志，沉吟片刻，似掏瑰宝，很谦逊地摇摇头，表示他没有什么经验可言，然后慢条斯理地说道：

　　“我觉得，做一个领导干部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否则下属就会得寸进尺。这是我最重要的一点体会。供你参考。”

　　他平时岸貌严肃，语出不多，说这些话时的神情，更显得庄重而严肃，是那样一板一眼，深沉之至，仿佛授给我一柄利剑，使我大受震动。至今思想起来，仍难以磨灭，形成了后来我同老干部打交道的常鸣警钟。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谈及。这确实是在中国特定条件下，某些高级干部当官做老爷得出的切身之谈，也是中国某些高级干部固步自封所形成的顽癖，我在文革中对此多有领教。想不到这位精通马列、年高资深的老同志，如此直言不讳地把它当作珍宝传授给我。它道出了一种社会现象，为我们深思，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毫无贬抑之意。所以我把它记载于这里。

　　他说完之后，我感激地表示：“您的这番话，真是领导干部难得的体会，我确信是您的肺腑之言。我一定牢记，在今后工作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深深注意这一点。”

　　也许因为我给他出的题目太难，或许话不投机，谈话并未深入下去。于是，我转变话题，谈起读书写作来，这位老同志，侃侃而言，竟关不住话匣子。

　　我不谙人生，不懂尘世，因而不能跳离社会，我个人的命运也就总是系于社会，累于羁绊之中。要再现我个人70年代中期的经历，还必须回放一段当时全国大环境的画面。

　　人们说，1971年的“九•一三”林彪事件，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分水岭。毛泽东与中央内部的政见之争，经由四、五年的群众运动展放，通过旧体制的恢复，又将决战拉回到最高上层。不过，因为这场戏剧的主角错位，终于席卷全中国，再一次把许多中国人卷了进去。

　　细心观察时局的人们，很注意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出席陈毅追悼会和晤见张茜的谈话。毛泽东对于他身后的政权接班人，文革初期曾经对青年学生寄予过厚望，后来见青年学生于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拔，便把希图放在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上，在全国任用了一批劳模和英雄，最后还是忘不了旧情，再度任用他认为已经改过自新的老干部，这最后一点在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和晤见张茜一事，见得分明。

　　早在1967年5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队高级来访者时，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批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了他们的血液中……”

　　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最近已由当事人刘岩写出《我所了解的陈毅追悼会始末》，廓清了事实。毛泽东在这次晤见陈夫人时，说出了两项重要内容：

　　如果林彪的阴谋得逞，我们这些老同志就要被搞掉。

　　邓小平与刘少奇不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当时周恩来在旁，真切地理解了毛的这番话的深刻含义。在毛泽东新的构思的推动下，周恩来在两个方面努力：推举一批老同志恢复工作，推荐一批年轻人登上火箭。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得知林彪抢班夺权、飞机坠毁死于大沙漠以及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之后，于1971年11月和1972年8月3日，两次上书毛泽东。检讨自己确有错误，表示愿意悔过自新，“永不翻案”，同时诚恳地表示，自己身体尚好，可以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这之前，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从他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及“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的原则，在当时有人极力主张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之时，毛泽东坚决说服了这些人。当邓小平的申明和承诺递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以后，毛泽东欣悦地于8月14日批示全党，向全党全国指出邓与刘的不一样，并向全党发出他准备启用邓的信号，表明了这位伟大的共产党领袖立党为公的博大的胸襟和情怀：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于是1973年3月10日，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八月，在中共十大，邓小平由毛泽东推荐作为主席团成员，中央委员候选人。与此同时，也就是对邓的批示20多天之后，毛泽东又调来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周恩来启用了一批劳模，如陈永贵、李瑞环、吴桂贤、孙健等人。

　　鉴于林彪事件的教训，毛泽东于1973年1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建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同时提议让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会议的代表时，作了自我批评，说他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而整了贺龙、罗瑞卿以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并又一次地指出朱德是“红司令”。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夸奖王洪文什么工农兵都干过的阅历，鼓励并教导他读书，支持他在中央开办青年干部读书班；如我已叙述的对姚文元作读书批示等。

　　邓小平复出以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始了全面整顿。这一点我将在后面来叙述。这里我要叙述的是：

　　1972年，人们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波谷”。对毛泽东来说，林彪的垮台，是一次值得庆幸的事情，凭着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娴熟的斗争艺术，取得了胜利；但是也应该看到这是对他的无情打击，人们看到自此之后，毛泽东明显的衰老。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在回忆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时，生动描写了毛泽东的境况和心态。他说：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过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经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它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它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以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安排我们只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同时，尼克松又记下了毛泽东这样的情形：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他同时感叹这位“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伟人，“非凡的幽默感”，仍然有统帅整个中国的气度和魄力。

　　半个多月以后，聪明过人的基辛格，在其白宫那特具安静的办公室里，细心品位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纪录稿时，欣然悟出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已经勾勒出了上海公报的基本线条。就是说，这位伟人，不仅在思索中国的目前，还在构思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未来。

　　应该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多次讲到他对文革的某些事件的再评价。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说道：

　　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和指示，周恩来全面主持中央工作，在1972年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1972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强调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广大革命群众，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1972年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提出“‘冲击'社会主义的生产和业务的‘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5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述《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强调要正确对待“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不仅要解放他们，而且还要正确使用他们。

　　1972年的八一建军节，陈云、王震、滕代远等老干部出席了招待会，为他们恢复了名誉，并在以后陆续安排了工作。

　　1972年国庆，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要“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1972年文教科技事业开始了新机制。在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从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转发了毛泽东的一个批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就是当时被誉为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

　　197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两校于下半年开始招生，改考试招生制度，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所招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并确定他们上大学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是对于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的贯彻落实。当时规定，凡具备两年工作实践的中学毕业生都可以由基层推荐，经学校审查，接受入学。整个招生计划仍由国家控制，招生名额由省里掌握。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周恩来1972年8月1日对《人民日报》负责人说：“《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据此，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倾向。

　　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而写的一篇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提出要重视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全国批林主要批林彪的极“左”。毛泽东看了有关情况反映之后，于1972年12月17日，在一次谈话中郑重指出：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要求纠正前一段批林极左的做法。对此周恩来坚决予以贯彻。

　　当时黑龙江省正在开批林整风会议，传达了周总理贯彻毛泽东指示的意见。在此之前有一种倾向，老干部的发言，重点批林彪的极“左”，而我们一些年轻人的发言则认为，主要应该批林彪反对毛主席，投降、叛变。

　　学习毛泽东指示，我和杨易辰有过一次交锋。有一次，我和杨易辰安排在同一个小组，杨易辰在会上当众问我：

　　“小范，林彪明明煽动极‘左’，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怎么是极右，我想不通。”

　　我说：“林彪的罪行是分裂，投降卖国，而不是文革中的极‘左’错误。这是认识林彪罪行的关键。所以主席说：林彪是极右，是从这个角度讲的。主席点的很明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都是右的。批极‘左’，就要联系文革，这样就要产生分歧。对于文革中的打倒一切，要分析是怎么来的，有些与林彪有关，有些不是林彪的问题。主席早在67年南巡时就讲了（见本书第五章）。所以，批极‘左’，就丢了林彪投降卖国的实质，放了他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这些极右的东西，同时容易引起分歧，使批林走偏方向。《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是假，形‘左’；背后下毒手是真，实右。”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我还是想不通。”

　　他说完之后我没有再说什么，因为我已经把话说明白了，心里想，我和你的思想体系不同，所以看问题、想问题的立场、角度相左。你想的是文革初期挨整，当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文革不满，对自己前期镇压群众、对自己在文革前的错误不认帐；必然把林彪的文革错误放在重点，而淡化林彪叛逃、卖国、谋杀毛主席之罪。尽管我受潘复生的打击迫害，但我是文革的积极分子、造反派头头，我想的是，林彪后来要谋杀毛主席、否定毛主席，投敌叛变，要否定文革、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差不多的老干部不但解放了，而且都官复原职。他们在一起，就非难文革，只讲自己挨批、不讲50天、不讲自己有错误。对文革这也看不惯，那也瞧不上，在他们眼里，文革什么都不对，只有恢复文革前的那一套，才心安理得。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想也是毛主席不能同意的。传达毛泽东纠正批林彪极“左”的指示，我觉得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显示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审视世界的犀利目光；毛主席要求我们不要仅仅看到林彪极‘左’的表面，而要特别看到他投修卖国的实质。不能只批形“左”不批实右。在毛主席看来，形“左”原因复杂，如果只批形“左”，就容易放走林彪实右的罪行；实右危险性最大，后果不堪设想。这些道理很浅显，主要在于自己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不是想不通，而是不愿意、不能够按照毛主席要求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革命观，去审视林彪问题的真正要害。

　　简言之，林彪摔死温都尔汗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批其“左”还是右，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并各有其领袖和代表人物。这实际上，是中国政坛上自建国以来两种力量的生死较量，进而演化为以后的惊心动魄的政治风云。这就是我重新回到省革委会工作的大历史背景，因而左右我人生的新轨迹。

　　1973年9月，省革委成立省文教办公室，省委免去我出版社的任职，调任文教办副主任，列在李瑞、张双城之后，任三把手，分工负责大学招生和中小学教育以及工(贫)宣队工作。

　　1973年是多事之秋，还发生了这样几件事，因为无一不和文革相连，特别是它们一一发生在教育领域这个敏感地带，也就不能不对我这个学生造反派产生直接的、巨大的影响：

　　李庆霖上书毛泽东，因为顶着压力，大胆反映知识青年下乡的困难，被毛泽东誉为“反潮流”的举动。

　　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向知识青年发出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著名的邢燕子、侯隽等人，就是文革前享誉全国、流芳内外的知识青年旗手。文革初期，曾发生过一阵返城骚动，有成风之趋。为此，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被及时地遏止住了，并且在当时强有力的舆论和各种措施配合下，在其后，形成上山下乡的风暴之势，席卷全国。黑龙江省于1968年3月报请中央批准，在原来农场的基础上，组建生产建设兵团，编制5个师，下辖58个团，76个营，1293个连，以兵团为基地，接受到黑龙江农场下乡落户的北京、上海、天津知识青年。1968年6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同意为北京、上海、天津市安置知识青年3?5万名，其中北京1?5万，上海一万，天津一万，全部安置在生产建设兵团。至1973年，到黑龙江省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除京津沪之外，还有浙江等地，加上黑龙江省本省，已逾百万之多。

　　在知识青年安置工作中，出现了许多极其严重的问题。李庆霖是福建省莆田县一个中学的校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后到该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任教，妻子是炊事员，家庭生活困难，手头拮据，子女下乡，被安排到福建省最贫穷的山区插队，插队的子女不适应当地生活，收入不多，而李庆霖又无钱接济，因而，生活极端困难，一年辛辛苦苦挣来的收入，仅能糊口，连理发的钱也难以凑全。万般无奈之下，李庆霖奋然上书毛泽东，如实地把这些情况作了报告。毛泽东不仅亲笔写了回信，而且邮去三百元人民币，用以对李庆霖如实向他汇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的嘉奖。对此，中央加以按语奉毛的复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附上李庆霖的来信，发到全国，并且表彰他是“反潮流”的一个代表，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就是这样，李庆霖被奉为“反潮流”的革命英雄。于是“反潮流”成为人们效法的一种新时尚。在此之后，在教育界，又出现了张铁生和黄帅的“反潮流”的新事迹。

　　如前所述，高校于1970年恢复招生，实行基层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高校复审相结合的招生录取制。1973年4月3日，国务院转发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从1973年开始，要坚持选拔两年以上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被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

　　张铁生是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一个公社的高中毕业生，当过生产队的队长，于当年报考大学。经过语文、数学的较量，感到数学可以及格，语文知识都忘光了，成绩难以及格，面临理化考试，深感上大学的美梦难成，于是，一时情志所激，便在其卷子的背面给主持的领导写了很长的“一封信”，表明自己“自幼”就怀着上大学的理想，但因为“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动工作”，没能像那些一心要考大学的“大学迷”那样好好复习，因此成绩不佳，交不了这份卷子，“我所理想和追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考生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这就是史称所谓“交白卷的学生”。张铁生以信当卷，表达了当时的一种真情，汇报到当时在辽宁工作的毛远新，立即得到重视，指令高校予以录取，并要《辽宁日报》加按语将“信”发表。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加上“编者按”，在头版头条刊出。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报刊也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毋庸置疑，像这样的大事，用不了领导指示，更轮不到我来说话，《黑龙江日报》也很快如法泡制，在黑龙江省推开波澜。

　　对于这件事，我是从心里真正积极唱赞歌的，并且利用我管招生的有利地位，大力宣扬这种“反潮流”精神，觉得张铁生所言，说出了一种“公道”。在我的支持下，我指令当时省招生办副主任才起，录取了我省著名中医外科世家尹承德的大儿子——尹燕鸿，入中医学院读书。我还接到省骨伤科中医名家——夏大夫的孙女给我的来信，我批示并口头指示才起予以落实，终因基层强调工龄不够两年，而未能办成，深感自己态度不坚决而遗憾终生。

　　再一个“反潮流”的英雄就是十二岁的黄帅。黄帅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一位女生。1973年9月，曾与老师发生过口角，于同年10月21日投书《北京日报》。《北京日报》在内部刊物上登了这封信。这件事让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迟群、谢静宜发现后，对这位小学生备加赞赏。于是，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登出了黄帅批评老师搞“师道尊严”的信及她的日记摘抄。该报在“编者按”说：

　　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固的。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涉及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努力作战。

　　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

　　要反对教育革命的促退派……

　　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将其转载，另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提出“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各地报刊及电台、电视台也以自己的方式予以广泛宣传报道。国务院科教组同时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要求组织学校教师认真学习。

　　有鉴于此，黑龙江省教育厅，还通过鸡西教育局抓出了一个“黄帅式”的小学生——张××。他们向我以及省委抓文教的书记王一伦推荐这位小朋友。

　　这位小朋友，也是一位女生，与黄帅一样，也有过反对师道尊严的历史，所不同的是，她能背诵毛泽东一至四卷。我对她与教师的行为深信不疑，但对她能背诵毛选却心生疑窦。我想，毛选四卷涉及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军事、外交以及伦理道德等各方面知识，其中有些文句比较难记难读，一个小学生不但读了下来，而且竟然都能背诵，不敢贸然附和。于是我建议省教育厅厅长邴玉书调来看看，邴玉书似乎理解我的意思，照我的意见把这位小同学调来省教育厅，由王一伦、我和邴玉书等人当面进行了考察。结果证明我们想错了。后来我觉得，一个领导干部固然必须具有一般老百性的寻常见解，又要相信“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不能绝对化。

　　1973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就十大筹备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安排。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批孔问题。7月4日，毛泽东与王洪文、张春桥谈话，又一次谈到批孔。他说：

　　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

　　过了不长时间，社会上流传着毛泽东的这样一首诗：

　　劝君莫骂秦始皇，

　　焚书之事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

　　孔丘名高实枇糠。

　　百代数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将子厚返文王。

　　8月7日、8月13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和《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两文。此后中央报刊，京、津、沪、粤、鄂、鲁等全国有名的文史哲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儒法斗争的文章。其中除杨荣国外，对我影响最大的大块文章还有：

　　1973年9月4日，《北京日报》发表的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儒家和儒家反动思想》;

　　1973年9月15日，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的文章《论尊儒反法》：“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是守旧和革新、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孔子”竭力鼓吹‘兴灭国、继绝世'，要求一切都按奴隶主贵族的‘周公之典'办事。”“彻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想，是思想领域内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

　　1973年9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1973年9月24日，《文汇报》发表的陈新的文章《这是一场革命——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9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唐哓文的文章《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

　　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施丁的文章《“焚书坑儒”辩》，同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北京师大轻矢的文章《焚书坑儒是对反动派的革命专政》；

　　1973年《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署名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全国教育界开展了大批尊儒反法运动。

　　就在教育界方兴未艾的大批尊儒反法运动期间，一波未息，一波又起，在河南发生了震动全国的“马振扶事件”。国务院科教组以此为契机，发动了“反右倾回潮”运动。

　　所谓马振扶事件是这样的：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十五岁的女学生张玉勤，在考英语时交了白卷，她在卷子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因而遭到学校当局的严厉批评，孩子感到压力大，心怀委屈而投河自尽。这事被《人民日报》记者发现后，在《人民日报》作了重点报道。认为这一事件是右倾回潮的典型反映。197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以1974年5号文件的形式发出通知，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通知说：

　　现将中央负责同志派谢静宜、迟群两同志去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现场的初步调查报告发给你们。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后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你处有无类似的情况。

　　通知下去，从中小学到大专院校，反对修正主义回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各地先后抓起了这方面的典型。就在这种背景下，哈师院于1973年暑假，组织一部分工农兵学员搞勤工俭学，其中一部分数学系学员由食堂管理科安排他们修菜窖。其中一个同学因菜窖塌方，被压在下面，经抢救无效死亡。一些工农兵学员写信给省文教办，认为这是一起严重事件，要求严肃处理。马振扶问题之后，投书者调子更高。1974年省文教办责成我去调查。他们认为此事棘手，左了右了都不好办。当时文教办负责教育的是我和杨辉。杨负责高教工作，此人是文革前的老处长，不知出于什么动机，他管高校却建议让我去。我想“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有什么可怕的。于是我怀着这样的目的和宗旨，毅然决然带了两名同志，前去哈师院进行调研。经过反复深入地调查，我们认定这是一起偶然事故。事前学校和具体组织这项劳动的部门，曾一再强调安全问题，并为此而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事故发生之后，学校主动与家长取得了联系，并请家长来校，妥善处理了后事，家长表示理解，毫无追求学校责任之意，对后事处理也表示满意。事情弄清楚之后，我们向省文教办和省委如实写了报告，结束了这件状事。那些想挑起事端的人，因为我们实事求是的报告及其结论，也难再打开新的开关。哈师院原来与我持不同观点的个别领导曾担心我，可能利用这件事整他们一下，以便为自己出出气。我对那位告诉我这种情况的人说：

　　“他们总是以小人之肠来测度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培养出来的新干部!”

　　这件事使我体会到，一个人只要处以公心，什么事情就好办了，用不着前怕狼后怕虎的。我心怀坦荡，在别人觉得不得了的事，在我这里却是那样寻常自然，用不着担惊害怕。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谈到逆境生活这一章时予以详述。

　　1973年秋，省委在全省开展基本路线教育，派我带领工作组到黑龙江大学去搞试点。工作队的领导成员是我亲自从几个高校调请的学校副职，他们当中有哈师院的李群、哈医大的王志真、教育厅的军代表王新民、电工学院的嵇华等，我的直接上司是苏民和王一论。主要意图是通过深入批林批孔，进行基本路线教育，强化黑大领导班子。

　　我们来到黑大，师生反映最多最大的问题是党委书记白汝瑗利用权势让女儿走后门入学以及由此产生的他领导无力（说话不硬、办事不决断）的问题。

　　当时，上大学要经过招生办统一录取。白汝瑗的女儿利用其父在黑大当党委书记之便，到黑大外语系学习，由于白汝瑗为自己开了这个方便之门，又有其他领导干部的孩子走后门入学。我们工作组了解到，白汝瑗在黑大工作肯努力，“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解决得比较好，在黑大有一定威信，是个好同志，仅仅因为自己女儿走后门，自感腰杆不硬，说话不仗义，工作缺乏力度。在当时，群众对领导干部在招生中走后门意见很大。白要在黑大恢复威信，就必须解决他的走后门问题。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东风与我便。这就是，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工农兵学员钟志民不听为官的父母之命，不担走后门之名，要求退伍、退学的报道，并且加了“编者按”，加以宣扬。于是我和工作组成员商量，一方面发动群众贴大字报敦促白汝瑗；另一方面由我亲自找他们父女俩谈话，让他们学钟志民，走自己申请退学的道路。

　　由于有中央典型引路的强大舆论，我们又采取两面夹击的办法，白汝瑗迫于形势的压力，同意女儿走自己申请退学的路子。大概是1974年1月下旬，白的女儿写出大字报，表示“自愿退学”、“决不走后门”。于是我建议省委抓住白汝瑗这个典型，登报予以表扬，支持白汝瑗工作。当时省委领导很快接受了我的这个建议，在黑龙江日报上头版头条报道，并加了“编者按”。应该说，我当时对待白汝瑗的态度是真诚的，帮他变被动为主动，更好地工作，做一个党的好干部。如前所述，当时群众对领导干部孩子走后门入学十分不满，我对他们父女的谈话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希望他们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不要因为自己的利益损害了党的威信，也不要因此损害了自己的声誉。白汝瑗这么做了之后，也因此很快在黑大取得了群众谅解，在群众大会上受到了群众真心地欢呼。白汝瑗自己几次对大家说，放下了包袱，从此可以理直气壮的讲话、抓工作了。

　　然而，正当全国反走后门雷厉风行之时，中央以紧急文件的形式，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个批示，来了个急刹车，批评在批林批孔中反走后门的做法是错误的：

　　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反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从后门来的不见得都是坏人。

　　听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当时我好长时间想不通。说实话，我对于毛泽东的指示，向来是百依百顺的，总觉得毛主席高瞻远瞩，说出了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上所无的话语。但这一次，我却另有想法，对他有一种人老智褪的感觉。毛泽东在我思想上屹于泰山的地位，第一次发生了动摇。毛泽东一心想批林批孔不走偏方向，我理解。然而，我认为，长期以来在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特权思想，这时因官复位而来的走后门问题，群众大有意见，应该予以积极解决。人才择与同干部弄权是两个问题。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只是从人才好坏的或然性来看待招生、参军走后门问题，而未着眼于干部利用特权谋私致使党风败坏的高度，提出解决的途径，令我吃惊。当时，我们工作组的许多成员也与我有同感。人们对于毛泽东的批示有许多近似公开的如此强烈的非议在我知道的这还是第一次。我当时认定，走后门问题是干部利用特权破坏正常纪律和合法程序，与党的传统格格不入，这个问题不解决，党风问题就留下一个难以治愈的创面。以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与后来不正之风的进一步恶性膨胀，不能说没有联系。

　　毋庸赘述，白汝瑗等孩子上学也就恢复了原状。后来在揭批“四人帮”期间，我的上述做法，竟然被列为我反对黑大党委的一条罪状，令我啼笑皆非。

　　1973年高考张铁生批评考试之后，社会上出现对张的反批评，特别是高校的很多教师对此意见很大。为了回敬高校教师的责难，毛远新在辽宁搞了一次考教授的做法，一时转化为一种风暴。

　　我们进黑大不久，即1973年12月30日以后，首先在北京，继而在上海、天津等地，分别对高校教师进行了“突然袭击”式考试。据国务院科教组通报，北京市科教组参加突然袭击考试的613名教授、副教授，及格的仅53名，二百名交了白卷，还有两所学校全部是零分。之后，这些地方的主考者便组织参加考试的教授、副教授座谈，让他们即席发言，承认张铁生的看法言之有理：突然袭击式的考试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水平。进而宣传教育要革命，考试要改革，不要把文革前的教育、考试都搬回来。要反对当前的“右倾回潮”。我在黑大，接到文教办杨辉转达办里的电话通知，建议我也在黑大搞一次“对教师的突然袭击式考试”。为了有说服力，我要求按各教师任课专业出题，考试的结果也是很不光彩。但考试成绩我们没有公布。之后，我在一次大会上针对这次考试的情况说：

　　“搞什么都不能绝对化。不能说考试就不能搞，而是不能采取突然袭击式，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我们的学生，因为这样考试不能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就像我们这次考试不能反映各位老师的真实水平一样。”我觉得当时老师们接受了我的观点，并没有因为我们这样做，而产生敌对情绪。

　　反走后门遭到毛泽东的批评之后，我们立即刹车，引导师生深入批林批孔。这时历史的车轮把人们送到了1974年，随着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推进，黑龙江省因此迎来了一场新的大风暴。事情大体是这样的：

　　中共中央于1月18日，发出1号文件，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中共中央通知说：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1974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又以2号文件，发出补充通知。《补充通知》说：

　　中央决定，在传达、学习、讨论中发［1974］1号文件时，增加以下学习文件和文章，一共分为三个单元。

　　第一单元有：(1)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2)《毛泽东致江青的信》；(3)《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第二单元有：(4)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5)《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6)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第三单元有：(7)《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8)杨荣国《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9)杨荣国《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10)唐晓文《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11)罗思鼎《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论争的社会基础》；(12)冯友兰《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13)高亨《孔子维护哪些奴隶制》；(14)北京师范学院史众《<封建论>的尊法反儒精神》；(15)北京大学哲军《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16)杨荣国《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

　　197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以［1974］3号文件，转发南京军区给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以及陆军第二十军党委和防化连全体给江青的来信二件，发给各地，供党、政、军、民、学批林批孔时的参考。从而，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一个新阶段。南京军区党委报告说，

　　最近，江青看了解放军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反映二十军防化连批林批孔情况后，于1月13日，赠送北大、清华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及附件各二百份。同时还附送(1)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一份；(2)《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份；(3)《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一份；(4)《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5)《读柳宗元<封建论>》一份。党委报告说，江青的信“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关怀，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的重大战略措施，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抓好典型的要求。”

　　对于这次批林批孔，中央同时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紧锣密鼓，造成了凶猛的来势。

　　1974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元旦献词》说：

　　在政治思想战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

　　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央批转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江青在一月中下旬之后，多次把它转送给一些部队，并多次发表了要坚决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的谈话。

　　197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文章说：“孔丘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寇，并代行宰相职务”。文章称孔丘为“宰相儒”。

　　其后，以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两校”谐音化名的“梁效”、北大、清华的谐音化名的“柏青”经常发表文章，并制约着当时的舆论及其走向。以梁效等名义发表的关于批林批孔的文章有：

　　《孔丘其人》：

　　孔丘“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丧心病狂地开历史倒车”，以复辟奴隶制。

　　《从<乡党>篇看孔老二》：

　　孔老二“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在大庭广众之中”，“装模作样”，“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1974年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短评《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短评说：“要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因为林彪“一向尊孔反法，多次攻击秦始皇”，所以，批孔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

　　1974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宣称“一场群众性的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方面展开”。社论说：“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对于批林批孔的这种形势，王洪文宣称“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第十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尽管如此，人民群众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未来势，还是出现了分歧，因而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也是各异，以至于在我省、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又出现了有如文革初期相类似的群众运动。王洪文以及后来听说毛远新也有类似的说法，并没有使我接受。因为有林彪之鉴，我总觉得接班人必须经过检验，我对王洪文没有偏见，却有一种要看一看的态度。所以，我对批林批孔所持的态度始终是冷静的，在言行上也极为谨慎。我有一个基本看法：历史可能重演，但决不是简单的重复。就像文革初期一样，我也不想当排头兵，做勇敢分子。

　　在这种难以琢磨的未来情势下，我向刘光涛建议，撤消派往大专院校的工作队，以免工作组出问题省委被动。刘光涛即刻接受了我的这个建议。

　　中央一个个文件和中央报刊连株炮式的社论、短评、文章，所造成的事态，也为黑龙江省一些造反派激发了热情，从而引发了我和原来捍联总头头(请恕我隐去他们的具体姓名)的分歧。1974年2月，他们在省委大楼贴出了第一张“反复辟”、“反回潮”的大字报，不久他们的大字报、大字块上街。他们提出“打倒黑龙江省的孔老二——刘光涛”。在街道两旁的电线杆上，用黑墨写的“打倒刘光涛”、“打倒黑龙江省的孔老二”，几乎随处可见。他们写第一张大字报时，刘某曾经找过我，要我到他家商量写大字报的事，我托故没有去。我的基本态度是，刘光涛来黑龙江省就和潘复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落实了毛主席关于两派掌权的指示，成绩是主要的。他不是黑龙江省的大儒。而且，我觉得，群众思安、思进、思上，不愿意再乱。当前，教育战线上回潮严重，否定文革演成大势，但是主要是应该解决思想问题，不是在组织上再打倒一些人。

　　有一次我和任仲夷同坐北京吉普车去道里办事。在路上，我俩谈到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我坦诚地道出了我当时的看法：

　　“既要解决问题，又要团结同志，不能乱。乱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不能像文革初期那样冲击一切，那样是不得人心的。”

　　听了我这番话，任仲夷表示赞赏，明确表示不同意某些其他人的看法。

　　1974年3月21日，在N等人的指挥下，哈尔滨第一机器厂、伟建厂、汽轮机厂等单位约80多人，进占中共黑龙江省委会议室，抢走省委文件，围攻省委领导人，强行要求省委交出他们向中央告省委的信以及江青等中央领导人批评他们的批语。从而使省委机关不能正常办公。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势必造成严重后果。被围攻的省委领导不得脱身，心急如焚；广大机关干部一时群龙无首，没有主意，徒有气愤加担心。当时我还在黑大工作组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21日我从黑大回到家，还未来得及脱外衣，张文鸣、栾锋、张林、宋树尧、辛培林、齐贤等人急忙来到我家找我。张文鸣劈头就用激将法说：“省里发生这么大的事，你范正美应该有个态度。”其实他们已经知道我的态度。我笑着说：

　　“你们不是知道我的态度吗?一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二反对他们的做法。”

　　栾锋激动时带着口吃说：“走，走，到我家去研究研究!”

　　于是，除了上述几位之外，还有骆中喜、陈杰等人。大概有10来人，挤在阿什河街18号筒子楼栾锋家的狭窄的住屋里开起会来。

　　房门敞开着，门外还站了一些人。大家七嘴八舌，讲明N氏等带领人冲击省委的情况和态势，希望我拿主意，有一种问计于我的架势，表现了大家对我的极大信任和期待。同时给我的另一个感觉是，与会者一个个显得十分激动，对于N氏等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气愤。不过，我没有马上发表系统的意见，而是请大家设想出N氏这么搞的动机，分析一下他们这样做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态有几种可能、几种前途，然后分析了省委领导、机关干部的态度，我们可以采取的几种对策和方案，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大家摆了有关情况之后，我说道：

　　“我们不能搞什么组织，因为批林批孔是文革的继续，而不是新的文革开始。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但是还必须在政策、策略上不犯错误。有两点应该明确：一是坚持批林批孔，反对复辟，反对回潮；二是支持省委、肯定省委工作。两个方面，互为前提，互相制约。坚持批林批孔，必须反复辟、反回潮，不如此，就丢了大方向，这就要联系实际，对省委反复辟、反回潮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坚决揭露和批评，但又不能过杠，同时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不能脱离本岗位。否则，就否定了省委的整个工作，就脱离了实际，那就与N氏没有区别；支持省委、肯定省委工作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既要批评，又要爱护，把支持理解为不批评、不揭露，对于反复辟、反回潮的问题听之任之，就又丢了大方向，也就是不搞批林批孔，这不是支持省委，这是让省委犯错误。目前燃眉之急是解省委之围，恢复省委机关正常工作秩序。要坚持这两点，又要应急，逼的我们又不得不搞一次大的动作，这就是大家刚才研究的，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揭发、批判省委工作上的问题，阐明我们对批林批孔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外面来。这就告诉人们，天底下不光有他们一些人，他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还有其他广大群众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就可能悄悄地撤离省委机关。因为他们要继续这样做下去，就会严重脱离群众，把他们自己孤立起来。但是我们不能打横炮，把矛头对着他们。”

　　上述意见统一之后，就有一个谁出来召集的问题。经过反复商量，大家认为我和骆中喜（哈市第二建筑公司工人、全国劳动模范）两人都是十大代表，有知名度，对社会有影响，能够吸引群众参加。于是决定亮范、骆两人名字，以为发起人，发海报，于3月23日，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当天晚上即开始分头准备。

　　从22日开始，通过四处张贴海报，在大厦门前设广播喇叭进行广播，第三天即3月23日上午9点左右，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集合了不下10万人。史称“三•二三”大会。

　　大会由张文鸣主持，栾锋、我、宋树尧等人先后发言。栾锋第一个发言，题目是批克己复礼——看林彪的反革命嘴脸；我第二个发言，题目是《打击革命造反派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我的发言一开始说：

　　“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都是疯狂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反动派。孔子上台七天，杀了革新派少正卯。

　　“林彪同孔老二一样，恶毒咒骂革命造反派，疯狂攻击我国的红卫兵运动。潘复生也同林彪、孔老二臭气相投，他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大搞独立王国，在我省推行一条分裂、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新省委成立后，纠正了资产阶级派性掌权。但必须严正指出：由于省委领导三个正确对待解决的不好，把林、潘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实质当作极左来批，特别是有的领导把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利用批极左的口号，发泄在革命造反派身上，适应和迎合了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旧的传统观念和旧的社会习惯势力的需要，为否定造反派的修正主义反动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接着我从文革历史进程历数修正主义思潮，通过组织路线实现打击革命造反派的十个方面；

　　(1)潘复生搞资产阶级派性掌权，打击了一部分革命造反派；

　　(2)潘复生搞以我划线，顺我者提，用一部分造反派顶走了另一些革命造反派；

　　(3)潘复生借学生毕业分配支援三线建设之名，排挤了一些革命造反派；

　　(4)借落实老干部政策，搞官复原职，挤掉了一些革命造反派；

　　(5)不加分析地利用“哪派不参加的人”，代替了一些革命造反派；

　　(6)用年龄卡掉了一些革命造反派；

　　(7)机构调整拿掉了一些革命造反派；

　　(8)以不脱产为名，“挂”起了一些革命造反派；

　　(9)不许以工代干，去掉了一些工人、贫下中农造反派；

　　(10)取消基层革委会，“刷”了一些革命造反派。

　　“就是这样一打、二顶、三排、四挤、五代、六卡、七拿、八挂、九去、十刷，把我省造反派搞得寥寥无几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宋树尧的发言是揭露省委主要负责人汪家道挑动群众斗群众。

　　“三•二三”大会到了这么多人，是我们期待的。它在当时社会上震动很大，特别是声援了省委工作。“三•二三”大会之后，进驻省委办公大楼的N氏群众离开了。我们的目的达到了。以后我们这几个人又在省人民出版社等地，集会商量，以个人的名义联合发表《声明》，进一步表明我们不再串联、不再搞什么群众活动的承诺，认为批林批孔是文革的继续，应该在各级、各单位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过为了反映我们对省委的意见，在第一书记汪家道进京之后，我和张文鸣、孙淑贤等人商量，由张、孙进京通过中央信访办，反映我们的意见。当时我的看法是：汪家道明显的偏向N氏，如果我们不反映我们的意见，就会不利于龙江形势的发展，我们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

　　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以12号文件发出通知，对有些单位请示中央的几个问题作出答复：一是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组织。重申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指示；二是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部队要欢迎群众批评。三是强调“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指出“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各级领导同志务必理解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要把各级领导机关的批林批孔作为重点认真搞好”，“要欢迎群众联系本地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所提出的批评”，同时指出：“有极少数领导干部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甚至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完全错误的。”重申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1974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免去汪家道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司令员的职务，回沈阳军区工作。对此，我和张、栾、宋等人十分高兴，我还写诗加以渲染，把它看成是我们斗争的胜利。深感我们对于形势的分析、基本做法，时机和分寸，政策和策略，这些问题的把握上，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对得起党和人民，为稳定黑龙江的局势，作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我们处以公心，光明磊落，并没有谋求私利。

　　我和张文鸣等的活动在派人赴京汇报以后就完全停止了。后来有人指责我们召开“三•二三大会”，是刘光涛派苏民支持我们搞起来的，这只是一种猜测，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应该说，当时省委领导从刘光涛到杨易辰、任仲夷、王一伦、李力安等其他老干部，是打心眼里赞同我们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小骂大帮忙，保护了他们，如果我们采取了同N氏一样的做法，他们中的许多人就要在批林批孔中挨揪斗之苦了。不过我们在中央文件下达后，我还是以高姿态作了自我批评；虽然我们支持省委、肯定省委工作，但是我们看待批林批孔的形势也有错误，也搞了串联、召开群众大会等等，同N氏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们这样做并非逢场作戏，而是真诚坦白自我批评，以推进黑龙江形势的平稳发展。

　　组织去京汇报团回来后，我感到轻松愉快，就和省教育厅的领导全力筹备全省教育战线“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具体指导起草刘光涛的题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教育阵地，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报告稿。这个会于1974年8月28日至9月3日在哈尔滨召开。我负责整个筹备并主持会务工作。

　　为了配合批林批孔，引导文科教育革命，于1974年夏季我出题并组织黑龙江大学和哈尔滨师范学院文科系部分工农兵学员和教师，组成哈尔滨文庙（孔庙，下同）调查批判组，对哈尔滨文庙进行调查。调查报告由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于1974年9月正式出版。通过调查，师生们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文庙（孔庙）是中外反动派利用孔孟之道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工具。所以他们用了这样的标题：《反革命精神统治的铁证——哈尔滨文庙（孔庙）历史调查》。这本小薄册子，一共收录了四篇文章：《反革命精神统治的铁证——哈尔滨文庙（孔庙）历史调查》、《尊孔狂的自白书——对哈尔滨文庙碑志的批判》、《祭祀者的更迭与孔老二的脸谱变化》、《“吸血鬼”为什么都爱孔老二？》

　　调查报告的引言指出：哈尔滨文庙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共分九殿二室，占地九十余亩，是按照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把祭孔升为“大祀”的规格修造的。自1926年开始筹建，至1929年竣工，费时三年，由五十九个中外反动机构和许多外国大资本家联合捐款建成。

　　调查报告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文庙修建的历时背景、组织倡导者的组成及其动机、文庙的经费来源以及文庙竣工庆典主持者宣扬的主旨。《调查》说：1926年文庙动工时，正值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胜利地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段祺瑞为头子的北洋军阀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哈尔滨在奉系军阀统治之下。当时的哈尔滨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官僚买办、封建军阀横行霸道。英、美、德、法等30多个帝国主义的资本家以及白俄分子在这里办银行，开洋行，设工厂，对我国进行残酷的殖民掠夺。在全国革命形势推动下，哈尔滨出现了不少革命的进步刊物。到处出现“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走狗”等革命传单。在这种背景下，1926年五、六月，身居东省特别行政长官张焕相首先出面，召集“各界士绅”，商讨建文庙规划和筹款，成立“文庙筹备处”。唱主角的张焕相，据当时报纸称其“恐共产党宣传，为维持人心，恢复东洋道德计，力倡建设文庙”，其他成员如金荣桂、李绍庚、蔡运升、何玉芳、储镇等人，也都是些恶贯满盈的军阀、官僚。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分别当上了伪满洲国大臣、省长等一类汉奸。《调查》特别指出：哈尔滨的17个外国企业和9个外国资本家也捐款近九万元，他们提出“助修文庙亦无国界”。文庙修成后，在碑文里称建文庙是为了“以孝经教天下之顺，即以春秋遏天下之逆，使人人以仁孝宅心”，则“亲亲长长，而天下可平”。

　　《调查报告》第二部分列举事实，说明“文庙一建立，就成了封建军阀统治和压迫人民的精神枷锁，以后又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御用工具”。“日本帝国主义从侵入东北的第一天起，就狂叫要‘复兴孔教’。1933年(伪大同二年)8月，伪满文教部遵照其主子的旨意规定：祭孔为满洲国的‘国祭’。1941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更进一步狂叫孔教是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指导原理，说什么‘东亚新秩序’就是‘恢复孔子之教’。赤裸裸地利用孔孟之道，为其侵略政策服务。”

　　《调查》说：“据统计，从文庙落成到哈尔滨解放，中外反动派在这座文庙共搞了36次祭孔活动。”“1937年春，在哈尔滨，离春丁祭孔日期尚远，日本侵略者的头目和汉奸走狗们就忙作一团。他们纠集一起，研究祭祀方案，制定祭孔注意事项，策划招引观礼者的方法，使这年祭孔的规模大大超过往年。”“然而，1937年春丁祭孔的鼓噪声还余音未息，便传来了芦沟桥头的枪炮声。”“铁的事实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狂热地尊孔，大搞祭孔活动的真实目的，就是要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而不允许中国人民有一丝一毫地反抗!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一面假惺惺地说什么‘和为贵’，一面又在暗中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妄想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其反革命策略和方法同三十多年前的日本强盗何其相似!”

　　《调查报告》第三部分论述“人民革命斗争必将埋葬一切尊孔的反动派”。

　　整个小册子是以工农兵学员为主、在教师指导下写的。我只是倡导并极力推动这件事，帮他们联系出版社出版，并没有做什么定题、审稿等具体工作。但我觉得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至今不悔。尽管该书出版时间仓促，线条太粗，史实举证欠详，论断多于实例，文笔也还有润色的必要，但我还是给了他们以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参加者一再告诉我，文科大学师生搞点社会调查对他们来说是“难得的一课”。对于青年学生来说，不在于他们写的如何，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调查，知道了一件重要的历史事实：孔子思想的两面性。如果他们不进行这一调查，他们就会不知道，孔教曾经是中外反动派用来愚弄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这是历史，中国人民对此不可无知，更不能忘记。可以说，以后人们不大容易从这个方面来认识“文庙（孔庙）”的历史作用。因为这一点，我在这里用了一点笔墨，应不为赘述。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在黑龙江省，并非都像我和张文鸣、栾锋、辛培林、张文达们，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到了同年夏秋，N氏们仍搞得沸沸扬扬。他们大批“三•五会议”，矛头直指省委一把手——刘光涛，认为他是黑龙江的“大儒”，必须予以打倒。所谓“三•五会议”，指的是1973年10月28日至11月16日，中共黑龙江省委三届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学习和贯彻中共十大文件精神，同时检查总结省委的工作。会上同时也批判了N氏的派性。在三•五会议上，我对于N氏的发言是实事求是并十分平和。但是，确有个别老干部的发言过于激烈，有些言词有否定文革之嫌，在N氏等看来，是一次严重的“回潮”，应予严肃揭露和批判。不过，应该说，“三•五会议”主持者坚持党性和政策，所开展对他们的批评也是和风细雨、同志式的，绝无恶意。这和1968年，潘复生利用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之机发动与会者对我的暴风雨式地批判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然而，N氏等人却抓住不放，因而，在群众中比较孤立。

　　长期的运动，体察民心、深悟文武之道的毛泽东，到1974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所发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中，转述了他的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发表以后，N氏等人的活动也就停止了。

　　1974年全省教育战线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议之后，我又全身心投入抓全省中小学的教育革命，以哈三中为联系点，以安达、佳木斯等地为范式，抓开门办学。当时我这么抓有两个目的：首先是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学生不能“从学校门到学校门”；其次，我认为，高中学生毕业之后不能全部升大学，多数人应该为毕业之后劳动就业作准备。这两种想法，我多次跟三中的李泽民、张继贤等领导人反复商谈，他们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愿意把三中作为省文教办的联系点。回来后，我向省文教办一、二把手李瑞、张双城作了汇报，得到他们的首肯。我认为三中应该着重抓好学工、学农两个实习点。一个是道里市教育局给他们安排的一个小农场，当时这里条件较差，只有两间空荡荡的土坯房子，窗子和门洞开，学生们快支持不下去了。我到那里去过一次，李泽民和张继贤陪同我看望了那里的学生，我给当时在那里的学生鼓劲，要他们“越是困难越向前”，学“抗大”，做学工学农的榜样。事后，我又要求李、张注意具体安排好学生的生活。每次每批不要呆的时间太长。就是这样，三中学生们冒着严寒，把农场实习地一直坚持了下来。二是积极支持他们以王岗糖厂为基点，搞好学工。我到那里去过两、三次，见了糖厂领导和车间负责人，要他们热情支持教育革命。在三中本校，我当时特别注意的是生物、化学和物理教学内容的结合。为了提高学生的质量，我还建议三中搞文理综合性的教学，组织文科一条线，理科一条线。这些是我当时学习毛泽东教育思想，在教育上的一些尝试。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我的这些活动一一提到政治的高度，遭到了许多不适的批判。

　　我记得可能是1980年初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松花江畔斯大林公园，见到了李泽民。当时，我刚刚从牛棚出来不久，心情也很不好，李因为我挨了整，要他没完没了的检查他同我的关系。这一天，天色阴沉，我觉得他神情沮丧，同这天气一样难打精神。他见到我时，我感到他的眼睛忽然一亮。我们互致问候之后，他像是自辩，又像是得遇知己，一下吐出了在他心中积郁已久的话：

　　“我看，今后城市高中就得走职高这条路了。我们的尝试大方向是对头的……”

　　我知道他的话，既是他的教育探索的表白，也是对我的安慰之词。但我只是对他报以会心地一笑，没有说什么就转身走开了。其实，此时我心似君心，我有许多话想同他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李见我如此“谨慎”，也就摆手道别。回来后，我好不后悔，觉得自己万万不应该这么怠慢他，可能伤透了他的心。我何尝不愿意同他好好交交心，只是担心被别有用心的人看见，给李徒添烦恼。过了不长一段时间，听说李因为郁郁寡欢，就含怨离开了人世，享年不到五十岁。同他匆匆惜别，我一想起来就觉得抱愧于他。或许，他以为我不理解他，或许他感到我变了一个人。我在此记上一笔，以为对这位年轻教育家、可敬的中学校长的祭奠。如果李泽民地下有知，我是噙着眼泪写这一段的。

　　1974年下半年至1976年，我在中小学教育革命方面，同省教育局局长邴玉书设想了一个两步走的推动教育革命方案。第一步，先抓“开门办学”，即主要是高中学工学农，搞校办工厂、校办农场。为此，我们先后在安达、佳木斯、宝清徐马召开全省教育革命现场会。安达会议主要是校办工厂，抓学工比较好；佳木斯是学工学农抓得比较全面，全市中小学差不多校校都有校办工厂、农场；徐马小学，密切结合农村实际，积极为本村、本地培养实用人才，培养了适合农村需要的小缝纫、小木匠、小瓦工等，搏得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好评。

　　第二步，抓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我的这个设想，不仅对邴玉书反复地交谈过，而且同合江地区的张海涛、薛自元这两位负责人谈过。我在徐马现场会之后，对张说：

　　“下一步，你的目标，我建议你抓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抓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这是个新高度，即在开门办学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理论和实践全面发展。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可以真正称为全面发展。希望你们佳木斯能够先走一步。我们在这里——佳木斯来个‘再会’”。

　　我紧紧握着张的手，然后同他拉钩说：“咱们一言为定!”

　　1998年，我到宝清搞村级干部岗位资格培训验收，问及徐马小学的现状，县委组织部领导还津津乐道那次现场会议。我问道：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推广徐马经验对不对?”

　　当时在徐马所在的公社工作的老韩，郑重其词地说：

　　“我看，现在看也是对的。”他笑着又说道：

　　“这正是农科教结合吗?!”

　　他一再邀请我到徐马看看。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说：“我真想去，但这次去不了。”

　　1975年，毛泽东总结同林彪斗争的教训，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人事安排和意识形态的建设上，一如前述。毛泽东满怀期望，让邓小平实际成为中国的最高控制者，而事与愿违，又在不到一年的光景，再一次成为他的打击对象。我以毛泽东的指示为令，紧跟毛泽东，也走了一段弯路。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人民代表会议的有关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政府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成，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大会选举朱德为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总理。会后不久，周恩来病重住入医院，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在组织上毛泽东自认为安排好以后，进一步总结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1975年2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池恒文章《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文章说：

　　根据列宁的思想，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文章还提出了“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

　　同期，还由我的老师冯秉智执笔，师院理论写作组与轴承厂工人理论组合写，以“周斯”署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学习<伟大的创举>》一文，也提到“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这期间，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讲话到处见于报端、广播，成为中国当时最热门的话题。

　　1975年2月22日、3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语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最新指示：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础，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综上所述，集中一句话，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1974年1月31日至2月5日，黑龙江省委因为哈尔滨有N氏等人的激烈活动，三届六次全会不得不在牡丹江市的北山宾馆秘密举行。这次全会的中心是学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指示和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2月5日，省委发出《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决定》，2月19日，省委召开地、市、县委负责人电话会议，号召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在全省迅速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

　　1974年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还同时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反复强调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年4月1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受到国内外重视的是，它在论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历史意义时，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倒是提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提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

　　在这个期间，人们把毛泽东的三个方面的指示，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叫做“三项指示”。这期间，全党全国从中央文件、领导讲话到各级报刊、电台、电视台，无不天天发表贯彻三项指示的各种信息。我在各种场合也只是重复这一套，并无什么新见解。我所不同的是注意律己。我平时尽量不坐小车，坐大通勤车。在强调领导干部参加劳动方面，可以说，全省像我这一级的青年干部，恐怕只有我真安排自己去哈工大校办工厂去劳动了几回。后来我发现人们用我又犯了什么错误似的目光看我时，也就不再去哈工大校办工厂劳动了，以免引起社会误会。这期间，机关常常安排各种义务劳动，我总是全身心地投入，干得特别起劲。文教办的一位女同志、人称“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常常上前劝我，

　　“别这么傻干，累坏了怎么办。快歇歇吧。你看那么多领导干部，谁像你这么干。快歇歇、快歇歇!”我说：

　　“我可不能同老干部相比，我还年轻。”

　　她又说：“谁都一样，用不了这么实在。”

　　在她的带动下，于是又上来一两位同事来劝我休息。

　　这时也只有这时，我才真的认识到在我们中国宣传是宣传，做是做，我太书生气、太天真了。这时也只有这时，我也认识到，做人民公仆，在我们中国常常是作文章、搞表演，并不是真正要执行的。许多人说在嘴上的劳动人民和体力劳动，其实在他们的脑海里是最下贱，不能与之平起平坐的，甚至连不少工人、农民也瞧不起自己。我似乎也感到自己好笑，我这样做，也许人们说我“装”呢!于是我就不再苛求自己了。

　　根据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邓小平于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从75年开始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而在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政策要调整的指示后，邓小平则更强调全面整顿。毛泽东于1975年7月针对当时文艺的情况指出：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毛泽东同时于7月14日在一个文艺问题的批示中写道：

　　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在毛泽东上述指示鼓舞下，电影《创业》作者张天民上书毛泽东，信中简述了影片的创作过程，同时对于文化部请示王洪文同意于1975年春季上演，但又在第二天对影片作出“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等几项决定，特别是对文化部提出的《十条意见》表示不理解。

　　对此，毛泽东于1975年7月25日，对作者张天民的来信批示：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

　　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在毛泽东三项指示和文艺调整政策的鼓舞下，1975年九、十月间，邓小平就全面整顿作了多次讲话，所一再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领导班子。他说

　　整顿的核心是领导班子，要“敢”字当头，要冒着被打倒，被骂作还乡团，被指责为复辟的风险，对军队、地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队伍、文艺，进行全面整顿。

　　因为经过了几次反复，我很注意邓小平的言行，神经也特别敏感。当时我一方面感到，毛泽东对文艺提出要调整的政策，同样也适用于其他战线；各条战线也需要调整、整顿。但是，另一方面，对于邓小平口口声声反资产阶级派性，批评各地造反派时厉声厉色，讲到问题时恶声恶气，还说什么不怕骂还乡团，我真有一种“还乡团又回来了”的感觉，听起来感到很不舒服。特别是对于邓小平下面这段谈话很反感：

　　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我想，谁把有贡献的人打倒。我们从来是对有错即改、真正改悔的同志信任的，为什么硬要这么讲话呢?认为他的话语里，总是藏着“刺儿”，感到他对文化大革命是一肚子不满，这也不是，那也不对，就是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套，对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应该说，本来我对邓小平的印象是不错的，在十大时还郑重投了他一票。现在，他的这些讲话，使我对他产生了反感，感到邓小平上台，造反派谁也没好。这就是我以后，积极参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思想基础。

　　促使我这样想的还有毛泽东关于评《水浒》的言论发表。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谈话，谈到他在1973年8月13日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过《水浒》这本书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另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明白：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水浒》百回本、百二十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芦荻认为毛的这个谈话很重要，于第二天就将谈话整理成文并送给了姚文元。姚文元也没有怠慢，当日上书毛，表示赞成主席的看法，并就解放以来有关《水浒》出版的评论情况陈述了自己的见解。姚文元在信中说：

　　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最后，姚文元请示道：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为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

　　很快，毛泽东批示：同意。1975年8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第九期短评《重视<水浒>的评论》。《红旗》杂志在该期设了一个总标题：“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在这个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文章。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述。自此之后，评论《水浒》的文章就在全国前所未有地、波澜壮阔地展开了。我虽然没有写文章，但我是极为赞同毛的观点的，并且认为这是毛的政治斗争的艺术，是在向全国打一种招呼，是对邓小平的一种暗示。后来一些人们极力贬低这次评《水浒》的政治意义，在我看来这是难以成立的。因为毛对于上层建筑的重视，才创办了他自以为人生的第二件大事。不能说毛泽东就是就读书谈读书，芦荻先生尽管发表了他的高见，也难以自圆其说。

　　也许因为我对周恩来像对毛泽东一样的热爱，对于当时报刊上的文章我曾未以为是冲着周恩来来的，我觉得在哈尔滨我所接触的造反派，也没有人反对周恩来。因此，当“大参考”上登了一篇美联社的电讯，我读后，气冲牛斗。当时我在省革委大楼省文教办高教处办公室内读到这份材料，当即给新华社黑龙江分社打电话。因为有气，当挂通电话确认是新华分社后，我竟然一句客套话也未表，劈口就说：

　　“我叫范正美，我刚才看到新华社编印的大参考上，发了美联社的一篇报道所谓伍豪的文章。我在这里不是以省文教办领导的名义给你们挂电话，而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普通党员，向新华社提出强烈抗议。这个问题中央已有结论。大参考的文章是经过新华社筛选出来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挑拨是非，制造混乱，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把矛头指向周总理。请你们转告我的这个意见。”

　　对方没有表态，只是连连地说：“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报告总社的!”

　　在1975年，江青经常到天津小靳庄蹲点，搞了一个农村文艺学小靳庄的话动。自从1967年江青搞揪“军内一小撮”和“文攻武卫”挨批之后，我对江青总的印象不好，后来对她总是抛头露面，一些作派也有看法。所以，当省委决定要召开学小靳庄会议时，尽管当时我被省委抽调进行有关准备，但是我同当时其他工作人员反复议论，觉得毛主席提出学大寨，这里又搞个学小靳庄，这不是和主席唱对台戏吗。左想又想，总觉得不妥。于是我建议省委撤销开学小靳庄的专门会议的成命，把学小靳庄的活动纳入学大寨的整个活动中，这样没什么弊病。刘光涛听取了我的意见，取消了这次学小靳庄的专门会议。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即1975年9月以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进入中南海，当上了毛泽东的联络员。毛泽东获取外界的信息和他对于外界的联系，基本上由毛远新来完成。据一些资料介绍，在1975年9—11月间，毛远新针对邓小平的几次讲话，向毛泽东进言：

　　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

　　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把生产搞上去。其余两项指示都不要了。

　　毛泽东对他的文化大革命耿耿于心，他对毛远新指示：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激发这件事的是，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4人，通过邓小平两次上书毛泽东，状告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群众关系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见信后很生气，就在这封信上批示说：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通过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以后，毛泽东又说：

　　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

　　他们骂小谢，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她身上。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5年1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在省、市、自治区领导人的打招呼会，传达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讲话要点》。《要点》说：

　　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1975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发表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十二期上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文章说：

　　资产阶级每次搞翻案复辟活动，总是猖狂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现在，教育界的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于是，以教育战线为起点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开始了。

　　1976年2月28日至3月3日，省委召开了第十三次常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历次谈话。紧接着向地市级干部作了传达。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所以林彪一类上台很容易。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搞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已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已经10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的很。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老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涛，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在一○七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领导干部会上，省委领导的发言，特别是杨易辰、任仲夷、李力安三人的发言，为与会者作了很好的示范，受到与会者高度评价。认为他们直抒胸襟，坦荡敢言，气势磅礴，语重心长，第一次自觉地带了个好头。省委领导挺身而出，给我以很大的鼓舞，也可以说他们给我击了一掌：作为一个新干部，应该以老干部为榜样，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立新功。

　　杨易辰历数邓小平的问题，从三十年代开始，按十年一段，直数到七十年代。他说：可以从不同阶段给邓小平画个像：二十年代投机革命，混入党内；三十年代逃避革命，反对百色起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大搞右倾，反对三面红旗；六十年代，反对文革，镇压群众；七十年代反攻倒算，右倾翻案。会后我和一些人背后议论，觉得他的发言，未免对邓公不公。邓小平还是在历史上做过一些好事的，不能像杨书记这样绝对化，就像把林彪从根上说成就是坏人一样，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任仲夷着重从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角度来批邓。他说：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党内走资派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个别分子，而是一股复辟势力，他们一定时期在党内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由这个司令部自上而下地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这些人由于有共同的既得利益，有共同的政治要求和愿望，在一个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一条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指挥下，上下呼应，就能够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我听着，觉得任书记言简意赅，说道了点子上。

　　李力安的发言则从资产阶级民主派谈起，认为

　　邓小平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就必然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成为革命的对象。他反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支持包产到户，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捉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谬论，后来又反对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他重新工作后不久就又翻案，又复辟，反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评论《水浒》，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大刮右倾翻案风。

　　李力安实际上也给邓小平画了个像。

　　当时省委认为这三位领导同志的发言是具有双高的特点：高姿态，重拳出击；高水平，理性升华。所以他们的上述发言都上了简报，给我的印象极深。到1976年上半年，他们三人在原来发言的基础上，分别整理成长篇大作，洋洋万言，并相继发表在《黑龙江日报》上：

　　杨易辰化名“松风”，题目是《必须认真研究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见报于1976年5月15日。

　　任仲夷化名“再学”，题目是《必须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见报于1976年5月21日。

　　李力安化名“晓雪声”，题目是《认清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动性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见报于1976年6月4日。

　　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发表真名，答复是“这样更具影响，体现出理论高度”。

　　在省委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之后。我于1976年3月间，在省革委办公大楼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必须彻底批判邓小平》。我在这张大字报中说，去年七、八、九三个月以来，邓小平以还乡团的架势，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大搞反攻倒算，在我省也大受影响。我列举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黑龙江日报见事迟，对于否定文革的思潮不能及时作出反应；二是农学院从农村又搬回了城市；三是大专院校的领导班子，不能充实革命造反派和年青同志，致使大专院校的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和年轻化的问题迟迟不能得到及时解决。上述问题都是否定文革思潮在我省的反映。只有深入批邓才能真正解决。应该说，我的这张大字报，不痛不痒，没有什么“打人的东西”，我只不过是在省文教办机关里带个头。因为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主要是针对教育战线，作为一个青年干部，我更应该率先垂范。

　　我的这张大字报写出来以后，机关里传出我是针对王一伦书记。应该说这话有对的一面，确实是批评王；但又不尽然，因为这只是一种姿态，是从宣教方面提出问题，实在是火力不旺，“肤浅”得很。但是，就是这样一张大字报，同我观点相左的财贸办的一位N领导同志写出大字报，说我这是舍车马保将帅（意即打王一伦、保刘光涛）。文教办普教处处长张扑，和我至交。对此也有看法。在当时不好挑明，便在一天，利用在去三中的道上对我讲了个故事。他说：

　　“主席到四川，对四川赵紫阳说：你在四川工作，可以武侯祠的诸葛亮殿楹联为座右铭。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作者赵藩当时是针对四川总督芩春煊写的。正美，我看主席的意思很深刻，值得借鉴。”

　　我觉得张扑是有意提示我，但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只是顺便说了一句，“冯玉祥也有一副楹联赞孔明：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仰流风于遗迹万古清高。我一定牢记你的赠联。”

　　张扑没有往下说。他的沉默，使我突然想起了什么。竟不能以对。回到家里，我才意识到，张在这里指的是我写的那张大字报，有失明智。王一伦对我的印象不坏，但对于这张大字报，王并没有理解我，后来因为事变，我也不便于向他解释这件事，以至于成了双方的一个疙瘩。

　　二月初，刘光涛、苏民到省教育局开完座谈会之后,暗示我在批邓上带个头,我先犹豫了几天,在1976年2月6 日《人民日报》关于不点名批邓的报道以后,我认为到时候了,便起草了《炮打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字报,又经过请示苏民之后,在省直机关第一个贴出批邓大字报。此后,我除大小会议上宣扬批邓以外,还组织了《维吾尔姑娘的辫子,还是修正主义的狐狸尾巴》、《邓小平其人》等大字报。

　　1976年初，省委宣传部通知我，要求由我出面接待《人民日报》的一名记者，来我省了解教育主管书记王一伦的情况，我向他反映了王一伦在农学院搬迁上动摇以及愿意用老人的情况，说明王对文革还有问题。

　　当时我热衷于黑大、哈三中和学朝农的事。

　　黑大主要是中文系杨战生和物理系李首伦等工农兵学员，于1975年寒假期间出版了个油印小报《理论与实践》的学理论刊物，其宗旨是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心得体会，研讨工农兵学员如何搞好上、管、改，推动教育革命。刊物署名为黑大工农兵学员理论组。这件事之前，没有同学校党委打招呼，而得到学校学生会的支持。黑大党委白汝瑗到我家找我。认为理论组这样做似有不妥之处，恐以后出问题对学校影响不好，给自己添麻烦。我对他说，学生可以自己印制小报、刊物，没有什么不可。出版自由，这是宪法规定的。我说我在电机校当学生干部时，不但出过小报，而且出过诗刊，都没有报告党委。事前没有打招呼，现在学校知道了，管起来就是了。只能因势利导，不能压，也不能禁。如果压，或者禁，就会出问题。当时我是支持理论组的，我觉得工农兵学员自己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要求参加上、管、改，无可厚非。

　　黑大理论组的油印刊物一时成为黑大左右工农兵学员的舆论工具，其中主要成员又是学生干部，因而又是黑大党委不能不重视的力量。他们对于学校教育革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意见，要求参加“上、管、改”，白汝瑗认为接受不了，甚至常抵触，弄得很被动。白汝瑗很怕事，简直是什么事一遇到麻烦，不是打电话找我，就是跑我家里问我，因为当时我们两家只是一道街之隔，他到我家也方便得很。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当时中央通知各单位不要设灵堂。白汝瑗拿不准主意，几次打电话问我。理论组要自己设灵堂怎么办。我说：

　　“群众要坚持设灵堂，这是好事，你们照办就是，有什么了不得的。这有什么不好?”

　　这样没过多少时间，又问理论组要求开追悼会行不行?我答复说：“可以开。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群众要通过追悼会寄托哀思，表达对总理的爱，为什么不可以。”

　　就是这样，在理论组的推动下，黑大在总理逝世时，群众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对敬爱的总理的哀悼。黑大理论组在办公室里一直挂着纪念总理的横幅。

　　黑大理论组对批邓也采取了激烈的态度。在没有公开点名时，用大字报点名。白汝瑗问我。我说：

　　“中央说的是不能在报纸、电台上点名，而没有说在学校、机关内不能点名。”

　　在那个期间，白汝瑗经常到我家或打电话，成了“每事问”。当时真把我难为坏了。我真的从思想里认为，这个当过《黑龙江日报》社长的他，已经不适合当校长了。因为类似的问题在别的院校都解决得不错。白汝瑗说，这是因为理论组通天（指省里有我支持），他这样做是出于不得已。实际上这是领导干部在那个动乱岁月里形成的病态反映。

　　这个期间，我还经常跑哈三中。在三中，我主要是抓学工学农，抓文理两条线的综合性实验。已如前述。

　　1975年前后是多事之秋。在我看来，教育战线上左和右都有。一次，我在省政府通勤车上，有人向我反映，哈尔滨市教育局决定取消外语课。到办公室之后，我对张扑说：

　　“我最近听人说，哈市教育局决定取消中学的外语课。请你到哈市教育局去一趟，告诉杨国权同志，我认为这样做不妥。这是近视病。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我们同外国打交道将会越来越多，以后有各种外文资料要翻译，高中升大学以后也要学外语。我们的中学不都是培养工人农民，还要培养各种高级人才。我的建议立即恢复。外语课要改革，不是根本取消。”张扑答应我：“正美，你说的对，我马上去找国权，跟他说这件事。”

　　1976年3月左右，我到密山八一农大，去参加他们学朝农毕业生下农村的欢送大会。顺便到农大图书馆去看了看，问了其中两位图书管理员原来是做什么的，他们回答说：

　　“教外语的。现在用不上，所以学校派我们到图书馆当管理员。”

　　我问明他们的语种之后，说：

　　“这样做是不对的。农业不就是目前这个样子，要搞搞现代化，没有外语怎么行!我建议你们几位要把外语拣起来，千万不能扔。否则，到用的时候不能上阵。我会向你们学校领导建议恢复外语课的。”

　　他们说：“学一点儿也用不上。”

　　我说：“这就要看得远一些。”

　　几位老师深情地送我出门，表示一定把外语拣起来，准备开课。

　　从图书馆出来，想起哈市，我的脑海直翻腾，某些领导人是怎么想的，怎么这么简单地考虑问题。毛主席说文艺要调整，我看教育也应该调整政策。有问题才要革命，怎么变成了取消。这叫什么革命。我离开八一农大时，把这些想法和建议，对学校领导讲了一遍。他们表示要按照我的意见办。后来他们办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我还记得，我到绥化去安排东北农学院在绥化办分院的事，顺便到赵一曼小学看了看。我对那里的校貌极为不满。因为我事先没有通知，突然去那里。感到那里门口、院子里很乱很脏，走进一间教室，不是配备的桌椅不好，而是一些半成新的桌椅被损坏得厉害，一个半成新的讲台也弄得栽歪了。我对正在那里的一位女老师没好气的说：

　　“这成什么样子!我们是以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办的质量如何是我们的水平问题，校容校貌是我们对待革命英雄的态度问题、对待革命烈士的态度问题。不是我武断，看你们的校容校貌就知道这里的工作不怎么样。我不再说什么了，请你转告你们的领导，就说省文教办的领导到这里批评了我们。”

　　那个老师自觉无光，只是连连称是。

　　从该校出来，我心里冒出了一个概念：有人存心给文化大革命摸黑。于是在我以后的讲话里，又多出了一重有人存心给文化大革命摸黑的议论。这是一根棍子，我把它劈向那些存心给文革摸黑的人，伤了一些人。

　　我对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真心拥护的，而且还有自己的一些设想。当时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教育上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我是从心里接受的。一有机会我就讲自己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要加强思想改造，才能当一名真正合格的革命领导干部。我说：

　　“对于自己世界观，我是到八一厂劳动以后才认识这一点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世界观的核心。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承认劳动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并随时可以为劳动人民献身；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为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瞧不起劳动人民。为什么人这个问题我始终在努力、要改变，但没有根本解决。在许多场合，我考虑问题往往离不开我。在文革中我追求“个人解放”；在工作中，常常患得患失，不能完全立党为公，私心杂念很多。我的理想是成名成家，书上有名、书架上有我的著作。我真心尊重工农，但我内心只能做工农的朋友，绝不能自己去当工农；我可以为工农服务，甚至可以为他们而献身，但我并不是无条件的。”我当时这样讲，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同时也想自己是个普通大学生，与大家没什么两样，现身说法，使大家能够平心静气地把自己真正摆进去，理解“两个估计”。上述这些内容，我与学校教师座谈是这么讲，在大会上作报告也是这么讲。

　　对于十七年教育路线，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十七年教育培养了许多人才，他们当中许多人并且已经成为国家的栋梁。但是，十七年教育存在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多数学生为什么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们有了知识之后，瞧不起工农，不愿意当工农；也不愿意同工农那样吃苦。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毛泽东从小就对中国的教育不满，“痛恨”旧的学校教育。毛泽东认为，教育重在育人，培养学生做人，培养学生的能力，引导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全面发展，反对从书本到书本、从课堂到课堂、从学校到学校。但是十七年教育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毛泽东的有关指示而加以解决。而是“三从”，没有政治挂帅，单纯依靠知识分子办学，严重脱离实践、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以教师为中心，以学生为敌，等等。以致于出现了农业大学办在城里的“见鬼”现象，“学生读的书越多，人越蠢”。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在大学期间就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些见解。所以当时国务院科教组倡导学朝农，我欣然接受，特别是一开始，我觉得他们的方向对，抓的好。不过1976年朝农徐校长讲的朝农就开办一个专业——批走资派的专业，我是很不赞成的。认为他走极端了，不科学、不可学。我在佳木斯一次教师集会上讲：

　　“十七年的教育成绩很大，培养了大批建设骨干，但是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越学越不愿意到农村工作。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大家算算细帐，有多少大学生愿意到农村去，就是学农的也不愿意到农村工作。这和我们的事业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这怎么能行呢?朝农的经验好就好在“扎根农村”教育，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新型大学生。农业上去了，中国才有希望。”

　　基于上述认识，我积极主张将东北农学院搬到农村去，在嫩江、松花江、绥化等几个农业地区办分校。我主张，农业和农学、农业和农教、农科相结合，我国的农学、农科、农教才能上台阶。我在农学院的一次动员会上讲：

　　“农学院搬到乡下办学，是地动山摇也不能动摇的，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邓小平重新上台!”

　　我的上述谈话，得到省文教办高教处、政工处等处长的坚决赞同，他们积极支持我，要下决心，坚决把东北农学院搬到农村去。

　　尽管我勤勤恳恳，积极工作，却是心神不安、心猿意马。在当了几年领导干部之后，我开始对当官感到无聊，想弃官从文，专门从事写作，当作家。当时我这样想，是处于两点考虑：第一点，我认为我不适合当官、搞政治。第二点，我觉得自己最感兴趣的、也是最适合自己的是读书、教书、写书，做个道地的知识分子。特别羡慕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诗人生活。早在社教时，我就萌发了这种想法，这些日子益发浓烈。我想，我可以从自己的文革经历写起。我自认为，我的文革经历是一般人未尝有的，同时，在我看来，否定文革大有人在，其势若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我要用小说来叙述文革中风风火火的一代青年，他们是如何怀抱理想，以纯稚的心灵投入这场革命的。我要用小说来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是，从1975年秋季开始，我尽可能地挤出时间，每天或早或晚至少写二、三百字。无论多忙，坚持不懈。到1976年下半年已经写了约十几万字。我想，要反映文革的全貌，就必须努力真实地描画时代的环境，刻划出时代产生的文革中的各种人物，我计划写一千个人物，只要有空，就在脑子里构思人物，其中有胆大包天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红爷爷”；也有怕树叶掉下来砸破脑袋的，“好人、好教师、好学生”；有一心要摆脱家庭出身羁绊、不惜一切而努力奋斗做一个“可以教育好子女”者；有一心搞学问，不知世务的“知识傻子”，也有到处投机钻营梦想当总统的“政治骗子”等等。我想写某些干部专横跋扈，或“跌到修正主义边缘”，或对造反派屈尽奉承，有人对文革的抵牾，也有人们的不理解，怀疑、困惑；也有的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等等；我还想写理想、情操、伦理、革命、爱情、残暴、人性，等等。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想写一本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的小说。

　　1976年孟夏的一天，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晋长厚来哈，问起今后我的打算，我同他述说了我的上述想法。那天，阳光和煦，天高气清，凉风拂面，我俩的心情就像那温馨的天气一样，特别舒畅，我们肩并肩，漫步中山路，彼此无拘无束，披沥陈辞，一吐为快。

　　“前一部小说，基本以哈尔滨大专院校的文革为素材，题目初步叫做“激流勇进”；第二部以湖南特别是我的家乡为素材，题目叫做“民族魂”。”

　　晋长厚表示理解，然而说道：“你才当几天官，就不想当官了？别人想当官还当不成，你正是走红运的时候，就不想当官了？”

　　我开俯剖心地说：“当官这碗饭可不是我这个农村出身的孩子可以吃的。我没有靠山，我又极不愿意也绝不会攀高结贵，找后台。我想凭自己能力，自信天生我材。但是，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告诉我，当官没有后台可不行。同时，我不能违心地办事，又不愿意说谎，见事见物不会说假话，讲一次违心的话总是长时间心理难受，不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风使舵、耍两面派，搞两面三刀；再就是，我在关键时刻心慈手软，对人下不了手，这是潘复生给我指出的毛病，我这一辈子也改不了。我有这些弱点，怎么可以当官搞政治。”

　　“啊，”晋长厚沉吟良久，似有所悟，“是这么回事。我理解。有道理。那么，现……”晋长厚似乎一时没有想到更好的词语可说。

　　我把话接过来，“现在先干着，当务之急是尽快把第一部小说写出来。”

　　“那你为什么又要把你的小说叫做“激流勇进”，而不把它叫做“激流勇退”呢?”

　　“这是两个问题。小说“激流勇进”，讲的是革命造反。应该宣扬积极进取，鼓励人们为真理、正义而斗争。退还讲什么革命!还争什么真理、正义！我不当官，从政界退出，进入文化界，不是激流勇退吗?”

　　“文化界可不是闹着玩的，在中国，文化界的风险不亚于政治。”他一把拉着我的手，我们相视无语，彼此神情严肃。

　　“著书立说，抒个人志气，有文字考，让历史见证，比当官搞政治好。”我胸有成竹地说。

　　然而，时不我与。1976年秋季中国的一场巨变，把我的历史命运，折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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