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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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版 前 言

首先，衷心感谢关心文化中国大革命的诸位朋友。没有他们的鼓励和鼎助，一本曾经被查禁的草根野作“禁书”，不可能起死回生、再版面世。
本书曾于2006年4月底——“五·一六通知”颁发四十周年前夕自费出版，一周之内即被有关部门以“非法编辑、出版、发行”之名联合查禁追缴，并依法惩处，真可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笔者之所以坚持再版，是因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共同书写的最辉煌的一段历史，是人类绝无仅有的宝贵文化遗产。每个亲历者都有责任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告诉后人一个真实的“文革”，不应当任由国内外强权者按照本阶级的政治需要肆意歪曲和涂污。
本书脱稿于2005年，当时尚未登陆左翼民网网站，无缘借鉴真实而非造假的“文革”史料，更无缘受教于诸多网友的真知灼见，只能苦思冥想、闭门造车，是名副其实的“内心独白”。今天看来，许多思想观点显得单薄苍白，甚至失之偏颇，但却是笔者当时真实的思想观点。再版时，除了对某些地方做了“修饰美容”，不再对全书进行“大修整容”以掩媸，而是将本来面目呈示于读者。这既是对读者待以坦诚，也是对“曾经的自我”充分尊重。
再版时，需要突出如下几个相关问题，并分节概述。


第一节  毛主席的双重社会角色

像其他求索者一样，对于“文革”乃至“毛时代”政策左右摇摆、政局翻覆无常，笔者同样曾经困惑莫名。经过数十年反复苦苦思索，终于找到了一把拨云见日的钥匙——毛主席的双重社会角色。他既是马克思不断革命论的信者和行者——继续革命者，同时又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共和国最高统治者。有网友称之为“亦圣亦王”。这种双重社会角色，赋予了他及其掌控的国家法权双重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反帝”与“反修”两面大旗同时并举。
要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首先应当正确认识毛主席的双重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反帝”与“反修”同时并举）；要正确认识毛主席的双重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就应当立足客观实际，设身处地、换位思考。
一. 最高统治者——“反帝”
建国后，作为执政的共产党领袖，毛主席成了共和国当之无愧的最高统治者。身处帝国主义列强“群狼”环伺国门的险恶国际环境，“最高统治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要求他：不能再像当年“造反匪首”那样只是“打碎旧世界”，而是必须“破”与“立”、革故与鼎新、革命与建设、“打碎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同时并举。一方面，必须不断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不断切除新社会自身滋生的“毒瘤”；另一方面，还必须担负起两项重任：一是确保国家政权稳固，以应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确保国家安全。二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将继续革命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保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衣食无忧。为此，他不得不兼顾各个阶级、阶层的现实利益和政治要求，调整、平衡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以求共生共处、协同发展。否则，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一旦失控，就有可能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内乱不休、民不聊生，甚至风雨飘摇、血雨腥风，社会崩溃、国家危亡。若然，不论继续革命的动机和目标如何高尚、神圣，对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都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作为最高统治者“国君”，也难逃祸国殃民、国家败亡的历史罪责。
或许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全部真谛和现实意义。这种“有条件的继续革命”或“有限革命”，必须控制在“无产阶级专政”前提条件之下，以兼顾未来发展与现实生存相统一。既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又要“以斗争求团结”共生共处；既要继续革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又不能“天下大乱”得太甚太久。
正是最高统治者毛主席的社会职责及其对继续革命的限制政策，导致了他与平民阶级先觉者的民权觉悟和民主诉求之间矛盾冲突不断。不论是1957年的“右派”，还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乃至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的整个“文革派”，不少人对他都曾有过“不理解”的困惑，甚至诸多“被欺骗，被抛弃”的怨尤。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忽视了毛主席最高统治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真谛和规则不甚了了。
二.继续革命者——“反修”
毛主席首先是马克思“不断革命论”的信仰者和践行者，他坚信“革命是历史进步的火车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遏制中共政权急剧膨胀的官僚化趋势，避免共和国重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断改革“苏联模式”不合理的上层建筑。
1．他终生追求社会主义公平理想，立志为大多数人求解放谋幸福，不断推动社会改革。“得天下”后，为了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的历史积弊，在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后，将占人口90%的农民组织起来，彻底改变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一盘散沙的社会结构，形成民族合力，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开劈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2．他在不断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不断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故鼎新，引领全国人民并身体力行“与私有观念彻底决裂”，净化心灵、潜心向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告诫手握权柄的官员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他号召知识分子文化人，要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不要轻视嫌弃劳动人民，等等。
3．他始终坚持对“苏联模式”不合理上层建筑进行继续革命，践行“共有（公有），共管，共享”的社会主义原则，反对少数人垄断独享社会财富和公共权力，反对官员恃权凌弱、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为此，他把大民主权利交给人民，不断发动群众开展“反贪防腐，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大刀阔斧整顿吏治，遏制官僚主义恶习，坚决清除蜕化腐败分子。
“自古圣贤皆寂寞”。正是这种继续革命者的社会责任及其奉行的继续革命路线，经常遇到民众私有观念习惯势力的消极抵触。尤其是，遭到新官僚权贵集团的坚决反对和拼死抵制，导致了共和国君权（国家法权）与政府官权的矛盾冲突接连不断。最终，被复辟的新官僚阶级利用民众的私有观念习惯势力“打的粉碎”。
不难设想，如果他不是坚持继续革命因而得罪了整个新官僚阶级，而是与他们一起“彻底巩固民主主义新秩序”，稳坐天下、安享“胜利果实”。那么，新官僚阶级——共和国真正的主人——不仅不会把他“打的粉碎”，而且千秋万代都会对他感恩戴德、山呼万岁。李锐之流“（毛泽东）建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的论调，完全代表了这个阶级的心声：其“功”在于，他带领他们从泥腿子造反者变成了官老爷。其“过”在于，他总是搞什么群众运动，阻挠官员们“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致使“官不聊生”。其“罪”在于，他利用所掌控的国家法权与平民阶级民权结成继续革命神圣同盟，“大闹天宫”、上下夹攻，将“苏联模式”官僚专制闹了个人仰马翻，差一点使他们升官发财、安富尊荣的美梦化为泡影。


第二节  新官僚阶级——共和国的黑暗面

“千古之败，在于官邪”！
官僚腐败，成为历朝历代无药可医的顽疾，社会主义国家也概莫能外。苏共和前苏联以及东欧各国亡党亡国早已尘埃落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正在名存实亡。无一例外，它们都“亡”于新官僚阶级官患痼疾！
对官僚阶级及其官僚专制“贵族政体”之于历史进步的反动作用，资产阶级学者和革命家曾经进行过严厉批判和鞭挞。对于无产阶级政权如何防止“国家机关官僚化”，马列革命导师等先觉者也曾有过诸多警告和论述。
一. 马、列等先觉者的告诫
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防止官僚阶级复活，马克思等先觉者都曾寄予过高度关注。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时指出：为了防止国家机构官僚化，必须实施三项措施：①.实行官员选举和罢免制度（废除上级任命制度！）；②.彻底废除等级制，官员薪金不得高于工人工资（断绝升官发财道路！）；③.使人人都有权并执行监督和监察职能（无产阶级大民主！），使所有的人都暂时变成“官僚”，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列宁在临终前尖锐指出：我已经目睹了旧沙皇官僚机构的复活，布尔什维克只不过给这种官僚披上了苏维埃的外衣。
托洛斯基更明确指出：苏联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官僚阶层，它凌驾于社会和人民之上，成为新的剥削阶级。并严重警告：“官僚阶级是长在这个工人国家身上的致命毒瘤”，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团结起来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的统治，他们将成为未来资本主义复辟的力量。
何等高瞻远瞩！
然而在实践上，迫于帝国主义阵营的军事威胁和颠覆阴谋，斯大林建成（列宁初创）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不得不背离先觉者们的教诲和警告，甚至把托洛斯基等人打成“反党集团”驱逐出境。以至于，前苏联在成功抵御帝国主义从外部围困颠覆的同时，却任由新官僚阶级从内部将社会主义大厦逐步蛀蚀一空，最终一朝倾覆、轰然坍塌。
二. 毛主席：“我一生干了两件大事……”
毛主席不仅继承发展了马、列等先觉者前贤的继续革命思想，而且将马列主义原理付诸实践，穷毕生精力进行不屈不挠的实践探索。临终前不久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毫无疑问，他所说的“两件大事”就是“反帝”与“反修”！
面对中国一穷二白的贫弱现实和严峻的国际环境，为了彻底扭转中华民族一盘散沙的积弊，共和国的制度设计照搬了“苏联模式”。在官与民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上，继承延续了官僚专制旧例——“官员决定一切，官权尾大不掉”。民权完全依附听命于官权，对官权的民主监督严重缺失，官员的官僚化趋势难以禁绝！昔日“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急剧蜕变为脱离人民群众的统治者，堕落为压迫百姓的新官僚。当然，在“毛时代”，有毛主席中央集权式国家法权的强力约束和制衡，党政官员由领导者向封建官僚的蜕化、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蜕化，不可能成为合法的主流。但是，对“非法的暗流”也只能批判和限制，难能在一个早上就清除干净，以至于它顽强地存在发展着。
早在1957年“开门整风”失败后，毛主席对“国家机关官僚化”以及刚刚“起于青萍之末”的新官僚阶级开始寄予高度关注。五十年代末，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讲话》中，称之为“既得利益集团”；六十年代初，在中苏论战的《九评》中称之为“特权阶层”；从1963年开始，称之为“官僚主义者阶级”。1965年“文革”前夕，他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是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1964年12月12日、1965年1月15日）毛主席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让广大人民群众起来“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的黑暗面”，就是因为“毛时代”同样存在黑暗面，而且“黑暗”到了令毛主席和人民群众无法容忍的程度，这就是那个新生的官僚特权利益集团（或曰“新官僚阶级”）的倒行逆施。“文革”前，共和国土地上出现的所有黑暗面几乎都是他们的“杰作”！
“反修防修”，这个“修”究竟是什么？就是“官僚化”！“反修”，就是反对“国家机关官僚化”，就是反对公职人员尤其“大官”们蜕变为新官僚阶级！
三. 新官僚阶级的产生   
早在建国后不久，毛主席就警告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不幸的是，毛主席半个多世纪前的警告，今天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共和国建国后，作为人民群众的“先进分子”和领导者，共产党的各级干部成了各级政府的官员，代表人民行使“人民民主专政”职能。这原本无可厚非。然而，以刘邓为代表的“大官”们，不仅拒绝与人民群众“权力共享，国事共管”，而且，以各种名目镇压群众运动和群众监督。由人民群众的领导者，蜕变成了人民群众的统治者；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革命党，逐步异化成了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的执政党——旧官府衙门里的新权贵。
中国的新官僚阶级，其蜕变过程大体经历了如下五个阶段。
1．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私有观念习惯势力，在新政权官员们的心目中注入了官僚阶级“遗传基因”。
2．在官员任命制、等级制和终身制的温床上，官僚阶级的遗传基因聚合成了“卵”—— 官僚主义（政治腐败“癌病毒”）。从此，蜕变趋势日益强劲，“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与群众同甘共苦的“领路人”，变成了挥动权力皮鞭的“牧羊人”；共产党“跟我上！”的号召，变成了国民党“给我上！”的命令。
3．经过从“开门整风”到“反右斗争”（官权与民权第一次大碰撞!）暴风骤雨的洗礼，新官僚阶级之“卵”孵化成了“幼虫”。共同的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促使官员们由个人自发的官僚主义行为，迅速觉醒为自觉的阶级意识；由自然聚集的官员群体，迅速凝聚成统一的官僚队伍——既得利益权贵集团。从此，在他们心目中，平民大众的民权觉悟和民主诉求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大严重威胁，并利用一切机会，冠以种种罪名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4. “文革”时期，慑于毛主席继续革命国家法权与平民阶级“大民主”民权的上下夹攻之势，在平民阶级造反派“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风暴的冲击下，新官僚阶级“幼虫”收缩成了“蛹”，冬眠蛰伏起来。即使“无产阶级专政柱石”——新官僚阶级军队当权派“武官”们，除了赵永夫、陈再道等少数几个亡命之徒，大都在发几句牢骚的同时也夹起尾巴做人，对“文革”的敌视和仇恨却深深埋藏在了心底。
5. 邓小平窃夺国家法权以后，高喊“解放思想”的口号，拆除了毛主席所建立的一切约束限制官权恶性膨胀的藩篱，废除了毛主席制定的限制“官僚特权”的一切“紧箍咒”（法律法规乃至宪法的、组织纪律的、理想信仰的、伦理道德的等等），彻底复辟了官僚专制制度，并进一步将其发展到官僚自由专制的极致，使他们得以“决定一切，占有一切”。整个新官僚阶级欢呼雀跃，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羽化成了新官僚阶级之“蝶”——名副其实的官僚阶级“成虫”，放手演绎出了“春天的故事”。
在政治领域，无限强化官僚特权。一方面，高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法治”口号，彻底剥夺了平民阶级的民主权利，践踏甚或血腥镇压国民的民权诉求，彻底废除群众运动和群众监督。另一方面，高喊“民主”和“分权”口号，颠覆毛主席继续革命国家法权的权威和神圣，变“治吏”为“治民”，单靠军警“维稳”，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官僚自由专制和“分赃政治”。在经济领域，打着“改革、开放、搞活”招牌，推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疯狂持权抢劫，寡廉鲜耻、胡作非为，贪污无度、前腐后继，最终“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凡官必贪，无官不贪”。在文化领域，高喊“精神文明，文化多元”口号，黄、赌、毒横行，公款吃、喝、嫖、赌世界第一，“二奶”、“三奶”、“N奶”成了“人民公仆”的时髦和荣耀。……开创了五千年来一切污秽、肮脏、黑暗和腐朽堕落之集大成的“官权盛世”。


第三节  毛主席对“苏联模式”继续革命

近代以来，中国贫弱落后、一穷二白，兵连祸结、社会动荡，民众一盘散沙、饥寒交迫。共和国建国时，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选择确立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面对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这是迫不得已、唯一正确的历史选择，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环境。对于经济复苏、社会稳定和民心凝聚，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苏联模式”本身也存在着致命的内在缺陷。
一.“苏联模式”的致命缺陷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和致命缺陷。生产资料所有权归社会全体成员所有，而生产活动乃至一切公务和国事的管理权却由少数官员垄断专制。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工（分离）固定化，难免由分离而隔离，由隔离而对立，最终造成官僚专制上层建筑与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又导致了官与民（干部与群众）、政府与社会、新官僚阶级与平民阶级等一系列社会矛盾。而且，由于缺乏民主监督机制的鞭策和疏导，所有矛盾的对抗性日益强烈、统一性越来越弱化。
在官员任命制、终身制和等级制的政治体制下，专门从事生产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官员及其官权日益恶性膨胀，大肆侵夺民众的所有权，官员对公共财产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异化为占有权，使社会主义公有制蜕为变官有制。最终，社会公仆完全蜕变成了“官权＋资本”的新官僚阶级。为了世世代代独占独享社会财富，他们疯狂持权抢劫国家财产，彻底剥夺劳动人民的所有权，废除了公有制，复辟了私有制。
二. 两种根本对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什么？
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共有（公有）、共管、共享。亦即：生产资料所有权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活动、公共事务和国家大事由全体成员共同管理，生产成果或社会财富由全体成员共同分享。
凡是完全忠于并实行“三共”原则的社会，就是“完全社会主义”；凡是部分忠于并实行“三共”原则的社会，就是“部分社会主义”，凡是背离“三共”原则的社会，就是“假社会主义”或“反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彻底背叛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彻头彻尾的冒牌儿货，是“官僚自由专制政治＋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制假贩假，是一切制假贩假猖獗横行、屡禁不止的总根源！
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毛主席所开创的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是对马列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它具有两个内涵：其一，完全忠于马、列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共有，共管，共享”；其二，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实际和时代发展的实际，对“苏联模式”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不断改革完善，对其不合理的上层建筑坚持继续革命。
自建国之初，毛主席就对“苏联模式”坚持不断改革完善，从“三反五反”严惩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到“开门整风”发动群众实行民主监督；从取消军衔制，到规定干部参加劳动；从主动降低工资，到实行人人平等的凭票供应；从《论十大关系》，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结果，由于以刘、邓为代表的新官僚阶级的抵制和歪曲，体制内的改革都收效甚微，甚至无果而终。最终，毛主席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干了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苏联模式”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的上层建筑进行继续革命实践探索！
三. 毛主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路者和开创者   
建国之初，“苏联模式”的致命缺陷就暴露出来了，且愈演愈烈。毛主席在大张旗鼓反对官僚主义、惩治贪污腐化的同时，也不断进行理论反思，并于1956年4月至1957年2月，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公开表明对“苏联模式”的“不同政见”。前者，全面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在这种意义上可称之为“论十大矛盾”）；后者，则集中论述了官与民、政府与社会的矛盾。首先，它提出了两个论断：其一，过去许多被误认为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其实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不同思想意见、不同利益要求的正常分歧，应当正确处理。其二，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同样存在着矛盾，虽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存在着“矛盾转化的可能性”。如果任由政府官员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泛滥下去，就“有可能转化为对抗性敌我矛盾”。基于上述两种判断，又提出了三种执政理念：一是，思想文化领域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适度自由化”；批判了“利用行政力量，强行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的一言堂，倡导各种文化和思想“兼容共存”。二是，“少数人闹事”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在政治或经济政策上犯了错误”；并强调“游行示威自由”是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罢工并不违反宪法”。三是，国家机关和官员要“厉行节约，勤俭建国”，要“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以保证他们不脱离群众、不蜕化变质，并减轻社会基础和劳动人民的负担。
这充分证明，他对共和国官与民、政府与社会、上层建筑与社会基础之间矛盾所潜在的对抗性，认识已经相当深刻了。这无疑是对“苏联模式”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重大纠正，为继续革命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尤其是未公开发表的《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讲话》，更是指明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认识达到了超越任何前人的高度！譬如，“教科书”中提到1936年的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公民“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等等。毛主席在“教科书”的这段文字旁边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并明确指出：“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今天的现实证明：毛主席是何等高瞻远瞩、料事如神！）这无疑又是对“苏联模式”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纠正，为继续革命指明了奋斗方向。
在实践上，毛主席也从未放松对“苏联模式”缺陷的纠正，这种例证不胜枚举。最值得一提的是，他1960年3月充分肯定并积极推广“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实行民主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它彻底纠正了“苏联模式”之“马钢宪法”的“一长制”（厂长专制），实现生产活动的“共管”原则，开创了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模式，同样是史无前例。
只可惜！作为“苏联模式”的信徒和卫道士，以刘、邓、陈（云）为代表的新官僚阶级，对“马钢宪法”情有独钟、积极推行，对“鞍钢宪法”却阳奉阴违、消极抵制。以至于，“鞍钢宪法”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模式在中国寸步难行。值得深思的是，日本松下、德国西门子等跨国公司，对“鞍钢宪法”却如获至宝，忠实贯彻实行，且成效显著、蒸蒸日上……
有的网友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理论准备不足”。此说未免失之偏颇，盖因为对共和国历史和毛主席继续革命足迹知之甚少，未做认真考查和求证。
四．对“苏联模式”不合理上层建筑继续革命
作为共和国的最高统治者，毛主席之所以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各国政要的尊重，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始终坚持为大多数人谋幸福，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追求社会主义公平理想，勇于正视和否定“苏联模式”的弊端，倾注晚年几乎全部精力，大胆对其进行革故鼎新的继续革命。他所坚持的“反修防修”继续革命实践，其实就是要革除“苏联模式”的致命缺陷和必然恶果——国家机关官僚化。为此，他不惜置“九五之尊大位”于度外，涉险犯难，甘愿冒被“打的粉碎”的风险。其“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恢弘气度，不仅在中国史无前例，而且在世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也绝无仅有。
①. 早在延安时期，经济还相当困难，普遍实行干部供给制，边区政府（共和国“雏形”）的官僚化（特权等级化！）趋势已经初露端倪，大官吃“小灶”，中官吃“中灶”，小官和士兵吃“大灶”。毛泽东为了维护中共内部团结以应对艰难困苦，不得不认同和屈从多数人的意见。但是，对抛弃井冈山时期红军官兵平等的所谓“非正规化”，却始终心存芥蒂和无奈。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后，他明确表示：“这是好事情”，至少是迫使中共首脑机关“打碎了庞大机构、官僚腐化”，改变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化供给制，并说：“供给标准就这样好，打到南京、上海都不要再提高了。”可见他对特权等级化官僚制度是何等厌恶！
②. 中央政府组建时，在国家权力分配上，毛主席坚持“多党协商，共同建国”的纲领，不顾大多数中共大官们的反对，坚持实行延安时期的“三三制”（共产党、民主党派、民众代表各占三分之一），并且确保非共产党官干部“既有职位，又有实权”。当听说民主党派要解散时，他当即明确表示反对：不但不能解散，还要继续发展。并指示：要解决各党派的经费问题、干部学习和失业问题，要求对民主党派干部与共产党的干部一视同仁。直至1956年，他先后两次强调：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进而郑重提出两个口号：“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
这种“一党主政，多党合作”的体制，无疑是对“苏联模式”一党专政的纠正，向“权力共享，责任共担”的社会主义民主，迈出了一大步。
③. 建国后，新统治者们的官僚化和特权等级化势头更强劲了，好房子、好汽车、服务员、警卫班……，一切都免费供给、按官职分配，等级森严、不可僭越。1955年，改供给制为工资制，照搬“苏联模式”的官员高薪制，等级化差别进一步扩大到30个级别，最高与最低工资差距高达31倍，一度高达41.6倍。显然，它是绝大多数新权贵们的众望所归，是他们集体意志的体现。对此，毛主席虽然心存不满，但“手大捂不过天来”，无法包办一切，只能尽力而为罢了。首先，他明确批评：“现在的工资标准把收入的差距拉得太大了”、“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不仅是薪金的问题，实际上还有特殊待遇的问题”，并强调要求：增加工资，“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其次，坚决拒绝领取每月649.6元的最高工资，坚持只接受每月404.8元。（以上资料大都引自：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
④. 国家机构官僚化和官员特权等级化是“苏联模式”的政治特征，在“全盘苏化”年代，既完全“合法”，又完全符合大多数新官僚权贵的意愿。对此，毛主席同样是众意难违、无力回天。但是，对于非法的贪污腐化——持权“抢劫和掠夺”，他却坚决果断、严厉打击、毫不手软。经过“镇反”运动，政局一旦稳定下来，他即刻把阶级斗争矛头转向了国家机关官僚化，连续发动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新三反”（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运动，严厉打击少数违法犯罪的新官僚，警戒、遏制大多数官员的官僚主义。1951年他断然拒绝了众多“大官”官官相护的说情，处决了大贪官刘青山、张子善，并警告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⑤.1957年，毛主席对于国家机关官僚化的认识发生了突破性飞跃，即刻选择了继续革命道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亦即：解放民权，监督官权；以民众的“适度自由化”，遏制官员的官僚化。他发动了“开门整风”运动，号召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和政府整顿官僚主义。以知识分子民权先觉者为代表，群众的民主热情空前高涨，各种批评意见夹杂着怨怒之气，如暴风雨般席卷全国。就连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特权官僚集团也坐不住了，《真理报》发文痛斥“毛泽东纵容自由化”。以刘、邓、彭“铁三角”为代表的新官僚权贵集团，更是感到既得权势和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奋起“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结果，毛主席在政治局决策层陷入空前的孤立。
另外，章伯钧、罗隆基等极少数“真右派”乘机兴风作浪要推翻共产党，而一些知识分子又旧病复发、忘乎所以，“要么不革命，要么彻底革命”，社会动乱日益严重。
面对内部强大的阻力和社会动乱的压力，尤其是面对帝国主义“群狼”环伺国门伺机火中取栗的严峻国际环境，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一和共和国政局稳定，毛主席不得不妥协退让。“开门整风”运动逆转为特权官僚集团的“反右斗争”。
“开门整风”运动失败了，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民权诉求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毛主席则落下双重“罪责”：在新官僚们心目中，他负有“背离马列主义”、“纵容自由化”的罪责；在知识分子心目中，他又成了“欲擒故纵、引蛇出洞”残酷镇压民权先觉者的“罪魁”。
毫无疑问，1957年“开门整风”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是一次伟大的继续革命尝试，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多方面的里程碑意义。
从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阶级关系、权力格局及其矛盾冲突。其一，共和国“君权”（毛主席的继续革命国家法权），开始突破“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限制，直接向人民群众的民权寻求支持，利用群众运动，遏制政府官权的官僚化蜕变。其二，在继续革命国家法权的鼓动和保护下，人民大众的民权意识在沉睡了数千年之后开始复苏萌动，由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开始转化为对新官僚专制不满、抵制和斗争。其三，新官僚特权集团的阶级意识迅速觉醒，由自发的官僚主义逐步集结为自觉的官僚队伍，进而成熟为独立的官僚阶级。他们掌控的政府官权也随之恶性膨胀、一权独大，无视民权，藐视君权。利用一切政治运动，对民权严厉打击、残酷镇压；对君权（国家法权）则阳奉阴违、歪曲篡改，甚至公然对抗。
⑥. 刘、邓为代表的新官僚权贵集团，乘“反右斗争伟大胜利”的东风，大刮“浮夸风”、“共产风”，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致使合作化道路的生命力奄奄一息，大大激化了农村各种矛盾（官民关系是主要矛盾！）。尤其是，“刘、邓干将”吴芝圃等地方官僚一手制造的河南“信阳事件”，以血淋淋的现实证明：“苏联模式”之共产党政权一旦蜕变为官僚机构，将会何等贪婪、野蛮与残暴！它极大地震动了毛主席的爱民之心，愤怒斥之为：“反革命利用新官僚和糊涂人，把坏事做尽！”
1963年5月，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就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专门颁布了中央文件“前十条”。其基本精神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为先导，建立民主监督体制，遏制官员腐化变质。例如，第7条规定：“贫下中农的代表、委员和主任，都应当由贫农、下中农选举产生。……社、队一切重大事情都应当同他们商量，使他们了解，不得加以封锁。”第8条规定：“今后，除了按六十条的规定，定期公布各项账目之外，每年还要大清一次到两次，使‘四清’（按：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成为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首先是基本核算单位一项经常制度。”
然而，经过“反右斗争”的洗礼，新官僚权贵早已今非昔比。“前十条”颁布仅4个月，刘、邓就利用“主持工作”的实权，于1963年9月制定了“后十条”取代“前十条”，其基本精神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划分阶级成分，清查漏网的阶级敌人，清查“四不清干部”及其与地富反坏右的联系，并硬性规定：“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地也不宜担任会计、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关于贫下中农组织，要求“必须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随着运动的深入，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方法。”一切由“工作组”掌控，完全取消了民主选举！1964年9月，又下发“‘后十条’修改草案”，全面推行王光美的“桃源经验”（运用秘密调查和逼供信方式，挖出“四不清”农村基层干部）。随之，一场“大官整小官”、“吃皇粮的城市‘洋干部’整治挣工分儿的‘土包子’农村基层干部”的整治百姓运动，席卷全国山乡农村，毛主席“通过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建立群众民主监督制度”的本意再次被歪曲篡改、猥亵奸污。
⑦. 面对新官僚集团的歪曲篡改和抵制对抗，毛主席意欲在体制内对“苏联模式”进行“补天”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但是，继续革命者“反修防修”、防止国家机关官僚化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迫使他不得不另寻新路，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实质是：毛主席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继续革命国家法权，彻底突破“苏联模式”官僚专制政治体制的束缚，绕过政府官权的居中隔离和阻挠，直接与国民民权结成继续革命神圣同盟，形成对新官僚特权阶级的上下夹攻之势，并运用“大民主”方式和“四大”武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自下而上揭露我们的阴暗面”，罢免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教育“犯走资派错误”的大多数官员，遏止国家机关官僚化趋势。
如果说，1957年“开门整风，大鸣大放”运动是对“苏联模式”官僚专制进行继续革命试探性预演的话，那么，1966年文化大革命则是彻底突破“苏联模式”官僚专制国家机器的政治大革命。她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意义，是以往任何革命运动都无法比拟的！
只要认真回顾一下历史，看一看当时欧、美各国人民尤其青年学生对“文革”是何等热烈推崇、全力仿效，看一看中国复辟的新官僚阶级对“文革”是何等刻骨仇恨、心有余悸，看一看帝国主义政客及其走狗对“文革”是如何咬牙切齿、诅咒谩骂，就不难理解上述结论的真实性了。


第四节  “文革”失败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被复辟的官僚阶级彻底否定了。然而，许多忠诚的“毛主义”信众从未停止过严肃认真的反思和求索，当然也包括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毛主席健在时就举步维艰、毛主席逝世后又被彻底否定，究其原因，主要有主、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继续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前提条件之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逻辑矛盾，实践上更是难以准切把握继续革命的“度”。客观方面，革命动力（“文革派”）与革命对象（官僚阶级当权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太悬殊了；“文革派”无力承担空前沉重而复杂的继续革命任务。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内在矛盾
毋庸置疑，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对马列社会主义理理和实践的重大发展，是国际共运辉煌的里程碑。然而，按照绝大多数人的传统观念和思维习惯，“继续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前提条件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在理论上，陷入了二律背反的悖论：如果认定中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继续革命（“打碎旧世界”）就是多余的，只能在体制内（新官僚阶级内部），在彻底巩固的基础上，通过局部微调进行改善或改良。如果认定继续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那么，就从结果上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前提条件。既然要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维护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就不应当发动平民阶级起来造反，而应当说服或压服民众，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既然发动平民阶级起来造反，就不能不否定“党的绝对领导”、动摇“无产阶级专政”。正因如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难能被大多数人所心悦诚服地理解、认同和接受。
在实践中，更是难以把握“继续革命”的“度”：造反力度轻了，根本无力冲破“走资派”高压控制的旧秩序；造反力度重了，又难免伤及“无产阶级专政”。尤其是，面对手握一切暴力机器和社会资源的“走资派真老虎”，面对“反文革派”必欲将“文革派”斩尽杀绝的血腥镇压，赤手空拳的平民阶级“造反派”，除了以孱弱的血肉之躯抵挡“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有谁能保证又如何能保证打出的每一拳都既有力有效、又有节有度？有谁能保证又如何能保证打出的每一拳都既能把“走资派”打痛、又不能把他们打伤、更不能把他们打死？
结果，整个“文革”进程只能是左右摇摆、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地“否定之否定”。当时俗称“翻烧饼”，民众戏称“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再颠倒过去……”。“造反派头头儿”在反复承受“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严厉打击的同时，“造反派”民众同样“犯不完的错误站不完的队，挨不完的批判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
这或许就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最终被彻底否定的内在原因。（当然，此处所说“文化大革命失败”，是仅就“政治大革命”而言的，她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所取得的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本书无力全面涉及）。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自古至今、历朝历代所有真正的社会或政治改革都此路不通。（其实，只要剔除“泛革命论”的辞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质就是改革或改良）。
二．对继续革命对象：灵魂救赎取代“位势”剥夺——
                   （“批判的武器”取代“武器的批判”）

作为继续革命者，毛主席看到了共产党政府“变修”（官僚化）的危险趋势，并以超人的胆略和气魄，进行“反修防修”的继续革命实践探索。
然而，作为共和国的“国君”，他不可能超脱“亦圣亦王”的双重社会角色，必须“反帝”与“反修”同时并举。他不可能彻底抛弃“苏联模式”这个仅有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不可能真正要打倒昔日的“老战友，老部下”今天的当权派“大官”们。否则，就有可能自毁长城、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导致天下大乱，从而帮助帝国主义列强“不战而胜”，颠覆共和国新政权。如此以来，就完全违背了“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的初衷！
另外，作为马列主义的信者和行者，他坚信“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消灭犯罪比消灭罪犯更重要。因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更不是要把新官僚阶级从肉体上消灭的铁血革命，而是要“革他们官僚主义思想的命”，利用群众运动的“鞭子”，鞭策他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或曰灵魂救赎的文化革命。唯如此，方能在消灭“罪犯”的同时也消灭“犯罪”，消灭产生新官僚阶级的思想根源。
毛主席的主观愿望和动机不可谓不高尚、不神圣。只可惜，却脱离了现实，脱离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是的，对于末代皇帝、侵华日军战犯和国民党军警宪特战犯，都曾经成功实现了灵魂救赎，他“解放全人类”的慈悲情怀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但是，应当看到，对上述人等灵魂救赎之所以成功，前提保障和改造过程不可或缺。首先，强力剥夺了他们赖以犯罪的地位、权势或武力，彻底断绝了他们翻盘复辟的梦想，迫使其认罪伏法，冷静反思以往的罪恶。其次，又经过多年学习反省，自觉触及灵魂，自我改造思想。最终，灵魂救赎方才得以实现。
毫无疑问，“灵魂救赎”，必须首先以“武器的批判”迫使其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才能有望转化为被救赎者的自觉行动；只有被救赎者自我救赎的自觉行动，才能使灵魂救赎得以实现。
而当权派“文官”和“武官”们，面对“灵魂救赎的文化革命”，不仅始终未放弃“反文革”立场，而且，对灵魂救赎者——毛主席继续革命国家法权和平民阶级民权，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疯狂反扑。即使“革委会”夺权以后，他们的官员身份、干部级别等“位”和“势”也依然如故，控制操纵保守派民众的官权余威还在，梦想翻盘复辟的贼心未死。尤其是“九大”后，“文官”们“反文革”未竟事业，又由其阶级弟兄——“武官”——通过枪杆子和“绿色恐怖”，超额实现了。整个官僚阶级的“反文革”斗争，真可谓前赴后继、百折不挠。
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官僚阶级当权派不可能产生自我灵魂救赎的自觉性，不可能成功实现灵魂救赎。结果，他们的官僚主义“癌病毒”，在灵魂救赎的无效刺激下彻底演变成了“癌肿瘤”。于是，文化革命成了“空前浩劫”，灵魂救赎成了“挑动群众斗干部”的“政治迫害”。整个灵魂救赎的文化革命阵营全军覆没，遭到空前的血腥镇压，连他自己的家人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三. “反帝”与“反修”的矛盾   
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内在矛盾，根源在于：“反帝”与“反修”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截然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要求，而“亦圣亦王”的双重社会责任又要求他必须两面大旗同时并举。
一方面，为了“反帝”，以应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武装颠覆阴谋，共和国必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稳定社会秩序，以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步调，避免重蹈一盘散沙、动荡不定的覆辙，不给外敌入侵可乘之机。另一方面，为了“反修”，又必须实行“适度的自由化”方针，松动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以发动人民群众起来行使民主监督权利，遏制国家机关的官僚化趋势（1957年）。直至，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造反”，冲决官僚阶级当权派的高压控制，“自下而上揭露我们的黑暗面”（1966年）。无疑，这又势必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
人民有幸，共和国有幸！毛主席以他“千古一帝”的大气魄和大智慧，迎接并驾驭了这种两难选择的挑战，历尽千难万险，克服了重重阻力，实现了“反帝”与“反修”两相兼顾、相辅相成。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迫使帝国主义缩回了武装颠覆的魔爪，为共和国赢得了数十年和平发展机遇。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极大地震动了党政官员，遏制了国家机关的官僚化趋势。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然而，帝国主义列强亡我之心不死，必欲置共和国于死地而后安！他们调整战略、改变策略：以军事包围开路，全面展开“和平演变”攻势。于是，便有了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建交。从此，开始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共和国“和平演变”的“新时代”。尽管他们布下了这招险恶的棋局，如若中国能继承毛主席开创的“反帝”与“反修”同时并举的大业，坚持对“苏联模式”继续革命，坚持七八年开展一次文化大革命，遏制国家机关的官僚化趋势。那么，他们“不战而胜”的“和平演变”图谋未必能得逞。只可惜，自古以来，在官僚阶级心目中，只有政府（官府！）利益，没有国家利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官僚阶级，原本就贪婪愚昧、利令智昏，对“文革”的阶级仇恨和复仇心理又进一步蒙蔽了心智。于是，便“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两个“新时代”内外勾结、里应外合，联手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推上了亡党亡国的不归路。正所谓“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能活！”一些中共大佬，在临死前终于醒悟，忏悔自己的“反文革”立场。……然而，为时已晚、于事无补，徒发可怜的秋虫悲鸣。
正因如此，笔者对左翼网友高举“反帝”大旗的立场由衷赞同，同时也深感忧虑。帝国主义列强对于敌对或异己国家，绝非仅仅武装颠覆、“颜色革命”等硬的一手，而是软硬兼施、双管甚至多管齐下。对南联盟、伊拉克、利比亚等国是武装颠覆，对埃及、乌克兰等国而是“颜色革命”。对于中、苏等大国则是“社会和平演变＋政权精确演变”，而且得心应手、顺风顺水。不论是前苏联的解体，还是“中美国”的建立，都是“和平演变”这种软策略的胜利。如果看不到这种客观事实，片面强调“反帝”而有限“反修”、否定“反封”（其实，毛主席“反修”主要就是反封建官僚特权！），难免从毛主席“反帝反修”并举的基础上后退一大步，重蹈“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悲剧。即使“反帝”，如果片面强调“颜色革命”、“颠覆肢解”的危险，看不清内外勾结“和平演变＋精确演变”的现实，也难免落入帝国主义双管齐下、声东击西的圈套。
尤其应当看清，美国政府的战略意图，绝非仅仅是要颠覆“中共现政权”，而是要彻底清除中国10多亿“垃圾人口”，以彻底解除“人类的悲剧和灾难”！更可悲的是，“中美国”当权派为了维护“奴隶总管”的地位，乖乖地充当整个中华民族的掘墓人，在帮助帝国主义国际资本榨干本国资源和老百姓血汗的同时，正在帮助他们完成以转基因“和平方式”灭绝10多亿中国“垃圾人口”的战略布局……
四. 阶级力量对比——“三权”失衡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位居上层建筑主干的官僚阶级，是一股最强大的政治势力，一向被称为“国家柱石”。共和国建国后，依然如此。新官僚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势力之强大，在于它不仅垄断着一切暴力手段和社会资源，而且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官僚专制习惯势力，以及私有观念、“官本位”等封建文化积淀。
尤其是近代以来，武器、交通、通讯、信息等科学技术越来越异化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国家暴力机器也随之恶性膨胀，对于平民阶级的生命威胁、精神控制越来越强大无比。在阶级力量对比中，人口多寡越来越微不足道，一切都取决于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谁控制了国家暴力机器和社会资源，谁就成了社会的真正主宰。
1. 新官僚阶级官权
毫无疑问，“苏联模式”制度下官僚阶级是最强大的阶级。
首先，他们的强大在于拥有绝对权力。他们垄断掌控了一切暴力机器、行政资源、社会财富、舆论工具和群众组织等等，其官权也成了强大无比的绝对权力。包括：镇压民众反抗的暴力和威慑力，收买豢养亲信党羽的金钱或财力，泯灭民众独立意识和反抗情绪的精神控制力，等等。同时，他们无不是强权政治的信徒，不仅极端鄙视甚至仇视平民大众的民权诉求，即使对于国家法权的约束也是阳奉阴违、抵制对抗，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符合本阶级利益的，层层加码、无限放大；否则，层层克扣、歪曲篡改。
其次，他们的强大更在于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和严密的组织系统。在官员终身制和特权等级制下，他们的职位已不再是职业，而是官位和身份，除了投机钻营，大都百无一能。因而，权利意识和权力欲望特别强烈，“有了官位，就有了一切；失去官位，就失去一切”。进而，形成了强烈的阶级意识，“宁可犯政治错误，绝不犯组织错误！”不论平时如何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一旦面对平民大众的反抗，就会沆瀣一气、同仇敌忾，仇视心态、讨伐腔调、血腥手段都高度一致。官员任命制及其行政系统，更为他们提供了严密的组织保证，大官任命小官，“以我为中心”，党同伐异、招降纳叛，营建起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一个个“土皇帝”则称王称霸：“我的地盘我做主！”进而，大圈套小圈、网中再结网，上下勾结、盘根错节，“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其阶级意识和组织严密，不仅国内其他任何阶级阶层都无可比拟，即使他们的外国同行也望尘莫及。
再次，他们的强大还在于拥有绝对的自由意志。政治隔离与公权垄断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有组织、实体化的民主监督严重缺失。而国家法权对政府官权的督察，又“手大捂不过天来”，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即使发现严重问题不得不处理，也是在官场内上级查处下级、京官查处地方官，难免因同志、同事、同僚而同病相怜，请托说情、曲意回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至于，国家法权对政府官权严重失控，官僚意志和行为绝对自由，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天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大都按照个人利益和意志为所欲为、胡作非为。只要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
2. 毛主席继续革命国家法权（君权）
国家法权的主要社会职能是“制官”——约束官员、依法决策，属于“话语权”（定政策，作指示）和“裁量权”（判是非，决取舍），并非实体化权力。其力量，在于权威性，在于官员为了趋利避害而自觉服从。这一点，在历朝历代和其他国家不难实现，因为国家法权和政府官权的现实利益和政治诉求是一致的，服从国家法权就是最有效地维护政府官权。然而，毛主席是马克思不断革命论的信者和行者，他所代表的国家法权，为了维护平民大众的利益，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公平原则，不可避免地与新官僚阶级的特权利益和政治要求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冲突。以至于，遭到他们的消极怠工、抵制对抗、歪曲篡改，直至“打着红旗反红旗”，并上封下锁、居中阻隔，遂使君民隔绝、政令不畅，“经卷再好，全让歪嘴子和尚念歪了！”
虽然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促使他百折不挠、奋斗不息，虽然28年浴血奋斗、“逐鹿中原”树立起的权威无可替代，但是，在他1976年去世前的二十七年里，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问题上，面对新官僚权贵——整个决策层和管理层——的“不理解”或对立对抗，他始终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以至于悲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对“文革”）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由于缺乏官僚阶级——“国家柱石”的支撑，他所执掌的继续革命国家法权也远不如历代开国明君那样强大，而是常常举步维艰、步履踉跄。
无数历史事实为此提供了明证：其一，面对官僚权贵及其官权机构的层层阻隔和信息封锁，他要了解真实的下情民意，就不得不经常指派身边的工作人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其二，1958—1961年，他痛斥“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的一系列讲话被刘、邓封锁、抵制、阳奉阴违；1963—1965年，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和相关讲话，遭到了刘、邓的抵制和扣押，始终未能传达贯彻，并被他们以先后两个“后十条”取而代之。其三，1965年1月，他不得不手持《党章》和《宪法》，冲破刘、邓的封锁，强行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强行发表讲话，强烈要求政治局纠正刘少奇“大官整小官”的“四清运动”。其四，1965年11月，他决定并要求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在“天子脚下”的首都北京，竟然四处碰壁、被拒之门外，不得不送到上海《文汇报》发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莫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即使在历代王朝，也十分罕见。
由此足以证明：在“苏联模式”体制下，以刘、邓为代表的新官僚阶级及其政府官权是何等强势猖獗、有恃无恐，毛主席及其代表的国家法权是何等弱小势微、举步维艰！继续革命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驱使他迎难而上，他坚信：“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反侵略战争是如此，反“走资派”的斗争同样如此。他决心涉险犯难、破釜沉舟，彻底突破“苏联模式”束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反修防修”的人民战争。
3. 平民阶级民权
在“苏联模式”下，“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最高最基本的原则，一切群众组织都必须置于党政官员的控制之下，所有的民众自发组织一律被视为“非法”。这种民众组织形式，彻底改变了国家一盘散沙的历史积弊，在对抗列强军事包围、武装颠覆的民族斗争中，尤其在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显示出了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是，这种民众组织形式存在着致命的弊端：在官与民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上，依然继承延续了几千年的官僚专制旧例，官权至高无上，民权沦为官权的附庸，完全依附、听命于官权。民权对官权的批评监督严重缺失，官权急剧蜕化变质、不可逆转！国家机关日益官僚化，由“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蜕变为脱离人民群众的统治者和压迫者。
中国人口众多是世界之最，民众及其民权力量之弱也堪称世界之最。与经历过民权解放的发达国家民众相比，争权夺利、维护自身权益的阶级独立性和自觉自为意识严重不足；与文明进化较晚的非洲民众相比，自主自为意识和维护生存权利的彪悍野性又丧失殆尽。
①. 两千多年来，官僚专制不断对民众进行双重的反复剿杀。政治上，对“反贼”和“乱党”血腥镇压、“诛杀其身”，一律满门抄斩、祸灭九族，将民众反抗压迫的动物本能及其遗传基因，以暴力屠刀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文化上，独尊儒术，对百姓麻醉教化、“诛杀其心”，什么“尊卑有序、上智下愚，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等等，将民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连同原始的血性，以精神的软刀子从心性上剿灭干净。结果是，平民大众的人格尊严和主动精神泯灭殆尽，阶级意识与民权觉悟奄奄一息，只剩下听天由命、随遇而安、吃苦耐劳、默默忍受的奴性和惰性，完全沦为“会说话的工具”——像牛马等畜力一样的“劳动力”。
②. 民众的力量不仅在于人数众多，更在于组织起来形成合力。无组织的民众无异于一盘散沙，人数再多也毫无力量可言。然而，在“苏联模式”体制下，一切自发的群众组织均属“非法”，一律予以严厉禁止和严格防范。一切官办的或“合法”的各种群众组织，无不置于党政官员的绝对领导之下，其领导成员一律由党政官府指派任命，少有真正代表群众意愿者，多是党政官员意志的代表，唯上唯命是从，并且跟随党政机关一起迅速官僚化。最终，其领导成员大都完全堕落成了新官僚特权分子，其工作机构也随之变成了官府衙门。如此“被组织起来的”民众及其官员控制的群众组织，不仅丝毫不能壮大民众及其民权的力量，不能发挥对官员及其官权的批评监督作用，反而使民众及其民权的独立地位、自主空间丧失殆尽，完全沦落为新官僚阶级官权的附庸或奴仆，成了任由他们驱赶、役使和瞎指挥的“群羊”。由此，民众的民权诉求彻底丧失了合法地位，变成了“坏人闹事”，与“被推翻的阶级敌人复辟阴谋”一起，成了被专政的对象。
③. 人类的力量首先源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处于沉醉或昏睡中的人，不论他多么身强力壮、力大无比，都无异于一堆肉，毫无力量可言。不论是个体人，还是群体阶级，都概莫能外。这也算“意识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吧。然而，在“苏联模式”体制下，对民众进行严格组织控制的同时，也不断进行思想意识的驯化。一是继续推行儒家“上智下愚”传统，灌输民众对官员的敬畏心理，以“感恩共产党毛主席”为名，行“绝对忠于领导或上司”之实。进而，强化民众对官员、民权对官权的归属感和依附性。二是继续推行儒家“劳力者治于人”传统，大肆灌输“驯服工具论”、“螺丝钉精神”，要民众“埋头苦干，专心本职工作”，安分守己、服从领导，心甘情愿充当“劳动力”，以分散他们的政治热情，转移他们对政府与官员的关注和监督。三是对不安分“刁民”进行压制和防范的同时，对于民权先觉者“争取民主权力，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思想和行为，极尽诋毁、丑化之能事，诬之为“争权夺利”、“政治野心”等等，痛加批判和鞭挞，以震慑民众对官员“多管闲事”的批评监督，维护新官僚独占独享政治权力。
正是上述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造就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民众的民权极端虚弱、奄奄一息，堪称世界之最！由此又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薄弱，继续革命动力不足，难能承担空前深刻而复杂的政治大革命。
4. 君权与民权联手也不是官权的对手
在“苏联模式”体制下，不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列主义国家法权，还是平民阶级民权，都无法与强大的新官僚官权相抗衡。为了遏制“国家机构官僚化”趋势，毛主席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彻底突破“苏联模式”的体制限制，破釜沉舟“作一次最后的斗争”，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国家法权、国民民权与政府官权之间的斗争，也随之转化为“文革”与“反文革”的斗争。
他挟国家法权的权威，推行继续革命路线，号召民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号召民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冲破了新官僚们的政治隔离和公权垄断；重申“造反有理”，打碎了自1957年以来压在民众头上的“反党”紧箍咒。有了国家法权的“尚方宝剑”，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民众之政治热情和民权力量喷涌而出，迅速冲决了新官僚权贵的第一道防线——“文官”的高压控制。民众的热情和力量，又极大地壮大了毛主席继续革命国家法权的声望和权威。此即复辟的官僚阶级所谓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文官”官权的垮台，激起了“武官”们强烈的阶级仇恨和复仇热情。从青海军区赵永夫屠杀造反派红卫兵，到“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围攻“中央文革小组”，直到武汉军区陈再道策动叛逆兵变、威胁毛主席的生命安全，无不证明：“武官”们才是新官僚阶级“反文革”阵营真正的中坚力量，是继续革命“最难啃的硬骨头”！正是武装到牙齿的“武官”们站到了“反文革”第一线，致使阶级力量对比迅速逆转，迫使毛主席不得不扭转“文革”方向，退避三舍、转攻为守，并“挥泪斩马谡”、丢车保帅牺牲王、关、戚，向“武官”们输诚求和，这才勉强使“文革”与“反文革”转入相持阶段的动态平衡——步履踯躅、走走停停、左右摇摆。
然而，毛主席一旦去世，整个“文革”阵营失去了国家法权的靠山和保护伞，成了一群无头苍蝇。阶级力量对比向“反文革”势力严重倾斜，相持阶段随即结束，动态平衡顷刻被打破，整个“反文革”阵营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必欲放手一搏。一场官僚阶级反攻倒算、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官权复辟运动已经势在必行、呼之欲出了。
综上所述，“苏联模式”权力关系的缺陷是致命的，国家法权、政府官权和国民民权“三权”严重失衡：官权，一权独大、尾大不掉，控制一切、决定一切。法权，“手大捂不过天来”，对官权的约束规范虚弱乏力，名为中央集权，实为官僚专制。民权，极度弱化、奄奄一息，对官权的监督和鞭策严重缺失。以至于，官权恶性膨胀，贪污腐败屡禁不止。诸如斯大林、毛泽东等马列主义者“国君”健在时，尚能苦苦支撑维护政权的人民性。他们一旦去世，即刻“人亡政息”，国家严重失控，政府机关急剧蜕化变质，政治腐败横行无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从而，为帝国主义列强“和平演变”搭建了理想的“温床”，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广阔空间。不论是苏共和前苏联已经亡党亡国，还是中共与共和国正在亡党亡国且早已名存实亡，究其原因，尽源于此，概莫能外。


第五节  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

毛主席逝世后，历经“华中央”的反革命宫廷政变和“清查‘四人帮’残渣余孽”的“揭批查”运动，以及“邓中央”的“继续深入清查”和“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所有“文革派”官与民都遭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镇压，上自毛主席的继续革命路线，下至平民阶级的造反精神，一律被彻底清算，直至1981年6月27日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化大革命，被复辟的新官僚阶级从组织上和理论上彻底否定了。
一．分清两个“文化大革命”概念
文化大革命被官权彻底否定了，但是，她在亿万民众思想情感中的“流毒”不可能被彻底肃清，对于“邓式执政党”终究是个隐患，令心有余悸的官僚阶级余恨难消、寝食难安。于是，伴随“邓式改革开放”的倒行逆施，“肃清‘文革’流毒”的运动持续了三十多年，妖魔化“文革”的潮流浊浪排空。其中，最著名、最甚嚣尘上的莫过于“十年浩劫”之说。按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文革”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可谓言之凿凿，“十年浩劫”铁案如山了。
然而，他绝不会进一步说实话：这一亿人是被谁整的？那两千万人又是被谁整死的？
1. 分清两种“文革”概念，戳穿流氓鬼蜮伎俩
自古邪不压正！要想彻底妖魔化“文革”，绝非像炮制一个“历史决议”那样容易，复辟的官僚阶级不得不采用最卑鄙无耻的流氓伎俩：首先混淆两种“文革”概念、把水搅浑，继而颠倒黑白、嫁祸于人。
毫无疑问，历史上存在两个“文化大革命”：
一是“毛主席的继续革命实践探索”，它开始于1965年11月《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结束于1969年4月“九大”召开。
二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文革时期”，它自1965年11月《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至1981年6月27日发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束。它包括如下三个阶段：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继续革命实践探索——艰难前进阶段（1965年11月—1969年4月）、异化逆转阶段（1969年4月—1976年10月6日）、彻底否定阶段（1976年10月6日—1981年6月27日）。
复辟的官僚阶级，之所以极力把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大革命”混淆起来，抹煞二者的区别，其罪恶目的就是：把水搅浑，把“文革时期”发生的一切罪恶，统统嫁祸于“毛主席继续革命实践探索”，统统嫁祸于“文革派”的继续革命行动！
为了彻底妖魔化毛主席继续革命实践探索，他们这种最卑鄙无耻的流氓伎俩反复用过多次，除了“十年浩劫”，主要还有：1957年“欲擒故纵、引蛇出洞，抓了五十五万右派”；“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万人”。对这种卑鄙无耻的流氓伎俩，拙作没有足够的篇幅予以揭露，只是指出如下史实：
①. 1957年春，毛主席发动“开门整风”运动，提倡“适度自由化”，初衷是解放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国民民权，实行民主批评监督，以遏制“国家机关的官僚化”趋势。然而，面对以“刘邓彭‘铁三角’”为代表的整个新官僚权贵集团的拼死抵制，面对知识分子的忘乎所以和愈演愈烈的社会动荡，“反帝”（防止帝国主义颠覆）的社会责任迫使他不得不中途刹车，给了官权向民权疯狂反攻倒算以可乘之机。此前，毛主席一再重申“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开门整风”逆转为“反右斗争”后，又不止一次强调：全国的“右派”不超过数千人（最早估计3千，后迫于压力改为5千）。而刘、邓则大开杀戒，利用主持“一线”工作的权力，一下子抓了55万，甚至强行规定：“右派”与在职人员的比例为4%左右（在笔者朦胧记忆中，远超过此数！当时就读的高小只有6个教工，就摊派了一个“戴帽儿右派”）。然而，“文革”被底否定后，“邓中央”一边制造大量“文革犯”冤假错案，一边大张旗鼓地为“右派”平了反。如此一来，“反右斗争”对民权残酷镇压的罪责就全部转嫁给了毛主席。
②. 1958年“大跃进五风”完全是刘、邓一手制造的“人祸”！百年不遇的好年景却糟蹋个“丰产不丰收”。“人造粮荒”之后，又是他们驱使一些地方大员亲信，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反瞒产私分”运动，用暴力向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口中夺粮，饿死人的事件接连不断。河南省吴芝甫等人制造的“信阳事件”仅是其中一例。而毛主席，对横行中的“五风”多次批评制止，莫说刘少奇支持的“亩产小麦百万斤”，即使对农民所说“亩产千斤”也不相信，并当场提出质疑。对“信阳事件”，更是愤怒地痛斥：“反革命利用新官僚和糊涂人，把坏事做尽！”无数史实证明：“饿死人”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刘、邓为代表的新官僚阶级！
2. “文革时期”：究竟是谁“浩劫”了谁？
“邓式执政党”的流氓伎俩虽无耻却有效，即使不少新老“文革派”朋友，也被他们忽悠得神志不清。譬如，有的网友说：“文革”对“走资派是浩劫，对人民群众则是盛大节日”。此说令笔者深感不安，他们对“文革”的认知太概念化了。因而，对于民权先觉者（不论左翼还是右翼）而言，亟需廓清的第二个问题是：“文革时期”究竟是谁“浩劫”了谁？
①. 早在群众运动之前，“五·一六通知”就指出：“文革”运动的重点对象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又再次重申。“造反派红卫兵”，正是因为始终牢牢把握揭批“走资派”这个运动大方向，一直被当权派和保守派污蔑为：“反党”、“与地富反坏右穿一条连裆裤”……
那么，众多的“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及其子女是被谁“浩劫”的呢？毫无疑问，是官僚阶级当权派及其操纵的“官办红卫兵”！2013年8月之后，陈小鲁（陈毅之子）、宋彬彬（宋任穷之女）等掀起的“道歉风”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老舍先生等大批无辜者就是被他们——“保爹保妈派官办红卫兵”——迫害致死或直接打死的！
山东省“文革”史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维护他们岌岌可危的统治，当权派秉承刘、邓指示，转移“文革”大方向，集中火力对准“反动学术权威”，炮制了“《历下夜话》黑店”冤假错案，把“黑店老板”文菲（《大众日报》总编）抛出来后，又相继将其“黑后台”余修（副省长）和“总后台”王众音（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深挖”了出来，彻底批判、愤怒声讨。至此，省级领导层仅有的两名“高级知识分子清流干部”无一幸免。同时，各地（市）、县乃至公社的当权派也“坚决照办”，挖出本地的“黑店”，大批无辜的专家学者甚至普通知识分子被批斗、罢官、撤职、关“牛棚”……
至于“黑五类”及其子女被浩劫，更是官僚阶级当权派为了自保而操纵“官办红卫兵”创造的“杰作”。当时，山东省委和济南市委继承彭真“要把北京市建成水晶城”的未了心愿，组织“官办红卫兵”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斗、抄、挖、赶”运动。所有无辜的“黑五类”市民，被抄家、批斗、游街示众之后，连同他们的子女一律驱逐出济南市，遣返农村原籍。
复辟后的官僚阶级把“造反派”打成“制造浩劫的暴徒”，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的流氓行径，是最大的冤假错案！当时，距离后来“造反派”夺权执政还有好几个月，他们既无“挖”（内查外调）的财力，更无“赶”（迁移户口）的权力！
②. 群众运动之初，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就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其后，他又不止一次强调：对批判对象“要文斗，不要武斗。文斗可以触及灵魂，武斗只能触及皮肉。”
几千年来，平民阶级安分守己的顺民精神根深蒂固，“造反派”虽然对本单位、本地区“当权派”造了反，但是，对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依然坚信不疑、坚决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严格执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即使批斗“走资派”时，也不过是搞点儿低头、弯腰、“喷气式”而已。
那么，“文革”武斗风又是如何刮起来的呢？毫无疑问，是高干子女“官办红卫兵”——官僚阶级“衙内”们的“杰作”！山东大学“文革”史可以作证。
在“大辩论”阶段，校办金工厂“造反派”工人朱福东与“保守派”辩论时，情绪过激发生了肢体接触，成了轰动全校的“武斗事件”，被“保守派”愤怒声讨了好多天。从此，每当“大辩论”时，人们都倒背起双手，以避“武斗”之嫌。
更滑稽的是，把全校“造反派”从校党委和工作组高压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既不是党中央毛主席，也不是“两报一刊”社论，而是北京“八一战校”（原第十四中学）一男一女两个十六、七岁的“红卫兵”。解放我们的方式很简捷：跳到主席台上，用军用皮带对“走资派”劈头盖脸一顿猛抽，……会场顷刻大乱，校党委及工作组的高压控制土崩瓦解。
“八一战校”的校名和他们所穿着的毛料军装可以证明：他们绝非平民百姓的子女，而是级别相当高的“大官”尤其“武官”的“衙内”和“小姐”！
3. 浩劫制造者：必须既有贼心又有贼力
仅凭“官办红卫兵”的军用皮带，绝无可能“整死两千万人”，罪魁祸首必定另有其人！它就是——官僚阶级当权派及其手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暴力机器，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创造出“整死两千万人”的“丰功伟业”！
①.自古以来，作为国家法人或法权代表，“国君”（包括毛主席这样的开国明君）的君权只是一种决策权和话语权，具有明显的虚拟化特征。固然，对于国家的存亡兴衰，他们的决策权和话语权至关重要，但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有限了。即使决策完全正确，一旦触犯“大官”们（“国家柱石”）的利益，一切都是嘴上抹石灰——白说，甚至被“歪嘴子和尚”歪曲得面目全非。而且，史实证明，毛主席一贯反对乱杀人：“反右”前后明令“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文革”中多次呼吁“要文斗，不要武斗”、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的浩劫，绝不是毛主席制造的！充其量只能诬赖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
笔者不禁要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他不顾失去“九五之尊大位”甚至被“打的粉碎”之险？不就是因为对你们——新官僚“大官”——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屡屡草菅人命的倒行逆施忍无可忍了吗？你们可以凭借垄断政治权力的淫威，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但绝不可能垄断道义！
②.平民阶级“造反派”，他们除了忧国忧民的满腔热血和孱弱的血肉之躯，几乎一无所有，唯一的资本就是毛主席继续革命国家法权赋予他们“揭露黑暗面”的大民主权利，以及“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批判的武器”。仅仅凭借这种权利和“武器”，怎么可能制造出“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的浩劫？退一万步讲，他们即使全都是“篡党夺权，十恶不赦的打砸抢暴徒”，也有贼心无賊力！\n③.只有对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而又垄断着所有政治权利和暴力机器的人，才既有贼心又有贼力制造出“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的浩劫，他们就是且只是——包括“文官”和“武官”在内的整个新官僚阶级！他们，只有他们才是制造“文革时期”空前浩劫的罪魁祸首！对此，包括各国政要在内的“天下人都知道”，只有众多的中国人自己不知道，他们或被一己的利害得失蒙蔽了良知，或被国内外“反文革”势力的谣言迷失了心智。一旦“中国人也全知道”了，这帮刽子手的反人类罪行必将被永远钉死在历耻辱柱上！
二．“文革时期”——“文革派”的浩劫
毫无疑问，除了“文革”初期被浩劫的“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及其子女，整个“文革时期”被浩劫时间最长、程度最惨烈的，正是被复辟的官僚阶级诬为“浩劫制造者”的平民阶级造反派乃至整个“文革派”！
1.“文革”初期：被“文官”打成“右派、反革命”
“文革”初期，官僚阶级“文官”们转移运动大方向的一切图谋都失败了，又变换策略对“造反派”民众疯狂镇压。“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及其子女的被浩劫终于结束了，造反派民众更残酷的被浩劫才刚刚开始。
刘、邓指令全国各省、市党委，向最先“闹事”的大、中专院校派出工作组，协助学校党委大抓“右派、反革命”，杀一儆百，震慑广大民众“必须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企图“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
仅据北京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第一批就把10211名学生打成了“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了“反革命”，有的已经被公开批斗。各地高校都大同小异。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全国将有多少无辜民众被浩劫？
2. 在“夺权斗争”中：惨遭“武官”枪杀
上海“一月风暴”开始了全国夺权斗争，“文官”当权派的“反文革”斗争暂时中止，“武官”当权派站到了“反文革”第一线，平民阶级造反派被浩劫的命运正式揭开了序幕。
叶剑英等“三老四帅”在北京围攻“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时，纵容各地“武官”当权派“武装支左”，血腥镇压造反派的惨案接连不断。例如，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等一手制造了“二·二三惨案”，把拥有十五万多人的“八•一八红卫兵”等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对造反派群众大开杀戒、进行武装镇压，荷枪实弹疯狂扫射。据不完全统计，打死169人，打伤178人，逮捕13414人，被捆绑吊打17293人，被搜身抄家5968人，被强迫集中劳动4279人（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1967年7月15日）。叶剑英电话称赞：“你们打得好，打得好！”
这仅是“武官”们制造的诸多流血惨案中的一件。正是面对“武官”们的血腥武装镇压，江青才激愤地喊出了造反派要“文攻武卫”的口号。结果，“文革”被彻底否定后，却成了他们制造浩劫的“替死鬼”。完全是无耻地颠倒黑白！
3. 在“全面内战”中：被保守派武装疯狂虐杀
虽然，迫于毛主席国家法权的压力，“武官”们停止了直接的武装镇压，但是，他们并未停止对造反派民众的暴行，而是转变了策略，由“一线”退居幕后，秘密用枪支弹药武装保守派民众，（对外宣称：群众抢夺武器！）唆使他们对造反派进行武装屠杀，制造了名副其实的“全面内战”。与韦国清制造的1968年广西大屠杀相比，青海赵永夫制造的“二·二三惨案”不过是“幼儿园”水平！
据中共广西区政党办公室编印的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披露：1968年7月至8月一个多月中，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等造反派民众共计八万九千八百一十人（89810）。而且，文件特别注明：“被屠杀者的统计数字，仅仅是有案可查的众多失踪者，至今生死不明的，不在此统计数据内”！
其中，桂林市制造冤假错案11522起，杀死、打死、害死1128人，其中干部、工人556人。钦州地区7个县市失踪10359人，玉林地区杀害10156人。贵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138人，其中国家干部及职工263人，教师156人，学生47人，居民106人，农民1311人，其它1255人。临桂县杀害及迫害致死2051人，其中国家干部326人。灵山县打死、杀死、害死3222人，其中有三个公社杀人在500人以上，287个大队都发生了乱杀人事件。天等县杀死、害死1651人。上思县杀害1701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33%……
4. 在“清查五•一六”和“揭批查”中：被除恶务尽
如果说，在“文革”艰难前进的三年中，“文官”和“武官”对造反派的疯狂镇压，还可以用“对手争斗，伤亡难免”勉强搪塞的话，那么，在“文革”异化逆转和彻底否定的十二年里，他们对整个“文革派”的反复清剿则完全是：战胜方对俘虏的屠杀、官府对“反贼”的剿杀、屠夫对牛羊的宰杀！与“秦军坑杀赵卒40万”的野蛮残暴别无二致。
例如，据资料记载，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仅湖北一省，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文革派”官与民就多达68万人，被株连浩劫的无辜民众人数也不难估算。
再如，在“清查‘四人帮’残渣余孽”的“揭批查和清理‘三种人’”运动中，浙江从省到地、县、公社直至生产队，各级“革委会”的干部、军代表和群众代表，一律都被审查批斗，其中被枪决、整死、判死缓、判无期和有期徒刑的难以精确计数。据有关部门统计，全省挨整人数高达400万人以上，被株连的家属子女、亲戚朋友无辜者上千万人。
而河南省，仅在“揭批查”运动中，被开除清除、判无期或有期徒刑、判死缓直至被枪杀、整死的，就多达800万人，被株连的无辜民众可想而知。   
正是基于这些血淋淋的历史事实，笔者对“伤痕文学”寄予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同时，又对这个民族（尤其是“文化人”）趋炎附势的劣根性感到极度悲哀和失望：原本是揭露官僚专制罪恶、启迪民权觉悟的好教员，却沦落为复辟的官僚阶级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马前卒！
三．“文革”被彻底否定的恶果——“中美国”崛起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直接恶果就是“邓式改革开放”！其中，“改革”是“文革”（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和实践）的直接对立物，“开放”则是“中美国”的铺路机！
1.“邓式改革开放”——彻头彻尾的复辟和背叛
共和国真正的改革者是毛主席！自建国之初，他就从未停止过对“苏联模式”不合理上层建筑的改革步伐。带头降低高干薪金、取消军衔制、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教育改革、农村合作医疗，等等等等。对外开放的开创者，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其根本标志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从而形成了中国为首的“第三世界”，实现了世界多极化，改变了美、苏“两霸”主宰世界的格局。
而“邓式改革开放”，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复辟和背叛！所谓“改革”，在经济制度上，背叛了马列主义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复辟了弱肉强食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上，不仅背叛了毛主席限制官僚特权的继续革命路线，以及社会主义大民主的“适度自由化”方针，而且，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背叛了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复辟了“苏联模式”的官僚专制，并将其发展到官僚自由专制的极致。所谓“开放”，就是背叛“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完全投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际资本怀抱；就是出卖国家主权，将中国的经济命脉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拱手送给美国为首的世界列强，以换取“奴隶总管”的名分和持权抢劫的权利。从而，帮助列强实现了坚船利炮未曾完全做到的历史使命，使一个堂堂的主权大国，沦落为美帝国主义的“马仔”或“二奶”，这就是——“中美国”！
置此，收录美国“中情局”和平演变中国的《十条诫令》（或称“行事手册”、“行动手册”），请对比现实看一看，“邓式改革开放”何等“居功至伟”！是不是超额完成了美国主子“布置的任务”？
   “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五.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所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
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爱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自“中情局”局长胡佛起，列强及其走狗一直在极力证伪和辟谣，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恰恰证明：欲盖弥彰！）
2. 邓小平——“亦魔亦霸”
像其他物种一样，人类也是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人存在发展的统一。资本主义更看重个体的存在发展，社会主义则更重视群体的存在发展。凡损己有余补人不足的即为“善”，凡损人利己的即为“恶”；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救苦救难的就是“天使”或“菩萨”，凡为了利己而害人、杀人、吃人的就是“魔鬼”或“恶魔”（人= 肉体+心灵）。
如果说毛主席是“亦圣亦王”率众向善的千古明君，那么，邓小平就是“亦魔亦霸”带头作恶的乱国魔头！
①.“亦魔”。  请看一则佛经故事，听一听魔王波旬说的话，比一比邓小平做的事，二者是不是不谋而合、“保持高度一致”？
魔王波旬说：“你涅磐后，我一定要破坏你的佛法。”
    佛说：“佛法是正法，没有任何力量能破坏。”
    魔王波旬说：“呵呵，正义永存，邪恶也不会消失。你在世时也不是人人都信仰你，我的徒子徒孙不也很多吗？人性本恶，学坏容易学好难。你入灭之后，信仰你的人会越来越少，信仰我的人会越来越多。”……
魔王波旬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波旬亦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在顺应百姓方面，佛祖你是比不上我的。你戒律森严极力强调贪欲的危害，教人远离贪欲。而我顺应百姓的欲望，满足百姓的欲望。众生没有贪欲哪里有我旬波？……
佛说：“我有佛经留世。”
    魔王旬波说：“经典是死文字，要教化众生，还是需要人来解释。”
佛说：“我有僧宝留世。”……
魔王波旬说：“到你末法时期，我叫我的徒子徒孙混入你的僧宝内，穿你的袈裟，破坏你的佛法。他们曲解你的经典，破坏你的戒律，以达到我今天武力达不到的目的……”
非常遗憾，三十多年来，许多右翼“自由派”网友却一直坚持“反毛拥邓”立场，糊里糊涂充当了“魔王波旬的徒子徒孙”。其结果，只能落入“洋奴”哲学的泥淖，沦为帝国主义列强要挟“邓式执政党”更彻底卖国的工具！令人困惑惋惜。
②.“亦霸”。  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一句话，两件事”！
“一句话”即“不争论”！就是：只准我动手做，不准你动嘴说；只准我倒行逆施、胡作非为，不准你说三道四、批评指摘。否则，“无产阶级专政”伺候！
“两件事”：其一，1989年“六·四”，调动数以十万计、整编制的野战军装甲部队，镇压青年学生“反腐败，反官倒”的静坐请愿，创下古今中外的“史无前例”。其二，1992年“南巡”，以“杨氏叔侄”掌控的军队武力相威协，推翻“中共第二大佬”支持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乃至整个党中央关于“加强宏观调控”的集体决议。……如此恶霸，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3.“邓后时代”：中国既无“霸”，更无“王”
“邓后时代”，中国的“国君”或“元首”逐代衰落，不仅在立场上顽固坚持维护政府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即使在行政做派上，也既无毛主席顶天立地、高瞻远瞩的“王气”，又无邓小平傲视百官、敢作敢为的“霸气”。有的只是工于算计、患得患失的“官气”：对本国百姓充当主子，专横跋扈、暴虐无道；对美国主子甘做奴才，俯首帖耳、摧眉折腰！以至于，在野蛮的暴力维稳中，把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出卖殆尽，以换取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裸官”妻子家人及其国外存款的安全！事实证明：他们只是中国“最大的官”！
谢天谢地，中国又有了“新君”。对内，不再一味纵容官吏持权抢劫，而是心系党国生死存亡，真心反腐；对外，不再对列强低三下四、烧香进贡，而是开始关注国家主权及核心利益。不论其如何“危难受命，回天乏术”，不论十年奋斗后的成效大小，不论“中国梦”是否一语成谶最终沦落为黄粱美梦或春秋大梦，毕竟让失望中的炎黄子孙又听到了“男爷们儿”的硬气话儿，给了他们些许安慰和希望，也给了笔者凉透的爱国心一丝热乎气儿。（2013年5月笔者曾预测其“危难受命，回天乏术”。此说并非怀疑其主观意愿和能力，而是想说，“改开”三十多年来累积的危难太深重了！即使神仙再世，也难能回天。如果说，中、美之间还有争斗的话，那也几近于“村支书土皇帝”与拉斯维加斯“赌场庄家”对赌！国家主权、核心利益以及制敌先机等等早已输得精光，留给“第五代”的还有多少回旋余地？）
4. “中美国”的崛起
“邓式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灭亡、“中美国”迅速崛起的过程！它大体经历了如下九个阶段。
①.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刚刚窃夺国家法权，就迫不及待地向“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开了刀，为美帝国主义“从南部包围中国”失败的图谋报了仇、雪了耻。结果，用两万多军队官兵和数十万越南军民的鲜血和生命，换得了美国的青睐和信赖，换得了“跟着美国富起来”的门票。另外，彻底背叛出卖朋友，急不可待地将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驻中国办事处统统驱逐出境，向美国新主子进贡了忠心和决心。
从此，“第三世界旗手”的中国寂灭了，完全沦落为美国世界战略的马仔和走狗，融入了群狼的“世界新秩序”。“中美国”诞生了！
②.自从决心背叛马列毛社会主义道路时起，邓小平就深知：必然会遭到绝大多数人民反对，必须投靠强大的后台。如今，有了新主子——最强大的美国，原本就恶霸成性的他，更加有恃无恐了，放心大胆地开始了国内的“改革”。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地、师级以上高干会上，他和“第二大佬”发表了重要讲话，大意是：对“文革犯”，一定要除恶务尽，绝不能让他们再次混入革命队伍！我们的孩子不是他们的对手。……要高度重视培养接班人，（我们的孩子）能从政的要积极培养，不适合从政的就让他们经商，实在不行的就送他们出国留学……
其后，邓小平又率先做出表率：“大太子”残疾只能主政“残联”，辛劳奔走于各大国营企业，劫收“自愿募捐”，仅501厂（山东铝厂）一次就捐了500吨高纯铝锭。“二太子”不适合从政就经商，趁“两伊战争”之际，整船地倒卖军火乃至导弹，并在美国主子怀抱里广置房产……
这或许就是“总设计师”最早的“制度设计”，这就是“中美国”的制度雏形！不论是“老子当官掌权，儿子经商捞钱”的官僚资本主义，还是“老婆孩子在国外掌管黑钱，自己在国内持权抢劫”的上百万“裸官”，等等等等，无不是坚决贯彻执行这种“制度设计”的“伟大成果”。（据《云南信息报》2010年3月11日披露，“从1995到2005年，中国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
为了给这种“制度设计”开路，1983年又将人民共和国宪法“修宪”成了第一部“中美国宪法”，在彻底剥夺人民罢工和“四大”权利的同时，也将叛国罪、卖国贼、汉奸等所有条款和文字全部删除，为彻底卖国解除了后顾之忧！
③. 在“新宪法”保护下，大规模“引进外资”风起云涌，高喊“用市场换技术”口号，出台了数不清的优惠政策，什么优化法制环境、减免税收、出口退税等等，“引进外资”成了各级党政大小官员“政绩”的重中之重。如此，就把中国市场无偿拱手送给了帝国主义国际资本，而且倒贴上数不清的优惠政策，帮助列强实现了用坚船利炮未曾完全实现的世界战略——占领中国市场，形成了官僚买办资本与帝国主义国际资本强强联手、共同主宰中国经济命脉、瓜分中国劳动者血汗的“分赃经济”。这就是“中美国”的经济基础！
中国缺钱吗？答曰：否！“截至2003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10.61万亿元，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机构)本、外币并表的各项存款余额为20.79万亿元，而各项贷款余额仅为16万亿元，存贷差高达4.79万亿元。”（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03.8.11）
既然不缺钱，为什么三十多年“坚定不移引进外资”？绝非“发展经济”的需要，而是“总设计师”设计的“基本国策”：只有与最强大的美国主子不分彼此才最安全！我把妻子家人托付给了你，你把资本投给了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看谁还胆敢阴谋反对我、推翻我？反对我就是反对美国！再者，即使主子对我不大满意，看在“伙伴关系”、“夫妻关系”不分彼此的份儿上，看在我对主子尽忠尽孝、一片真心的份上，看在我管理奴隶有力且有效的份儿上，也不至于痛下杀手撤换“奴隶总管”吧？
有的左翼网友，依然把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当成中共的执政基础，要“打一场国有企业保卫战”。原因就在于，他们看不到“此共产党”早已非“彼共产党”，更不理解“总设计师”的制度设计和基本国策。毫无疑问，今天的“国有企业”早已变成了“官有企业”！请问：那一家大型国企的掌门人和高管不是高干子女或当权派代理人？再者，“中美国”当权派的执政基础早已不是国有企业，更非公有制，而是：其一，国外仰仗美国为首世界列强的青睐和庇护；其二，国内确保对政治权力和国家资源的垄断，确保持权抢劫、横征暴敛的税赋特权（据香港学者郎咸平披露：老百姓所购买的每100元商品，其实际价值仅为36元，其他64元都是上交政府的苛捐杂税）。所有这一切，在邓小平关于“中美国”的制度设计时就早已决定了。贱卖国企，既能进一步与美国等主子的国际资本紧密融合、不分彼此，更能获得巨额“变现”和回扣，何乐而不为？
④.到了“第三代”，“中美国”更加快了崛起的步伐。甘愿冒被骂作“汉奸”之险，也要磕头作揖、哭着闹着加入了WTO。从此，国民经济28行业中的21个，成了国际资本控股或参股的囊中之物。“中美国”终于奠定了经济基础，“原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加工厂”，形成了“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国人当牛做马，美国人坐收红利”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加入WTO的协议条款或文本，至今依然是“绝密”，只字不向“人大代表”透露，更别说普通国民了。由此可知，见不得人的卖国秘密交易恐怕数量至多、程度至深！
⑤. 到了“第四代”，“中美国”在突飞猛进崛起的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其强大生命力和“伟大功绩”。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在“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口号声中，以3760亿美元“两房债券”和1万9750亿美元外汇储备“白条儿”，为美国经济复苏立下了头功。因此，“前总理”受到美国主子的多次嘉奖。他究竟是“中国总理”还是“中美国总理”？这还用问吗！
且不说换成了美国国债“白条儿”的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即使已经打了水漂儿的3760亿美元“两房债券”，按2005年9月白银价格计算，可购买白银381亿1千6百万两，相当于《马关条约》对日赔款（2亿3千万两）的165倍！而且，美国不费一枪一弹就唾手而得!!这是何等壮观的卖国大手笔!!!
还有，每年美国以专利权、知识产权等名义从世界榨取的“霸权红利”高达7万亿美元，其中就有3.7万亿美元是“中美国”的“无私奉献”，超过一半！
如此“中美国”，无疑是盎格鲁·撒克逊族人自美洲大陆淘金以来建立起的最大“金矿”！美国之所以坚持将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不惜把乌克兰“民主派”推给欧盟“小兄弟”照顾，究其原因：就是要在中国门前高高树起“大棒”，胁迫“中美国”当权派尽忠“奴隶总管”职守，老老实实完成主子交办的两个任务。其一，榨干中国资源和百姓血汗，以确保“中美国”安全繁荣；其二，为清除10多亿中国“垃圾人口”，努力挖掘坟墓，以基因技术“和平方式”彻底解除“地球和人类的灾难”。
然而，不少右翼网友却把终结专制政权的“反封”希望寄托于美国的“制度输出”，真是天真的黄粱美梦！美国人是傻瓜吗？怎么可能为了中国人虚无缥缈的民主理想而毁弃亲手建立的最大“金矿”——“中美国”？
再者，现代以来，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所有爱国主义运动，无不是民众反对卖国政府的运动。然而，面对如此卖国政府，在一些左翼网友心目中，爱国主义却成了“救党保国”。笔者困惑莫名：早在近半个世纪前，当官僚化瘟病刚起于青萍之末，毛主席就试图通过“灵魂救赎的文化革命”来挽救这个党和国家。结果，“被救赎者”把“救赎者”彻底消灭、“打的粉碎”。官僚腐败“癌肿瘤”恶性发作肆虐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等仅凭尚未走出虚拟化网络的一点儿言论自由，就大言“救党保国”，是不是太不自量力了？如此千斤重担，我们的肩膀是不是太稚嫩了？结果只能是保“中美国”！
⑥.自1992年“总设计师”南巡开始，“邓式改革开放”就完全按照美国政府（什么“世界银行”、“美联储”等等只是其办事机构）的“最高指示”亦步亦趋。早在2007年，美国财长鲍尔森就警告：“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开放，美国绝不会置之不理！”其后，便有了重申“总设计师”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掀起了新一轮“继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热潮，向28个行业中剩下的那7个行业开了刀。
中国老百姓不是要反腐吗？好啊，咱就来个选择反腐！于是，伴随刘志华、康日新、刘志军、刘汉、周滨、郭有明等被“深挖”出来，中国的房地产、核工业、铁路、石油天然气、电力能源等等所有28个行业，已经或即将完成向“中美国”胜利转轨。“中美国”的经济基础正在胜利竣工！
此前，“选择反腐”只是“邓式中央”清除异己、维护权威的手段，陈希同、陈良宇则是“祭刀”立威的牺牲品。从此，它又担负起了健全完善“中美国”经济基础的重任。
⑦.上述六个阶段都是在为“中美国”夯实经济基础，以保证“中美共享”中国的社会财富。“继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正在向“政治改革”转移，以实现“中美共治”中国内政，首先是大官的罢免权！以建立政治与经济统一、内政与外交统一、名副其实的“中美国”。如此以来，就注定了薄熙来及其“重庆模式”彻底覆灭的命运。
毋庸置疑，不论是品质情怀、思想境界，还是个人魅力、政治魄力、行政能力，薄熙来都是继毛主席之后中国最卓越的政治家。也正因为如此，他必然难容于中国官场“奴才+庸才”的汪洋大海。尤其是，它既背叛了“总设计师”关于“中美国”的制度设计，又胆敢拒绝“与党中央（胡温）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岂有不身败名裂之理？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早在2010年“重庆模式”风生水起之时，笔者就曾预测：薄某“精气外露，恐难持久”。虽然预测对了，但原因判断却完全错了。他和“重庆模式”并非败裂于中国官场，而是败裂于美国政府！（“胡温中央”不过是为美国政府的决定盖上个冠冕堂皇的“橡皮图章”以掩人耳目而已）具体讲，是败裂于基辛格给国会的秘密报告：“在美国不能直接公开干预中国内政的选择上，中国最可怕的就是在新旧领导班子任其发展的重庆模式。重庆模式可怕的是使中国增强内部百姓对于中国执政当局的拥护，正如中国解放战争影响了世界一样，重庆模式会深得民心，使中国官方与百姓赢得最少几十年的友好和谐，团结的中国，这是美国战略利益不应该允许的！”
于是，便有了：王立军莫名其妙地“叛逃美国领事馆”，薄熙来被莫须有公审重判……
它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内政尤其是对“大官”的罢免，已经拥有了不可动摇的主宰权！虽然还不是“直接公开干预”，但是，对中国官场的震慑力无异于强地震，为“中美国”的政治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
⑧.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向“中美国”政治制度建设前进了一大步，其标志是：美国信赖的财政部“原部长”和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继续留任。这既不符合中国官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例，更不符合“从严治党”、“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誓言。
“原行长”何许人也？他身为中国金融行业的“掌门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践行者，却一贯沉默低调、埋头苦干。那打了水漂的3760亿美元“两房债券”和换成“白条儿”的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无不与他有关。而且，整个金融行业变成首屈一指的腐败行业，他也“功不可没”。然而，他不仅未成为“腐败大老虎”，反倒稳如泰山、继续连任。原因何在？答案只有两个字：“亲美”！真是为“总设计师”的制度设计作出了最精彩的示范——“只有投靠美国才最安全”。
它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关键岗位“大官”的任命，也已经拥有了不可动摇的主宰权！“中美共治”正在稳步前进，“中美国”的政治建设已经初见端倪。
⑨.经过上述八个阶段，“中美国”的“温暖阳光”普照了中国城市，还有广大的农村和农民也不能不“关照”啊。奥巴马早就公开宣布：奥巴马公开宣称：“如果10多亿中国人也过上与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为了避免“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大幅清除10多亿中国“垃圾人口”，“转基因”生物武器是最理想的“和平方式”；另一条是维持并加深绝大多数中国人口的贫困程度，断绝他们“也过上与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同样的生活”的“中国梦”。两条路都绕不开农村和农民。于是，“城镇化”浪潮奔涌而来。
对此，笔者只想提出如下两个推测。
其一，土地——这个最原始的财富，不能再继续由中国的政府和官员独占独享，必须划入“中美国”版图，由中美共治共享。其必然结果是：土地开发利用将日益“现代化”，18万亿亩耕地“红线”不复存在，粮食必须依赖进口，吃饭问题必须依靠美国限量供应，粮食成了最有威慑力的武器——“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世界”（基辛格）。不论进口还是自产，中国人的主粮和食品将迅速“转基因化”，为大幅削减10多亿“垃圾人口”布下天罗地网。
其二，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承包权被彻底剥夺，7亿多农民“被城镇化”变成“非农业人口”，“吃饭靠土地，挣钱靠打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全部成为“农民工”或“待业人员”，劳动力因过剩而继续大幅贬值！如此有三种“优越性”：一是保证“中美国”有享用不尽的“人口红利”；二是加深大多数劳动者既有的贫困，断绝他们“也过上与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同样生活”的梦想；三是让绝大多数人永远“为满足肚子的需要”而奔波，既无时间更无闲心追求什么公平正义以“满足头脑的需要”，彻底消除“中美国”的“维稳”压力。
“城镇化”完成之时，“中美国”的“温暖阳光”必将普照“原中国”的城市和乡村……
四．“反帝”与“反修”的矛盾——中国生与死的考验
文化大革命——“反修”之所以被彻底否定，毛主席自己也被“打的粉碎”，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翻越“反修”与“反帝”这座“矛盾大山”。对于“反修”，尽管他同样深思熟虑、明察秋毫、料事如神，但是，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群狼”环伺国门、磨牙利爪，致使他“反修”多有顾及和掣肘，对昔日的战友今天的政敌不能放手一搏、痛下杀手，只能敲山震虎“教育为主”，宁可自己被“打的粉碎”，也绝不放松“反帝”的社会责任，让帝国主义列强“不战而胜”的阴谋得逞。远不能像“反帝”那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用兵如神、干净利落，“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以至于，给邓小平翻案复辟留下了可乘之机，最终“人亡政息”，被复辟的新官僚阶级加倍反攻倒算。
邓小平及“邓中央”一方面彻底复辟官僚专制体制，一方面完全投入美帝国主义怀抱，结成了“战略伙伴”、“夫妻关系”，似乎“反帝”与“反修”的矛盾不存在了，可以躺在美国怀抱里安度蜜月了。然而，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会有丝毫改变，正是在“邓式韬光养晦”的自欺欺人中，美国从容不迫地超额完成了对中国社会的“和平演变”与“精确演变”，布下了“清除黄祸”的天罗地网。早已堕落成“人质”的那一百多万“裸官”，仅仅是冰山一角！
如果说“毛时代”，“反帝”与“反修”的矛盾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一座大山”，那么今天，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变成了“三座大山”——“中美国”贪腐卖国政府、美国灭绝“黄祸”的重重阴谋以及“反帝”与“反修”（包括反封、反贪、反卖国等等）的矛盾。这“三座大山”相互勾连缠绕，扭结成一根粗大的绞索，紧紧套在了中国脖子上。
左翼民众不是要“反帝”、要“救党保国”吗？那好啊，就让“中美国”当权派继续贪腐、持权抢劫、把赃款转移到海外吧。如此，我们就会抓住他们更多的“小辫子”，他们就会更乖乖地为“中美国”尽忠职守，我们“精确演变”的胜算几率就更大，清除10多亿“垃圾人口”的战略布局就会更精益求精、万无一失！右翼民众不是要“反封”、要终结“专制政权”吗？更求之不得了，那就干脆让我们狠狠折腾这个“邪恶轴心”吧，让他们更感到政权岌岌可危而不得安宁，从而更老老实实跟着我们的指挥棒转。……前后、左右、上下，任你中国人如何蹦跶，我们美国都是赢家，你孙猴子还想跳出我如来佛的手掌心？休想！白日做梦！
这才是中国人所面临的最严峻的生死考验！如果这种矛盾不能及时解决，如果不能尽快推倒这“三座大山”，就无法解脱这条致命的绞索。无论“中国梦”如何美丽动听，无论左、右翼民众如何义愤填膺、奋斗不息，都无力挽救亡国灭种的厄运。区别仅在于：是猝死还是慢死，是“安乐死”还是垂死挣扎后灯油耗尽而死。即使安德森“资本主义可能很快要崩溃”的预言成真，也改变不了“灭种”的命运，八千万印第安人的亡灵正在向我们招手……

第六节   继承发扬继续革命精神

多年来，面对“邓式执政党”的急剧堕落，面对“邓式改革开放”的倒行逆施，面对共和国一步步走向不归路，笔者陷入极度悲观失望乃至绝望。对一切有关“怎么办”的问题，更是困惑茫然、不知所终，甚至兴趣索然、心如冷灰。
但是，本书毕竟是一本关于“文革”的思考和探究，不能不涉及“怎么办”的问题。否则，就难免丢失她最可宝贵的遗产——经验教训。犹豫再三，还是敷衍几句，聊充完整吧。
一．文化大革命不能复制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史无前例”，主要是指其权力格局：毛主席掌控的国家法权（君权）绕过新官僚阶级垄断的政府官权，与平民阶级民权结成继续革命“神圣同盟”，共同遏制政府官权屡禁不止的官僚化趋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有的网友所憧憬并呼唤的“党群一体化”，其实就是这种权力格局。）
然而，一代伟人、千古明君毛主席弃我们而去，如今还有谁把老百姓的死活挂在心上？又怎么能幻想他们对民权不残酷镇压反而与之“党群一体化”呢？即使最受民众拥戴的“大清官”薄熙来，也不过是践行孟子的民本主张，真心关注民生，“为群众谋利益”，甚至不惜动用武警为农民工讨薪。与调动武警镇压罢工工人和维权农民的“维稳”，形成了强烈反差，激起了整个官场的轩然大波。但是，他同样也不可能真正需要民权和民主（主客观原因恕不赘述）。至于当前的“群众路线”，不过是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掐头去尾，只取“相信群众，联系群众”，舍弃“依靠群众同，放手发动群众”，更不要“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只要“到群众中去”，不要“从群众中来”。正如“肯定毛主席的伟大功绩”那样：肯定其“建国之功”，包容其“建设之过”，彻底否定其“文革之罪”。
正是基于上述现实，笔者认定：文化大革命不能复制！起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如此。
二．“大民主”和“四大”是“右派”的创造
不少网友肯定和憧憬“文革”，是因为“大民主”和“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其实，“大民主”和“四大”是1957年“开门整风，大鸣大放”时“右派”们的创造，“文革”时“造反派”只是继承发扬了“老前辈”的遗产。
1957年10月9日，毛主席指出：“1957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
对此，不论左翼还是右翼，凡是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朋友，都应当正视历史，理性深思。
三．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
虽然，文化大革命不能复制，但是，继续革命精神必将永存！因为，“革命是历史进步的火车头”，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不会因为X国X党的生死存亡而改变。
作为毛主席的继续革命实践探索，文化大革命伟大之处在于：进一步明确指出，继续革命的对象重点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党”，不论叫“共产党”，还是叫别的什么党，只要他是“执政党当权派”，就永远是继续革命的重点对象！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当权，是“国家柱石”，掌握着国家兴衰的关键，主宰着国家存亡的命脉！平民百姓无权无势，想“卖国”也卖不成，要“保国”更保不了。
可惜，像清朝末年“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的怪圈一样，当今中国也存在一种怪圈：“中美国”当权派把左翼尤其“毛派”当成最危险的敌人，左翼尤其“毛派”把右翼“自由派”当成最危险的敌人，右翼“自由派”把“中美国”当权派当成最危险的敌人。就这种怪圈而言，虽然右翼“自由派”把文化大革命骂得狗血喷头，其实，他们才是当之无愧的“文革余孽”——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的忠实继承者！
多年以来，笔者头脑中萦绕着一个巨大的问号：美国已经如愿将中国“改革”成了“中美国”，并飞速发展着，数以万亿美元计的中国财富正在滚滚流向美国。美国政府非但不满足，反倒变本加厉地折腾“中美国”当权派，它究竟还想要什么？
事实早已作出了答案：他们绝不仅仅是要颠覆“中共专制政权”并肢解中国，而是要胁迫“中美国”当权派充当灭亡中华民族的掘墓人，以清除10多亿“垃圾人口”，彻底解除“人类的悲剧和灾难”！什么“藏独”、“疆独”、“台独”、“港独”，什么“颜色革命”、“南海国际化”等等，都是折腾、都是胁迫，都是为上述战略目标打掩护！
而“中美国”当权派，虽然把毛主席涂污成了“暴君”、“罪人”，但是对他那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权就丧失一切”的名言却奉若神明。为了维护“奴隶总管”的地位安全，为了维护“外国人”老婆、孩子、亲属及国外存款的安全，他们“不得不选择妥协与合作”，在为国际资本榨干老百姓血汗、掏空国家资源的同时，乖乖地充当中华民族的掘墓人。于是，中国不仅成了美国倾倒转基因粮食的垃圾场，而且，成了全世界商业化种植转基因农作物最多的国家！
如此政府，究竟应当是“维护”还是“揭批”？凡是真心继承发扬文化大革命继续革命精神的朋友，都应当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始终把揭露批判的矛头对准中美国当权派——最大的汉奸卖国集团。而一切背离这个大方向的内讧内斗，不论其动机如何，结果都只能是为美国的战略布局打掩护！
四．“自下而上揭露我们的黑暗面”
毛主席另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之处在于：身为共和国“国君”，却发动人民群众“自下而上揭露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现实批判主义。它既是继续革命的思想前提，又是继续革命的重要内容，更是平民百姓尤其知识分子的主要历史使命。对“黑暗面”的揭露批判有三种现实意义：一是启发教育广大民众，呼唤和凝聚继续革命的动力；二是震动教育良知尚未彻底泯灭的当权派，以民众呼声督促其革故鼎新；三是在“批判旧世界”的同时“发现新世界”。
然而，遍观网络世界，不少网友不满足于“低级”的“揭露批判”，而争相向当权派出谋划策，其句式大都是：“应当或必须……，否则，就会……”，酷似“左拾遗”、“右拾遗”向朝廷进谏献策统治术。对此起彼伏的工人罢工和农民维权斗争，却少有斗争术的关注或指导。结果，朝廷斥之为“清谈误国”弃之若敝屣，工农民众则兴趣索然、敬而远之。
再者，如果对“黑暗面”的揭露批判不深不透而过早涉足政治，有百害无一利：其一，揭露批判的“扫帚”不到或不彻底，“黑暗面”的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更不会给平民百姓代表人物跻身政坛的机会。其二，若“揭露黑暗面”不深不透，即使改朝换代了，也难免换汤不换药——“走了个王八来了个鳖”，此类历史教训不胜枚举。其三，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的社会支撑，少数几个代表人物过早涉足政治，难免“为他人作嫁衣裳”，成为国内外“政治强人”的玩偶或工具，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的教训不应忘记。
凡是真心希望民族复兴的炎黄子孙，都应当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自下而上揭露我们的黑暗面”——中美国当权派！
五．克服派性，增强阶级性
拙作是围绕君权、官权、民权“三权关系”和民权解放这个命题展开的。但是，笔者不止一次追问自己：“民权解放了，中国就有好吗？”虽经苦思冥索，实在无法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复。因为，对“文革”中平民阶级“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记忆太深刻了！
同是平民百姓，却分成“保守”与“造反”两大派，打得你死我活。其根源，当然主要是当权派“文官”或“武官”的挑动和操纵，这且不说。即使“造反派”，一旦外部压力减轻了，内部又分化成“激进派”与“温和派”、“极左派”与“策略派”等等，依然是狗撕猫咬、内战不休，直至都成了“文革犯”后，仍然“痴心不改”、相互贬损诋毁。笔者常常想：若不是“文革”被彻底否定了，“造反派”极有可能最终分裂成一人一派方才罢休！如此“继续革命”，岂非闹剧加悲剧？
如今的网络世界仍在重复这种“文革”悲剧。同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依然相互攻讦、内乱不止。有的左翼网友，放着一百多万“裸官”真汉奸、大汉奸不揭批，却不加分析地将右翼“自由派”民众骂作“汉奸走狗”。有的右翼网友，放着“中美国”当权派不揭批，却不加分析地将左翼尤其“毛派”民众骂作“新保皇派”，将“红二代”骂作“封建余孽”……
凡是希望国家富强的仁人志士，都应当警惕国内外敌人对民众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阴谋，努力克服派性、增强阶级意识，避免平民阶级的内讧内斗。否则，如果民众总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而当权派则总是对内贪腐暴虐、对外卖国求荣，还有，每年都糟蹋相当于两亿人口粮的粮食，等等等等。此等种群，岂能不被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法则所淘汰？即使像毛主席那样创世纪的奇人奇迹再世，也无力回天……
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笔者除了对毛主席由衷景仰崇敬，对周总理同样景仰敬重，他对“毛式中共”乃至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功不可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样是国家兴亡的关键！
只可惜，不少网友至今依然团结意识薄弱，“唯我独尊，唯我独正”，在“内战内行”的同时，又八面树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令人扼腕叹息。
例如，有的左翼网友，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纯洁性”，全面“横扫一切资本主义”，不分官僚买办资本还是民营（或民族）资本，一概彻底否定、愤怒声讨，非要把同是“中美国”当权派持权抢劫的受害者——民营资本家——推入敌对阵营。笔者只想指出：莫说官僚阶级彻底复辟的“中美国”，即使毛主席亲手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民族（或民营）资产阶级也属于“人民”之列，是国旗上“四颗小星”之一！客观规律不以执着于马列教条的人们意愿而改变，“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被历史否定了，社会主义复兴与新道路的探索尚需时日。与其不加分析地痛斥资本主义，何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揭露批判“中美国”官僚买办的“黑暗面”？
再如，有的右翼网友，为了显示“与专制政权彻底决裂”，鄙薄、诅咒“红二代”为“封建余孽”，非要把他们推入“专制政权”的陪葬坑。其他人先不说，毛主席的子女们与普通百姓还有什么区别？如此对待他们，还奢谈什么公平正义？事实是：“邓式改革开放”同样导致了“原官二代”的大分化，除了少数的当权派子女“先富先贵”了起来，绝无大多数人都被抛出了“上流社会”而边缘化，沦落入无权、无势、无钱的平民阶级行列。即使“富贵者”，也有不少良知未泯之人。他们同样对“中美国”的黑暗现实不满，同样有改变现实“权力再分配”的要求，这就是“红二代”！他们原本是揭露“中美国”黑暗面的同道朋友，如果非要把他们排斥于民众大团结之外，只能是因树敌不当而资敌、助敌。另外，若非他们与左翼民众站在一起，致使“中美国”当权派有投鼠忌器之忧，恐怕左翼尤其“毛派”民众早已被剿灭干净了。若然，右翼民众也早已由“次危险的敌人”晋升为“最危险的敌人”了，处境比现在更艰难困厄。即使有美国政府曲意回护，也好不了多少。“六·四”绝大多数青年学生的悲惨下场不应忘记。
再次重录两段反面教材，或许不无警示作用。
《十条诫令》：“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
基辛格：“团结的中国，这是美国战略利益不应该允许的！”

本书列举了一些不同观点并提出异见，并非对网友们求全责备，而是笔者的自我反思。上述不同观点，笔者大都也曾有过，即使“反毛拥邓”，虽未形成如此观点和定见，但类似的意念却不止一次闪现过：或许毛主席真的犯了脱离国情的“极左错误”，或许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也不无道理……
衷心希望朋友们也能不断反思，在反思中不断完善自我，洗净心灵、擦亮眼睛，认清中华民族乃至整个黄色人种真正的危机所在——种族灭绝，作一次真正像样的最后斗争。即使最终难逃灭种劫难，也不愧曾经是“千古一帝”——毛主席的臣民，不枉文化大革命血雨腥风的洗礼……

文化大革命不能复制，继续革命精神永存！            

                          作  者
                                            2014.5.16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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